三群孤雁 发表于 2014-3-30 06:43

边界与族群认同——论淮夷及其与周人之关系

原文刊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1辑,2012年
一 关于“边界”的概念和层次
“边界”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指的是单元与单元之间的界限。这种单元可以是地理带、也可以是文化区,以及国家和个体。“边界”有层次之分,如同斯图尔特(Steward)将“文化”喻为多层蛋糕一样,最底层是生态环境,其上是技术经济,中间是社会结构,顶部是意识形态。边界亦然,其底层是地理环境的,如被称作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一线,因为分割了不同的生态经济区域而等同于地理的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边界并不是一条明确的分割线。无论古今,边界在空间上呈现带状要远远多于线状。”它通常是一个灰色地带”。地理生态环境的边界,会造成生业经济的边界,进而会影响到文化模式、族群、以及意识形态边界的形成。这后一类的边界是含有人为、主观因
素在内的,可称之为“认知的边界”。这种认知的边界,在很多称谓上都可以体会到。比如“蛮”、“夷”、“戎”、“狄”及“华夏”、“中国”等称谓;再如一类群体对另一类群体的认同:《国语》中的记载曾形容戎人“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在歧视和排斥的情绪中,边界被突显出来。
纵观中国历史,南北政权之间的对立是一再形成,而以对立双方战争的主要发生地带而论,大体总是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的南北推移。长久的南北对抗,令南方政权深知一个道理,即保江必先固淮,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那么,历史上淮河一线的边界特性是在何时、怎样突显的呢?在其两侧的势力、族群在当时又有着怎样的互动?有学者指出,边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由政治力量、地域和身份认同以及经济关系等多重因素所交织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本文即尝试对这一复杂多样的过程进行具体阐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二 淮河一线边界特性的突显
之所以强调边界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个层次,是想说明,在客观上,边界是无处不在的,也从不消失。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边界”为人们所认知到,并强调出来。我们关注的就是这种“认知边界”的出现。要了解当时人有没有意识到,或强调边界的存在,离不开当时人创造的历史文本,从这些文本记载中,我们可以感知到当时人的观念和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淮河一线的边界特性,是在西周时期突显的。
在西周早期著名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有“余其宅兹中国”等字,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作为词组出现。此“中国”很明显是一个空间地域的概念。它的出现,表明在当时周人的观念中,地域上有了中央和边缘或外围之分。实际上,这种地域间界线的意识,并不始于西周,在前此的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就已经可以感知到。商代甲骨文中有“方”的概念,王爱和认为,“方”是政治地域的概念,它最常被用来形容异族政体,代表了政治上和其它政体的疆域界线。而具体西周时期淮河一线边界的突显,存在哪些证据呢?
首先,西周时期的淮河下游,特别是苏北境内,已是西周势力范围的外沿,那里活动着一支以徐为首的族群。既如此,这支族群和周人之间势必存在一个边界地带。
其次,西周时期,主要在淮河以北,周王室分封或者承认了很多诸侯国。在传统文献中,这些诸侯国有宋、陈、蔡、胡,再往东,有鲁、薛、滕等。这些诸侯国所在的位置,根据西周晚期柞伯鼎铭的记载,是所谓“东国”、“南国”之地的一部分。“东国”、“南国”这一称谓,皆为周人在金文中的自称,该处边界之意可谓溢于言表。而西周王朝在淮河以北分封这些诸侯国,用意也很明显,旨在镇守边境。
最后,西周时期,周人与淮夷多次在淮河一线发生战争,而战争无疑是政治对立的极端化表现,尤能突显两类群体之间的边界。并且在记录淮夷与周人战争的金文中,如录卣铭曰:“淮夷敢伐内国”。“内国”二字形象地将周人与淮夷在地域上的区别流露了出来。



三 “他者”视野中的“夷”与“淮夷”的族群认同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西周时期,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属于“夷”或“淮夷”自行制作的文本,我们对于淮夷的了解,均来自于与其同时代的周人,或者后世的文献。淮夷因为没有自己的文本,而成为一个话语缺失者。因此,我们对于淮夷的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者”的视野。“夷”的字形与甲金文中的“人”与“尸”字颇为相似,故甲骨文中的伐“人方”常被等同于伐“夷方”,西周金文中“东尸”等同于“东夷”。人们普遍认为“夷”是东方民族,在对商代卜辞中“夷方”的地理进行研究后,“夷方位于东方,以山东省境为主”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意见。西周初年与东征有关的金文中,有“伐东夷”的记载。《礼记·王制》则说:“东方曰夷。”可见,“夷”是一个泛称,而且由于“夷”通常见于商人和周人制作的文本中,故而“夷”也是一个他称。再者,“夷”、“人”、“尸”字的外形像人蹲踞之形。因此,不排除文本的制造者对被称作“夷”的族群含有“轻视”的意味。如此,“夷”又是一个鄙称。
《后汉书·东夷传》中这样形容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这段史料实际反映的是后人对于夷之习性的一个大体的印象。在对夷具体的一支成员徐人的回忆中,《韩非子·五蠹》、《淮南子·人间训》、《史记》以及《后汉书·东夷传》中也都特别提及徐偃王的“行仁义”,因为“仁”,故至于败。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献反映了徐偃王之“仁”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一种“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
尽管在“集体记忆”中,夷的习性似乎被贴上了“柔顺”和“仁”的标签,但这类标签切不可固定化,而只能相对而言,因为无论是商,还是西周时期,东夷和淮夷都屡屡与中央王朝构兵,甚至一度对前者的统治造成威胁。当集体记忆将夷形容成“柔顺”时,实际上是潜在地将之架到了与其它族群习性比较的平台上。比如与文献中的“戎狄”相比,其习性之刻画与夷是很不相同的。《左传·闵公元年》中说:“戎狄豺狼。”《左传·襄公四年》:“戎狄无亲而贪,…戎,禽兽也。”《史记·匈奴列传》中形容戎之后人匈奴时说“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可见,对于居于中原之北、西北的戎人之描绘,与东方之夷显然是有差别的。李峰曾简约归纳了“戎”与“夷”的区别:他认为在西周时期,“戎”这个称谓意味着“尚武的外族”,而“夷”则类似于“可被征服的外族”,这种差别很可能是政治的多于文化或者种族的。
至于“淮夷”这一称谓,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淮夷”可以是单称,即是一支具体的族。《今本竹书纪年》中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周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以及《春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等等。在这几处语境中,不难看出,淮夷均是与其它具体的被列举者并列出现的,故这里的淮夷当是一支具体的族群。单称的淮夷,至晚在西周初年已经存在。顾颉刚先生借助《周书·费誓》、《诗经·鲁颂·閟宫》等经典文献中的记载,曾详尽且精僻地论证了周初淮夷及徐地望之所在,他认为淮夷偏北,在今诸城、日照一带,潍水流域是他们的根据地,徐国偏南,在今兰山、郯城一带。因为部分淮夷受到周人的压迫由山东南移到江苏、安徽去,“潍水”之名被带了过去,便有了现今的“淮河”。同时,“淮夷”一般又被认为是一个泛称,但出现的时间在单称淮夷之后。作为泛称的“淮夷”之名是在具体的淮夷一支和徐人南迁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
在西周早期的东征金文中,“淮夷”的字样是看不到的,周人征伐的对象是东夷。此时的淮夷是包容在东夷之中的。但是,在传统文献,比如《书序》、《周本纪》记载的东征事件中,淮夷却赫然在目。这一矛盾,与金文和传统文献的不同性质有着重要关系,而在这类问题面前,我们当然优先重视金文,固然金文亦存在所有史料皆难以避免的主观性,然而相较于传统文献,它毕竟属于“直接史料”。
西周初年,徐和淮夷因为抗周失败,向南逃遁。毕竟是新败,故西周早期的金文中,并未见到徐和淮夷的动静。进入西周中期,徐和淮夷再次反叛。录卣铭文:“淮尸(夷)敢伐内国”。 方鼎二铭文:“率虎臣御淮戎”。这两篇铭文均属穆王时期。从铭文可知,此时周人对淮夷的认同,已不再是将它们包容在东夷范畴之内,而是对之单独称呼,这至少说明此时的淮夷已经引起周人足够的重视和单独看待。同时,传统文献中也对这桩史事有记载。《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说:“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两者记载的显然是同一桩史事,但是金文和传统文献在称呼对象上却有差异,前者记“淮夷”,后者则具体说了“徐”、“九夷”。显然,这种差异与上述西周早期金文称“东夷”,传统文献中称“淮夷”的差异是一致的。西周早期,东夷是泛称,包容了淮夷,淮夷是东夷中势力较强的一支,故征东夷等于征淮夷;而穆王时期,“淮夷”则有了广义的一面,包含了徐等众多小国,徐又是“淮夷”之首,故传统文献直言“徐夷僭号”。此外,至西周晚期时,“淮夷”因为南迁,周人的金文中又呼之为“南淮夷”,同属泛称。
为什么在单支的“淮夷”和徐自山东南迁淮河下游之后,周人西周中期的金文中就将“淮夷”认同为一个联合群体了呢?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认同?
首先,我认为要从大的政治地缘背景进行考虑。西周王朝建立后,政局尚不稳,实施分封制是周人的政治举措之一。如前文所言,在淮河中下游的豫东、皖北、鲁南一带,周王室分封了若干诸侯国,这些封国担负着防御边境的责任。一直到西周晚期,这里仍然被当作“南国”、“东国”的一部分。周人在淮河中下游安置封国,说明他们有所准备,预料到了有可能发生的威胁,而这个威胁最可能来自淮河下游的苏北和淮河以南地区。这就为周人将这些区域的族群大体视为竞争对手预设了客观背景。
其次是原居山东的徐和淮夷南迁到了苏北一带。徐和淮夷在西周早期的东方叛乱中,为中坚势力。因此可以想象,在周人眼里,徐和淮夷的南迁无异于一股“逆流”汇入淮河下游。这直接导致以后周人对淮河中下游以南区域的拓展经营将更为棘手。正因为如此,周人将淮河中下游,特别是苏皖地区划为敏感地带,生活在其间的人群,拜徐和淮夷所赐,也被周人视为敏感人群。
以上这些均属于周人认同“淮夷”的客观情境,在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促进了淮夷的族群认同。这些因素包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这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共同的文化渊源,包括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包括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就先秦时期的族群来讲,由于史料稀缺,我们不可能全面了解他们的族群认同,而只能是有选择性的观察。根据史料的记载,淮夷的族群认同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他们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祖源,列举如下:
如淮夷之首的徐国,一般认为是嬴姓。《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说文》:“嬴,帝少皥之姓也。”段玉裁注:“按秦、徐、江、黄、郯、莒皆嬴姓也。西周、春秋时期也有不少嬴姓者所铸铜器。徐属伯益之后,而伯益为皋陶之子。
淮夷亦为嬴姓,《路史·国名纪二》云:“淮夷,嬴姓。”
英、六、蓼皆偃姓,传为皋陶之后,《左传·文公五年》中,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群舒、桐,偃姓,亦皋陶之后,桐被当作淮夷之一,有周厉王时器翏生盨铭文可证:“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虽然以上诸国可分嬴、偃两姓,但是它们的祖源是一致的,即皆与皋陶有关,再往上推,则可追溯到少昊。
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在西周同期史料中是见不到的,而是来自于晚期的文献,对于这些记载,我们认为不能完全视之为史实,因为“当个人或一群人透过族谱、历史或传说,来叙述与他或他们的起源有关的‘过去’时,经常其中所反映的并非完全是历史事实。”但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之,不排除这些信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特别关注这些史料中的结构性因素。
一是它们所反映的血缘关系;二则是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指这些小国大多可以追溯到皋陶;地缘关系是他们均源自山东。假如我们将“皋陶”和“山东”分别放置到古史人物和文化区域体系中去加以比较,我们发现,它们都有着“失落”的一面。皋陶与禹属同时代人,前者是东夷的首领,后者则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如史料所载,禹荐皋陶为他的继承人,可惜皋陶先于禹而亡故。后禹又荐伯益为继承人,又未遂愿。在古史中,有一种说法是,禹的儿子启杀死了益,夺了本应由益继承的位子。由此及彼,皋陶之死殊为可疑,或许亦为权力斗争的落败者。当然,这仅仅是猜测,此类古史问题在事实的层面上是殊难弄清的。要之,皋陶在这件史事中,扮演了一个“失落”的角色。而在文化区域体系中的山东呢?与禹大约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这一时期以山东为母区的岳石文化在整体水平上已日渐衰退,而西面的二里头文化却日益崛起,进入商周时期,山东地区的文化更是逐渐丧失了独立稳定发展的地位,来自西部势力的干扰日甚。可见,两者在各自的体系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而作为两者“弱势”的后果之一,无论是从古史,还是从区域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我们均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移民。在《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皋陶卒,禹封其后于英、六。“封”很可能只是“美其名曰”,实质是,皋陶是东方之人,在权力斗争落败后,其后人被迫迁徙至英、六;而从考古学文化因素上观察,岳石文化时期,以山东为母区的岳石文化曾向江苏、安徽传播,其间亦伴有移民。到西周初年,山东的徐和淮夷在抗周斗争中落败,被迫向淮域迁移。由此可知,淮河中下游一带在历史上是多次吸收、接纳来自山东地区的移民。我以为正是在这样一种移民情境中,淮河中下游一带族群逐渐发现、创造和凝聚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认同,西周时期的“淮夷”正是这种族群认同的最终结果。
以上我一方面强调了族群的共同特征,即姓氏和祖源对于他们的族群认同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我部分回答了这一族群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即移民情境为他们寻找、发现、甚至创造祖源,最终凝聚族群认同提供了温床。诚然,移民情境、“客观的”族群特征为“淮夷”族群认同之形成提供了条件,但我们仍须进一步讨论这一族群认同、以及周人与淮夷之间的族群边界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过程中形成的。
有学者曾经指出,人类为了利用或保护环境资源,往往以“结群”的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便造成了一种“边界”。这种观点与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中所谓的“工具论”是相一致的,工具论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虑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


下面,我将借助这一论点来观察西周时期周人与淮夷的关系互动,同时也是希望利用这一特定区域的资料来检视或完善这一论点。


(未完接下文)

三群孤雁 发表于 2014-4-8 21:59

三 西周时期苏皖淮北与江淮的生态环境、生业经济及资源

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于中国大范围内的持续降温,以及相当于夏代发生的洪水侵袭,苏皖淮北、江淮一带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农业生产和渔猎经济变得困难,聚落数量大规模缩减。相关数据表明,淮河北部新石器晚期的68个遗址延续到夏商周时期仅有22个,江淮之间新石器晚期的53个遗址有32个延续到了夏商周时期,新石器晚期聚落在夏初分别消失67%和38%,该时期新增的聚落,江淮之间的河谷平原、岗地缓丘和沿江地区有79个,淮河干流以北地区仅有13个。淮北因为海拔偏低,河道宽而浅,居民受水灾的影响更大,农业生产和渔猎都相应变得困难,而同时期的江淮和江南,丘陵地貌使那里受灾较轻,灾后这些地区因热量条件较好使古聚落迅速发展起来。淮北和江淮的环境差距,可能促使了部分居民南迁发展。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时期,均有人群南迁的迹象。在西周时期,这样的现象仍在延续,从“淮夷”到“南淮夷”的称谓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次迁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周人对淮夷的逼迫;二是在西周时期,江淮间的环境仍然较淮北为好,从西周遗址数量来看,安徽淮北地区发现甚少,江淮则显得相对集中。
来自滁州何郢、霍邱堰台的植硅体分析表明,西周时期安徽江淮间气候温暖湿润,甚至比现在还要暖和些。江淮一带的农民栽培水稻,可能还有小麦的种植,同时辅以渔猎,家畜饲养。何郢动物遗骸研究显示,江淮间动物资源相当丰富,可分为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两类,家养动物包括猪、狗、黄牛和马;野生动物主要是梅花鹿、麋鹿、小型鹿科动物、虎和兔。在家养动物中,猪的数量最多,在商末周初占全部哺乳动物的43.86%,但是到西周中期和晚期增加到61%左右。何郢遗址中高比率猪个体的发现,以及用猪和狗进行祭祀的现象,说明西周时期何郢一带村落中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农业经济发展,在满足正常生活所需的前提下,尚能拨出一定的畜产资源来从事祭祀等精神层面的追求。

总体而言,西周时期安徽江淮间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应当保持着较为良好的状态,当地的社会组织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而这些,无疑会对外域的人群产生吸引力。从周人与淮夷的关系史来看,周王朝之所以屡征淮夷,其目的,除了觊觎这片区域的经济资源外,更重要的是要越过江淮这道跳板,向更远的地方扩张和掠夺。不单对周人如此,即便是在“淮夷”内部,西周早期尚局促在淮北的徐和狭义淮夷,也因为受了周人的逼迫,逐渐南移,遂有西周中晚期的“南淮夷”。正是在周人与徐、淮夷,以及早先生活在江淮间的土著们围绕着地盘、资源的接触互动中,有关淮夷的族群认同,以及淮夷与周人的族群边界才逐渐形成。
据传统文献、考古资料,及金文提供的信息,淮夷向西周王朝有多项资源的进贡。据《禹贡》记载,淮夷需要向西周王朝进贡“五色土”、“羽畎夏翟”、“孤桐”、“浮磬”、“蠙珠及鱼”、“玄纤缟”。兮甲盘铭中有云:“淮夷旧我帛 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可知淮夷要向周人进贡织帛、积粟、人口。

除了以上贡品之外,西周时期周人与淮夷争夺、竞争最厉害的一种资源,应当是金,即铜。在《禹贡》记载中,金产于荆扬二州,相当于今天的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份,这一带是中国铜矿储量最丰富的地区。有学者研究认为,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国家便已经有了获取长江流域铜矿资源的最初冲动,进入早商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明显透见了来自早商核心地区的强烈政治野心,早商文化迅速把势力扩充到湖北、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其目的主要应该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氧化铜矿的觊觎,其中盘龙城遗址可能就是把中国南方与中原早商核心地区连接起来的交通枢纽。与长江中游地区相比,长江下游南岸安徽铜陵一带,同样富含铜矿,但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够说明早商时期商人的铜矿开采活动是否已经到达铜陵地区。而进入西周早期,则有明确证据表明,皖南铜陵一带已使用硫化铜矿炼铜技术。

周人延续了商人对于铜料的渴求和获取策略,为此,他们屡屡征伐淮夷。原因很简单,周人立足中原和关中,而铜矿则在长江南岸,两者之间横亘着淮北的部分地区和江淮丘陵,这两个地理小区位于南北过渡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还是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征服江淮都是一项基本的策略。在西周时期,这片区域为淮夷所占据,对周人的南下掠铜构成了阻碍,并且也是潜在的铜源竞争者。因此击败淮夷,打通所谓“金道锡行”之路,是西周王朝向东南扩张的关键所在。



四 周人与淮夷的战争
周人与淮夷的战争是围绕着领土安全、资源的竞争而进行的。在战争过程中,“边界”被突显出来。

周与淮夷的战争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初东征平叛,如前所述,此时的淮夷还属于东夷范畴;第二阶段是西周中期,即穆王时期;第三阶段是西周晚期,厉宣时期。
穆王时期,以徐为首的淮夷对周发动了强势攻击,他们突破边界,深入核心区域,威胁东都洛邑。有多篇金文涉及这场战事,如录卣、录簋、 鼎、 尊、 方鼎二,等等。这些铭文不光反映了淮夷对周的进攻,而且还提供了边界地带的具体信息。录卣铭记王下令 率师驻扎古师,抵御淮夷。陈秉新认为古在固陵,即今河南太康县南。其后, 鼎铭显示,师雍父(即 )省道至于胡,道在今河南汝南县;而胡,则在今安徽阜阳,胡是成周通往淮水流域的必经之地。从古至道,再至胡,地点逐渐南移,周人的防御站已经伸入皖北。师雍父能到胡国去视察,说明周与胡是有往来的,而且在师雍父前往之前,其已先行派遣部属之一 出使胡国,胡侯还赐给 金。有关周与胡国的关系,不得不提及西周初年周原甲骨文中记载的一件史事,即伐胡。说明西周初年周人高层就有意识地攻伐淮域的这些小国,打通其南向扩张之路。除了胡国以外,周人还征伐了录国,成王时器大保簋铭文有“王伐录子圣”的记载,录为古国,与录卣、录簋、录伯 簋之“录”相同。穆王时器录伯 簋铭文中记录伯 祖考有劳于周邦,王赏录伯 一事。郭沫若云:“盖录子圣被成王征服后即臣服于周,有所翼赞也。”金文之“录”国即典籍之“六”,在今安徽六安。有关六与周之关系,留待下文再详论。由以上论述可知,周人在淮域边界地带设有防御性据点,防范淮夷的攻击。尽管如此,淮夷还是突破了边界地带,因为 簋铭文显示,周师追击淮夷到了棫林,棫林在今叶县东,已在周人设置的防御地带西北。淮夷的这次入侵虽以失败告终,然而淮夷能够做出跨越边界深入的行动,实力不容小觑。
针对这次攻击,周穆王展开了报复性行动。班簋铭文记载毛伯奉王命伐东国 戎,三年静东国。 ,读为滑或猾,乱也。史载有穆王伐徐戎事,此猾戎当即徐与淮夷之叛周者。徐夷战败后,据《左传·昭公四年》的记载,穆王曾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怀远县境内淮水南岸)。穆王在涂山会盟,应该是双方战后的一次谈判。谈判的具体内容,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徐和淮夷终究是势力稍弱的一方,他们再次发生了迁移。顾颉刚认为徐人南迁江、汉流域。在同期的金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迁徙,周人的文本中开始认同“南淮夷”,换言之,至少有部分人群迁到了淮河南面。
进入厉、宣时期,周与淮夷关系交恶更甚,战争不断。虢仲盨盖铭:“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后汉书·东夷列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今本竹书纪年》:“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长公伐之,不克。”可见,厉王时期淮夷的叛乱较穆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多次突破边界进入中心地区。相应的,周人也一再进入南淮夷的领地。
翏生盨铭载,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孚戎器,孚金。角在今宿迁县西南,津在宝应津湖,属江淮东部。桐,古国,在安徽桐城西北。由此铭可知,厉王时期,江淮东部及皖中一带很可能已属南淮夷势力范围,周人对江南铜矿的获取无疑变得更为困难。大概就在翏生盨铭记载的厉王征南淮夷之后,西周王朝遭遇了一次凌厉的报复性攻击。厉王时器禹鼎记载:“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此处的“历内”一词,再次清晰表明了周人与淮夷在地理格局和族群认同上的严格区分,即周人居内,淮夷在外。
相较周厉王时期周人在与淮夷关系中的被动,有“中兴”之称的周宣王对淮夷又展开了大规模的挞伐。《诗经·常武》记载,宣王派遣南仲与皇父大规模征讨徐方。联系《今本竹书纪年》,这场战争发生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并且应该是以胜利告终,重整了秩序。
到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据驹父盨盖铭文显示,南仲命驹父和高父向南淮夷征取服贡。铭中有言“小大邦亡敢不 具逆王命。就是说淮夷小大邦没有一个敢不献其服贡的。”周人居高临下的气势可谓溢于言表。在回程的途中,在蔡歇脚。蔡是比较靠近淮夷的诸侯国,在周人针对淮夷的事务中,蔡多有配合。驹父盨盖铭乃一例。厉宣时器柞伯鼎铭文亦载,虢仲曾令柞伯率蔡侯左至于昏邑,在淮水流域,蔡侯属于配合做战。
对周人而言,淮夷是相伴始终的宿敌,影响深远。我认为,周与淮夷的战争在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形而下的物质资源层面,双方的战争是因竞争金、丝织品、人口、土地等资源而起。在意识形态上,周与淮夷的战争实际是淮夷代表对华夏的抵抗。“华夏”这一观念尽管普遍认为在东周时期才兴起,然而一种观念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必有一酝酿过程,我相信西周时期正是华夏观念的酝酿时期,它是在与东南之淮夷、西北之猃狁这样的异族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而在社会组织形态上,周与淮夷的战争是西周意欲将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诸侯分封制度带到淮北、江淮地区而引发的冲突。周人在西周早期就有过这样的努力,西周早期征胡、录(六)、巢的行为,以及穆王时器班簋铭文显示的执掌巢的事务都是说明。当地本有的族群,以及后来迁入的徐和淮夷,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因此他们不得不以族群联合体的形式来反抗大邦周。在经济形态上,周与淮夷的战争还代表农业文明内部粟作经济人群和稻作经济人群的一个抗争,堪称是日后中国凡国家分裂之际,反复出现的南北对立的第一次突显。最后,在自然地理上,淮北、江淮隶属南北过渡地带,也即生态交会带,这样的地带,空间移动能力强,可被代替的概率大,竞争的程度高,以及抗干扰的能力弱,对于改变界面状态的外力,只具相对低的阻抗。显然,这些特征正是淮北、江淮(尤其是淮北)地区根深蒂固的属性,正因这类属性的存在,几千年来,这一带才频繁地发生着黄河夺淮这样的自然灾难,以及数以百计的兵祸。



五 “族群认同”的两个面相:以录(六)国为例
在族源方面,六与徐、淮夷是一致的。正因此,传统上认同六为淮夷的一员。然而,族群认同并非完全在共同的历史渊源或相似的文化特质这些客观要素上成正比等量地发生。理由很简单,族群认同是个可选择的、可被利用的社会生存工具。在现实中,权力、利益、奖罚、规训等众多因素均会影响到族群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以六国而言,它虽地处江淮,身在淮夷的领地之中,但西周同期的金文证据表明,六国是周室安抚、拉拢的对象,六国对周的关系也非如徐、淮夷那般激烈。由此推论,周人主观上应没有将六认同为淮夷,六国自己,也应如此。
六国曾是商的与国,关系密切。至西周早期,大保簋铭记载,西周曾攻伐六国。周人之所以如此,显然是要接手商人对六的宗主权。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地处皖西、大别山北麓,东邻肥西,北接寿县,西倚金寨,南靠霍山。清顾祖禹形容它是“庐州之喉舌,淮西之要地”。六在穆王时期周人与淮夷的战争中,曾参与周人对淮夷的防御。录卣铭文显示,伯雍父驻守古师之时,录亦在场,并受到了伯雍父的赏赐,录表达了他的感激。
六对周人的帮助除了战时的协防外,它可能还是周在江淮的代理者。宣王时器仲驹父簋,铭曰:“录旁中(仲)驹父作仲姜簋。”录旁即录方,也即六国。仲驹父,陈秉新疑即驹父盨铭之“驹父”。而驹父盨铭中的“驹父”,前文已述,是宣王十八年奉南仲之命前往南淮夷地区索赋之人,由此可知,录国成员有在周室为官者。通过探讨六国与周室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有关淮夷的族群认同,在江淮地区,六国应该不是周人笼络的唯一对象,但它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三群孤雁 发表于 2014-4-8 22:00

六 结语

在周人与淮夷以战争这样一种最为激烈的互动方式进行接触中,双方的族群边界得以突显,族群的认同逐渐形成,周与淮夷的战争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对周而言,是日后将蕴酿出华夏的一个中心向边缘扩张的过程;而对淮夷而言,是被隔绝、排斥于中心之外的人群集结为一个政治集体,以与中心分享、竞争当地资源,或者尝试突破中心资源边界的一个过程。

既然作为族群联合体的“淮夷”是在族群互动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它必然是一定历史阶段下的产物,而不宜在历史中对其溯源,因为那往往是将后起的概念反安到了早期族群的身上,同时也是忽视了那些早期族群的自我认同或者与他们同一时代的异族认同。以“淮夷”而言,我们认为这个泛称的概念是西周中期才出现的,并且在西周灭亡之后,也不复存在,事实上,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比如《左传》,作为族群联合体的“淮夷”几乎不被提及,而是径直称各个小国的名称,如徐、六、群舒等等。
周人与淮夷之间的边界,同样是在一定时间段中比较明显,随着族群交往的逐步深入,横亘在族群之间的边界也会逐步消隐,比如,到东周时期,西周政治体制中的蔡国和宋国,曾先后迁入曾经被周人视为“淮夷”的领域中去,说明夷与华夏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双方正在融合之中。

Hanhe 发表于 2014-4-10 08:21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4-4-10 08:23 编辑

我老家(鄂东)一直读“六”为“录”,原来与周朝相符啊!
安徽凌家滩是古巢国,属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它的玉器与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玉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上文说“六”(或录)国是商的与国,那与之邻近的凌家滩呢?它们就是后来的土著淮夷、楚国人吧?现在为什么没人去测这些人的基因?

Hanhe 发表于 2014-4-12 08:24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4-4-12 08:26 编辑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怎么没人参与讨论或扩展资料?古巢国的族裔后来去向如何?

kl_david_sun 发表于 2014-4-12 15:05

本帖最后由 kl_david_sun 于 2014-4-12 15:18 编辑

今天的淮人有多少淮夷成分很难讲,但可以肯定的是,淮地地处南北要冲,经过几千年的动荡、冲刷,战乱或饥馑时期的移民,此地的人群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还不是最要的,因为一个地方即便逐渐换血,只要不是一次性抽掉文化基因,也还会保有它的地域人文。然而作为南北长相胶着对峙的前沿,北人南下的通道(偶尔也是南人北上的落脚点),后世的江北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历史上长期处于一种流民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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