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26 10:27

5千年前,东北起源的小米扩散到台湾和福建两地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430587/



Broomcorn and foxtail millet were cultivated in Taiwan about 5000 years ago   Published online 2017 Jan 2.
Abstract       Background
Archaeobotanical remains of millet were found at the Nan-kuan-li East site in Tainan Science Park, southern Taiwan(台南科学园南關里東遺址). This site, dated around 5000–4300 BP, is characterized by remains of the Tapenkeng culture,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 found so far in Taiwan. A large number of millet-like carbonized and charred seeds with varied sizes and shape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by the flotation method. Since no millet grain was ever found archaeologically in Taiwan previously, this discover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is in an attempt to further analyze these plant remains for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gri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ancient inhabitants of the Nan-kuan-li East site.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26 10:30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06/c_1121913136.htm


两岸考古学家:“史前海上之路”可能存在         2017-11-06 15:42:55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福州11月6日电(记者 林超 闫珺岩)“5000多年前的古人就很可能在黄海及东南沿海海域,沿着‘史前海上之路’进行较频繁的海上活动。”在2日至6日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召开的中国东南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

关于“史前海上之路”的推断源自于福建南山遗址最新发现的大量炭化稻谷和小米。赵志军说,在新石器时期,既种植水稻也种植旱地作物小米是公认的山东半岛地区特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看,没有发现自山东半岛地区向福建沿海地区陆地传播的证据,剩下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海路。”

赵志军说,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近期其他东南沿海遗址的考古成果,使得曾经只是假说的“史前海上之路”成为了可能:约四五千年前,我国就有先民就在沿着东南海路进行交流,并将北方文化传入海峡两岸地区,这比此前学术界认为的古人海上交流时间提早了近千年。

“史前海上之路”学说也能够解答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台湾史前小米来源之谜”。作为台湾新石器时期的代表遗址,台湾大坌坑遗址曾出土大量小米,但这些小米是从哪里来的一直缺少合理解释。

台湾考古学家臧振华说:“若说大坌坑的小米也来自于山东半岛,但同时期台湾和山东的陶器特征相差较多;若说来自福建,但此前福建地区一直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小米遗存。而南山遗址考古发现说明,大坌坑的小米很可能源自于海峡对岸的福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洪晓纯说,南山遗址新发现为我们还原了这样一幅历史景象:约5000年前,南山文化的农业发达到一定程度后向沿海扩张,进而通过海路把同时种植水稻和小米的生产模式带到台湾,影响了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海上活动的范围和时间可能都超过了学术界此前的认识。臧振华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和海南同时期史前遗址也高度相似,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从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一带的海上活动频繁。“这表明了台湾新石器中期文化和东南沿海同时期文化应来自同一文化传统。”

台湾学者近年来对靠近大陆的马祖列岛上的两具史前人骨骸进行了DNA研究。结果表明,这两名史前人类与现代台湾原住民以及东南亚若干岛屿族群有着共同的遗传血缘。台湾考古学家陈仲玉说,由此可以推断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可能是近1万年以来“原南岛语族”的祖居地之一,“学术界将重新考量史前人类海洋迁徙史和南岛语族的起源等问题”。

赵志军说,“史前海上之路”为探索台湾海峡之间的早期文化交流,以及与南岛语族文化圈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古人是如何航海的?是否有可能通过把独木舟绑在一起利用海潮?古人的海洋航行能力超过我们的想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26 10:40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1-27 20:14 编辑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17110657194.html

福建明溪发掘5000年前水稻、粟黍,当地申建考古遗址公园
南都即时   原创   2017-11-07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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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遗址全景。图片来源:新华社

近日,考古学家宣布了福建明溪南山遗址距今4300年至5300年前的科考发掘成果,主要包括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人体遗骸,以及38个不同种类5.7万余粒碳化植物,比如水稻、粟、黍、大麦、大豆、绿豆、梅子、猕猴桃、葡萄等等。其中,炭化稻谷就有3万多颗。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对南都记者称,5.7万余粒物品中,水稻、粟、黍的数量占到95%以上,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探求这里为何会出现大量产自北方地区的粟、黍,即小米和糜子。在他看来,这是经“史前海上之路”传来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雪莲对南都记者说,南山遗址考古发掘价值在于,这里的新发现遗迹年代学序列比较清晰,对福建考古学编年具有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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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来自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和学者在南山遗址4号洞查看发掘工作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社)

六次科考发现新石器至商周文化遗存

福建省明溪县南山遗址发现于1986年,明溪县南山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陈冬永告诉南都记者,南山遗址自发现以来进行了6次科考,这次发掘是从2017年9月中旬开始,将在11月20日附近结束,主要目的是对此前科考成果进行印证。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周振宇是南山遗址科考队长,他对南都记者详细介绍,1986年发现南山遗址后,1988年、2005年、2006年进行了三次考古试掘和山顶钻探,不过科考面积都比较小,文化面貌掌握的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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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遗址平面布置图。图片来源:明溪县南山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

周振宇说,2012年至201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山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包括山顶发掘区、山脚洞穴遗址,主要是3号洞和4号洞,其中在4号洞发现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截至目前,山顶发掘区发现了2个蓄水池、3座墓葬、数十个灰坑,以及一批柱洞等重要遗迹。3号洞发现了火塘、人类活动面等遗迹。4号洞共发现4座新石器时代墓葬,1座商周时期墓葬,同时还发现数个史前人类活动面、火塘等遗迹。遗址中发现有石镞、陶纺轮、陶网坠、石斧、石锛,以及大量陶片。其中,4号洞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发现的大量磨光黑陶陶片独具特色。“新发现的极具特色的陶器,是此前闽西北地区没有发现的。”周振宇对南都记者说。

对于史前人骨材料,周振宇向南都记者表示,“南方酸性土壤,骨骼很难保存下来,5个墓葬都有人骨,在南方地区比较难得。目前除了闽侯昙石山遗址之外,福建地区是出土史前人骨材料最丰富的遗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雪莲对南都记者说,他们检测了4号洞的木炭和人骨的年代,通过人体同位素的分析,科学判断这一区域的农业特征。“这里遗迹特别丰富,福建省的奇和洞遗址年代是距今1万多年到7000年的旧石器时代,再下来,时间比较早的就是南山遗址,距今大约4300至5300年。南山遗址考古发掘的价值在于,遗迹年代学序列比较清晰,对福建考古学编年具有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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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考古工作者在展示南山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遗存。图片来源:新华社

有助于探求粟黍如何传入福建、台湾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向南都记者介绍,南山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碳化植物,目前大约为5.7万余粒,属于38个不同种类。其中农作物的数量占绝对优势,种类包括水稻、粟、黍、大麦、大豆和绿豆等,还有梅子、猕猴桃、葡萄等可能被栽培的鲜果类植物。“可以说,南山遗址上生活的先民食谱是十分丰富的。”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大宛的葡萄品种。赵志军告诉南都记者,事实上中国也有自己的本土葡萄,最早发现于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文化遗址,而距今5000年前的南山遗址,也有葡萄、猕猴桃等物种。

赵志军对南都记者称,南山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的特殊性在于小米和水稻一起出现。“最大意义和价值是,为何会出现大量产自北方地区的粟、黍,即小米和糜子。”

赵志军说,有些专家认为粟黍是经陆路传过来的,但是陆路必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想找陆路怎么传进来的,必须得找到连接福建和江西、浙江的通道,还要找到通道周围一系列考古发现,串起来才能证明是陆路过来的。我们寻找陆路的证据时,必须这条线上有一个完整的考古发现来支撑。”

赵志军告诉南都记者,台湾地区最近新发现的几处遗址,和南山遗址一样,也出现了水稻、粟黍。

在赵志军看来,粟黍是经“史前海上之路”自北方传来的,经水路把粟黍传到了福建、台湾。“海峡两岸是一家,这说明在5000年前就是一家了。”

周振宇对南都记者说,南山遗址发掘时间距今4300多年到5300多年,填补了这一时期闽西北地区考古学空白,可以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据了解,明溪县目前已经着手申建“南山遗址考古遗址公园”。

采写:南都记者 吴铭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26 10:56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51030/3409839.shtml

                      穿越8000年 探究小米起源之谜

    发布时间:2015-10-30 01:30:52来源:科技日报作者:佚名责任编辑:罗伯特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兴隆沟聚落遗址,1500多粒炭化植物种子——这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不论是年代还是种属鉴定都确定无误,这让我们有机会在解开小米起源之谜的道路上往前跨越一大步。

“小米起源于中国”,这一观点如同“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一样,似乎是个尽人皆知的结论。但如果没有充足的论据来证明,也就只能算是个猜想吧!更何况小米起源于何时、何地?如何被人驯化种植的?还有许多谜团需要解开。

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科技研究所所长马丁·琼斯一直致力于世界农耕文明的研究,小米起源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2003年,当他通过媒体得知,中国的一项考古发现可能会改写世界小米起源的历史时,他带领团队来到了中国。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刚刚结束。

  1500粒炭化粟穿越8000年

在兴隆沟聚落遗址发现之前,关于中国小米的起源问题,学者认为可能的三大区域为西辽河流域、太行山东麓、黄河中游。而敖汉正好处于西辽河流域。据《明史》记载,敖汉曾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

兴隆沟聚落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距今近8000年,总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2001年至2003年,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进行了再次发掘,揭露房址约37座,居室墓葬26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及文物标本,而最重要的发现当属1500多粒炭化植物种子。

在对编号F31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的土样浮选后,发现了大约1500多粒炭化粟。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将这些炭化粟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炭化粟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兴隆沟的小米比陕西鱼化寨要早几百年,而且,与其他遗址的小米相比,兴隆沟小米形态更为进步。

之后,这一结论也经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进一步验证,经碳14鉴定后认为这些谷物距今7700至8000年,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由此可以说明,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应该是独立起源的小米,西辽河流域应该是小米的起源地之一。” 赵志军说。

  植物考古揭示小米演化历程

作为我国重要的植物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在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炭化粟,让他有机会在解开小米起源之谜的道路上往前跨越了一大步。

通过实验室的分类和植物种属鉴定,赵志军发现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和粟,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不论是年代还是种属鉴定都确定无误。而这些炭化粟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原始特性,揭示这些谷物很可能是当地栽培而成的。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刘歆益认为,根据糜子在驯化过程中失去自动脱粒功能这一驯化特征,对自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600年的一系列标本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发现小米从野生向人工种植的驯化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并非短期内发生的突变;从小米籽粒脱离层的性状可以确定,小米尚未脱离野生祖本,至今依然处于驯化进程当中。

赵志军认为,栽培作物的出现是环境、植物和人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西辽河上游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地貌环境的多样性和脆弱性,在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集中了山地、河谷、草原、荒漠、黄土丘陵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

这些特点不仅为小米野生祖本的广泛分布和进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单株种子多产的进化趋向,同时也对人类行为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下,人类的行为和植物的特性同时发生变化,在环境的继续影响下和改变后的人类行为的作用下,小米的野生祖本逐步地进化成为栽培作物。

  旱作农业起源于敖汉

借助兴隆沟人、动物和植物的稳定同位素数值的分析,考古专家发现小米在稍晚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食。由此推断,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来源仍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但原始的农业经济已经开始萌芽,炭化粟的发现也证实了距今近8000年前,古人已经学会种植小米来食用了。兴隆沟遗址因此被学术界定为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旱作农业起源地。2012年8月,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敖汉兴隆沟遗址关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缓慢且不断变化的过程。”赵志军认为,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考古显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农业发展每两千年实现一次飞跃。

他介绍说,如果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于距今约1万年前,那么距今8000年前后,兴隆洼文化第一次出现显著变化;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第二次发生变化;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家店文化,是第三次飞跃;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王朝时期,为第四次较大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汉代至今,又两千年过去了,农业生产开始显现出新的发展动态,大量杂交农作物、转基因农作物的出现,表明农业发展正面临第五次飞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长期在敖汉考古一线工作,时任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他说:“长期以来,考古界对南方稻作文明有深入研究,而对北方旱作农业鲜少关注。事实上,旱作农业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有必要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刘国祥认为,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确立敖汉旗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史前文化发展脉络,认定史前文化在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取得了不菲成绩,但从考古材料看,仍存很多缺憾。因此,敖汉兴隆沟遗址对探讨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发展意义非凡,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Manaus 发表于 2018-1-26 16:22

红山和良渚都有玉文化

W7167N 发表于 2018-1-27 09:25

红山和良渚都有玉文化
Manaus 发表于 2018-1-26 16:22 http://www.ranhaer.com/images/common/back.gif红山和良渚中间还有个安徽凌家滩。但是,随着2015年黑龙江小南山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玉璧、玉佩、玉环等各种玉器,年代最早距今9200年,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玉器,并且质地很好,有的玉器看起来堪称精美——说实话,这真让人吃惊!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27 12:31

小米(粟,foxtail millet)。
黄米(黍, broomcorn millet)。

C3类植物包括水稻,大麦,小麦,大豆。
C4类植物包括玉米、甘蔗、小米,高粱。

制造干重1g的物质,C4类植物只要230–250 mL水,而C3类植物所要消耗的是这个量的两到三倍。
C4类植物最高效能温度在 30 °C 到 45 °C之间,而C3类则在15–25 °C。

所以,小米和黄米适应生长的地域广阔,为史前人类发展提供物质保证。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27 12:36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01/12/nw.D110000gmrb_20160112_1-05.htm

探索·考古工作者考察西辽河流域兴隆沟遗址,发现这里的先人在7600年前开始吃小米,这也佐证了——
粟黍“故乡”在中国

作者: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光明日报》( 2016年01月12日 05版)

http://epaper.gmw.cn/gmrb/images/2016-01/12/05/res02_attpic_brie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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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 赵志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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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黍粒 赵志军提供

关于小米的起源,历来都有一东一西两种起源地之说。“时至今日,经过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证明,我们终于可以说,小米起源于中国北方。”日前,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说,“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栽培的黍已从中国北方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传播最终到达欧洲;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粟已经传播到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西辽河流域发现7600年前小米

考古学意义上的小米,包括粟和黍,即谷子和糜子(去皮后称黄米)。“相对稻作农业的起源研究,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研究比较薄弱。一是因为粟和黍属于小杂粮,在粮食生产与消费中所占比例极小;二是因为缺乏考古出土的早期小米遗存。”赵志军说,“21世纪以来,由于‘浮选法’的普遍使用,我国出土了大量的早期小米遗存,为探讨小米起源提供了实物依据。”

由于炭化物质比一般土壤颗粒轻,密度略小于水,因此考古专家将灰坑、房址等部位采集的土样放入水中,使炭化的植物颗粒浮出水面。通过这种“浮选法”,考古专家在地处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兴隆沟遗址,浮选出了1400多粒炭化植物种子。

兴隆沟遗址是目前我国全面发掘并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8000年前原始村落,被考古界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出土了目前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玉玦,是红山文化的直接源头,是西辽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平行发展,人类起源多元一体的见证。

赵志军将该遗址出土的四份炭化小米样品分别送至中国的北京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日本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进行加速器质谱(AMS)测年,“结果几乎完全一致,四个数据的平均值是6800±35 14C BP,校正年代为距今7670—7610年。”

“这是目前欧亚大陆上所发现的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小米遗存,比欧洲地区发现的种植谷子早2700年。”赵志军说,“这表明,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代,小米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食用的谷物。”

            史前时期小米已传播到欧洲和印度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琼斯多年致力于世界农耕文明研究。2003年,兴隆沟遗址发掘刚刚结束,他便带领团队来到中国。如今,10余年过去了,马丁·琼斯教授与赵志军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合作的“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课题,曾荣获上海世界考古论坛考古研究成果奖。

“通过实验室培育、同位素研究、考古资料对比的三位一体研究方法,已经获得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当地的小米都来自中国北部,欧洲的原始品种均是在兴隆沟出土的炭化小米,并在其所属年代的2000年之后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在内蒙古敖汉召开的世界小米大会上,马丁·琼斯说。

在此之前,关于小米的起源,一直都有同时起源于东方和西方的说法,甚至,在欧亚大陆地图上,专家标注出的欧洲早期小米出土遗址点还多于亚洲,这些发现长期支撑了小米的西方起源说。

“经过最新技术检测,考古界最终确认欧洲遗址点出土的早期小米年份多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赵志军告诉记者,最权威的检测结果显示:黍和粟这两种小米都起源于中国北部,后向外传播。

“欧亚草原是世界上最宽广的一个草原地带,也是最早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这条通道在史前就非常活跃。”赵志军告诉记者,“我国的小米主要是从草原通道,经过畜牧民族世世代代的接力传播,最终到达欧洲。同时,也由我国北方向南传播,最迟在距今4000年时到了泰国和印度。”

       小米虽小但应对极端气候或更有优势

“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已先后有20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过浮选工作,采集并浮选了上万份土样,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从而为探讨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赵志军对记者说,考古出土小米的形态特征变化规律揭示,小米的驯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赵志军介绍,常见的黍属植物的种子一般为长扁形、腹部扁平、背部微隆,长度在1毫米左右。现代黍的谷粒为圆球状,直径在2毫米左右。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呈长圆形,粒长和宽的平均值分别是1.6毫米和1.2毫米。由此不难看出,兴隆沟遗址出土黍粒的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明显有别于野生的黍属植物种子,与现代黍的谷粒也不同。“根据现代样品的对比和分析,我们推测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在这个时期正处于从野生向栽培的驯化过程中。”赵志军说。

综合多年研究成果,赵志军向记者描绘了小米的“成长路线图”:距今1万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山前谷地中,尚处在半定居状态的采集狩猎小群体开始耕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这预示着农业的出现;距今8000年前后,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旱作农业开始普遍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但当时的生业形态在总体上仍然是以采集狩猎为主;进入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北方旱作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已经取代了采集狩猎而成为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的经济主体;距今4000年前后,西来的小麦取代小米,逐步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

“栽培作物的出现是环境、植物和人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红山文化区域之所以会出现最早的小米,首先和这一区域的环境密不可分。”赵志军说,“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地貌环境多样,有山地、河谷、草原、荒漠以及黄土丘陵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并且此地区还处在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向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带上,因此当地的农业区以旱地为主。另外,由于受科尔沁沙地的影响,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且多变,这样的环境只有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植物才能生长。”

“粟和黍虽然属于小杂粮,在粮食中所占比例较小,但因其耐旱、耐贫瘠,生长期短,对土壤的肥力要求很低,在未来应对极端气候时或许更有优势。”赵志军说。

(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MNOPS 发表于 2018-1-27 13:05

我收回我之前的看法。菲律宾Aeta人当中有少量的通古斯黄白色成分,我觉得不能排除史前有一支北方人群沿海南下影响了东南沿海和台湾南岛语人群的可能性。http://www.ranhaer.com/attachments/forumid_28/1801271222c0da1850dcf22e1e.jpg.thumb.jpg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1-30 22:4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9076642_eluosiyuandongbinhaibianjiangqudezaoqisuheshu_Review_of_Early_millets_in_the_Primorye_Province_of_the_Russian_Far_East

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早期粟和黍 (Review of) Early millets in the Primorye Province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Abstract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碳十四测年技术和水选法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得到尤其广泛的应用,远东地区的植物利用(包括栽培和驯化)历史因此被不断地改写。现有研究表明,滨海边疆区可能是远东地区农业活动最早的发生地,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在该地区可以可靠地追溯到距今4800—4600年。本文简要回顾了滨海边疆区早期(5000—2500 BP)粟黍的主要发现,并介绍了学术界就远东地区农业发生这一议题的代表性思考。

Since the late 1990s, radiocarbon dating and water flota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prehistoric sites excavated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those in the Primorye Province in particular). The history of plant utilization (including cultivation as well as domestica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has therefore been progressively updated, based on new radiocarbon dates and archaeobotanical data. Current radiocarbon dates and archaeobotanical data suggest that the Primorye Province be very likely the place where millet agriculture first occurred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which can be reliably dated back to 4800—4600 BP. The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sites with findings of early millets (dated between 5000 and 2500 BP) and reviews the thoughts and hypotheses on the beginning of millet agricultur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Discover the world's research

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早期粟和黍

李涛,男,理学博士,哲学博士,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研究方向为史前东北亚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
基金项目:欧盟“地平线 2020”项目(European Union’s Horizon 20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me, Millet and Beans, Language and Genes: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the Transeurasian Family,项目编号: No 646612;项目负责人: Martine Robbeets 博士)。
Accepted by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农业考古) on August 11, 2017.

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碳十四测年技术和水选法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得到尤其广泛的应用,远东地区的植物利用(包括栽培和驯化)历史因此被不断地改写。现有研究表明,滨海边疆区可能是远东地区农业活动最早的发生地,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在该地区可以可靠地追溯到距今 4800—4600 年。本文简要回顾了滨海边疆区早期(5000—2500 BP)粟黍的主要发现,并介绍了学术界就远东地区农业发生这一议题的代表性思考。

关键词: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粟;黍;中国东北
中图分类号: K883/8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俄罗斯境内迄今最古老的驯化粟黍①发现于远东最南部的滨海边疆区,能够很可靠地追溯到距今 4800—4600 年。根据现有的认识,可知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在远东地区的出现时间(显著)滞后于临近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如何理解早期农业出现在东北亚地区的时间差,与许多重要的考古学和人类学问题或假设密切相关,例如文化或技术的传播、人群的迁徙与互动、语言转移和变化、基因替换、环境适应、生计方式与社会进程等。对某一地区或文化的内部进程及其推动力进行探索和调查,是解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思路,可以解释农业活动为什么会(率先)出现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但同时也须承认,跨区域和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农业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流向和发展。国内对远东地区早期农业的发现和研究报道较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比较研究的开展。本文旨在介绍远东滨海边疆地区与早期粟黍有关的遗址和发现,希望通过简要综述俄罗斯(及西方)学者对该地区早期农业的思考,为国内学界就旱地农业在东北亚地区的出现和传播提供材料和思路。

                   一、远东南部的滨海边疆区

在现代自然地理学中,俄罗斯远东(Russian Far East 或Far Eastern Russia)指俄罗斯东部介于贝加尔湖与西太平洋之间的疆域,是东北亚太平洋沿岸的一部分。滨海边疆区(Primorsky Krai 或Primorye Province,也称 Maritime Territory)位于远东地区的最南端(地理位置见图 1②),西边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接壤,南边与北朝鲜的罗先(Rason)直辖市接壤。今天的滨海边疆区境内广泛分布着山区森林,并在兴凯湖(Lake Khanka)周边分布有大片的低地和森林草原,自然植被以 C3③型光合作用植物最为常见,C4 型光合作用植物除青狗尾草(green foxtail,Setaria viridis)外,其它种类较少见(P56)。气候方面,根据Novakovsky(1922)(P183-184)(P113-115)的研究,滨海边疆区在温度、湿度、风力、雾日等方面比远东其它几个辖区更加温和(甚至可以说是远东最为温和的地区),植被更加茂盛,牧期更长,因此,其绝大部分区域具备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潜力。以滨海边疆区西南部的乌苏里斯克市(Ussuriysk,也称“双城子”)为例,20 世纪初,该地区的农业种植就已经非常广泛、密集和多样化,仅农作物就有小麦、黑麦、燕麦、大麦、荞麦以及(由大量中国和韩国移民种植的)粟、大豆、玉米甚至水稻。总之,就气候、自然植被等客观条件而言,滨海边疆区是远东地区最适合发展农业的两个地区之一(另一个为今天的阿莫尔州,Amur Oblast)。事实亦是如此。根据可查可考的数据(P192-194),历史上(19 世纪以来)的滨海边疆区始终拥有远东地区相当高的人口密度,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居高不下的农业人口数量或比例。古环境和古气候方面的数据同样支持上述结论,尽管已有数据仅来自少数地点且分辨率较低(并且尚不能追溯到 7500BP 之前),但足够证实,滨海边疆区(相对)温暖潮湿并且适宜定居或发展农业的气候与植被在大西洋期(the Atlantic period,ca. 8000—5000 BP)就已经形成(P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滨海边疆区相继涌现出众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新石器文化,例如孔东(Kondon)文化、博伊斯曼(Boisman)文化和扎伊桑诺夫卡(Zaisanovka)文化,并出现了远东地区最早的农业活动(P101-117)。 极其复杂的人群组成(包括诸多东亚少数族群以及突厥、爱斯基摩—阿留申、楚科奇、通古斯等语系)和频繁的人口流动是滨海边疆区区别于远东其它几个辖区的另一重要特征(P189-191)。近代史上,该地区与临近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在经济、文化、技术、信仰等方面发生过尤其频繁和密切的联系与交流。站在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角度,上述地区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P7)。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15000—10000 BP)甚至更早,滨海边疆区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之间就已经发生过针对黑曜石制品的交换活动,空间跨度常常以数百公里计。进入新石器时代④(尤其是 10700BP 之后(P4)),跨区域的联系和交流更加持续和活跃,并频繁见证于陶器(P7)或驯化作物(P81)(P3)。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滨海边疆区拥有远东地区目前最古老、最密集和最丰富的一批粟黍遗存(P1-3)。简单言之,众多的线索指出,滨海边疆区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联系由来已久,考虑到它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毫无疑问,滨海边疆区是研究东北亚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传播的重要区域。

                二、滨海边疆区出土粟黍的早期遗址

滨海边疆区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南部丰富的早期驯化粟黍的发现。截止到2013 年,整个远东地区发现过驯化粟或黍并因此可能存在早期农业的遗址仅 10个左右⑤(此处只计算明确鉴定出粟或黍的遗址,不含出土疑似粟黍或驯化作物孢粉的遗址)。除 1个遗址位于滨海边疆区的东部外,其余 9个均位于滨海边疆区的南部(遗址位置见图 1)(P2)。位于南部的 Krounovka 1 遗址属于扎伊桑诺夫卡文化,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了 27 个黍粒(含 5粒疑似)以及 1个疑似粟粒(P187),对黍粒进行的碳十四测年表明,其年代为 4670—4640cal BP,这是目前远东地区最可靠同时也是年代最早的黍(P3)。Kuzmin 因此提出,俄罗斯远东驯化粟黍的历史不少于 4800—4600 年(P6)。本文中,“早期”遗址的年代上限大致落在距今 5000 年前后(P3)(P815-816),属于滨海边疆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表 1中,年代最晚的粟出土于 Lidovka 1 遗址,测年结果 2540±40 BP,属于远东地区青铜时代末期/铁器时代早期。因此,2500 BP 暂且作为本文“早期”遗址的时间下限。远东地区最早的农业活动以粟黍种植为主,这一特点跟中国东北或朝鲜半岛的情况相似(P482-483)。但根据已有的测年数据,基本可以肯定,远东地区早期农业的开始时间(明显)晚于与之毗邻的中国东北(以兴隆沟遗址为例,ca. 7650 cal BP(P284))和朝鲜半岛北部(ca. 5500 cal BP(P307))。

在植物考古学中,能够确切鉴定为有驯化特征的粟或黍,通常被看做是出现农业活动的直接证据。除上述提到的 Krounovka1 遗址外,还有 8个遗址发现了驯化粟或黍的谷粒,其中年代最晚的 Lidovka1 遗址属于利多夫卡(Lidovskaya)文化,其它 7个遗址均属于扎伊桑诺夫卡文化(P3-5)(P192-195)。这8个遗址的年代落在 4800—2500BP 这一时间段内,按早晚依次是:Bogolubovka 1 遗址(发现 1颗黍粒);Sheklyaevo 7 遗址(发现 1颗黍粒);Kirovsky(发现粟粒);Gvozdevo 4(发现 1颗黍粒);Zaisanovka 1 遗址(发现少量粟粒);Novoselishche4(发现黍粒);Rettikhovka-Geologicheskaya遗址(发现大量以粟和黍为主的植物遗存。仅其中一个房址的发掘单元中,就出土了 1615 颗完整的粟粒和 370 颗完整的黍粒)(P194)。最近,俄罗斯的考古学家在 Risovoe 4 遗址(同样位于滨海边疆区,见表 1)发现了丰富的粟黍谷粒以及它们的植硅体和淀粉粒。该遗址的测年数据尚不可得,但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推断粟黍的年代可以可靠地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5000—3000 BP(P80),笔者注)(P107)。

以上提到的粟黍要么出土自居住遗址,要么出土于层位关系清楚、年代确切的地层,是研究滨海边疆区早期旱作农业的可靠材料。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指出该地区的其它早期遗址可能同样存在过旱作农业生产(P5-6)(P815) (P483) 。例如, 在 Zaisanovka2 遗址( 地 层 年 代 5000—4500BP ) 和Valentin-peresheek 遗址(地层年代 4320±90 BP),发现了谷物型孢粉;在 Boisman 2遗址(地层年代 3710 BP)发现了大量疑似驯化作物的孢粉。另外,间接证据还来自于考古出土的可能作为农业生产工具使用的石制品或陶器上的植物印记。例如 Kruhanov(1989)根据对石器工具的研究提出,远东的阿莫尔河盆地(AmurRiverBasin)和滨海边疆区的农业出现在公元前第三至第二千纪(P681-682)。在 Zaisanovka7 遗址,水选结果未发现驯化作物,但一件陶器的底部存在明显(属于黍)的植物印记(P210),并且该遗址还频频发现手扶犁(handheld plows)、锄头、石刀等农业工具(P194)(P210)。上述间接的证据(在当时的研究环境下)虽然不能明确指出农业生产的作物种类,但根据遗址或器物的年代(5000—4000BP)以及对远东地 区 早 期 农 作 物种类的现有认识(P6)(P813),基本可以肯定,假如当时当地确实存在过农业生产,则农作物应当为粟或黍。以上提及的遗址年代和出土(疑似)驯化作物的情况见表 1。

                  三、学术界对远东地区农业发生的思考

通过以上的介绍,明确了三点内容:(1)远东地区的早期农业以粟黍的种植为主,且相关遗址集中分布在远东地区的南部,即滨海边疆区;(2)滨海边疆区目前最早和最可靠的农业活动发生在 4800—4600BP,并可能上溯至 5000 BP;(3)远东地区最早的粟黍在时间上晚于与它毗邻的中国东北(目前普遍认可的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也滞后于朝鲜半岛(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朝鲜半岛并非粟作农业的起源地,而是农业传播的二次中心)。在以上信息的基础上,俄罗斯(及西方)学术界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有很大的可能性不是自主和独立地发生在远东地区,而是从其它地区传入和传播的结果。中国东北被认为是远东地区旱地农业技术最早的来源地。 学术界对远东地区农业起源的关注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这一课题的早期探索主要依赖于间接的证据,如孢粉分析和石制品分析,因此结果(例
如最早发生农业的时间和地点)有较大的误差和不确定性。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碳十四测年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远东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和测年数据,以YaroslavV.Kuzmin 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确立了包括滨海边疆区在内的远东诸多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的年代序列,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持续不断地精细化该年代框架(P81)(P39-56)。2002 年,根据从远东地区 59 个重要遗址获取到的 190 个测年数据(P227-254),Kuzmin 提出若干重要观点,包括:远东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发生在 13000—10000BP;远东地区最早的陶器制作和使用时间为 13000 BP;6000 BP 前后,该地区的人群开始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获取;4000 BP 前后(后修正到至少 4800—4600 BP(P3)),出现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根据后续孢粉分析、植物大遗存、动物考古以及食谱分析方面的进展,可知就食物种类和获取途径而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一段漫长的时期中,滨海边疆区(以及远东所有其它疆域)的人群始终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P479-484)(P571-580)。农业直到 5000 BP 前后才率先出现在滨海边疆区(P230)。在远东大陆的其它地区,最早的植物栽培和驯化晚至3000BP 才出现;在远东地区的岛屿(如萨哈林岛),农业的引入时间甚至晚到1600—1800AD(P682)。因此,学术界最先达成的共识是,滨海边疆区有极大的可能就是远东地区史前农业最初的发生地⑥。

至于滨海边疆区农业的发生问题(即什么时候、由谁最早在哪里开始的农业生产),学术界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学者Okladnikov 和Brodiansky 根据远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谷物脱粒工具(grain grater),提出扎伊桑诺夫卡文化的创造者就是该地区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后来(八十年代),Brodiansky 甚至将该地区农业的发生时间提前到公元前第五千纪(P482)。Okladnikov 和Brodiansky 首次提出了“植物驯化的远东中心论(Far Eastern nidus)”,认为远东地区是一个独立的植物栽培和驯化的中心,并且特别指出了粟黍和豆类作物。需要说明的是,Okladnikov 和Brodiansky 所指的“远东中心”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包括远东南部的滨海边疆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满洲地区),而且他们认为远东地区的作物栽培与大东亚的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国北方的仰韶文化)有着某种密切联系(P6)。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Okladnikov 和Brodiansky 的认识大致正确,但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他们的论断主要基于间接证据,例如锄头、石磨盘等(疑似)农业工具,缺少直接证据(如驯化植物的种子)。此外,他们注意到中国东北是远东地区旱作农业技术潜在的来源地,并提出远东地区与中国北方的联系,但鉴于当时兴隆洼、兴隆沟以及其它中国北方重要遗址尚未发现,他们将这种联系的唯一源头放到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作出这样的判断有当时材料和认识的局限性等因素在里面,后续中国境内(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粟黍发现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武
断性。

八十年代中后期,Kuzmin 等学者通过碳十四测年以及当时在滨海边疆区和东北亚的考古新发现(主要是年代较早的粟黍遗存和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早期遗址),提出远东地区的植物栽培和驯化在时间上可以上溯到 4200—3700BP,并指出植物栽培和驯化的源头在临近的中国北方或中国东北(P6)。这一看法受启发于兴隆洼遗址和相关粟黍遗存的发现和发掘。到九十年代后期,Kuzmin 更加明确地提出,以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第四到第三个千纪)的后期从中国东北传播到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的滨海边疆区(P6-7)。Kuzmin 的观点以植物考古和绝对测年两方面的研究为基础,并且不断地在考古新发现和新测年数据中检验和修正,因此,其关于远东地区早期农业发生地和发生时间的论点得到最为广泛的认可。虽然 Kuzmin 始终没能提出旱作农业从中国传播到远东地区的具体路线⑦,但他关于“远东地区农业起源于中国东北”的看法仍然被不少俄罗斯和西方学者接受。不过,尽管 Kuzmin 的观点有其合理性(有年代学和植物考古学两方面的支持),但严格来讲,目前假设的成分比较多,直接证据仍嫌不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1990s—2000s),学者 Vostretsov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农业之所以最早出现在远东滨海边疆区,是当时生活在该地区南部海岸以海洋资源为生的人群(即扎伊桑诺夫卡文化的创造者)与(已掌握农业知识的)外来人群交流的结果。他认为,从全新世中期到晚期,滨海边疆区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四个转折点(turning points,实为“转折的时间段”,笔者注),这些转折与阶段性的气候转冷和海平面降低相关。Vostretsov 的看法是,最早的农业出现在距今 5400—5200 年(亦即第一个转折段),因为气候变动和随之的景观变化(landscape change)严重影响了以渔猎为主导的生计基础,导致人群对新的生计方式(如农业)产生需求(P6-7)(P98-101)。Vostretsov 试图将人群迁徙和气候—生态变化结合起来解释文化现象,因此,他的观点在本质上依然属于“远东地区农业外来”学说。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Vostretsov 明确地指出,其假设中的“掌握农业技术”的人群应当来自临近的满洲地区(中国东北)(P216)。

最近十几年,关于远东地区旱地农业起源的讨论(P225)(P98-101)(247-261)持续采用 Kuzmin 等学者的观点,即认为该地区以粟黍为主的史前农业开始于距今 5000 年左右,受到外来因素(如气候和迁徙人群)影响而最早发生在滨海边疆区的南部,与滨海边疆区邻近的地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可能是远东早期农业的源头。没有或很少系统讨论到的问题是:如果远东地区的农业是由外传入的,是什么人将农业技术带入到远东地区,以及远东土著人群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将农业纳入到生计方式中?为探讨上述问题,新的研究动向开始关注远东地区(尤其滨海边疆区)史前社会的内在发展过程和动力。例如,Popov等人指出,现有的植物考古学研究通常太过于关注生计方式或技术的基本转变,这些固然重要,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活动同样需要重视,不仅如此,还要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动态变化(248,250-252) 。Sergusheva 和Vostretsov 也从气候变化和环境适应的视角,提出滨海边疆区早期农业的出现以及发展过程(P205-219)。毫无疑问,上述类型的研究最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滨海边疆区生活的人群(暂时性或长期地)放弃习惯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例如渔猎和采集),转而将农业纳入到生计方式中。此外,多学科交叉研究因为其综合性、创新性和前沿性,很有希望成为深入理解远东地区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另一个潜在但异常重要的推动力量。例如,Robbeets 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 )的证据,提出跨欧亚大陆语系(Transeurasian languages)应该包括日语、韩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即认为这五种语族从语言学上发端于一个共同的语言:原始跨欧亚大陆语系(proto-Transeurasian languages)。为了解释跨欧亚大陆语系的不同语族在东北亚(尤其是向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扩散,她主张从旱地农业传播的背景去思考,并希望结合考古学和古 DNA 的证据,寻找人群和语系在东北亚的不同时间点和不同地区间(包括中国北方和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扩散证据和动力(P24-26,37-39)。此类研究有望为论证人群迁徙、语言和农业传播提供切实的信息和数据,让远东地区农业的来源问题不再局限于假设。

               四、总结与展望

俄罗斯远东地区早期农业及相关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迷雾重重,其出现时间、地点及分布、作物种类等信息一直模糊不清(或说法不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得益于碳十四测年技术和植物遗存的考古发现,才使这一状况得到极大改观。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就远东地区早期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学术界已经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例如,明确了远东地区是以粟和黍为主⑧的旱作农业,且最早的农业活动出现在距今 5000 年前后的远东南部(滨海边疆区),比远东其它地区提前至少一千多年。关于远东地区旱作农业的来源,目前学术界也比较一致地认为,该农业技术是从滨海边疆区的临近地区传入到远东地区的,且中国东北是非常可能的农业技术来源地(P6)(P895-897)。

现阶段下,仍有不少的问题亟待解决或厘清。例如,如果旱作农业是从中国东北地区传入到远东的滨海边疆区,那么这一过程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经由哪些人群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完成?从已有数据看,距今 5000 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这一时间上限在未来不作大的调整(考虑到 5000BP 是过去近三十年研究工作的积累成果,有可能这一时间点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不排除中国东北地区的史前定居农耕社会(例如红山文化,距今 6500—5000 年)与远东南部地区人群接触、交流并因此传播农业技术的可能。至于这种交流的动因和本质,则需要从考古学文化本身的特性(例如当时的人口规模、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水平、环境和气候因素等)以及从动态的和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答案。当然,上述假设还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农业究竟是文化交流还是人群扩散的结果。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依靠测年数据和理论假设是不够的,而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学科的背景去理解。如前所述,除考古学外,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古 DNA 研究都有探索的潜力,也都能够从各自学科的特点出发,提供量化的数据,并对已有的假设进行验证。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以上思路是否能够顺利实施,与远东地区现有研究资料是否充分和可得密切相关。至少从目前看,要推动远东地区的史前农业研究走向深入,需要克服以下几点挑战:首先,大多数俄罗斯考古资料仅以俄文发表,最原始的发掘报告和数据因此难以被普遍获取和使用。其次,以英文发表的俄方考古资料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植物的鉴别结果和遗址的测年结果上,往往忽略或忽视对遗址的考古学分析,因此,对遗址的考古学信息(例如聚落分布、遗址功能、居址结构、居住规模等)缺乏必要和充分的说明,粟黍在不同遗址中的作用和可能的地位因此难以评价。最后,虽然学术界普遍将远东地区早期农业的来源地归于中国东北或中国北方,但事实上,中俄之间在史前农业方面的比较考古学研究鲜少开展,中国学者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农业了解有限或不全面,这一点从相关文献的引用情况可知;另一方面,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北方和中国东北近十年来的动植物考古进展所知也不多。没有比较研究,远东地区旱作农业的起源地问题就一直停留在假设层面,很难得到系统的考古学验证。在未来的考古学研究中,关注滨海边疆区植物考古资料的同时,尤其需要注意一些可量化的数据(例如粟黍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等),观察是否跟东北或中国北方某些地区的数据更加相似,有可能会为探讨旱作农业向远东地区传播的路线开拓新思路。

致谢感谢 YaroslavV.Kuzmin 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索伯列夫地质与矿物学研究所)和 Elena A. Sergusheva 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帮助检查和确认文中提及遗址和出土粟黍的情况。感谢 Sergusheva 博士提供最新的植物考古学资料。吴传仁先生(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匹兹堡)阅读了论文初稿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历史语言学家 Alexander Savelyev 博士(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德国耶拿)为笔者翻译了Sergusheva 博士(2016)的部分段落,刘彦君女士(耶拿大学,德国耶拿)帮助整理了 Kuzmin教授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图1 远东滨海边疆区出土粟黍的早期遗址,表一 滨海边疆出土粟黍的早期遗址,注释,参考文献。略。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2-4 09:14

http://k.sina.com.cn/article_5541011958_14a4521f602000412f.html

赵志军:五千年前,中华文明选择了“五谷丰登”
2017-11-20 13: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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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科学》杂志在线报道了英国科学家一篇“水稻在亚洲、非洲和如今的南美洲分别被驯化了三次” 的国际学术论文,其中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志军的话,“不论是在亚洲、非洲,还是南美洲,只要当地存在野生稻,其籽粒可食用的特点就有可能被古人所发现,并加以采集和利用,由此导致栽培稻的驯化……”

国际上有一个名为“Elsevier”的机构每年都会颁布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有38个学科的数千名学者因为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被称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赵志军是社会科学领域年年上榜的名字。他与世界各国科学家合作的研究项目持续关注水稻起源、小米驯化、小麦大麦的传播等,论文中的许多原创观点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考古界的人,习惯称自己是“良渚人”、“二里头人”、“殷墟人”、“周原人”……而赵志军们,一直被称为“植物人”,因为他们是专门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植物考古学家(与他相对应的自然就是研究出土动物遗存的动物考古学家,简称“动物人”)。

因为“植物人”的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农业起源研究的重要力量。而在面向公众时,文献记载中的“五谷丰登”也不再是你一笑而过的四字成语,而是用完整证据支撑的、决定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密码。

他的理想对象是兵器,最后却完美邂逅了植物遗存

今年5月,赵志军重回美国密苏里大学。

他曾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他去看了自己的“故居”,去看了自己当年为了提取植硅体对比样品而经常去讨要植物标本残片的密苏里植物园,当然主要是去拜访他的导师皮尔索教授。

在成为 “植物人”之前,赵志军最想研究的是古代兵器。1982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文物出版社做编辑,在当时中国文博系统管理部门最集中的沙滩红楼上班。编了三年别人的考古报告,他坐不住了,开始向往田野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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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一天,赵志军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块很小的消息,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准备筹办一个中国古近代战争陈列,从小就对古代兵器有兴趣的他马上骑自行车赶到了军博,毛遂自荐到军博参与这个陈列。军博正需要考古方面的人,一拍即合,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先入伍。就这样,1985年的秋天,赵志军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穿上了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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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他又坐不住了,在陈列中对中国古代兵器有了一定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后,他想赶上当时的出国热到国外深造,研究研究世界的古代兵器,于是在1989年申请自费留学。“也就是随便试一试,很有点撞大运的意思,谁知一撞又成了。”

就这样赵志军到了美国,开始在密苏里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古代兵器。机缘巧合,后来成为赵志军导师的皮尔索教授刚刚申请了一个有关植硅体研究的课题,需要一个研究助手。“在美国读书,学费是很昂贵的,但如果一旦成为某个教授的研究助手,就可以自动免除学费,而且每月还能从教授那里拿到一些生活费。皮尔索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植物考古学家,做了她的助手,就必须选修与植物考古学相关的课,我的研究生论文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古代兵器转为植物考古学。”

植物考古如同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库

如果从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出现算起,植物考古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比如在埃及古墓出土的古王国时期的遗存中就有脱水的鲜果、谷物的籽粒和其它一些植物的种子,在瑞士的湖边干栏式遗址也出土过被水浸泡的各种植物遗存,但这些发现完全是偶然,是特殊的埋藏环境所赐,当时的考古学家对这些不期而遇的植物遗存并没有自觉的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一些考古学家才开始在考古发掘中主动寻找古代植物遗存,同时邀请植物学家共同对植物遗存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在伊拉克和伊朗西南部进行的考古发掘,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探讨西亚农业起源。

“20世纪60年代,世界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大讨论。大家开始关注如何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与过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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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植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吃什么喝什么必然离不开对植物遗存的研究。然而,植物是有机物质,一般而言,除了某些特殊的环境,如极干燥地区、极寒冷地区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饱水状态,植物遗存并不能够在考古遗址中长期保存。但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不论遗址的埋藏环境如何,总会有一部分炭化植物遗存被保存下来。与考古遗址出土的其它遗存相比,炭化植物遗存很难用肉眼发现,而且即便发现了炭化植物遗存,使用常规的发掘工具也很难将其从土壤中完整地剔取出来。但炭化植物遗存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样本放入水中便可使植物遗存脱离土壤浮于水面。

浮选法的原理就这么简单,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一开始使用的浮选设备非常简单,仅仅是一个装有筛网的铁桶,浮选过程也比较原始,在遗址旁的一条河流中由人力操作,但浮选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考古学家意外地获得了大量的植物遗存。”

浮选法因此被称为是“考古发掘技术中的一场革命”。1963年,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弗兰克∙霍尔(Frank Hole)和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y)在伊朗西南部考古发掘中开始尝试使用浮选法。他们后来写到:“在1961年度的发掘简报中,我们曾很肯定地说:‘艾利∙库什Ali Kosh遗址保存的植物遗存十分稀少’。但这与事实大相庭径。实际上,在遗址堆积中自上而下充满了植物种子,1961年度发掘的所谓‘稀少’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发现它们而已。而当我们在1963年度的发掘中采用了‘浮选’技术后,从各文化层都出土有丰富的植物种子,总计多达4万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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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第一次知道了浮选法。这把仿佛可以打开阿里巴巴宝库的神奇钥匙,从此被他随身携带。

我坚信没有哪个国家的植物遗存会比中国更丰富

已经去世的麦克尼什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传奇人物,他最突出的成就是上世纪50年代在墨西哥特瓦坎河谷进行考古时发现了玉米驯化的秘密。1991年,江西举办中国第一届稻作农业起源国际研讨会,麦克尼什也去了。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曾经出土过一批很重要的文物,经过年代测定和其他技术鉴定,文化堆积大概在10000年左右,从考古学角度来说,这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最关键的一环。麦克尼什在参观仙人洞之后很激动,说这个洞很像他在墨西哥做玉米起源的那个洞穴,他认为稻谷的起源也应该在这样的洞里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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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

回到美国后他就开始筹集经费,组建队伍,要到中国去做考古。搞农业起源自然离不开植物考古,麦克尼什找到了赵志军的导师皮尔索教授。皮尔索教授向他推荐了赵志军。

“麦克尼什不懂中文,他的队伍不仅需要一名植物考古人员,也需要一个懂中文的队员,当他得知有一位从事植物考古的中国人,喜出望外。他甚至不顾70多岁的高龄,独自一人驱车近两千公里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赶到美国中部的密苏里与我见面。我也很兴奋,出国几年了,想回家看看。当天我们俩在一家酒吧畅谈到很晚,喝光了整整一瓶波旁威士忌。”

当时与国外开展考古合作有一整套的申批程序。麦克尼什与赵志军在1992年的夏天回到了北京,在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许可后,又赶到江西,与江西考古所的考古学家们做了40多天的田野调查。麦克尼什走访了四十多个洞穴,最后确定了五个洞作为尝试性发掘。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正式的申请后,这一合作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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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江西仙人洞遗址中美联合考古队合影。前排从左至右有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宪增、江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尼什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后排左一为赵志军,左二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

由严文明先生和麦克尼什共同主持的江西中美联合考古项目,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批准的最早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之一。发掘持续了三年,最重要的成果是找到了距今1万至1.2万年之间的栽培稻谷遗存,同时还找到了1.2万年之前的野生稻遗存,将中国稻谷的种植时间提前到1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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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江西发掘结束时的合影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洞穴遗址的特殊环境,浮选法在此次考古中并不适用,我们是通过植硅体取得研究成果的。但那几年的合作考古期间,我们有机会到各处的考古工地四处考察,我坚信浮选法在中国会有广阔的前景,植物考古将会为我们打开一个巨大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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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什教授在江西仙人洞遗址现场指导赵志军做浮选。

在江西的考古工作直接帮助赵志军完成了博士论文。1998年赵志军在英国的Antiquity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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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赵志军博士论文答辩,前排中坐的就是他的忘年交、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尼什博士,后排站立的女士就是他的导师皮尔索教授。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赵志军顺利申请到了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的博士后,从事环境考古,这是美国唯一由政府资助和管理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有些类似我国的社会科学院。一次偶然的机会,美国的纳尔逊博物馆要举办一次中国最新考古发现的文物展,请赵志军回国帮忙挑选展品。在这次回国期间,他碰到了从日本留学回来、风风火火开展动物考古的“动物人”袁靖。“袁靖在两个小时的现身说法决定了我的下半生,一起在国内开拓动植物考古的新天地,这个美好的愿景深深吸引了我。”赵志军说。

1999年赵志军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到了国内,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今天说起来很平常的一件事,当年还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拥有一张美国绿卡,在当时意味着可以过上某种梦寐以求的舒适生活。可是在中国这片考古的沃土上可以打开一座座古代植物遗存的宝库,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这个想法同样充满了诱惑。如果说一开始我还是想给自己留点儿退路,设想先回来做半年工作,但一旦开始做,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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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1日,分别从事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的两拨人选择在广州中山大学一起开各自的年会,大家可以在一墙之隔的两个会议室串来串去,分享成果,互相学习。

浮选法在中国考古界迅速得到推广

回国的头几年,赵志军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传授和推广浮选法上。

浮选法与田野考古关系密切,必须伴随着考古发掘进程采集浮选土样和开展浮选工作,因此浮选法的普及首先要得到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认同。”

除了撰写、发表一系列专题文章,系统阐述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和浮选法的工作原理,赵志军就像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样,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地,“死乞白赖”地传播浮选法。

每到一个工地,我都主动提出给大家做一次植物考古的讲座,有时候因为发掘工作过于繁忙,队长无法安排时间,我就厚着脸皮地利用吃晚饭的时间讲,宣传开展浮选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解浮选的操作规程和样品采集的方法。当然我还要及时发表各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报告,展示浮选法在考古学重大学术课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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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师友遍天下,大家都特别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可以说,浮选法在中国考古学界从无到有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2000年以前,在中国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仅有四处,然而自2000年以来,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数百处,浮选的土样数万份,获得的各种珍贵古代植物种子以数千万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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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赵志军(前排右一)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们一起在河西走廊考察。

植物考古的队伍也迅速壮大,2011年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学者召开第一次年会,今年他们的年会已经是第六届了。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赵志军被选为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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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在二里头遗址向当地老农讨教。

浮选法的普及过程也伴随着十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要求探讨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文明形成的作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得以全方位开展。

过去我们不太关注古人的日常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也许决定历史发展的细节被遮蔽了。探源工程希望我们能复原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生活生产细节。多少年以后,再回头来看,大家恐怕都会感谢探源工程给中国考古带来的改变,它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中国考古持续增加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持续得更为久远。”

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你以为“五谷丰登”只是个四字成语,但在赵志军眼里,它有着非同凡响的寓意。

“文明探源工程”在六个与中华文明形成相关的区域进行考古,六大区域因为环境、地理的不同,对于文明形成的贡献自然也各有不同,赵志军和他的植物考古人在这六大区域进行了充分的浮选。

不比不知道,越比越清晰。

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8000年前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层时新出现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自始自终保持了典型的旱作农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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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粟粒(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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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黍

黄河上游,也就是我们说的西北地区,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在河西走廊, 距今4000年后传入的小麦大麦增长的速度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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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小麦粒

黄河下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代,是以种植两种小米以及水稻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大豆极少,小麦也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岳石文化,小麦的出土频率提高了,比重依然非常少。直到3000年之后水稻的比重才开始忽然下降。

长江下游和中游,就是水稻,就没有发现过其他的谷物。例如良渚文化就是单一的稻作农业,考古发现了许多的野生的可食用植物,但就是没有其他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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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稻米

只有在中原,农业生产特点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动中,谷物的种类逐渐增加。“中原地区,同样是两种小米占有统治地位,这种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一直延续到汉代才被小麦所取代。但在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水稻开始显著增加,只要是龙山时代的遗址就有水稻出现,其重要性虽然无法与小米相比,但普遍种植。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大豆出现并且稳定地占有一定比例。二里头时期到二里岗时期,小麦异军突起,几个遗址来看,数量甚至超过了水稻和大豆。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在内的农作物品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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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大豆粒

这就是所谓的“五谷”。五谷的传说源自《论语》,汉代儒学家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指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另一种是指粟黍两种小米、小麦、大豆和大麻。“这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六种农作物。大麻是经济类作物,是棉花传入之前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植物纤维来源。但如果讲食用的谷物,应该是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五谷丰登就是指这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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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区域仅种适合本区域生产条件的单一农作物品种,在今天也许是优势,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管理和收获,但在古代却意味着危机。任何天气、降雨、土壤、作物本身的退化病害都会导致单一品种农作物的崩溃。“中华文明形成的阶段恰恰是气候变化最剧烈的一个阶段,洪水漫天且周期不可预测,环境和气候变化波动期,过于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地区经受不了冲击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区实施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方式,提高了自己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上,赵志军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一文中提出了“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文献中记载的“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形容社会发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密码。

这个观点发表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被大家广泛传播引用,赵志军说,“科学研究的目的这就算达到了。”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自己的独特性

在五谷中,来自西亚的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一直是赵志军用力最多的研究课题之一。“小麦传入中国并最终取代小米,成为北方主要区域的主食,这个过程也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可讲。尤其是小麦传入中国,至少存在三条可能的路径:北方草原路线、中纬度的丝绸之路以及南方海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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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勾勒的小麦东传路线图

这一两年,赵志军经常出现在新疆的各个考古遗址,内行人都知道,他是在找那里的小麦遗存,因为那是一条小麦传入中国的通道。上一次参加陕西石峁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他坦言还没有找到小麦遗存,但是他并不沮丧,因为他认为没有找到也是一个结论。

2015年12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赵志军和英美学者合作开展的多学科研究项目——“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获得了论坛大奖。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较之高产的大粒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硬质的小粒粮食作物黍和粟两种小米较少受到关注。赵志军的团队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通过浮选发现了1400余粒炭化小米,其中以炭化黍粒为多。多份样品被送至中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碳14实验室进行加速器质谱(AMS)测年,结果完全一致,校正年代为距今7670—7610年,这是目前欧亚大陆上所发现的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从而确定无疑地揭示出黍和粟这两种小米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在不晚于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北方人口的主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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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赵志军陪同马丁琼斯考察山西的小米

农业起源一直是西方人类学持续不衰的热门话题,几乎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考古学家都对农业起源提出过自己的理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掀起针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第一个研究高潮。当时主要是跟随考古新发现开展研究,只要发现了一个更早的遗址,稻作农业起源地和起源时间就可能变更一次。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我们逐渐明白了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地点,而应该是一个具有特定生态环境条件的区域。另外,稻作农业起源和栽培稻驯化都不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变革,而应该是一个持续数千年的缓慢的演变过程。 ”

“大约距今10000年以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开始耕种野生稻。在人类耕作行为的干扰和影响下,从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群体中逐渐进化出了一个新品种~栽培稻。与此同时,人类社会赖以为生的采集狩猎活动也开始逐步向稻作农业生产转变。稻作农业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变过程,大约经历了数千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稻作农业的地位日渐增强。”赵志军说,“推而广之,西亚的农业起源是这样,旱作农业也是如此。”

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既然有起始,自然也应该有终结,不可能永远处于起源的过程中吧?”和赵志军老师聊天儿,他总有新的想法冒出来,他也不会藏着掖着,总是毫无保留地和大家探讨,“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到农业社会的建立为止。农业社会是指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也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对土地的掌控与利用,对生产季节的了解与应对,对谷物的储藏与分配……到这个阶段,农业起源的过程就应该算终结了。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是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我猜想他一定已经有了答案,这也许就是另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图片均由赵志军提供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杨雪梅)

skyyrie 发表于 2018-2-10 21:16

水稻是在其中最厉害的谷物,但是水稻驯化太慢了,造成中国古代是北方为主。

如果水稻早1000年驯化也许今天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2-24 22:02

https://www.jianshu.com/p/49074b6288ef

先秦时,主食吃什么?       江河散人    2016.01.02 19:40

其实一直挺好奇古人吃什么,怎么吃,所以就查了些资料,今天咱们就先聊聊先秦时古人的饮食。先谈主食,限定在黄河流域。

很明显,你吃什么和你是什么身份是挂钩的,自古皆然。所以可以把先秦时期粗略分为平民和贵族两个阶层,其中平民主要以稷为首,而贵族以稻粱为主。

五谷之长:稷(ji)

稷也就是粟,脱壳后就是小米。稷主要用于做饭,但味道并不好吃,主要是平民的主粮。虽然不好吃,但由于粟非常适应黄河流域的气候,耐干旱,并且产量很高,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所以是种植面积最大的谷物,被誉为“五谷之长”。粟的这种地位一直维持到唐代,直到唐中期以后被小麦取代了北方盟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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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穗一个

我刚才说稷就是粟,其实这个一直有争论,焦点就是稷到底是粟还是黍。为什么会有这种争论呢?原来,用作谷物名称的稷主要是在先秦典籍中存在,战国以后就很少出现这种用法了,一般出现栽 祭祀的场合。不过根据我了解的很多资料,大概可以认定稷就是粟(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游修龄老人家关于粟稷问题的讨论,最为透彻)。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小角度来佐证这个说法:汉语中最重要的谷物几乎都是以“禾”做偏旁部首来构成汉字,禾也是最早用来指代谷物总体的称呼,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从出土甲骨文中可以看出,“禾”的造字原型就是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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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老二:黍(shu)

虽然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并不代表其他谷物就可有可无,有一种谷物也是非常重要,那就是黍。古时所说的黍也就是现在的黄黏米,是黄米中有粘性的一种。

其实黍可能是比稷还更早被驯化的农作物,并且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最重要的谷物。只不过后来人们又驯化了稷,而稷的亩产量约是黍的一倍之多,所以在商及西周周时期,稷是五谷之长。

虽然黍的地位下降,但由于黍比粟更耐干旱贫瘠,所以在西北等地区黍的种植更比粟广泛。此外,黍还是酿酒的好材料,虽然粟也可以酿酒,但黍有粘性,酿的酒更好喝,所以商朝时曾经广泛种植黍来酿酒。从整体上来说黍的产量也非常高,所以诗经中经常“黍稷”连称,两者也共同构成了春秋中期以前平民最重要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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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黄黏米,穗分散,多个

不过黍比粟好吃,而且黍的产量低于粟,所以黍比粟贵,黍饭对于平民来说可以算是一种美食,一般人都会用黍饭来待客。直到唐代也还如此,孟浩然不是有一首诗么,“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麦、稻的地位日益上升,一方面黍作为美食的地位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更频繁的战争也使得它的酿酒功能没有了基础,因此黍的地位迅速下降,战国时已经黍已经不是没有资格与稷位列第一梯队了,最重要的谷物从“黍稷”的称呼也变成“菽粟”的连称。黍也就由第二主角沦丧为配角,秦汉以后更沦落为为了一种救荒作物。

菽(shu)的崛起

菽就是大豆,春秋以后菽的种植逐渐增多,因为它的产量很大,容易种植。春秋末期以后菽就已经取代了黍,与粟构成当时黄河流域最主要的两种谷物。

不像现在,先秦时菽同其他谷物一样也是粒食的。粒食就是如同我们现在吃大米一般直接蒸煮,与之对于的是面食,是先把谷物磨成面粉然后再做成食物。当时人们还不了解大豆的营养价值,所以只是把它当作粗粮。人们用豆粒做豆饭,用豆叶做菜羹,所谓豆饭藿羹是也。老郭有段相声,说一个人吃了五斤炒黄豆外加灌了一通凉白开,之后这个人就等于一个移动的生化武器。可以想见作为粒食的大豆并不好消化,因此它主要是更为贫贱的人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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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来自网上

贵族的“稻粱”

平民吃黍稷或菽粟,而贵族吃的却是稻和粱。因为黄河流域不适合大面积种水稻,所以水稻的种植范围很窄,但是作为粒食,水稻远比其他谷物好吃。量少而且好吃,因此稻非常珍贵。孔子曾感慨到,“食乎稻,衣乎锦”,说明食稻衣锦是贵族奢侈生活的象征。

除了产量较少的稻,粱也是上层的美食。这个粱指的不是高粱,而是粟的一个优良品种。它的主要特点是皮薄、实大、耐旱、味道香美,是“粟之美者”,因此先秦时作为上层人士的主食。我们所熟知的成语“黄粱一梦”中的黄粱指的就是这种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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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麦也是贵族专享的一种珍贵美食,这不仅是因为小麦种植少,更是因为小麦登场时机恰到好处,这时其他谷物还未成熟,而旧谷却已经吃完,正是粮食缺乏的时候。

当然,先秦时期人们种植谷物远不止这几种,不过粟、黍、菽、稻、麦是比较主要的五种作物,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狭义上的五谷。最后再啰嗦两句,也有人认为五谷是指粟、黍、菽、麦、麻,两种说法的分歧在于稻与麻。缘由是在于先秦时虽然书中有五谷之称,但没注明是哪五种,所以后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推测,黄河流域的经学家认为有麻无稻,长江流域的认为有稻无麻,如此而已。

Ping1000 发表于 2018-2-25 11:41

大豆图片错啦
那是毛豆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2-25 22:57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2-25 23:00 编辑

https://n.m.sohu.com/a/197645613_612401

面食在山西的前世今生      考古汇   2017-10-12

如果说煤炭是上天赐予山西的“黑金”,那么面食就是自然赋予山西的“白银”。面食不仅是山西人日常生活中最喜闻乐见的食物,而且也是山西人重要的情感寄托,如部分山西人待客吃面讲究“贵客来了不动刀”,面必须手拉,最好拉出“一根面”,寓意主、宾情谊越拉越长、长长久久。今天山西的面食品种400多种,尤其以“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飘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的刀削面著称。本文将从考古学的视角探究山西面食文化繁荣的动因和机制,以期还原和重建山西面食的前世今生。

原料何来?

一直以来,山西面食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小麦粉。小麦粉加水和成面团,之后或压或擀,制成片再切,也可用搓、拉、捏等手段,制成或窄或宽,或扁或圆的条状、饼状、球状等,再进行煮、炒、烩、炸而成,最后面条、面饼、点心、馒头等就应运而生了。因此,探索面食在山西繁荣的动因和机制,显然应去探索面食的原材料——小麦——的推广、种植和使用的细节和具体问题。

科学研究表明,小麦最初在西亚地区的“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被先民选择、驯化、栽培和种植,并一路向东逐步传播和推广,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到了我国(图1)。然而,小麦(C3农作物)并没有对我国北方传统的粟(图2)、黍(图3)(C4农作物)农业的体系产生激烈的冲击,也基本没有对我国北方先民的食物结构和摄食特征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麦开始在我国北方不同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中产生响应,如河西走廊地区先民在至迟在距今3800年前开始食用小麦,又如河湟及其毗邻地区先民至迟在距今3600年前开始食用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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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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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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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黍

多重证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的现象就开始今河南境内出现,黄河中下游地区及中原地区先民也开始食用小麦。到汉代,小麦的种植更是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淮南子•时则训》载:“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此外,汉代文献中还出现了小麦粉加工面条的雏形——“汤饼”——的记载,“馒头”在三国时期也开始出现。考古发掘也显示,至迟到两汉时期出现了专门针对麦类的新型加工工具——石转磨,可将麦粒加工为面粉,这才有更多可口面食的出现,小麦才成了受人们欢迎的粮食之一,面食也因此多样化,如“烧饼、面条、馄饨、水饺、馒头、包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

然而,山西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表明(图4),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至两汉时期,甚至到了北魏时期,先民食物结构中粟、黍所占比例依然极高,说明小麦在山西的使用比例极其微小,也说明在北魏时期吃面食极有可能不是山西的流行食物。这可能涉及到先民历时久远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的改变的问题,对新食物的排斥心理以及软硬件条件(如种植技术和灌溉设施等)的缺陷等或是山西面食文化形成滞后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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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山西地区新石器时期到北魏时期先民食物结构中粟、黍的比例

事实上,面食文化在北方的推广相对缓慢。直到唐代,粟、黍还是先民的主食,如“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曾雄生梳理文献发现:“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河北大水,民乏食,原计划发放太仓粳米六十万斛,赈济灾民;因北人不便食粳,便从本地拔出小米四十万石以代之。元时,自北方来湖南的士兵多疾,原因是不习食稻,于是便动用船只运送粟米若干万斛到湖南。”直到明代,麦食才逐渐成为我国北方先民甚至皇帝喜闻乐见的食物,如邱仲麟在《皇帝的餐桌:明代的宫膳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中发现皇帝的主食也逐渐北方化,即由米食逐渐转为麦食。

面条何来?

山西面食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各式各样的面条,如刀削面、刀拨面、剪刀面、揪片、猫耳朵、饸饹面、包皮面等。其中,条带状面条当属最基本的形状。追溯其原始形态,汉代可能应该就有这样的形态,应是面条发展比较成熟的阶段,但绝非面条起源的时间。

2005年,吕厚远等在距今4000年前的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一碗由泥土封存的倒扣的面条(图5),并在《自然》上发表,改写了面条起源的历史,奠定了中国是面条最早起源地的观点。他们通过对陶碗中面条残留物的植硅体、淀粉和生物标志化合物等系统分析,发现了先民是以粟(小米)、黍为主来制作面条的综合证据。2015年,他们利用传统的制作饸饹面条的工具,参考挤压糊化凝胶成型的方法,复制了与出土面条成分、形态一致的粟类面条,这使得今天的人们得以吃到4000年前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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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喇家遗址F20房址陶碗和面条的发掘过程。(a) 存有面条的陶碗位于房址的东北角;(b) 打开之前在原位倒扣的陶碗;(c) 打开陶碗之后,显示出史前面条位于内填沉积物圆台体的顶部;(d) 内填沉积物圆台体顶部史前面条特写照片。(图片及文字说明来源:吕厚远等,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 年前面条的成分分析与复制,科学通报,2015年第60卷第8期第744~756页。)

2011年,龚一闻等在距今2400多年前新疆苏贝西也发现了先民制作成过面条。他们通过对面条中的成分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是黍子所做的面条。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填补了面条制作工艺发展历程上的重要节点,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2年,陈涛等在研究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食物时,不仅发现点心和饺子是小麦粉制作的,而且还发现了一组栩栩如生再现加工面食的彩塑佣。显然,大约在3至9世纪时,面食和小麦邂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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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a) M10陶碗及其中的面条;(b) M11陶碗及其中的点心;(c) M27陶碗及其中的黍子果实;(d) 被分析的面条片段;(e) 三块被分析的点心;(f) 黍。(图片及文字说明来源:Gong YW.,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noodles, cakes, and millet at the Subeixi Site, Xinjiang,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1, 38: 470~479.)

综上,面条的加工技术早在4000年前就出现了,但这一技术与小麦相遇的时间可能较晚,在不同地方相遇的精准时间可能还无法进一步的追溯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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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唐西州时期彩绘劳动妇女佣 (A) 杵臼脱壳;(B) 簸谷;(C) 磨面;(D) 烙饼(图片及文字说明来源:Chen T., et al. Archaeobotanical Study of Ancient Food and Cereal Remains at the Astana Cemeteries, Xinjiang, China. PLoS ONE 7(9): e45137.)

余 论

今天面条成了山西的名片,这一方面得益于山西南部适合小麦的生长,可以培育优质的小麦;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们经验的积累和丰富,即每日都吃面条,为了减少其单一性就发明了各种面条的做法。

然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论证小麦和面条加工技术何时在山西地区相遇,也无法追溯面条何时成为山西人必不可少的食物。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至少在北魏时期山西人还不是以面条为特色的饮食习惯或文化。因此,期待更多的考古工作以及科技分析工作来进一步细化相关研究,以便构建面条或小麦在山西出现和传播的具体的时空框架。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批准号:15YJC780003)的资助。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7年08期 作者:侯亮亮,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13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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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王星光

太行山地区是中国粟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第四纪全新世前后,太行山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为粟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早期人类经常的采集活动为粟作农业的诞生准备了技术条件;多种原因造成的食物缺乏为粟作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契机;野生的尾草的存在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生物依据。以上条件的具备,使得太行山地区的先民们约在距今一万余年前便开始裁培粟类作物。而粟作农业的诞生,为以后夏、商等王朝在该地区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太行山地区东临华北平原,西接黄土高原,地跨晋、冀、豫三省,位于东经110°15′—116°27′、北纬34°35′—40°19′之间。太行山又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天然分水岭,也是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太行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应视为探讨粟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区域,尤其值得加以重视并展开深人的研究。

             一、太行山地区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

太行山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北起北京关沟,南止于黄河谷地,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整个山脉呈东北一西南走向,长4000多公里,宽约100公里左右。山体主要由古老的变质岩及岩浆岩构成。由西山、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中条山诸山脉构成太行山系,以中山为主,平均海拔在1000-15000米之间。太行山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纵贯晋、冀、豫三省,并包括北京市一部分。太行山地区西翼连接山西高原,东翼由中山、低山、丘陵直接过渡到平原。山区中还分布着一系列断陷盆地,流经或发源于太行山地区的河流有桑干河、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流的剥蚀、切割及构造作用,使本区河流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洪积冲积扇等河流地貌,从山麓到山顶均有分布。这些盆地、阶地、洪积冲积扇为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现就太行山地区一些史前遗物来分析太行山地区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

涉县位于太行山地区中段,清漳河流过境内。清漳河二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对其剖面的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距今4.4一1.7万年,此时正处于玉木盛冰期,气候寒冷干燥,地面植被以中华卷柏等草本植被为主,动物以耐寒的披毛犀、纳玛象、羚羊等为多;距今1.7一1万年,此时气候开始好转,降水量增多,木本植物开始增多,尤其是松树增加最多,表明当时是针阔混交林景观。清漳河一级阶地形成于早全新世中全新世,对其剖面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距今1万年一8000年时,此区的气温比现在略低,植被表现为松、臭椿为主的混交林植被;距今8000年—5000年时,当时为全新世大暖期,植被繁茂;距今5000年—2500年时,气温开始下降,气候已转向凉干,喜热的朴树、臭椿树开始减少,喜凉的松树、桦树开始增多。草本植物中,喜温的水生草本植物和其他蔗类植物开始增多,表明当时的气候已向凉温方向发展。

下川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距今3.6一1.2万年。遗址位于山西省东南境内的中条山脉腹地的下川盆地。盆地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2公里,为一狭长的山谷地带。盆地内富益河常年流水,直通黄河。这个地区喀斯特地形相当典型,石灰岩溶洞十分发育,是远古人类理想的活动场所。下川遗址剖面的孢粉研究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尤其是2.3一1.3万年之间,正是末次冰期最鼎盛之时,下川遗址中之所以能够见到一些木本植物花粉,是由于遗址“正处于山间盆地之中,从地势上说有利于汇集四周山区流来的水;从四周山地对季风的阻滞来说,有利于阻滞北力一来的冬季风之寒流的侵袭,有利于南方来的夏季季风将暖温气候留在此地。”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年代距今9700一10500年。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前沿,处在瀑河冲积扇上,周围的地形西北较高,东南低缓,与白洋淀接近。据孢粉分析证明:“当时气候逐渐好转,并且在第五层至第六层堆积,即南庄头文化期的中部,针叶树与阔叶树乔木花粉形成小的峰值,说明南庄头新石器早期人类生活环境较全新世之初为好。但是总的说来,气候仍较凉偏干。”

河北磁山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址,距今约有七八千年。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地带,四周山峦起伏,南络河水穿越西部山区东人淡阳河,遗址处于南铭河北岸的河旁高台地上。遗址中出土有几种热带和亚热带动物骨骼,如猕猴、花面狸,说明当时气温比现代高。遗址附近芦草丛生,有较多的水草地,远处有茂密的森林。鱼鳌和丽蚌的出现,说明当时河流水域宽阔,流量大,水产丰富。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恢复一下太行山地区第四纪全新世前后时期的自然环境,它们与农业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时期太行山地区地形复杂,区内分布着大量的山脉和河流,山脉之间有谷地,河流两岸有阶地、台地、冲积扇等,这些地方既能使人们免除洪水之灾,又有取水之便,从而为古人类生息提供了良好的居住场所。同时,太行山地区内分布着大量的黄土,黄土具有结构疏松、易于耕作、熟化等特点,这就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生态环境的特征是,太行山地区内分布着大量的山脉,山前地带森林茂盛,平原区草本植物丛生。由于雨量充沛,区内发育着许多天然河流,河水比现在大,蚌类水生动物繁多,这就为史前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时期的气候状况为,在晚更新世时期寒冷干燥,到全新世时经历了升温、温暖、降温三个阶段。

            二、太行山地区早期人类文化状况

太行山地区是中华民族古文化发源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普遍有人类活动,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西侯度遗址,就发现在此区的山西芮城境内。西侯度遗址距今180万年,是目前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其出土的遗物有大量石器和多种动物化石。石器器形较大,制作技术原始,类型简单,常常是一器多用,典型器物为三棱大尖状器,其次还有刮削器、石球等。表明距今180万年左右,太行山地区的先民们已在这里生息活动。随后,此区又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如河北境内的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东谷坨遗址、小长梁遗址、山西匼河遗址、北京猿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加工方法简单、原始,基本上没有经过第二次加工修理,器物类型较少,常常是一器多用,而且器物形状多不规整,反映了早期人类文化面貌比较原始。但是,人类在这一时期却学会了用火技术。西侯度遗址出土有烧骨、烧角和火烧过的马牙;北京猿人遗址中用火遗迹更多,发现了许多被火烧过的石头、骨头、朴树籽以及大量的灰烬,这表明当时人类已学会使用天然火。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寒冷气候的影响,并使人们开始知道熟食野生动植物,从而促使了人类体质和大脑的发达。而且,火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原始农业早期“刀耕火种”阶段,火就被当作一种生产工具来使用。因此,火的利用,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意义重大的进步。

旧石器时代中期,此区比较典型的人类文化遗址有山西境内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和丁村文化遗址。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此期文化比早期文化有显著的进步,石器制作技术有所提高,除采用直接打击法外,还多用间接打击法,第二步加工修理比较普遍,器物种类多样,制作比前期精制,用途、分工比较明确。主要器物有刮削器、三棱厚尖状器、骨角铲形器、三棱尖状器、石球、砍斫器等。用作投掷武器的石球和用来作挖掘工具的骨角铲形器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圆形石球是一种狩猎工具,它的使用,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挖掘工具的使用,表明人类已经不仅仅从地面采撷果实为食,而且也知道挖掘植物的块根来食用。

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区代表性遗址有峙峪遗址、山顶洞人遗址、小南海遗址、下川文化遗址等。这一时期出土的石器已具有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雏形,如下川文化遗址出土有3件研磨盘,表明当时下川文化的先民们已知道加工谷物;峙峪遗址中出土有一种小石刀,弧形刃口宽约3厘米,两肩之间短柄状突出,显然是为了镶嵌木把以用于收割野生谷物穗子的工具;小南海遗址电出土的弧背形刮削器,数量既多,类型又比较固定,是谷物采集工具的代奔 性器物。这种刮削器的形制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镰已相当接近,应是后世谷物收割工具的滥觞。野生谷物收割工具和加工工具的出现,表明当时野生谷物采集已成为人们经常性的活动。在山顶洞人遗址中还发现了磨制的骨针、穿孔兽牙、石珠等,表明当时人们对石器的制作和使用已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尤其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就为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而石器加工技术的提高,就使人们比较容易地获得足够的食物,从而使他们在空闲时间里进行农业生产的尝试变为可能。

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太行山地区的原始农业已开始萌芽。太行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遗址目前仅发现两处,即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和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锄、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罐、钵,家畜有猪、狗等,反映了当时原始农业已经产生。但是,这些石器制作粗糙,陶器工艺原始,并且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骸,表明了当时原始农业才刚刚起步,采集狩猎经济还占有相当大比重。早期后段,此区发现的文化遗址主要有磁山文化和北福地文化,典型遗址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存、正定南杨庄遗址、河南淇县花窝遗址、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等,其中尤以磁山遗址最具特色。其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房址、石器、陶器、窖穴、灰坑等,有的窖穴中堆积有大量腐朽的粟类遗存。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数量较多,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残余,骨器比较普遍,工具类型简单,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石镰是几种较常见的工具类型;陶器制作也比较原始,火候较低,质地疏松,类型简单,主要有盂、支架、壶、钵等,纹饰单调;出土动物骨骼有家猪、家鸡、家狗等。同时遗址中还出土大量的朴树籽、骨链、骨鱼梭、骨鱼镖及野生动物遗骨,反映了当时农业虽是太行山地区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但采猎经济还是生活资料必不可少的补充。

新石器时代中期即仰韶文化时期。此时太行山地区原始居民的生产力水平比早期大大提高。仰韶文化在太行山地区表现有自己的区域特色,以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西王村类型为代表。发掘的遗址遍及全区,较典型的有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第二期遗存、河北永年石北口遗址、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大司空遗址、大寒南岗和鲍家堂遗址、河北邢台柴庄遗址、邯郸百家村遗址、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份等。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仍以石器为主。石器除个别为打制外,绝大多数为磨光石器,并且大多通体磨光。钻孔技术较为进步,器物种类增多,有斧、锛、锄、刀、镰、磨盘、磨棒、柞、臼等。陶器制作工艺也比早期进步。出土的家畜遗骨有猪、狗、鸡、牛、羊等。此外在正定南杨庄遗址中还出土有粟作遗存。从这些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比早期有较大的进步。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此时该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遥遥领先。代表性遗址有安阳后岗二期遗存、汤阴白营遗址、邯郸涧沟和龟台、辉县孟庄遗址、襄汾陶寺遗址。此期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磨制精细,种类有石铲、有肩石铲、穿孔石刀、石镰、柞、臼等,此外还有不少蚌制工具,如蚌刀、蚌镰等,并且在陶寺遗址中还出土有一件新型农业生产工具石犁,这表明此时太行山地区已开始由锄耕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

纵观太行山地区史前时期的人类文化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从180万年的早更新世开始,至新石器时代的中全新世,太行山地区都留下了先民们生息活动的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克服自然变化所带给他们的种种困难,就地取材,制作石器,用石器来捕获猎物、采集野生果实以维持生存。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提高了生产技能,石器制作技术不断提高,由早期的一器多用,发展到晚期生产工具专门化,并初步掌握了磨制技术,这就为农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太行山地区的原始农业就已经诞生,人类由单纯的攫取型经济转向生产型经济,开始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增加天然食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促使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而且,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不断进步,由最初的仅磨制刃部发展到晚期的通体磨光,穿孔石器、新式农具不断出现,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三、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诞生的理想区域

粟,又名谷子,俗称小米。它具有抗早、早熟、适应性强、繁殖系数高、营养丰富、特别耐贮藏等特性。在史前人类尚未掌握灌溉技术、耕作技术原始落后的条件下,人类根据太行山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粟作农业的特征,把粟作为在太行山地区最早种植栽培的农作物之一。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理想区域。

粟类作物由野生到人工栽培,需要具备四个前提条件。其一是该地区要有适宜粟作农业起源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其二是该地区要有粟类作物的野生祖本即狗尾草的存在;其三是该地区的古人类能够支配自然环境,其原始先民们的发展水平已进化到了能将野生狗尾草驯化为人工栽培的粟类农作物的历史阶段;其四是该地区有进行栽培粟作农业的需求。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无论是本地起源,或是引进粟作农业,都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没有野生狗尾草的存在,原地起源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该地区内生活的古人类还未达到发明或掌握栽培粟类作物的技术水平,那么,无论是发明还是引进粟作农业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当地没有栽培粟作农业的需求,古先民们是不会主动去尝试栽培它的。因为农作物的栽培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当人们不需要通过艰辛劳动就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时,人们就不会费尽心思去尝试驯化栽培一种农作物。因此说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太行山地区在第四纪全新世前后已具备了粟作农业起源的四个条件。

从文中第一部分分析可知,在全新世时期,太行山地区经历了升温、温暖、降温三个阶段。又据竺可祯先生研究:“在今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

太行山地区的土壤,对粟作农业的产生也极为有利。该地区按自然地理区划是属于华北地区的一部分,这里分布着大量的黄土。何炳棣先生在其《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一文中,指出黄土的良好性能包括其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有利于原始掘土工具的翻掘;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尽管(黄土高原区)有限的年降雨连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作物生长最需要的夏天,这就使得粟类作物可以在这种干旱或半干早环境中生存下来;黄土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即使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粟类作物仍有较高的收成。黄土土质的这些优点,为原始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二、太行山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野生狗尾草。

粟的原始种是禾本科的狗尾草,它在华北地区的分布极广,古籍中称其为“莠”。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对其有记载:“恶莠恐其乱苗也”,,“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淮南子·说山训》:“农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由此可见,莠与粟是非常相似的,二者常常混生在一起,这就给我们探讨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积极的线索。现在我们研究粟作农业起源时,可以从狗尾草的分布区域来推演原始粟类的栽培地点。在今天的太行山地区依旧生长着大量的狗尾草,并且现在本地区人民仍然在从事着粟作农业,这就为太行山地区为粟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提供了生物证据。

  其三、太行山地区的古人类掌握了驯化栽培粟类作物的技术。

距今约一万年前后太行山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在当时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在新石器时代初期,鹅毛口人已制出精致的石斧、弯尖厚尖状器、石锄、石镰等用于农业的工具。而徐水南庄头更发现有丰富的与农业相关的石器、陶器等遗存。特别是在磁山遗址中还出土有与农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遗物,如石制农业生产工具斧、铲、刀、镰、磨盘、磨棒等,陶制生活用品盂、罐、碗、壶、钵、支架等,以及家畜猪、狗、鸡等的遗骨,尤其是13多万斤粟谷遗存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较大面积地种植栽培粟类作物,反映了太行山地区古先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粟作农业的栽培技术。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磁山文化分布区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粟作农业的发源地。

  其四、食物资源的匾乏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契机。

古先民们为什么要栽培粟谷作物呢?也就是说,把野生狗尾草驯化成栽培粟的契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比起狩猎、采集生活来说,经营原始农业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复杂程度要高得多,人们不仅要掌握栽培对象的生活习性和生长发育规律,而且还要懂得播种、收获、加工以及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原始农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如果人们周围的天然食物唾手可得,人们就不会去尝试栽培种植原始农作物。而导致人们食物资源的匮乏,在史前时期,主要有人口的增长、气候的变化以及采猎手段的提高。石器时代,随着人类生产技能的提高,人类的体质和智能也在不断发展。而人类体质和智能的发展,又导致人类保护自身能力的加强,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就变得越来越顺利。这样,每个人平均的天然生成物的占有数量便开始减少。据古人类学家推测,旧石器时代末期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还不到300万,中石器时代已繁衍到1000万,新石器时代达到了5000万。人口的成倍增长必然带来所需食物的成倍增加,人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生成物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同时,与人类共生的第四纪冰期大约在距今10万年前左右开始进人大理冰期时代,8万年前温度下降至比今天平均气温约低5℃左右,3万年前降至最低点,比今天气温低10℃左右,1.9万年前气温开始回升,到1.2万年前左右才达到今天的气温水平。冰期期间,严重的干旱随之而来。对“山顶洞人”遗址中的动物化石分析,就表明当时的气候由温暖向干寒的转变。对下川文化遗址所做的孢粉分析,也表明当时的植物多为温带常见植物,以草本植物花粉多见,草本植物中以耐早的蒿属为主,其次为禾本科植物,乔木植物花粉较少,反映了当时干旱严寒的气候类型。由于湿度、温度的变化,气温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应植被也跟着改变,草本植物发达,浆果类植物减少,人们的采集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同时,由于气温的大幅度下降,大批温带、温热带动物在严寒来临之后失去乐园,或者死亡,或者南迁,狩猎生活也举步维艰。此外,人们采猎手段也在不断提高,获得食物的效率越来越高,而野生动植物的繁殖的速度明显落后于人类增长的速度,食物资源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免感到了生存的压力,是另谋生路还是束手待毙,自然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在冰期期间,由于气温下降,禾本科植物得以大量发育,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就把它们作为采集食用对象。人们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禾谷类植物的一些生长习性和规律,从而开始尝试驯化栽培它们,促使了原始农业的萌芽。由于天气严寒,人们的驯化工作进展缓慢。到距今1.2万年左右,全球进人了冰后期,冰川退缩,气温回升,这可从前面所说的南庄头遗址孢粉分析结果得到证实。气温的回升,导致动植物生存环境得以改良种类增多,繁育迅速,人们的食物资源又趋于丰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得以加快。而食物资源的相对丰富,使得人们有条件从事前期尚未完成的工作,农作物驯化速度大大加快,农业诞生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所以说食物的愿乏就为原始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契机。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13 21:49

四、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太行山地区具备了粟作农业起源的条件,那么,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具体产生于何时呢?

我们知道,磁山遗址中出土的粟作遗存可达13万斤之多,表明当时的粟作农业已不是初始面貌,已经跨越了驯化、起源阶段。因此,我们探讨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起源时间时.就需要从磁山文化时期向前追溯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如玉米这一农作物品种是由几万年前牛长在美洲大陆的一种大刍草演变而来,大约在咫今五千年前,人类才开始种植这种草茎型的野生玉米①。玉米的演化为探索粟类作物的栽培提供了线索,大刍草演化为野生玉米的时间是在距今八千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中间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那么我国粟类作物的演化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

磁山文化距今有七八千年,因此,探索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要在八千年以前的文化遗址中寻找。

太行山地区出土年代在八千年以上、并且与粟作农业起源有密切关系的遗址,主要有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山西下川遗址和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下川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研磨盘和锛形器。针对下川遗址所出土的石器,一些考古学家曾指出这些石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石兴邦先生指出: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锛的先祖,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则可以在下川文化中见到雏形。陈文华先生指出,石磨盘“中间由于多次研磨而下凹,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黄崇岳先生认为:下川遗址出土的研磨盘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采集天然谷物然后加工成粮食的信息,使我们看到由原始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先兆。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旧石器时代晚期禾谷类种子已成为人们经常采食的对象。狗尾草为禾谷类植物的一种,在下川文化分布的地域范围内,普遍发现野生狗尾草的存在,其分布地点海拔高度(1580米以下)基本与文化遗存的海拔高度相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距今万余年前此地分布着大量的狗尾草。人们在长期的采食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狗尾草的生长规律,在生存压力下,开始慢慢尝试驯化它。这种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象大刍草演化成玉米一样,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说,下川文化时期,人们可能还未真正开始栽培粟谷作物,但是已开始进行驯化工作,正如卫斯先生所言:“石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先声。”

鹅毛口遗址位于山西北部怀仁县西北。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发现一处石器制造场遗址,其石器多为打制,形制有石斧、石锄、石镰、石球、石锤等。其中三件石镰,不仅有刃有背,而且刃部已向两面加工,背部棱脊均被敲平以便于手执,这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磨制半月形石镰极为相似,只是没有钻孔而已,这应是农业上使用的石镰。磨制石斧仅1件,并且磨制粗糙,反映了当时磨制技术已开始出现,但还未达到发达阶段。正如贾兰坡先生等指出的那样:“鹅毛口的石器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其中的一些类型很原始”,“而某些类型如石斧、石锄、石镰等,又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因此我们认为鹅毛口遗址的时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并且,“由于有较多的石锄和少量的石镰等农业工具的存在,证明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而此时人们所栽培种植的对象只能是粟类作物。但在遗址中还发现有刮削兽皮用的圆刃刮削器、盘形刮削器的存在,间接说明了当时人们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是1986年被发现的,至1997年底,共经历了二次发掘。其中出土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遗物有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有罐、钵,同时还出土有家畜猪、狗的遗骨以及草木花粉等。研究者认为,石磨盘、石磨棒在遗址中的出土,就表明当时已有农作物的栽培业出现。陶器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农业产生以后,人们的食物性质发生变化,农作物籽粒必须用陶器炊煮才能为食的条件下产生的。家畜的饲养需要用谷糠作饲料,所以猪的饲养,必须依赖于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陶器和家畜饲养业均出现于农业产生以后。依此规律,我们可以推断,南庄头时期太行山地区的原始农业已经产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依据本区的自然特点,亦必定为粟。虽然南庄头时期古先民们已开始从事粟作农业,但从遗址中出土的狼、马鹿、麋鹿以及鸟类、鱼鳌类动物遗骸来看,当时的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从以上分析可知,太行山地区粟类作物的驯化工作大休开始于下川文化时期,真正的栽培可能始于全新世之初,即距今一万多年前。粟作农业一经产生,立刻就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到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文化时期,古人类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栽培粟类作物,农业生产已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的发展,就促使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并带动家畜饲养业的迅速发展,磁山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就有家猪、狗、鸡的遗骨。农业虽是当时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但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骸来说,当时渔猎采集经济还是生活资料必不可少的补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时,太行山地区的粟作农业发展迅速,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中都发现有粟类遗存。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后岗遗址中出土的全部动物骨骼中,家畜骨骼占69%,主要是猪、牛、狗等,其中以猪骨最多,约占家畜骨骼的90%。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出士了21个个体的猪头骨,多为恒齿,这充分说明了养畜业、尤其是家猪饲养业的发达,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另外,碳13方法测定的古代食谱结果也可为认识粟作农业的发展水平提供线索。古代食谱测定结果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食物结构中的C4植物已接近50%,而粟、黍为C4植物,这就说明当时粟作农业已占人们食物来源的一半左右,农业生产此时已成为决定性的经济部门。到龙山文化时期,通过对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作碳13测定,表明当时人们所吃的食物中70%为C4植物,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粟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太行山地区已出现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就有明显的反映。陶寺遗址发现有700多座墓葬,大型墓中有着丰富的随葬品,中型墓中只有几件,小型墓中一般无随葬品,反映了当时贫富分化已经出现。涧沟遗址中发现的一些“丛葬坑”,则可反映当时阶级的对立和战争的残酷。后岗遗址和辉县孟庄遗址中均发现有城墙。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已经产生,阶级对立趋向尖锐,战争频繁,氏族制度已走向没落,社会已逐步迈入文明的门槛。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粟作农业奠定的丰厚物质基础,太行山地区迅速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位于该地区的晋南、豫北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商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结果决非偶然,这正是粟作农业对中华文明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也更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区作为粟作农业起源中心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太行山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粟作农业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空间;狗尾草在太行山地区的普遍生存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生物依据;古人类长期的开拓活动,促使人类自身体质和思维的发展,进而掌握了驯化栽培粟作农业的基本技术;食物的匮乏又为粟作农业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由此可以判定,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农业最早发韧和发展的区域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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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19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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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   王星光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发布:2012-04-19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载于《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序列等。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早期的陕西蓝田、中期的陕西大荔、偏晚的河南南召、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等代表性遗址,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抱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荣泽、崔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蹼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半坡遗址发现了大量泥炭层,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土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沪”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钾、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者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新郑沙窝李遗址、陕西临潼白家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

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粟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在河南贾湖遗址也发现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炭化稻米,这是目前所见的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水稻籽实与粟同时被浮选出来。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新石器

时代遗址,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T5第4层发现1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赣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比重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的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期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李民、王健主编:《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当议》,载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张文绪、王 辉:《甘肃庆阳遗址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任 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魏文涛等:《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李民昌、张 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附表,《农业考古》1989年第2册。

游修龄:《中国稻作起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吴汝祚:《农业与文明》,《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5-20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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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早的农牧业革命从哪里开始?    2017年12月29日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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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晓波
责编 | 陈晓雪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革命。因为农业、牧业的产生,人类获得食物的方式开始从单一的从自然中采集转向改造自然,自己生产;而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开始从迁徙逐步转为定居生活。

一般认为,近东地区是世界最早的农业发源地。那么,到底是哪个人群发明了农业?去年,三个不同小组的古DNA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指向两个遗传差异较大的近东人群独立发明了农牧业,并把农业技术传播到亚欧大陆和非洲的结论。

肥沃新月地带最早的农民基因差异很大

2016年8月25日,一篇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报告了科学家们对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至3400年前的亚美尼亚、土耳其、以色列、约旦和伊朗的古人类遗骸所做的古DNA基因组分析,第一次从基因的角度审视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农业革命时的人口结构。研究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Reich团队和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的Ron Pinhasi团队完成。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西端黎凡特地区(大致范围是地中海东岸)南部包括现以色列和约旦的农业人群、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农业人群和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东端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伊朗高原西南边缘山地)的农业人群基因差异很大。

研究人员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黎凡特和扎格罗斯山脉的农业社会与各自附近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相似。论文作者认为,这给农业的本土起源,而非由单一的一群农民扩张到肥沃新月全部地区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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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万一千年前,居住在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的人类群落开始不再以狩猎和采集植物为生,过起了定居生活。这些最早的农民和牧民驯化了绵羊、山羊、猪等动物和小麦、大麦等植物。有了固定的定居点,文字和城市才有可能,文明开始发生。

因为欧洲气候凉爽有利于DNA保存,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古DNA研究集中于欧洲,呈现出一定的欧洲中心化的趋势,而西亚的炎热气候使得古DNA研究乏善可陈。为了克服DNA储存条件的劣势,科学家们利用了两种新技术。科学家分别在去年和年前发现,从颞骨岩部(petrous bone)旁的一片小耳骨取得的样本可以产生近百倍于其他部位的DNA片段。另一项技术溶液内杂化(in-solution hybridization)可以富集DNA并过滤微生物DNA和没有信息的人类DNA。这些都促进了研究的成功。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黎凡特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两个人群驯化的动植物也不同。扎格罗斯山脉的农民驯养山羊并种植二粒小麦,而黎凡特海岸的农民种植大麦和普通小麦。约9500年前,这些农牧业技术开始传遍中东。技术和人群都在今土耳其东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相遇,他们交换用于打制石器的黑曜石(obsidian,一种火山熔岩),交换技术,也交换基因,融为一体。农业技术更全面的农业人群从这里出发迁徙到欧洲大陆。

最早的农业到底来自哪里?

另一派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Ofer Bar-Yosef认为,农业起源于黎凡特地区,然后沿着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近东各地。他指出,黎凡特地区的农业遗址年代最久,早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其他遗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古DNA研究中心主任付巧妹博士是上述《自然》论文的唯一中国籍作者。她主要参与了实验设计和分析的工作。她评论道:“在近东农业起源时,没有发生人口取代。农耕人群与周围的狩猎采集人群非常相似。农业技术是文化扩散,而非人群扩散。”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不同人群的迁徙方向。伊朗农民迁入今俄国草原和南亚次大陆。黎凡特农民迁入非洲,土耳其农民迁入欧洲。

另一篇2016年8月9日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论文分析了生活于扎格罗斯山脉的一位女性牧民的全基因组。该论文表示其与土耳其农民的基因有较大差异。而去年7月29日发表在Science的一篇论文则分析了生活于扎格罗斯山脉的另外4个古人类个体样本。研究者们发现,这4个古人类是现今部分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的祖先,但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的农民基因相差甚远。

遗传多样性是3篇论文的共同结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则新闻显示,Nature论文的共同资深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David Reich说:“我们发现今天亚欧大陆西部包括欧洲和近东相对同质的人群分布与几千年农业起源时大不相同。当时的人们彼此差异就像现在的欧洲人和东亚人那样大。”“到青铜时代时,近东的遗传多样性就和现在一样小了。” Nature论文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员Iosif Lazaridis表示:“近东人群随着时间推移互相融合并移入周围地区与其他人群混合,直至原先大不相同的人群变得彼此相似。”

近年来通过对DNA的统计分析,研究者们推断出了另一群古人类基部亚欧人(Basal Eurasians)的存在。他们在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中较早分化出去,但至今尚未找到任何遗骸证实此假设。最新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假设。统计分析指出,他们和尼安德特人可能没有杂交,而其他人群至少有2%的尼安德特人基因。David Reich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东亚人如中国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比西部亚欧人多。他们可能与尼安德特人的居住地域不同,并在尼安德特人消失后与分布于亚欧大陆西部的其他现代人杂交,稀释了尼安德特人基因比例。

参考文献:
1. 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farm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osif Lazaridis et al, Nature August 25, 2016, doi: 10.1038/nature 19310

2. Early Neolithic genomes from the eastern Fertile Crescent, Farnaz Broushaki et al, Science July 29, 2016 doi: 10.1126/science.aaf7943

3. The genetics of an early Neolithic pastoralist from the Zagros, Iran, M. Gallegro-Llorente et al, Scientific Reports August 9, 2016 doi: 10.1038/srep31326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8-11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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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拂粟麦,万里渡河汾——史前中国农业化的驱动力量(1)编辑于 2018-07-17

石头布    龙光玉魄出冰天 - 华夏北来说

这个话题本来是“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系列里的,但三言两语难说清楚,只好独立出来。 它是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没有完全离开上一篇打开的题目,还是与中国先民的迁徙路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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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但中国的农业是怎样产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的,却仍然是个没搞清楚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国农业考古学研究长期停留在“发现粟(稻)属遗存等同于发现粟(稻)作农业,发现农业活动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的简单定义时代,热衷于不断前推“农业社会”起始的时间点,对其形成真正主导地位的渐进过程缺少关注。实际上,在狩猎采集资源丰富的史前时代,农业从萌芽到成为主要生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植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中美洲人对栽培谷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时间【6】。在拥有更加富饶的自然环境的中华大地上,我们没理由假定这个进程会哪怕稍短一些。这个进程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研究中国农业化的进程模式和驱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的起源,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先从考古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社会”的再认识说起。

判断史前人群的农业化程度,龋齿率是个客观指标。谷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会在口腔中残留糖分,所以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远高于狩猎采集人群,龋齿率因此可以用来判断古代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计模式。2012年人类学家们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古代居民做了一次牙齿检查【9】。发现龋齿率只有1.4%,远低于农业人群的水平(平均8.6%)。

关于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人群的农业化程度,历来有不同的估计。这个新的证据说明,我们对它不能估计过高。把出土的石铲、磨盘、磨棒都认定为“农具”是不妥当的。石铲可能是挖掘半地穴式住宅的工具,最近对磨棒残留淀粉粒的分析也指出,磨盘、磨棒很可能主要是用来研磨坚果类食物的。即使发现谷物的遗留,不能排除用于酿酒的可能(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谷物遗留,尤其是考虑到过去长期被认定为汲水器的小口尖底瓶实际上都是酿酒的容器)。张雪莲等通过分析人骨同位素氮15的比例来推断古人的食谱【1】,其结果也指向了相似的结论:红山文化人群的生计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粗放农业为辅的模式。

对6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也存在一个同样的认知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发掘者认为河姆渡古人已经进入“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 最近20年来已经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证明这种认识需要修正。除了确认其“稻谷遗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以外,有学者指出河姆渡人的“骨耜”并不是耕地工具而是为干栏式建筑挖掘柱洞的工具【3】,“骨耜”的数量远少于狩猎工具,收割和脱粒的工具严重缺乏,这些迹象都显示稻作农业的比重不高【2】(如果存在的话)。

河姆渡文化人群的食物资源异常丰饶。因为其饱水环境,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都与稻谷相伴出土了大量的其他可食植物遗存。考古学家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以坚果为中心的广谱食物资源构成。下表粗略举出了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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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可食植物遗存种类,来自【2】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稻谷(无论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只是多种可食用也可储存的植物资源之中的一种。不管是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还是众多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都只强调(并且夸大)了稻属遗存。对其他可食植物遗存只一笔带过,仅仅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其具体数量和相对比例都不清楚。但根据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中描述的窖穴坑遗物推测,上表中除稻谷外的可食植物遗存数量也相当巨大【2】。

如果看到这儿你觉得河姆渡古人是素食者,那就错了。属于该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更多不胜数。走兽包括猪、狗、水牛、梅花鹿、麋、水鹿、獐、猴、羊、麂、大象、犀牛、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灵猫、狸、黑鼠、豪猪和穿山甲等。鸟类包括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和鹰等。爬行类包括扬子鳄、乌龟和鳖。鱼类包括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鲖和鲻鱼等【5】。此外还有蚌类。遗址中仅是鹿类的下颌骨就出土了700多件,可辨识的乌龟有1000多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角制的工具数量超过了石制工具的数量,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动物资源的丰富。

从人骨同位素氮15比例分析来看肉食在食谱中的比重,河姆渡先民遗骨的δ15N值(氮15与氮14的比值与大气标准比值之差,除以大气标准比值)在千分之11和12之间【1】,高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内蒙兴隆洼文化居民(千分之9-10)。一般草食动物的δ15N值是千分之6左右,在食物链上的位置越高,同位素氮15越富集,δ15N值越高。一般肉食动物的δ15N值比食草动物高出千分之3-4 【4】,但捕食肉食动物的顶级肉食动物的δ15N值会更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隆洼和河姆渡先民的饮食中肉食的比例都很高(δ15N值与肉食动物相同),河姆渡先民的肉食食谱的范围要更宽,包含部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禽)。

这些证据都说明河姆渡先民的食谱中植物性食物只是次要成分,而稻谷更只是次要成分中的一小部分。距今6000-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是以渔猎为主,以采集储存坚果类食物和粗放稻作农业为辅的模式。但上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把聚光灯和放大镜都集中在稻谷遗存上面,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场史前农业“大跃进”。事实上,直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浙江地区依然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为辅的生计模式。很难想象6000-7000年前这里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存不存在类似的“农业大跃进”?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讨论)

一般认为农业的兴盛是早期文明得以壮大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对自己悠久的农耕历史,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对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农业生涯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他们也不操心文明的进程。对他们而言,从狩猎采集的生涯转变到以农业为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其中的原因, 是我们现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事实:

(一)农业生产的劳动量远大于狩猎采集。

“稼穑艰难!”(《尚书》)。先不考虑开荒的劳动量,即使已经有一块平整过的农田,翻地松土、播种、浇灌、锄草、施肥、收割、晒干、脱粒,经过这一道道琐碎繁重的工序,粮食才能入口。

所以,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比狩猎采集要低得多。人类学家 Barlow 对美国西南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代印第安人的玉米种植业和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做了调查和比较【7】,他的结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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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狩猎采集和农业的能量回报率

所谓“能量回报率”是指收获的食物所含能量与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比值,单位是千卡/小时(Kcal/Hr)。上图中左侧文字纵列给出了不同狩猎采集对象组合的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该纵列顶端的以大角羊、羚羊、野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13000 - 31000 千卡/小时。也就是说,每花费一个小时可以获得含13000-3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大致可以满足4-10个成年男子一天的能量需求。其次是以囊鼠和棉尾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9000 - 11000 千卡/小时。该纵列以下依次列出了以其他小型猎物和可食植物为对象的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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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羊 (bighorn sheep),By Jwanamaker - Own work, CC BY-SA 3.0, File:New Mexico Bighorn Sheep.JPG

图(1)中右侧阴影方框内列举的是不同强度的玉米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作者在文中对其四种强度等级给出如下的进一步解释:

1,最原始的农业:仅仅撒种和收获,不做任何其余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约合6市亩)50小时,约合5-6个人日/英亩。

2,“刀耕火耨”农业:增加了用刀砍火烧除去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工作。劳动时间:每英亩 200小时。

3,“典型”农业:劳动时间:每英亩 400小时。

4,“精耕细作”玉米农业:包括翻地、幼苗护理、除草和生长期各种田间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 800小时。

它们各自的能量回报率对应图(1)中四条灰色曲线。曲线的横坐标是每英亩的产量(主要取决于年景,即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纵坐标是能量回报率。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广种薄收”的最原始的农业,为1300-1700千卡/小时,对应最上面的那条曲线。

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狩猎采集的能量回报率是原始农业的10-20倍(13000-31000 vs. 1300-1700 Kcal/Hr )。如果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这个比率可达数百倍。狩猎采集拥有巨大的优势。只有在动物资源不足、对可食植物的依赖较大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才变得有吸引力。比如以橡子、早熟向日葵籽、印第安大米草(长毛落芒草)为对象的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是300-900Kcal/Hr, 与“典型”农业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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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大米草(Indian rice-grass, 长毛落芒草),图片作者: Näytä kuinka

(农业的优势在于可以以较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比较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高于狩猎采集。 如果比较单位劳动时间能量回报率,结果就反过来了。所以只有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承载力成为瓶颈因素之后,农业才成为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而在地广人稀、土地资源接近无限的时代则不然。)

(二)谷物的口味劣于狩猎而来的食物。

动物的体液和血液中含0.9%的盐分。而谷物缺乏盐分和鲜味,所以农业人群有对食盐和调味剂的强烈需求。

(三)谷物的营养价值较低,不如狩猎采集而来的食物。

没啥好说的。除了营养方面之外,关于麸质和高碳水化合物食谱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详见
@易楚的原始饮食专栏。

(四)农业生产的成就感和乐趣,远低于狩猎采集活动。

这个不是石头布拍脑门,而是来自人类学观察。比如美国人类学家Holmberg在1940-1941年对玻利维亚西部的Sirionó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10】。Sirionó人主要从事狩猎采集,辅以少量的农业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耕地、种植、砍柴、修房子被归类为“工作”,都是乏味的,能免则免。而打猎和采集野果则被归类为“消遣”,富有乐趣和吸引力。

人们选择操持何种生业,是遵循着如何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收获”这一原则的。费效比最高的采食活动,无疑是猎获冰期的北方大型食草动物——动辄上千公斤的驼鹿和数千公斤的披毛犀、猛犸象。所以那时高纬度地区的猎人们的闲暇时间最多。整个亚洲旧石器时代的留下的艺术品集中于西伯利亚的几个遗址。冰期结束后食草动物的小型化使得狩猎的费效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采集活动,更远高于农业生产。

过去人们以为:古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是因为蒙昧无知,一旦有聪明人发现了“种植的秘密”,古人就会心向往之,跑步进入农业社会。过去考古学家们倾向于把发现谷物遗存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古人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会主动地转向农业生活方式。这个不是猜测,而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如据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当时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南部的休休尼(Shoshonean)印第安人还是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个休休尼人的家庭都在秋季采集和储藏了足够吃到第二年秋天的橡子,食物来源还包括渔猎、挖掘根茎和采集其他果实。尽管他们与美国西南部操持农业的普韦布洛人(Pueblo)莫哈韦人(Mojave)存在长期稳定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但始终拒绝从事农业【8】。橡子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休休尼人完全没有花费额外精力去栽培农作物的兴趣。而普韦布洛人和莫哈韦人都生活在干旱少树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他们以种植玉米、美洲南瓜、豆类等农作物为生。

人们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只有在森林退化、土地生态承载力下降、狩猎和采集都不足以维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早期的农业文明,都兴盛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一旦他们开始了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就进一步降低了生态承载力,逼迫人们不得不一代一代地追加农业生产的比重、提高农业技术,反过来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是一个正反馈的、不可逆的循环。人口爆炸和剩余产品这些伴随农业而来的现象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促成了“国家”这种高级社会形态的诞生。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古国多兴起于干旱大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平原,就处在炎热、干旱少雨的环境中。苏美尔人因此建造了世界最早的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发展农业。干燥的气候还成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字书写载体——泥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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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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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民居复原图

古埃及的农业区是沙漠中尼罗河漫灌出的绿洲。如果观察一下古埃及的建筑物,不难注意到大部分建筑都是平屋顶(见上图中的例子)。室内室外联成一体,屋顶上往往有露台。与中国早期古建筑的铺着厚厚茅草的斜坡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屋顶形态多见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流域,旁证了这些地区的雨水都十分稀少,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这也是埃及古墓中的有机物保存状况往往比较好的原因。因为干旱,埃及还缺乏尺寸大的树木,建筑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从黎巴嫩海岸采伐后海运来的。

尽管西方考古学家们力图证明持续的严重干旱是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灭亡的原因,而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像证明疾病是印第安人灭绝的原因而不是欧洲人的入侵一样),古印度河流域的农业最兴盛的时期也恰恰是气候较前期更为干旱的时期。但距今约4000年前的气候急剧变化确实是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文明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人只能到三个荒漠中去凭吊逝去的这三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沉睡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接壤处的大沙漠之中埋藏着古印度河文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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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复原图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也可看到类似的规律。温暖湿润、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长江以南地区,也是农业社会形成较晚的地区(尽管它的萌芽并不晚)。距今5000-4000年前气候的逐渐干旱化,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化和国家化得到迅速推进的契机。到了秦汉时代黄河流域已是人烟稠密、以种植“粟黍菽麻麦”五谷为生业的农业区。长江流域却依然地广人稀,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渔猎经济为主。《汉书-地理志》: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王莽传下》: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这种农业化进程步调的差距,使得南北方的人口密度一度十分悬殊。

(一些题外话:对践行原始饮食的朋友们来说,这两种采食方式对身体健康和精力状态的影响不言而喻。随着黄河流域的谷物农业化程度将长江流域甩到身后,这种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历史表现就是:吴楚地区的兵员素质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仅仅是出勇士,到了秦末的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楚军就表现出了整体上高出一截的战斗力。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荆楚兵作为精兵,被委以重任。李陵以孤军深入匈奴,倚仗的就是五千荆楚兵。《汉书-- 李广苏建传》:

(李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汉初“七国之乱”中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或许凭借的也是与李陵出自相似理由的自信。

但这种差距随着江南农业开发的逐步推进而消减。汉末的时候,出自徽南、苏南山区里的丹阳兵依然是精兵。但其后几百年内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谷物农业在江南得到迅速发展,“夫荆楚强勇轻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精兵劲旅就走进了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壮善战的品性,与地域、基因、民族都没有固定的联系。饮食条件和生活环境才是决定因素。)

汉代持续在江南安置北方流民,汉末“流亡北士”(鲁肃、孙坚等皆是)开发江东,晋代永嘉南渡,中原士庶更大举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的农业社会的形成,是在中原移民的推动之下完成的(当然,很快后来居上),是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的扩张的结果。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农业化与江南地区是同样的模式,比如欧洲的农业化,也是来自近东的农业人口扩张的结果,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方也是。只有少数地方的农业社会是原生自发的,这里面包括中国北方。

于是我们的问题是:距今10000-5000年前温暖湿润、犀兕横行的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是原生自发的,还是受到自然环境更脆弱的其他北方农业区的影响而启动的?如果我们比较我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先发地区——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距今5000-4000年前全球气候干旱化的过程中,谁在形成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谁向对方实施了农业人口的扩张?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1】张雪莲, 王金霞,洗自强, 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载于《考古》2003年第2期。

【2】秦岭,傅稻镰(Dorian Q Fuller),Emma Harvey,《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于《东方考古》第3集(2006年),307-350页。

【3】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9-55 页。

【4】Judith C.Sealy et. al. , Nitrogen isotopic ec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dietary tracing,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Volume 51, Issue 10, October 1987, Pages 2707-2717.

【5】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社。

【6】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Gordon R. Willey (Editor),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4.

【7】K. Renee Barlow, Predicting Maize Agriculture among the Fremont: An Economic Comparison of Farming and Forag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1,pp. 65-88 ,2002。

【8】R. F. Heizer, Prehistoric Central California: A Problem in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41:19-26. 1958.

【9】原海兵,朱泓,牛河梁红山文化人群龋齿的统计与分析 ,人类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12年。

【10】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 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10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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