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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阳春巴人

孔氏家族史上的几次磨难考略-含颠覆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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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4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国语·齐语》
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马选具。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北方的狄人进攻邢国,齐桓公就在夷仪修筑城堡,让邢国迁到那里,使邢国的百姓避免了狄人的奸淫掳掠,牛马如数得到保存。狄人进攻卫国,卫国的百姓被迫出走到曹邑避难,齐桓公就在楚丘这个地方建造城堡让他们重建家园。
齐桓公下令修筑葵丘、晏、负夏、领釜丘等几个要塞,用以防御戎人和狄人对邻近各诸侯国的侵掠;他还下令修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等几个关隘,用以捍卫诸侯的要地,并向中原各国显示自己的权威。

这就是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孔子对管仲、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为保卫诸夏驱逐戎狄之行,给予高度评价,这在子贡和孔子的对话中得到充分体现。子贡问的意思是:管仲为何不自杀呢?
发表于 2017-9-5 08:22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者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相。
孔子然后大力称赞管仲和齐桓公,说若没有管仲,我们现在已“被发左衽”,被夷狄奴役了!所以管仲那能像匹夫匹妇一样为小事,就自杀在小山沟小河沟呢!
发表于 2017-9-5 08:51 | 显示全部楼层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夷”“夏”观的定型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和各诸侯国的“尊王攘夷”过程中完成的。西周末年,幽王失政,西部戎狄人进入关中,关中一带战乱不已,及至平王继立,被迫东迁洛邑。
戎狄进入中原腹地,实为周王朝“礼崩乐坏”后天子势微而降低了对周边夷狄防御能力所致,这种使礼仪之邦山河破碎的局面,使辛有这样的大臣深感忧虑!

辛有的评价和预测透露出一种以典掌“中国”文化自任的优越感和坚决维护传统祭礼的严正态度!好嘛!到了公元前638年,秦国和晋国这两个家伙果然在伊川弄来了个“陆浑戎”!
伊川徐阳村陆浑戎墓地已被发掘,还入选2015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发表于 2017-9-5 09:25 | 显示全部楼层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五年》
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大史,籍黶与之共董督晋典,因为董氏,董狐其后。

辛有“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既深感忧虑又有一种不祥之感!孔子则对“被发左衽”强烈鄙视。何为左衽?何为被发?孔子是子姓,辛有这个周人又是什么姓?
发表于 2017-9-6 0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宋镇豪的观点

关于左衽,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中国上古时代衣式即有左衽、右衽之区分,按通常说法,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反之,则为右衽。前述殷墟出土人像雕像,交领右衽或直领对襟最为常见。尚未见一例有作衣襟向左开者,表明左衽并非为中原华夏族所固有。

左衽成了某些少数族的一大服饰特色,也是夷夏之别的标志之一。

不过,也应看到,夏商王朝实施的广纳兼容各方有利因素的开放性治国方略,使其自成一格的华夏服饰系统,相应注入了不少新活力,在服饰异同方面而内蕴的夷夏相斥心态,亦维持在一定低限。

“同衣服”和“因俗施政”,是夏商服饰系统内、外调整的两大要质,与夏统治者的收众立邦和商统治者的四土经略,是紧相适应的。”
发表于 2017-9-6 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于省吾的观点

关于被发,于省吾在《殷代的奚奴》中说,“尚书大传高宗肜月,‘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刘宝楠说‘礼男女及时则结发于首,加冠笄为饰,戎狄无此礼,但编发被之体后也’(论语正义十七、十九)。崔适说‘案汉书终军传,解编发,削左衽’。师古曰‘编读曰辫’。西南夷传,‘编发’。师古曰‘编音步典反’,案步典反即辫音,后汉书西南夷传竟作‘辫发’矣。华阳国南中志亦曰‘编发左衽’,案编被一声之转,班书常志之‘编发左衽’。即本经之‘被发左衽’。是被发即编发,编发即辫发也。

按崔说迳读被为编是对的。今以古音证成之,被是並紐三等字,编是帮紐三等字,都属重唇。编在古韵属元部,被从皮声,古韵属歌部,歌元对转,是被可读编之证。

程考谓山戎、猃狁、鲜卑、突厥、高昌、蒙古、女真都是编发的民族,信而有征。又引晋书肃慎传谓‘肃慎氏一名挹娄,俗皆编发’。因此可知殷代的编发奚奴,当是对北方肃慎鬼方等部族作战俘虏而来。”
发表于 2017-9-7 08:09 | 显示全部楼层
周王朝建立后,周人仍自称“小邦周”,而称已经灭亡的殷为“大邦殷”,联系周人训诫殷遗民时特别提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来看,所谓“小邦”、“大邦”除表示宗族规模、都邑规模和统辖区域的不同外,也是指它们在文化上有文野、雅俗、高低的区别。所以,文王才会“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发表于 2017-9-7 0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克殷前后周人的文化引进政策,在大量启用异姓贵族为史官这一事实上得到最为明显的反映。
西周金文表明,周王朝存在一个庞大的史官系统,其中包括以大史为首的“大史寮”,和以内史尹为首的作册内史等许多职官,主要负责保存典籍、制作历法、策命诸臣、备王顾问等与文化密切相关的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周王朝史官就其渊源看大多出自异姓。
发表于 2017-9-7 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史官中的作册一职起源于商代,作册需通晓文字和典籍,这项工作非经长期训练绝难胜任,故作册之职常由某些家族世代执掌。
世任作册的家族为标明或夸耀其世职每每制作特殊的徽识。金文中不胜枚举的“庚册”、“鸟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某册”都是这些作册家族的族徽。
周王朝建立后,这些曾为商王朝服务的作册族继续从事其擅长的职业并保留了以“某册”为族徽的古老习惯。因此,带有“某册”族徽的家族大多是异姓贵族。
发表于 2017-9-8 08:16 | 显示全部楼层
周代大量异姓史官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礼乐典籍是文化的凝结,史官则是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与集中体现者。
周公“制礼作乐”一直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乐道的佳话,不少人为验证这一佳话而极力搜寻周公“制礼作乐”的具体史迹,然而周公对周代文化的主要贡献实不在此。无论周公如何圣明睿智,他都不可能独自担当起创造新礼乐、新文化的重任。周代新文化的建设凝聚着当时无数知识分子或文化贵族的心血,而异姓史官可谓贡献独多。异姓史官是周文化汲取各类文化营养的根须和触角,是各部族文化融汇为周代文化的蹊径和桥梁。
发表于 2017-9-8 08:34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其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异姓史官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的过程。反过来说,异姓史官对周代文化的贡献,同时也为以周公为代表的姬周贵族的远见卓识作了最好的注解和说明。文武周公大量启用异姓贵族为史官也就意味着引进异姓文化。
与亲自从事某种礼乐的制作相比,周公等人更可贵更值得钦佩的是,他们能够积极吸收和重用异姓文化贵族,以弥补本族文化相对落后的缺陷,具有一种兼容并包异姓文化的宏大气度与胸襟。没有这种气度和胸襟,就不可能赢得周政权的稳固,更不可能造就“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
发表于 2017-9-9 08:43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上诸层均来自胡新生的《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仅就其关于周代文化的论述——个人认为——所论至确!

胡新生该文着重论证周王朝的四个异姓史官家族,即辛氏、尹氏、程氏和微氏。他认为辛氏是姒姓,尹氏是姞姓,程氏也是姞姓,微氏是子姓。

值得指出的是程氏就是司马迁追溯的祖先程伯休父,也是《晋书·宣帝纪》中两晋司马氏追溯的程伯休父。胡新生认为程氏可能是少暤氏的后裔,程氏和尹氏都是姞姓,因此认为卫宏说司马氏出自尹佚或许有一定根据。
同时,胡新生也明确指出,“传说姞姓出自黄帝,似于少皞氏无涉,但文献中也有少皞为黄帝之子的传说,《通志·氏族略》也说尹氏出自少皞,而周代尹氏确系姞姓,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尚需进一步研究。”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正如兰版指出的: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为何不提西周早中期自己始祖的事迹呢?
发表于 2017-9-9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胡新生的观点

关于辛有的姓,胡新生言之凿凿,认为是姒姓。其在《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中说,“相传夏后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遂演化为后来的辛氏。西周末或东周初辛氏的一支迁往晋国为董氏。《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平公“祀夏郊,董伯尸”。祭祖以同姓族人为尸(代神受祭者)是周代祭祀通例,董伯姒姓,故能在祭祀夏代郊神的礼典中取得扮神的资格,由此可知董氏及其大宗辛氏确系姒姓夏族的后裔。

首先进入周邦担任史官的是辛甲。刘向《别录》说:“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先秦史官自有执书以谏的传统,辛甲事纣“七十五谏”,应是辛氏家族在商朝担任史职的反映。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为大姒,本是姒姓之女。辛甲以其世掌典籍的文化优势与周王“舅氏”的身份,被任命为周大史是顺理成章的事。

《左传》襄公四年引魏绛的话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说明辛甲任周大史后继续行使或更加扩大了箴谏补阙的职权。《虞人之箴》通篇叙述夏代故实,虽然假托虞人之口,而实有可能是辛甲或其家族中某一成员的作品。《国语·晋语四》记载,文王广用“四方之贤良”,遇事“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其中的“辛”即指辛甲。

昭王时期辛氏家族有名臣辛余靡。平王东迁后,辛有继任王朝大史之职。与辛有相关的一件大事是其次子董奔晋为大史,从此董氏家族世任晋国史官。春秋初期,辛伯、辛廖继续在王朝担任史官。”
发表于 2017-9-9 1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需要说明的是辛有次子董奔晋为大史,从此董氏家族世任晋国史官——这个“董”是氏,而豢龙氏—董的“董”是姓。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魏献子和蔡墨的对话中明确讲:“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
发表于 2017-9-10 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胡新生的观点

关于司马迁的祖先程伯休父,胡新生认为程氏是姞姓,此观点也可供观瞻。在《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中,胡新生说:“《国语·楚语下》言,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

西汉太史公司马谈临终之际叙其家世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马迁根据《国语》的记载,认为本族即出自程伯休父。先秦观测星象制订历法之事例由史官负责,司马谈父子还很擅长传统的天文历法之学,他们对本族世系的追溯是可信的。“司天”的“重”相传是少皞氏“四叔”之一,西周“世主天官”的程氏可能是少皞氏的后裔,这又是一个异姓家族世任史官的例证。

东汉卫宏说:“司马氏,周史佚之后。”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载雒阳有“上程聚”,刘昭注:“古程国,《史记》曰重黎之后也,伯休甫之国也。”在古程国的故地即今河南洛阳一带出土过很多带“鬲”徽的铜器,上文已证明“鬲”为姞姓族徽。由此推测,西周程氏、司马氏与尹氏同属姞姓,卫宏说司马氏出自尹佚或许有一定根据。”
发表于 2017-9-10 09:56 | 显示全部楼层
胡新生论证金文中的“鬲”徽为姞姓族徽,如果把胡新生的该篇论文和李伯谦的《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放在一起看,或许更有助益。李伯谦认为旌介商墓的墓主人是a族的成员,所谓的a族是指旌介商墓出土的34件青铜礼器上的族徽标识:该徽识中间是一个鬲,其左右上方各有一个类似逗点的东西,这个鬲看起来像是个筒腹鬲。

由此再看蒋刚的《论白燕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和《再论白燕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两篇论文,鉴于“鬲”徽的数量及分布范围,蒋刚把白燕文化的族属归为狄,此说似为简单似可商榷。莫如林沄称其为山西中南部与李家崖文化平行发展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或者像杨建华把白燕文化归为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8个地方类型之一:灵石旌介类型。
发表于 2017-9-10 17: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Ryan 于 2017-9-10 18:59 编辑

33# W7167N

你提到的这些 胡新生的论证,我也觉得非常微妙。我之也比较关注周代以前的“姓”的起源。胡先生认为 司马迁家族出自源于 “尹佚”的世系史官的尹氏家族,我是非常支持的,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可能。

无疑,尹氏家族在西周时期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崇高的,有这样的祖先是很值得夸耀的。关于我之前的疑惑,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以及整部《史记》中都没有提到西周早中期自己始祖的事迹”,我有一种猜测。

这种猜测源自韩魏先生在《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280页的论述。韩魏先生认为,在西周中期,井氏、益氏和荣氏三大家族兴起,把持朝政达100余年。但在后世史料中,这三个家族的相关记载完全被抹去。此外,在历王和宣王前后,主持朝政的完全是两拨人,之前常见的三家家族接近消失,待之而起的重新兴起的西周早期旧家族。因此,韩魏先生认为,所谓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实际上是在本身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的上述三家家族的支持下进行(或发起)的。宣王中兴,这三大家族必定遭到沉重打击,相关事迹被从史料中抹去。

有意思的是,程伯休父正是 “益公”的下属,《休盘》正是记载了益公任命休父为“走马休”的过程。如果学者们的论证属实的话,那么问题就大了。说严重一点就是:休父家族属于发起国人暴动的“叛乱集团”的一部分。按照历王和宣王之间的政局演变,程伯休父家族应该是要被灭族的,就像井氏和益氏那样。

然而,休父家族的程伯休父在宣王时期还活的很好,参加宣王23年由尹吉甫和南仲领导的南征,立下大功,并被任命为“司马”。其后裔世袭“司马”一职,遂分氏为司马氏。这种情况或许与 程伯休父的家族出生有关。按以上诸位学者的考证,司马迁家族或许真的出自尹氏家族。这样的话,宣王时期的这个 程伯休父,就和当时的执政 尹吉甫是同族人。尹吉甫是宣王极为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可能是因为 尹吉甫的求情,使得  程伯休父的家族没有像井氏和益氏那样被灭族。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程伯休父的起源。虽然还有争议,《休盘》一般认为是恭王时器。这意味着 程伯休父的祖先至少在恭王之前就已经拥有了 程这个采邑。在西周,通常是一个家族的小宗从大宗中分化出来,另立氏族的时候,才会拥有一个独立的采邑。因此,综合上述的讨论, 程伯休父家族或许在西周早期(穆王以前)的时候已经从尹氏大宗从分出。因为拥有程邑作为采邑,所以另立氏族为“程氏”。在西周中期,随着井氏、益氏和荣氏三大家族的兴起,程氏成为益氏的下属,并逐渐展示其军事才能。此后,在某一个时期,被某一代益公任命为“走马休”。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事件中,程氏家族或许征战在外,完全没有参与其中。因此,宣王中兴之后,在尹吉甫的求情下,重新被启用。当然,这个家族的军事才能也是重要的考虑之一。其后南征的成功,也证明了宣王和尹吉甫用人得当。

回到司马迁本人的叙事问题。之所以没有提到 宣王时期的“程伯休父”之前的其他祖先,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在国人暴动期间,程氏是“反叛集团”的益氏的下属。而不提起可能存在的与“尹氏”同族的亲缘关系,或许是因为身为小宗的后裔,羞于提起亲缘关系,以免显赫的尹氏大宗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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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8:08 | 显示全部楼层
33# W7167N

你提到的这些 胡新生的论证,我也觉得非常微妙。我之也比较关注周代以前的“姓”的起源。胡先生认为 司马迁家族出自源于 “尹佚”的世系史官的尹氏家族,我是非常支持的,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可能。

...
Ryan 发表于 2017-9-10 17:46

兰版的推测合理!在把《休盘》仍视为恭王器时,此说可通,视野和胸襟的开放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卫宏曾为光武帝擘画朝章国典,其言司马氏为周史佚之后应非虚。而此又与胡新生对尹氏程氏之“姓”的研究相合,竟欲拍案!
发表于 2017-9-11 08:46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在《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一文中,李伯谦认为,“灵石旌介商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上多数是有铭文的,这些铭文如图六所见,均为族徽标识无疑。据统计,在铸有族徽铭文的42件铜器中,a形徽铭竟有34件,占全部徽铭的81%,由此可见,旌介商墓的墓主人必是a族的成员,该处应是a族的墓地。

a,或释鬲,或释丙,或释芾,迄无定论。铸有此形徽铭的铜器,除集中出土于旌介,还散见于安阳殷墟、洛阳、郏城、扶风北桥、岐山贺家、长安马王村、沣西张家坡、北京琉璃河、黄县归城和喀左和尚沟等地。大部分为商器,少部分或可晚至西周早期。

a族虽不见于甲骨文,但新出土的和见于以往金文著作中的此形徽识已有一百多件,足证它是当时重要的国族之一。《续殷文存》下18·2著录一爵,a下有一“亚”框,带有亚形的族徽可能是商王朝异姓方国的标志。铸有此形徽铭的铜器中尚有一鼎一卣(另有一尊与卣同铭),均有长篇铭文(图七,1—2)。鼎铭记载作器者随王征井方,在C师受到商王赏赐而为父丁作器;卣铭记载作器者在廙地受到商王赏赐而为毓祖丁作器。a族首领接受商王职官封号,a族中人能奔走商王左右,随王出征,受王赏赐,可见a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必是附属于商王朝的友好方国。”
发表于 2017-9-11 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金文中,另一个带有“鬲”形的族徽出现在山东青州的苏埠屯商墓。

苏埠屯墓地是“亚醜”氏族的。苏埠屯M1是商代除王畿之外的唯一的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墓,发掘者将墓主称为“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学界无异议。但是对于何为“亚醜”氏族?殷之彝认为是殷方国薄姑氏的封地,李零认为是商代的方国齐国,方辉认为是“东攸”,李学勤认为是小臣醜的封国。
而以王树明、杜在忠、王献唐等学者则认为“亚醜”与夏后斟鄩、斟灌有关。其中尤以王树明的《亚醜推论》论证最详,备受重视!

1986年在苏埠屯墓地发掘的M8中出土了13件有“融”徽文、两件有“作册”铭文的青铜器。M8的年代与大部分苏埠屯“亚醜”族墓地的年代相当,说明其墓主人与“亚醜”族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发掘者将“融”看成是“融”族的族徽,“册融”就是作册融,其是指融族的人在“亚醜”族任作册之官。可见,亚醜族和融族有很深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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