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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人类学在线 Ryan WEI's Forum of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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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阳春巴人

孔氏家族史上的几次磨难考略-含颠覆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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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2 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树明的观点

在《亚醜推论》中,王树明依据今泰沂山系北侧龙山文化晚期素面鬲的出土范围,论及“亚醜”徽文是亚醜氏族先民摹写其举行裸礼场面的一个图像文字。而今青州苏埠屯商代墓地乃是夏族姒姓斟灌、斟鄩方国之墓地,“亚醜”族徽是斟灌氏的徽号。
“醜”释为“甚”、“(酉甚)",是酉、柄勺、其、人组成的图形。“甚”,即斟灌氏之“斟”。兼而论及夷夏之争及泰沂山系北侧龙山文化晚期发现陶鬲,是融族、鬲族或其后裔斟姓诸部,在夷夏交争过程中随夏王室东渐夷人本土的物质文化见证。

对苏埠屯M8出土的13件青铜器上的徽文,王树明说,“上述徽文,分别由两鬲形与两个虫、蛇类动物之形象组成。两鬲形画于“文字”中间,鬲口相对,作扣盖状;虫、蛇类动物之形,画于鬲形两侧,头上、尾下。就“文字”形体而论,这一从“鬲”从“虫”的图像文字,是“融”字的祖型。换而言之,乃融族的图腾标记。”
——从徽铭图像上看,这两个作扣盖状的鬲分明是肥足鬲。
发表于 2017-9-12 08:52 | 显示全部楼层
了解周代的史官后,如果再看商代的史官,我们会对孔子所说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有更深的体会——从目前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看,夏商周三代很可能是不同的Y,但三代承继的“大传统”始终存在,这就是三代的继承、创造、发展!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虽然胡适《说儒》认为这是商亡后殷遗民的预言,但至孟子,延续到司马迁皆深信不疑,如司马迁所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发表于 2017-9-12 13:47 | 显示全部楼层

标题

李伯谦的观点
在《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一文中,李伯谦认为,“灵石旌介商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上多数是有铭文的,这些铭文如图六所见,均为族徽标识无疑。据统计,在铸有族徽铭文的42件铜 ...
W7167N 发表于 2017-9-11 08:46

王宁提出甲骨文中此形状的字为案之本字,几案的侧面就是这个样子。在甲骨文中又作宴饮的宴,我立马想到山西的这个方国,应该就是古妟/匽国。金文中的姞姓该方国,就是典籍中的南燕。
发表于 2017-9-12 14:30 | 显示全部楼层
43# hercules

我之前一直不能理解 燕京之戎、南燕、以及匽字之间联系。按王宁先生的解释,这些都可以串联起来了。请问王宁先生著作的出处?
发表于 2017-9-12 15:50 | 显示全部楼层
44# Ryan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17
发表于 2017-9-12 17:43 | 显示全部楼层
45# 198401

谢谢。王宁先生的论述很精彩。
发表于 2017-9-13 08:26 | 显示全部楼层
说下个人的猜测:有时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有意思的,不论灵石旌介a族徽释为何字,我认为此图像应是个鬲,且为筒腹鬲,这也和旌介族群所用炊器是一致的。筒腹鬲在先商和早商中少见,下七垣偶见筒腹鬲,南关外也见有,郑州商城C8T166M6出土的一件青铜鬲即为筒腹鬲,这也是郑州商城出土青铜鬲中的四种式样之一,并且是仅有的一件(朱光华《早商青铜器分期与区域类型研究》,庞小霞和高江涛《郑州商城C8T166M6性质初探》)。把M6出土的这个筒腹鬲和灵石旌介a族徽上的图像相比较,会发现两者极为相似,甚至a族徽上的两个逗点就如M6筒腹鬲两个提手的变体。
庞小霞和高江涛论证M6墓主人是在夏商之际的战争中为商王朝立下特殊战功的武将,但另有学者认为M6的这件筒腹鬲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不过我倒觉得M6墓主是商人的重要同盟之一,他应来自晋中南的白燕。兰版、hercules、198401,三位的看法?
发表于 2017-9-13 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学者对商代史官的建置及职掌做了深入研究。从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代史官的建置远较他官完备。当时史已分作册、大史和御史(四方之史),各有职掌,周代的《周礼》所述大都相沿于此。由于殷周两代情况有所不同,殷代史官亦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御史担负防御之责,就与周代有别。

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代史官制度已经初具规模,这就为周代史官制度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所以,可以说殷代的史官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另外,卜辞中反映殷代史官的活动的相关史料,尚有在出征、祭祀等场合用册的记载,这类材料为数不少,反映殷代礼制具体规定很可研究。
发表于 2017-9-14 08:30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桓的观点

在《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刘桓认为,“殷墟卜辞所见的殷代史官,可大别为三类,一为作册,西周沿袭下来或称作册内史或作命内史;一为大史,此职西周相因而不变;一为四方之史即御史,乃殷王委派之地方官,职掌与《周礼》有同有异。兹择引卜辞分别述之于下:

(1),作册:即指制作典册者,亦即用文字记载于典册的人。《周礼·春官·内史》说内史的职掌有“掌书王命”,内史就是作册,这一职掌也正与“作册”二字的原义相合。殷人用文字记事可以向上追溯到成汤时候,《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可知殷先人曾将汤伐桀事记载,但后来这些典册大都散失,《左传·定公四年》述周初分鲁公尚有“备物典策”,后代只剩下保留在《尚书》中且被后人整理过的几篇了。其次,作册参预殷王的赏赐。

作册的另一重要职责是掌图法。《吕氏春秋·先识》:“凡国之亡者,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关于内史掌图法,《周礼·春官·内史》亦有所述,其文曰:“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诏王治。”所说的诸“法”,即图法之类。凡此说明殷代的乍册即掌图法等重要文书,典籍所载自相符合。”
发表于 2017-9-14 09:11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桓的观点

关于殷代史官中的大史,刘桓在《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中说,“(2),大史:殷代大史与作册同为史官,但大史的地位似已逊于作册,不过仍在王朝的祭祀、占卜和记时日中起重要作用。殷代大史参加殷王举行的祭祀,并主持其中的某一祭祀,这在卜辞颇见记载。殷代大史在祭祀中可能还参加祭典的制作。晚殷记载5种祭祀的卜辞中常见“工典”一词,于省吾先生释工为贡,谓“其言贡典,是就祭祀时献其典册,以致其祝告之词也。”卜辞周祭对象较多,祭法多样,为了确保受祭祖先的先后次序不致紊乱颠倒和错漏,因而需要记载祖先世次以便致祭的典册。

大史在祭祀中担任的另一项职责是占卜。《尚书大传》:“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

古来大史亦称“天官”,于天文历法颇有擅长。从殷代史料来看,殷代的大史起码做记时日的工作。在殷墟卜辞中记年月日最频繁,需要也最迫切的是卜人所从事的占卜工作。从一期以至五期卜辞,这种记录渐趋周密。卜辞又屡见甲子表,更证明卜人与记时日的密切关系。然而,大史计算历法也必须记时日,殷墟曾出土一件刻有甲子表的残玉版,这就应是大史而非卜人所掌的甲子表。

殷代大史除上举“大史壬”外,还有“大史口”见于卜辞。大史的治所称为“大史寮”。大史寮亦见西周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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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Ryan 于 2017-9-14 15:48 编辑

47# W7167N

灵石旌介a族徽的样子,我也觉得是基于鬲,字形两边的两个水滴状符号,我也不能准确理解是代表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字形,与 王宁先生所论的 ”案”之初文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我倾向于认为不是一个字。

但是,姞 与 匽/燕 又有密切的联系。王宁先生也提到:“卜辭常“吉燕”連文,這個“燕”顯然和“吉”詞性相同,當是安樂義”。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现代汉语中,吉祥和安详的含义也很接近。
关键问题在于, 如果灵石旌介“”族徽是“姞”而 “”(合集793)是“案”(后借用为宴/燕),那么,有两个问题需要合理的解释。其一,两个字在构形上有相似之处。前一个字,虽说很可能是基于鬲的形状,但解释为“按压”似乎也可行。第二,无论是“吉燕”作为卜辞习语,还是南燕国本身就被认为是姞姓的,这两字在本义和引申义上都有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

为此,我想到了一个证据比较薄弱的猜测。“燕京之戎/管涔之戎”的名号,其字面含义无解。据学者考证,管字应是菅[jiān] 字之误。可见,“燕/菅”是对上古某一个词汇的记录,因为可能是戎人的语言中的词汇(也就是这群戎人本身的族称),所以字无定字。而对于“京/涔”二字:涔字意为“渍”、积水。联想到 灵石算是太原盆地的一部分。上古时期,太原盆地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就是昭余祁泽。如果我们把 “燕/菅”作为族称而把“京/涔” 作为地名的。那么“燕京/菅涔”就可以理解为“生活在 京/涔 这个地方的 姞姓燕人”。

最后,“”这个符号,到底是对应 “姞”还是“燕”呢?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这个符号同时包含了两层含义,对应“姞燕”,是一个复合族徽。商周之时,复合族徽是很常见的,这或许也是其中一例。这个符号,或许是连绵词/叠音词。这大概也是后世“吉燕”两个字被用作吉祥美好的祝词的原因。

周人所伐燕京之戎,或许就是灵石旌介墓地所代表的居民。商周的直接统治能力,一直没有越过霍太山以北,这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事实。
发表于 2017-9-15 08:24 | 显示全部楼层
51# Ryan
曹兆兰《金文女性称谓中的古姓》统计出金文中姞姓女子称谓有35例,曹兆兰自称是穷尽金文所得。35例已然不少,这也与史载南燕、密须、雍、丰、鄘等为姞姓国,以及李伯谦所言灵石旌介a族徽的分布范围显示其是当时重要的国族之一能够相类。

金岳《金文所见周代燕国:论北燕非南燕国余支》认为南燕历史仅有44年,即从《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卫人以燕师伐郑”,到《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姞姓南燕来去忽焉!

王彪《先秦南燕国考略》认为,“文献记载中春秋初期出现于河南卫辉、延津地区的南燕国是在灭掉该地区原来的西周诸侯国—胙国之后才定居于此,其原生活在今山西西南部凁水流域的闻喜、夏县之间,后沿汉代称为的“轵道”出中条山,沿黄河北岸东进之卫辉延津地区的。它的迁徙很可能是因为春秋初期晋国扩张而被迫进行的。”

南燕和燕京之戎应都出自灵石旌介。
发表于 2017-9-15 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桓的观点

关于殷代史官中的“四方之史”,刘桓在《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中说,“卜辞四方之史,即东史、西史、才(在)北史等,至今尚未发现“才南史”。此等史官,卜辞多称之为“我史”,实即“御史”。卜辞四方之史皆可称“御史”,但这个“御史”的“御”乃防御之义,这从卜辞所载四方之史与羌等敌方常发生武装冲突乃至战争可以看出。如上引2、3辞贞问北史是否获羌人,即其明证。

卜辞又有东史、西史活动的记载,据上6条卜辞,可知东史有时回朝来见。武丁朝的西史旨服务于王事曾有征战,并曾抓获羌人,可见四方之史职责不离武事。

卜辞又载“我史”亦即“御史”与敌方交战之事,如下3条卜辞,1辞表明“我史”已处在与【工口】方作战的前线。

《周礼·春官·御史》:“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数从政者。”此明言御史职责为辅助冢宰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乃属政务官,而不是军事官或外交官,此点对研究殷代御史的性质亦具有意义。

殷朝统治范围包括王畿及周围臣服的方国两部分,殷王在王畿亦即“邦畿千里”之地直接设官统治,而在周围向其臣服的方国部族则通过侯伯进行统治,殷王仅设很少的官为监管。御史正是设于殷边之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周礼》“御史”职掌多有相合。”
发表于 2017-9-16 00: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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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个人的猜测:有时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有意思的,不论灵石旌介a族徽释为何字,我认为此图像应是个鬲,且为筒腹鬲,这也和旌介族群所用炊器是一致的。筒腹鬲在先商和早商中少见,下七垣偶见筒腹鬲,南关外也见有,郑 ...
W7167N 发表于 2017-9-13 08:26

看了一下图,有几个与鬲相差很大,我仍然倾向于是案。即古燕国
发表于 2017-9-16 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殷代史官对周代的影响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更深更广,在这方面做出研究的是刘源——《<春秋><左传>与甲骨卜辞对读数例:兼谈春秋诸侯史官承袭殷人史官问题》。刘源认为,春秋时代诸侯史官笔法与殷墟卜辞所见殷王室史官笔法多有相近之处,特别在遣词用字、文句结构及记事内容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反映出周王朝对殷王朝史官制度因循和继承的一面。

刘源的研究表明,一,商周文化的传承性;二,在商王朝灭亡五百年后,殷人的文化传统依然存在;三,保有这种文化传统的人很可能就是殷代史官家族的后裔。
发表于 2017-9-16 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源认为,比如《春秋》中的“某侵我某鄙”的记载,类似文字早已见于殷墟甲骨卜辞,《春秋》经传称边地为“鄙”,称边地中的聚落或小城为“邑”,也沿袭殷代以来,史官对于王朝边地及其中聚落的称呼。又如《春秋》记载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续了殷代史官的笔法。如此等等。

而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证据,这就有了刘源的《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
发表于 2017-9-16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了一下图,有几个与鬲相差很大,我仍然倾向于是案。即古燕国
hercules 发表于 2017-9-16 00:12

先放下该字不谈,兰版和您关于古燕国和燕京之戎所说都有道理!

韩嘉谷《关于燕国得名的思考》:“燕京山又名管涔山,是汾水的源头。《十三州志》云:“汾水出五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管涔山是该地区太行山脉东西两侧河流的分水岭,所以上面的天池被同时认为是汾水和桑干水的共同源头。桑干水出管涔山后东北流,过逐鹿后转为东南流,迳蓟城(今北京市),注渤海,其上游段的流向正符合《淮南子》的“维湿北流于燕”,燕京山被简称为“燕”,也就是燕山。能证明燕京山与燕国的得名有关,这便是商代末年分别存在于(湿、燕)水上、下游两端的“燕毫”和“燕京之戎”二个氏族部落。

“燕毫”和“燕京之戎”名字相通,文化内涵也有较多相通成份,显示出极有可能是燕京之戎的一支,沿桑干河而下,来到太行山东麓,在保定地区北部至房山一带定居,今琉璃河一带定居成为其都邑所在地,由于京、毫二字形、义皆同,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被周人称做“燕毫”的氏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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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7 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源的观点

中国古代传统看法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相互承袭,同时亦有演变,即孔子概括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刘源在《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中说:

“近年新发现的应公鼎铭文、黄组征人方卜辞、周公庙遗址宁风卜辞等甲骨文、金文材料,为“周承殷制”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说明周王朝建立之初,在政体、祀典、名号制度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殷商旧制。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礼乐文明之特色才逐步凸显,并渐成主流。周人克商后,任用大批曾服务于殷王朝的史官。史官家族对殷周文化制度的延续有深远影响。直至春秋时代,鲁史中仍可见殷人史官的记事传统。殷代、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宗法社会形态,是贵族礼制文化连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战国以后,商文明对传统贵族社会的影响逐渐消弭。”
发表于 2017-9-17 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源的观点

刘源《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从四个方面论述,一从应公鼎之启示看周人贵族采用殷人日名及名号制度;二从新见征人方卜辞看周王朝继承商代内外服政体;三周公庙“宁风”卜甲反映周王朝对殷代祭礼有所继承;四史官家族与殷周文化传承之关系。

所以,刘源认为,“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制度,实际上是融汇诸多商文明成就(政治传统与文化积淀)的贵族宗法社会模型。这一模型在战国以后实际上慢慢失去实施的土壤,却在后世演变为儒家理想政治与社会之模本,体现了早期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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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8 08:29 | 显示全部楼层
观殷代史官和周代史官,再看商周文化的承继,我们会对孔子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说我们会对孔子为何伟大有一个答案。

比如,“三年之丧”从孔子以来就一直被儒家尊奉为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文献中有关“三年之丧”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

但“三年之丧”究竟是殷制,还是周制,史家聚讼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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