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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双头鹰

隋代鲜卑遗骨(元威)反映的拓跋部起源, C2b-F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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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未必都是来自鲜卑,但可以断定,融入汉族的鲜卑数量绝对不少
1992124156 发表于 2018-1-6 10:02
绝对不多吧。
发表于 2018-1-19 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少数民族内迁的第二次就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当然了北方其他地方也有,再加上十几只蒙古人迁徙到山东,导致北方汉族基本都有相当比例的蒙古语族。。。。。。考虑到鲜卑、室韦、蒙古的关系,现在以蒙古语族表现出来是正常的。
发表于 2018-1-21 02:38 | 显示全部楼层
目前还无法证明元威确实核心皇族成员后裔,这篇论文武断了
发表于 2018-2-16 15:05 | 显示全部楼层
18# 爱好者 鲜卑也是在不断扩大化的过程。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周围的民族部落,比如鲜卑取代匈奴以后 留在漠北的匈奴遗民就自号鲜卑。作者的观点是东汉时期有很多贝加尔地区的森林部落通过移民的方式迁往蒙古高原和鲜卑混居,最后这些人也被鲜卑吸纳同化,共同打着鲜卑的旗号。后世建立北魏的拓拔部就来源于这些北亚人群。而辽东地区的慕容鲜卑,则是附塞很久的鲜卑,文化水平比漠北的鲜卑高很多,它更可能是乌桓的后代,乌桓被曹魏打击后,其移民土地被鲜卑吸收了。虽然都叫鲜卑但各地的鲜卑也不是一回事,蒙古高原的族群变迁,只是统治阶级的变迁,下层土著还是原来那批人
发表于 2018-9-6 22: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东魏皇族元祜的种族探寻    2018-09-05 16:48

元祜墓位于河北省磁县,是磁县北朝墓群中的一个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队于2006年至2007年对北朝墓群进行了发掘。经过考古队的发掘清理获知,元祜墓未被盗掘,原因推测是早年墓室坍塌,地面坟丘标识不显著而幸免于被盗。墓葬中随葬品组合完整,包括百余件彩绘陶俑、陶模型明器、青铜明器和陶瓷器等。墓室中还有壁画,虽有残缺,但能看出绘的是青龙白虎,是迄今难得一见的东魏王朝画迹。墓室中发现了一棺一椁朽痕,棺内有一具人骨。此外,还发现了墓志石,有碑文。从墓志记载知,墓主人是徐州刺史元祜,葬于公元537年,死时56岁。元祜是北魏皇帝拓跋焘的重孙,死后埋葬在东魏皇族元氏的陵墓茔域内。北魏(386年—557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所以元祜的族属应为拓跋鲜卑。

1,元祜墓人骨材料鉴定

墓葬编号为M003,采集的骨骼朽蚀严重,保存状况不佳,包括头骨片、完整下颌和部分头后骨骼。从保留下来的骨骼特征可以判断为男性,耻骨联合面的磨耗年龄在55岁上下(墓志显示56岁)。牙齿磨耗严重,从牙齿磨耗程度上看,年龄应该超过50岁,上颌牙齿有严重齿病,右第一臼齿生前脱落,齿孔闭合,左犬齿和第一前臼齿出现根尖脓肿,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的脓肿洞。从左第一前臼齿的齿孔痕迹看,其齿槽骨有侵蚀现象。下颌牙齿都保存下来了,牙齿磨耗也很严重,臼齿部位的齿槽骨表现出牙周病的现象,但没有造成牙齿的脱落。

骨骼关节面普遍存在关节炎症状,如肩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跗关节、趾关节等都有表现。此外,胸椎和腰椎上都有小型骨赘,即骨质增生,为骨性关节炎的表现。

因为头骨破损无法测量,所以我们无法从头骨的测量数据来分析元祜的种族类型,不过古DNA的测试弥补了这一缺憾。

2,元祜人骨的线粒体DNA分析

测试样品取自元祜的一颗臼齿和一段肢骨,对此做了线粒体DNA(mtDNA)高可变I区(HVR-I)序列分析和编码区的扩增产物长度多态性(APLP)分析。

测试结果显示,元祜个体归属于单倍型类群C。单倍型类群C在距今6万年前已经出现在亚洲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地区,以及美洲土著居民中。它的地理分布主要是从中亚到俄罗斯东北部堪察加半岛和日本岛的广大区域内,其分布频率在西伯利亚人群中最高,在南亚人群中极低。在台湾的汉族人中偶尔有发现,可能归于近期的迁徙事件。

与元祜线粒体DNA的单倍型有共享序列的人群包括中国的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土家族,俄罗斯的高加索人、雅库特人、尤卡吉尔人,蒙古的蒙古族,以及巴基斯坦人,图瓦人,亚洲人群,西南美洲与中美洲。在共享序列中,除一例分布于美洲外,其余均分布于亚洲,特别是北亚地区,结合单倍型类群的归属,推测元祜个体应该属于北亚人群。

此外,还将元祜与其他几组可能与鲜卑有关的古代和现代人群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内蒙古商都东大井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魏晋时期拓跋鲜卑遗存、辽宁喇嘛洞三燕墓地、匈奴人群和现代锡伯族(表1)。有观点认为,锡伯族是鲜卑族的后裔,而且鲜卑族与匈奴族也有较密切的关系。



从表1的对比看出,单倍型类群C在鲜卑人群、匈奴人群和现代锡伯族人群中都有一定的分布,尤其在拓跋鲜卑人群中的分布频率最高,达到30%以上。另外,元祜个体的线粒体DNA的HVR-I序列16129-16223-16298-16327,在匈奴人群和锡伯族中都有与之相同的个体,在东大井和七郎山拓跋鲜卑人群也找到与之只相差一个位点的个体,而且16223(C→T)、16298(T→C)和16327(C→T)在鲜卑和匈奴都有,是古代西伯利亚(北亚)人群中常见的突变位点。这个DNA结果显示,元祜更可能为蒙古人种的北亚类群。

虽然已有多个关于拓跋鲜卑人群的DNA研究,但是有明确墓志记载、身份确定的拓跋鲜卑人的DNA研究,元祜尚属首例,他对于判断拓跋鲜卑人群的遗传结构提供了参考依据。

3,讨论

前面已经提到,从文献资料看,元祜的族属应为拓跋鲜卑人。

鲜卑族是继匈奴人之后在我国北方草原崛起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公元91年,北匈奴被东汉王朝击败被迫西迁,而本来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鲜卑族此时大举南下、西进占据匈奴故地,之后与此地的匈奴、丁零、乌桓、汉族等混血后形成许多新的部别,在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又先后建立了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以及在青海地区的吐谷浑王国。至隋唐,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而是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

鲜卑大体可分为北部鲜卑(以拓跋部为主要代表)和东部鲜卑(包括慕容鲜卑)。从上述鲜卑的发展历史看,鲜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混血“混合体”。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考古遗址出土的、被多数人认同的可能与鲜卑族有关的人类学材料有9批,地点、时代和分布等见表2和图1。



扎赉诺尔墓地出土的人骨按照头骨形态差异被分为两组,A组以低阔颅形和宽而扁平的面部为特征而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接近。B组较A组颅增高,鼻子较狭窄,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都接近而疏远于东亚和南亚类型。南杨家营子的人骨据分析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但其较窄的颧宽可能与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有关。三道湾的人骨种系特征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类型,与近代蒙古族接近,其中有些狭面高颅个体可能与东亚类型有关。东大井组最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但在个别体质特征上与东亚类型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百灵庙汉魏时期鲜卑居民与代表北亚类型的蒙古组和布里亚特组人群在颅骨的形态特征上最接近,而与东亚类型的华北组比较疏远。七郎山人骨接近西伯利亚蒙古人种。辽宁朝阳魏晋人骨与北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与近代蒙古组关系密切。吉林大安渔场的一例男性头骨在形态特征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存在较多的一致性,个别项目上也与东亚类似。叭沟墓地鲜卑人群在形态特征上与北亚类型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在个别特征上又表现出与东亚类型的接近。

此外,黑龙江平洋、内蒙古完工、山西大同北魏时期人群以及辽宁喇嘛洞等人群的族属问题还有争议,这里不做为鲜卑人群来讨论。

比如,对山西大同的北魏时期墓地出土人骨的族属成分,张振标等认为,大同北魏居民颅骨特征的种族类型与华北地区以北的古代或近代的居民关系最为密切,是以蒙古人种特征的东北亚类型为主体,但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类型的种族特征,明显有别于汉族的颅骨特征,是鲜卑人。另一种观点是韩巍提出的,认为大同北魏居民的主体种族成分为古中原类型,故可以推测其族属来源应以汉族为主,但在其体质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或许也受到过鲜卑人的影响。

总结以上对鲜卑人群的形态学的种族类型分析结果,无论是拓跋鲜卑还是慕容鲜卑(辽宁朝阳、吉林大安渔场),其形态特征都更近似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同时会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东亚类型特征。这是因为在鲜卑人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人群,也包括东亚类型人群(主要是汉族)发生混杂和有基因交流。

但是,根据对已出土的被认为是拓跋鲜卑人群的DNA研究结果看,鲜卑人群受到东亚人群(主要是汉族)的基因影响很有限,并没有改变鲜卑人群为北亚类型的主体特征。



赵欣曾利用古DNA研究方法探讨了鲜卑人群的流向(图2)。从图中看,从上到下分为四支,依次是欧罗巴人、中亚人群、东亚人群和北亚人群,东大井东汉拓跋鲜卑人群和七郎山魏晋鲜卑人群均位于北亚人群的分支上,且位于邻接树的一支上不可分开。与他们距离最近的还有锡伯族、鄂伦春族。匈奴人群与他们相距也较近,但存在一定距离。应该说,从系统发育树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鲜卑人群存在最近的母系遗传关系,而且与锡伯族也有很近的遗传关系,其次是鄂伦春族,而与匈奴人群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长春也指出,拓跋鲜卑典型的基因特征来自东北亚人群,并表现出与鄂伦春族、外蒙古人以及鄂温克族比较接近的基因上的亲缘关系。

关于锡伯族的来源,上述DNA分析支持其族源是古代的鲜卑人,符合《锡伯族源新考》中所说,是当时未南下的鲜卑的后裔。

根据史料记载,拓跋鲜卑进行了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南迁大约在东汉初年,拓跋鲜卑离开大鲜卑山南迁至大泽(呼伦湖),第一次与匈奴发生民族融合。到了东汉晚期,拓跋鲜卑完成了由呼伦湖至匈奴故地(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第二次南迁。拓跋鲜卑在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应该是不可避免的。DNA的分析结果显示,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距离比较近,二者在系统发育树(图2)也都表现了很近的聚类分布,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应该不远。

虽然鲜卑族不断的南迁、汉化并最终融入到汉族主体中,但是在遗传学上并未显示出拓跋鲜卑人群与现代汉族较近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汉民族主体庞大,来源复杂,鲜卑人群的混入并没有对汉民族产生较大影响。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张雅军 赵欣 张旭 沈丽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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