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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妇好墓和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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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4 15:08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3:“帚”字释义

除了上述古文字材料中的证据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考古遗存可资旁证。如著名的殷墟五号墓曾出土了大批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这些铜器上刻着许多文字资料。

从铜器铭文判断,该墓的主人肯定是“帚好”。由于“帚好”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妇女生活用品,仅骨笄一项就达490件之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此数几近殷墟历年所出骨笄总量的三分之一。这在别的商墓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帚好”女性之说殆无疑义的。由此也能证明,“帚”、“妇”同字异构之说不会有问题,所谓“帚某”者,就是以“某”为称的女性。
 楼主| 发表于 2018-1-14 1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4关于“帚”的身份问题

据已有材料,卜辞中所记录的诸如“帚好”、“帚妌”、“帚妦”、“帚【左女右食】”之类的女性,达94位,虽不带“帚”字,但由卜辞内容(诸如卜生育、卜“余子”等等)可确定为女性的,也有20余位,二者相加,其数在110位以上。学界为了方便,将之称作“诸妇”。本书亦从此称。

关于“诸妇”身份,已有的观点主要有商王之王后嫔妃、子妇、宗妇、女巫、掌祭祀之女官等多种。所谓“女巫”之说,在今天看来,大概是站不住脚了。就卜辞材料而言,“诸妇”尤其如“妇好”、“妇妌”等,她们拥有自己的私邑,或主征伐,或主农事,亦参与王室祭祀,其显贵程度绝非一女巫所能比拟的。

“王后嫔妃”说,应该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但仔细斟酌,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殷墟卜辞的研究,在其初始阶段是较为笼统较为粗略的,学者多认为,殷墟所出甲骨皆属商王室所有,故得出卜辞中的诸妇皆系商王之妻的结论。同时,由于诸妇多出现于武丁时期的卜辞(也即今天常说的宾组、子组、午组及非王无名组等时代较早的卜辞)中,因而进一步提出武丁之妻室多达近百位的说辞。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卜辞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将非王卜辞从王卜辞中离析出来之后,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大概也到了可以作出修正的时候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1-14 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5:关于“帚”的身份问题

殷墟出土的甲骨,大部分是所谓的“王卜辞”,其占卜主体是商王,其主要内容则多与商王室有关。但也有一些卜辞,虽与王卜辞同坑出土,甚至有同版关系,但其字体、祭祀对象、称谓及贞人等等各项内容,与王卜辞有很大的差异。这部分卜辞李学勤称之为“非王卜辞”,林沄则定名为“子卜辞”。此类卜辞,李、林二氏皆作有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使得我们对非王卜辞的性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其占卜主体是与商王室有着亲缘或其他关系的贵族,其占卜内容则多限于这些贵族家族内部之事或与这些家族相关之事。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在考察诸妇的身份时,也就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

其实,在非王卜辞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诸妇,如下面的19条卜辞。——由上引辞例可知,非王卜辞中的诸妇至少有妇多、妇女、妇良、妇妊、妇周、妇来等19位。

其实,非王卜辞中的女性尚不至此,如《合集》22099版:在殷墟卜辞中,“嘉”与“不嘉”的贞卜多与怀孕、分娩有关,而上引卜辞中又有“【上来下十】有生”之辞,所以说它与生育相关并无大错。由此推断,卜辞中的“告子”或应理解为为女性怀孕、分娩而举行的“告”祭仪式。
 楼主| 发表于 2018-1-14 16:49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6:关于“帚”的身份问题

在上述30余位“妇某”中,我们不排除其中的某些“诸妇”可能是商王室成员,但绝大多数恐怕是属于商王室之外的贵族家族之“妇”,也即非王卜辞中的诸子之“妇”。这从下列9条子卜辞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1和3可视作一类,他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诸妇”受“呼”。在卜辞中,“呼”的词义比较明确,就是“呼令”、“命令”的意思,呼者与受呼者之间所体现的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如果说子卜辞的主人可以对商王的后妃随随便便地发号施令,这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起码与花园庄东地所出甲骨中所表现出来的等级关系有矛盾。

花园庄东地H3所出卜辞,也曾涉及“诸妇”,除丁妇、妇女之外,多与妇好有关,如下《花东》7条卜辞所示。——“见”有二义,一为觐见,二则解释为献;“使”者,驱使也;“告”或为祭名。从前6条卜辞看,花园庄东地的“诸子”,其地位要低于妇好的。第7条材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卜辞中“以”有率领的意思,一般来讲,说某人率领某人干某事,前者的地位往往比后者为高,但先秦文献中“以”字尚可用作“与”义,例如“尔忱不属,惟胥以沈”(《尚书·盘庚》)、“不我以”(《诗经·江有汜》)、“不我以归”(《诗经·击鼓》)等等。另在西周金文中也有类似的证据,如亢鼎、虢仲盨等中的“以”字,皆当训作“与”、“和”。。
 楼主| 发表于 2018-1-14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8-1-14 17:33 编辑

陈絜的观点

7:关于“帚”的身份问题

所以说《花东》37卜辞大意不妨理解为:壬子日占卜,贞问是否与妇好一起进入【左戈右大】地。考虑到同辞中尚有另外之卜,也即占卜向妇好进贡事宜,这足以说明花园庄东地的“诸子”,其地位不会高过妇好。

即便说花园庄东地的“诸子”与前文所述子卜辞中的“诸子”,在地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其地位的差别可能是由与商王间的血缘关系之远近,以及在商王朝中任职重要与否等因素引起的),王妇之间的贵贱之别也固然存在,但还不至于到可受诸子随便呼令的地步。况且,从现有材料看,花东“诸子”的地位远比子卜辞中的“诸子”要高。所以,卜辞中的“诸妇”皆是商王之后妃的提法是有待改进的。称“妇”者未必都是商王之后妃。

总之,说“诸妇”都是商王后妃是站不住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08:2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8:关于“帚”的身份问题

至于宗妇说,也不尽合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此说的不妥。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宗族中宗子与宗妇都只能有一个。在武丁时期,武丁算是当时商王室的宗子,而其妻室如妇好、妇妌皆称妇也即宗妇尚能使人接受,倘若说当时王卜辞中所有称“妇”者皆系宗妇,那么当时商王室的宗妇着实太多了些。显然,宗妇之说也是有问题的。况且“宗妇”一词是否适合于殷商社会,也是值得商榷并须作进一步考察的重要问题。窃以为,殷商的族氏组织与周代的宗族组织,根本就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血缘团体。

那么,子妇说与女官说又如何呢?依笔者的浅见,二者之间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是由于视角不同、证据各异所致。例如:
丙午贞,多帚亡(无)疾。
丙午贞,多臣亡(无)疾。(《合集》22258)
这是一组对贞卜辞,“多帚”与“多臣”并举,故学者以为“帚”也是职官命。┅┅窃以为,在亲称与职官名孰是孰非的问题上,假如不避默证之嫌,职官名之义项,其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亲称还要早些。所以,用亲称来否定职官名的做法,可能也是欠考虑的。总之,倘若不偏执一辞,我们不妨将两者合而为一,并存可也。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9:卜辞中的“异组同名”与“异代同名”问题

在卜辞中,不同的组别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名号,学界一般称之为“异代同名”。但“异代”与“异组”应该是相去甚远的两个概念,故为谨慎起见,笔者先以“异组同名”称之。关于“异代同名”问题,已有许多成果可资参考,今据张政烺、裘锡圭及《小屯南地甲骨》之编撰者等所举例证编制成“异组同名表”如下:

由于自组、宾组、出组等卜辞其年代是前后相继乃至互为交错的,所以用它们之间的“异组同名”来证明“异代同名”的存在,确实很难令人深信不疑。但是,对于自组、宾组与何组、黄组以及出组与黄组之间所存在的“异组同名”现象视而不见的做法,就实难让人认可,毕竟自、宾与何组之间其年代相隔了三五十年,与黄组之间的间隔则达百余年之久;同样,出组与黄组之间也相去五六十年。所以,将上表所列的“异组同名”视作“异代同名”例,十之八九是信而有征的。倘若我们否认这一点,必定无助于商代姓氏人名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对甲骨学的深入研究也将是弊大于利。

通过对卜辞内容的具体考察,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上举同名例中,早期的人物其职权往往大于同名的晚期人物之职权,这一事实同样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它起码说明,权力中心是在不断更替的,长时段中“异代同名”现象相对少见,也是及其正常、可以理解的事。
————(自组的“自”,这个字打不出来!是“追”字去掉走之旁。)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10:人名、地名、族名(或国名)合一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所取的成果也很丰硕,如张政烺在其《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卜辞裒田及相关诸问题》以及《妇好略说》等文章中,便曾反复讨论;裘锡圭也曾明确指出,“在商代,地名、族名和人名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另如饶宗颐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中也时有论述,张秉权则专门作有《甲骨文中所见人地同名考》一文以作探讨。尽管有学者反对这一提法,但证据不是十分充足。

窃以为,合一之说是可信的。在此,笔者愿意作进一步的申论。现举例分析如下:

┅┅(3)周
丁卯卜,贞,周其有口。(《合集》8457,宾)
与前引《合集》8407相同,此“周”亦当理解为人名,又:
周入。(《合集》6649反甲,宾)
这是一条记事刻辞,“入”也即“纳”,贡纳之义。此类刻辞在甲骨文中常见,如“画入”(《合集》9230)等,其中的“周”、“画”一般理解为人名或族名。又如:
其烄于周。(《合集》30793,何)
在此,“周”属地名无疑。另如:
丙辰卜,宾贞,王叀周方正(征)。(《合集》6657,宾)
本卜辞中的“周”则为方国名。此外,卜辞中尚见“周”与“鬼”并举的辞例,如:
壬辰卜,争贞,隹鬼【左它右攴】。
贞,不隹止【左它右攴】。(《合集》1114正,宾)
允隹鬼眔周【左它右攴】。(《合集》1114反,宾)
“鬼”就是文献中所见的“鬼方”,此“周”也应该是方国名。故就“周”言,也是人名、地名、族名(或方国名)三位一体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11:人名、地名、族名(或国名)合一的问题

以上我们简单地列举了几条“人名、地名、国族名三位一体”的证据,这样的事例在卜辞中很多,饶宗颐、张秉权等学者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无须再一一缕析。

不可否认,在殷商时期,“异代同名”现象及“人名、地名、族名或国名三位一体”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或揭示了一个怎样的事实?对此,有的学者曾给了我们一些解释,如:

在卜辞中,存在着许多方邦、侯国、地名、人名一致的现象,说明在商代也可能存在着以方名、地名为氏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人名,就不是私名而是氏名。所以,卜辞中的同名例中,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同氏,既是同氏,这些所谓的异代同名之人,所指的就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而只是同一个氏之人,他们可能都是某个族之族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前言》)。

如果我们承认卜辞中的人物有以族氏名号指称个人的称名习俗(这一问题笔者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举例探讨),卜辞中的妇名之含义也就相对好理解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12:“妇某”之“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沈长云尝云:“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妇某’的‘某’字,虽不好径解作女性,但至少是与女性性质相近的氏族的名称,它表明商人的婚姻也是要辨明女方出身的氏族的,这与‘辨姓’的意义实际是非常相近的。”而依照笔者自己的理解,我们同样认为,其中的绝大多数恐怕是非族氏名号莫属。

就笔者所见卜辞材料看,称“妇某”者共94位,而“妇某”之“某”往往与国名、族名或地名相一致,同时也有与男子名相一致的 (当然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将国名、族名、男子名用字加上“女”旁,使之女性化。其原因盖在于用文字区分性别,这同时也是殷商时期文字规整的需要),如卜辞中的“妇周”。“妇【左女右羊】”(男子名有“子羊”)等等。其中与方国名或族名重合者26例,有相应的地名者24例,与男子名相同者37例,去其相互重合者,共得48例(详见附表二),与“妇某”总数之比高达51%以上。如果加上金文中的族氏名号,其比率还将高得多。这种现象绝非是偶然的用字相同所能解释的了的,最为合理的说法就是女子出嫁后以父族之国名或族名相称,也就是说,“妇某”之“某”是父族之族氏名号。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13:当然,我们说“妇某”之“某”大多为族氏名,就必须回答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何以相同称名形式的妇名不在不同时期(或称不同王室)重复出现。

依我的浅见,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虽说甲骨文资料是研究殷商史的史料之大宗,但毕竟不是史籍本身,它仅仅是当时贞卜习俗的实物遗存。而且考古出土资料毕竟存在太大的随机性,我们并无把握说现今所有的卜辞材料就是殷商贞卜资料的全部(早期被视为龙骨而作药材者自不必提)。就目前所见资料论,各期卜辞数量本身就很不均衡,前期如武丁时期的卜辞占去了现有材料的绝大部分,而武乙、文丁时期的资料则几付阙如。这种资料出土的不均衡性,自然会影响到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故我们并无把握讲妇名在当时没有异代同名现象存在。其二,由于卜辞资料前后跨越200多年,各个阶段商王所关心的问题并不一样,故各自的贞卜事项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武丁时期关于诸妇生育的卜辞数量相当可观,但到了帝乙、帝辛时代,此类卜辞仅有三条,一为“【左女右戈】”之生育而占(而这一“【左女右戈】”名恰好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也曾出现),一为“【左女右雍】”而卜,另一条(《合集》38243)恰好于妇名处残缺。我们岂能指望各个王室之间的卜辞中会出现大量的异代同名或异人同名例?

其实关于妇名中的“异人同名”例不用他求,本部分所附的《卜辞妇名表》中就有不少成例,例如“妇周”、“妇良”、“妇来”、“妇女”、“妇汝“等等,既然她们并见于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中,故极有可能是分属于商王室与多子族中的不同女子。此外,在早期卜辞中还有许多现成的例子,比如下文所要提到的“娥”、“兀”、“妦”、“媚”、“好”等等,皆为显例。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14:卜辞中“妇好”之称习见,所有这些“妇好”卜辞究竟是一个人的还是两个人甚至多个人的,这在学界有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依然与历组卜辞的年代问题有关。对于卜辞分期断代问题在此不想多讲,但我还是认为卜辞中的人物是不能作为分期断代的直接标准(即便用来分组,也要谨慎),并且妇好也不止一位。《合集》2636便是最好的证据。┅┅

此卜辞中的“叀大甲”、“叀祖乙”就是“叀大甲取帚好”、“叀祖乙取帚好”之省。卜辞所贞问的是妇好可以作为哪位先祖之冥妇。如果将卜辞中的“妇好”理解为武丁之妻“妇好”,并且认为武丁将自己的宠妻嫁于自己的先祖的话,这种习俗也确实骇人听闻。况且卜辞中尚有帝娶妇好的贞卜,如《合集》2637:“乙卯卜,宾卜,帝取帚好。”所以我们同意张政烺的观点,历代有多个“妇好”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前述“二妇兀”、“五王妦”、“三十媚妾”诸辞例,也可以作为此说之旁证。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5:09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絜的观点

15: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卜辞中的“帚”及商代的妇名问题作一简单概括:

卜辞中的“帚”就是“妇女”之“妇”字;“妇”既是职官名,也是亲称,二者不必截然划分;卜辞中的“某妇”与“妇某”之称其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并不相同,前者指某人之妇或某族之妇,而“妇某”之“某”所表示的是该女子所自出之国名或族氏之名号,也就是父家之族名;另卜辞中尚有“王妇”之称,表示商王之妇或王室之妇,这种习俗为周人所继承,但商代的“妇某”之称与两周的“妇某”例如“妇姜”者有别,“妇姜”之“姜”是姓,而商代的“妇某”之“某”则为族氏名号,虽然所起的作用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可以肯定,商代女子不以女姓称。至于个中原因,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讨论。

此外,我们还须注意这么几个现象,即:(1)在卜辞中,异代同名的现象是毫无疑问地存在的,不管男子名或女子名都如此;(2)人名、地名、国族名三位一体的现象也普遍存在;(3)男女同名现象也是存在的。而所有这些现象,恰恰是作出上述结论的主要依据。男女同名现象的存在,说明了商代称名上的特色,也就是以姓氏别男女的习俗(或称“姓、氏二分”)在殷商时期是没有的。至于它所反映出的某些制度上的、文化上的以及现象之后的本质等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文字中详述。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详细论证武丁之妻妇好是北方异族女子嫁入商王朝的,是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另一篇论文《商代的艺术与认同——中原及其四邻》,该论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5:56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观点

A:引言

当古代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身已形成一个文化圈子时,他们便系统地阐述过去的思想,以解释他们如何变成当时的样子。传统的中国历史观展示了一种比较清晰的、自始至终连贯的中国文明的早期的发展状况。按照那个模式,中国文化先在核心区域发展起来,然后通过政治扩张和文化扩散延伸到周边地区,并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在相接触的地区同化他人。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认为存在一个中国文化的标准,即王朝的中心区是当然的“中国人”,这可以从中原的各种文化遗迹中得到解释。
 楼主| 发表于 2018-1-15 16:16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观点

B:引言

但是,综合我们今天了解的考古资料,“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是复杂的,用传统的文化观已不能解释这种多样性。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背景资料,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查我们的观点。本文将通过研究安阳的墓葬资料,特别是妇好墓的材料来阐述晚商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和认同性。

传统标准的中国文化的观念,过去和现在通过某些抽象的概念如“我们”、“他们”,即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他人的观念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烈。百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中央王国的,而外围的人则被认为是“外国人”或“野蛮人”。这些早期的历史学家们无法接纳他们的邻居——那些无知的、不讲中国语言的人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圈中的成员。他们是中国早期历史、地理中“重要的旁人”,是中央王国的陪衬。但他们与中央相互联系的亲密性却记录在晚商时期的卜辞记录中,尤其是在最庄重的仪式里,在葬礼中都包含有其他民族的典型物品,这些物品与传统的中国式物品混杂在一起。这些可以在安阳的王室墓中找到佐证。
 楼主| 发表于 2018-1-16 08:08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观点

C:安阳妇好墓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发现于1976年,与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王陵相比,它算是一座中型墓;但数量惊人的随葬品,使它成为安阳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完整的一座墓葬(图1)。

此墓的发掘揭开了晚商历史新的一页,在经济、礼仪、王室葬俗、人殉以及当时的手工业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所展示的礼仪的奢华和青铜、玉雕工艺的成熟程度都超乎我们的想象。总之,这项发现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商王室的习俗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

此墓长5.6米,宽4米。内有殉人16具,殉犬6只。随葬品包括:460件青铜器,大约750件玉器和560件骨器,还有一些雕刻品和象牙器,5件陶器,近6900枚海贝。所发现的青铜器组合复杂,几乎包括了以往安阳所发现的全部种类,包括礼器、兵器和工具。190多件器物上有铭文,由此可推断她的身份和死亡年代。
 楼主| 发表于 2018-1-16 08:44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观点

D:安阳妇好墓

在这些常见的中国式的随葬品旁的是一些工具,包括动物头形的刻刀、有銎戈、镜子、顶部有銮铃的笄和弓形器(图2),这些随葬品具有外围民族的特色,它们为何出现在商王都的一个女性墓中?这些特殊的东西促使我更仔细地考察这座墓的资料并且推断妇好的生活和死亡情况。

有关商人和周边民族融合的证据在安阳的其他一些墓葬中也可以看到。王陵(包括被认为是武丁墓的M1001)在北墓道内置有骨器、殉马和马具以及刻刀和有銎戈,青铜礼器和卜辞甲骨放在墓室内。这些都是黄河故道范围内的文化特征。

在安阳还有一种人所共知的特殊随葬品——车马(坑),Emma Bunker已作过论证。在安阳的墓葬材料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中国的北方使用轮式运输工具;甲骨文中有证据表明王室在狩猎和战争中使用了马车;兽医药,特别是马用的,在这时对中国人来说或许还是个未知领域。我们必须提问,他们从哪儿,从谁那儿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商人使用的车子、驾御马匹的知识更像是从邻居那里学来的。而使用马匹和马车的民族的交流情况,在甲骨文中有明确的记载。
 楼主| 发表于 2018-1-16 0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观点

E:安阳妇好墓

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考察妇好墓。它的年代当在武丁之世,而且它的随葬品中既有王室世袭的东西,也有来自边远地区的物品。我想,后者应是交流中得来的或是战争中掠夺来的。武丁时期以来的甲骨文中关于商统治者与王都以外的非商族人的交往有明确的记载。再者,王族与非商妇女的联姻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联姻的目的是加强与其他强大部族之间的关系,以结成联盟。

在她的随葬品的铭文中,妇好被描绘成一个武士。这的确是一个中国贵族妇女的职务。这或许是一种赞美之辞,但如果我们认为她是某个擅长骑术和领导艺术的部族的成员,那么这种描述则是可信的。妇好当为北方人,如果这是事实,她的嫁妆和随葬品中当然包括那些非商世袭品。
 楼主| 发表于 2018-1-16 1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的观点

F:安阳妇好墓

为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我把她墓中的随葬品按发掘者的报告分为八层。在最上层,即1米深处发现了陶爵,一种实用的酒具,不过这种陶爵在晚商时已让位于青铜器。在第2层中的是玉臼,上面还有朱红色,墓葬中使用朱砂,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并不普遍,直到很晚以后才被普遍使用。但至少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在北部边缘地区已被广泛使用了。第3层中的2件器物——石铲和石磬被认为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第4层由于其非商的世袭随葬品占优势地位而引人注目。包括109枚小的圆形铜泡;1件常常被人认为是车具或弓的附件,一般被叫作“弓形器”的东西(图3—1);10枚骨箭头和10枚铜箭头;1件柄部带有族徽的銎铜戈,有銎工具和南西伯利亚出土的青铜兵器有一定联系。这层中还发现1件商式戈和几件玉嘴形饰。总之,本层中的随葬品和战争、狩猎或许和马车有关,似乎表明妇好和军事行动有关,和那些世袭的具有北方特色的物品有联系。第5层的随葬品再次证实了妇好与军事有关(1件玉戈),并表现她的权力、地位(1件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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