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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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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2 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124d480101j5qn.html

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2014-03-21 17:29:39)
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
芒·牧林

将来东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了伟大的成就的时候,汉语史上的许多难题可以迎刃而解了。
                       ——王力语①
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是世界共认的九个语系中的两个大语系。人们一致认为它们是区别显著,差异悬殊,各自独立形成的两个古老语言群体。从它们现代语言表层质态上看,其词汇、语音和语法系统,确实各自具有较完整的体系,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以,对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从发生学上是否有某种历史联系的问题,语言学界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讨论过。

我是在研究蒙古语辞源的过程中,按融到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之间联系的问题。自二十世界七十年代未,在考查蒙古语的辞源期间,积累了蒙古语和汉语之间音近(或谐音)义同的词近2000条。

对这些“谐音”词的语音和拘词结构形态作深入地比较观察、分析时,它们显露出如下特点:(一)有着较为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二)它们大都是见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夏、商、周时代的古金文、甲古文、古文(籀文)和大篆等文献所记载的词汇;(三)词类
*——————*——————*——————*——————*
*本文于1997年用蒙文草就,其汉译稿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九届年会上宣读。但未层发表。蒙文稿发表在《蒙古语言文学》2000年第三期上。这次整理其汉译稿时,笔者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具全,不仅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有代词、数词、副词和虚词等。(四)在构词形态和语法结构上,表现出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现象。这种情况给人的启示是:对属于汉藏、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主要是以汉语和蒙古语为代表)之间的这些共性成份,很难以接触关系解释,相反,很大程度上在发生学方面可能有某种历史联系的表现。由此,引起了愚人对汉藏、阿尔泰语系主要语言之间联系问题作进一步探查的兴趣。本文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采用斯瓦迪士修正的第一百个核心词②,对汉、藏、满、蒙和突厥等五种语言的同义词读音进行了比较考查,并从考查结果整理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

二、
汉、藏、蒙、满、突厥五种语言的“百词”读音比较列表如下:
表附后

关于本表的几点说明:
(一)对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问题,经多年探察,现已积累了数千个“谐音”词。我们怎样用它们来证明该两个语系在发生学上有历史联系的实事呢?关键在于如何把已考查到的“谐音”词,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其语音对应规律作出系统地总结。然而,对数千个音近义同的词一一进行纵横比较考查,并从理论上予以阐明,对任何个人——尤其是年过古稀的对我来说,任务繁重,难以吃消。于是,我想到先找个捷经提出自己的观点,便采用了斯瓦迪士的修正“百词表”,将五种语言的同义词读音作比较,观察其结果,以示该两个语系之的关系如何,意在抛砖引鱼。

(二)斯瓦迪士的修定100词表所选的英语词,或许原本是一词只表示一物或一个概念。但汉译时,有的却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汉语词(字)相对应。如第43号词tooth,汉译为“牙齿”。“牙齿”是个复词。“牙”与“齿”是各有所指的两个独立单词(字),故需分别处理。这种原故,斯氏的100个英语词,在汉、蒙等语的译文里却增加了20余词。

(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黄金城教授,在审读我的论文初译稿后,曾来信建议:“事实上,在100个词条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找到有关研究成果。”“关于原始汉藏语口语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是不是需要考虑他们的意见?”是的!黄金城教授的意见非常忠恳,我完全接收,并正在努力寻找相关资料学习中。只因篇幅所限,本文里未能把前人的成果反映进来,待日后弥补吧。

(四)“天”(day)一词,原本是斯氏200个词表中所例第26条。因考虑到今后不打算再写此类文章,而“天”一词在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重要地位,故将原表中的第100个词“名”一词改换为“天”了。

(五)本文比较表的五种语言的标音,分别抄录了所采用的原书或原文的音标。

愚人对《汉、藏、蒙、满、突厥五种语言百词读音比较表》,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音对应规律,审视其语音面貌所显示的事实,发现它们之间可认定为同源词的比例是:
    汉   藏    蒙    满
突  59   32    57    47
满  87   51    84
蒙  94    66
藏   65
罗美珍曾用斯氏的百词表,对汉藏语系内部某些语言之间的同义词作比较考查,所得出的对音词的量如下:
汉语:侗—泰语   63个
汉语:藏—缅语  54个
汉语:苗—瑶语   32个
汉语:侗一泰:藏—缅语 39个
汉语:侗泰:藏—缅:苗—瑶语 19个③
又如孟达来用斯氏前100个词对蒙语和突厥语作比较,或得“关系词”是43个;蒙古语和满通语的“关系词是384,等”。④

我们所比较考查的表上可看到,汉—蒙、汉—满和蒙—满语之间的同源比例,均在80%以上。而汉蒙语之间的同源比例高达94%,已远远超出其同语系的汉——藏和蒙—满语之间的同源比例。也超出了罗美珍和孟达来的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内部的对应比例。对此现象,作何解释?实事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诸语言之间,可能存在更为古老的共同底层。

前面叙述的是我在1997年写出本文蒙文稿时的一些情况和收获。为进一步验证自己这种初步认识,愚人又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先从汉蒙两个语言的对比考查入手,对它们词汇、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进行了初步比较考查。现把汉蒙两个语言比较考查所得主要收获以携纲挈领式地阐述如下:

(一)词汇方面:除如上“百词表”展现的汉藏—阿尔泰语系五种语言同源比例外,又历经三年,返复核查两遍,现已考得汉蒙同源单词(字)已达5718个,双音节独立词二百余个。它们分别含盖了汉蒙两个语言全部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

通常人们把汉蒙语的常用词汇(蒙古语则依其词根为单位)估量为3000—4000单词左右。就汉语而言,秦代的《仓颉》、《博学》等字书收有3300个字;汉代杨雄编纂的《训纂》收字5534个。就蒙古语而言,清代阿拉什等人编纂的《21卷本(蒙语)词典》,收蒙古语基本单词不足4000条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沙格札编纂的《蒙文正字法词典》,收基本单词5000余条(其中包括部分借词)⑥。这些汉蒙语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词书所收录的词汇,正是反映着当时汉、蒙语常用词汇的总量。愚人考查所得的汉蒙同源词(字)的数量,已超出了这些词书所收词(字)量。

有人会问:“《说文解字》收入的汉字为9000多,它的收词量不是已超出你所考得的汉蒙同源词的数量吗?”愚人认为,这要看具体实事。《说文》收词情况是:(一)共收词“9353”个字,其中“重1163”,实际所收单词(字)为8190个⑦。(二)其中秦汉以前的古地名(山、水、邑、州名等)、国名(古候国)和汉族及其先民的姓氏专用字等,近一千个。(三)汉蒙非同源的词(疑是汉蒙语分化后,汉语独自创制的词)有一千多。其中相当部分是现代汉语已不用了的动植物名称和古代刑法用词等。这样,《说文》的常用单词(字)也就是有6000条左右,与愚人所考得的汉蒙同源词量基本相当。

“汉蒙语有如此这么多数量的同源词,可能吗?”有人会对“汉蒙同源词有6000余条”的报告会提出疑问。是的,按一般规律,凡是从氏族社会时代,由共同母语分化后各自发展的亲属语言,至今仍保存如此高的同源词比例者,确属罕见。对此疑问,愚者一方面想把它们以“汉蒙同源词表”形式予以公布,以求语言学家们和社会的审察和监定其真伪。另一方面,关于蒙古民族的先民和汉民族的先民之间的历史联系进行考查,从民族交往关系的角度预以求证。诚然,愚者的同源词考证工作肯定会有不少谬误,但其误差不会超出10%—20%。既是如此,所余者还有5000条左右,故不影响对汉蒙语历史联系的推断。

(二)语音方面:以往人们研究诸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经验表明,不同民族语言的同义词之间若存在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则这些语言可能在发生学上有历史源渊关系。愚人通过斯氏“百词表”的五种语言同义词读音和5000余条汉蒙同源词读音作历史比较考查,发现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几个主要语言的同源词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仅如此,它们的语音对应又是建立在它们语音演变规律基础上。

甲、语音演变(或叫作“声转”“音转”)规律:
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或以汉蒙语为代表),它们有其各自的语音演变规律。再把它们语音演变规律相比较观察,又显出基本一致的共性特征。它们的现代语音系统和语音对应规律,都是建立在这种语音演变规律所制约的基础上形成的。

1、  声母(辅音)的读音演变规律:
   А、舌根(或小舌)音向前移至舌音,将其音变呈式拟测为: *q→* k'→*k→g→γ→x→h→s。
  Б、喉声前移为舌音至擅音,将其演变呈式拟测为:x→h→s→d→t→t’ →ts→dz→r-。
   C、喉声前移为鼻音至舌尖及边音,将其演变呈式拟测为:*x→*γ→*g→n g (n)→y→n→l。
D、喉声前移至唇音,将其演变呈式拟测为*x→*k→h→p’ →p(f)→b→m-。
对词首辅音的演变模式(或称规律)大体拟测为如上四种。但它们并非如此绝然分组对立的。为陈述方便,我在这里分为四个系列表示而已。这些音变过程在不同民族语里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各自均顺其自然发展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语言辅音系统。对此,王力在总结汉语语音演变进程时引例说:“现代汉语的tş、t'ş、ş有两个来源;大部分来自精清从心邪;少部分来自初崇山”⑧。现代蒙古语的c、s、ts、z、j,是从*S、*d两个辅音演变来,等等。从以上汉藏—阿尔泰语系主要语言辅音演变规律,我们可初步归纳如下共性特征:声母(词首辅音)的发音部位由舌根音(或是‘小舌音’)转为喉声,由喉声转为舌音(舌后—舌中—舌前、舌尖),再转为舌齿、鼻音及双唇音等;现代汉语舌音或舌齿音,又由前位向后转移的态势,如舌面音和卷舌音既是。

汉藏——阿尔泰语系主要语言的语音演变规律,一般表现为“一字(词)多音”、“音变义转”、“一词多形”、“声转字异”(即音变、词形变、词义转化)等表现。更令人惊奇的是:凡汉藏语系的基本词的这些读音变化,通常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里,显示出彼此基本上声转对应的状态。

一字多音:例如:汉语的“台”,有(一)yÌ、(二)táÌ、(三)tāi、(四)sǐ等等四个读音。它们与蒙古语的同义词读音完全对应。《说文》:“台,悦也,从口以声。”段玉裁注云:“台予同训我”,“何予台三字双声也。”这就是说“台”、“予”、“我”都是音通义同者。

《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汉大字》):“台,(一)yi(<*xi&#170;k)①我”⑨。按,汉语“我”的词源和声源是:字(词)源.《说文》:“我,从戈 。  ,古文作 也。   古文我。”《说文》“  ”字,段玉裁注云:“   当作 ”。《说文》:“  ,草木华叶  ,象形。      古文。”古文“   ”、“    ”、隶变作“华”;“  ”、“   ”隶变作“我”。“  ”、“  ”的字源古金文作     (《子负戈父戉  》、《子荷戈父戉彝》)。“我”的声源:“我”wǒ<*nɡа;“  ”(华)xuǎ<γuа<*ɡrawɡ (所以*nɡa<**ɡrwɡ)⑩。故“台”*xi γ==“我”* nga==“   ”(华)*ɡrwɡ音义皆同。“台”yì“我”==《蒙汉词典》(以下简称《蒙汉》)&#246;ber[&#246;:r]〔名〕自己,本身”;“nada[nad],〔名〕我”⑾。按,&#246;:r<*h&#246;r。《汉蒙词典》(以下简称《汉蒙》):“我,①bi,minu,②&#246;ber,③man”⑿。按,蒙古语第一人称代词有&#246;:r<*h&#246;r、nada、bi、man等几种形式,均为一声之转(g→hn→b→m-)的同源词。而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予”、“余”、“吾”、“ ”、“台”、“自”、“鼻”等,又都是一声之转(h→y→n→b→z)的同源词。汉蒙语第一人称代词又是音义完全相对应的同源词。(愚人另撰有《汉藏——阿尔泰语系人称代词考》一文,待发表)。故汉语“台”(我)*xiγ<*ɡarwɡ==蒙语nad-<*ngiad<**giad(我),音义皆同.

    《汉大字》“台yì②何,什么。”“何”,yì<*ɡа”==《蒙汉》:“xerxixü[xerxi:x]〔代动〕→yaγahihu”;“yaγaxixu[jɑ:x]〔代动〕①做什么,干什么,怎么了”;“yɑγu[ju:]〔代动〕什么”;“yɑγɑhiγɑd[jɑ:ɡɑ:d]为何,何故。”按“yɑɡhixu”词根为“yɑɡ-”
    《汉大字》:“台yì。悦,后作‘怡’。”“怡”xì<ì<*γi aγ;“悦”yuè<*xór,音义皆同。
《汉大字》“台tai④脱落。”“脱”tuo<*t'wat。按汉语*h-、*t-声转对应,*t'uɑe==*kiaγ。==《汉蒙》:“脱①hoɡjirɑhu②orhihu”;“脱落ɡu:jihu”。《蒙汉》:“hoγjirɑhu[xa ɡd ìr ǎx] 〔及〕掸落、脱落、剥落”,“γuujixu[ɡυ:dix]〔不及〕脱毛、脱皮”。按,hoɡjirɑhu,词根为hoɡ-;ɡu:jinu,词根为ɡúj-。故汉语“台”*kiaγ~“脱”*t'wat<*kiaγ== 蒙语hoɡ&#173;、ɡu:j-(脱),音义皆同。

《汉大字》:“台yì:姓。《通志氏族略,以名为氏》:‘台氏亦作怡,本是墨台氏,避事改焉’。”==蒙古语的姓氏:hiyad~hiyan:《秘史》:“乞牙惕”(kìyɑt),汉译为“人氏”§63。“乞颜”(kiyɑn),汉译注“人氏”,§67。《史集》“kiān”,汉音译为“乞颜”。⒀《蒙古语词根词典》(以下简称《词根》)“xijan②蒙古古代一氏族名称,孛儿斤氏的一支,成吉思罕属气颜氏。”⒁按,“kiyan”即成吉思罕之父也速该的姓氏,实为蒙古之先的原始姓氏“犬”的音变体。《秘史》记作“赤那”(tino),汉译注为“狼”,§1。

“犬”,qiuǎn<K'iu’εn<*K'ewan。“狼”为“犬”的“声转字异”者。故汉语“台”*xiaγ==蒙语kiyɑd~kiyɑn(犬氏),音义皆同。

《汉大字》:“台(二)tái(
《汉大字》“台tɑi(<*t'aγ或
《汉大字》“台(三)tāi,同胎。”《汉大字》:“胎tāi﹤(t'ai﹤*t'aγ)人和哺乳动物孕于母体内而未生的幼体。==《汉蒙》:“胎,①hebeldɑhi hühed(腹中孩儿)②uruɡ。”《蒙汉》:“urur[υrǎɡ]〔名〕胎”;“xeüxe[xu:x:]〔名〕小孩,孩子。”按,汉语的“胎”tɑi是由喉声*x&#173;声转而来,蒙古语则在保持喉声*x&#173;,后词首辅音脱落为零声母。故汉语“胎”tɑi<*kiaγ==蒙语uruɡ﹤*hur&#173;~xüx-(胎),为音义皆同的同源词。
《汉大字》:“台(四)sì(﹤zi﹤*γjiγ)①通‘嗣’。”《汉大字》:“嗣sǐ,②继承人;后代。”《汉蒙》:“嗣②ur&#173;e,ɑci。”《蒙汉》:“ür&#173;e[ür]〔名〕,子女”;“ür&#173;e、ɑcir,后嗣。”按“ɑcir”词根为ɑc&#173;﹤*hɑc;ur-<*hür-。汉语*x&#173;、s&#173;声转;蒙语*x&#173;脱落为零声母。故汉语“台”*kiaγ~“嗣”*γjiγ==蒙语*hür-、*hɑc-(嗣),音义皆同的同源词。
《汉大字》:“台(四)sì③通“始”(shì),开始,起头 ”;“ 始②事物的根源。”“始”shì(﹤s﹤*stjiγ)。==《汉蒙》:“始,ehin。”《蒙汉》:“exi(n)[ex]〔名〕①起始,开始。”按,汉语*x&#173;声转为sh&#173;;蒙语exi﹤*hek,*h&#173;脱落为零声母。故汉语“台”*kiaγ~“始”*stjiaγ<**kjiaγ==蒙古语*hek-,音义皆同的同源词。
从以上“台”字(词),在汉语里一字“四”读,是语音演变的反映,即,*x→*k→y→s→t&#173;;词义转化为“我”“嗣”、“始”、“胎”;蒙语里亦一词声转为*h→,t&#173;和词首辅音脱落为零声母,词义与汉语完全一致,可见汉蒙语语音演变规律基本相同。
声转字异,一词(字)  多形:一个原生词(字)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时间),与不同区域、民族和方言中(空间),其读音发生变化(声转)的同时,词义也相应地产生某些变动(如引伸义、转义),故汉语分别创制了不同形体字(蒙语则词),从而形成“声转字(词)异”的现象。更为有趣的是,汉语的每一组“声转字异”者,往往与蒙古语的音变义专的词,音义基本对应,形成一组组同源词族。以《说文》里的“言击”的一组字(词)为例,段玉裁在《说文》“摷”字的注释里说:“以下十七篆皆言击”。经愚人祥察,这“十七篆”正是“声转字异”者,而且其“声转”和“字异”者均与蒙古的同义词读音基本对应。它们是:

1、挨āi﹤﹖ai﹤*﹖aγ或﹖εi<*﹖aγ。《说文》:“挨,击背也。从手,矣声。”《广雅》:“挨,击也。”《广韵》:“挨,打也。”==《蒙汉》:“ɡ&#246;ɡxü[ɡoɡǒx]〔及〕打,揍。”按“ɡ&#246;ɡxü”词根为“ɡ&#246;ɡ-”:汉语“挨”*?aγ音义皆同。

  2、捭(擗、辟、  )bɑì<p&#230;i<*p&#230;γ或<*p&#230;k<*krek。《说文》:“捭,两手击也,从手,卑声。”段玉裁注:“所以左右两手横开旁击也。”《广雅》:“捭,开也。”《礼记·礼运》:“其燔泰捭 。”陵德明释文:“捭,卜麦反,或作擗,又作擘,皆同。”《汉大字》:“捭,(一)baì①两手横向对外旁击。(二)bāi,分开,撕裂。(三)bǐ,同‘敝’。”==《汉蒙》:“擗,①&#269;uɡucihu②deledhü。”“捭,jɑdɑrɑɡulhu(按,即hɑɡɑcɑhu)。”《蒙汉》:“xɑγɑ&#269;ɑxu[xɑɡtIx] 〔不及〕②破裂、决裂”;“ xɑγ&#269;ixu [xɑɡt lx]〔及〕(频频)劈,砸。”《蒙汉》:“&#269;uɡu&#269;ixu[t∫υ:tIx]〔及〕①撕开,扯开,③(从向)劈开,破开。”按“xɑγɑ&#269;ixu”词根为*xàg-,“&#269;uɡu&#269;ihu”,词根为&#269;ù&#269;-,是*x→&#269;-声转。故汉语捭(擗)*kreγ:蒙语*xɑɡ>&#269;u&#269;-(劈、捭),声转义同的同源词。

  3、    bǔ<Pɑu<*pw:《说文》:“  ,衣上击也。从手, 声。”段玉裁注云:“集韵、类篇皆作攴,攴者小击也。”《汉大字》:“ ,①轻拍衣被(振去尘土)。②击。”==《汉蒙》:“撲(扑、攴)④ɡübixü”。“  ,ɡübihü”。《蒙汉》:“ɡübsixü ~b&#246;bixü[ɡubx~ɡobǒx]〔及〕①拂,弹,抖落。”。按:汉语  *pw-<*k'wγ:蒙语ɡüb-(  ),音义皆同。

   4、抶,chì<t'iet<*t'iet或*tsiεt:《说文》:“抶,笞击也。从手失声。”《汉大字》:“抶chì用鞭、杖或竹板打。”==《汉蒙》“抶,jan&#269;ihu,ɡuyɑdɑhu,tɑsiɡurdɑhu”。《蒙汉》:“tɑsihu[t'ɑix]〔及〕①拍(手)、鼓(掌)②拍翅③敲断④打拨脚”;“tɑsiɡurdɑxu[tǎυ:rdǎx]〔名〕鞭打。”按蒙语“tɑsihu”(词根为tɑs-)(抶):汉语抶*tict,音义皆同。

5、捶,chuì<tsuz<*tjiwo:《说文》:“捶,以杖击也,从手垂声。”段玉裁注曰;“捶,擣也。”《广雅》:“捶,击也。”《汉大字》:“捶,①用棍棒或拳敲打。②舂,搗。③杖,鞭。”==《汉蒙》:“捶,(搥),&#269;&#186;hihu,deledhu,siɡɑhu。”《蒙汉》:“&#269;oxixu[t&#230;xix]〔及〕①打②敲,叩,捶”;“ siɡɑxu③拳击(捶击),扑打。”按,汉语捶*tjiwo:蒙语&#269;oh-<ɡ&#246;ɡ-(捶),声转对应的同源词。

6、扚diǎo<djεu<*de w或tiεk<*tewk。《说文》:“扚,疾击也,从手,勺声。”《汉大字》:“扚(一)diǎo速击,旁击。(二)dì①引,拉开。②手掐(三)yuē:手指文。(四)li。”《集韻》:“扚,按也。”==《蒙汉》:“tɑtɑxu[tɑtǎx]〔及〕①拉,曳。②抽。③招引。④划,打。⑤抽打。”故汉语扚*tewk:蒙语tɑt-(抽、打、引),音义皆同。

7、拂(刜 、   、弼)fú<piu t<pjwt:《说文》:“拂,过击也。从手,弗声。”段玉裁注云:“刀部日刜,击也,与拂义同。”《汉大字》:“拂,(一)fú,过击,掠击。②擦拭。⑩通“刜”,砍。(二)bi,通‘弼’。《集云》:‘弼’《说文》‘辅也’。隶作弼,或作拂。(三)pī,[拂汨],风动貌。(四)feí,同‘拂’,搏击。”==《汉蒙》:“拂,①ilbihu(抚)②sɑbɑhu,ɡ&#246;bihü、seɡserhü”。《蒙汉》:“ɡübixü~ɡ&#246;bixü[ɡubix~ɡobǒx]〔及〕①拂,弹,抖落。”;“ɑrcihu[ɑrt ix] 〔及〕 ①擦,拭,揩。”按,汉语拂*piw t<**kjwt:蒙语:ɡüb-(拂)、ɑr-<*hɑr-(拂、擦),故音义皆同的同源词。

   8、击ji<kiεk<*kek:《说文》:“擊,攴也,从手,毄声。”段玉裁注云:“攴下曰,小击也。攴之隶变为扑。”《汉大字》:“击,jí,①打,敲打。②攻击。③杀,刺。④触及,相撞。(二)jì,人名。(三)xí,同‘觋 ’男巫。”《集韻》:“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或作击。”==《汉蒙》:“击(擊)①&#269;ohihu,deledhü②dɑɡɑrihu,tobtolhu”;“击打,jodohu;jɑncihu,&#269;ohihu。”《蒙汉》:“&#269;oxihu[cxix]〔及〕①打②敲打,叩,擂,捶。⑥击,打击,砸”;“dɑɡɑrixu[d&#230;rǎx]〔及〕①闯,撞②冲③袭击,攻击④(雷、电等)击,劈”;“ɡübsixü~ɡ&#246;bsixü[ɡub ix~ɡob ix]〔及〕①欧打,笞打②甩,甩搭”;“ɡ&#246;ɡxü[ɡoɡǒx]〔及〕<方>打,揍。”故汉语击*kek:蒙语ɡ&#246;ɡ->&#269;oh&#173;、siɡ-(击,欧,打),声转音义皆同。

9、摷,jiǎo﹤tsau﹤*tsr w。《说文》:“摷,拘击也。从手,巢声。”段玉裁注云:“拘止而击之也。”《汉大字》:“摷,(一)jiǎo①击。拘击。③通“剿”,断绝,灭绝”。(二)chǎo①取水中捞物。②同‘钞’。叉取。”==《汉蒙》:“剿”(勦)dɑruhu,usɑthɑhu。”《蒙汉》:“usɑtxɑxu[υstɡǎx]〔及〕①消灭,毁灭。②消除,取消”;“dɑraxu[darǎx]〔及〕①压,⑤镇压、平定。”按汉语摷*tsr w<*k’r                       w:蒙语us-<*kus-、dɑr -(摷、剿),故为声转对应的同源词。

10、 摼,kenɡ<*krenɡ。《说文》:“摼,持也,从手坚声。读若论语铿尔舍琴而作。”段玉裁注云:“铿,苦耕切。投琴声。”《玉篇》:“摼,撞也。”《汉大字》:“摼(一)kenɡ,撞(钟)。(二)qiān,同‘牵’。①拉、挽。《集韻》:‘牵,引前也,古作摼。’②连。”==《蒙汉》:“xenɡɡereɡdexü[x ɡer ɡd x] 〔及〕击鼓,擂鼓”;“deledxu[d ld  x]〔及〕撞,击,擂敲。”按汉语“摼”*krenɡ:蒙语del-<*xenɡ-(撞击),音义皆同。

12、撲(扑),pū<*k’ewk-:蒙语il-

13、搉 quò<ɡ&#246;ɡ-(殴打,搉),音义皆同。

14、抰 yānɡ
发表于 2018-2-12 12: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NOPS 于 2018-2-12 12:46 编辑

汉藏在形成之初可能确实跟某种或某几种北方语言有过接触,美国的语言学家Edward Vajda认为叶尼塞语也跟汉藏有关系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的眼睛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目,一种是眼。目很明显跟南方诸语言有同源关系,但为何是K结尾的仍然有待探索(南岛mata,南亚mat,侗台ta,汉藏muk);而汉语的眼(中古汉语发音ngan)目前我还没找到周边哪种语言跟它有比较近的同源词,也许韩语的nun可能是一个候选对象。眼这个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可能起源于北方某语系。
发表于 2018-2-12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anaus 于 2018-2-12 19:35 编辑

1.先羌人(汉与藏之共同祖先)很早就和匈奴有接触,起码周的文献就有记载疑似是匈奴的人群,而匈奴疑似是突厥语人群。汉语和蒙古语接触起码晚了一千年

2.黄帝疑似是红山文化牧业人群之首领 / 部落酋长 / 村长之类,汉人和藏人共享一部份同源的N,疑似是黄帝部落的遗留。而黄帝部落是否说阿尔泰语呢?红山文化很明显是龙、凤、饕餮、麒麟等图腾的来源

3.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发表于 2018-2-13 01:48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哪,居然用现代汉语音。
发表于 2018-2-13 01:50 | 显示全部楼层
汉藏在形成之初可能确实跟某种或某几种北方语言有过接触,美国的语言学家Edward Vajda认为叶尼塞语也跟汉藏有关系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的眼睛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目,一种是眼。目很明显跟南方诸语言有同源 ...
MNOPS 发表于 2018-2-12 12:34
眼原意眼球部分,所谓青白眼是也。目则更大。不出意外的话,这莫须有的证明方法真好用。
发表于 2018-2-13 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牧林先生长期从事汉蒙语同源性研究,这种探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论证中过于倚赖现代汉语拼音,这的确是一个硬伤,大大削减了说服力。

     粗略看了一下,有许多词汇极有可能是蒙古语从不同时期的汉语中借入的,比如最重要的是与第一人称相关的&#246;:r、nada(应该是不同时期的借入)、ɡ&#246;ɡ-(殴打,搉)等。当然,汉语也有不少从阿尔泰语言中借入的,比如牧林先生说的bi(鼻、自)以及相关的ben(本,自)。还有一个是小云曾经举例的木(mog),这个极有可能来自长城沿线的戎狄,后来分别融入汉语与东胡语,这是可以想见的。

    至于牧林先生说的蒙古著名姓氏“乞颜”(kiyɑn>kìyɑt),之前我在本版关于蒙古语中的汉语因素一文中曾经怀疑与中国北方著名的大姓祁相关,现在牧林先生说是源自犬氏,且备一说。
     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蒙古族与汉族同源完全具备基因学的依据,不过明显是汉族的主体先祖之一为蒙古族先祖输血,因为汉族高频成分EAS-1已经是内蒙蒙族的第一成分(即便是外蒙蒙古族,其EAS-1成分也与北方民族的原本第一成分EAN基本并驾齐驱)。不过换一个一个角度,考虑到蒙古族可能在形成之初已经是一个严重混血的民系,这种成分亦可视为蒙古族的底层成分之一。
发表于 2018-2-13 08:5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124d480101j5qn.html
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2014-03-21 17:29:39)
...
《汉大字》“台(三)tāi,同胎。”《汉大字》:“胎tāi﹤(t'ai﹤*t'aγ)人和哺乳动物孕于母体内而未生的幼体。==《汉蒙》:“胎,①hebeldɑhi hühed(腹中孩儿)②uruɡ。”《蒙汉》:“urur[υrǎɡ]〔名〕胎”;“xeüxe[xu:x:]〔名〕小孩,孩子。”按,汉语的“胎”tɑi是由喉声*x-声转而来,蒙古语则在保持喉声*x-,后词首辅音脱落为零声母。故汉语“胎”tɑi<*kiaγ==蒙语uruɡ﹤*hur-~xüx-(胎),为音义皆同的同源词。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2-12 10:04


这个论证的不太妥。阿尔泰语的“urur[υrǎɡ]〔名〕胎”应该与印欧语的belly(<bhelgh)有关。对了,蒙古族明显的西亚欧血统,应该会多少体现在语言方面。
发表于 2018-2-13 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汉藏在形成之初可能确实跟某种或某几种北方语言有过接触,美国的语言学家Edward Vajda认为叶尼塞语也跟汉藏有关系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的眼睛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目,一种是眼。目很明显跟南方诸语言有同源 ...
MNOPS 发表于 2018-2-12 12:34

这种接触未必是直接接触,也可以是来自一个中介民系,比如戎狄。


眼这个词我很早以前就在本版指出了,这个来自北方语言应该可以成立(汉语的原本固有词应该是目,来自南方)。汉族身上约15%的EAN北方成分也不是白给的,呵呵~
发表于 2018-2-13 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indberg 于 2018-2-13 14:59 编辑

对语言缺乏了解,过于晦涩

不过,觉得汉藏语和阿尔泰语应该是有共同底层的,这种底层是因为双方有着共同的远古族群成分。
发表于 2018-2-14 10:26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有一个蒙古语词汇倒是极有可能是汉蒙同源词,这个词就是著名的北齐皇帝高欢的乳名‘贺六浑’,据比较可信的研究,这个鲜卑语词汇与蒙古语的qarqun(可爱的)同源,可拆解为qar-qun(喜q&#688;&#623;r+欢q&#688;o&#720;n),若是,则蛮有喜剧感的。估计这个严重鲜卑化的汉人,一心想增添自己的鲜卑色彩,谁料到,最终还是取了一个汉蒙同源的乳名,呵呵
发表于 2018-2-14 11:33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有一个词‘都(都市的都),可能是蒙古语借自古汉语,蒙古语türü
发表于 2018-2-16 08:15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有一个蒙古语词汇倒是极有可能是汉蒙同源词,这个词就是著名的北齐皇帝高欢的乳名‘贺六浑’,据比较可信的研究,这个鲜卑语词汇与蒙古语的qarqun(可爱的)同源,可拆解为qar-qun(喜q&#688;&#623;r+欢q&#688;o ...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2-14 10:26

有意思,我也大胆推测一下,上古汉语的喜跟爱可能都读类似qar的音(感觉跟西班牙语的quiero意思相近读音也相近),后来两者经历的不同的音位变化。喜qar > qer > ker > kei > hei > hi > xi,而爱则是qar > ar > ai
 楼主| 发表于 2018-3-6 22:2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ab8f10100tyon.html

来自日本的现代汉语词汇 (2011-06-08 13:01:47)
       
真相背后的真相 - 现代汉语词汇70%来自日本

可以说,自清末起,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良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现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新词,倘若用心梳理,数量很是惊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新词。新词引入的规模之大,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可以相比。据有人统计,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经济学”和“哲学”,在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听起来后者倒是像日文,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与此相似的还有“政治”、“经济”两词,汉语中过去的“经济”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必须用“政治”了,而且还得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这“无产阶级”一词,也是从日文里引进的。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

试想想,如果能够像“抵制日货”一样,中国人大义凛然地彻底地扫荡去这些来自日本的词语,现代汉语将会陷于怎样尴尬乃至无助的境地?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

真可谓俯拾皆是,或者说天网恢恢,无可逃匿。

若我们硬要逃匿出这张大网,那就有很多话说不成了,尤其是台面上的话,它们纷纷扬扬,断成了一地鸡毛,而我们这个十分注重台面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只能“失语”。

更重要的是,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每当想起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70%是来自于日本人的营造,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必然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人与对象之间,都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日本。
发表于 2018-3-7 10:1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ab8f10100tyon.html

来自日本的现代汉语词汇 (2011-06-08 13:01:47)
        
真相背后的真相 - 现代汉语词汇70%来自日本

可以说,自清末起,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良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6 22:21

有人已经论证了这些所谓和制汉语大部分都在早期中国介绍西洋的著作中有了,海国图志这种
 楼主| 发表于 2018-3-10 1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黎巴嫩人的祖先,腓尼基人结合古埃及象形文字(约5千年前发明)和苏美尔楔形文字(约5千年前发明),发明了腓尼基字母(约3.2千年前),由此演化出来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德语,法语,英语,印度语等等。
发表于 2018-3-10 13:52 | 显示全部楼层
14# skyyrie
我所知道的,比较有名的一个词是“干部”
 楼主| 发表于 2018-3-11 21:00 | 显示全部楼层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一般认为,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安阳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国都遗址“殷墟”的所在地。百余年来,当地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十万块。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年代从商中期延续到春秋。

1977年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宫室宗庙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在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龟甲和牛骨17000余片。其中大部分是龟甲,其中289片上面刻有卜辞,每片字数较少,最多的一片达30字。其内容有祭祀商王武乙、文丁、帝乙的,有卜问商王田猎的,有的记有周王的重臣太保及毕公的,有记“伐蜀”及“楚子来告”的,有记易卦卦象的等等,为研究商末及西周初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1949年以来西周甲骨文还先后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扶风齐家、北京昌平白浮、房山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地亦有少量发现。西周甲骨文字体的特点是极小而纤细,表明契刻的技术十分熟练和高超。1949年以前仅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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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际根说:"甲骨文大约有4000个单字,解读了1000左右。"

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发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发表于 2018-3-12 08:24 | 显示全部楼层
汉语和突厥语上古肯定亲密接触过,上古汉语和突厥语都有水和河流,石和山,土和土地这种小的元素和大的自然物同源的现象,并且上古汉语石和突厥语明显同源,都叫*dag,汉语水与突厥语su疑似同源。
发表于 2018-3-12 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ab8f10100tyon.html

来自日本的现代汉语词汇 (2011-06-08 13:01:47)
        
真相背后的真相 - 现代汉语词汇70%来自日本


……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6 22:21


哦,原来“汤武革命”是日本历史!

“又如古衣裳,组织烂成文。”——原来欧阳修是日本人!
 楼主| 发表于 2018-3-13 21:2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cul.sohu.com/20071107/n253116437.shtml

从利玛窦寻找“官话化石”  2007年11月07日17:20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钱乃荣

利玛窦开创了用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成功地创制了汉语第一个全国通用语的拼音方案。

400多年前,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很快发现,中国各省老百姓说的话各不相同,口语的差别很大,但是还有一种整个帝国官场里通用的语言,称为“官话”。

官话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很流行。利玛窦在1592年11月从韶州给住在罗马的法比神父写信说:“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同。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我们目前学习的,正是这种语言。”他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耶稣会的会友就没有必要在他们所到的各地去学方言了。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他还发现,明朝人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异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而且这种用文言写的文章全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看得懂,不受方言的影响。

1600年利玛窦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时,新到的神父庞迪我是他的助手。他们乘坐由刘步惜太监率领的马船船队,沿运河北上,到了山东省西北的临清,太监因故先行。临别时,为报答神父们的善待,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当作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童,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讲地道的中国话。后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改订出版《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时,将这句话中“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

当今许多学者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想当然地认为,自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北京)以后,汉语的通用语一直是北京话。然而,为什么在外国的传教士写的书里,“地道的中国话”却是“纯粹的南京话”呢?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鲁国尧据此在1985年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认为明代的官话,其基础方言不是北京话而是南京话。

1934年,天主教耶稣会史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发现了一组手稿,题为《宾主问答辞义》,书中“宾”指的是来访的中国文人或官员,“主”代表传教士。这部手稿的第32-165页是一部葡萄牙和汉语对照的《葡汉辞典》,这是第一部外国语vs汉语的翻译词典,编纂年代当是1584-1588年间,全文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拼写。这部手稿是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共同的作品。手稿中编写的汉语,是利玛窦按照明代官话的语音用他设计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记录下来的。利玛窦的拼音方案,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除此之外,留在世上的还有利玛窦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一卷,这是四篇他用罗马字注音的宗教文章和几幅木刻宗教画。

过去,中国的学者只能用“反切”的方法分析和记录汉语的字音,“反切”的记音法是用两个汉字来拼一个字的音,用读前字的声母和后字的韵母、声调读音“切”出新的字的音来。由于不是用单纯的元音、辅音来拼音,而是用汉字注音,汉字本来的读音历时会变,汉字在各地读出的音又不同,所以“切”出来的字音也就很模糊了。利玛窦开创了用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成功地创制了汉语第一个全国通用语的拼音方案,这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上是一大进步,另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这个拼音方案在汉语语音史上为400年前的明末官话真实发音留下了明确的记载。

美国乔治城大学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杨福绵(20世纪初曾在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上学)在1989年亲赴罗马,查阅了这部手稿,将利玛窦最早的汉语拼音字母转译成国际音标,并将手稿中汉语句子的语法、词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证实了辞典反映的明代官话面貌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写了一篇长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发表在199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上。

《辞典》中的词语如:“后生家、人客、所在、田鸡、水鸡、八脚、四脚蛇、柱头、不曾、如今、这等、欢喜、起房子、不得闲”等词,“做强过他”、“把他进来”、“把他食”、“背得”、“好得紧”、“如今你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的语法,都是当时的南京话。

我把杨福绵教授的译出的音系与1902年K. Hemeling出版的《南京官话》相比较,基本上相同。尤其是有许多的入声韵母,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5个声调,完全是北方话在江淮和南京地区的南音特征。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修《洪武正韵》以南京音为标准,到朱棣永乐十九年(长达53年)迁都北京,徐达攻大都,朱棣坐镇北京,都带了大批南京人和江淮方言区的人士到北京。明末利玛窦在北京10年,如果他在北京的交际中用的官话都是入声消失的只有4个声调的北京话的话,他在北京写的四篇罗马字拼音文章的拼音系统就不会与他和罗明坚还在早年南方写的《葡汉辞典》的音系相同了,何况他在回国后写的回忆录中还专门写到了官话用5个声调呢。

清朝前期,仍承袭明代朝廷的标准音,直到雍正四年(1724年)完成的官修韵书《音韵阐微》还是用的保留古音较多的南音系统。虽然旗人口中说的都是他们从生活在幽燕和辽东地区学得的北方话,但在宫廷中还是使用明代官话,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经优化的辽东、幽燕官话语音才正式取代了南京话基础的明代官话在朝廷朝会中取得了清代宫廷语音的正音地位,这就是普通话的前身。

从1842年海禁开放以后,传教士重新来到中国,英、法、美等传教士为了传教和商业文化交往,又在中国完成了大量汉语的拼音方案,包括许多方言的拼音方案,官话和方言的各种课本、语法、词典和圣经,大都用各自设计罗马字母拼音方案注音,为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出台打了前阵。日本政府在明治九年(1876年)确定把以往教学对象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经过争辩1923年中国官方正式确认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

今年7月,我在巴黎,一位热心保护上海方言的年轻网友特地从南方赶到我的旅馆,赠送我一套PDF文件:一部1950年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出版的法国传教士布尔其瓦编著的《法华上海话词典》,那是1869年第一本上海话词典问世80年来最完整的一部上海话词典,也为传教士编写中国语言的著作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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