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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hinaHistory

史前时期,玉器在东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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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4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据polyhedron的图,C*只见于广西壮族、湖南苗族、土家族及湖南汉族,暗示着C的南方起源。可能是早期从北部湾进入广西的一个分支。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8-2-23 10:30

去年就已经证实华南和东南亚的C*实际上是C1的下游分支,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C*,你的数据早就过时了。
发表于 2018-2-24 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NOPS 于 2018-2-24 09:37 编辑
C1在东部经台湾迁琉球群岛,母系为M7a;澳洲的C2、C4等无疑是经中南半岛迁去的,C3作为C的一个分支,他与C1、C2、C4的分叉点应中南半岛,所以C3*走东海岸迁东北也是很自然的事。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8-2-23 10:05

你真应该好好了解一些最近这几年的新数据了,你对分子人类学的见解依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平。

之前的C3已经被重新命名为C2,而之前的C1,C2,C4,C5,C6已经被证实都属于C1的下游。所以实际上C系的下面只有两个大分支,印澳日欧东南亚的C1,以及东北亚的C2。这两者的分离时间在四万九千年前,很可能在来到东亚之前就分化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小,你不能因为东南亚和印澳有C1的分支就想当然的认为C2也是在那里起源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2-24 21:4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collection.sina.com.cn/fc ... yitapp3169116.shtml

承上启下的“二里头玉器”           2017年08月09日 08:09 新浪河南


玉璧戚

暑期,洛阳博物馆迎来了人流高峰。该馆珍宝馆玉器珍品七孔玉刀让不少参观者惊叹不已。这件文物精品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家族中个头儿最大的一个。

古人对玉推崇备至。位于“天下之中”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出土了不少玉器,这些玉器标志着中国的玉文化进入“少年时代”。

  出土玉器千余件

玉文化是我国最早的文化之一,持续时间长,内容也很丰富。

我国玉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为玉文化的“童年时代”;夏商周是第二个时期,是玉文化的“少年时代”;秦汉时期,我国玉文化正式进入“青年时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玉文化;汉唐以后,玉器开始走下神坛,玉文化进入全民普及时代。

据相关统计,二里头遗址30余座墓葬,共出土玉器1200余件,按照分类,有玉柄形器、玉璋、玉刀、玉圭、玉璧戚、玉戈、兽面铜牌饰、绿松石饰、玉管、玉铲、玉镯、玉尖状器、月牙形玉器、玉板和玉铃舌等近20种器形,无论是造型和做工,在当时已非常精美。

这些玉器中,可以明确作为礼器的有玉圭、玉璋和玉璧戚等,玉钺、玉戈和玉刀,虽然具备兵器和工具的形制,但并非实用器,可作仪仗用器,也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此外,玉柄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也属于礼器范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陈雪香介绍,从文化分期看,二里头文化一期,玉器仅见少量绿松石饰品,二期玉器数量增多,出现了玉柄形器、兽面铜牌饰、玉圭等新类型;三期是二里头遗址墓葬玉器的高峰期,绿松石被大量使用,柄形器、玉璋、玉璧戚、玉戈、玉铲等重要礼器和仪仗器的数量也很多;到了四期,玉礼器和仪仗器明显减少,绿松石饰品骤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土的玉礼器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其中,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的牙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形制进一步演变为更复杂的形式。有专家把装饰有扉牙的牙璋称为“龙牙璋”。后来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和越南出土的牙璋,与二里头“龙牙璋”一脉相承,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辐射与影响。



玉戈

  绿松石镶嵌工艺超前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中,绿松石饰品是唯一贯穿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三期的绿松石在数量上最多,也最精美,有绿松石片和绿松石串珠,一般用作眼饰、耳饰和串饰。绿松石片形状有三角形饰、扁圆形饰等。

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已比较成熟。其中,以国宝级文物——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为最,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国龙”。

“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许宏说。

除了这件龙形器,能代表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还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铜牌饰,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牌饰。其中,四期出土的一件铜牌饰置于墓主人胸前,正面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很整齐地镶嵌成兽面纹,四角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形象生动,制作精巧。



牙璋

  承上启下玉文化

陈雪香说,从目前出土的玉器来看,二里头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律的用玉制度,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却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二里头不同文化分期的用玉情况和治玉技术的进展的背后,则是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

“在二里头遗址都邑,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许宏说。(洛阳日报记者 常书香)   (图片由二里头工作队提供)
发表于 2018-2-24 22:37 | 显示全部楼层
39# MNOPS 你对末次冰期有所了解吗?四五万年前是末次冰期当中的间冰期,当时古人还跑到北极去了,到俄罗斯很正常,但用此无法说明C3(即你说的C2)可以走北线,原因:2.5-1.5万年前属极寒的盛冰期。盛冰期,原先生活于高纬地区的人群都被冷死或南迁了。
发表于 2018-2-24 22:38 | 显示全部楼层
40# MNOPS
你这样判断数据是否有价值是自欺欺人。
发表于 2018-2-24 22:43 | 显示全部楼层
45# 隆攀gdzq 没看到有什么证据支持C3*走北线,没证据的东西我还可以说C3起源于南极洲呢。
发表于 2018-2-24 22:47 | 显示全部楼层
42# MNOPS “你真应该好好了解一些最近这几年的新数据了,你对分子人类学的见解依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平。”
十年前的就是错的?那明天或后天要是谁谁说上一堆那肯定是对的罗!?
发表于 2018-2-24 22:51 | 显示全部楼层
你先弄个别人认为是对的东西上来再说吧,我看到你一天到晚都是些不靠谱的东西。
发表于 2018-2-24 22: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的太不靠谱,跟你辩驳都觉得没那个必要。
发表于 2018-2-24 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盛冰期居北方的人群不被冷死绝灭得差不多,为什么当今东亚只见几个人的后代?C3、D、O、N
发表于 2018-2-25 03:40 | 显示全部楼层
39# MNOPS 你对末次冰期有所了解吗?四五万年前是末次冰期当中的间冰期,当时古人还跑到北极去了,到俄罗斯很正常,但用此无法说明C3(即你说的C2)可以走北线,原因:2.5-1.5万年前属极寒的盛冰期。盛冰期,原先生活 ...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8-2-24 22:37

C2为什么要在2.5万年前到1.5万年前才走北线呢?我认为东欧亚人群大概在四万多年前走北线,到了盛冰期时期已经撤到东亚腹地或东亚沿海地区避寒了。

极寒的盛冰期北线也并非完全不适宜人类生存。两万四千年前的父系单倍群R的Malta男孩以及一万七千年前西伯利亚叶尼塞流域的Afontova-Gora-2的Q系人就是盛冰期北线有人生存的实证。当然我并不认为C2是跟随QR一起迁徙的,C2在盛冰期的避难所很可能是在东北亚沿海,既今天东北和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河下游一带。
发表于 2018-2-25 03: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NOPS 于 2018-2-25 03:48 编辑
你先弄个别人认为是对的东西上来再说吧,我看到你一天到晚都是些不靠谱的东西。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8-2-24 22:51

呵呵,我所说的东西都是根据最新证据合理推测出来的,如果我的言论不靠谱那你的言论就是十年前的垃圾,早就该被扔进垃圾处理场回收了
发表于 2018-2-25 03:45 | 显示全部楼层
49# 隆攀gdzq
我也觉得没有跟你辩驳的必要,你先把你的知识更新一下再来跟我辩论也不迟,连C3都已经改名叫C2了都不知道
发表于 2018-2-25 03:59 | 显示全部楼层
45# 隆攀gdzq 没看到有什么证据支持C3*走北线,没证据的东西我还可以说C3起源于南极洲呢。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8-2-24 22:43

同理,我也没看到任何证据支持C2*走南线,目前发现的最早一例C2是在俄罗斯远东波伊斯曼新石器早期的遗址发现的
发表于 2018-2-25 04:03 | 显示全部楼层
C2是走南线走北线到东亚的依现有证据还无法最终确定,但北线至少还发现了新石器早期的C2,而南线什么都没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论坛上某些人一口咬定C2走南线。
发表于 2018-2-25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55# MNOPS 单靠父系不行,你应该结合C3*对应的母系来找起源,如东北亚远东沿海,父系早期主要是C3*这点应没问题,母系为N9b、Y、A、B等,这些明显具有东亚或东亚南部特色。如果是北线起源,母系很可能就是西亚或欧洲类型。

同样是M217,你改用C2就能比例我采用C3先进了十年,不笑死人啊!
发表于 2018-2-25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56# 隆攀gdzq
我发现你们民科特别喜欢玩什么父系母系找原配对应的游戏,比如什么C2只能对应某种母系,或者O只能对应某种母系,这种看法无异于刻舟求剑。M和N早在出非洲的时候就已经混在一起了,N并不比M年轻,两者都差不多是六万到七万岁。从M和N根本看不出谁走南谁走北,不能当作C2走南线的证据。
发表于 2018-2-25 15:45 | 显示全部楼层
57# MNOPS 嘿嘿!在坛子里混上几天被授予分子人类专家了,那本子是咋样的?是不是传上来让大家瞧瞧?
请问专家,美洲的A2与中原人的A4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分开的?还有日本人的N9b与中原人的N9a?
 楼主| 发表于 2018-2-26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cience.china.com.cn/2016-09/12/content_9026004.htm

梁海燕:丝绸之路的前身是“玉石之路”
发布时间: 2016-09-12 10:12:33  |  来源: 亿欧新闻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 科学频道

一,玉器时代起源于兴隆洼的泛红山文化

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的关系。

中国史前文化期存在一个以玉独尊的“玉器时代”,其起源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兴隆洼文化。繁荣期是距今6000---5000年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5500---4000年的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凌家滩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介于北方玉文化和南方玉文化之间的,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玉器系统。

华夏玉文化发源于北方,然后经过华北和山东传播到南方,最远达到广东和越南等地。

苏秉琦先生曾提到:“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是最早,不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大体上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注: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2年6 期)。

二,学者认为商已使用岫岩玉并受红山文化影响

叶舒宪指出,在出距今约4000~2000年之间,发生了第二次玉石资源大调动的现象,就叶舒宪先生所说的“西玉东输”运动。由于这一时期已经进入汉字书写时代,所以在古文献中已经能够看到相关的记载情况(注:叶舒宪. 西玉东输与北玉南调[J]. 能源评论, 2012(9):124-124.)。

齐宝宝,王欣“通过对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作为史前时代的文化,玉猪龙和玉琮在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注:齐宝宝,王欣《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7月 第37卷第7期)。它们的玉器风格虽各有特色,但其社会发展阶段和宗教信仰却有着内在的关联。

牟永抗指出,“通过大量的考古学分析得出结论红山与良洁之间共同或相似因素的明显增多,其朦胧状态可能源于定居和农业出现之前,随后分别得到加强及个性化的发展、变异和改造”(注:牟永抗《红山,良诸—考古学文化交流和凝聚的若思考》,《红山文化似究—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2006.6:P216-224)。

邓淑苹从玉器与墓葬、聚落群的关系、对两种文化玉器研究的比较和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几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注:邓淑苹《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洛文化玉器究的比较与省思》,《红山文化究—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防、研究中心编,2006.6:P399-422)。

黄翠梅和叶贵玉发表了从红山与良诸文化玉器玉材的来源和特征出发,分析了其对玉器尺寸和造型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必然影响,和对良诸文化不同时期领军地区不同的推测(注:黄翠梅、叶贵下《从红山与良浩文化玉器论艺术形式,歹材料来源的原因关系》,《红山文化研究—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不升究中心编,2006.6:P423-443)。

陶寺龙纹已脱离了原始的状态,已是较为成熟的龙的形象。很明显,在此之前更早红山文化就是其源头。c一14年代表明,陶寺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比红山文化晚了约1000年。

尹志强,传播论和独立发明论是文明发展的两种观点,“但无论如何,红山文化玉龙蜷曲的造型,肯定是被夏商文化吸收了,并不断加以神化”(注:尹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北方文物》1988年01期)。

起源于良诸文化的兽面文,传播到山东龙山文化(玉铸兽面坟)。商代选择了新石器时代的兽面纹,加以艺术夸张发扬。

张明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人化与凌家滩文化的玉人其特点一致:上臂自然下垂、双前臂曲肘贴于胸前、五指张开的手势几乎完全相同,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嘴、身材匀称等蒙古人种面部特征的玉人为什么出现在凌家滩?“从红山文化和凌家滩、良渚文化等玉器中多有相同器形典纹饰特微,以及南北两地之间尚有红山因素的事实,认为红山文化曾经南下影警南方诸多古文化”(注:张明华《上海博物馆集刊》2005年)。

傅斯年,关于“商”的起源有好多学派,其中北方说是傅斯年先生提出来的(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上册,傅杰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340-346页)。

金景芳先生也指出:“文献中契称玄王,玄为北方,玄王即北王;蕃与亳、蒲古音通假,契居番就是北方燕亳之地;昭明所居之砥石,‘在塞外辽水所出’的辽水源头,即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商汤灭夏以前,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商族起源于东北、起源于辽西。”(注: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 年第 7 辑,第 65-70 页。)

张博泉先生指出,“与殷人始祖契有关的有娀氏在东北地区西南部幽燕境内;商族先公活动于‘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即今辽河以西、

河北易水以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地域与文化特征与殷人先世历史符合,且在辽西分布者早而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进入中原后向早商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注: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问题》,《史学集刊》1981 年复刊号)。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也认为“商先起源于幽燕”,依据是:“商先公活动在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都蒲阪、帝喾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自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开始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先商文化的渊头,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形成了先商文化。”(注: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问题》,《史学集刊》1981 年复刊号)。

田广林先生从红山文化入手指出“在红山玉器没有被正式识别出来以前,曾长时间被误认为是商玉,这是因为红山古玉与商代玉器在雕刻手法和造型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惊人的一致性,如红山文化的玉勾龙与妇好墓所出商代玉龙一脉相承,如出一炉,这种现象,发人深省”(注:田广林:《西辽河地区早期文化传播》,《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37 页)。

刘国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红山文化专家刘国祥研究员解释了夏家店文化玉器与红山玉器的联系,刘国祥研究员认为“以大甸子玉器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多方面承继了红山文化的制玉传统,某些器类的雕琢工艺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对这批玉器进行系统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夏家店文化时期琢玉水平、用玉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而且对于认识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玉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解决了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问题,那么大甸子玉器的发现基本上能够解决红山文化玉器的发展去向问题。这对研究其它课题,如良渚文化玉器发展去向、二里头文化用玉制度、商代玉器渊源与用玉制度等具有一定启发、参考作用”(注:刘国祥:《大甸子玉器试探》,《考古》1999 年第 11 期,第 67 页)。

吕军先生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玉器中有几件是红山玉器流传至该文化的,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 1 件玉钩形器,也是典型红山玉器的流传”(注: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考古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 44 页)。

李恭笃先生指出“从城子山墓葬出土的玉雕器物群,可使我们意识到,在我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到来之前,已出现一个原始玉雕艺术的文明时期。如果把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殷墟出土的玉器作一比较,不难看出,我国北方玉雕技术在造型风格、纹饰特点方面,与中原文化的一致性。”(注: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 第六期,第510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的《敖汉旗大甸子遗址 74 年试掘报告》的记录:“夏家店下层文化因出土有大量的彩绘陶器,纹饰的基本特徵是由变形鸟纹组成的饕餮纹,而图案的构成单位,与红山文化的‘勾云形佩饰’形状相似,可看作商代青铜器上夔凤、夔龙或饕餮纹的母胎。”(注:《考古》1975 年第 2 期,第 99-101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认为:“敖汉大甸子、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的器物体现出商文化作风”(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第 59-60 页)。

陆思贤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脉相承,这些文化中的鸟形装饰特别发达,尤其是小河沿文化中的‘ ’形符号,在陶片上多数倒过来画,作‘ ’,简直像倒栽贴地飞翔的燕子。或许‘玄鸟生商’的传说,鸟生商’的传说,发源于燕山山脉”(注:陆思贤:《新石器时代的鸟形装饰与太阳崇拜》,《史前研究》1986 年第 1-2 期合辑,第 61 页)。

黄中业把红山文化的后继者――小河沿文化归属为商契部族文化遗存,已完成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也把此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当作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表现(注:黄中业:《从考古文化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北方文物》1990 年第1期,第18页)。

郭大顺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构成的三大文化系统(另两个为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中开始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同时郭大顺又说“由于受到当时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干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传播发展方向,主要是面向南方的中原地区。许多迹象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和先燕文化的起源,关系十分密切”(注:郭大顺:《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起源》,《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年,第113-115页)。

薛志强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于夏朝在中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强大的方国,在它存在之际,中国北方的西辽河地区的各种文化,都统一在它的旗帜下。夏朝建立后,这个北方古国与夏朝呈现南北并立的局面。商朝的建立,应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先民南移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商文化与红山诸文化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的原因”(注: 薛志强:《红山诸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9月,第49 页。)。

夏家店下层文化暗示一个强大以虎为图腾的方国(方国,以虎为图腾)存在,田广林和朱延平各自依据考古发现也都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布谷大胆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后来一分为二:精英部分南下中原,建立了商国;保守部分固守原地,后与西拉木伦以北南下的其他部落共同创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为燕国先民”(注:布谷《关于“红山古国”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年9月 第95页)。

李恭笃和高美璇提到:“1977 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喇叭形铜耳环,与北京昌平雪山第三期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耳环,形制完全相同。这种类型的铜耳环,在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二号墓和唐山小官庄石棺墓中,也曾出土过。它们已成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饰品。另外,在大甸子墓葬中出土的陶爵杯、绳纹罐和各种玉料雕刻品以及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卜骨,都与二里头先商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注:李恭笃、高美璇:《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研究》《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1949-1984》辽宁省博物馆编,沈阳:辽宁省博物馆出版社 1985年1月,第156页)。

刘观民讲:“从夏家店下层文化随葬陶器上发现的彩绘花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商周时代青铜器不仅形态源自陶器,青铜器上的花纹也有借自陶器装饰的启示(注: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第304-309页)。孙继民的观点是:“赤峰考古界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定为早商青铜文明,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三期。但笔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建者,应是商民族的祖先,后又成为商统治下的方国或部族”(注:孙继民《从青铜礼器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代文化的关系》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16页)。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化遗址北起内蒙古赤峰市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西南段过燕山达河北北部,东南段达渤海沿岸,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据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的测定,红山文化所处的时期为距今 4895±9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5485±110 年(注:李仰松先生函告,东山嘴遗址木炭标本已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为距今 4895±90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5485±110 年)。苏秉琦认为“历史上的这一时期,正是社会激烈变动和文化频相交汇融合的转折时期”(注: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157 页)。

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认识却经历了几十年漫长的过程。“1911 年伦敦收录有玉箍形器,1923 年玉猪龙在伦敦吉斯勒收藏品中出现,1938 年出版的萨尔蒙尼《古代中国玉器》中收录有齿兽面纹玉佩,美国佛瑞尔艺术馆收藏的有齿兽面纹玉佩”(注:转引自王梅生:《1980 前欧美所藏的红山玉器》,中国北方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3年7月)。

1939 年北京出版的《古玉图录初集》中著录的红山文化玉猪龙(注:黄浚《古玉图录初集》北京 1939年)。

在中国直到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红山文化的玉器的年代才被确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孙守道先生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经有关方面的初步鉴定,认为无论是淡黄、淡青、墨绿,还是白色的,绝大部分是岫岩玉”(注:孙守道《辽宁当前考古研究上的八大课题》,《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第6期,第15页)。

殷墟玉器玉料有新疆的和田玉,岫岩玉,河南的南阳玉、绿松石、孔雀石等。以新疆的和田玉和岫岩玉为多,这得到了考古资料证实。

夏湘蓉指出,妇好墓出土的40 余件玉器,“多数与现在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与新疆和田玉相似”(注:夏湘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 1980 年,第 428 页)

《殷墟玉器》一书记载“近年来殷墟新出土的玉器”章节中,对约300件玉器,鉴定结果“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只有三件器嘴形器(M5:11、12、13)质地近似岫岩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年,第11页)。

河北满城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部分玉片的鉴定结果,张培善认为多为岫岩玉,部分为新疆玉(注:张培善《河北满城汉墓玉衣等的矿物研究》,《考古》,1981 第1期,第 79-83 页)。

关于殷墟玉器是新疆和田玉多于岫岩玉还是岫岩玉为主体尚无定论,但在商代已使用岫岩玉来制作玉器是没有异议的。

刘广超指出“1983 年发掘的海城县小孤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三件玉石制作的砍斫器,呈深绿色,玉质细腻明亮,色泽与硬度均与岫岩境内细玉沟所产之老玉同。砍斫器当是岫玉制无疑。小孤山洞穴遗址属旧石器晚期,距今一万年前”(注:刘广超:《岫玉史话》,岫岩县志编辑通讯,1990年第2期,第5-8页)。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岫岩玉就已经开发利用了。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指出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制牙璧、锥形器、玉芯等是由辽东半岛流传到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和红山文化相当,龙山文化则晚于红山文化(注:冈村秀典著,姜宝莲译:《中国史前时期玉器的生产与流通》,《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第81-86页)。

三,红山文化的玉兽形诀和商代的玉猪龙的对比

1,商代玉猪龙一



商代玉猪龙(图 11)。青白色,高 5 厘米、宽 3.3 厘米、厚 1.4 厘米。器物大部有沁色,整体呈字母“C”形,头部肥大。无耳,面部轮廓清晰,并且用凹槽将其勾刻出来。前额到鼻子,呈光滑的弧线,只在前伸的嘴部上方有褶皱,两只眼睛用线刻出,圆瞪且略微凸起。躯干几乎垂直,与尾部形成一个直角,躯干上刻有云纹。尾部向内弯曲,并在尾梢处刻有一条线作为标志。没有穿孔(注:常庆林《殷墟玉器收藏与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 2004年9月第 1 版,第79 页)。

2,商代玉猪龙二



(注:陈志达 方国锦中国玉器全集2商.西周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 第64页)。

3,红山文化玉兽形玦(又称玉猪龙)



(注:陈志达 方国锦中国玉器全集1红山文化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 第21页)。

上面商代的玉兽形玦和红色文化的玉兽形玦是不是非常相似呢?

四,红山文化的玉勾形器和商代的玉勾形器的对比



  这是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勾形器



  这是红山文化玉勾形器

此玉勾形器(图1)长9.5厘米,最宽3.1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玉料呈青绿色,半透明,锋部为弯勾刀形,体扁平,援部两侧双面磨刃,中有凹槽,内分两段,近端部的一段向内收缩,中有一孔,援与内之间有二道突脊,其间为一凹槽。

如上图所示,商代的玉勾形器和红山文化玉勾形器非常相近。

广东石峡遗址是岭南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所出的一件玉琼与江苏草鞋山所出者,从玉料、钻孔到纹饰]L乎一模一样(注: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第12页)。

五,红山诸文化与商文化在考古遗存的对比

我们发现:

一,玉料选择上共识是软玉。新疆和田玉为软玉已经得到验证和认可。但忽略了岫岩一种叫做“老玉”的岫岩玉,它实为软玉的一种。不能够否定商玉有来自岫岩的可能性。

二,器形上的相似。红山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器形应为勾云形佩饰和玉龙。玉勾形器和在妇好墓出土的一件与红山文化中的玉勾形器几乎一模一样,此外通过这种器形延伸出的是勾云纹。这种纹饰在商代的玉器还是陶器以至青铜器上都有表现。

红山文化与商文化出土的玉龙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并且在新石器时期的出土物中,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发现这种玉龙。

三,玉器的制作工艺,商代的纹饰的雕刻、钻孔技术,还有砣具的变革等与红山文化的琢玉技巧是分不开的。两者之间有着传承的关系。

四,红山文化陶器中比较典型的是平底筒形罐,出土数量之多,以至于有些学者提出了“东北平底筒形罐文化区”(注: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 年第 4 期,第 28 页)。在传统意义上认为应为先商文化起源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却很少见这一类遗存,它似乎也暗示了商人与北方存在文化上的联系。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考古遗存也会越来越丰富,目前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当时,北方文化体系有着它辉煌灿烂的时代,也给中原地区带来重要的影响,实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商族的源头之一。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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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

发布时间:2017-02-04 文章出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作者:邓聪

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王朝,牙璋被公认为夏王朝核心玉礼器。[1]最早「中国」一词,出现于西周初期青铜何尊的铭文,其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下,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2]这里所指中国空间是洛阳盆地,估计「中国」一词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以前。

一九九○年冬香港北山堂利荣森先生支持我校田野考古工作,从南丫岛大湾发现商代玉器牙璋,被学界誉为「国宝」级文物。[3]在一九九四年、二○一六年,我们先后举办两次国际牙璋会议,后者是去年十月与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在郑州召开会议,成果美满。[4] 我们这次展览,以牙璋说明夏商早期中国国家起源的关系。

从一九九○年迄今二十多年间,八千里路云和月,漫长东亚牙璋考察之旅。我们循各地出土牙璋,进行深入的调查,到二○一六年十月完成了中国黄河、长江、珠江和越南红河流域牙璋的实物拍摄和分析,其间奔波于数十处野外遗址、博物馆和研究所仓库,经历种种困难和艰辛,终抵于成。这次为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五十周年所庆的牙璋分布图展览,展示东亚初期国家的模式的出现。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牙璋等玉器已相当发达。

经过二十多年我们与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对牙璋发展的历史,现今有了比较全面了解。

1.距今约4500年前后,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大汶口及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5]

2. 在距今约4000年后,山东牙璋扩散从黄河下游逆向,经中游转入陕西省,最后更深入上游的甘肃西南地区。此中,陕西石峁古国晚期的阶段,牙璋出现大型化,有龙形扉牙,最长的可达到约50公分。甘肃齐家文化的牙璋,可能来源于石峁的影响。[6] 這是牙璋第一次主要自黃河由東而西的擴散,打通黃河間東西的古道,可視為日後北緯35゜範圍三代秦至北宋歷代王都分布空間的先導。

3. 在距今约3700-36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晚期的国都,承石峁古国的影响,二里头牙璋呈现巨大化,已成为成熟王室宫庭礼仪道具,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7] 这是牙璋第二次由西而东逆向的扩散。石峁、花地嘴、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牙璋,关系密切。

4. 从中国长江、珠江、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特征综合的分析,显示在距今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8]。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远及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南丫岛大湾出土商代早期牙璋,是已知中国唯一岛屿上发现的牙璋,诉说商文化在沿海早期扩散的故事。第三次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意味着南中国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

  初步综合牙璋研究两点的认识:

1.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足迹所至,画为九州。古人称之为「禹迹」,就是最早华夏的天下。近代史学把「禹迹」作为神话或者传说看待,无从证实。古文献禹迹记载,是否空穴来风?王国维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9] 近二十年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可以把「禹迹」与牙璋扩散事实相提并论,两者覆盖广袤的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意味深远。李零在《茫茫禹迹》中指出,九州禹迹是一种不断被改造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的符号。[10] 现代考古学日新月异,科学发掘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牙璋,成为早期中国国家文化的符号。「九州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李零,同上书)前些年,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引用《淮南子.泰族训》,「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以为晚商人疆土范围,「完全符合事实」,[11] 独具慧眼。正如傅斯年所说:「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12]

2. 夏商牙璋分布,展示在政治文化上初期东亚及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牙璋分布共同区域,可能分享着近似国家政治思想的理念,显示「吾土吾民」共同意识的逐步形成,其中包括可能在各地政治语言上的沟通。二里头王都设计中轴线的规划,建中立极,[13]是王权至上中央集权思想的体现。以中原中心二里头牙璋特殊风格,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反映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文化首领的象征,二里头为中心中国世界秩序雏形,横空出世。我们认为牙璋分布与春秋以后「大一统」主义,两者间存在有思想内在脉络的传承;秦汉后倾向「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东亚地区纵横数千公里超巨型帝国一统局面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是人类历史国家制度创建的先进地,在政治制度起源探索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众所周知,今天中国是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世界著名政治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中国发展到秦代,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他追问为什么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都倾向选择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模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小国?[14]我们相信,通过牙璋的研究,亦即对夏商周国家政治深入的探索,可为这个重大问题找到源头和解释。(2017.01.20)

原载:《盱古衡今──郑德坤教授百十诞辰纪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页30-33,2017年2月。

[1]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11月,页467-508。

[2]董珊:〈何尊〉,《赫赫宗周》蔡玫芬、蔡庆良(主编),国立故宫博物院,2012年,页44。

[3]李果、李秀国:〈南丫岛发掘散记〉,《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

[4]邓聪(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邓聪、顾万发(主编):《东亚牙璋图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年。汪永基:〈史前玉牙璋研究有新说,或为解开早期国家之谜的一把钥匙〉,新华网2016年1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11/04/c_1119853508.htm

[5]邓聪、栾丰实、王强:〈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51-62。

[6] 邓聪:〈牙璋在中国西北的扩散──甘肃牙璋〉(待刊稿)。

[7]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总第142期,页6-22。

[8]邓聪:〈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香港文化博物馆,2007年,页40-55。

[9]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页2。

[10] 李零:〈自序〉,《茫茫禹迹》,三联书店,2016年,页3。

[11]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页81-82。

[12]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13]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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