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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hinaHistory

史前时期,玉器在东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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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7 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131840036_339135

   独家披露“玉石之路”真相,颠覆你的认知!  2017-04-03 20:35

   玉石之路的真相       丁哲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玉料的来源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就近取材,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考古学文化之间已经出现了较长距离传输玉料的现象。

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夏商、两周时期的玉材主要是来自甘肃、青海等地及就近获取。彼时新疆和田玉籽料或已被少量零星使用,但山料和田玉尚未进入中原。以往认为夏商周时期新疆和田玉即已大量东输中原的观点,无论科学检测还是物理感官识别均缺少有力证据支撑。

西汉武帝以来,张骞出使西域,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控制不断加强,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才真正全部控制了天山南麓及其以南地区,方有较多的新疆和田玉流入内地,但甘肃、青海等地出产的玉料仍占据重要地位。自隋唐以降,新疆和田山料、籽玉逐渐成为最主流的玉材。

甘肃闪石玉之特征见旧文:



齐家文化玉琮,临洮出土,与甘肃闪石玉料对比



齐家文化玉璧,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与甘肃闪石玉料对比



齐家文化玉璜,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甘肃闪石玉质





石峁文化(?)玉牙璋,会宁牛门洞遗址出土,甘肃闪石玉质



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玉刀,甘肃闪石玉质



黎城出土玉戚,甘肃闪石玉质



晚商玉箍,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疑似甘肃闪石玉质



西周玉鱼,长安张家坡M60出土,与甘肃闪石玉料对比



战国玉覆面,丹江口吉家院出土,甘肃闪石玉质



战国玉带钩,江陵望山出土,甘肃闪石玉质



战国玉龙佩,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甘肃闪石玉质



战汉玉龙佩,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与甘肃闪石玉料对比



齐家文化玉铲,民和喇家遗址出土,青海闪石玉质



晚商玉柄形器,北京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藏,青海闪石玉质



商代玉铲,殷墟妇好墓出土,青海闪石玉质

注:本文提及的青海闪石玉,实为出自古矿坑的“老坑”青海玉,与开采、使用时间不到三十年的现代青海玉具有明显差异,由于篇幅所限,二者之区别容予撰文另述。

丝绸之路的前身,是西北地区玉料输入内地的玉石之路,其早于丝绸之路出现2000余年。但传统观点认为,所谓玉石之路是特指和田玉东输的路线,又可称为“和田玉路”。现在看来。这条玉石之路上最早大规模输送的透闪石玉料应来自甘肃马鬃山、马衔山,青海格尔木等地,早期玉石之路上真正的“主角”,乃是甘青地区出产的玉料。



考察马鬃山玉矿

新疆和田玉较大规模输入中原的时间,当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后。“昆山之玉”这一概念,至迟在战国时期业已形成,如屈原《离骚》中便载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李斯《谏逐客书》亦载“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史记·赵世家》记有“若秦军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

但先秦时期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处?历来学者观点纷呈。叶舒宪先生近年撰文指出,汉武帝之前的昆仑地望尚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中国西北诸山均在“昆仑”这一范畴之内,笔者赞同此说。这样看来,马鬃山玉、马衔山玉、青海玉等均属“昆山之玉”。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武帝据其所报,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自此以后直至今天,“昆山之玉”方特指新疆和田玉。

《管子》一书多次提及禺氏之玉,如“玉出于禺氏之旁山”,“至於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玉出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

禺氏即月氏,为匈奴崛起之前,活跃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马鬃山一带便是月氏控制与活动之地。闫亚林认为“禺氏之玉”、“月氏之玉”与马鬃山玉有关。结合出土玉器的材质特色看,闫氏之观点是可信的,“月氏之玉”、“禺氏之玉”可能就是马鬃山玉,而非以往认为的新疆和田玉。



玉熊,咸阳渭陵出土,新疆和田玉质



玉辟邪,咸阳渭陵出土,新疆和田玉质

除上述这条沟通东西的玉石之路外,还至少存在着“东北玉石之路”和“西南玉石之路”等玉料传播途径。

“东北玉石之路”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周边地区所产透闪石玉,即贝加尔湖闪石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输入呼伦贝尔地区、吉黑地区、科尔沁地区、西辽河流域,直至在夏商时期进入内地这一路线。邓淑苹、冯子道、冯恩学、邓聪、杨伯达、刘景芝、郭大顺等学者都曾论述过东北史前玉料的来源可能与贝加尔湖地区有关。萨尔蒙尼认为殷商玉器的质料很可能来自贝尔加湖一带。从现有的材料看,吉黑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红山文化、哈民文化、哈克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中确有部分与贝加尔湖一带史前遗址出土玉器质地相似者,其很可能为贝加尔湖闪石玉制成。笔者在殷商玉器中亦发现个别玉器质地疑似贝加尔湖闪石玉。



红山文化双熊首三孔器,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疑似贝加尔湖闪石玉质



史前玉玦,敖汉大甸子遗址出土,疑似贝加尔湖闪石玉质

http://img.mp.itc.cn/upload/2017 ... 12ec885c47b_th.jpeg

哈克文化玉环,海拉尔团结遗址出土,贝加尔湖闪石玉质

其二,即辽宁岫岩闪石玉输入东北、华东和中原、湖北地区的路线。

岫岩闪石玉为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主要材质,已成学界之共识。2004年杨伯达先生曾将岫岩闪石玉输往北至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东北至饶河小南山遗址,西至克什克腾旗好鲁库遗址,南至大连郭家村遗址的路线命名为“夷玉之路”,至今仍颇有参考价值。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有一类透闪石玉材,以黄、青黄、黄绿、绿色为主,质地温润细腻,应并非当地所产。闻广、邓淑苹、王时麒、赵朝洪等推测其来源可能为辽宁岫岩,当可信从。商代也可能出现了岫岩闪石玉制成的玉器。



红山文化玉蝉,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岫岩闪石玉质



良渚文化玉璜,吴中张陵山遗址出土,岫岩闪石玉质



后石家河文化玉鹰,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疑似岫岩闪石玉质

“西南玉石之路”主要是指四川出产的玉料在夏商时期输入中原这一路线,叶舒宪曾从神话学角度对巴蜀特产珉玉或蜀石自夏商以来输入中原这一实况进行过分析。古文献中有对蜀地出玉的记载,《山海经·中山经》云:“岷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续汉志·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记有:“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

成都金沙遗址是古蜀王国都邑,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该遗址出土玉器2000余件,取材多样、质地丰富。金沙玉器中有一类透闪石玉材,黄白色、牙黄色、黄褐色,不透明,具有沉积构造,质地细腻,打磨抛光后呈现出瓷器般光泽,主要用来制作有领璧、环,玉戈、工具形玉器等,且有大量经粗打磨的坯料(被称作“磨石”)。

发掘者推测金沙玉材基本出自成都平原北部山区或遗址附近的河滩,应当包括此类玉料。中原商代玉器中有不少玉戈、玉矛、玉戚和有领璧、环的质地与上述金沙玉材相近,其玉材来源地(之一)可能为四川。



金沙遗址出土玉坯料



金沙遗址出土玉坯料



金沙遗址出土有领玉璧



晚商玉戚,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晚商铜骹玉叶矛,北京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藏



商代大玉戈,北京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藏

中国境内玉矿资源丰富,透闪石玉产地很多,邻近我国的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也有透闪石玉矿,《山海经》记载产玉之山达186座,并非完全是神话虚构。但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古代玉材时,往往独尊新疆和田玉,却轻视了新疆以外其他地区蕴藏的玉矿资源。我们有必要充分重视到早期玉器用料的多元性、复杂性,以还原甘肃、青海、辽宁、四川、贝加尔湖地区所产透闪石玉的真实历史地位和玉石之路的本来面貌。
 楼主| 发表于 2018-4-2 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936.com/2017/0330/1NMDAwMDAyNzM1NA.html

岫岩玉:从红山文化至今 支撑中华5000年玉文化的脊梁
2017-03-30 14:22:53 来源:新华网

摘要:7月7日,社科院刘国祥研究员在做岫岩玉雕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地位的主题发言。当日,来自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和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在“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岫岩玉对中国玉文化的贡献:史前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材质多数为岫岩闪石玉...

7月7日,社科院刘国祥研究员在做岫岩玉雕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地位的主题发言。当日,来自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和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在“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岫岩玉对中国玉文化的贡献:史前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材质多数为岫岩闪石玉...



7月7日,社科院刘国祥研究员在做岫岩玉雕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地位的主题发言。当日,来自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和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在“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岫岩玉对中国玉文化的贡献:史前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材质多数为岫岩闪石玉。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 摄

新华网沈阳7月9日电(记者汪永基)9日在沈阳结束的“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30余位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玉器专家取得基本共识: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距今8000余年的兴隆洼文化与5000余年红山文化出土玉器多数采自辽宁省岫岩县细玉沟。

中国考古界、文物界从上世纪70年代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及兴隆洼文化玉器以来,对东北及东北亚这一地区大量出土的史前文化玉器取材地产生分歧,以致玉文化持续研究受阻,并出现当代玉器市场“张冠李戴”“名不副实”等标准混乱现象。

由于受到玉器出土地与玉材产地及玉质品种的远距离区域限制,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材质来自辽宁岫岩说受到学界质疑并引起长期争论。2003年期间,北京大学王时麒、赵朝洪等教授在岫岩地区细玉沟发现透闪石“河磨玉”,其颜色黄绿、黄白,质地细密柔润等特征均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材质近似。

对中华古玉研究甚深的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多次考察细玉沟,并通过显微测试技术进行多方位研究。他在研讨会上说:“估计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从北至黑龙江,南抵长江沿岸数千公里范围都有可能使用了一些岫岩透闪石玉,从而形成了中国北部早期岫岩透闪石玉流通网络的雏形。”

著名考古学家卢兆荫在会上指出,岫岩玉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从矿物学考察,岫岩玉既有属于“美石”的蛇纹石,又有属于透闪石玉的“岫岩老玉”,有悠久的开采历史,应属《尚书·顾命》中所说的“夷玉”,是中国玉文化多元一体架构中的一个源头。

台湾玉器研究学者陈启贤说:“到目前为止,在东北地区经勘探得知的唯一透闪石玉矿位于岫岩地区。岫岩玉料烘托着红山诸文化的神秘内涵,隐喻着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导引了华夏民族用玉的文明传统。”

山西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吉琨璋介绍,岫岩自古产玉,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有记载。从各地考古出土的玉器材料来看,各个时期都能看到岫岩玉的身影。山西发现的西周时期晋国国君墓地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玉器,其中不少是岫岩玉制成品。

玉学专家于明说:“玉器是中华玉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能够始终贯穿中华玉文化发展过程的玉材只有岫岩玉与和田玉。从5000余年前的红山文化玉器到经过汉代到明、清至今,岫岩玉一直默默地支撑着中华玉文化的脊梁。”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在会上最后强调,考古发现表明,古老的兴隆洼先民开创了岫岩玉雕之先河。红山先民继承了岫岩玉雕的光辉传统,玉雕技术飞跃发展,玉礼制应运而生玉猪龙、玉人、勾云型器等一批典型器类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物质、精神载体。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3:5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dili360.com/ch/article/p5935057fcd48590.htm

璇玑的玄机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7年第05期

璇玑是一种美玉,多见于黄河中下游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曾困惑了数千年来的学者: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造型有何意义?

璇玑形似玉璧,外缘有三个飞翘的牙。《周礼》曰“苍璧礼天”,璇玑的奥妙似乎也深藏在天空。璇玑二字,最早出现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古圣贤善于观察星辰运行的规律,以此指导万民生息。



璇玑二字作何解?围绕这个问题,早在汉代就曾发生过一场论战。经学大师伏生、史学家司马迁认为璇玑是星名,指的是北极星,或者是北斗七星的泛称。儒学大师孔安国、郑玄则认为,璇玑是上古的天文仪器,有可能是浑天仪中可运转的部分。经学家马融和天文学家王蕃甚至断言,璇玑就是原始版的浑天仪。

论战持续至今,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材料的增加,天文仪器说已成为主流意见。科技史家李约瑟、物理学家李政道等学者皆认同此说。璇玑的转动,模拟出了星宿运行的位置和天道的循环。后世的浑天仪、天球仪皆源于此。中国的祖先,正是以此明天道、正天时,建立起了时空观念和社会秩序。
 楼主| 发表于 2018-4-30 07:4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tech.qq.com/a/20041203/000117.htm

辽河流域考古成果:中国史前经过玉器时代(图)         2004-12-3   新华网       ()



这是2003年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16地点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凤。2003年以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从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先后出土了包括玉人、玉凤、玉龙在内的22件玉器,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史前经过玉器时代。新华社发

新华网沈阳2月23日电(记者马义、丁铭)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起源于辽河流域已得到可靠的考古确认,这一结论将写进《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据郭大顺介绍,于今年春节后启动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将对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20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系统研究总结,目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成果加以确认。

由于夏以前无地下史料,只能凭借传说,因此中华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夏以前是否有中华文明的遗存,中国考古界一直期待着能够找到实物依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外考古学家就踏上了寻找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征程,他们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的符号去寻找,从大汶口文化遗存陶器刻划的“文字”等迹象去寻找,试图以此论证中华文明起源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甚至6000年,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获得重大发现,专家们在辽宁省西部山区发现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又在与其相距50公里的辽宁省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

从198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包括红山女神头像、陶质塑像、彩陶、玉雕龙等大批精美绝伦、世所罕见的文物。特别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对遗址中第16地点中心大墓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大型玉人、玉凤等红山文化精品,同时发现这座墓葬是有意在坚硬的花岗岩上挖掘的,营造极其费工费时,是从未发现过的史前墓葬,说明墓主人的特殊尊贵。

考古专家们在对上述考古遗存进行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相当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

依据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关于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辽河流域考古的惊人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同时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见多种变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这正是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古国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郭大顺说,中国传统史学一向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象征中华5000年文明的考古证据在辽河流域一再被发现,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完)

新闻背景:红山文化

新华网沈阳2月23日电(记者马义、丁铭)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距今约5500年至6000年。它分布在东起辽河流域、西至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由一个大的部落集团所创造,因1935年首次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红山后发现这种原始文化遗址而得名。

红山文化以红地黑彩陶器和压印之字纹陶器共存,大型打制、磨制的石农具和用于切割刮削的细石器工具共存为主要特征。过去中国考古界多数人士认为,红山文化是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近年来从红山文化考古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和墓葬遗址以及陶塑女像、特异型彩陶器、龙形、龟形、鸟形、蝉形等各种动物形玉器表明,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起源之一,它在中华文明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低估。(完)
 楼主| 发表于 2018-5-12 1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邓聪:欧亚大陆史前玉器技术扩散—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5讲纪要
2018-05-04 17:07

2018年5月2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5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会议室举行。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欧亚大陆史前玉器技术扩散”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该讲座。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俄罗斯伊尓库茨克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联合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黑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华社等单位和高校的六十余位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主讲人 邓聪教授

欧亚大陆中贝加尔湖周边以及中国东北是人类史前早期软玉文化的诞生地。邓聪教授向大家展示了香港中文大学与俄罗斯伊尓库茨克国立大学合作的史前软玉穿孔工艺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了欧亚史前玉器穿孔技术的结构,并从玉器工艺、原料等方面对欧亚大陆史前玉器文化的扩散进行探讨。

“玉无价”及玉文化定义与玉器核心技术

价值起源是世界史前学重大的问题。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出版《古代价值的建构》一书,就是重要的代表著作。很可惜这本书中欠缺代表东方玉器方面价值观形成的讨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说法,中国古代对玉的重视,实际上有宗教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地位和财富象征等各方面的意义,玉文化的存在依存于特殊的技术。东亚地区发达的玉器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邓聪教授认为玉文化应满足三个条件:1、玉器具有象征意义;2、玉器体现高端加工技术;3、软玉玉矿的存在,包括玉料采集、运输、消费的形式。在缺乏玉矿地区,可能从交易获得玉料,甚至远距离贸易的存在。因为软玉在矿物学上的超强韧性与硬度,必须要有高端技术才能加工钻孔。其中大型管钻钻孔技术更是史前尖端技术的前沿。他强调玉文化和工艺技术的密切关系,玉器技术与原料是探索玉文化的重要内容。

欧亚大陆史前玉器穿孔技术两大体系的结构

邓聪教授引用李约瑟对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的成果,从高层次概念解释了玉器加工技术采纳应用物理学的原则,即力学上转换机械能的控制及有效使用,完美创造出史前人类玉器大型钻孔的工艺,其中最出色是真正意义轮轴机械发明与使用,由轮轴相互组成固定的构件运作,产生强大机械的效能。这是古代玉器与中国机械工程史上划时代的突破,对于欧亚大陆,玉器机械穿孔技术,邓聪教授举列可能源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两大体系,即轮轴机械和轴心旋截技术机械。

(1)东亚史前轮轴旋转机械:轮轴机械是公认的古代机械最重要的代表。简单来说,这种管钻技术以石质轴承,制成竖轴辘轳旋转机械,以圆盘带动高速旋转运动,解决穿孔推动力。



图一  澳门黑沙出土石质轴承(资料图片)



图二 澳门轮轴机械复原(资料图片)

从田野考古入手,邓聪教授在1980-90年代在环珠江口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及珠海大量史前环玦作坊遗址发掘工作中碰上环玦穿孔的问题。最终以澳门黑沙遗址玉石作坊轴承与环玦半成品、环芯空间分布及旋转运动方式,首次复原了史前管钻轮轴机械的构造(图一、二)。1995年,在距今4000年的澳门黑沙遗址出土了轴承石器。轴承石器的长轴两端各有一处乳凸,两处乳凸周围亦可以见到有明显由于高速旋转带动而形成的光泽及线状痕,它是轴与轮盆之间的活动承接。据观察,遗址内出土环玦制品的内璧及芯的管钻面上,均遗留有由于高速旋转形成的光泽及线状痕迹。以轴承石器出土点为中心向外辐射1-3米的范围,由内及外分为A、B、C三区,三个区域出土遗物数量和种类组合则充分反映了空间功能的差异性。随后,邓聪教授又从辘轳旋转机械复原剖面示意图以及实验考古成果等方面向大家展示了该技术体系。

从实验考古学方面,2018年春天,在邓聪教授指导下,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及硕士生参与以仿黑沙木轮轴及石轴承的轮轴机械进行环、琮等各种不同实验,分别以广东蛇纹石及青海软玉作原料,其中以人手拉动轮盘速度平均一分钟约60-80转次,在连续积累计算约37小时转动开孔,把高5厘米的软玉玉琮成功对向钻穿,孔径6厘米。这对研究良渚以来玉琮中孔开孔技术,提供了很重要的对比数据。

(2)以贝加尔湖周沿为核心的轴心旋截机械:在贝加尔湖周边进入青铜时代格拉兹科沃期阶段,普遍使用了一种乳白色透明度较高白玉作为玉环、锛的素材,硬度也相对较低一些。俄罗斯著名学者史前工艺研究大家谢苗诺夫教授(S.A.Semenov)曾研究指出一种中孔轴心旋截技术,具体上首先在玉毛坯圆心位置开中孔,竖立轴心柱,连接横轴旋转运动开孔的简单机械,利用同心圆架配合燧石或玛瑙雕刻刀在玉料上划出环状沟槽,然后取走同心圆架,再用雕刻器徒手刻划玉料,直至穿透完成工作。邓聪教授指出,经此方法制作的玉器,内芯中央多保留穿孔,环由大而小成套,一件玉料可用于制造多件环饰。他推测这种旋截切割完全依赖指掌和腕部结合的力量,由于手力所限,无法完成较大范围的刮削,因而无法一次成型,以贝加尔湖畔萨尔米岬墓地遗物为例,出土的白玉环毛坯一面留有圆圈沟槽,沟槽痕深度仅2-3毫米,沟槽的成形如竹节状推进。

这种中孔轴心旋截技术与轮轴旋转机械相比较,前者白玉毛坯带有中孔、圆周刮削开孔的竹节状推进痕迹、玉环圆周并不呈工整的特色,同时也是将其与轮轴旋转机械技术区分开来的重要指标。

欧亚大陆史前玉技术的扩散

有关上述两种史前玉器穿孔技术结构的差异与玉技术的扩展研究,是目前欧亚大陆史前玉器文化研究最新的突破。邓聪教授认为欧洲大陆史前玉器两种不同的穿孔技术的扩散分为两条路线:其一是东亚大陆以至东南亚沿海的传播;其二是欧亚内陆草原的传播。



图三 中国东面轴承石器与玉工的扩散(资料图片)

轮轴机械技术与玉工在东亚大陆以至东南亚沿海的传播(图三):从东北兴隆洼、查海、牛河梁遗址,南下到黄河流域如北福地,长江流域的凌家滩及良渚文化遗址群等,珠江口珠海宝镜湾、香港白芒、澳门黑沙,以至于东南亚大陆越南、泰国、岛屿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台湾等都有史前轴承的发现,东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现的辘轳机械穿孔工艺影响深远。玉工使用的辘轳,就是一种被称为真正旋转运动的轮轴机械,为东亚玉文化技术的重大突破。玉工辘轳的使用,对玉器生产者、原料、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关系和消费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



图四 欧亚内陆草原史前白玉环的扩散(资料图片)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格拉兹科沃期出现的白色玉环在欧亚内陆草原东西发展(图四)。向西方面,近年与格拉兹科沃期相关的一些玉环饰物,在东欧平原和西部西伯利亚地区也有发现,如2012年考古学家Ye.G.Shalahov在东欧Ust’Uetlujskiiy墓地发现白玉环,填补了西部西伯利亚及东欧方面的缺环。邓聪教授更发表了他于2018年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博物馆及圣彼得堡的博物馆中所亲手接触赛伊玛-图尔宾诺系统东欧出土的白玉环。邓聪教授证实了这些白玉环确实具有谢苗诺夫所指出中孔旋截技术的微痕特征,从原料和工艺上论证了东欧白玉环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出土格拉兹科沃白玉环之间同源的关系。在贝加尔湖以东,格拉兹科沃玉器向东分布,进入中国东北范围。邓聪教授指出,内蒙古海拉尔的哈克文化白玉环制作技术就是来自贝加尔湖地区。目前可以确认至少有六处遗址出土过相关的玉器,遗址分别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哈克遗址、内蒙古呼伦贝尔东乌珠尔墓葬、吉林通新兴乡腰五九屯、黑龙江望海屯遗址、黑龙江乌裕尔大河大桥、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遗址。其中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遗址可能是目前所知道发现与格拉兹科沃期玉环相关最重要的一处遗址。最终形成了以贝加尔湖格拉兹科沃文化为核心,在距今4000年前后其玉器及原料向西至塞伊玛遗址,向东南以内蒙古的南宝力皋吐扩散的路线。

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白色软玉饰物在欧亚内陆草原扮演着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具有世界性意义,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青铜时代早期格拉兹科沃期的白玉环等在欧亚纵横扩散,对具体传播路径的探索,包括如玉器工艺复杂技术流传、玉料远距离运输、玉器的使用行为变化及社会意义等一连串问题,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学者间相互交流讨论

讲座结束后,邓聪教授及来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的Olga Goriunova 教授 、Vladimir Bazaliiskii教授、Aleksei Novikov教授同与会人员就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发现、玉器软化加工技术存在可行性、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玉料采集方式、玉环及玉璧功能、新疆玉器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上的差异性原因、模拟实验中轮盘旋转方向的影响、俄罗斯玉料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料来源关联性、俄罗斯玉工艺的延续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向邓聪教授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最后,刘国祥研究员再次向邓聪教授、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各位教授以及前来参加讲座的各位学者和学生表示感谢,并向邓聪教授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执笔:荼荼 资料图片由演讲者提供 本文经演讲者审阅增补)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cul.sohu.com/20070723/n251200941.shtml

澳门发现4000年前玉石作坊村落遗址(组图)
2007年07月23日10:15









  国学大师饶宗颐担纲考古顾问,黑沙古村落遗址中惊现玉窖和史前高科技“金刚钻”

  本报澳门消息 特派记者夏杨报道:一个4000年前的玉石作坊重见天日———这个中国考古界的罕见发现,就位于珠江口!昨日,由国学大师饶宗颐担纲顾问的澳门黑沙遗址发掘联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这一惊人发现。

  黑沙遗址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黑沙公园内。其文化遗存揭示了4000年前的史前人类在珠江口一带居住、生活的情况。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人们一直觉得,历史也就400年。
这次发现,证明了珠江口区域文明史也同样源远流长。

  国学大师“指导”遗址发掘

  黑沙遗址靠近海岸,古代就是海边沙滩。该遗址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发现,1995年曾发掘过30平方米,出土一些玉石料和饰物半成品。虽然收获有限,但却告诉考古工作者一些信息:下面是个玉文化遗址。

  去年11月到12月,澳门艺术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联手,再次对黑沙遗址展开发掘。国学大师饶宗颐亲自担当顾问,给这次发掘提供学术指导。

  这次发掘在1995年30平方米的基础上,又发掘了124平方米。发现三个连在一起的房址。另据考古探测,这一带房址分布的密度相当大,是一处古村落遗址。将来还有望再次大规模发掘,对这个古村开展整体研究。

  海滩古房址惊现玉石作坊

  其中一处房址最引人注目。在考古探沟G3和邻近的G3A中,房址内出土了陶片、石器、炭粒等人类活动遗存。经北京大学碳14测年技术测定,距今已有4000多年!

  在同一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半成品,多达100多件;还有作为工具的石锤、琢磨器砾石等。加上1995年发掘时出土的石英环、玦等玉器残件,有如此大量集中的玉石器出土,不可能是生产自用的。考古学者推断,这是一个史前时代的玉石作坊!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出土玉器的远古遗址很多,但没见过这种玉石作坊。同一历史时期在粤北有玉器出土,但不知何处制作。

  罕见玉窖层层面纱仍神秘

  黑沙遗址中还发掘出一个玉石窖藏,所藏玉料数量惊人,在探方3A中发现的3号灰坑,集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制品,数量多达78件。此次发掘的领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指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这种位于玉石作坊内的窖藏遗址,在环珠江口以及中国大陆,都极为罕见。

  邓聪教授还透露,这个玉石窖藏,直到目前还有很多待解之谜。首先,这么多的玉石料集中出现在一个椭圆形灰坑中,怎么解释?并且其中几块较大的水晶、石英材料,都自然裂片,未经任何人为打击。这又是为什么?

  考古学者分析,利用加热的方式使水晶更透明,这种做法自古就有。而加热后,再泼水急速冷却,会使石材自然迸裂。黑沙先民是否已经掌握了这种方式借以分裂玉材?这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类似情况。

  诸多疑问,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揭开。

  出土史前高科技“金刚钻”

  黑沙遗址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件令国学大师饶宗颐倍感兴趣的古代制玉工具部件。就是旋转机械辘轳承轴器!

  这件石器磨制品中部呈圆柱形,两端磨细如陀螺。据推断,古人使用时,应由竹木器套住一端,装在机械上带动它旋转,再加上硬度较大的石英砂,用来磨制玉器或切割玉料。该器件两端已被磨出了玻璃光泽,显然多次被使用过。1995年该遗址发掘中出土的环状玉器半成品上,就有被类似器械磨制过的痕迹。

  “这是一种相当先进的玉器制作工具!”邓聪教授推断,早在4000多年前,黑沙居民已经掌握了使用机械转盘穿孔的“高科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种承轴器,早在该遗址1995年的发掘中就出土过一个。这次出土的这个较大,更精美。

  饶宗颐先生去年底到黑沙遗址考察时,对这个重要发现物很感兴趣,俯身观察了很久。考古学者分析,这种专业制玉工具的出土,表明珠江口一带的先民,在遥远的古代,已经不仅用玉,还从事玉器制作。在古代,岭南玉文化已经和中原玉文化接轨,并与中国玉文化一脉相承!
 楼主| 发表于 2018-6-2 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6-2 09:56 编辑

http://www.ccnews.gov.cn/tx/gn/201306/t20130622_1074008.htm

澳门史前黑沙遗址出土4000年前罕见治玉工具
2013-06-22 08:16    来源:新华网



图为澳门史前黑沙遗址发掘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中)在黑沙遗址现场介绍当年发掘和文物出土情况。(汪永基摄)



考古专家在观察澳门史前黑沙遗址中4000余年前的治玉用石质轮轴器。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哈丽丝在观察4000余年前的治玉用石质轮轴器。



考古专家学者在观察研究4000余年前的治玉用石质轮轴器和打磨后的玉材。



澳门史前黑沙遗址发掘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在展示介绍黑沙遗址出土的玉质环型器。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中)在向考古专家介绍黑沙遗址中发掘出土的治玉石质轮轴器物。

6月20日,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和英国、法国及俄罗斯的30余位考古专家考察澳门史前4000余年前黑沙遗址现场,并在澳门路氹历史馆参观遗址玉作坊中出土的治玉用石质轮轴器物及环玦饰物。澳门黑沙遗址是我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珠江三角洲流域和南海区域考古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出土的治玉石质轮轴器物为国内罕见,并为国内外考古界高度关注。
 楼主| 发表于 2018-6-10 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133643376_339135

解读妇好墓玉戚的迷离身世,2017-04-12 20:01

解析妇好墓560号玉戚

殷墟妇好墓750多件(组)玉器,可谓晚商玉器乃至中国古代玉器的空前重大发现。在妇好墓出土的众多精美玉器中,有一件玉戚似乎并不起眼:其编号作560(1976AXTM5:560);长9厘米、宽3.6-7.3厘米、厚0.5厘米;青黄色透闪石玉质;器体扁平,柄窄刃宽,柄部中间钻有一圆孔,两侧各雕牙扉六齿,刃部略呈弧形,较圆钝,近刃处亦有一小圆孔,器表两面均有弧形开料线痕。



妇好墓560号玉戚

妇好墓560号玉戚的年代较为复杂,下面试做些分析。

玉戚两面均有不规则抛物线状痕迹,此为植物荆条、动物筋皮等软性线具带动潮湿解玉砂进行摩擦切割开料的痕迹,即线切割痕迹。弧线向圆心方向由大变小,高低起伏错落,疏密不等,系手工误差、拉力不均或材质变化所致。





妇好墓560号玉戚





新石器时代线切割开料工艺

这种不规则抛物线,是典型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线切割痕迹。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玉璧、玉璜、玉琮、玉钺表面,仰韶文化玉钺表面,兴隆洼文化玉玦切口,红山文化马蹄形玉箍的内壁上,总会出现这种不规则同心弧线切割痕。



崧泽文化,海安青墩遗址出土



良渚文化,海宁佘墩庙遗址出土



良渚文化,余杭瑶山9号墓出土



良渚文化,苏州张陵山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



崧泽文化,苏州草鞋山遗址出土



仰韶文化,灵宝西坡遗址出土

夏代以降,直至商周、战汉时期开料或横向切割,均采用片切割之方式,即以石刀、金属板锯等片状物的长边为刃缘作拉锯状带动潮湿解玉砂摩擦切割。由于双向对切不准,玉器或玉料表面往往会有高低两个切割面构成的“台痕”,或在两面中部夹有一条笔直的玉茬带。



片切割示意图



齐家文化,定西出土



商代,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



商代,新郑望京楼出土



战国,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片切割痕迹

彼时线切割工艺已基本不用于开料,而主要用于成形切割、镂雕制作,工艺痕迹通常为趋于垂直器表所在平面的细密磨砂直条痕。



商代玉器镂空截面线切割痕迹

是以,妇好墓560号玉戚当为新石器时代旧玉改制而成。从其不甚规整的器形、突兀的牙扉、生硬的柄部来看,原器可能为一件形制较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玉钺,晚商之际在原本光滑的两侧边沿上雕出牙扉。



良渚文化玉钺,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



良渚文化玉钺,平湖博物馆藏



商代玉戚,罗山莽张乡出土



商代玉戚,北京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藏



商代玉戚,北京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藏

研判原器玉钺的确切文化归属,还可参考玉质特征。其色调青黄,温润细腻,肉眼检测为岫岩闪石玉的可能性比较大。

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赵宝沟文化玉器、红山文化玉器、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科尔沁地区的哈民文化玉器、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玉器,辽中—辽东地区的新乐文化玉器、小珠山文化玉器,黑龙江地区的小南山、乌裕尔河大桥、亚布力、李家岗、毛都西那屯、江湾等遗址出土玉器中岫岩闪石玉材质较为常见,尤其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玉器中绝大多数为岫岩闪石玉制成。



红山文化,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

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玉器、龙山文化玉器,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湖北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有一类透闪石玉材,颜色以黄白、青黄、黄绿、绿色为主,应非当地所产,其来源极可能为辽宁岫岩。



良渚文化,苏州张陵山遗址出土



良渚文化,苏州张陵山遗址出土



良渚文化,苏州张陵山遗址出土

以上使用岫岩闪石玉材的诸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只有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流行玉钺,而表面残留线切割痕迹的玉钺则多见于良渚文化。





560号玉戚与良渚玉璜对比

综上所述,妇好墓560号玉戚最有可能是在一件良渚文化玉钺的基础上改雕而成的。



玉戚正躺在粤博妇好玉器展厅里
 楼主| 发表于 2018-6-17 07:4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57000.aspx

臺灣玉與南島與族擴散的關係? 南島研究工作坊新發現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40929 17:38:54)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為推動南島語族研究,9月23日以「世界南島語族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及「臺灣玉與南島語族的擴散」為主題,辦理南島研究工作坊,經由國際知名南島語族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臧振華、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Peter Bellwood、美國關島大學教授 Mike Carson、英國凱威廉森教育基金會Roger Blench博士、澳洲國立大學研究員洪曉純博士的研究發表,讓國人對於南島語族的擴散及臺灣玉與東南亞考古的密切關係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中央研究院臧振華院士認為南島民族在世界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族群之一,目前約有4億人口,臺灣的原住民族群歸屬為南島語族、目前人數雖然大約只有50萬,但讓臺灣在世界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臺灣的南島民族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南島語,這個議題在學術界是很重要的問題。

澳洲國立大學Peter Bellwood教授認為南島語族的擴散,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很多細節或許我們永遠無法得知。無論單一的南島語族的人口取代說或是定居型原住民族的文化擴散,已經都無法完全解釋南島語民族擴散的議題。但臺灣仍是南島語族可追溯最古老、資訊最豐富的地方,南島語族大約有4億人口,包含了臺灣、印尼、越南、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地區。考古證據可以追溯到距今約4000多年前,南島語族從臺灣移往菲律賓、印尼、太平洋群島,雖然最可能的起源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但經過長時間的融合和文化變遷現在很難確切的將南島語族追溯到中國。台灣的脈絡則較為清楚,因為台灣原住民還居住在這塊土地使用南島語,而我們透過考古所發現的證據可以與這些族群的過去銜接起來。

澳洲國立大學洪曉純博士透過在東南亞考古所發現的臺灣玉研究,讓大家更了解臺灣史前時代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網絡。考古研究發現史前時代台灣玉器也在東南亞地區包含菲律賓、婆羅洲北部、越南南部、泰國南部等被發現,甚至是以臺灣玉為原料的進行玉器製造。而透過考古材料發現,至少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臺灣與巴丹島、菲律賓等地已有很密切的關係,早期的玉器可能都是台灣製造,透過移民配戴著帶到那些地區。典型的例子像卑南遺址的鈴型玉珠,也在菲律賓被發現,推測應該是在臺灣做好後,被帶到菲律賓去的。從這些發現可以知道,台灣史前文化豐富,影響的不只是南島語族的遷徙,另一方面,臺灣本身和東南亞有很密切的關係與持續往來的貿易,玉器是最具體的一個例子。臺灣發現鐵器時代的物品,如瑪瑙珠、玻璃珠、製造青銅器的模具,整套的工藝技術或是產品很可能是東南亞大陸輸送過來的。所以從這些考古證據可以發現,至少距離現在2000多年前,臺灣和東南亞地區已經有雙方向交流、很熱絡的海上貿易網絡。

史前館張善楠館長表示:本次南島研究工作坊以最新考古現況、臺灣玉在海上流行為主題,即是希望讓大家再度認知臺灣的歷史縱深非常久遠、臺灣的文化非常多元,因此特別邀請南島語族研究的權威、史前館南島學報的榮譽主編-世界著名的考古學家-國立澳洲大學Peter Bellwood教授來發表他的觀點,目前他仍堅信臺灣是保有南島語族發源最古老的區域,也是保留最豐富的地方。透過今天的座談,我們希望再度喚醒國人對過去認識,除了有歷史記載的400年階段,還有沒有文字記載的5000-30000年前的史前時代,透過工作坊座談,讓大家更瞭解南島語族在臺灣的分布與在世界擴散的路徑,正視這個問題,吸引更多民眾透過史前館實際參訪我們所蒐藏豐富且珍貴的南島文物來認識南島語族。史前館刻正規劃「玉見台灣-史前與現代的交會特展」,未來也將融入更多學者最新的研究發現,跨國洽談文物借展的可能性,希望籌劃出知識豐富、文物多元、吸引目光的特展。
 楼主| 发表于 2018-6-30 21: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6-30 21:02 编辑

http://art.ifeng.com/2016/1222/3204504.shtml

    “玉见台湾”大展一窥台湾玉前世今生   作者:吴贵华2016-12-22 10:03



▲台湾卑南文化耳饰玉器



▲台湾卑南文化耳饰玉器



▲吧湾卑南文化人兽形玉玦





▲台湾卑南文化玉器

台湾玉,既是矿物,也是文物;更传达了文化与历史意义。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近日举办年度大展“玉见台湾——史前与当代之交会”特展,首次将701件卑南遗址出土的玉器,大规模地从典藏库移出公开展示,并结合自然科学博物馆、台大人类学系暨人类学博物馆及产业界共襄盛举,一窥台湾玉的前世今生,见证曾经辉煌的台湾史前史与台湾玉产业历史。

关于台湾玉的故事,横跨数千年,历经不同的年代。史前馆推出的“玉见台湾——史前与当代之交会”特展,借由史前玉矿文物、原矿、饰品及工艺品的展示,讲述1960年代,台湾玉如何成为全球80%加工玉产业的主角,又如何在1970年代末期渐趋萧条;1980年代,台湾考古学家如何揭开4000年前台湾玉文化的鼎盛风华;2007年开始,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发现史前台湾玉与东南亚的交流关系,如今的台湾玉在当代的社会又呈现什么样的新面貌。

策展人卢梅芬指出,根据日本学者科学研究,台湾玉属于闪玉,其中含有铬成分之多,让台湾玉的身份容易被鉴别出来,也因为这项特色,加上东南亚玉饰考古研究,可知早在史前时代,台湾与东南亚的玉的贸易已经颇为发达。卢梅芬说:“两个证据,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东南亚发现他们有一些玉工艺,它的玉料就来自台湾丰田;一个是台湾制作好的工艺在海外发现,年代距今约3千年前。”

这次“玉见台湾”特展展出的700多件玉器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卑南遗址,包含人兽形玉玦、铃形玉串饰、喇叭型玉环及玉管4件文物,不仅品质精良且数量特别稀少,更体现特殊的时代技术及流派,表现传统、族群之地方文化特色;另一件花莲盐寮遗址出土、距今约2800—2300年前新石器时代花岗山文化时期的蛙形玉饰,也全都会在这次特展中一并亮相。
发表于 2018-7-13 0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刮目观器 宁心解玉——新书《金沙玉工》边读边想边写
 每年都会看到一些新版的专业与非专业的书籍,也许是愈发老迈了,不大能见到很容易打动自己的书。可是,这一本不同,这是本写古玉的书,并不是因为它的厚重与印刷精美征服了我,恰是它的细节,微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了那一个古老时代的脉动,它着实打动了我。

  这是最新出版的《金沙玉工: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是金沙遗址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考古中心通力合作的结晶,为全彩印8开本煌煌巨著,双手捧起之时,已经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我们大略可以将它们归入两大范畴:玉石器和陶器。人们一般会将陶器与日常物质生活相联系,而将玉石器中的艺术品与精神生活相联系。这个划分当然并不严谨,在一定意义上也未必不可以这样解释,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

  考古中大量史前玉器的出土,许多发现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识,也改变了学术上的传统观念。越来越多的发现甚至一度让研究者对考古时代的划分提出质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当在石器、青铜、铁器时代之外,再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来?
春秋时曾与楚王论剑的楚人风胡子,就提出了类似“玉器时代”这样的概念。风胡子对楚王讲述工具兵器演进的历史,他说轩辕、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他所处的时代是作铁为兵,风胡子说出了以石为兵、以玉为兵和以铜、铁为兵四个前后接续的历史阶段,他的认识其实已经有了考古学的眼光。

  玉器精美高雅,在古老的时代,它可并不是如现代人手中的玩赏之物。玉器不仅内存着自然之精华,更集聚着人心之信仰。不可设想,如果没有留存下来大量玉器,我们又能怎样更准确理解先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信仰,因为时代久远而不能获得清晰的印象,但是信仰通常化入各类艺术中,许多遗存下来的艺术品都是信仰存在的证据。考古发现了许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史前中国经历了两次艺术浪潮的洗礼,一次是彩陶浪潮,一次是琢玉浪潮,两次艺术浪潮都与信仰传播相关。正因为经历了这样的艺术浪潮,我们由浪潮涌现出的艺术品看到了史前人信仰的形色,信仰有了艺术的依托,有了后浪推前浪般大范围的传播。

  对于两次浪潮艺术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相比而言,琢玉研究远远超过彩陶研究,研究者众多,研究手段与方法多样,成果斐然。在琢玉研究中有一个团队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由邓聪先生领导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考古研究中心,近十多年以来,这个中心与内地若干研究机构合作,有序开展对出土古玉的研究,取得许多新鲜成果,为学界所瞩目。

  考古发现集中出土玉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多不是在中原核心区域,而是处在周边区域,按照大体年代排序,先在东北,次在东南和南方,再次是西北及西南,呈周边包围中心的态势。邓聪的团队和这些区域的机构多有合作,合作成果先是有《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和《良渚玉工》的出版,新近又有《金沙玉工》问世,据说仍然还有其他著作等待出版,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琢玉研究的一个学术大系列。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器总量不下2000件,以璋形器为大宗,有“数百件”之多,因为陆续有出土,准确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见到。既有长超一米的大璋,又有不过手指一般小璋,大小璋各约半数。研究金沙玉器,玉璋为重中之重,所以《金沙玉工》将玉璋作为研究首选,也是理所当然。

  金沙玉璋多数为古蜀人在当地制作,少部分来自中原,也有一些往南传播极远。金沙玉器课题组的研究,与以往的路线一样,是由琢玉工艺入手,正如书序中提到的,工艺也属文化,但又不是一般文化视角所能解决的问题,还得通过技术手段通融。玉器的研究,主要涉及原料、工艺、形纹、用途、意义诸方面,而以工艺研究似乎难度最大。邓聪先生有多年的研究积累,更有许多实验经历,再加上拥有的高精摄影技术,研究琢玉工艺显然是驾轻就熟了。

  以往研究者观察玉器,能接触实体标本的机会并不多,一般依赖的是清晰度不够理想的图片和不十分准确的线描图,所得结论往往会有偏差。研究团队采用微距拍摄,观察由细微处入眼,刮目观玉,由微观解读宏大叙事,获得琢玉技能更多有效信息。这里说的刮目,是想比喻微摄手段,它如同是擦亮了眼睛一般。

  在以往出版的著作中,邓聪先生已经多次让我们领受到高精摄影尤其是微摄带来的震慑感觉,让我们看到了肉眼所不曾见到的切割琢磨痕迹。在微摄镜头下,我们看到玉璋之扉牙如猛兽入山、如青龙出水,看到了绳与砣带着解玉砂走出来的条条细径。
《金沙玉工》以玉器美图为主打,也附有若干篇研究文字。合作双方对玉璋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它在金沙出土最多,香港也有出土,大家对合作研究都有很高的兴致。

  古玉研究视野要放宽,要放到大范围考察,才可能一步步深入。而玉璋更是如此,由于分布地域很广,南北跨越数千公里,这对于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一般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首先出现了造型独特的玉璋,它向西传播到河南和陕西。玉璋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在陕西石峁遗址也出土大量玉璋。由于玉璋所处时代的特殊性,研究者很自然地将它与礼乐文明的出现联系起来。

  玉璋又称牙璋,它的下端两侧都饰有奇特的扉牙,这样的造型也是一个谜。先前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郑光先生,将二里头牙璋柄部两侧的扉牙称为“张嘴的兽头形饰”。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出一件牙璋的邓聪教授认为它就是龙的抽象表现,所以他认为大部分牙璋可以称为“龙牙璋”。

  半璧为璜,半圭为璋,汉代时有这样的解释。我们知道在《诗经》里,还有弄璋弄瓦的诗句。这些都是理解玉璋的重要线索,但却不足以解释玉璋的传播动力。邓聪先生主张在东亚视野下观察金沙牙璋之源流,由此他提出了牙璋在初期中国秩序建立中所起到的作用。

  研究者认为,距今4500年前后,牙璋在山东地区起源。在距今约3700-36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现大型牙璋,牙璋成为王室宫廷重要的礼器,它是国家政治制度存在的证据。从长江、珠江和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表明,距今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传播,度过长江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及至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揭示南中国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也是文化与信仰认同的证据。

  根据牙璋的分布范围观察,研究团队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而这牙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夏的核心玉礼器,可以看作是早期中国国家文化的符号,也揭示出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雏形。

  玉器,特别是玉礼器,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估量,它们是通天达地的圣物。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玉工之精致,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这些精致便是虔诚之心留下的印记。玉工和玉义的研究,前路迢迢。

  古中国真的可能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而且它贯穿了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正是大量的玉器,记述着那个久远年代的历史与信仰。在我们这个崇玉之国,研究古代文明而离开玉器探索,要得到准确的结论恐怕很难。研究玉器,仅是由技术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心。古人琢玉,用心尽力,今人研玉,也得宁心静气。

  刮目观器,宁心解玉。金沙出土玉器除了玉璋,还有其他不少器型,课题组正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研究,我们期待他们更多新成果的问世。
 楼主| 发表于 2018-7-22 21:3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31959

撰文/陳歆怡 ‧ 攝影/顏松柏 ‧ 第224期2017.03

【考古台灣】台灣玉千年風華 史前玉器的流通之旅



撰文/陳歆怡(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顏松柏(經典雜誌攝影)

來到台灣玉的故鄉——花蓮壽豐鄉豐田地區,雖然玉石產業趨於沒落,仍有惜玉人士默默守護地方特色。緊鄰產區的如豐琢玉工坊,展示著大塊如岩石的台灣玉,琢磨後的玉器摸起來溫潤中透著沁涼,仔細看,翠綠或墨綠色的玉石摻著點點黑斑(即鉻鐵礦),是台灣玉的特徵,若無斑點、呈現透亮的翠綠,或呈灰藍色光澤如蠟,便是極品。

台灣玉在礦物學上,屬於角閃石類的閃玉(另一類為輝玉,例如緬甸價值不斐的翡翠),硬度在六至七度間,質地細緻、堅韌,又稱為「軟玉」。台灣玉的成因是,數百萬年前,海洋板塊擠壓碰撞的高溫高壓,在地底產生黑色片岩與蛇紋岩,地底岩層中的矽酸鹽、鈣及鎂進一步質變,形成玉礦,而後隨著板塊運動隆起,出現在花東縱谷北段,即目前壽豐鄉的荖腦溪上游山區,也是全台唯一玉礦產地。

如豐工坊老闆姜錦源娓娓道來豐田的歷史:日治時期,日本人在荖腦山開採石綿時就曾發現玉,但未加重視;一九六○年代,國人重新發現豐田玉,玉石開發及買賣盛極一時,奠定台灣寶石加工的技術與基礎;一九七○年代後,隨著玉市場削價競爭、表層礦脈枯竭,豐田玉產業逐漸沒落。

如今,如豐琢玉轉型為觀光工廠,賣點是帶遊客到後方的白鮑溪河床撿玉,再親手用輪砂機琢磨成器。其實,「到河床撿拾璞玉」,正是史前人類與豐田玉的最初邂逅,惜玉與製玉的文化更曾綿延四千年之久!

根據考古研究,距今五千五百年前或更早,大坌坑文化人已經能辨識玉石,他們撿拾滾落河床的玉礫,製作斧、錛、鑿等工具,並發展出跨區域的玉材交易網絡;距今約四千年至兩千年前,玉礦產區一帶出現頗具規模的製玉「產業」,一群專業工匠,透過河床撿拾或往山裡開採玉石,再集中搬運至附近平坦台地或平原上的作坊,日復一日,孜孜不倦地切鋸、修整玉料,再將玉材銷往全台各地,包括澎湖、蘭嶼,甚至可能輸出菲律賓群島及越南。令人驚歎的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台東平原上的卑南文化人,還擅長製作細孔薄壁、長度可達三十公分的玉管,即使以現代精密器械都難以複製重現。

玉器研究具有多重意義,首先,玉器雖然屬於石器類,但隨著史前人類更加掌握玉的材料特性,製玉工藝也不斷發展,而超越了一般石器運用的打剝、磨製或鑽孔技術,發展出直線切鋸法、圓形旋截法,工藝不斷精進,風格也不斷演進。

其次,玉除了被製作為實用性的錛、鑿等工具,還被精心製作形制多樣的裝飾品,也被放入墓葬中作為陪葬品,例如採集於卑南遺址、為指定國寶的「人獸型玉飾」,這類器型至今全台遺址出土超過二十件,是東亞玉器文化中僅見於台灣的「限量精品」,顯示若干玉器已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最後,台灣玉的產地唯有花蓮豐田,但漫長史前時代,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乃至周邊島嶼,不同遺址都曾出土來自豐田的史前玉器,玉器成為極少數能推測史前貿易範圍與路徑的關鍵材料(其他史前跨區域交換的商品,諸如新石器時代的澎湖特產玄武岩石材,以及鐵器時代從海外輸入的金屬器、瑪瑙珠等)。

史前玉器學問大,然而,考古界直到一九八○年代,由於卑南遺址的大規模搶救發掘,才開啟對玉器的正式研究,一九九○年代起,更由於與地質學、材料學學者的合作,得以對玉器標本的特徵、來源進行科學分析、檢證,也有助玉器交易網絡的研究。

發現沉湎玉器的東部卑南文化

一九八○年代初,因台鐵建設台東新站而揭露的卑南遺址,歷經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緊急搶救,及其後台東縣政府、史前館的數次採集與發掘,累計共出土生活層包括五十處建築遺留、一萬多件生活用陶器、石器,墓葬層出土近兩千具石板棺,一萬多件陶、石(玉)質陪葬品;其中出土玉器標本超過五千件,種類將近二十類,使得有系統的玉器研究成為可能。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葉美珍指出,卑南文化是卑南遺址的主要文化層,年代距今約三千五百年至兩千三百年前,推測當時居住在卑南溪口的人群,可能因地利掌握板岩及玉器兩大資源,得以建立繁榮強盛的聚落。

卑南文化的玉器傳統有幾點特色,首先,墓葬層出土的玉器幾乎皆未經使用,例如,玉矛頭邊刃完好犀利,玉玦(器物學將帶有缺口的環形器稱為玦)邊緣也銳利扎手,可見是專門製作來當陪葬品,其次,石板棺內的陪葬品質量不同,生前富裕者更陪葬許多玉器或陶器,此外,卑南遺址還可見重複使用的「複體葬」,棺的尺寸約為兩公尺長、深度及寬度約九十公分,棺內死者可能是屬於同一家族的成員,由於每位亡者的積累,可能容納數百件陪葬玉器。

葉美珍也注意到,有些玉玦或玉環因有刮痕與耗損,或泛著油脂光澤,可確認為亡者生前配戴,有趣的是,這些裝飾品器身上常見比針尖大一些的修補孔,顯示當時人們在器物斷損後,曾委請工匠鑽孔,再以線繩綑綁、修補以能繼續使用,顯示珍惜。

史前館助理研究員李坤修指出,卑南玉器的類型、風格及製造方法有變與不變兩個因素,不變的是,一直使用直線切鋸技術,製造方角造型的錛、鑿、管珠、矛頭、箭頭等器物,以及生產以鈎掛方式穿戴的耳飾;隨時間演變的則是,早期使用圓形旋截技術製造素玦耳飾,晚期則發展出雕琢技術,以製造帶四突起玦或人獸型耳飾。

耳飾也有不同流行階段:早期以方形耳飾為主,而後出現方型耳飾的變型以及環形素玦,晚期盛行由環形素玦演變的帶四突起玦,以及雕琢的人獸形耳飾及多環獸形耳飾。

學者普遍同意,距今兩千八百年至兩千三百年前可視為玉器盛行年代,因為此時期不只在卑南文化生活圈,整個東海岸的裝飾玉器數量都大增,而在同一時期,台灣西部遺址的玉器仍以實用的工具類為主,可能與資源有限及文化偏好有關。
「卑南文化與東海岸同時期的玉器文化相較,明顯用料厚、種類多,可想見玉器在卑南文化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價值,工匠們無不盡心盡力,將玉器工藝及美學發揮到極致。」葉美珍說。







    臘光閃玉 ↑ 現代玉飾融入文化元素,也提供體驗,如圖用光照出臘光閃玉的剔透質感。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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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玉文化展读懂中华文明    2017-11-06 10:37 来源:光明日报

全国夏商时期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250余件(组)玉器精华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



观众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观看展览。张艳摄/光明图片



活环羽人玉佩饰 资料图片



玉鱼 资料图片



玉戈 资料图片



嵌绿松石铜牌饰 资料图片

自古以来,玉在人们的心中就是神圣而美好的象征。“玉魂国魄”,这四个字便是玉器在中华文明中地位独特的最好诠释。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玉器会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但玉器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紧密相扣,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演进历程的重要途径。

近日,为纪念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10周年,“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在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集了全国各地出土的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精美的玉器,柔和的光线,独特的布展,此次展览实现了玉器与展馆的完美融合,受到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一致赞赏,玉器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

           250余件(组)玉器见证古蜀文明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介绍,本次展览系统地展示了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全国夏商时期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250余件(组)玉器。

展览从什么是玉,到夏商玉器的常见器型、制玉工艺和装饰技巧等,将展区分为“美玉天成”“斧钺神威”“圭璋祭礼”“琮璧对话”“玲珑俏雕”“辨纹识工”六个单元。

在“圭璋祭礼”单元的众多展品中,一个出土于金沙遗址的长27.6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的玉戈尤为精美。它的援身较长,上下边刃较直,向前锋处缓收,兼具了玉戈和玉璋的部分特点,是璋戈合体的典型,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

承载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不仅出土了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和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

正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所说:“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样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营’之一。”

               承上启下的夏商玉器

“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汤,黄帝是食。玉膏之所出,玉色乃清,五味乃馨,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段话指明,玉是由中华民族始祖黄帝所吃的玉膏所生成,天地鬼神皆以玉为食的神话故事,记录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

虽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但仍然从中可以看出玉器在史前时期的作用。“史前的玉器最早是用来祭祀天地‘通神’的,古人常言‘美玉天成’,玉凝聚着天地山川万物的精华,因此他们认为以玉为祭可佑平安。”王方说,“这一点从出土的史前时期的玉琮就可以证明,绝大多数这个时期的玉琮都呈现出‘外方内圆’的特点,古人认为他们可以沟通天地,这和古时‘天圆地方’的说法完美契合。”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逐渐形成体系,社会形态发生剧变,王权与军事政权取代巫觋神权,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构成。为了彰显其通过战争而实现兼并的功绩,夏商时期就逐渐把玉制的武器变成礼器,成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

“以玉戈、玉钺、玉璋等为代表的兵器仪仗类为主的玉礼器群,既是夏商时期社会宗教思想、礼仪规范的代表与象征,又是手工业技术、审美意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史前玉器和两周玉器的过渡期。”王方介绍。

从两周时期开始,人们逐渐把玉和人的品德联系在了一起。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从此,“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精神等优良美好的品德都与玉密不可分。

通过玉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审美和社会风尚,更能发现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特征。夏商时期的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开创“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下启两周时期“以玉比德”之先声,以其星罗棋布的分布、融会贯通的形制和制作精湛的工艺,掀起了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0多位专家共探夏商玉器的发展

夏商时期,是玉文化频繁互动的高峰。因此,在此次特展期间,国内外80余位玉文化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在“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宽广的文化视野来看夏商玉器的传播发展,揭示金沙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王方介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玉文化并未止步于平畴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继续延伸,经四川盆地走向岭南地区,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的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越南考古研究院院长阮金容先生介绍,目前越南境内在两处遗址中共发现了8件玉璋,位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冯原遗址就是其中之一。冯原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的过渡时期,距今约4000年,根据同时期中国和越南的史料对比,可基本认为冯原遗址的玉璋是由中国传入越南。

从中原到西南,从黄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夏商玉器就像一位文化的使者,将夏商时期的全部精华传播四方,也折射出了当时地域之间交往的频繁。
 楼主| 发表于 2018-9-1 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m.sohu.com/a/250541385_199807

何努:一般等价物视野下的齐家文化玉器    2018-08-28 16:41

一、齐家文化玉器的特点

1.齐家文化玉器数量庞大。据统计总计约3500余件,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约1000余件。

2.齐家文化玉器大部分为采集和征集品。这意味着齐家文化玉器的埋藏和原始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居址和墓葬,也未见得就是宗教祭祀遗迹,而可能是市场、财富窖藏、制作作坊等以往我们忽视的其他类型与商品经济有关的遗存当中。

3.齐家文化玉器分布区。主要流通于甘肃、青海、宁夏齐家文化分布区,其中以甘肃地区为中心。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玉器与晋陕蒙地区的石峁集团玉器和晋南陶寺文化玉器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三者之间有文化交流,但是经济上的交流可能更为主要。

4.器类以片状和条形器为主,钺、斧、铲、锛、刀、凿、璧、联璜璧、异形璧、有领璧、环、琮、璋、纺轮等。此外还有数量丰富的玉料(条形料和边角料)、玉芯(琮芯和璧芯)等。装饰品包括镯、管、臂钏。我认为其中纺轮为圆片玉筹;玉琮中有一部分认为有意去掉射部,转作为玉琮游标,玉铲和铲形器应为长条形兵器,称为戚。

根据好与肉的比率,我将玉璧再分为小孔璧、中孔璧、大孔璧三类。肉大于好为小孔璧,肉几乎等于好为中孔璧,肉小于好为大孔璧。好倍与肉形态更接近环,或称为瑗者,则归为玉环。

齐家文化玉器中,玉钺、戚、璋、刀数量不多。玉璧发达,却不见牙璧(璇玑)。玉琮占一定数量。

5.除部分玉琮外,绝大多数玉器素面。属于邓淑平先生所谓的“华西系玉器”风格特征。

6.绝大多数玉器制作工艺比较粗糙。

上述齐家文化玉器的各种特点,都不能成为齐家文化玉器主要用于宗教祭祀的有力的佐证。其一,几乎没有一例出自宗教祭祀遗存的背景关系(context)。其二,庞大的玉器数量与极少的宗教祭祀遗存数量之间的矛盾,难以解释。其三,玉器制作粗糙,用于祭祀不够庄重。其四,大量的玉料、玉芯、边角料,用于祭祀更为不敬。

朱乃诚先生分析齐家文化玉器的功能认为,兵器类、工具类反映部分社会状况;墓葬随葬的玉璧和小型玉琮是财富的象征;青海喇家遗址F4内保留的地震灾难来临时人们向玉璧祈祷证明玉璧用于宗教;大部分玉琮缺失出土背景,无法判定功能。我认为将喇家F4内玉璧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解释为向玉璧祈祷,作为玉璧用于祭祀的孤证,尚待人类学和考古学其他例证的佐证。况且喇家F4内近门口的玉璧与两件玉料共存,玉璧可以作为礼器,玉料作为礼器被顶礼膜拜似乎不合情理。喇家F4除了玉器之外,室内的陈设看不出来F4的宗教礼仪建筑功能,倒可以假设是一户比较富裕的住宅,玉璧和玉料可作为财富的标志物,那么F4很可能被认为质量较好。尽管如此,F4的面积也不够14人居住。因此可以推测在大震来临时,附近的14人集中躲进被认为建筑质量较好的富裕户F4内避难,最终一同罹难。如此这般不从宗教祭祀的角度解释F4内玉器用途,F4没有祭祀功能的特点的疑难便迎刃而解了。

其实朱乃诚先生关于齐家文化玉器财富功能的见解,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皇娘娘台墓地内随葬的200多件玉石璧,都应是作为个人的财富随葬的。这种作为财富的玉石璧,在当时可能具有以物易物的媒介作用,即原始货币的作用。”

我通过分析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的功能,确实可以从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角度来顺畅地解读。

二、齐家文化商品经济的蛛丝马迹

政治经济学认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是商品交换已经发展到多种商品之间经常性的交换阶段的产物,用以解决商品的价值量的表现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问题。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了足够的高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了商品经济。而考古上证明商品经济的物证除了市场遗存之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陶筹、石筹、陶封泥球、微型模型陶器、石权、量杯、疑似货币等遗物。

根据西亚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以往认为的陶纺轮、石纺轮、玉纺轮、陶弹丸、石弹丸等,都有可能是商品交换记账用的陶筹。我们所认为的“玩具”小陶器,也是商品交换记账用的“实物立体符号”。我们以往所谓的“陶响器”,实际是保存交易账目陶筹或石筹的封泥包。甘肃永靖县大何庄遗址出土的所谓“红陶铃”(16478),形似保龄球的目标瓶子,中空腹内装有砂石或弹丸,学界多认为“乐器”。其实摇之很发难出用于演奏的响声,当为“陶筹或石筹的封泥球”。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M247:1“石权杖头”,石质圆柱体,直径8.82、高3.03、孔径3.5厘米,对比王莽铜权(秤砣),应当为石权,是衡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骨贝,显然是子安贝(货贝)的模型。石峁城址和陶寺遗址均出土过子安贝,山西临汾下靳陶寺文化早期墓地,也出土过石灰贝模型,显然都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子安贝仿制品“代币”的现象。大何村出土的石“纺轮”(16751)、小骨璧(16813和16814)等,均应为商品交换记账的算筹。

三、齐家文化的商品经济的经济地理区位

齐家文化分布于河套地区,跨越农业区、牧业区、农牧交错带,因此齐家文化经济的复杂性,提供了多种的物资供给,同时不同专业化分工的聚落或部族之间需要物资交流,促进了商品交换。

另一方面,河套地区的通道区位,使其成为西北地区与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在内的东西方物资、商品、信息、技术交流的重要孔道,也是催生商品经济的地理条件。

更重要的条件是,齐家文化分布区有玉矿资源。这里很可能是中国北方史前时期除辽东岫岩玉矿(软玉和蛇纹石)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矿源。这一资源条件成为齐家文化成为玉器商品生产经济产生的前提。

四、齐家文化玉器的货币功能分析

1. 玉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基础条件分析

当多种生业的族群、政体、考古学文化之间商品交流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文化、不同生业、不同生活方式、 不同信仰、不同政体之间对于具体商品价值认同上的矛盾。

另一方面,齐家文化、石峁集团和陶寺文化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市场或贸易圈,商品交换已经脱离了简单的以物易物,而成为经常的、常规的、多种商品如商品粮、动物产品、石器、玉器、盐、铜等之间的市场交换,商业已经从农牧业(所谓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对于商品价值观的差异,越来越阻碍商品交换的成功率。因此,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生。

在金银等贵重金属进入东亚之前,距今4300年至4000年间,铜器和铜料以及子安贝可提供的数量过少,也难以承担大规模商品交换经济行为中的一般等价物的职能。

玉器在这个时段、这个区域从特殊的商品转化为一般等价物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东亚地区自3万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玉器的崇拜,从东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凌家滩文化、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等等,以及龙山时代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等等。这种玉器的价值观被齐家文化、石峁集团、陶寺文化所接受,成为牧业族群、农业族群、商人集团之间认同的商品价值观。

其二,齐家文化分布区虽然有玉矿资源,但是毕竟是稀缺资源,容易做到控制甚至垄断,不可能像石料和泥料那样人人可及。在稀缺资源的角度看,与金银贵重金属没有本质区别。

其三,玉器的制作,不仅需要高超的治玉技术,而且凝结了更多的社会劳动时间,因此单位商品则具有更高的劳动价值,很容易转化成为商品价值。更加适于作为一般等价物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

其四,玉器的稀缺性与耐久性,很容易产生更多的附加值,更适于作为财富的标志物而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贮藏、支付甚至“国际货币”功能。

2. 齐家文化玉器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尺度职能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各种商品的价值量不同,表现为货币的数量也不同。为了能够衡量和计量各种商品的价值量,也为了交换的方便,必须确定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即在技术上把某一标准固定下来作为货币单位,并把这一单位再划分为若干等分。这种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及等分,通常称为价格标准。……价格标准并不是货币本身的一个独立职能,而是为执行价值尺度职能而派生出来的技术规定。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必须借助于价格标准来完成。”一般等价物即货币作为商品价值衡量职能,要求货币适应各种规模的商品交换的规格,俗称面值。

本文通过分析甘肃、青海地区出土和采集的有详细尺寸统计资料的300件齐家文化玉器,来认识齐家文化玉器面值。

历史时期货币包括金银铜币多以重量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然而玉器比重个体变化,同样体积的玉器,很能重量差别很大。



本文采用了齐家文化9件体积与重量明确的玉器,进行比重分析。结果发现9件玉器有9个不同的比重,从1.5至4.7。如此,决定了玉器作为一般等级不可能凭借重量,职能凭借长度作为价值衡量的尺度。

有了这样的认识,本文分析不包括玉装饰品在内的300件齐家文化玉器,按照统计的长度,按照1陶寺尺=25厘米,折算为4000年前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长度单位,考虑到制作的工艺误差与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因此四舍五入归为整数,进而将齐家文化玉器分为八个等级。





图一 齐家文化玉币等级比重图

根据我们建立的齐家文化玉币分级标准,将300件玉器分级做百分比分析,发现占总量比重最大的是VI级,约占41%。其次为V级,约占28%。再次为IV级,约占12%。III级约占9%。II级和VII级均约占4%。比重最小的I级和II级,分别约占1%(图一)。

1) 特级玉币

齐家文化特级玉币是指,长度在2尺(50厘米)以上的大型玉器,其长度将其他绝大部分齐家文化玉器的长度远远甩在后面。齐家文化玉器中,能够达到特级长度的玉器仅有三件(表一),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的1%。其中大型玉刀2、玉璋1件。



齐家文化特级玉器零星出土和采集,本身的存在背景关系很难说明这些特级玉器的功能。根据石峁集团同类的特级玉币集中出土在石峁都城遗址,我们推测齐家文化特级玉器大致与石峁集团的特级玉币的功能相同,很有可能原本用于石峁集团与齐家文化之间巨额商品交易或政权之间经济交往的“国际”支付的巨大面额的货币。古浪峡口、牛门洞、上孙家寨均非齐家文化的中心聚落,因而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发现的齐家文化特级玉币是流散后的巨额面值的货币。

2) I级玉币

齐家文化I级玉器也仅有三件,长度在36至43厘米左右,折合为14至17寸(表二),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1%。器类为玉刀和小孔璧。其中除青海喇家MHB27出土一件大玉刀系发掘品外,其余皆为采集品,一件大玉刀(35978)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出土地不详;另一件为隆德县城关镇出土的小孔璧。



上述出土背景关系,无法判定I级玉器在齐家文化中的主要使用功能,大致推测是流散后的大额面值的货币。可比喻为1000元面值的货币。

3) II级玉币

齐家文化II级玉币数量为13件,发掘品和有明确采集地点的采集品居多。长度在27~33厘米左右,折合11至13寸。约占总数4%。



图二 齐家文化II级玉器比重图

齐家文化II级玉币器类主体较特级和I级有较大变化,器类以玉戚为主,约占II级玉币总数的54%。小孔璧次之,约占31%。玉刀最少,但也可占II级总数15%(图二)。这是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不大常用的大面额货币,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的4%。打个比方说,像100元面值的货币。

4) III级玉币

齐家文化III级玉币28件,仍然以采集品为主。长度在19~26厘米之间,约合8~10寸。约占总数9%。



图三 齐家文化III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III级玉币器类比重同II级玉币相比,主体略有变化。主要以玉璧为主,总量可约占III级玉币总数29%,其中小孔璧和联璜璧各占总数约11%,异形璧约占7%。其次是玉戚,约占28%。III级中玉片比重异军突起,约占17%。玉凿和玉料各占约7%。玉琮、玉钺、玉刀各占约4%(图三)。假如我们将玉片也视为玉料,则玉料比重便可上升至第三位,小计为24%。

如果我们将齐家文化III级玉币比喻为50元面值的货币,那么齐家文化在这个规模上的交易里货币流通量并不是很大,约占齐家文化玉币总数的9%。器类以玉璧和玉戚为主,而包括玉片在内的玉料位居第三,非常值得注意。

5) IV级玉币

齐家文化IV玉币36件,除采集品外,也有一部分发掘品,如喇家、宗日、秦魏家等遗址均有出土。长度在14~18左右,约合6~7寸。约占齐家玉器总数12%(图四)。



图四 齐家文化IV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IV级玉币器类主体与III级接近,仍以玉璧为主,可占IV级玉币总数的36%,其中小孔璧约占17%,中孔璧和大孔璧各占8%,异形璧占3%。玉戚占第二位,为24%。玉凿占11%。玉琮占8%。玉钺和玉璋各占6%。玉片、玉料和玉刀各占3%。表明IV级玉币中包括玉片在内的玉料也仅能占6%,比重大为减少。这或许从侧面反映出来III级玉币中玉料占较大比重显得比较突兀,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齐家文化IV级玉币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占12%,表明是比较常用的货币,比喻为10元面值的货币可能比较合适。玉璧和戚是其中最主要的器类。

6) V级玉币

齐家文化V级玉币84件,采集品为主,发掘品见于喇家、皇娘娘台、师赵村、陈旗磨沟、黑水国等遗址。长度在9~13厘米左右,约合4~5寸。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28%。



图五 齐家文化V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V级玉币器类仍以玉璧为主,约占V级玉币总数32%,其中大孔璧占17%,联璜璧占7%,小孔璧占4%,中孔璧占2%,异形璧和有领璧各占1%。其次为玉钺,占14%。玉琮占10%。玉凿占8%。玉斧和玉璜各占7%。玉锛占6%。玉料占5%。玉环和玉刀最少,各占1%。值得注意的是,V级玉币中,玉钺的比重取代玉戚的地位,占第二位;开始出现单件的玉璜,数量虽然不多;玉斧、玉凿、玉锛等工具类占有一定比重,可达21%,实际上可超越玉钺(图五)。

齐家文化V级玉币占玉器总数28%,表明其为齐家文化商品交换中流通量非常大的货币,可比喻为1元面值的货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具类玉器可占21%,或许暗示这个层级的市场交易的商品以生产资料为主?颇耐人寻味。

7)VI级玉币

齐家文化VI玉币122件,以采集为主,喇家、皇娘娘台、宗日、黑水国、师赵村、柳湾等遗址也有出土。长度在3.8~8.6厘米左右,约合2~3寸。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41%。



图六 齐家文化VI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VI级玉币器类更为庞杂,主体器类也有所变化,独占鳌头的器类变为玉料,可占VI级玉器总数的28%,其中玉料占12%,可视为玉料的璧芯约占9%,玉琮芯占5%,玉片占2%。玉琮总体约占19%,其中玉琮约占17%,玉琮游标即去掉射部的玉琮(原本很可能用于游标砣称之秤砣)约占2%。玉璧总体也约占17%,其中大孔璧占8%,小孔璧占5%,联璜璧和异形璧各占2%。工具类也可占到17%,其中玉锛占9%,玉凿和玉斧各占约8%,同玉璧和玉琮并列第二位。玉环占8%,位居第三。其余器类比重很小,玉璜占5%。圆片玉算筹(传统认为玉纺轮)约占3%。在II、III和IV级中占有重大比重的玉戚,在VI级中仅占2%。玉钺则最少,占1%(图六)。

齐家文化VI级玉币约占玉器总数的41%,是齐家文化玉币流通量最大的一个货币单位,可比喻为1角面值的货币。器类以玉料为主,类似明代的散碎银子,很可能用于齐家文化社会日常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商品交易,因此流通量最大,但是面值偏低。

8)VII级玉币

齐家文化VII级玉币数量不多,有11件。发掘品与采集品数量基本持平,喇家、柳湾、皇娘娘台等遗址发掘出土有此级玉币。长度在1.5~3.6厘米之间,约合1寸。



图七 齐家文化VII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VII级玉币器类仍以玉料占绝对优势,可占VII级玉器总数的73%,其中玉璧芯可占46%,玉琮芯、玉料、玉片各占9%。其次为圆片玉筹,可占18%。玉凿最少,约占9%(图七)。

齐家文化VII级玉币数量比重仅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的4%,表明这一单位层级的货币流通量不大,可比喻为角或分面值的货币。器类以玉料占绝对优势,相当于作为低于1元价值找零的散碎银子进行小额支付时使用。很可能由于齐家文化多数基本生活资料商品价格要高于1元,级VI级玉币单位,因此角分级的VII级玉币“零钱”使用的机会并不多。犹如今天中国随着生活物价水平的提高,人民币角与分流通量在市场上大为减少,最常用的面值单位是1元纸币或硬币。

3.齐家文化玉器的流通手段职能分析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是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用公式表示为W-G-W(商品-货币-商品)。”尽管我们尚不能找到齐家文化玉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直接考古证据,但是我们根据一些遗址中玉器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来间接推测其商品交换的媒介功能。

武威皇娘娘台M24为一男二女成人合葬墓,随葬陶器6件,铜锥1件,玉石璧1件,绿松石珠饰数枚。其中玉石璧原为货币,可以作为交换陶器、铜器、人口(买来的女奴陪葬)的媒介。

再如张掖黑水国遗址是一处齐家文化的专业化铜冶铸遗址,发掘出冶炼遗迹遗迹矿石、炉渣、鼓风嘴、炉壁残块、范、铜块、铜颗粒等。出土VI级玉币5件,其中玉斧3、玉料1、玉戚1件(表三)。



表明黑水国冶铸遗址出土的玉币很可能主要用于矿石、铜料、冶铸工艺材料、工匠劳动力、工匠基本生活资料、铜器产品等等之间交易的媒介。由于黑水国遗址为齐家文化专业冶铸遗址,因此玉币器类以生产工具(玉斧)为主,或许暗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资料。

4.齐家文化玉币的贮藏手段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即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可以被贮藏的职能。……货币贮藏也就是社会一般财富的贮藏。”

皇娘娘台M48有二女殉葬的男性墓主,随葬玉石璧83件。如果从玉璧为玉币的角度解读,埋入墓葬的玉币退出的商品交易的流通领域,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朱乃诚先生便认为:“皇娘娘台墓地内随葬的200多件玉石璧,都应是作为个人的财富随葬的。这种作为财富的玉石璧,在当时可能具有以物易物的媒介作用,即原始货币。”朱先生还认为师赵村M8出土的玉琮并不与共出的玉璧配套,也应是作为墓主财富而随葬的。他进而怀疑宁静后柳沟村三件大型玉琮与四件大型玉璧同埋一坑为祭祀说,认为更可能是窖藏。

我们进一步认为后柳沟村的琮璧玉器坑就是货币窖藏,执行的就是货币贮藏手段。该玉币窖藏的等级偏高,贮藏的II级小孔璧和IV级玉琮各3件,V级玉琮1件(表四)。如前假设齐家文化玉币II级为100元面值的面额货币,在后柳沟玉币窖藏中可占42.9%;IV级为10元面值,也可占42.9%;V级为1元面值,仅占14.2%。显然后柳沟玉币窖穴以贮藏大额面值和中等面值的玉币为主,小额面值的玉币为辅,其社会财富贮藏职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5.齐家文化玉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国际货币”职能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货币一旦用于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就取得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一是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来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二是作为购买手段,用于从国外购买商品;三是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在国与国之间转移,例如对外国的资金援助、向国外借款、用于战争赔款等。”

邓淑苹先生提出“华西系玉器”的概念,将具有很大共性的齐家文化、石峁集团、陶寺文化和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玉器,归为华西系玉器,同以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为代表的华东系玉器,有着许多的区别。我们认为邓先生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进一步认为,齐家文化、石峁集团(即老虎山文化)、与陶寺文化(清凉寺墓地可能与陶寺文化有关),不仅是三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更有可能是三个不同的政体,其中石峁集团与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形态,它们同齐家文化形成了一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共同商品贸易圈,因此华西系玉器即可作为该商品贸易圈共同使用的“国际货币”,相当于当今的“欧元”,在三个政体之间流通。

其中,石峁集团以其最大的玉币存量、大额面值的货币保有量以及石峁商贸城市集中出土量,表明石峁集团是这个商品贸易圈的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朱乃诚先生认为,齐家文化的大玉刀、大玉璋等数量很少,很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包括陕北输入的。本文通过分析,进一步认为齐家文化的特级和I级玉币,很有可能是石峁集团作为对齐家文化政体的“平衡贸易差额”、购买商品、资金援助或借款等支付的巨额面值的货币,就是在执行“国际货币”的职能。

极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齐家文化玉币同石峁集团玉币有诸多共同之处,但是二者的区别最大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齐家文化大多数玉币为齐家文化区内“本地制造”,对此朱乃诚先生已精到的分析。

其二是,齐家文化的大多数玉币都较厚,石峁集团玉币都很薄,且普遍流行将片状玉币从中剖开“一块钱变两块”的现象。我们统计了240件有厚度数据的齐家文化玉币资料,分出四个等级(表五)。





图八 齐家文化玉币厚度等级比重表

结果我们发现齐家文化厚度在0.95厘米以上的I级厚度的玉币可达41%,0.55~0.94厘米II级厚度者占37%,0.35~0.54厘米III级厚度者可占15%,0.15~0.34厘米IV级厚度者仅占7%(图八)。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石峁集团的玉币153件中,厚度在0.2~0.3厘米的IV者竟然能占到49%(图九)。



图九 石峁集团玉器厚度分级比重图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齐家文化是华西系玉器即黄河中上游地区“国际货币”的主要生产地,也就是说齐家文化是该区域“国际货币”的主要造币工厂,向石峁集团或石峁城址商贸和金融中心重点提供,向陶寺文化少量提供。陶寺文化玉币很可能主要来自同石峁集团政治经济交易。陶寺文化从考古学文化因素面貌上与石峁集团更贴近,与齐家文化略疏远。似乎也支持这样的判断。

石峁集团缺乏玉料并不生产玉币,它从齐家文化“造币厂”得到大量玉币后,进行纵向分剖,在保证玉币长度面值的前提下,增加同面值玉币的数量,这是典型的金融货币增量的手段,今天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金融暴利。

五、结语

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性质与职能的原理,我们分析齐家文化玉器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点及其市场地位,从迥异于传统的玉礼器说的视角,试图重新解读齐家文化玉器的原本功能,虽然可以自圆其说解决以往玉礼器说中所存在的重大障碍,但同也存在很多细节问题,有待今后从经济考古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楼主| 发表于 2018-9-14 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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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与东北亚史前玉器文化交流——以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为例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8-09-13 16:46
            
           前言

本文所称的东北亚泛指海岱文化区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包括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其以东的范围。

史前时期海岱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就已存在文化交流。诸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有益探讨,包括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陶器器形及纹饰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辽东半岛史前文化陶器与胶东半岛的关系,辽西地区与海岱地区宗教信仰及精神领域的交流,等等。也有学者针对北方地区特定遗址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中所出陶器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存在一定关联。

对于海岱地区与东北地区史前时期的玉器文化交流也有学者做过论述。如在类型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海岱地区的璧、环、连璧等应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也有学者进而提出上述两地区的小璧及连璧,很有可能均来自松花江和黑龙江地区。而对于辽东及胶东半岛地区均有发现的牙璧及锥形器,亦有学者做过详细探讨。在玉料方面,研究者指出海岱地区的部分玉料应来自辽宁岫岩地区。关于两地文化交流的路线问题,有学者主张是沿渤海湾的陆路交流为主,有学者认为是沿庙岛群岛的海路交流为主,有学者则认为存在沿庙岛群岛的海路以及渤海湾西侧的陆路两条交流通道。

本文拟以海岱地区邹城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文化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进而分析文化交流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一、野店璧环类玉器综合研究  

内容略。

         二、分析与讨论

经过上述对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此批器物总体特征并不属于典型的海岱地区玉器。关于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的总体特征,此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论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在系统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基础上提出了海岱系玉器的命名,并归纳出了海岱系玉器的基本特征。此后又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岱地区史前玉器进行过研究。迄今为止,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的总体特征已较为清晰,大体可归纳如下。从器类上看,装饰品及礼器类玉器较为流行,其中多孔钺、多孔刀、牙璧及牙璋等出现较早且非常有特色。从工艺角度而言,绿松石镶嵌工艺发达,镂空及减地阳线工艺较有特色,使用片切割工艺对大型玉料进行开料的技术比较发达。从纹饰角度来看,大多数玉器平素无纹,但也有兽面纹等风格显著的器物。在对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系统认识的基础之上,再来看野店遗址的这批玉器,发现其并非海岱地区的特有风格。按照文化因素分析法,其中很多因素应来自于海岱地区之外。

从器物尺寸而言,野店遗址所出单体玉环外径几乎均为2~5厘米。总体形态多为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正圆形较少,肉表面多见一至两周明显折线,内外边缘均呈薄刃状,剖面如柳叶形。具备如此特征的璧环类玉石器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辽西地区以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此前都有发现。比如黑龙江的小南山遗址、东翁根山一号遗址,吉林的腰井子遗址、聚宝山遗址,内蒙古的哈克遗址、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遗址,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Glazkovo)文化中多个遗址。但仔细区分,尚可将这些区域所出璧环类玉石器分为两个亚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以及贝加尔湖地区应属同一亚区,其总体特征为器体尺寸较小,多为3~7厘米,且肉身上无小孔,中孔形态也包括近圆形及不规则圆形两种。比如腰井子遗址所出的采∶090,为内外边缘较薄的形态,直径6.4厘米,中孔较圆,边缘可见打磨条痕,应是采用了与野店遗址第二种钻孔相同的方法完成。哈民忙哈遗址所出F37∶24,也为内、外缘较薄的形态,外径3.2厘米,中孔近圆,孔缘为盘状,可见明显的旋转痕,而不见打磨痕,其钻孔方式应与野店遗址第一种方法相同。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诸遗址中所出璧环类玉器,其个体尺寸均较大,大多在8厘米之上,且肉身上还多见1~3个小孔,中孔多近圆形,几乎不见不规则形。如牛河梁遗址N2Z1M1∶1,边缘锐薄,直径为12厘米,中孔近圆,肉身上可见一个对钻而成的小孔。其总体特征与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截然不同。

野店所出玉石璧环尺寸均较小,且肉身上也无小孔,中孔形态既有近圆形也有不规则状。总体特征与上述第一个亚区极为类似,而与辽西地区差异明显。而位于海岱地区北部的另一重要区域——辽东半岛地区的璧环类玉石器则出土较少,其总体特征与野店遗址的玉石璧环相差较大。

那么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是在何时,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而来呢?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先具体分析一下其所属的时代。如前文所述,野店遗址所出玉石璧环分属于10座墓葬,时代跨度为原报告的第二至五期,其中1座墓葬属于第二期,2座属于第三期,6座属于第四期,1座属于第五期。如果将野店遗址所出遗物放到整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范围内考察,则其第二期属于大汶口文化全部11段的第3段,即早期阶段的第二期,绝对年代应为距今5800~5600年,第三期绝对年代应为距今5600~5400年,第四期属于全部11段中的第6段,即中期阶段的第三期晚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5400~5200年。第五期属于11段中的最后一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4700~4600年。各期墓葬出土玉石璧环的数量,第二期出土1件,第三期出土4件,第四期出土41件,第五期则为1件。由墓葬具体分期来看,第二期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第三期及第四期均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第五期则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晚阶段。如此则看出,绝大多数璧环类玉石器发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年代大致为距今5600~5000年。

就世界范围来看,璧环类玉石器最早发源于贝加尔湖地区距今24000~23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马尔他遗址(Mal′ta)和布列契遗址(Buret′)都曾出土透闪石软玉小璧,其外缘呈不规则圆形,中孔很小,内外缘均较陡直。至公元前6千纪的基托伊文化(Kitoy)也出土过大理石质的璧。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白玉环玉质纯净,年代可能在距今8000年前。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第三期墓葬也出土了璧形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白玉环状饰比吉林、黑龙江地区稍晚,在距今7000~6000年前开始出现。如属于鲁德纳亚文化的俄罗斯滨海地区鬼门洞遗址曾发现璧形饰,遗址年代在距今6500年前。此外,哈巴罗夫斯克区沃兹涅谢诺夫卡遗址(Voznesenskoya)也出土了距今约6000年的白玉环。这些白玉环现藏于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民族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我们在博物馆中观察到其中12件标本,均为青白色至白色的软玉,直径1.5~3、厚0.2~0.3厘米,外缘不规整;中孔钻孔技术为两边研磨直至最后贯穿(图一六),这与野店遗址第三类钻孔方式如出一辙,而与中国东北以南地区习见的辘轳轴承管钻技术明显属于不同体系。沃兹涅谢诺夫卡遗址的玉环与野店遗址M22、M31、M47所出的部分玉石环在工艺和形态上均非常接近,应当存在密切的联系。



到了距今5500年前后,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文化也开始出现外缘呈刃状的玉璧。也正是在此时,此类器物开始逐渐往东南方向扩散,我国的东北地区、内蒙古、海岱地区甚至日本的北海道在距今5500~5000年的遗址中大范围出土此类器物当非偶然,这些区域的早期玉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条文化通道最迟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着超过两万多年的历史。末次冰期最盛期以后,叶尼塞河以东拥有楔形细石叶技术的狩猎人群向东急剧扩散,在距今20000年前后,全面渗透至远东地区及黑龙江流域,进而南下覆盖我国内蒙古、东北三省及朝鲜半岛。韩国垂杨介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主要类型均与东西伯利亚同时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贝加尔湖东入黑龙江流域进而继续向东南延伸直至海岱地区的文化通道由来已久,至于海岱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很可能是沿渤海湾从陆路进行的。其中大汶口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互动交流尤其值得关注。玉器文化,尤其是璧环类的扩散也很可能是经由这样的通道进行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璧环类玉器起源与传播的动因问题。如上文所提及,璧环类玉器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生计模式应属于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有学者也曾明确提出,玉器应起源于游动的采集和渔猎族群,并与原始萨满教或巫教信仰有关。基于此,我们认为玉料以及玉器加工技术的南传应该与采集渔猎族群的南下结合起来考虑,历史上游牧族群曾有过多次南迁,均与当时生态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但其南下向农业部族掠夺生活资源或进行贸易才是根本动因。距今6000~5000年,北方一度十分繁盛的玉器文化,如哈克文化、哈民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的生计模式都是以采集渔猎为主,这些采集渔猎部族向南与大汶口文化等农业部族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使用玉器或玉料与南部农业文明交换某些资源,如精美陶器及制作技术等。野店遗址所见的带有明显北方风格的璧环类玉器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传播而来。

最后我们尝试就璧环类器物材质的来源问题做一推论。如上文所述,野店遗址这批玉石器至少包含三种质地,即黄绿色至墨绿色软玉、青白色软玉以及蛇纹石。遍查相关地质文献可知,海岱地区并不出产软玉,而蛇纹石产区则有多处。距离野店遗址最近且近年仍在大规模开采的蛇纹石矿,即俗称的泰山玉,在文献中早有记载。野店遗址所出的蛇纹石环,经过拉曼光谱及密度检测,其未受沁部位含有较多黑色磁铁矿物颗粒,这是典型的泰山翠斑玉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测野店遗址的蛇纹石很可能来自于附近的泰山地区,即就近取材。此前我们还检测过莒县所出史前玉器,也发现有使用泰山玉的迹象,比如杭头遗址所出的扁琮及镯等。今后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玉器时,泰山玉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此外,黄绿色及墨绿色软玉应来自于辽宁岫岩地区,此前已有学者做过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是青白色的软玉,从其色系、光泽类型以及透明度来看,很可能来自吉林、黑龙江地区甚至贝加尔湖周围,学者们在研究牛河梁玉器时曾提出吉黑-贝加尔湖系玉料的概念,我们认为在目前尚未准确界定出吉黑地区以及贝加尔湖地区玉料的基础上,此概念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称谓。近些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辽西地区以及吉黑地区均有发现透闪石玉的报道,但这些新发现玉矿的特征尚未完全明晰,是否与史前玉器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无论是器形还是加工工艺均表现出独特面貌,与本地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缺乏明确的传承关系。同时,玉料材质也绝大多数非本地所出。其文化内涵反而是与海岱地区北部广大的东北亚地区存在密切联系。此类器物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贝加尔湖一带,至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向东南方向扩散,我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海岱地区乃至日本列岛均可见其踪迹,这条南北向通道可能是我国史前玉石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源头,或肇始于距今20000年前后的细石叶传播线路。

关于玉料与玉器工艺南传的动因问题,我们认为应当从采集渔猎族群与农业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探寻。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玉器并非源于农业社会,反而可能是萌芽于采集渔猎族群之中,而后随着采集渔猎族群的南下逐步传至农业部族。野店遗址璧环类玉器的兴盛恰可视为此历史大势的一个典型缩影。

附记:本次研究在观测实物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博物馆于秋伟主任以及周婀娜、周浩然的热心帮助,谨表谢忱。

(作者:王强、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原文刊于《考古》2018年第7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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