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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hinaHistory

关于小米的传播以及受南岛语影响的韩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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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6 23:5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xzbu.com/9/view-5341957.htm

苏秉琦先生关于辽河文明之红山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作者: 李明华

摘 要: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实践使苏秉琦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任教授长达三十年,为培育考古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部门。

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如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洛阳中州路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1],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中,苏秉琦先生较早地利用了由欧洲人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瓦鬲进行研究,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渊源;主持在西安附近进行的考古调查期间首次发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判定了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洛阳附近主持考古发掘,勘察东周“王城”遗址,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同时也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凡此种种,只是苏秉琦先生早期田野工作的一小部分,多年的、大量的考古实践使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为不断加强考古学科的理论建设,提高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一个里程碑式成果,他将中国古文化丰富的区域分成六大块,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得考古学工作者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各个区系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更加印证了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就在此后不久,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区系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有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辨识,朝阳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的重大发现,苏先生也自此把这片区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多次在燕山南北、辽河流域进行考察实践,并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3]一文,进而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学说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标。可以说,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居住址和一批陶器、石器;随后一些中外学者在赤峰左近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活动,丰富的文化遗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1954年尹达先生提出正式命名红山文化[4],此后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赤峰地区考古的研究,逐渐理清了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对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范围、年代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红山文化得以被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关注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对喀左东山嘴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发现开始的[5]。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是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时发现的,1982年春天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继续发掘,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在周围区域继续寻找,在距离此处约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村又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等建筑遗迹,经确定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坛、庙、冢的建筑形式说明我国远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较高等级的社会组织。

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苏秉琦先生将自己的区、系、类型理论在考古期刊上公开发表[6],他当时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辽河流域在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列入六大区系之首,而且非常注重通过北方与中原这两大区系的关系来探索华夏文明的源流问题。得知东山嘴考古发现的消息,苏先生于1983年7月25日~8月1日率19位专家前往考察,并在朝阳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提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的新课题,强调这一地区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自此,辽河流域及红山文化成为苏秉琦先生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他研究国家、文明的起源,以及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的基础。

辽西之古文化古城古国: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其支流为主体的辽西地区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城址,如何对这些遗存进行保护和文化上的界定,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促成了苏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的提出。1985年10月在辽宁兴城的座谈会上,苏先生指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者联系起来看,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地点已找到了线索”;从而明确了今后对古文化古城古国工作的重点,这是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7]。1987年9月,苏先生来到牛河梁考古工地连续进行了多日的考察、分析与研究,看到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字排列的五座规模宏大的积石冢墓和由多室营造、对称布局的女神庙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8]。由此可见,作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不仅是本区域文化发展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先驱。   苏秉琦先生对辽河文明的研究不仅是侧重于早期的红山文化,他把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括为三个时期,分别为: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山诸文化,包括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富河文化、分布于老哈河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教来河与孟克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第二个时期是以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第三个时期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燕文化。三个时期的中间有着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被称为“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第二个转折点发现有晚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魏营子类型。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诸文化到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发达、文明昌盛的阶段,一直到距今两三千年的燕文化,辽河流域的发展历程对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国家的起源和具体形成过程都有着重要作用[9]。

不但辽西地区遵循着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经过对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显示,其他区域如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和山西地区的晋文化也具备类似的演化特点,因此,“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是对“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进一步提高,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与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从发现之初就存在着,但是缺少成长和积累阶段的证据,这一切都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辽河流域红山诸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文明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进入了发展的全盛阶段,也就是牛河梁遗址所呈现的“坛、庙、冢”阶段,这类遗址群的功能应该是作为某个社会团体的宗教活动中心,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阶层的分化以及专门组织祭祀活动神职人员,墓葬中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还表明存着专业的工匠;如此规模宏大的活动和生产,需要有组织的协调和分工,直接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社会的分化。当社会分工与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导致“城”的出现,像牛河梁遗址这样大面积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存在,显示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了氏族公社的水平,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曙光[10]。这是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社会发展性质的大胆判断,他将红山文化界定为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

通过对红山文化各遗址的深入研究,苏秉琦先生将之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类型主要分布在老哈河流域,另一种类型则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苏秉琦先生把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中华文明起源》一书中总结到:辽西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方面是时代之早,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年代相当,关键是在仰韶文化遗址还没有发现类似规格的遗迹,而在长城以外的北方却率先进入了高一级的社会阶段;另一方面是遗迹的独立性,它们都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用来埋葬一些特殊的人物,但是在祭祀遗址周围还没有发现同期的聚落或者埋葬普通死者的墓地;第三点是红山文化的这些祭祀遗址中出有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龙形物,龙的造型在这个区域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此之前的赵宝沟文化中即已发现带有游龙图案的陶器;第四点是燕山南北的考古发现具有时代的连续性,这片区域一直到商周时期都还可能是原始宗教的社会活动场所;第五方面,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女神泥塑像有可能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1]。

苏秉琦先生针对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坛、庙、冢”遗存提出的这里是中华文明新曙光的看法在社会上引起空前的轰动,并于1986年8月正式以《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为题刊文发表,也成为了他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转折点。

红山文化与早期的古文化交融:辽河文明之红山文化发现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苏秉琦先生提出,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联系起来,进行时间与空间的横纵向比较,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古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存在着大量带有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可以说这是仰韶文化的象征,也是它向周围扩散影响的证据。其中就有一支向东北传播,与辽西的红山文化相遇,玫瑰花图案与龙形图案汇合,已经发现的考古学证据有:一是在赤峰蜘蛛山早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鳞纹彩陶罐,并且一直延续到了红山文化后期的赤峰水泉遗址;二是在辽宁朝阳建平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与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都共出玉猪龙与带简化玫瑰花图案的彩陶盆。这一切现象表明在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发生了碰撞,碰撞的结果是新的文化特征出现在了对方的分布区域内。

苏秉琦先生还提出,辽西地区的北方古文化不能仅仅看作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支系,不能低估它们在“中华古文化”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连晋文化都与红山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最终,中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也包括江南的古文化相聚到晋南一带,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史前时期的晋文化在当时担当着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之间的纽带,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主体通过山西境内,在河北省的西北角与源于辽西红山文化的一支汇合。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之一是红山文化典型的“之”字纹发展而成的“类篮纹”,圆麻点和细泥条堆纹发展成的“类方格纹”,在中原的古文化中没有找到这种制陶工艺的传统,就有可能是通过以山西为中心的太行山上下和晋陕之间的黄河东西两侧传播至中原古文化区。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方法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提出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形成这类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地位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奠定了他在考古界、甚至整个学术界的地位。而这些问题的提出首先是来自于辽河流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启示,体现了红山诸文化在早期文明发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奠基者和指导者,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六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中,深入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到晋陕高原、黄河两岸,从江汉流域、太湖地区到岭南地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丰富的考古实践,不倦的探究思索,最终形成指导我们考古研究的诸多理论。仅仅细数苏秉琦先生一生为考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总结他的学术思想,就已经使我们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无比的向往,将会有更多的人追随苏秉琦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继续前行。
  ――――――――――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2〕苏秉琦先生治丧办公室.沉痛悼念苏秉琦先生[J].考古,1997(8).
〔3〕〔7〕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
〔4〕尹达.新石器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79.
〔5〕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11).
〔6〕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
〔8〕孙守道.情钟红山,魂驻渤海[J].辽海文物学刊,1997(2).
〔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J].辽海文物学刊,1986(创刊号).
〔10〕邵望平,俞伟超.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2).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2〕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J].东南文化,1988(5).
〔13〕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A].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张海鹏)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3:4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 ... b_20151110_1-05.htm

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作者: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0日 05版)



牛河梁第二地点(未建保护工程前)。



资料照片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牛河梁发掘事件的版面图。

20世纪初期,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那片褐红色山峦;1922年至1924年,法国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辗转到达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1955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里,首次将赤峰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诸遗址称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发现近百年来,随着东山嘴、牛河梁等一次次发现震惊世界,红山文化研究有哪些重大突破和进展?

日前,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学术报告会”上,记者采访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

郭大顺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他对记者说:“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如今29年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过程中,神权发达的红山文化是区域性的‘个例’,还是具有代表性和全局性的文化源头?是‘自消自灭’的‘断裂性文明’,还是与中华传统一脉相承、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连续性文明’?”一向出言谨慎的郭大顺特意告诉记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之说

“直根系”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时,就明确提出的概念。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源头地位。它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敬天法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郭大顺介绍说:“随着牛河梁女神庙及围绕女神庙的积石冢等诸多遗存陆续被发掘出来,我们对牛河梁遗址所具有的祖先崇拜的内涵和发展程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红山文化已进入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阶段,而作为红山文化中心的牛河梁女神庙已是宗庙或其雏形。”

郭大顺说:“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从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发达的祖先崇拜是一个主要实证。”

  “唯玉为葬”

通常来说,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文字、金属和城市,但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

郭大顺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山嘴遗址发现时,苏秉琦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遗址规模不大,选址在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为以中轴线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点完全不同于诸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的布局相近。

1983年7月,苏秉琦在辽西考察东山嘴遗址时,已谈及五千年文明起源甚至五帝传说,紧接着就将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的功能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帝王祭祀的禘、郊、燎相联系,又有红山文化坛庙冢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的提法,都是把红山文化建筑址(也包括墓葬和随葬品)的规范化和祭祀礼仪制度化视为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源头所在,当然也可理解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又一个重要证据。

牛河梁诸遗址点虽然分布在50平方公里的多山冈丘陵地带,但“庙台”位置在多道山梁的主梁最高处,多处“冢坛”位于“庙台”四周,其间似有一条无形的轴线,牛河梁诸地点,特别是较大的积石冢和有冢坛组合的遗址点都集中分布在轴线两侧。特别是牛河梁起三层台阶的祭坛和积石冢,堪称中国古代建筑三台的“鼻祖”,与北京天坛的圜丘如出一辙。所以苏秉琦才说:“从牛河梁庙与墓组合的演变及冢和坛的结构,红山文化都已体现出后世中国建筑传统的特点,为其渊源之所在。”

“红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规范化的特点。与之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郭大顺介绍,“这里要特别提到动物形玉中的龙和凤题材,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凤造型都已定型化,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的一脉相承,曾引起海外学者重提商文化起源东北说。玉凤的翅与尾的表现方式也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如出一辙。尤其是龙凤合体的题材,其设计之精妙,神态之成熟,作为后世玉器基本造型的龙凤玉佩的祖型,是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一个显著标识。”

民国学者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祭祀遗存的规范化以及崇拜礼仪的制度化,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

    南北交汇

一般说来,土木建筑在中原地区较常见,而积石则为北方民族所喜用,但是在牛河梁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具有当地特点的积石冢和祭坛在红山文化中大量存在,但处于牛河梁遗址群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并未使用石砌,而是像中原地区的土木建筑。

“这表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已进入该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因素的融合。”据郭大顺介绍:早在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之初,梁思永、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就已注意到该文化以红泥陶、彩陶与沙灰陶压印纹筒形罐,打制、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用为特点,是长城南北文化的结合,从而确认该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上的特殊重要性。

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将这一南北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苏秉琦认为,这一交汇是牛河梁坛庙冢出现的原因,从而实现了华(花)与龙的结合,是中国人自称为华人和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 勇)
 楼主| 发表于 2018-4-27 22: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5-1 21:44 编辑

https://hereditasjournal.biomedc ... 6/s41065-018-0057-5

中日韩三国基因构成分离时间及相互渗透
Genetic structure, divergence and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populations

Published: 6 April 2018

Background

Ha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of East Asia,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appearance, language and culture etc., but their genetic relationships, divergence times and subsequent genetic exchanges have not been well studied.

              
Results

We conducted a genome-wide study and evaluat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182 Han Chinese, 90 Japanese and 100 Korean individuals, together with the data of 630 individuals representing 8 populations wordwide. Our analyses revealed that Ha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populations have distinct genetic makeup and can be well distinguished based on either the genome wide data or a panel of ancestry informative markers (AIMs). Their genetic structure corresponds well to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indicating geographical isolation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driving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East Asia.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of the three populations was dated back to 3000 ~ 3600 years ago. Our analyses also revealed substantial admixture within the three populations which occurred subsequent to initial splits, and distinct gene introgression from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of which northern ancestral component is dominant.

              
Conclusions

These estimations and findings facilitate to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history and mechanism of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in East Asia,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both evolutionary and medical studies.


Fig. 1     Asian samples location and population relatedness. (a)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sampled populations (generated by R 2.15.2 and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b)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of all the 10 Asian sample populations                        


Fig. 2     Population level phylogenetic Tree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 The maximum likelihood tree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pair-wise FST matrix. And the marked number are bootstrap value; (B) The top two PCs of individuals representing six East Asian populations, mapped to their corresponding geographic locations (generated by R 2.15.2 and Microsoft Excel 2010)
发表于 2018-4-28 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日韩和突厥蒙古语有什么关系还泛欧亚语系就偏偏绕过中国也是6
发表于 2018-4-28 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hereditasjourna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41065-018-0057-5

中日韩三国基因构成分离时间及相互渗透
Genetic structure, divergence and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p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4-27 22:21
这文章很成问题,南北汉分歧年代24代?
 楼主| 发表于 2018-5-1 21:46 | 显示全部楼层
3.0-3.6千年前,中日韩三国共祖。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of the three populations was dated back to 3000 ~ 3600 years ago. )
发表于 2018-5-2 06:29 | 显示全部楼层
3.0-3.6千年前,中日韩三国共祖。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of the three populations was dated back to 3000 ~ 3600 years ago.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5-1 21:46
你信不信?
 楼主| 发表于 2018-5-12 20:46 | 显示全部楼层
地质地球所研究揭示我国北方沙漠化过程、机制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2015-03-02

干旱半干旱区面积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在这一广大区域,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以沙丘为主的沙漠所覆盖。沙漠扩张与土地荒漠化是我国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紧邻我国传统农牧交错带,是不同农业文明的交汇处,也是我国荒漠化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然而,该沙地是何时出现的?其环境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类生存又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地质地球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杨小平研究员通过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在与张德国副研究员、李鸿威博士、中科院地环所王旭龙研究员等数位国内同行以及美国同行合作的基础上,近来对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过程及其机制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认识。与前人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该地区现代沙丘的大规模出现的时间是距今约4200年。约4200年前,北半球的气候整体上出现了干旱化的趋势,对该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浑善达克沙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地貌与水文事件。杨小平等发现,位于沙地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向西向沙地内部溯源侵蚀加剧,通过地下河流的河流“袭夺”,使得沙地本已匮乏的地表水经过地下河流流入西拉木伦河,当时使沙地地下水位下降了30米左右。而在此之前,该沙地湖泊成群,连接湖泊之间的河流是往北流并注入位于北部的达理湖 (图1)。但是由于水系的改变,造成了该区湖泊快速消退。



图1 沙漠化发生前研究区水系重建结果图(图来自PNAS文章原文)

此外,他们在野外考察期间,首次在浑善达克沙地东部发现了代表远古文明的石器和陶片。进一步研究显示,这些古文化遗迹属于红山文化时期。出现在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以其精美的玉器为世人所知,更因其出土“中华第一龙”而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但该文化的衰落、消失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他们利用环境地质学的研究方法,判断这一地区在5000-9000年前河网密集、水域辽阔,生长着桦树、云杉、冷杉、松树等多种乔木。这些认识都说明在当时适宜的环境下该研究区人口稠密,这些先民很可能以渔猎为生。不过,从距今4200年左右开始,这一地区环境恶化,河湖消失,沙丘也在此时大规模出现,土地开始变为沙漠,不再是人类良好的居住地。迫于荒漠化导致的生存压力,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很可能大规模南迁至气候更为湿润的黄河流域。而夏朝随即于4100年前建立,红山文化可能对夏朝及后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杨小平等通过对浑善达克沙地荒漠化的研究首次提出荒漠化可能是红山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

该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Yang et al. Groundwater sapping as the cause of irreversible desertification of Hunshandake Sandy Lands, Inner Mongolia,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3): 702-706)。
发表于 2018-5-12 23:18 | 显示全部楼层
3.0-3.6千年前,中日韩三国共祖。
(The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of the three populations was dated back to 3000 ~ 3600 years ago.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5-1 21:46

3kya前中、日、韩共祖绝无可能,只能说3kya前中国和韩国有部分先民移民到日本成为所谓的弥生人。
 楼主| 发表于 2018-5-13 21:5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72775/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genomic

Nature. 2017 Jan 18; 541(7637): 302–310.

Abstract

Advances in the sequencing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genomes of both modern and ancient peoples have facilitated a number of breakthrough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volutionary history. These include the discovery of interbreeding between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and extinct hominin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creasingl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omplex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 out of Africa and their population expansion worldwide;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any of the genetic adaptions of humans to lo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adaptation of humans is being transformed by analyses of these new genomic data.



Figure 3    Major human migrations across the world inferred through analyses of genomic data

Some migration routes remain under debate. For example, there is still some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migration routes used to populate the Americas. Genomic data are limited in their resolution to determine paths of migration because further population movements, subsequent to the initial migrations, may obscure the geographic patterns that can be discerned from the genomic data. Proposed routes of migration that remain controversial are indicated by dashed lines. CA, Central Anatolia; FC, Fertile Crescent; IP, Iberian Peninsula; PCS, Pontic–Caspian steppe.
发表于 2018-5-13 22: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anhuatong 于 2018-5-13 22:52 编辑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72775/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genomic

Nature. 2017 Jan 18; 541(7637): 302–310.

Abstract

Advances in the sequencing and t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5-13 21:52
这里很多路线也是推测,一切以考古为主,你给的链接好像和你发的文章和图片没有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00: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5-21 00:43 编辑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094-2

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

Received:18 April 2017
Accepted:03 April 2018
Published:09 May 2018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urasian steppes have been a centre of human migra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Here we sequence the genomes of 137 ancient humans (about 1× average coverage), covering a period of 4,000 years, to understan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after the Bronze Age migrations. We find that the genetics of the Scythian groups that dominated the Eurasian steppes throughout the Iron Age were highly structured, with diverse origins comprising Late Bronze Age herders, European farmers and southern Siberian hunter-gatherers. Later, Scythians admixed with the eastern steppe nomads who formed the Xiongnu confederations, and moved westward in about the second or third century bc, forming the Hun traditions in the fourth–fifth century ad, and carrying with them plague that was basal to the Justinian plague. These nomads were further admixed with East Asian groups during several short-term khanates in the Medieval period. These historical events transformed the Eurasian steppes from being inhabited by Indo-European speakers of largely West Eurasian ancestry to the mostly Turkic-speaking groups of the present day, who are primarily of East Asian ancestry.(这些最近的历史事件将欧亚大陆草原人口从基本上是欧亚西部血统的印欧语系人转变为现在的突厥语族群,而突厥语族群的祖先主要是来自于东亚。)





Summary map. Depictions of the five main migratory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omic history of the steppe pastoralists from 3000 bc to the present. a, Depiction of Early Bronze Age migrations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 of Yamnaya and Afanasievo culture. b, Depiction of Late Bronze Age migrations related to the Sintashta and Andronovo horizons. c, Depiction of Iron Age migrations and sources of admixture. d, Depiction of Hun-period migrations and sources of admixture. e, Depiction of Medieval migrations across the steppes.

ES(easter steppe,欧亚草原东部),CS(central steppe,欧亚草原中部),PS(Pontic–Caspian steppe,东欧大草原)
发表于 2018-5-21 17:23 | 显示全部楼层
红山文化就是东夷么,商可能就是东夷后裔,所以商败退后萁子在那边建立了萁子朝鲜。
 楼主| 发表于 2018-6-2 1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6-2 19:15 编辑

大汶口人种:

"(三)黄河下游大坟口文化居民的种属问题。

这个地区大体上包括山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比较详细发表的材料有两批:一批是1959年从山东宁阳与泰安之间的大仪河畔遗址出土的,可侧的男女性头骨各 17个;另一批是1962-1963年在山东曲阜东南的西夏侯遗址出土的,男性头骨9个,女性头骨8个。颜誾(1908-1970)在这两批材料的研究中着重考察了这个原始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和种属,并记述了头骨的变形与拔牙风俗附。由于大汶口文化发现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时代上与中原仰韶文化大体上平行,但文化内涵与风俗习惯同仰韶文化差别很明显,人类学上探索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种属成为瞩目的问题。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这两种文化的分布地区还各自和传说中的古代东夷族和华夏族的地望相联系。

如果这种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话,那末传说中的这两大支古代族系在人种上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会不会属于不同的人种系统呢?颜闻的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形态属于蒙古人种系统。但他又指出,大汶口组的若干颅骨测量项目的平均值大多落在现代波里尼西亚组群的变异范围之内,因此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4500年)居民在体质上又应该属于波里尼西亚人种。颜氏还用组差显著性测验证明大汶口和西夏侯两组材料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反,它们与仰韶组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明显区别,因而大汶口文化居民与仰韶文化居民可能属于不同的体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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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自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8-6-10 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西柳江人化石的发现对研究更新世晚期华南古代居民的人种特征有重要意义。吴汝康在报告中指出了柳江人头骨如下一些特征的结合:一种显示比现代人头骨原始的性质,如中颅略长的颅型,前囟点位置远较现代人靠后,上面低而宽,眶形宽矮。这些是世界各地发现的新人(即晚期智人)化石共有的特征。根据头骨的形态特征,颅盖高指数和前囱位指数,前囱角和额角等判断,柳江人为现代智人(即晚期智人)类型的早期代表,比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原始。

此外,柳江人头骨显示出一系列大人种性质,如头骨属中颅型,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凹,鼻根不深陷,梨状孔下缘有浅的鼻前窝,鼻棘很小,缺乏明显的犬齿窝,中等的上齿槽突领,上门齿舌面呈铲形等蒙古人种特征。因此说,柳江人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对柳江人的种属地位,雅基莫夫(B.fl.HMoB)指出柳江人头骨的一系列测量值决定它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切博克萨罗夫(H.H.qe Kca peB)认为柳江人同蒙古人古种的古代和现代南方地区类型特别接近。

斯图尔特(D.T.s tow art)也认为柳江人头骨在低的颅弯顶,眉晴,鼻和颚的形态上表现出“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颜誾(yín)在比较了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一些形态特征之后,指出柳江人的形态发展更接近蒙古人种的某些南亚类型。

他认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虽同属蒙古人种的形成阶段,但柳江人在形成阶段上较山顶洞人有进一步发展,如柳江人的眉弓较山顶洞人不那么突出,头形变短,鼻根趋于低矮,额部倾斜程度减小,颧宽、额宽减少,颚变窄变短,都更接近现代蒙古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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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自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8-6-17 08:1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51936/

Early Austronesians: Into and Out Of Taiwan

Am J Hum Genet. 2014 Mar 6; 94(3): 426–436.

Abstract

A Taiwan origin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 is well supported by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However, human genetic evidence is more controversial. Until now, there had been no ancient skeletal evidence of a potential Austronesian-speaking ancestor prior to the Taiwan Neolithic ∼6,000 years ago, and genetic studies have largely ignored the role of 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Formosans(台湾人). We address these issues via analysis of a complete mitochondrial DNA genome sequence of an ∼8,000-year-old skeleton from Liang Island (亮岛,located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and 550 mtDNA genome sequences from 8 aboriginal (highland) Formosan and 4 other Taiwanese groups. We show that the Liangdao(亮岛) Man mtDNA sequence is closest to Formosans, provides a link to southern China, and has the most ancestral haplogroup E sequence found among extant Austronesian speakers. Bayesian phylogenetic analysis allows us to reconstruct a history of early Austronesians arriving in Taiwan in the north ∼6,000 years ago, spreading rapidly to the south, and leaving Taiwan ∼4,000 years ago to spread throughout Island Southeast Asia, Madagascar, and Oceania.



Figure 5   Suggested Migration Route for Early Austronesians Into and Out of Taiwan and th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of Haplogroup E1

(A) Geographic regions in China of foxtail millet domestication (shaded,小米驯化) delimited by Nanzhuangtou, Cishan, and Yuezhuang(南庄头遗址,磁山遗址和月庄遗址), and of rice domestication(shaded,水稻驯化)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Shown are (1) early Austronesians in the Fuzhou region, (2) entry into north Taiwan, and (3) rapid north-south dispersal along the west coast and crop cultivation at Nanguanli.50 (4) One Austronesian language subgroup from Taiwan is ancestral to the Proto-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subgroup in the Philippines.

(B) Frequency of haplogroup E1 across Taiwan, Island Southeast Asia, Madagascar, and Near Oceania.
 楼主| 发表于 2018-6-26 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chinaxiaokang.com/wen ... 0180620/483645.html

山顶洞遗址的新年代和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2018-06-20 22:41:5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锋

【摘要】东亚尤其是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核心地区。20世纪初,众多学者前来中国寻找人类祖先的起源地。

      新闻背景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锋、陈福友、高星联合英、美学者,对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的年代进行了新的测定,新的碳十四年代研究显示,山顶洞主要文化层位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3万年,出土大量人类化石和装饰品层位的年代距今3.5万至3.8万年。

北京日报特约主要研究者谈谈与山顶洞遗址研究有关的那些事。

  周口店遗址与现代人起源的主要假说

东亚尤其是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核心地区。20世纪初,众多学者前来中国寻找人类祖先的起源地。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震动中外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叩开了东亚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大门。1921年,协助安特生考察化石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众多的动物化石;随后,他在周口店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化石。这一发现于1926年公诸于世,引起了国际古人类学界的密切关注。从1927年始,系统的发掘在周口店遗址陆续展开,一系列重要发现也随之而来。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1933年,裴文中等发掘了山顶洞遗址,发现了保存良好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装饰品等。

随着周口店直立人化石、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中国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中变得举足轻重。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南方古猿、能人、匠人等越来越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在非洲被发现,人类演化缺失的链条不断被修补,使得非洲成为早期人类化石记录最为完备和连续的地区,成为了人类起源研究的主要阵地。目前,学术界也基本达成了早期人属起源地在非洲的共识。

然而,我们当今人类最近共同祖先——现代人的起源仍在激烈的讨论中。1987年,三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的直接祖先都起源于非洲,他们迁出非洲后替代了欧亚大陆等地原先存在的本土古老型人群(如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等),这一假说被称为“近期出自非洲说”,也常被称为“夏娃假说”。而此前存在的另一假说——“多地区进化”假说则主张古人类地区进化的连续性,认为当今世界各地的人类与原先分布于亚、非、欧三大洲的早期智人乃至更早的直立人有着连续演化的关系。近30年来,两派学说各有阵营、争论不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化石形态和古DNA研究揭示出古老类型人类,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对当今人类的基因库有着一定程度的贡献,他们与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历史。于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20 世纪80年代便已提出的“同化”模式,出自非洲假说的“完全取代”模式基本被抛弃。

“同化假说”重视基因交流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同欧洲地区尼安德特人和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存在基因交流。这一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模式,但与之不同的是“同化假说”认为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仍是世界各地当今人类的主要直系祖先。近年来,一系列新的发现使得东亚在现代人起源这一问题研究上的重要性有所回温。特别是一些过渡类型人类化石(陕西大荔人、河南许昌人、辽宁金牛山人等)和中国南方距今7万至13万年的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促使学者不断思考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和扩散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山顶洞遗址的新年代和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山顶洞遗址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地点,自1933年发掘以来对东亚人类演化的讨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新智院士认为,山顶洞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蒙古人种特征,而与欧洲人种相差较远。而另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认为山顶洞人类化石与欧洲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具有相近的形态特征。此外,遗址发现时间较早,当时的发掘方法和测年技术皆有局限,发现人类化石和考古遗物的文化层年代存在较大争议,以往的年代研究结果落入了一个很大的范围(距今2.7万至1万年),采信不同的年代影响对山顶洞遗址文化遗物和人类化石的解释。

山顶洞遗址于1933年-1934年发掘,当时发现了大量的考古遗存,名噪一时,包括3具完整的人类头骨和大量肢骨化石、装饰品、红色赭石颜料和少量的石制品等。然而,不幸的是,当时出土的重要遗物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失,至今下落不明。幸运的是,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标本保存了下来,与之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标本上的编号和丰富的文字记录,这些信息为我们研究遗址的年代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选取了11件哺乳动物化石进行新的年代测定,测年样品来自3个主要文化层位。新的年代测定在牛津大学的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样品采用了“超滤”的实验室前处理方法。此种方法可以更为全面地去除“新碳”的干扰,得出的年代更能代表标本的真实年代。新的测年结果显示,取自文化层最上层的样品年代为距今3.3万年,可以基本确定洞穴文化堆积的最晚年龄;出土大量人类化石和装饰品的第四层,年代在距今3.5万至3.8万年。

虽然山顶洞遗址石制品的数量较少,但它是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中国唯一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和众多文化遗物共存的遗址,尤其是大量装饰品的存在为我们讨论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提供了启示。装饰品多被认为是人群识别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共享相同的装饰品类型预示着不同群体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山顶洞是中国目前出土装饰品最早的遗址,与欧亚大陆西部尤其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距今4.5万至4万年的装饰品在种类和形态上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如多以穿孔的鹿类和小型食肉类动物的犬齿作为装饰品、存在骨管和串珠装饰品等。据此,我们推测山顶洞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现代人人群有着更加紧密的文化联系。同时,有学者指出山顶洞的人类化石部分形态特征与欧洲早期现代人的特征类似。而发现于田园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古DNA研究也表明,他与古欧洲的某些人群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目前,结合多个方面的线索,我们认为山顶洞人很有可能是现代人自“北方路线”扩散的一个支系。

西伯利亚Ust'-Ishim的早期现代人距今约4.5万年,与欧洲发现的早期现代人遗存年代相当,这一方面表明“北线”的扩散晚于“南线”的扩散(距今13万至7万年);另一方面,北线扩散的现代人人群很可能在西亚地区一分为二,在大约同时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扩散,往西扩散的现代人到达了欧洲;而向东扩散的现代人途经中亚、西伯利亚,来到东亚,并在距今2万至1万年间到达北美洲。古DNA的研究提示我们,扩散过程中现代人并未完全替代当地的古人类,比如现代人与相近时代存在于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间便存在着复杂的基因交流。现代人“南线”与“北线”扩散的证据表明,现代人扩散的模式不是单一路径的迁徙,也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一个辐射性扩散及与当地人群融合的复杂过程。
 楼主| 发表于 2018-7-22 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8/06/11/020537974.shtml

阜新发现3500年前古灌渠

作者:郭平,2018-06-11 08:08   来源:辽宁日报  

褐陶四系壶高10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5厘米,泥质褐陶,直口、长径、鼓腹,腹施四系,平底,通体磨光,青铜时代出土文物。



  务欢池遗址发掘现场。

  由“高领”陶片确定出遗址

在考古界有句话,叫做“怕软不怕硬”,就是说石建筑在土层里比较容易鉴别,而土质遗迹鉴别则相当困难,全凭经验、眼力甚至是感觉。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务欢池古代灌溉水渠遗址正是深埋在土层当中,极其容易被忽视的古代遗迹。直到今天,这一遗址仍然是我国北方发现较早、较完整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

务欢池原名“勿欢池”,后来误作“务”。发现务欢池遗址的诱因是当地的闹德海水库需要修建引水工程。得知这一施工消息后,1991年6月,省考古所和阜新市文物部门立即调派人员到工程沿线进行调查。

当年考古人员在调查时发现了特征比较明显的夹砂陶片,陶片多为陶器颈部,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领”,由此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带有高台山文化特征的遗址,距今约3500年。

在阜新市博物馆,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胡健引领记者到青铜时代文物的展橱前,他指点记者进行分辨。通过陶器来判断其所存在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就简单多了:高台山文化类型的陶器特征明显——陶器有个“高领”,或者说“长脖颈”,就像动物界中的长颈鹿一样易于识别。

1991年10月,调查组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探复查,摸清了遗址的大体范围,进一步确认其文化性质应属于北方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类型,随即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

  3500年前的灌溉水渠工程复杂

研究员、曾任省考古队队长,现任省考古学会理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辛岩告诉记者:“我们最初还不知道那里有古代灌溉水渠,古灌渠是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

务欢池遗址位于阜新县职业高中所在地周围。遗址地势北高南低,北依阜新彰武公路,南临务欢池河,东西两侧为小支流河,务欢池河水向东北流约15公里汇入阜新县境内绕阳河。覆盖面积约12万平方米,遗址面积较大。不过初步勘探发现,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而且单一。

经勘探,考古人员可以确切知道,遗址内有青铜时代的墓葬。

胡健说:“务欢池遗址灌渠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们当年发掘时,发现墓地周边有人工开挖的沟坑遗留,最初以为是壕沟。”

在古代墓葬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古人为了防止洪水冲毁墓地而人工开挖的排水沟。但是在务欢池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渐渐否定了这一分析,因为沟坑遗留不仅仅分布在墓葬周围,还向远方延伸,虽然扩大了一些发掘面积,仍然没有找到尽头。

据介绍,在当年务欢池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发掘出17条沟类遗迹,总长约245米。从发掘出沟渠的分布格局看,发掘区域仅是其中的部分段落,纵横交错的沟渠仍向四周延伸。

这些沟渠是当年人工挖修成的,呈上宽下窄、两壁斜直的倒梯形,沟底为平底。从沟的宽窄、深度上分类,可分大型沟、中型沟和小型沟。它们又分东西、南北走向,沟与沟纵横交错,相互连通。沟与沟交汇处都呈喇叭口的形状。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部分沟渠的交汇处,考古人员发现了较深的圆形柱洞遗迹。

根据这些柱洞分析,这是古人在沟间设置的蓄水、排水设施。

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发掘区域的东北角,发现大型沟与几条中型沟的汇合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区。考古人员分析,这是大型沟与中型沟的水通过三角区汇合又分流。

我省已故考古学家孙守道当年是务欢池遗址发掘的首席专家。根据发掘与研究,他认为务欢池遗址的沟渠网络“最可能为灌溉稻田的水渠遗迹”。

  为水稻种植传播路径提供证据

因为务欢池遗址发掘出土了35座墓葬,并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饰品和铜环等,这为最终确定遗址年代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

据介绍,务欢池遗址墓葬中的器物及墓制与沈阳新民高台山文化内涵最为相同。从专业分析来看,两者之间都是土坑竖穴,单人侧身屈肢安葬。随葬陶器主要以高颈壶、高圈足钵为主,钵倒扣在壶上。同时,陶器都是手工制作,采用泥条盘筑、上下套接的方法。陶器圆球腹,竖桥状耳。大部分施有红陶衣,口沿一般内侧多有抹斜,壶颈部套接处有叠压堆纹带,堆纹带上饰有指压纹。

高台山文化距今3500年,据此可以推断务欢池遗址中的墓葬也属于这个年代。

由于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墓葬和沟渠之间的打破关系,不容易直接判断古灌渠的年代。

但是,当年考古人员清理古灌渠时,发现一部分遗物与墓葬中随葬品时代相同,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由此分析,是先有沟渠,然后才有墓葬的出现,两者属同一时代文化中的不同时期遗存,沟渠的年代稍早于墓葬,也就是早在3500多年前的夏末商初时代,那里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引水灌溉、播种水田的农业生产技术。

孙守道将务欢池遗址古灌渠同国内国际古代水稻种植的传播线路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发现将增加我国水稻种植传播路径。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稻作农业在我国向北传播路线,大致沿东、西两条路线北上。长江下游的东线,从长江下游地区出发,沿海岸线和近海北上,在距今7400年至64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到达连云港地区。在此后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线继续北上,到达山东日照、莒县及蓬莱一带。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稻作农业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传至辽东半岛的稻作农业,一部继续北上到达阜新地区;一部沿海岸线东进至朝鲜半岛,继而南下至日本列岛。
 楼主| 发表于 2018-9-1 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jkg.jlu.edu.cn/info/1062/2084.htm

陈全家教授带队再赴绥芬河流域进行旧石器考古联合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2018-05-10 12:48:50

2018年4月22—27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东宁市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的旧石器考古调查队再次对绥芬河流域及其支流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7处、石器近800件。主要调查区域为大绥芬河支流老黑山河沿岸地区、小绥芬河道河镇段沿岸、瑚布图河西岸和绥芬河东宁市区周围地带。本次考古调查人员主要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全家教授及两名硕士研究生,牡丹江市文管所杨枢通、东宁市文管所王贵明、宋吉富等7人。



                          旧石器调查现场

调查工作以奥维地图Google卫星混合图结合等高线图,仔细查看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筛选适于古人类生存并具备第四纪埋藏条件的河流阶地。并结合行政区划图和以往田野工作总结出的古代人喜欢依山傍水、背风向阳、临水而居的生活习性,确定了大绥芬河支流老黑山河沿岸地区、小绥芬河道河镇段沿岸和绥芬河东宁市区周围地带为重点的考察区域和数个极有可能留存有古代人活动遗迹的重点考察地点。在调查过程中,对出露较好的第四纪剖面进行观察,并选择合适的阶地进行详细的考古踏查工作,发现石制品后,分析埋藏条件及原生层位,记录地点的经纬度坐标、地理位置、地貌情况、地层情况等;视情况对遗址进行试掘,并根据所发现石器的原料和周边地表与河漫滩砾石的岩性做对比,分析石器原料的来源等。



                       石器发现场景

此次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7处(大绥芬河支流老黑山河沿岸8处,小绥芬河道河镇段沿岸4处,绥芬河东宁市区段5处,瑚布图河发现石器件数极少),采集到石制品近800件。多数地点位于老黑山河岸Ⅱ、Ⅲ级阶地上。采集到的石制品原料包括流纹岩、流纹斑岩、角岩、燧石、黑曜岩、石英岩、玄武岩、凝灰岩、霏细岩等;剥片技法有锤击和压制剥片,(包括特殊的“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石器类型丰富,有石核(包括普通石核、石叶石核、各种形状的细石叶石核、“勒瓦娄哇”石核和极少见的大型石叶石核)、石片(包括普通石片、石叶、细石叶和“勒瓦娄哇”石片)、一类工具(石锤)、二类工具和三类工具(两面器、各类刮削器、端刮器、尖刃器和薄刃斧等);修理方法有硬锤锤击修理和压制修理。



                       调查发现的部分石器

此次对绥芬河流域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收获远超去年,不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数量和石器数量都远超以往,而且首次发现了“勒瓦娄哇”龟背状向心剥片技术的存在,并采集到大量“勒瓦娄哇”龟背状向心剥片技术的旧石器标本,以及非常少见的大型石叶石核。根据剥片技术和石器组合判断时代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多数在距今1-2万年间,个别地点距今2-3万年间。这些遗存充分说明绥芬河流域及其支流附近非常适合古人居住,曾较长时间聚居过为数不少的远古人类。

此次考古调查为长白山地北段及黑龙江省东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也为东北亚旧石器考古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次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存在结合以往东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为系统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面貌提供了可能;随着后续研究工作的深入,将逐步深化对该地区在东北亚石器技术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对旧大陆东侧古人类的分布、迁徙和文化技术交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楼主| 发表于 2018-9-14 09:0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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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与东北亚史前玉器文化交流——以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为例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8-09-13 16:46
            
           前言

本文所称的东北亚泛指海岱文化区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包括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其以东的范围。

史前时期海岱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就已存在文化交流。诸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有益探讨,包括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陶器器形及纹饰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辽东半岛史前文化陶器与胶东半岛的关系,辽西地区与海岱地区宗教信仰及精神领域的交流,等等。也有学者针对北方地区特定遗址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中所出陶器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存在一定关联。

对于海岱地区与东北地区史前时期的玉器文化交流也有学者做过论述。如在类型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海岱地区的璧、环、连璧等应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也有学者进而提出上述两地区的小璧及连璧,很有可能均来自松花江和黑龙江地区。而对于辽东及胶东半岛地区均有发现的牙璧及锥形器,亦有学者做过详细探讨。在玉料方面,研究者指出海岱地区的部分玉料应来自辽宁岫岩地区。关于两地文化交流的路线问题,有学者主张是沿渤海湾的陆路交流为主,有学者认为是沿庙岛群岛的海路交流为主,有学者则认为存在沿庙岛群岛的海路以及渤海湾西侧的陆路两条交流通道。

本文拟以海岱地区邹城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文化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进而分析文化交流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一、野店璧环类玉器综合研究  

内容略。

         二、分析与讨论

经过上述对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此批器物总体特征并不属于典型的海岱地区玉器。关于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的总体特征,此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论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在系统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基础上提出了海岱系玉器的命名,并归纳出了海岱系玉器的基本特征。此后又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岱地区史前玉器进行过研究。迄今为止,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的总体特征已较为清晰,大体可归纳如下。从器类上看,装饰品及礼器类玉器较为流行,其中多孔钺、多孔刀、牙璧及牙璋等出现较早且非常有特色。从工艺角度而言,绿松石镶嵌工艺发达,镂空及减地阳线工艺较有特色,使用片切割工艺对大型玉料进行开料的技术比较发达。从纹饰角度来看,大多数玉器平素无纹,但也有兽面纹等风格显著的器物。在对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系统认识的基础之上,再来看野店遗址的这批玉器,发现其并非海岱地区的特有风格。按照文化因素分析法,其中很多因素应来自于海岱地区之外。

从器物尺寸而言,野店遗址所出单体玉环外径几乎均为2~5厘米。总体形态多为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正圆形较少,肉表面多见一至两周明显折线,内外边缘均呈薄刃状,剖面如柳叶形。具备如此特征的璧环类玉石器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辽西地区以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此前都有发现。比如黑龙江的小南山遗址、东翁根山一号遗址,吉林的腰井子遗址、聚宝山遗址,内蒙古的哈克遗址、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遗址,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Glazkovo)文化中多个遗址。但仔细区分,尚可将这些区域所出璧环类玉石器分为两个亚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以及贝加尔湖地区应属同一亚区,其总体特征为器体尺寸较小,多为3~7厘米,且肉身上无小孔,中孔形态也包括近圆形及不规则圆形两种。比如腰井子遗址所出的采∶090,为内外边缘较薄的形态,直径6.4厘米,中孔较圆,边缘可见打磨条痕,应是采用了与野店遗址第二种钻孔相同的方法完成。哈民忙哈遗址所出F37∶24,也为内、外缘较薄的形态,外径3.2厘米,中孔近圆,孔缘为盘状,可见明显的旋转痕,而不见打磨痕,其钻孔方式应与野店遗址第一种方法相同。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诸遗址中所出璧环类玉器,其个体尺寸均较大,大多在8厘米之上,且肉身上还多见1~3个小孔,中孔多近圆形,几乎不见不规则形。如牛河梁遗址N2Z1M1∶1,边缘锐薄,直径为12厘米,中孔近圆,肉身上可见一个对钻而成的小孔。其总体特征与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截然不同。

野店所出玉石璧环尺寸均较小,且肉身上也无小孔,中孔形态既有近圆形也有不规则状。总体特征与上述第一个亚区极为类似,而与辽西地区差异明显。而位于海岱地区北部的另一重要区域——辽东半岛地区的璧环类玉石器则出土较少,其总体特征与野店遗址的玉石璧环相差较大。

那么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是在何时,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而来呢?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先具体分析一下其所属的时代。如前文所述,野店遗址所出玉石璧环分属于10座墓葬,时代跨度为原报告的第二至五期,其中1座墓葬属于第二期,2座属于第三期,6座属于第四期,1座属于第五期。如果将野店遗址所出遗物放到整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范围内考察,则其第二期属于大汶口文化全部11段的第3段,即早期阶段的第二期,绝对年代应为距今5800~5600年,第三期绝对年代应为距今5600~5400年,第四期属于全部11段中的第6段,即中期阶段的第三期晚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5400~5200年。第五期属于11段中的最后一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4700~4600年。各期墓葬出土玉石璧环的数量,第二期出土1件,第三期出土4件,第四期出土41件,第五期则为1件。由墓葬具体分期来看,第二期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第三期及第四期均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第五期则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晚阶段。如此则看出,绝大多数璧环类玉石器发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年代大致为距今5600~5000年。

就世界范围来看,璧环类玉石器最早发源于贝加尔湖地区距今24000~23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马尔他遗址(Mal′ta)和布列契遗址(Buret′)都曾出土透闪石软玉小璧,其外缘呈不规则圆形,中孔很小,内外缘均较陡直。至公元前6千纪的基托伊文化(Kitoy)也出土过大理石质的璧。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白玉环玉质纯净,年代可能在距今8000年前。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第三期墓葬也出土了璧形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白玉环状饰比吉林、黑龙江地区稍晚,在距今7000~6000年前开始出现。如属于鲁德纳亚文化的俄罗斯滨海地区鬼门洞遗址曾发现璧形饰,遗址年代在距今6500年前。此外,哈巴罗夫斯克区沃兹涅谢诺夫卡遗址(Voznesenskoya)也出土了距今约6000年的白玉环。这些白玉环现藏于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民族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我们在博物馆中观察到其中12件标本,均为青白色至白色的软玉,直径1.5~3、厚0.2~0.3厘米,外缘不规整;中孔钻孔技术为两边研磨直至最后贯穿(图一六),这与野店遗址第三类钻孔方式如出一辙,而与中国东北以南地区习见的辘轳轴承管钻技术明显属于不同体系。沃兹涅谢诺夫卡遗址的玉环与野店遗址M22、M31、M47所出的部分玉石环在工艺和形态上均非常接近,应当存在密切的联系。



到了距今5500年前后,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文化也开始出现外缘呈刃状的玉璧。也正是在此时,此类器物开始逐渐往东南方向扩散,我国的东北地区、内蒙古、海岱地区甚至日本的北海道在距今5500~5000年的遗址中大范围出土此类器物当非偶然,这些区域的早期玉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条文化通道最迟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着超过两万多年的历史。末次冰期最盛期以后,叶尼塞河以东拥有楔形细石叶技术的狩猎人群向东急剧扩散,在距今20000年前后,全面渗透至远东地区及黑龙江流域,进而南下覆盖我国内蒙古、东北三省及朝鲜半岛。韩国垂杨介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主要类型均与东西伯利亚同时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贝加尔湖东入黑龙江流域进而继续向东南延伸直至海岱地区的文化通道由来已久,至于海岱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很可能是沿渤海湾从陆路进行的。其中大汶口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互动交流尤其值得关注。玉器文化,尤其是璧环类的扩散也很可能是经由这样的通道进行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璧环类玉器起源与传播的动因问题。如上文所提及,璧环类玉器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生计模式应属于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有学者也曾明确提出,玉器应起源于游动的采集和渔猎族群,并与原始萨满教或巫教信仰有关。基于此,我们认为玉料以及玉器加工技术的南传应该与采集渔猎族群的南下结合起来考虑,历史上游牧族群曾有过多次南迁,均与当时生态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但其南下向农业部族掠夺生活资源或进行贸易才是根本动因。距今6000~5000年,北方一度十分繁盛的玉器文化,如哈克文化、哈民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的生计模式都是以采集渔猎为主,这些采集渔猎部族向南与大汶口文化等农业部族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使用玉器或玉料与南部农业文明交换某些资源,如精美陶器及制作技术等。野店遗址所见的带有明显北方风格的璧环类玉器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传播而来。

最后我们尝试就璧环类器物材质的来源问题做一推论。如上文所述,野店遗址这批玉石器至少包含三种质地,即黄绿色至墨绿色软玉、青白色软玉以及蛇纹石。遍查相关地质文献可知,海岱地区并不出产软玉,而蛇纹石产区则有多处。距离野店遗址最近且近年仍在大规模开采的蛇纹石矿,即俗称的泰山玉,在文献中早有记载。野店遗址所出的蛇纹石环,经过拉曼光谱及密度检测,其未受沁部位含有较多黑色磁铁矿物颗粒,这是典型的泰山翠斑玉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测野店遗址的蛇纹石很可能来自于附近的泰山地区,即就近取材。此前我们还检测过莒县所出史前玉器,也发现有使用泰山玉的迹象,比如杭头遗址所出的扁琮及镯等。今后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玉器时,泰山玉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此外,黄绿色及墨绿色软玉应来自于辽宁岫岩地区,此前已有学者做过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是青白色的软玉,从其色系、光泽类型以及透明度来看,很可能来自吉林、黑龙江地区甚至贝加尔湖周围,学者们在研究牛河梁玉器时曾提出吉黑-贝加尔湖系玉料的概念,我们认为在目前尚未准确界定出吉黑地区以及贝加尔湖地区玉料的基础上,此概念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称谓。近些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辽西地区以及吉黑地区均有发现透闪石玉的报道,但这些新发现玉矿的特征尚未完全明晰,是否与史前玉器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无论是器形还是加工工艺均表现出独特面貌,与本地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缺乏明确的传承关系。同时,玉料材质也绝大多数非本地所出。其文化内涵反而是与海岱地区北部广大的东北亚地区存在密切联系。此类器物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贝加尔湖一带,至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向东南方向扩散,我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海岱地区乃至日本列岛均可见其踪迹,这条南北向通道可能是我国史前玉石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源头,或肇始于距今20000年前后的细石叶传播线路。

关于玉料与玉器工艺南传的动因问题,我们认为应当从采集渔猎族群与农业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探寻。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玉器并非源于农业社会,反而可能是萌芽于采集渔猎族群之中,而后随着采集渔猎族群的南下逐步传至农业部族。野店遗址璧环类玉器的兴盛恰可视为此历史大势的一个典型缩影。

附记:本次研究在观测实物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博物馆于秋伟主任以及周婀娜、周浩然的热心帮助,谨表谢忱。

(作者:王强、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原文刊于《考古》2018年第7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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