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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hinaHistory

中日韩三国基因构成分离时间及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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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7 13:06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国也有部分长得极像中国人的,几乎无法区分。曾遇见一车姓韩国人,看长相以为他是中国人,后来他说他的远祖是从中国来的
ptr123 发表于 2018-6-7 10:31
嗯,其实这两位挺像中国人。
发表于 2018-6-7 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62# kl_david_sun 华北长相
发表于 2018-6-7 15:30 | 显示全部楼层
认为江南类日的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既没有去过江南也没有去过日本,另外种眼瞎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即便这些明星里面(不晓得为啥爱拿明星来作为人群的代表,好看的人总归大同小异) ,依然可以看出中日的区别
类似于佐藤健,松本润这样的日本明星


普遍拥有明显的小而尖的唇型,难道很多华东人也长了小尖嘴么?

去过日本就知道了日本人相对于中国人最大特点是鼻梁更为高直,塌鼻概率较低,同时小而尖突的唇型的比例亦乎寻常的高
(其实就算没去过,多看看日剧也能发现这个规律)
发表于 2018-6-7 15: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野生嫦娥 于 2018-6-7 15:43 编辑

YTA6-hcmurvh7492608.jpg [img][/img]
这位像不像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白岩松,怀疑是M117,日本演员真岛秀和
发表于 2018-6-7 15: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kl_david_sun 于 2018-6-7 15:53 编辑
认为江南类日的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既没有去过江南也没有去过日本,另外种眼瞎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即便这些明星里面(不晓得为啥爱拿明星来作为人群的代表,好看的人总归大同小异) ,依然可以看出中日的区别 ...
joy 发表于 2018-6-7 15:30
不要极端,这两个我是一眼就知是日本人(其实第二个在南方部分地区有类似的)。但是不能否认还有些中日韩部分交集,确实无法一眼就能区分,特别是素颜的普通人。你说的这些理论常识大家早就知道了,但普通日本人你又见过多少?
发表于 2018-6-7 15:59 | 显示全部楼层
64# joy
1.我看日剧多年都没有发现你说的规律。
2.至于为什么拿明星,是因为明星的照片网上能搜到,普通人的照片我还真是找不到。
3.不可否认日本的部分人的长相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绝大多数不看气质,和中国人是区分不开的。
发表于 2018-6-7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个松本润,等他年纪大点,别化妆,然后穿的地味一点,我敢说他和广东广西那边人没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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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7 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看看这个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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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7 19: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的可能性大
发表于 2018-6-7 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参加一个韩国商会搞的活动,发现大约70%的韩国男人看脸和身材都很好分辨出来
发表于 2018-6-7 20:11 | 显示全部楼层
但感觉对韩国女人的分辨率远没有对韩国男人那么高
发表于 2018-6-7 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参加一个韩国商会搞的活动,发现大约70%的韩国男人看脸和身材都很好分辨出来
ptr123 发表于 2018-6-7 19:55
少数商界精英或政客有我以前说的东夷相,偏离东胡(通古斯)及华北,而接近中原甚至华东。
 楼主| 发表于 2018-6-10 20:48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西柳江人化石的发现对研究更新世晚期华南古代居民的人种特征有重要意义。吴汝康在报告中指出了柳江人头骨如下一些特征的结合:一种显示比现代人头骨原始的性质,如中颅略长的颅型,前囟点位置远较现代人靠后,上面低而宽,眶形宽矮。这些是世界各地发现的新人(即晚期智人)化石共有的特征。根据头骨的形态特征,颅盖高指数和前囱位指数,前囱角和额角等判断,柳江人为现代智人(即晚期智人)类型的早期代表,比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原始。

此外,柳江人头骨显示出一系列大人种性质,如头骨属中颅型,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凹,鼻根不深陷,梨状孔下缘有浅的鼻前窝,鼻棘很小,缺乏明显的犬齿窝,中等的上齿槽突领,上门齿舌面呈铲形等蒙古人种特征。因此说,柳江人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对柳江人的种属地位,雅基莫夫(B.fl.HMoB)指出柳江人头骨的一系列测量值决定它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切博克萨罗夫(H.H.qe Kca peB)认为柳江人同蒙古人古种的古代和现代南方地区类型特别接近。

斯图尔特(D.T.s tow art)也认为柳江人头骨在低的颅弯顶,眉晴,鼻和颚的形态上表现出“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颜誾(yín)在比较了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一些形态特征之后,指出柳江人的形态发展更接近蒙古人种的某些南亚类型。

他认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虽同属蒙古人种的形成阶段,但柳江人在形成阶段上较山顶洞人有进一步发展,如柳江人的眉弓较山顶洞人不那么突出,头形变短,鼻根趋于低矮,额部倾斜程度减小,颧宽、额宽减少,颚变窄变短,都更接近现代蒙古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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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自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8-6-17 08:1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51936/

Early Austronesians: Into and Out Of Taiwan

Am J Hum Genet. 2014 Mar 6; 94(3): 426–436.

Abstract

A Taiwan origin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 is well supported by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However, human genetic evidence is more controversial. Until now, there had been no ancient skeletal evidence of a potential Austronesian-speaking ancestor prior to the Taiwan Neolithic ∼6,000 years ago, and genetic studies have largely ignored the role of 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Formosans(台湾人). We address these issues via analysis of a complete mitochondrial DNA genome sequence of an ∼8,000-year-old skeleton from Liang Island (亮岛,located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and 550 mtDNA genome sequences from 8 aboriginal (highland) Formosan and 4 other Taiwanese groups. We show that the Liangdao(亮岛) Man mtDNA sequence is closest to Formosans, provides a link to southern China, and has the most ancestral haplogroup E sequence found among extant Austronesian speakers. Bayesian phylogenetic analysis allows us to reconstruct a history of early Austronesians arriving in Taiwan in the north ∼6,000 years ago, spreading rapidly to the south, and leaving Taiwan ∼4,000 years ago to spread throughout Island Southeast Asia, Madagascar, and Oceania.



Figure 5   Suggested Migration Route for Early Austronesians Into and Out of Taiwan and th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of Haplogroup E1

(A) Geographic regions in China of foxtail millet domestication (shaded,小米驯化) delimited by Nanzhuangtou, Cishan, and Yuezhuang(南庄头遗址,磁山遗址和月庄遗址), and of rice domestication(shaded,水稻驯化)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Shown are (1) early Austronesians in the Fuzhou region, (2) entry into north Taiwan, and (3) rapid north-south dispersal along the west coast and crop cultivation at Nanguanli.50 (4) One Austronesian language subgroup from Taiwan is ancestral to the Proto-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subgroup in the Philippines.

(B) Frequency of haplogroup E1 across Taiwan, Island Southeast Asia, Madagascar, and Near Oceania.
 楼主| 发表于 2018-6-26 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chinaxiaokang.com/wen ... 0180620/483645.html

山顶洞遗址的新年代和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2018-06-20 22:41:5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锋

【摘要】东亚尤其是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核心地区。20世纪初,众多学者前来中国寻找人类祖先的起源地。

      新闻背景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锋、陈福友、高星联合英、美学者,对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的年代进行了新的测定,新的碳十四年代研究显示,山顶洞主要文化层位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3万年,出土大量人类化石和装饰品层位的年代距今3.5万至3.8万年。

北京日报特约主要研究者谈谈与山顶洞遗址研究有关的那些事。

  周口店遗址与现代人起源的主要假说

东亚尤其是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核心地区。20世纪初,众多学者前来中国寻找人类祖先的起源地。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震动中外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叩开了东亚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大门。1921年,协助安特生考察化石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众多的动物化石;随后,他在周口店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化石。这一发现于1926年公诸于世,引起了国际古人类学界的密切关注。从1927年始,系统的发掘在周口店遗址陆续展开,一系列重要发现也随之而来。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1933年,裴文中等发掘了山顶洞遗址,发现了保存良好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装饰品等。

随着周口店直立人化石、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中国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中变得举足轻重。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南方古猿、能人、匠人等越来越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在非洲被发现,人类演化缺失的链条不断被修补,使得非洲成为早期人类化石记录最为完备和连续的地区,成为了人类起源研究的主要阵地。目前,学术界也基本达成了早期人属起源地在非洲的共识。

然而,我们当今人类最近共同祖先——现代人的起源仍在激烈的讨论中。1987年,三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的直接祖先都起源于非洲,他们迁出非洲后替代了欧亚大陆等地原先存在的本土古老型人群(如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等),这一假说被称为“近期出自非洲说”,也常被称为“夏娃假说”。而此前存在的另一假说——“多地区进化”假说则主张古人类地区进化的连续性,认为当今世界各地的人类与原先分布于亚、非、欧三大洲的早期智人乃至更早的直立人有着连续演化的关系。近30年来,两派学说各有阵营、争论不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化石形态和古DNA研究揭示出古老类型人类,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对当今人类的基因库有着一定程度的贡献,他们与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历史。于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20 世纪80年代便已提出的“同化”模式,出自非洲假说的“完全取代”模式基本被抛弃。

“同化假说”重视基因交流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同欧洲地区尼安德特人和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存在基因交流。这一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模式,但与之不同的是“同化假说”认为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仍是世界各地当今人类的主要直系祖先。近年来,一系列新的发现使得东亚在现代人起源这一问题研究上的重要性有所回温。特别是一些过渡类型人类化石(陕西大荔人、河南许昌人、辽宁金牛山人等)和中国南方距今7万至13万年的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促使学者不断思考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和扩散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山顶洞遗址的新年代和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山顶洞遗址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地点,自1933年发掘以来对东亚人类演化的讨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新智院士认为,山顶洞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蒙古人种特征,而与欧洲人种相差较远。而另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认为山顶洞人类化石与欧洲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具有相近的形态特征。此外,遗址发现时间较早,当时的发掘方法和测年技术皆有局限,发现人类化石和考古遗物的文化层年代存在较大争议,以往的年代研究结果落入了一个很大的范围(距今2.7万至1万年),采信不同的年代影响对山顶洞遗址文化遗物和人类化石的解释。

山顶洞遗址于1933年-1934年发掘,当时发现了大量的考古遗存,名噪一时,包括3具完整的人类头骨和大量肢骨化石、装饰品、红色赭石颜料和少量的石制品等。然而,不幸的是,当时出土的重要遗物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失,至今下落不明。幸运的是,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标本保存了下来,与之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标本上的编号和丰富的文字记录,这些信息为我们研究遗址的年代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选取了11件哺乳动物化石进行新的年代测定,测年样品来自3个主要文化层位。新的年代测定在牛津大学的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样品采用了“超滤”的实验室前处理方法。此种方法可以更为全面地去除“新碳”的干扰,得出的年代更能代表标本的真实年代。新的测年结果显示,取自文化层最上层的样品年代为距今3.3万年,可以基本确定洞穴文化堆积的最晚年龄;出土大量人类化石和装饰品的第四层,年代在距今3.5万至3.8万年。

虽然山顶洞遗址石制品的数量较少,但它是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中国唯一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和众多文化遗物共存的遗址,尤其是大量装饰品的存在为我们讨论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提供了启示。装饰品多被认为是人群识别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共享相同的装饰品类型预示着不同群体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山顶洞是中国目前出土装饰品最早的遗址,与欧亚大陆西部尤其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距今4.5万至4万年的装饰品在种类和形态上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如多以穿孔的鹿类和小型食肉类动物的犬齿作为装饰品、存在骨管和串珠装饰品等。据此,我们推测山顶洞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现代人人群有着更加紧密的文化联系。同时,有学者指出山顶洞的人类化石部分形态特征与欧洲早期现代人的特征类似。而发现于田园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古DNA研究也表明,他与古欧洲的某些人群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目前,结合多个方面的线索,我们认为山顶洞人很有可能是现代人自“北方路线”扩散的一个支系。

西伯利亚Ust'-Ishim的早期现代人距今约4.5万年,与欧洲发现的早期现代人遗存年代相当,这一方面表明“北线”的扩散晚于“南线”的扩散(距今13万至7万年);另一方面,北线扩散的现代人人群很可能在西亚地区一分为二,在大约同时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扩散,往西扩散的现代人到达了欧洲;而向东扩散的现代人途经中亚、西伯利亚,来到东亚,并在距今2万至1万年间到达北美洲。古DNA的研究提示我们,扩散过程中现代人并未完全替代当地的古人类,比如现代人与相近时代存在于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间便存在着复杂的基因交流。现代人“南线”与“北线”扩散的证据表明,现代人扩散的模式不是单一路径的迁徙,也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一个辐射性扩散及与当地人群融合的复杂过程。
 楼主| 发表于 2018-7-22 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8/06/11/020537974.shtml

阜新发现3500年前古灌渠

作者:郭平,2018-06-11 08:08   来源:辽宁日报  

褐陶四系壶高10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5厘米,泥质褐陶,直口、长径、鼓腹,腹施四系,平底,通体磨光,青铜时代出土文物。



  务欢池遗址发掘现场。

  由“高领”陶片确定出遗址

在考古界有句话,叫做“怕软不怕硬”,就是说石建筑在土层里比较容易鉴别,而土质遗迹鉴别则相当困难,全凭经验、眼力甚至是感觉。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务欢池古代灌溉水渠遗址正是深埋在土层当中,极其容易被忽视的古代遗迹。直到今天,这一遗址仍然是我国北方发现较早、较完整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

务欢池原名“勿欢池”,后来误作“务”。发现务欢池遗址的诱因是当地的闹德海水库需要修建引水工程。得知这一施工消息后,1991年6月,省考古所和阜新市文物部门立即调派人员到工程沿线进行调查。

当年考古人员在调查时发现了特征比较明显的夹砂陶片,陶片多为陶器颈部,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领”,由此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带有高台山文化特征的遗址,距今约3500年。

在阜新市博物馆,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胡健引领记者到青铜时代文物的展橱前,他指点记者进行分辨。通过陶器来判断其所存在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就简单多了:高台山文化类型的陶器特征明显——陶器有个“高领”,或者说“长脖颈”,就像动物界中的长颈鹿一样易于识别。

1991年10月,调查组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探复查,摸清了遗址的大体范围,进一步确认其文化性质应属于北方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类型,随即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

  3500年前的灌溉水渠工程复杂

研究员、曾任省考古队队长,现任省考古学会理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辛岩告诉记者:“我们最初还不知道那里有古代灌溉水渠,古灌渠是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

务欢池遗址位于阜新县职业高中所在地周围。遗址地势北高南低,北依阜新彰武公路,南临务欢池河,东西两侧为小支流河,务欢池河水向东北流约15公里汇入阜新县境内绕阳河。覆盖面积约12万平方米,遗址面积较大。不过初步勘探发现,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而且单一。

经勘探,考古人员可以确切知道,遗址内有青铜时代的墓葬。

胡健说:“务欢池遗址灌渠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们当年发掘时,发现墓地周边有人工开挖的沟坑遗留,最初以为是壕沟。”

在古代墓葬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古人为了防止洪水冲毁墓地而人工开挖的排水沟。但是在务欢池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渐渐否定了这一分析,因为沟坑遗留不仅仅分布在墓葬周围,还向远方延伸,虽然扩大了一些发掘面积,仍然没有找到尽头。

据介绍,在当年务欢池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发掘出17条沟类遗迹,总长约245米。从发掘出沟渠的分布格局看,发掘区域仅是其中的部分段落,纵横交错的沟渠仍向四周延伸。

这些沟渠是当年人工挖修成的,呈上宽下窄、两壁斜直的倒梯形,沟底为平底。从沟的宽窄、深度上分类,可分大型沟、中型沟和小型沟。它们又分东西、南北走向,沟与沟纵横交错,相互连通。沟与沟交汇处都呈喇叭口的形状。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部分沟渠的交汇处,考古人员发现了较深的圆形柱洞遗迹。

根据这些柱洞分析,这是古人在沟间设置的蓄水、排水设施。

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发掘区域的东北角,发现大型沟与几条中型沟的汇合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区。考古人员分析,这是大型沟与中型沟的水通过三角区汇合又分流。

我省已故考古学家孙守道当年是务欢池遗址发掘的首席专家。根据发掘与研究,他认为务欢池遗址的沟渠网络“最可能为灌溉稻田的水渠遗迹”。

  为水稻种植传播路径提供证据

因为务欢池遗址发掘出土了35座墓葬,并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饰品和铜环等,这为最终确定遗址年代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

据介绍,务欢池遗址墓葬中的器物及墓制与沈阳新民高台山文化内涵最为相同。从专业分析来看,两者之间都是土坑竖穴,单人侧身屈肢安葬。随葬陶器主要以高颈壶、高圈足钵为主,钵倒扣在壶上。同时,陶器都是手工制作,采用泥条盘筑、上下套接的方法。陶器圆球腹,竖桥状耳。大部分施有红陶衣,口沿一般内侧多有抹斜,壶颈部套接处有叠压堆纹带,堆纹带上饰有指压纹。

高台山文化距今3500年,据此可以推断务欢池遗址中的墓葬也属于这个年代。

由于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墓葬和沟渠之间的打破关系,不容易直接判断古灌渠的年代。

但是,当年考古人员清理古灌渠时,发现一部分遗物与墓葬中随葬品时代相同,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由此分析,是先有沟渠,然后才有墓葬的出现,两者属同一时代文化中的不同时期遗存,沟渠的年代稍早于墓葬,也就是早在3500多年前的夏末商初时代,那里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引水灌溉、播种水田的农业生产技术。

孙守道将务欢池遗址古灌渠同国内国际古代水稻种植的传播线路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发现将增加我国水稻种植传播路径。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稻作农业在我国向北传播路线,大致沿东、西两条路线北上。长江下游的东线,从长江下游地区出发,沿海岸线和近海北上,在距今7400年至64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到达连云港地区。在此后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线继续北上,到达山东日照、莒县及蓬莱一带。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稻作农业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传至辽东半岛的稻作农业,一部继续北上到达阜新地区;一部沿海岸线东进至朝鲜半岛,继而南下至日本列岛。
发表于 2018-7-25 08: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kl_david_sun 于 2018-7-25 08:43 编辑
中国人的可能性大
ptr123 发表于 2018-6-7 19:54
是山东临沂人。但我曾经接待过一个日本人(12年前了),居然跟他有八九成相似。另一个人同行的日本人,则有些接近东南亚人(但还是有区别)。这两位是日铁派出的人员,在我看来却没多少日本味道(气质、派头?),除了点头哈腰多一点以外,放在中国也不突兀。
 楼主| 发表于 2018-9-1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jkg.jlu.edu.cn/info/1062/2084.htm

陈全家教授带队再赴绥芬河流域进行旧石器考古联合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2018-05-10 12:48:50

2018年4月22—27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东宁市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的旧石器考古调查队再次对绥芬河流域及其支流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7处、石器近800件。主要调查区域为大绥芬河支流老黑山河沿岸地区、小绥芬河道河镇段沿岸、瑚布图河西岸和绥芬河东宁市区周围地带。本次考古调查人员主要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全家教授及两名硕士研究生,牡丹江市文管所杨枢通、东宁市文管所王贵明、宋吉富等7人。



                          旧石器调查现场

调查工作以奥维地图Google卫星混合图结合等高线图,仔细查看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筛选适于古人类生存并具备第四纪埋藏条件的河流阶地。并结合行政区划图和以往田野工作总结出的古代人喜欢依山傍水、背风向阳、临水而居的生活习性,确定了大绥芬河支流老黑山河沿岸地区、小绥芬河道河镇段沿岸和绥芬河东宁市区周围地带为重点的考察区域和数个极有可能留存有古代人活动遗迹的重点考察地点。在调查过程中,对出露较好的第四纪剖面进行观察,并选择合适的阶地进行详细的考古踏查工作,发现石制品后,分析埋藏条件及原生层位,记录地点的经纬度坐标、地理位置、地貌情况、地层情况等;视情况对遗址进行试掘,并根据所发现石器的原料和周边地表与河漫滩砾石的岩性做对比,分析石器原料的来源等。



                       石器发现场景

此次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7处(大绥芬河支流老黑山河沿岸8处,小绥芬河道河镇段沿岸4处,绥芬河东宁市区段5处,瑚布图河发现石器件数极少),采集到石制品近800件。多数地点位于老黑山河岸Ⅱ、Ⅲ级阶地上。采集到的石制品原料包括流纹岩、流纹斑岩、角岩、燧石、黑曜岩、石英岩、玄武岩、凝灰岩、霏细岩等;剥片技法有锤击和压制剥片,(包括特殊的“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石器类型丰富,有石核(包括普通石核、石叶石核、各种形状的细石叶石核、“勒瓦娄哇”石核和极少见的大型石叶石核)、石片(包括普通石片、石叶、细石叶和“勒瓦娄哇”石片)、一类工具(石锤)、二类工具和三类工具(两面器、各类刮削器、端刮器、尖刃器和薄刃斧等);修理方法有硬锤锤击修理和压制修理。



                       调查发现的部分石器

此次对绥芬河流域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收获远超去年,不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数量和石器数量都远超以往,而且首次发现了“勒瓦娄哇”龟背状向心剥片技术的存在,并采集到大量“勒瓦娄哇”龟背状向心剥片技术的旧石器标本,以及非常少见的大型石叶石核。根据剥片技术和石器组合判断时代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多数在距今1-2万年间,个别地点距今2-3万年间。这些遗存充分说明绥芬河流域及其支流附近非常适合古人居住,曾较长时间聚居过为数不少的远古人类。

此次考古调查为长白山地北段及黑龙江省东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也为东北亚旧石器考古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次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存在结合以往东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为系统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面貌提供了可能;随着后续研究工作的深入,将逐步深化对该地区在东北亚石器技术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对旧大陆东侧古人类的分布、迁徙和文化技术交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楼主| 发表于 2018-9-14 09:0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m.sohu.com/a/253668610_199807

海岱地区与东北亚史前玉器文化交流——以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为例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8-09-13 16:46
            
           前言

本文所称的东北亚泛指海岱文化区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包括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其以东的范围。

史前时期海岱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就已存在文化交流。诸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有益探讨,包括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陶器器形及纹饰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辽东半岛史前文化陶器与胶东半岛的关系,辽西地区与海岱地区宗教信仰及精神领域的交流,等等。也有学者针对北方地区特定遗址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中所出陶器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存在一定关联。

对于海岱地区与东北地区史前时期的玉器文化交流也有学者做过论述。如在类型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海岱地区的璧、环、连璧等应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也有学者进而提出上述两地区的小璧及连璧,很有可能均来自松花江和黑龙江地区。而对于辽东及胶东半岛地区均有发现的牙璧及锥形器,亦有学者做过详细探讨。在玉料方面,研究者指出海岱地区的部分玉料应来自辽宁岫岩地区。关于两地文化交流的路线问题,有学者主张是沿渤海湾的陆路交流为主,有学者认为是沿庙岛群岛的海路交流为主,有学者则认为存在沿庙岛群岛的海路以及渤海湾西侧的陆路两条交流通道。

本文拟以海岱地区邹城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文化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进而分析文化交流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一、野店璧环类玉器综合研究  

内容略。

         二、分析与讨论

经过上述对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此批器物总体特征并不属于典型的海岱地区玉器。关于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的总体特征,此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论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在系统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基础上提出了海岱系玉器的命名,并归纳出了海岱系玉器的基本特征。此后又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岱地区史前玉器进行过研究。迄今为止,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玉器的总体特征已较为清晰,大体可归纳如下。从器类上看,装饰品及礼器类玉器较为流行,其中多孔钺、多孔刀、牙璧及牙璋等出现较早且非常有特色。从工艺角度而言,绿松石镶嵌工艺发达,镂空及减地阳线工艺较有特色,使用片切割工艺对大型玉料进行开料的技术比较发达。从纹饰角度来看,大多数玉器平素无纹,但也有兽面纹等风格显著的器物。在对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系统认识的基础之上,再来看野店遗址的这批玉器,发现其并非海岱地区的特有风格。按照文化因素分析法,其中很多因素应来自于海岱地区之外。

从器物尺寸而言,野店遗址所出单体玉环外径几乎均为2~5厘米。总体形态多为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正圆形较少,肉表面多见一至两周明显折线,内外边缘均呈薄刃状,剖面如柳叶形。具备如此特征的璧环类玉石器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辽西地区以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此前都有发现。比如黑龙江的小南山遗址、东翁根山一号遗址,吉林的腰井子遗址、聚宝山遗址,内蒙古的哈克遗址、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遗址,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Glazkovo)文化中多个遗址。但仔细区分,尚可将这些区域所出璧环类玉石器分为两个亚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以及贝加尔湖地区应属同一亚区,其总体特征为器体尺寸较小,多为3~7厘米,且肉身上无小孔,中孔形态也包括近圆形及不规则圆形两种。比如腰井子遗址所出的采∶090,为内外边缘较薄的形态,直径6.4厘米,中孔较圆,边缘可见打磨条痕,应是采用了与野店遗址第二种钻孔相同的方法完成。哈民忙哈遗址所出F37∶24,也为内、外缘较薄的形态,外径3.2厘米,中孔近圆,孔缘为盘状,可见明显的旋转痕,而不见打磨痕,其钻孔方式应与野店遗址第一种方法相同。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诸遗址中所出璧环类玉器,其个体尺寸均较大,大多在8厘米之上,且肉身上还多见1~3个小孔,中孔多近圆形,几乎不见不规则形。如牛河梁遗址N2Z1M1∶1,边缘锐薄,直径为12厘米,中孔近圆,肉身上可见一个对钻而成的小孔。其总体特征与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截然不同。

野店所出玉石璧环尺寸均较小,且肉身上也无小孔,中孔形态既有近圆形也有不规则状。总体特征与上述第一个亚区极为类似,而与辽西地区差异明显。而位于海岱地区北部的另一重要区域——辽东半岛地区的璧环类玉石器则出土较少,其总体特征与野店遗址的玉石璧环相差较大。

那么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石器是在何时,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而来呢?在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先具体分析一下其所属的时代。如前文所述,野店遗址所出玉石璧环分属于10座墓葬,时代跨度为原报告的第二至五期,其中1座墓葬属于第二期,2座属于第三期,6座属于第四期,1座属于第五期。如果将野店遗址所出遗物放到整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范围内考察,则其第二期属于大汶口文化全部11段的第3段,即早期阶段的第二期,绝对年代应为距今5800~5600年,第三期绝对年代应为距今5600~5400年,第四期属于全部11段中的第6段,即中期阶段的第三期晚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5400~5200年。第五期属于11段中的最后一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4700~4600年。各期墓葬出土玉石璧环的数量,第二期出土1件,第三期出土4件,第四期出土41件,第五期则为1件。由墓葬具体分期来看,第二期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第三期及第四期均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第五期则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晚阶段。如此则看出,绝大多数璧环类玉石器发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年代大致为距今5600~5000年。

就世界范围来看,璧环类玉石器最早发源于贝加尔湖地区距今24000~23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马尔他遗址(Mal′ta)和布列契遗址(Buret′)都曾出土透闪石软玉小璧,其外缘呈不规则圆形,中孔很小,内外缘均较陡直。至公元前6千纪的基托伊文化(Kitoy)也出土过大理石质的璧。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白玉环玉质纯净,年代可能在距今8000年前。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第三期墓葬也出土了璧形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白玉环状饰比吉林、黑龙江地区稍晚,在距今7000~6000年前开始出现。如属于鲁德纳亚文化的俄罗斯滨海地区鬼门洞遗址曾发现璧形饰,遗址年代在距今6500年前。此外,哈巴罗夫斯克区沃兹涅谢诺夫卡遗址(Voznesenskoya)也出土了距今约6000年的白玉环。这些白玉环现藏于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民族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我们在博物馆中观察到其中12件标本,均为青白色至白色的软玉,直径1.5~3、厚0.2~0.3厘米,外缘不规整;中孔钻孔技术为两边研磨直至最后贯穿(图一六),这与野店遗址第三类钻孔方式如出一辙,而与中国东北以南地区习见的辘轳轴承管钻技术明显属于不同体系。沃兹涅谢诺夫卡遗址的玉环与野店遗址M22、M31、M47所出的部分玉石环在工艺和形态上均非常接近,应当存在密切的联系。



到了距今5500年前后,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文化也开始出现外缘呈刃状的玉璧。也正是在此时,此类器物开始逐渐往东南方向扩散,我国的东北地区、内蒙古、海岱地区甚至日本的北海道在距今5500~5000年的遗址中大范围出土此类器物当非偶然,这些区域的早期玉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条文化通道最迟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着超过两万多年的历史。末次冰期最盛期以后,叶尼塞河以东拥有楔形细石叶技术的狩猎人群向东急剧扩散,在距今20000年前后,全面渗透至远东地区及黑龙江流域,进而南下覆盖我国内蒙古、东北三省及朝鲜半岛。韩国垂杨介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主要类型均与东西伯利亚同时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贝加尔湖东入黑龙江流域进而继续向东南延伸直至海岱地区的文化通道由来已久,至于海岱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很可能是沿渤海湾从陆路进行的。其中大汶口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互动交流尤其值得关注。玉器文化,尤其是璧环类的扩散也很可能是经由这样的通道进行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璧环类玉器起源与传播的动因问题。如上文所提及,璧环类玉器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生计模式应属于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有学者也曾明确提出,玉器应起源于游动的采集和渔猎族群,并与原始萨满教或巫教信仰有关。基于此,我们认为玉料以及玉器加工技术的南传应该与采集渔猎族群的南下结合起来考虑,历史上游牧族群曾有过多次南迁,均与当时生态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但其南下向农业部族掠夺生活资源或进行贸易才是根本动因。距今6000~5000年,北方一度十分繁盛的玉器文化,如哈克文化、哈民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的生计模式都是以采集渔猎为主,这些采集渔猎部族向南与大汶口文化等农业部族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使用玉器或玉料与南部农业文明交换某些资源,如精美陶器及制作技术等。野店遗址所见的带有明显北方风格的璧环类玉器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传播而来。

最后我们尝试就璧环类器物材质的来源问题做一推论。如上文所述,野店遗址这批玉石器至少包含三种质地,即黄绿色至墨绿色软玉、青白色软玉以及蛇纹石。遍查相关地质文献可知,海岱地区并不出产软玉,而蛇纹石产区则有多处。距离野店遗址最近且近年仍在大规模开采的蛇纹石矿,即俗称的泰山玉,在文献中早有记载。野店遗址所出的蛇纹石环,经过拉曼光谱及密度检测,其未受沁部位含有较多黑色磁铁矿物颗粒,这是典型的泰山翠斑玉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测野店遗址的蛇纹石很可能来自于附近的泰山地区,即就近取材。此前我们还检测过莒县所出史前玉器,也发现有使用泰山玉的迹象,比如杭头遗址所出的扁琮及镯等。今后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玉器时,泰山玉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此外,黄绿色及墨绿色软玉应来自于辽宁岫岩地区,此前已有学者做过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是青白色的软玉,从其色系、光泽类型以及透明度来看,很可能来自吉林、黑龙江地区甚至贝加尔湖周围,学者们在研究牛河梁玉器时曾提出吉黑-贝加尔湖系玉料的概念,我们认为在目前尚未准确界定出吉黑地区以及贝加尔湖地区玉料的基础上,此概念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称谓。近些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辽西地区以及吉黑地区均有发现透闪石玉的报道,但这些新发现玉矿的特征尚未完全明晰,是否与史前玉器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野店遗址所出璧环类玉器无论是器形还是加工工艺均表现出独特面貌,与本地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缺乏明确的传承关系。同时,玉料材质也绝大多数非本地所出。其文化内涵反而是与海岱地区北部广大的东北亚地区存在密切联系。此类器物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贝加尔湖一带,至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向东南方向扩散,我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海岱地区乃至日本列岛均可见其踪迹,这条南北向通道可能是我国史前玉石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源头,或肇始于距今20000年前后的细石叶传播线路。

关于玉料与玉器工艺南传的动因问题,我们认为应当从采集渔猎族群与农业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探寻。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玉器并非源于农业社会,反而可能是萌芽于采集渔猎族群之中,而后随着采集渔猎族群的南下逐步传至农业部族。野店遗址璧环类玉器的兴盛恰可视为此历史大势的一个典型缩影。

附记:本次研究在观测实物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博物馆于秋伟主任以及周婀娜、周浩然的热心帮助,谨表谢忱。

(作者:王强、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原文刊于《考古》2018年第7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楼主| 发表于 2018-9-16 00: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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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农耕文明足迹开创乡村振兴新模式——第五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在内蒙古敖汉旗召开   2018年09月10日 16: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会场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齐泽垚)9月的敖汉,秋风阵阵,粟黍飘香。已传承8000年小米种植历史的敖汉人民又迎来了一个满载愉悦与希望的小米丰收年。9月8日,第五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召开,本次会议以“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与乡村振兴”为主题,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商业精英深入研讨敖汉8000年农耕文化的深厚底蕴,发掘其当代价值,探寻传承农业文化遗产、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作物协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赤峰市人民政府、北京新农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赤峰市文广新局、赤峰市农牧业局协办,敖汉旗人民政府承办。


                               会场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考古为敖汉旱作农业打上文化底色

早在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通过浮选法,获得了经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碳化籽粒,结合定居的村落、成熟的农耕用具、谷物加工用具,可以证实距今约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系统在敖汉旗境内已经形成。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粟黍碳化籽粒比中东欧地区早近2700年之久,敖汉地区可谓当之无愧的世界小米起源地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员常务副所长徐光冀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徐光冀研究员从事西辽河流域区域考古已逾60年。在此次会议上他对敖汉地区作为粟黍的起源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粟和黍的出现标志着史前时期农业文明的产生,农业的产生才可以使人类过上定居的生活,定居产生以后才会有社会的发展进步,并最终产生国家。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从农耕文明的产生开始的。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在诸多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于饮食考古方面尤有建树。在此次会议中,他强调,从世界范围来看,诸多文明的起源都与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玛雅文明与玉米关系密切,两河流域的文明与大麦、小麦息息相关。中国北方的文明则与粟黍的关系密切。古代游牧民族也需要吃粮食,农耕与游牧的对立与融合,在很多时候是围绕粮食展开的,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根就是小米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认为,农作物与地区文明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发现,大型的城址、祭坛、水利工程等构筑规模巨大的工程,其背后一定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社会生产能力,尤其是强大农业生产能力的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实施十年后,于去年成功结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从考古学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距今约8000年前的小米的产生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曾主持过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兴隆洼文化8000年碳化粟黍籽粒的发掘者、见证者与研究者。他在“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与文明起源”的报告中谈到,从东西方位来看,敖汉旗位于亚欧大陆的东方,从南北方位来看,敖汉旗位于亚欧大陆的东方的中部地区,是文明交流交汇的聚集点,这为原产于中国的粟黍向西方和南部地区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而这种传播已经越来越被当今的考古学研究所证实。敖汉旗史前文化遗址分布密集,除了出土距今8000年的粟黍碳化籽粒外,还相继发现了玉猪龙、玉玦、祭坛等于农事相关的文明礼仪的遗迹、遗物,可见敖汉地区的史前旱作农业系统历史悠长。

  敖汉旱作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日益突出

敖汉旗旱作农业以小米为龙头,至今已经延续8000年。由于敖汉地处于中国干旱地区,特殊的土壤、日照、雨水条件造就了敖汉地区的黄金苗、毛毛谷、小红谷等特色品种。在敖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代代的敖汉人在此生息繁衍,将小米种植、传承、传播的事业延续了8000年。由于敖汉小米历史底蕴深厚、营养丰富、口感极佳,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批准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旗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2013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农业部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副主任卡洛琳·珍妮·莱格罗斯女士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副主任卡洛琳·珍妮·莱格罗斯女士在发言时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除饥饿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愿同世界各国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积极开展合作,以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景——一个零饥饿的世界。每年粮食计划署为全球80多个国家的8000多万人提供紧急粮食救援,并与社区一道改善人们营养,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气候变化给人类粮食安全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生产粮食。相对于其他旱作农业而言,敖汉旗的旱作农业系统是一种更合理的农业耕作模式,希望这种方式能够得到升级并推广到其他地方。经过7000多年的不断探寻与改进,该地区的人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农业之路,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持续下一个7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敖汉小米为小农生产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敖汉旱作农业体系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巨大的典范,应与世界积极分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闵庆文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闵庆文研究员作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报告。他指出,就农业到生态、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系统,包括传统的物种、传统生产技术、景观等综合内容。农业文化遗产不是落后的。100年前一位美国科学家发现了美国农业的不可持续的现象就到中国进行学习,而今中国农业的发展进步也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这迫切需要我们从自身进行学习,发掘传统农业的精华,认识传统农业的价值。农耕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文化遗产地,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探索出一条经济发展、生态保育与文化传承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为世界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贡献出中国方案。

  开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乡村振兴新模式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曾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物质根基。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将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生存之道,转化为富民强国、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是值得思考和践行的时代命题。


     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新农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学家王岽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新农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学家王岽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等角度介绍了个人对于金融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看法。他说,中国具有8000余年的小米种植史,其现代价值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发掘、研究。在当今社会,金融在各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在今后敖汉的小米产业发展中,应着重发挥金融的融合、共享作用,通过强有力的基础建设、小米发展等纽带让所有的小米产业相关者能够参与进来,共同助推敖汉乡村振兴。


  敖汉旗政府旗长于宝君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敖汉旗政府旗长于宝君在发言时谈到,2014—2017年,敖汉旗委、旗政府分别以小米起源、产业发展、绿色有机、品牌和贸易为主题,连续承办了四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敖汉小米立足文化、品牌、资源优势,已经成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风向标”、富民强旗产业的“主力军”。


        赤峰市政协副主席、敖汉旗委书记邱文博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赤峰市政协副主席、敖汉旗委书记邱文博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敖汉旗小米产业在助推当地产业升级,帮助农民脱贫增收,实现敖汉旗乡村振兴的具体做法。他说,农业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敖汉旗深入落实党中央精神,立足于双遗产的优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与产业振兴相结合,紧紧牵住产业扶贫的牛鼻子,大力发展小米种养循环经济,推动三产融合发展,使小米成为贫困群众致富的主导产业,让土里长出致富的“软黄金”;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与文化振兴相结合,着力打造农耕文化的发扬点、民族文化的传播点、农业效益的增长点、区域经济的促进点,重点讲好一粒米的故事;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振兴相结合,将生产系统保护、资源的持续利用贯穿于农业绿色发展之中;推动小米产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与人才振兴相结合,加快农村人才体系建设,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小米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让科技创新点燃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活振兴相结合,加快敖汉小米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提高农民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增值收效,让农民端稳致富达小康的“金饭碗”。

近年来,敖汉旗委、旗政府全力保护和发展敖汉农业文化遗产,通过不懈地努力逐步构建了新时代敖汉小米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如今敖汉小米登上了敖汉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为稳步实现敖汉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贡献着8000年的执着与坚韧。可以说,敖汉旗沿着农耕文明足迹开创的乡村振兴新模式正日益成熟。


                     合影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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