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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说岳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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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2:大体上,良渚文化陶鬶的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陶鬶的出土数量还很有限,对于陶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环太湖地区发现的实足鬶与袋足鬶应分别从本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寻找源头,袋足鬶颈部存在由长颈向矮颈演化的趋势。另一种则认为陶鬶起源于山东、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实足鬶是接受花厅实足鬶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性变体;袋足鬶可以分为长颈卷叶流袋足鬶与矮颈卷叶流袋足鬶,前者出现年代较早,是大汶口文化陶鬶向南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地方性变体,后者出现年代较晚,是龙山早期阶段出现的一种地方型式,这两种袋足鬶之间没有递嬗关系;良渚文化的陶鬶因为源自不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同时代文化,因此各阶段陶鬶形态差别较大(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对良渚文化陶鬶的来源认识不同,但对陶鬶演变序列的推定是一致的,都认为长颈袋足鬶早于矮颈袋足鬶。而这种对陶鬶演变序列的推定,一个重要的依据是钱山漾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虽然日后的资料证实这个数据不准确,而且以此数据为基础的陶器排序也不正确,但在当时,这个数据无疑成为对陶鬶演变序列共识的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16:23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上钱山漾遗址的碳十四测年例子,说明碳十四虽然是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但绝不能把它当成唯一的检视研究结论的手段!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16:34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3: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良渚文化遗址大量面世的时期,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良渚文化材料逐渐积累,客观上为研究者系统地进行良渚文化分期研究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良渚文化分期研究有了重要进展。虽然各家分期结果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已经比较明朗,区别主要存在于对个别单位的年代认定上。

但是这一时期各家有关良渚文化的分期结果对建立陶鬶的演化序列帮助却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在于良渚文化陶鬶出土环境的特殊性。在现有的发现中,陶鬶基本出土于居住遗址,而当时良渚文化发表最多的是墓葬资料,而且由于墓葬资料可以提供比较准确的叠压打破关系及陶器组合,自然也成为建立分期的基本依据。而遗址材料在当时仍属稀缺资源,因此人们对陶鬶的认识呈现众说纷纭的状态。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实足鬶与袋足鬶的关系的认识和袋足鬶演化方向的判断两个方面。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17:03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4:归纳起来,本阶段学界对良渚文化实足鬶与袋足鬶相互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实足鬶与袋足鬶应该从本区考古学文化中各自寻找源头(陈国庆《良渚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第二种认为实足鬶与袋足鬶是受黄河下游地区陶鬶发展影响的结果,实足鬶与袋足鬶之间具有演化关系(A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B栾丰实《论大汶口文化和松泽、良渚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三种认为实足鬶是接受黄河下游地区陶鬶影响的产物,袋足鬶则是由本地考古学文化中的相关器物发展而来的,并伴随良渚文化的北渐从太湖地区传向黄河下游地区(黄宜佩《陶鬶起源探讨》,《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关于袋足鬶的演化趋势,尽管仍有学者坚持颈部由长变矮的意见(黄宜佩 1997),但多数学者已开始持相反的观点(A朱乃诚《关于良渚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B朔知《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除此两种主要观点外,也有学者对良渚文化袋足鬶做了更为细致的类型学分析(李新伟《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考古集刊·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但结合相应的分期结果,我们很难从中看出袋足鬶的演化过程。
 楼主| 发表于 2018-6-4 07:48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5: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伴有袋足鬶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存及后继考古学文化材料的发现与辨识,为明确良渚文化袋足鬶的演化方向提供了佐证。浙西南好川墓地材料的发表,使研究者发现这里的文化遗存与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袋足鬶的形态而言,与环太湖地区发现陶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根据报告对好川墓地的分期研究,袋足鬶经历了颈部由矮变高,口部逐渐捏合最后呈管状流的演变过程,证实了前一阶段关于良渚文化袋足鬶颈部由矮变高这一认识的正确性。稍晚,广富林、庙前等遗址的发掘也都提供了长颈袋足鬶晚于矮颈袋足鬶的层位关系,更进一步确认了良渚文化袋足鬶的演化方向。这一现象促使学者们开始以袋足鬶的研究为切入点,以其演变序列为参考来重新认识良渚文化晚期阶段的遗存内涵,进而判定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及与后续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6-4 08:50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6:关于由此“进而判定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及与后续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有宋健《良渚文化年代之讨论》(《故宫学术集刊》第二十三卷第二期)、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杨晶《关于良渚文化晚期较晚阶段的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翟杨《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的重新认识》(《东方考古(第3期),科学出版社,2006年》)。

目前,良渚文化袋足鬶的研究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学者已经达成一些共识,如良渚文化陶鬶的形态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区别于周边考古学文化中见到的陶鬶;其颈部演化趋势是由矮变高等。然而学界对良渚文化陶鬶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一、起源,这个问题还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实足鬶的起源,一个是袋足鬶的起源。实足鬶是由本区崧泽文化的相关文化因素发展而来,还是受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实足鬶影响的产物,袋足鬶是本地考古学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大汶口文化袋足鬶向南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变体。二、实足鬶与袋足鬶始见于良渚文化的哪一阶段,二者在时间上存在怎样的关系。三、实足鬶与袋足鬶之间是否存在形态上的递嬗关系等。为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拟在收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以良渚文化陶鬶的层位关系为依据,尝试建立起良渚文化陶鬶的发展演变序列,并就良渚文化陶鬶的渊源、流向和年代下限略作探讨。
 楼主| 发表于 2018-6-4 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7:出土遗物表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曾经发生过密切的交流。在这两支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考古学文化中,实足鬶的出现年代都早于袋足鬶,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实足鬶数量少,分布零散,演变序列不清楚;相反,大汶口文化中实足鬶出现年代早,分布范围广,发展序列清晰。将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的实足鬶进行比对,除A型实足鬶之外,良渚文化中的多数实足鬶都可以在大汶口文化中见到原型。

特有的造型反映出A型实足鬶的功能用途区别于其他实足鬶。无论是大汶口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未见与此相类似的实足鬶,目前还难以解决其渊源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6-4 15:46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月光和李伊萍的观点

8:良渚文化消亡之后,钱山漾文化兴起。作为一支新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长颈袋足鬶是由良渚文化最晚期阶段的袋足鬶发展而来的,长颈是其主要特点,可以广富林遗址H128:76为代表。在更晚阶段的广富林文化中已经很难见到具有本地特征的陶鬶,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原地区王油坊类型遗存的袋足鬶。

作为良渚文化的后续者,钱山漾文化的起始时间就是良渚文化的终止年代,良渚文化袋足鬶的年代下限即以钱山漾文化袋足鬶的出现为止。

良渚文化的袋足鬶出现在良渚文化的晚期,其来源尚不清楚,其中的Ba型袋足鬶与大汶口文化的地瓜鬶在器形结构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只是目前的资料尚无法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山时代”是严文明提出的,岳石文化也是严文明提出的。

严文明的《东夷文化的探索》(1989年第9期《文物》),这篇论文的写作时间距今仿佛很遥远了,但是其中的大多数观点仍未过时。所以,这篇论文值得一抄!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08: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点

1: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探讨东夷文化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因为在往后的发展中,南蛮、西戎、北狄都有分化,有些被华夏—汉族所融合同化,有些则演变为后来乃至现代的少数民族。只有东夷早在战国末年就已完全被华夏族融合或同化,此后即不再有东夷的名称,更无所谓东夷族或东夷文化了。

太史公在编撰其历史巨著《史记》时,已无法对东夷的历史进行专门而系统的阐述,直到刘宋范晔编《后汉书》时,主要根据现已亡佚的古本《竹书记年》,其中保存了不少重要史料。当时东夷的后裔早已与华夏等族融为统一的汉人或华人。人们不能仍称其为东夷,遂错把东北地区、朝鲜和日本的古代民族称为东夷。实际上后三者与前者并无族源关系。除《东夷传》所引古本《竹书记年》外,散见于先秦古籍的东夷资料还有一些,但多是只鳞片爪,语焉不详。单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研究东夷文化显然是不够的,因而对于实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就显得重要而迫切。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点

2:我们从1979年起以胶东为主,并在山东其它地方展开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其中有些是同兄弟单位合作进行的。我们之所以特别注意胶东,主要是想了解在山东大部分地区被商周势力占据之后,已沦为“齐东野人”的东夷族的基本文化特征。它应该比那些已被华夏族所同化的原为东夷族的文化更单纯和富有特色,因而在考古学遗存中比较容易识别。

在确认这种较单纯的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可以甄别那些原先属于东夷,而后被商周势力所统治的那些地方的东夷文化的残迹及其追溯东夷文化的始原及其发展谱系。通过近十年的工作,我们对东夷文化各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线索虽已有初步了解,但由于工作还在进行,许多问题还来不及研究,这里只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点

3:东夷文化的始原

根据文献记载,夷名始见于夏代。但作为一种文化,其始原应植根于更早的史前时期。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我曾提出分布于山东和江苏北部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都应当是远古夷人的文化。同年草就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后通过胶东及山东其它地方的考古工作,这一认识更加明确起来。

现在知道,胶东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自成体系的。各阶段的代表性遗存是白石村一期——邱家庄一期——北庄一期——北庄二期——杨家圈一期——杨家圈二期、三期。从文化内涵分析,各阶段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表现在陶器上的突出特征是自始至终以素面为主,古朴典雅而不尚华丽。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鼎、钵(豆)、壶、罐,从北庄一期起有鬶。胶东青铜文化继承了这些传统,陶器同样以素面为主,器物组合上以甗代鬶,陶鼎多为铜鼎所代替,而豆、壶、罐等一直是主要器物。既然胶东青铜文化是东夷文化(详见后述),作为它的直接前身的胶东史前文化当然就是东夷祖先的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09: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点

4:东夷文化的始原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就可以看出,胶东史前文化不过是山东和苏北徐海地区史前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间的一个子系统。

山东和苏北徐海地区,在地理上统称山东丘陵,是一个以泰沂山系为中心,包括周围小块平原和胶东丘陵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它的北、东和东南部环海,形成半岛,西部和西北部为黄河下游地带,黄河到此水流平缓,大量泥沙随之淤积起来,故极易泛滥和改道,成为山东和中原地区之间的严重阻隔。南部的淮河则又把徐海地区同江淮平原分离开来。这样相对独立而稳定的地理条件,使得当地的史前文化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性格,自成发展体系。它同邻境的史前文化只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山东西部紧邻中原,文化上的中原地区似应包括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山东和中原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就很不相同,并且各自有独立的发展体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0: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
5:东夷文化的始原

对于山东和中原的史前文化,这里不妨作一最简单的比较:

(1):从北辛文化到龙山文化,山东的陶器一直以素面或表面磨光为主,少数有纹饰的陶器也多是局部性装饰,喜用弦纹、刻划纹和镂孔,而很少拍印纹饰,总体风格显得素雅精巧。中原陶器多满身饰拍印纹,开始是绳纹和线纹,以后又加了篮纹和方格纹,彩陶也比山东发达,故总体风格显得华丽而稍带粗犷。

(2):山东史前陶器以鼎、豆、壶、罐、鬶为大宗,先后还有觚形杯、漏器、背水壶、高柄杯、大口尊、环足盆等很有特色的器物,除壶、罐外,多不见或少见中原地区。而中原多见的小口尖底瓶、甑、灶、鬲、斝、双腹盆等则不见或少见于山东地区。

(3):山东石器制作较为精良,以扁平穿孔石斧、棱角分明且多厚大于宽的锛和凿、横剖面呈菱形的石镞较富特色;中原常见有肩石铲、长方形或两侧带缺口的石刀和三棱形石镞。磁山文化中的带齿石镰、乳状足石磨盘和仰韶文化中的大量陶刀更是罕见于山东地区。

(4):山东史前文化的居民有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如被发文身、黑齿墨脸、拔侧门牙、口含小珠、身佩玄龟、手执獐牙、枕骨变形、衣服左衽、杀人祭社等、其中有些是考古发现,有些只见于文献记载,有些既见于文献记载又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这同中原史前居民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

(5):山东史前居民(如属大汶口文化者)和中原史前居民(如属仰韶文化者)的体质特征虽都接近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仍有不少差别。例如前者面部较宽,梨状孔稍窄,后者反是。前者呈中鼻型,后者有阔鼻倾向。前者男子平均身高1.72米,后者仅1.68米。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3:48 | 显示全部楼层
现知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后李文化。关于山东地区的史前居民,现在的研究表明,应有来自中原的裴李岗—贾湖文化的人群。比如,汶泗流域的北辛文化的形成。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2009年第2期《中原文物》):

裴李岗文化的聚落,贾湖遗址有5万平方米,新郑唐户遗址更是达30万平方米。贾湖墓葬随葬不少制作精致的骨镞、骨笛、骨板、骨叉形器、绿松石饰品,还有随葬獐牙、龟甲、猪下颌骨的习俗,有的龟甲内装小石子或骨针,有的龟甲上有刻符。其后期最大的墓葬中随葬的特殊器物似乎与军权、礼制无涉,也不见得与贫富分化有关,却有浓郁的宗教意味,让人联想到卜筮乐医兼通的巫觋形象。宗教色彩浓重的贾湖聚落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的宗教中心和精神重镇。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4:10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2009年第2期《中原文物》):

裴李岗文化没落后,但其因素却较多见于海岱地区。海岱地区原本分布着和裴李岗文化基本同时的后李文化,至公元前5400年或稍后则转变为北辛文化。以山东滕州北辛、汶上东贾柏和泰安大汶口第一期遗存为代表。栾丰实明确指出:“裴李岗文化是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实际上,可能正是在裴李岗文化部分人群东向迁徙的背景下,才促成了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的转变。至于裴李岗文化因素同样见于附近淮北的安徽濉溪石山子一期类遗存,那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2009年第2期《中原文物》):

鲁中南、苏北的汶泗流域进入大汶口文化早期以后,墓葬中常见随葬龟甲、獐牙等的习俗,使人不得不将其与早先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相联系,甚至二者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十分接近。而汶泗流域早期大汶口文化又主要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接受龙虬庄文化强烈北向影响而形成。目前在龙虬庄和北辛文化墓葬均未发现随葬龟甲、獐牙的习俗,则贾湖类型这类习俗和早期大汶口文化之间的联系,还当有其他途径。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4:21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拥《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2010年第4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4:50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拥《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2010年第4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本文认为,从物质遗存看,北辛文化接近于地理上较远的裴李岗文化,疏远于地理上较近的后李文化。由此推测,北辛文化是外来文化异地移植的结果。北辛文化房址的大小悬殊,以及炊器的以鼎代釜,暗示着物质文明水平较低的考古学文化,可能一度征服物质水平较高的考古学文化。

北辛文化是新石器中晚期黄河下游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300—6300年,遗址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的西南侧,延伸到泰沂山系南北各地。

作为这一地区出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后李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在其映衬下,北辛文化的异域色彩非常浓厚,因而显然不是直接承袭于前者。本文选取两种典型的物质遗存——房址和陶鼎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北辛文化与裴李岗文化以及后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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