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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说岳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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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拥《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2010年第4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从新石器中晚期的社会经济角度看,房址面积的大小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反映,大小差别的悬殊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从布局原理看,只有方形或长方形的房址平面才能形成有序的连排组合,当房址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时,则不大可能依据物质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一般而言,面积较大的房址比较小的更加进步;方形或长方形的房址比圆形或葫芦形的更加进步;有序排列的布局比散点状的分布更加进步。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5:19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拥《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2010年第4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在黄河下游新石器时期,最初的陶器中没有鼎或与鼎类似的三足器。在后李文化中,陶器90%以上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较少,基本不见三足器,陶器种类单调,釜的数量超过三分之二。后李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陶釜。

鼎是北辛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可是在其早期遗存中,迄今并没有发现鼎。这恰恰反映了这一地区鼎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其内在原因可能在于,黄河下游的文化领导权从后李人手中被裴李岗人逐步夺走。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拥《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2010年第4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看,釜和鼎在烹调史上的出现有着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同分布;进一步说,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釜自始至终无足轻重,而鼎却从初期的实用炊具逐渐演进为晚期象征国家政权的抽象礼器。梳理8000多年来中国几大区域文明的兴衰起落,甚至可以认为,在大多时间里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发明、改进和使用鼎的强势文明。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5:49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拥《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2010年第4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距今约7300年前,在黄河中游,一度兴盛的裴李岗文化终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彩陶而为人瞩目的仰韶文化。然而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与先前的裴李岗文化相比,后起的仰韶文化基本摒弃了鼎这一典型陶器。在仰韶文化各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最具代表性。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中还有鼎的身影,但已退化为釜形。半坡类型陶器中的鼎则完全销声匿迹。这一事实暗示我们,裴李岗文化聚落中的原住民可能大部分都已向外迁徙,顺流而下的地点正是北辛文化聚落所在的泰沂山系西南;在此以后,新来的民众与少数留在原地的裴李岗人一起,共同创造出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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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鼎的发展演变,韩建业有一篇论文有相关论述。

韩建业《简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发展演变》(2015年第1期《考古》)。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简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发展演变》(2015年第1期《考古》)。

鼎称得上是早期中国第一器。夏商周三代都以铜鼎作为礼器之核心,西周时期并形成“用鼎制度”。

陶鼎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发明。陶鼎最早见于河南舞阳贾湖第4段所代表的裴李岗文化早期末段,绝对年代约公元前6200年。鼎为泥条手制,凿形矮足,有罐形、盆形之分。在贾湖第1—3段出土大量陶支架脚,垫在罐、盆下用于烹饪。同时期的磁山文化等很多文化都有类似现象,但唯独裴李岗文化将二者结合而完成鼎这一伟大发明。约公元前5500—前5000年,在淮河中游地区出现深受裴李岗文化晚期影响而产生的双墩文化,其锥足罐形鼎、钵形鼎应分别与裴李岗文化罐形、盆形鼎有关。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16:16 | 显示全部楼层
裴李岗文化人群迁徙除了向东以外,还有一支向西迁徙,学者认为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就是裴李岗文化向西迁徙的第一站。

袁广阔《关于裴李岗文化一支西迁的几个问题》(1994年第3期《华夏考古》)。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7:51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广阔《关于裴李岗文化一支西迁的几个问题》(1994年第3期《华夏考古》):

古史或传说中的迁徙,在考古学上是一种文化的地域内出现另一种文化面貌,这种外来的文化面貌因受揭露面积、保存情况的限制,考古界一般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

古人迁徙一般是因休耕或自然灾害或部落间的战争而进行的。休耕迁徙的距离不会太远,其时间也不长。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迁徙的时间要长,距离也要远得多。其迁徙一般应沿河流而迁。在外迁过程中因受山脉、河流的阻隔,甚至还会遇到一些土著部落的抵御,故其迁徙有两个特点:一是方向不明确,迁徙的目的是为了躲避灾难,寻求一个适合自身生存的地方;二是流动不定,在迁徙途中要糊口,就要边走边采集、狩猎,甚至加工一些必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当他们定居下来后仍要保留一些原有的风俗习惯,但一些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因环境的改变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若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于一块地域时,则会吸收一些文化,同时他们带去的文化也会对当地产生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8:03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广阔《关于裴李岗文化一支西迁的几个问题》(1994年第3期《华夏考古》):

裴李岗文化是沿汉水先迁入汉中再迁入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当是裴李岗文化向西迁徙的第一站。下王岗类型是那些没有继续西迁的裴李岗文化留下来发展的结果。因源于同一种文化,故下王岗类型与汉中的龙岗寺遗址的半坡类型文化有着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

除沿汉水西迁外,裴李岗文化的另一支可能还沿黄河西迁,如在山西芮城东庄村也发现一些裴李岗文化的因素。严文明认为其前身是裴李岗类型。这支文化可能受到关中东部强大的白家文化的抵御,无法向关中发展,而落脚于山西南部。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8:36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2009年第2期《中原文物》):

渭河和汉水上游地区的白家文化,以前曾被称为老官台文化,以陕西临潼白家村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存为代表。该文化可以明确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白家村、大地湾一期为代表,三足罐多为直腹筒形;晚期以西山坪二期为代表,三足罐多弧腹。白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900—前5000年之间,仅相当于裴李岗文化后期偏晚。白家文化聚落大者不过1万—2万平方米,其社会发展程度明显低于裴李岗文化。

白家文化早期的圜底钵、三足钵、圈足钵、深腹罐等主要陶器都可在裴李岗文化中找到原型。两者均流行仰身直肢葬且都有合葬墓,都有瓮棺葬。更为有趣的是,白家文化也有随葬獐牙和猪下颌骨的习俗,如白家村M2墓主人手执獐牙,大地湾M15、M208在墓主人胸前置猪下颌骨。由于渭河流域和汉水流域并无更早的文化迹象,白家文化的初始年代又比裴李岗文化晚1000年左右,因此有理由推测,白家文化可能为裴李岗文化西向扩展并与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8:45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广阔和韩建业关于老官台文化和白家文化的内涵划分是不一样的。

袁广阔认为“裴李岗文化远比老官台文化先进,而与关中地区的半坡类型文化存在许多共性。但半坡类型与老官台文化相比差距要大得多,半坡类型文化仅仅靠继承老官台文化是不可能如此发达的,以它与裴李岗文化的共性分析,半坡类型的产生与裴李岗文化有关。”

不过,如方拥所言“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中还有鼎的身影,但已退化为釜形。半坡类型陶器中的鼎则完全销声匿迹。”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2003年第6期《考古》):

在此我们想作一点简单的个案研究。我们先关注一下三足器。半坡人是绝对拒绝使用三足器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半坡人中断了黄河中游史前居民用鼎的传统。如果从这个角度认识,半坡的这个传统应当来自关中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不是它的东方,因为东方及关中都有使用三足器的传统,前仰韶时期的白家人、裴李岗人、磁山人、北辛人,都大量制作和使用三足器。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9:06 | 显示全部楼层
继续抄严文明的《东夷文化的探索》(1989年第9期《文物》)。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

6:东夷文化的始原

山东北面是辽阔的东北地区。东北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留下了许多遗址,到新石器时代也已形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从新乐下层文化、昂昂溪、新开流到小珠山的三层文化,乃至内蒙古东部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在陶器上的总体特征是数量较少、类型简单、纹饰单调,以筒形平底罐为基本形制,常饰压划纹和篦点纹。由于东北纬度较高,气候较寒冷,铁岭以北生产仍以采集、狩猎为主,多细石器;铁岭以南虽有农业,也远不如黄河流域发达。

山东同东北史前文化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相互邻近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尤以二者之间的长山半岛和庙岛列岛最为明显。虽然两地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其主导方向是由南向北,影响范围不超过辽东半岛,所以东北自始至终仍然是一个独立文化区,那里的史前文化同山东的差别远大于山东同中原的差别,其居民当然不可能属于东夷族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6-7 08: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

7:东夷文化的始原

山东史前文化区以南的淮河流域,至今只做了很少的考古工作,那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还不十分清楚。从江苏淮安青莲岗出土的遗物来看,有不少与徐海地区同期遗存接近。安徽萧县花甲寺、河南郸城段寨和商水章华台等处都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存。根据初步调查,河南周口地区即有大汶口文化遗址25处。段寨一号墓女性死者已拔除上侧门齿,表明她应属东夷族系。周口烟草公司仓库遗址也发现拔侧门齿和枕骨变形的现象。不过这个地方同时有一些仰韶文化因素。到龙山时代,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表现得更为明显。看来这一地区远古文化和居民族系变化较大,不象山东本部相对稳定一些。再往南,在安徽南部有薛家岗文化,在江苏、浙江则是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系统,与山东文化区的差别就更大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山东史前文化区的范围同山东丘陵的自然地理区划是基本相合的,与东夷活动的范围也是基本相合的,山东史前文化同周围史前文化的关系也是明确的。所以我们认定山东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至于其南部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虽因考古工作不足而还有若干不清楚的地方,但仅从现有资料也可看出它同山东史前文化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似可构成一个文化亚区或亚系统。在往后的发展中,这里成为淮夷的主要活动领域。
 楼主| 发表于 2018-6-7 09: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

8:东夷文化的始原

前面谈到,胶东史前文化的各阶段是一脉相承、自成系统的。类似的情况在泰沂山系以北的潍淄流域、以南的沂沭流域和西南的汶泗流域都可看到,并不是胶东一地的现象。例如汶泗流域最早是北辛文化,接着是大汶口各期文化,最后是尹家城类型的龙山文化。潍淄流域相当于北辛文化的有桃园遗址,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有呈子一期和景芝一期遗存,往后是姚官庄等类型的龙山文化遗存。沂沭流域较早的遗存与青莲岗十分接近,或可称为青莲岗类型。其后又经历刘林类型、花厅类型与陵阳河类型,最后发展为两城镇类型的龙山文化。这种情况,首先与地理因素有关。因为山东的水系大体都是以泰沂山脉为中心向周围扩散的,各水系遂称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区,从而有利于各区史前文化相对独立的发展。

另一方面,各小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当密切的,共同的因素相当突出,从而构成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各小区史前文化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由于胶东地理位置较为特殊,那里史前文化的地方色彩也浓一些,但在谱系上仍只能算是山东史前文化的一个子系统。
 楼主| 发表于 2018-6-7 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严文明的观

9:东夷文化的始原

在古史传说中,东夷的先祖有太昊和少昊两个集团,还可能有蚩尤的九黎集团。关于少昊的传说较多。《左传·定公四年》讲述周初封鲁于曲阜的事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知少昊虚就在曲阜。史传少昊嬴姓,嬴或作盈。《汉书·地理志》在东海郡郯县下说:“郯故国,少昊后,盈姓。”地在今郯城县。在城阳郡莒县下说:“故国,盈姓┅┅少昊后。”地在今莒县。少昊集团中司寇的爽鸠氏,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晏婴的话说曾居于临淄。故少昊集团及其后人实已遍布汶泗、沂沭、潍淄流域各小区。

太昊集团活动的地方似略偏西偏南。《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昊之虚也。”地在今河南淮阳县,太昊的后人多居山东西南。《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说:“任、宿、须句、颛叟,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太皞即太昊,任在今山东济宁,宿在东平县,须句在东平县东,颛叟在费县西北。假定这些记载不误,太昊的时代就应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因为只有这时大汶口文化才分布到淮阳一带。而太昊的后人既多在山东,说明有北迁的趋势。
 楼主| 发表于 2018-6-7 14:52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左传·昭公十七年》看,作为少昊族裔,春秋末叶的郯子尚且对其远祖之事如数家珍。而《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人灭江,但是数千里之外的秦国的反应是:“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举丧可谓备极哀隆!

一个小小的且地处偏远的江国与独霸西戎的秦国有何干系而致其君举哀如此?因为江与秦系出同族,俱为嬴姓。看来,至迟在春秋时,各诸侯国对自己氏姓所出是非常清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6-7 15:57 | 显示全部楼层
《史记·秦本纪》:“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商王太戊是著名的商代圣王之一,在甲骨卜辞中属于“六大示”之一。秦本纪说的是秦的先祖曾被太戊卜选为御手,太戊还以其女妻之。这成为秦人兴盛的一个重要起点。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而清华简《系年》:“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圄,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由此看,秦人与商人颇心志相通!
 楼主| 发表于 2018-6-8 0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8-6-8 08:41 编辑

严文明的观点

10:东夷文化的始原

蚩尤的地望,据《逸周书·尝麦解》说:“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这段话说明,蚩尤原起于少昊之虚即曲阜一带,后来向北向西发展,才与华夏族的黄帝相遇,被黄帝杀之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谈到这次战事,地在“冀州之野”,故中冀可能指冀州中部,地当今河北省中部。《汉书·地理志》说:“蚩尤祠在西北涑上。”涑上当为济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蚩尤冢在今东平,而骨髀葬于今巨野,也略可证明蚩尤是向西北发展的。

黄帝与蚩尤之战,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在黄帝一方还有炎帝。《盐铁论·结和篇》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不知何据。其中两峄当即两皞或昊。假如真有所本,则蚩尤一方还有太昊、少昊。这是华夏族系同东夷族系的一次大斗争,在考古学遗存上则表现为两大史前文化体系的激烈碰撞。山东西部与河北、河南交接地带新石器文化往往受到东西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应是这一历史实际的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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