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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说岳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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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08:31 | 显示全部楼层
庞小霞的观点

1:公元前2000年前后,岳石文化在海岱地区代替龙山文化而出现,其持续约400多年,大体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及二里岗文化时代相当。岳石文化是一支青铜时代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岳石文化和之前的山东龙山文化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大反差,而且似乎透漏出岳石文化发生了“衰变”。这种衰变已被学界所指出,并对产生衰变的原因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在学界不同的意见中笔者认为近年一些学者将这种“衰变”现象和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结合起来进行的深层次探讨值得重视(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的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岳石文化的出现的确改变了海岱地区的文化格局和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没有继承龙山文化的繁荣而再创辉煌并首先在此地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国家,相反其被纳人到以中原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对岳石文化的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其衰变原因进行宏观、系统的分析,同时也表明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及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模式和机制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岳石文化衰变的原因进行新探讨。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8-5-22 09:52 编辑

庞小霞的观点

2:两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剖析

在考察学界以往关于岳石文化衰变原因的研究时,笔者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身首先要弄清楚。岳石文化衰变原因的分析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何龙山文化晚期如此繁荣的文化突然就变成了岳石文化这种看似落后的文化。换言之,就是考察发生这种“衰变”的突变原因。其二,为何岳石文化存在时间约400年,并没有一个发展的繁盛期,似乎—直比较稳定。换言之,我们要探讨其呈现出这种相对落后的文化面貌的长期原因。

关于岳石文化衰变原因学术界除了洪水说、气候变寒说还有另外两种解释。其—,认为经济繁荣和人口膨胀使岳石文化的制陶业向实用性和通俗性转变从而总体看起来呈现衰变(王富强:《关于岳石文化陶器“骤变”原因的探讨》,《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然而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岳石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不仅比龙山文化吋期大大减少,而且也大大少于其后的商文化遗址,这已经被在山东各地区进行的众多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证实。岳石文化遗址的减少、聚落规模的缩小表明这个时期相对于之前的龙山文化人口应是减少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庞小霞的观点

3:两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剖析

近年对史前人口进行研究的学者指出,山东省人口数量在龙山时代晚期为161.4万人,二里头时代仅为34万人。就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龙山时代的人口数量远远高于其后的二里头时代(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处具体数据有待商榷,但人口明显减少情况应是可信。未与龙山文化进行对比而盲目的根据岳石遗址的分布就得出人口增加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

至于岳石文化的经济繁荣一说,笔者认为判断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准学界看法不一,加之岳石文化提供的材料使得对其进行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困难较大,目前对此只能暂且搁置。但是进入文献记载以来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繁荣发展了,社会物质产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其日用品是朝着质量好、品种全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反之。我们承认岳石文化的制陶传统发生了转变后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文化就真的大大退步了,但是将这种转变归结为经济繁荣和人口增加,与目前的考古实际是不符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0:09 | 显示全部楼层
庞小霞的观点

4:两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剖析

其二,认为新兴产业特别是冶铜业的出现是导致岳石文化衰变的主要原因(聂新民:《山东龙山文化部分石器玉器制作工艺的探讨》,《史前研究》1988年增刊)。岳石文化目前和龙山时期相比尽管发现不少青铜器,但是都是小件制品且多属于工具类,形制简单,多为单面范铸,技术具有原始性。

考古发现中日常工具主体是石器,日用品则以陶器为主,所以据发现的十几件青铜器很难推出青铜业在当时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恰相反制陶业和石器加工业在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的青铜业是在商代大放异彩之时也没有导致制陶业的衰退并进而使一个文化消退,即使是与之大体同时的二里头文化有着较为先进的铸铜业仍未出现如此情况,因而这种观点比较牵强。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0:43 | 显示全部楼层
庞小霞的观点

5:自然环境因素是岳石文化衰变的直接原因

环境考古显示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一次气温降低事件和大洪水(a.吴文祥、刘东升:《4000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第21卷第5期,2001年;b.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ka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第23卷第6期,2003年;c.孔昭寰等:《中国北方全新世大暖期植物群的古气候波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在山东地区大致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早期这个时间段内同样表现出气候冷凉。气候冷凉导致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较大改变,特别是对于鲁东南和鲁中南的稻作农业区的影响更大,最终造成海岱文化衰落(方辉:《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文史哲》2003年第3期)。但是关于降温持续的时间及环境是否是导致文化衰变的主要原因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发表于 2018-5-22 13:08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赞的资料汇总,对研究山东地区考古文化非常有帮助。
因为最近在思考“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对应的父系人群”,有个问题想请教。从现代人的数据中能发现山东地区在龙山时期有过快速发展的至少有东西两拨(父系不同)人群,这个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层面中可否有类似的对应?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赞的资料汇总,对研究山东地区考古文化非常有帮助。
因为最近在思考“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对应的父系人群”,有个问题想请教。从现代人的数据中能发现山东地区在龙山时期有过快速发展的至少有东西两拨(父系不同) ...
风虎云龙 发表于 2018-5-22 13:08
谢谢风版!

其实这个问题我应当请教您,山东龙山至少可分五个类型:两城镇类型在鲁东南;胶东类型在胶东半岛;姚官庄类型在鲁北潍、瀰河流域;城子崖类型在鲁西北;尹家城类型在鲁中南。有时我想,考古学上的各个类型是否为同一文化体下的不同人群,比如先商从南到北的辉卫类型、漳河类型、保北类型,现在学者们认为辉卫类型应是韦族,或称辉卫文化;保北类型是有易氏,或称下岳各庄文化。那么,山东龙山的各类型是否也存在此种情况?

从聚落数量看,从山东龙山到岳石,山东东部比在山东西部的人口下降幅度更大。鲁东南的两城镇的聚落等级是很高的,但是在山东龙山晚期这个地方的人口下降的很厉害。而泰沂山北部的冲积平原上的城子崖、丁公、桐林和边线王四个城址仍在从事海盐生产,如出土很多的“盔形器”。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6:49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赞的资料汇总,对研究山东地区考古文化非常有帮助。
因为最近在思考“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对应的父系人群”,有个问题想请教。从现代人的数据中能发现山东地区在龙山时期有过快速发展的至少有东西两拨(父系不同) ...
风虎云龙 发表于 2018-5-22 13:08
风版看看下面的资料是否有用: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约公元前2500年,鲁东沿海和潍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最早发展为龙山文化,以胶州三里河、日照东海峪、临沂大范庄、潍坊鲁家口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为代表。稍后龙山文化扩展至鲁中南地区,以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一至三段、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一至四段、邹平丁公龙山文化一至三段遗存为代表,再后扩展至山东全境至于江苏北部。

龙山文化的鼎、鬶、豆、深腹罐、蛋壳高柄杯、筒腹杯、折腹壶、平底盆、匜等主体陶器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只是制作更加精整且形态发生了细微变化,大汶口文化的背壶、瓶、尊等则基本消失。鼎既有罐形也有盆形,由凿形足或铲形足变为鸟首形足;甗足由鸟首形足变为袋足;鬶颈腹比较分明,罐最宽处多在上腹,平底盆多斜腹较浅;高柄杯杯口越来越大,贯耳越来越流行,出现鸟首形足甗、三环足盘、圈足盘、瓦足或圈足盆、罍、盒,以及云雷纹、兽面纹等。”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约公元前2200年进入龙山后期,以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四至六段、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五段遗存为代表,鼎足逐渐变为侧装三角形,甗袋足实足跟越来越明显,鬶颈腹不很分明,罐最宽处多在中腹,平底盆多近直腹较深,出现折壁器盖,子母口器、假圈足器显著增多,受中原龙山文化影响出现鬲。

龙山文化扩展至鲁西北地区,以茌平尚庄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受后冈二期文化影响而有双腹盆、罐形斝,常见篮纹、方格纹、绳纹等。龙山文化玉器有钺、刀、璋、璇玑(牙璧)、联璧、镯、冠饰、鸟等,璋为新出,有的镶嵌绿松石,或刻划兽面纹,还有石钺、双孔石刀。三里河、杨家圈、尧王城、大范庄等遗址发现铜锥、铜条、铜块等。龙山文化可分为五六个地方类型。”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3:“龙山文化聚落分化显著,被认为至少存在四个级别。发现章丘城子崖、临淄桐林、邹平丁公、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五莲丹土、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连云港藤花落等多处夯土城垣遗址或中心聚落,以其为中心大致形成若干聚落群。其中鲁北桐林城内灰坑中出土大小相次的“列甗”,地位特殊,城外环绕着八个“卫星”聚落。鲁东南有两城镇和尧王城两个中心聚落,两城镇发现精美玉器,尧王城城墙基部铺垫石块,发现八九米见方宗教建筑的夯土台基。

房屋有半地穴、地面式和台基式三种,方形或圆形,多为单间,也有连间排房。墙体多为木骨泥墙,也有夯土墙和土坯墙。地面和墙裙涂抹白灰的做法可能来自后冈二期文化。墓地多为有一二十座墓葬的小型墓地,墓葬基本都是竖穴土坑墓,多仰身直肢葬,以随葬陶器为主,仍有以獐牙和猪下颌骨随葬的习俗。”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7:40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4:“龙山文化在规模、随葬品质量和数量方面有显著等级差异。其中最高等级的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的大墓,有二层台、棺椁和放置随葬品的边箱和脚箱,棺椁彩绘,随葬蛋壳黑陶杯等大量精美陶器,以及镶嵌绿松石的玉冠饰、四孔玉刀、玉笄、鳄鱼鳞板(鼍鼓)。

龙山文化的工具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基本相同,石器有磨制精整的斧、锛、凿、镢、铲、镰、刀、镞等,镢、铲、镰、刀等农业工具的比例比大汶口文化高,也有不少蚌刀。三里河、尧王城、庄里西等遗址出土碳化稻粒,杨家圈遗址见稻谷印痕,两城镇、教场铺、胶州赵家庄等遗址发现碳化小麦。这些发现说明龙山文化为粟作、稻作和麦作农业并存。家畜饲养以猪最多,其次为狗,姚官庄、景阳冈遗址发现家羊。磨制石、骨镞种类和数量都显著增多,有横剖面三角形、菱形等多种,龙山晚期出现细石器镞,还有鱼鳔、鱼钩、矛、网坠、纺轮等,说明狩猎捕捞仍占有一定地位。新出建筑工具石抹子。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尤其是蛋壳陶技术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玉器雕镂细致入微。”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7:48 | 显示全部楼层
孙波《再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2007年文物出版社《古代文明》第6卷)(韩建业引):

“大汶口文化晚期鲁东南地区突然涌现出很多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如胶州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莒县陵阳河、莒县大朱家村等,这些新来的人群少受传统的束缚,富于创新,终于最早完成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蜕变,并进而影响到龙山文化的形成。”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朱继平《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2007年第11期《社会科学》):

“这一姜姓集团本为当地土著,其历史可追溯至夏代,时与进入山东的姒姓夏人相争,┅┅姜姓绝大部分分布于泰山以北;其次,太昊风姓集团主要分布于鲁西南及相邻地区,而少昊偃姓与嬴姓集团则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及沂、沭流域。”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8:14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其第三章“家户生计和家户仪式”论及了大汶口和山东龙山的“宴饮仪式”;其第五章又论及了大汶口与山东龙山的“社区墓葬形态”。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

1:宴饮是对食物和/或饮料进行团体性消费的一种特定仪式活动。作为一种竞争权力的策略,许多宴饮活动都是由社会上层人员举办的。其目的是拉拢追随者、建立联盟以及在当地和整个地区内树立威望。

这一社会活动盛行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复杂社会中,其基本功能是创立或维系重要的社会关系。对于主办者来说,举行宴饮有许多好处,包括调度人力,在社会集团内部或社会集团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投入剩余产品获得利润、建立政治性权力,以及沟通与神灵或祖先的联系并借此规范社会集团间的关系结构

。因目的的差别,宴饮可分为两种:一是建立联盟和合作的宴饮;二是竞争社会身份或获取政治地位的有经济利益的宴饮。但这种划分更多的是为分析的方便,实际的宴饮活动并不能严格地被这样区分开来。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

2:┅┅我们的第二个个案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安徽尉迟寺遗址。遗址中发现有50多间房址,分为9组成排布列。每组中都至少有一间房屋的居住面上出土特别多的与饮食有关的器物。房址F33(17.43平方米)居住面上有68件炊器、食器、饮器和贮藏器,以及15件男性和女性使用的工具。工具中有4件陶拍,表明陶器制造是家户生产的一部分。两性使用的工具和全套陶器的共存显示该房址是属于一个家庭的。

大量与饮食有关的器物明显超出了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器物中有20件炊器,包括18件鼎、1件甑和1件大口瓮(或称大口尊)。其中大口瓮是较少见的器物。
 楼主| 发表于 2018-5-22 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

3:大口瓮是大汶口文化最大型的器物,但发现的数量少。许多大口瓮上有刻划图案符号,表明这种器物有特殊的功能。根据最近的一项对尉迟寺和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大口瓮的产地研究,一件尉迟寺大口瓮的陶土成分与陵阳河大口瓮陶土成分相似。两个遗址相距300多公里。目前还不能对这一结果作出确切解读,但这很可能说明大口瓮具有的某种特殊功能把尉迟寺和远方区域联系了起来。

尉迟寺遗址的房址中只发现了5件大口瓮,口径在30.5—45厘米之间,高度在60—65厘米之间。F33中的大口瓮内有一件鼎,鼎内有烧过的动物骨骼。在山东莒县发现的一件大口瓮内壁有一层厚灰痕。这些现象表明大口瓮可能被用来在特殊场合制作特殊食物。因此,F33似乎拥有一套可供经常举行宴饮的陶器组合。因为F33并不是遗址中唯一出土大量与饮食有关器物的房址,可以推测当时社会中有多个亲属集团参与竞争性宴饮(参见第四章)。
 楼主| 发表于 2018-5-23 08:14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

4:第三个例子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该遗址发现有8座第二期的半地穴式房址,多数被大量红烧土覆盖。这些红烧土可能是房顶和墙壁倒塌的遗存。居住面上发现许多陶器、工具及不完整的人骨架。如房址F204(面积20平方米)的居住面上有两具不完整的儿童骨架和92件遗物。遗物包括76件陶器、15件工具和1件石环。多数工具集中成两组,分布在居住面的西北和西南部,种类有石锛、凿、镞、制陶工具和陶/石纺轮。根据该遗址的墓葬资料,镞为男性工具,纺轮为女性工具。上述两组中男性和女性工具并存。与尉迟寺遗址F33相同,F204中也发现有制陶工具陶拍,表明居住其中的家户成员制造陶器。

76件陶器中包括炊器、食器和贮藏器。其中炊器13件,包括12件鼎和1件甗。与尉迟寺F33相似,F204居住面上的遗物显示该房屋中居住着一个家庭,但大量的陶器显然又超过了一个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尹家城遗址保存较好的房址内的陶器数量差别很大,20—76件不等,F204是拥有陶器最多的一座房址。因此F204很有可能是一处社会上层人员的居址,而且经常举行宴饮。
 楼主| 发表于 2018-5-23 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

5:这些个案研究清楚地揭示出宴饮活动在新石器时代不断发展的证据。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复杂社会中一样,宴饮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复杂社会中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它可以帮助建立社会关系,并为主办者提供赚取威望和社会地位的机会。

大汶口和龙山时期拥有大量与饮食相关器物的居址的出现,表明宴饮活动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被强化。这在大汶口和龙山时代的墓地中也有反映。资料显示,葬礼中宴饮活动的攀比竞争在该时期日趋激烈。耐人寻味的是,尉迟寺F33和尹家城F204两座遗物丰富的房址中都有制陶工具出土。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即社会上层家庭与手工业生产的关系。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中讨论。
 楼主| 发表于 2018-5-23 1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

6: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展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旋律。这两个以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为特征的文化展示出与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墓葬形态。

对分布在山东、江苏和安徽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前2600年)遗址的发掘提供了整个黄河流域最早的墓葬等级分化的证据。大汶口遗址为其中的典型遗址。20世纪70年代的几次发掘中,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墓葬56座,这些墓葬又分为三段,大体成排布局,聚集成三组(A、B、C)。

第一阶段的墓葬(公元前4100年—前4000年)面积小,随葬品很少。第二阶段的墓葬(公元前4000—前3800年)有了一些变化,少数墓葬随葬品达到67—97件(包括陶器、工具、个人装饰品及猪下颌骨),大多数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分布在A组中。第三阶段(公元前3800—前3700)大墓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两座大墓成为A组墓葬的核心。其中一座大墓M2005有二层台,出土106件随葬品,另一座墓主为青少年的大墓M2007有45件随葬品,而附近的两座小墓则根本没有随葬品。

对第二、三阶段的46座墓葬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墓葬的面积为0.42—8.21平方米不等,随葬品为0—106件不等,这两种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比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要大。女性墓和男性墓相比面积明显较小,随葬品也相对较小。所有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变分系数值也比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要高。墓葬形态的变化显示出该聚落在四百年中产生墓葬等级分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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