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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岳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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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9 15: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岳石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继承者,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下限已进入夏纪年,蛋壳黑陶在山东龙山文化的晚期已自行消失,并不涉及岳石文化。
若岳石文化是征服者的文化,那么文化遗存要么呈现岳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混合”的现象,要么这两种文化在某个时空条件下会出现“对峙”,但是这两种情形目前均没有发现,出现的总是具有明确地叠压打破现象——这个现象表明岳石文化北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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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08:51 | 显示全部楼层
先说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吧!

蛋壳黑陶杯很可能就是饮酒器,这种陶杯,通常厚不到1毫米。如果要用个词形容蛋壳黑陶杯,说“精美绝伦”不为过,况且这是距离现今如此遥远的年代制作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酿酒的历史不如丝织物和漆器的制作那样清楚。一般认为,至少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就知道酿酒了,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的高柄杯都应当是饮酒器。到铜石并用时代酒器做得更精致了,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良渚文化中的某些黑陶杯和漆觯、漆杯等都可能是酒器。如果这个判断不至大谬,则龙山时代饮酒的风气较前一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张忠培、严文明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09:0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著《中国远古时代》(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是“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其第5分节是“轮制陶器的流行”,我们看看蛋壳黑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09:26 | 显示全部楼层
说山东龙山文化的人群制造蛋壳黑陶之前,先看一下岳石文化的人群:

“赵海涛先生以《从出土遗物看岳石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为题,介绍了其研究成果,他认为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南关外遗址、小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岳石文化特征的遗存。这些岳石文化的遗物在中原地区的夏商都邑遗址中从二里头二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均有发现。在二里头遗址中,岳石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宫城以外,宫城内的多见于手工业地点或与下七垣特征的遗物伴出。郑州商城则在内城城墙之外,近旁也多有手工业作坊。这些现象暗示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的岳石人群多具有手工业技术。小双桥遗址的岳石文化遗存则多发现在祭祀区,且绝大多数是非实用的石器,可能有一定的信仰意义。赵海涛认为,这些岳石文化遗存,相较于山东地区而言,皆是经过改造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纯正的岳石文化遗存,这与与海岱地区有明显差别。而且,从陶器微量元素显示,带有岳石文化风格的陶器,与占大宗的本地陶器成分结构极为相似。”
————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考古视野中的早商文化与先商文化论坛(2015年11月29日)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09:4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1:轮制陶器的流行

龙山时代制陶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泛使用快轮拉坯;二是陶窑结构的改进。

陶轮又称陶车或陶钧,是一个圆盘形工作台,中轴插入地下套管,用手摇或脚踏使其转动。陶轮早在仰韶时代便已出现,那时制坯的方法主要是泥条盘筑,做大件器物时利用陶轮可以避免陶工来回转动,画彩时也有许多方便,那种陶轮一般称为慢轮。龙山时代则是利用陶轮的快速转动直接拉坯,一件器物几秒钟就拉出来了,加上必要的修理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劳动生产率比慢轮上用泥条盘筑法生产要提高许多倍。

尽管至今没有发现当时使用的陶轮,但若观察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制造痕迹,再与现代陶器上的制造痕迹进行对比,就能一目了然。大凡用快轮拉坯制造出来的陶器(即通常所说的轮制陶器),总是器身正圆,胎壁厚薄均匀,里外有许多旋转时留下的同心周线。有的器物表面因打磨光亮而不见同心周线,里面总还是非常清晰的。制坯完成,一般要用细绳割下,此时轮子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所以割下的痕迹总是偏心螺旋纹。凡具有以上特征的,即可肯定是轮制陶器。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09:5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2:轮制陶器的流行

这样的轮制陶器在仰韶文化后期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遗存中已发现有极少的标本,而到龙山时代则大量出现。不过即使在龙山时代,各地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大致说来,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轮制技术最为发达,差不多所有陶器都是轮制的。

即使是最不便于轮制的陶鬶,也往往分段轮旋制出颈部和袋足部再结合起来。其他许多较复杂的器物如小口高领罐、蛋壳黑陶杯、豆、圈足盘、双鼻壶等也都是分段轮制然后粘接起来的,碗、盆、杯等简单器物则一次拉坯即成。器物的附件如流、把、鼻、足、耳等不便轮制的部分,往往先手制或模制,然后粘接到器身上去(图3-22)。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0:30 | 显示全部楼层
说起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这是一种重要的器物,也是一种造型相当复杂的器物。

“鬹式盉在龙山时期虽已产生,然并不多见,尚未成为代表性器类,但至二里头文化,这类器物却大放异彩,成为该文化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能否随葬盉,已成为区分墓主人身份地位高低的一个显著标志。”
————井中伟和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2016年科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0: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陶鬶,卜工认为:

“陶寺遗址有三个时期的遗存,至少存在两种以上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唐尧的地望史无争议,该遗址大型墓葬为代表的陶寺早期遗存最为重要,文化特征也最为鲜明,那就是釜形斝确系该文化领军的标型器,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最辉煌和最晚的阶段。庙底沟二期文化与东方的关系极其密切,釜形斝受东方大汶口文化晚期陶鬶的影响而产生。这种推测与尧来自东方,后封于唐地的记载文化。
再说石峁遗址的陶鬲,石峁古城早期遗存和陶寺中期均以双鋬耳袋足陶鬲为文化的排头兵,是土生土长的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其山前地带的土著遗存,非帝尧、更非黄帝之遗存,其源流与走向《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许伟,《文物》1989年第4期)曾有详论,这类遗存与先商文化渊源极深,但始终坚守自身传统。陶寺中期只是其南面的支系。”
————卜工2015年12月2日《光明日报》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1:1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陶鬶,卜工《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1990年第2期《文物》):

“目前可以断定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直接前身和主要来源是西王村Ⅲ期遗存。后者很少见到釜灶, 但大量口沿加厚、腹贴附加堆纹的夹砂罐似乎与灶的配套使用有所联系, 若然, 釜灶可能不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所独有的器物, 而同夹砂罐一样是从仰韶时期延续下来的。鼎在晋南的出现始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从其形态来看不外乎折腹和圆腹两类,它们与泰沂地区大汶口文化系统的同类器物完全一致的事实, 可证这两种形态的鼎均来自泰沂地区。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斝的来源, 就已知资料分析, 尚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 但从现有的资料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河南禹县谷水河Ⅲ期的高领罐形鼎与庙底沟二期较早的斝形态酷似, 特别是它上部素面磨光, 下半部较为粗糙, 也与后来斝的这种特点相同。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 谷水河Ⅲ期已经存在着空足三足器——鬶。而禹县谷水河Ⅲ期与西王村Ⅲ期年代相若, 早于斝出现的年代。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的斝足上部内聚, 与谷水河Ⅲ期鬶足的形态非常相似。据此可以推断: 斝很可能是在鬶的直接影响下,对象谷水河Ⅲ期那种高领罐形鼎加以改造而产生的。这种创造要首先归功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居民。他们的体质特征与“ 接近东亚蒙古人种” 的大汶口文化系统的居民相似,同时又具有接近“ 蒙古人种的现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 的仰韶文化居民的特点 。这种情况与文化结构分析的认识交验互证, 可以说明庙底沟二期文化是东方大汶口文化系统与陕晋豫地区半坡四期遗存长期碰撞、频繁交流、逐步融合的结晶。”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1:24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陶鬶,卜工《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1990年第2期《文物》):

“庙底沟二期文化虽然在晋南消失, 但它并没有就此而消踪匿迹, 河南西部(主要是洛阳左近) 龙山晚期普遍流行的釜形斝无疑是它的继承者。豫西釜形斝空足分置于器底的边缘, 是晚生的形态。晋北陶鬲南下和豫西釜形斝兴起的年代大体吻合, 充分反映了两者的内在联系, 有助于理解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去脉。需要指出的是, 豫西龙山晚期的斝又呈现一些新的变化特点, 即由圜底向平底过渡, 领部增高或折领日渐显著, 空足不断退化等等, 这些虽然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有所区别, 但将两者联系起来, 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陶斝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恰好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这个过程的存在便否定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客省庄文化直接前身的可能性, 而只能说明客省庄文化吸收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些因素。至于青龙泉三期文化的陶斝非但不能早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 就是距豫西龙山晚期的斝也有一定的年代差, 其中的盆形斝, 若按山西襄汾大柴遗址同类器的形态来衡量, 其年代大致相当二里头文化的早期。

综括上述, 庙底沟二期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率先跨人龙山时代, 它最先吸收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鬶, 并创造出符合于自己需要的斝。这种信息对东方的反馈, 这种经验对于西方的影响, 其意义是同样深远的。河南郑州旭旮王C2oH19 那样陶斝的出现, 表明青铜斝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阶段。这一事实反映出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华夏文明缔造史中的杰出贡献和重耍地位。”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陶鬶,孙华《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孙华和苏荣誉著《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2003年巴蜀书社):

“三星堆文化中的陶鬶的情况与陶盉相似,它也是一种下有三只袋足的分裆容器,其整体造型很像袋足封口盉,但口部敞开而不封闭,口部前段还有略为凸出的流(三星堆文化的陶鬶在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目前公布的陶器材料中尚无成形标本,但在渝东地区的万州区中坝子遗址、鄂西地区的秭归县朝天嘴遗址等处,都有发现。参看王建新、王涛《试论万州区中坝子遗址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成都,1999年)。

陶鬶是造型复杂的器类,它产生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经历了龙山文化的发展,变成了冲天流的形态,这种冲天流从龙山文化早期到晚期,流的长度从瘦高变得低矮,到了夏代,陶鬶发生和流行的山东地区已经基本不见这种陶器的存在,而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及其西南的江汉平原地区,却出现了一种更低矮、且向前倾的陶鬶(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4期。这里附带说明的是,袋足陶鬶正如高广仁先生等指出的那样,其造型是在鸟或鸡之类动物的形态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器物,可能属于具有象征意义礼仪用器。龙山时代以后这种陶器的流行区域从山东地区向西面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转移,是否反映了当时古族的移动和迁徙,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1:34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陶鬶,孙华《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孙华和苏荣誉著《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2003年巴蜀书社):

“三星堆文化的陶鬶的形态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的一种样式相似,但流已经不向上移,成为口沿前端一个半圆形小槽的平流鬶,其形态应当排在二里头文化陶鬶之后。

我们知道,四川盆地龙山时代的宝墩村文化和哨棚嘴文化中,几乎不见三足器,更不见袋足器,而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文化中却都有包括袋足器在内的三足器存在,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这类陶器风格应当来自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我们之所以推断三星堆文化的袋足封口盉和袋足平流鬶是从二里头文化中传播而来,而不是相反或三星堆文化独立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盉和鬶都是造型相当复杂的器物,三星堆文化的这两类陶器不仅在造型上,而且在细部装饰上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二者不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创造,而是文化传播的产物。其次是二里头文化的这两种陶器都可以在当地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找寻其渊源,它在二里头文化中从最早的第一期遗存中就已经存在,陶盉还一直延续至最晚的第四期遗存中;而三星堆文化最早也不过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际,这两类陶器的流行年代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并一直沿用至商代晚期的十二桥文化偏早阶段。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盉、鬶类陶器形态风格上的相似性和流行年代上的连续性,既说明这两个文化这两种陶器间存在着源和流的亲密关系,并且这两种陶器复杂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特征可能还暗示了两种文化的部分人们具有共同心理素质和血缘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3:轮制陶器的流行

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工不但熟练地掌握了轮制技术并加以最广泛的应用,而且在陶器造型和表面处理上也尽量表现出轮旋痕迹特有的美感,所以一般不加其他纹饰,而只是用轮子直接旋出竹节状纹、阴弦纹等,有时在局部范围有不同形状的镂孔或刻划纹。在某些最精美的陶器上则用极细的针刻图案。

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杯可算是这个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成就。这种陶杯显然是从大汶口文化的黑陶髙柄杯发展而来的,但二者制法不同,造型上也有较大的差异。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一般有较高的柄,杯身为圜底形,常有宽缘盘形口,有些杯的杯身部分做成两层壁,内壁形成胆便于盛物(也许是酒),外壁则可镂刻成美丽的花纹。这种杯通高约15—20厘米,口径差等,而壁厚多在0.5-1毫米之间,最薄的仅0.3毫米,全器还不到一两重,拿起来显得十分轻巧。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4:轮制陶器的流行

这种器物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有不少人做过研究和试验,近来终于比较明白了(钟华南:《大汶口—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的模拟试验》,《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首先对原料的选择和制备比较严格,需要细腻纯净的粘土,其中绝不能含硫,否则便会烧流。经过多次淘洗,其粒度至少应在300目以上,稍揉后还要经过长期陈腐。用时要反复揉泥,至少要比制普通陶器时多花三倍以上的功夫,这样泥土就不至皲裂,可塑性能极好。杯坯一般分三段拉成,稍干后用泥浆粘接。此时坯体还较厚,必须在陶轮上用刮刀反复旋薄。为了车好坯子,必须要设刀架。车速不能太快,一般掌握在每分钟80一100转即可;转动还必须均匀,故一定要用惯性轮。坯子车好后还要进行镂刻,因为坯体极薄,又尚未入窑,故镂刻时应十分细心,否则就容易挤碎以至前功尽弃,等一切准备妥当,即可入窑。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5:轮制陶器的流行

由于坯体极轻,如果直接放在窑内,点火后由于空气的对流会使坯体浮动而相互碰碎,故必须有匣钵。现在已经发现了这样的匣体.为厚胎夹砂陶,底部有一长方形孔,大小正好容纳一个蛋壳黑陶杯。为了获得又黑又光亮的效果,选择泥土时最好是含锰的,或在烧窑时选择芦苇等含锰的燃料,烧成后不久即出窑,乘热打磨,即十分光亮。

由此可见,要制成一件蛋壳黑陶杯是十分不容易的,必须有很高技艺的专门的陶工。推测当时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制陶中心能做,其他地方要设法去交换。我们在山东长岛县的砣矶岛上曾发现与潍坊姚官庄完全一样的蛋壳黑陶杯,可能就是同一陶工的制品。如果确实如此,说明当时交换的范围已经很大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5:1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6:轮制陶器的流行

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化轮制陶器的比例不如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高,大约只有半数为快轮制造。陶器颜色也不如龙山文化等那么深,除黑陶外,还有大量的灰陶,石家河文化中还有较多的橘红粗陶。在中原龙山文化中,也是越往西轮制陶越少,黑陶越少。如客省庄二期文化约80%以上为灰陶,18%为红陶,黑陶仅占1%多些。轮制陶仅占少数,而大量的是泥条盘筑和模制。有些鬲足内有反绳纹,当是用原有鬲足为内模的一种证据。

这两个文化的陶器除素面和磨光以外,还有不少饰篮纹、绳纹或方格纹,从而造成一种与东方沿海地区的陶器很不相同的风格。这三种纹饰在各地的比例颇不相同,具体的纹样也有差别。大致说来,北部和西部的绳纹较多,如后岗二期文化、陶寺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均是;中部和东部的方格纹较多,如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均是。篮纹比较普遍,但早期较多,且多斜行、纹样较宽而浅;晚期略减,多竖行,较窄而深。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5:2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忠培和严文明的观点

7:轮制陶器的流行

由于黑陶和灰陶大量流行,在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又多篮纹、绳纹和方格纹,在这种陶器上均不适于画彩,所以曾经风行很长时间的彩陶到这时已经全然绝迹。但在某些较讲究的陶器上还有彩绘。如良渚文化的一些黑陶豆和圈足盘上常有朱绘,后岗二期文化的某些黑陶盆和圈足盘上也有朱绘或朱、黄两色彩绘,陶寺类型中更有较发达的彩绘。这种彩绘陶是在陶器烧好以后再画上去的,很容易擦掉;所用颜料比较浓厚,类似于现今水粉画的颜料。这种彩绘陶器不适于做生活用器,一般用于祭器或随葬用冥器。

这个时期陶窑的结构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基本相同而与新石器时代晚期者有很大的差别。窑室仍为圆形,有北字形或川字形火道,窑壁呈弧形弯曲。内蒙凉城老虎山的窑保存最好,顶为穹隆顶,这样的结构便于封窑。在基本烧成后的高温情况下密封饮窑,使窑内造成还原气氛,容易烧出灰陶和黑陶。所以这时陶器以灰色和黑色为主,是与陶窑结构的改变分不开的。陶窑的体积也比以前扩大。仰韶前期的窑室直径一般为0.8米;龙山时代小的直径约1米,大的直径可达1.5米以上。这样每窑所烧陶器就可多好几倍。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可看出的专业化制陶工匠的出现,到龙山时代显然又得到了进—步的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6:1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讨论一个考古学文化,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本贴所关心的也即在此,特别是中国有如此发达的历史学传统。

希安·琼斯的《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希安·琼斯说:“根据考古类型学来分辨过去族群的传统方法,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故我,特别是那些拥有悠久文献或口述历史传统,并在族群名称有案可稽的地方。”
 楼主| 发表于 2018-5-11 1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有着久远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也有一种浓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将考古学文化与史籍中提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倾向(Chang1981;Trigger2006;von Faulkenhuasen 1993)。因此,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倾心于从物质文化,诸如青铜器和葬式来分辨古代人群,比如商周和秦汉的族群(Kyong-McClain 2010)。而且,中国考古学还有一种民族主义的特点.诚如特里格所言(Trigger 1984:359),它长期偏好一种北方中心论的编年史学,以维持一种中庸政治(centrist politics),并培养民族尊严(也见Kyong-McClain 2010;Trigger 2006〉。

但是,中国考古学显然正处于一个日益强调理论创新、跨学科对话、聚焦过去的政治和公共考古学的转型阶段(桑栎2015)。而且.中国作为一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思想正向学术研究深入,不过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存在不同见解(见Mullane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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