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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说岳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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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4:38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5:虞夏时期的人祭

关于“乱葬坑”的性质

虞夏时期的考古资料,经常有所谓“乱葬坑”的报道。“乱葬坑”,最早亦见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该遗址居住区的窖穴中发现两具屈肢人骨架(M250、M251),“墓250靠紧灰坑100的南边,背靠灰坑壁,侧身,下肢屈曲,上肢屈合于面前,貌作自然的睡眠状。墓251头向北面向灰坑167的西壁,左腿下屈而后折,状似挣扎后死去”。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同时期的“25号灰坑,……在距坑口0.4米处出人骨架一具,位于坑中央,头向北,俯身,右手向上高举,手心向下,左手侧内举,两腿向左侧斜,两足跟交叉,左边压在右边上。另外,在距坑口0.8米处,也发现有人骨架一具,位于靠近坑的东北边,头向东,足朝西,仰身,左手向上内伸,右手不存,两腿交叉,左股骨压在右股骨上”,H25为圆形坑。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有2座袋状灰坑埋有人骨架,其中202号灰坑的人骨架头骨及左指甲均残缺。洛阳王湾遗址的同时期的灰坑中,也发现完整的或零乱的人骨架。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4:53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6:虞夏时期的人祭

关于“乱葬坑”的性质

龙山文化时期“乱葬坑”的现象急骤增多。如洛阳王湾遗址同时期的3个袋形灰坑底部有人骨架,其中H79埋有5具人骨架,排列无一定次序,从其零乱的状态看,显系非正常埋葬。西安客省庄遗址同时期的六座袋状灰坑中,发现有人骨架、兽骨架混葬,其中H46内发现有二具人骨架和一具兽骨架,H96内发现5具人骨架和3具兽骨架。这些人骨架和兽骨架混杂在一起,或身首异处,或头骨与肢骨残缺,或姿态呈挣扎状。

邯郸涧沟遗址同时期的废弃水井中埋有五层人骨架,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该遗址的一个圆形灰坑内,发现大小男女人骨架10具,相互枕压,头均靠近坑壁。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同时期的一个圆形灰坑内,埋一具人骨架,仰身直肢,头南足北,腹部以上骨骼全无,但断处规整。该遗址的46号灰坑中部,埋一具人骨架,侧身屈肢,头朝东南,面向南,双手举于头部两侧。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5:07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7:虞夏时期的人祭

关于“乱葬坑”的性质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乱葬坑”数量有增无减。以二里头遗址为例,一些乱葬坑中骨架多迭压在一起,残缺不全。其中—个乱葬坑(墓112)内的四具人骨架,一具仅存躯骨和下肢骨,无头骨;一具则仅有下颌骨与下肢骨;一具仅有半个头骨和胸躯的—部分;还有一具则只有头骨和下肢骨。在—个不规则长方形坑(ⅧM5)中发现3具骨架,有的下半身残,身首异处。ⅤM250内的一具人骨架,俯身,头向西,两手上举过头,手腕相交,躯干变曲,下肢伸开微曲。ⅣM24内的一具人骨架,俯身直肢,头向东,左手弯曲压于胸前,右手反折背后,右下肢自髋骨下已残缺。在八区的一个灰坑里面有具人骨架,紧贴灰坑北壁,距现地面深2.2米,整个躯体作跪伏状,头向西,面向下。另外,河南洛阳东干沟遗址同时期的一个灰坑内,发现—具人骨架(M13)没有右下肢骨,左上肢骨被砍断投置一旁,头顶前面有骨笄一枚。

综上所述,虞夏时期的“乱葬坑”,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乱葬坑”一般都位于遗址居住区内。
②“乱葬坑”以圆形窖穴为多,个别为废弃水井。
③“乱葬坑”内一般无随葬品。
④“乱葬坑”内的人骨架有时与兽骨架一起合葬。
⑤“乱葬坑”内的人骨架系非正常死亡,或身首分离,或肢骨凌乱,或呈挣扎状,或被绑缚,系被砍杀后掩埋或活埋。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5:24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8:虞夏时期的人祭

关于“乱葬坑”的性质

根据以上五个特征分析,所谓“乱葬坑”大多为祭祀坑。祭祀坑中的人骨架,是在举行祭祀本族战死者亡灵或土地、河流、山川、太阳等活动时的祭品,即所谓人牲。中国古代巴人就有以人祭白虎图腾神之俗。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人始祖“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明代陈继懦所著《虎荟》卷五亦载,土家族先民每岁杀人祭祀白虎神。直到近代,鄂西土家人还有以人祭白虎的习俗。

应当指出的是,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13个“奠基坑”。“奠基坑”均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坑内埋人最多的7具,最少的一具,或呈挣扎状,或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与同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乱葬坑”无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坑内的死者应是战俘被用来当作祭祀的人牲。“奠基坑”内填土虽经人工夯打,但坑上未发现建筑遗迹。祭祀坑内填以夯土并不一定都是奠基坑,在殷墟王陵区和宗庙附近所发现的用以祭祀祖先的成千座祭祀坑中就都填有坚硬的夯土。因此,王城岗遗址的“奠基坑”若名为“祭祀坑”,更恰当些。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9: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在原始社会,每个氏族是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的。这种聚族而葬的习俗,在殷周社会发展为家族墓地。如1969年以来,殷墟西区发掘的1500座左右墓葬,“可分八个墓区,每个墓区之间有空地分开。每个墓区的随葬陶器的组合是不同的,许多墓的随葬铜器上有族徽,同一区内的族徽是相同的,而与它区有别。每个墓区内的墓葬还可分成许多小区,各小区的墓聚在一起,从十多座到三四十座不等”。“我们推测,这是一块宗族墓地,每一墓区代表一个族,各族有自己的族徽,墓区中的小区是家族墓地”(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

文献记载亦证实,殷人是以族为单位的。《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6:42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0: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纵观虞夏时期的人祭遗存,这些被砍杀或活埋的人,系非正常死亡后的非正常埋葬,死而不能归葬其族墓地,应是被掠来的异族俘虏。
在原始社会,因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尚未进步到利用俘虏从事生产劳动,氏族制度还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战俘的命运就是被杀掉,甚至被吃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的原始社会,战俘就成为这种祭品的主要来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奠基用的人头,当是部族间的血族复仇冲突中,猎取的敌人首级。中国的佤族在解放前就曾盛行“猎人头祭谷”的习俗。木鼓房是佤族召集本族聚会的公共场所,也是祭人头的地方。“这一活动一般在春播前,但若不能及时猎到人头,可延至秋收以前。人头是用来祭祀‘木依吉’,以求五谷丰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佤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猎头祭谷,必然招致敌对部族的报复。“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血族复仇的原则,使部族间的仇杀世代相传,很难和解。
 楼主| 发表于 2018-5-20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1: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猎头以后,还有一系列的整治仪式,如,有猎头习俗的托列斯海峡(今译托雷斯海峡)附近岛屿上的土著民族:“当一个敌人被杀的时候,就用一把竹刀割下他的头,并且用一根藤吊索穿入下颌骨下面,携回家中。那人头被悬挂于火上,而且将所有的头发都烧掉。当进行这个手续的时候,村庄上所有年轻姑娘都聚集拢来,并且在火的近旁围成一圈——但不是围绕着火——跳舞,始终唱着歌。然后把人头拿开,并且将所有的肉取掉,把头骨洗涤以后,用一个雕刻的木钉插进头骨里面,以便将头骨悬挂于房屋的正柱上”(A·C·Haddoh海顿:《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吕一舟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2: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殷商时期,则有猎首祭祖的习俗。殷王征伐时俘获方国伯长后,杀其头颅祭祀祖先,并在他们的头骨上刻下铭辞,以记载殷王的胜利和武功。如武丁时的人头骨刻辞“白【上丙下丙】”(《续补》9067);帝乙帝辛时的人头骨刻辞,“方白用”(《京》5281),“人方白┅┅祖乙伐”(《续补9068》)等。

至于涧沟遗址房内人头骨被剥皮的现象(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除了与印第安人和斯基泰人把剥取敌人的头皮作为战利品的习俗相同外,还为了制做头盖骨的需要(严文明:《涧沟的头盖骨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用人头骨奠基,则有驱鬼安宅的涵义。今太平洋伊里安岛上的阿斯玛特部落,就迷信人头能够驱鬼。因为“阿斯玛特人是惧怕鬼魂的,在晚上睡觉时把头盖骨当作枕头用,他们相信这个枕在下面的头盖骨的灵魂能够保护他自己”(吴胜明:《阿斯玛特的猎头部落》,《化石》1979年第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0:32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着墨是虞夏时期的中原,而现在的考古发现表明,石家河文化也存在明确的猎头习俗,良渚文化也有人头骨碗等。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3: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以小孩作祭品,是世界许多地区都曾存在过的宗教习俗。“在印度的康达,人们把住在盆地的农民的孩子偷来作为祭品,为了这个目的,还把这些孩子喂的肥肥胖胖的;这种祭品被人们插满鲜花,穿得漂漂亮亮的,吊死在树枝上;在他死后,这种祭品的尸体就被切成一块块分给各集团,拿来埋在田地里,似乎这样一来土地就会变得非常肥沃”(沙利·安什林:《宗教的起源》,杨永等译,三联书店,1964年)。《出埃及记》中记载,上帝命令人们:“你要把你的第一批谷物,和你第一次榨出的酒献给我,不可延迟;你要把头生的儿子献给我;你的牛、羊也是如此”(沙利·安什林:《宗教的起源》)。

汤阴白营遗址埋在居住面下填土中的小孩,应是建房奠基祭祀时的祭品。房主人以祈求地神保佑自己在这座房屋内居住时平安无事。小孩的尸体以罐作葬具,并非砍杀后草率掩埋,“故推测有可能是房主人的子女”(李健民:《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但虞夏时期祭祀坑(即所谓“乱葬坑”)内的儿童骨架或人头骨,应是从异族掠夺而来。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1:23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4: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战俘,“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的主要来源,这种习俗在殷商时期常见。《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曰:“以人祭殷社。”祭殷社的人牲就是战俘。1973年在殷墟小屯南地发现祭祀坑H33,坑内有一男性成年者的髁骨上还留有一铜镞,看来是受伤后被俘获的。

胡厚宣先生据殷墟甲骨卜辞记载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共用人祭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14197人”(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其中祭用羌人的卜辞,据统计共用7426人,另外还有324条卜辞,未记具体人数。其中最多的一次用羌达400人,“口口卜,贞口羌四百于祖口”(《续存》上·295)。看来,俘获羌人是商王朝祭祀用人牲的主要来源(白川静认为,在殷代前期,俘虏的羌人大部分用作祭祀时的牺牲,只有少部分用于从事养马、打猎、刍牧之事,见《羌族考》,《甲骨文金文论集》)。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2:05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中国是否有奴隶社会,学术界有“无奴学派”,其中的“无奴学派五名家​””颇有影响。

安阳殷墟遗址,发现大量以人为“牺牲”的杀殉坑,多半死者身首分离,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蒸人头的青铜器。上世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奴隶遗骨。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利用同位素分析技术比较发现,祭祀坑人骨牙齿和肢骨的锶、氧、氮同位素水平,与埋葬在安阳的商朝人“家族墓地”中的墓主人明显不同。这一结果显示,杀殉的死者与居住在都邑的商朝本族有区别,应该是商朝人从都邑以外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抓来的俘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羌人。这一结论对商王朝是奴隶社会的观点构成了挑战。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5:1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甲骨文中的羌,“羌”,首先应该是他称。于省吾认为羌字“本象人戴羊角形,并非从羊”。“羌”在甲骨卜辞第一期即习见,第五期卜辞变为系索于颈。

于省吾《释羌、笱、敬、美》(1963年第1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孟鸥《卜辞所见商代的羌族》(2007年6月《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常倩《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羌人问题研究》(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蔡哲茂《商代的凯旋仪式——迎俘告庙的典礼》(荆志淳等编《多维视角——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2009年科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5:40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5: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商人的武功,在成汤时已达西羌,《诗经·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为满足祭祀用人牲的需要,商王经常发动伐羌的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武丁时卜辞载,“辛已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库》310),合计发兵13000人。卜辞亦常有获羌的记载,如“丁未卜,贞,……口隻羌刍五十”(《乙》4692),“乙酉卜,隻羌”(《前》4.50.6),“隻十六,氐宪六”(《前》7.8.4)。

当然,被用作人牲的有不同种族的战俘。解放前在殷王陵东区发掘的部分“小墓”(大多为祭祀坑)的头骨鉴定结果,以成年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为35岁,头骨形态特征可分几种不同种族的类型。这种差异,说明“殷人同四邻的方国部落征战时,虏获了不同方向来的异族战俘”(韩康信、潘其风:《殷代人种问题考察》,《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1976年4—6月发掘的那批祭祀坑,分为22组,每组代表一次祭祀活动的遗迹。据发掘者的观测,属于第16组的M26、32、33三个坑(该组其他坑被盗或无人骨)的人骨,“较其他各坑骨豁粗壮,个体亦较高大,似具有不同的种族特征”。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6:09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的观点

16:虞夏时期的人祭

人牲的来源

在古代,猎取人牲是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如古墨西哥的阿兹忒克人,他们“既不交换俘虎,也不释放俘虏,”而是将“不幸的俘虏供献给他们所崇奉的主神作为牺牲品”。因此,“捕捉俘虏作为祭神的牺牲”(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就成为他们发动对外战争的公开目的之一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有的‘人牲’都是抓获的俘虏”(姚孝遂:《“人牲”和“人殉”》,《史学月刊》1960年第9期),是掠夺来的异族成员。在国家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常以人祭遗存的出现作为阶级社会产生的依据之一,似为不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大量奴隶的被屠杀,不是奴隶社会产生的标志”。“人祭的发生,不是阶级对立的产物,而纯粹为一种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习俗”。当然,在阶级社会,人祭这一野蛮的原始宗教习俗亦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烙印,成为显示政治统治权力的一部分。同样是人祭遗存,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或村落遗址或小型居室中使用,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都邑遗址和大型宫殿建筑中使用,其间不仅有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着质的不同。前者具有原始社会自然崇拜习俗的特质,后者具有阶级社会政治统治制度的特质。人祭,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披着原始宗教习俗的外衣,跨进国家文明的门槛,踏上了阶级社会的殿堂。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6:30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山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战争次数频繁,激烈程度加强。赵辉有两篇论文论及: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2000年第1期《文物》)。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2006年第8期《文物》)。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6:39 | 显示全部楼层
赵辉:

“中原社会的特征:中原土著社会的复杂化,其特点是聚落内部分层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社群之间,社会环境经常性地动荡不安。
在中原地区,很多建有城垣工程的遗址的位置并不在聚落群的中央,其面积在聚落中也不突出,群落中往往还有规模更大却无城防的聚落。而且中原发现的几座城址的使用时间相对较短,看不出扩建的迹象,这意味着地方势力的中心经常发生转移。加之俯拾皆是的乱葬、杀殉、以及箭镞等武器在数量上的激增和质量上的精益求精,不难想象,中原正处在一种十分动荡的环境中。”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6:51 | 显示全部楼层
董琦所说的“虞夏”中的“虞”所在的时期,也就是赵辉所说的龙山时期。赵辉认为,“中原地区是三代历史展开的舞台核心。中原龙山文化与被看作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商文化的崛起亦在这个大圈子之内。学术界对先周文化的发生地虽然有不同看法,但晚商时期的周人,已经在紧靠着中原文化区的边缘建立了国家。夏商周三代都是在中原龙山社会开辟的方向上发展起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张锟认为(《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东夷文化在夏商周时期,经历了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及融入华夏系统文化的过程,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联系始终影响着其自身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夏集团及夏商周王朝不断成长的历史。三代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断地渗透和扩散到东夷所在的东方地区,对本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进程造成重大影响,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华夏集团逐渐形成了对东夷的优势和优越地位,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了双方的关系,即东夷文化与人群的华夏化进程。

黄河中下游地区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格局从多中心并立式转化为单中心式,夏王朝确立了自身的绝对中心地位,而四方则转化为四裔。“东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其自身的发展则长期受这一格局的影响。

从山东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化开始,东方地区社会的发展出现停滞现象,从较为复杂的社会回复到相对简单的状态,“分裂式结构”成为东方地区长期持续的社会现象,“九夷分立”即是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东夷各分支人群的政治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缺少整合力量,在整体上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抗衡,逐渐陷入衰退状态。

夏王朝初年,从后羿、寒浞代夏至少康中兴的政治变动,导致夏王朝对东方地区的长期重点经营,在文献中留下了较多的记录,使夷夏关系史的记录构成夏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夷分立局面的形成,即为夏王朝长期经略东方地区文化与人群的结果,影响了东夷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东夷社会不同于华夏王朝的特点,真正意义上的“东夷”出现在华夏的东方。”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扯淡半天,终于又绕回到岳石文化,现在开始介绍庞小霞的一篇论文。

庞小霞《岳石文化衰变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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