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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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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2 09: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夏朝的统治范围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淮河以北一带,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说明夏朝的统治已达到今冀东地区。夏朝之后,商朝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了,势力最强的时候,东到海滨,西到今陕西西部,南至长江流域,北到今辽宁一带,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今冀东大地已在商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诞生于商朝初年(公元前1600年)的孤竹国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今冀东大地已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从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

关于“孤竹”一名,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甲骨卜辞有关竹氏的活动,有40多条纪录。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和辽宁西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器身上铸有“孤竹”铭文。孤竹国的历史记载还散见于《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        
目前学术界对孤竹国名有几种解释:
一是“孤竹”亦写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了这个诸侯国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
二是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
三是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        
以上三种解释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又有疑问。第一种解释,把酒器“觚”和书写用物“竹简”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联在一起视为国名,似嫌牵强。第二种解释,把“觚”与“竹”同视为书写用物,但书写文字却是文明社会以后的事,孤竹的历史只是从进入商朝奴隶社会以后才开始的吗?第三种解释,把“孤竹”说成是竹子稀少的地方也不准确,孤竹国何以把“竹子稀少”作为国名呢?        

于是有了第四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孤竹”是一根竹子,代表男性的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它是氏族图腾。“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氏族族徽。美国学者摩尔根曾研究了美洲土著部落印第安人的社会历史,他们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存在图腾崇拜。原始人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命之物视为其祖先,顶礼膜拜,称为“图腾”。中国的原始氏族也有图腾崇拜。如《诗·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记:商族始祖母有女戎氏简狄在行浴时吞食了玄鸟(燕子)蛋而受孕生其始祖契,故契又称玄王。因此,玄鸟便受到尊崇,成为商族的图腾。据史家考证,原始社会晚期父权制时期,曾出现过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龚维英先生在《原始崇拜纲要》一书中说:“从男根崇拜的角度看,竹之挺拔,正男根之象也。”孤竹更像翘然崛起的阳具。孤竹的部族名称当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就存在了。它是一个古老的部族,长期繁衍生息于今冀东大地,商汤时加封,只是名义而已。我赞成第四种解释。               

孤竹国存在的时间及与商王朝的关系:     
关于孤竹国建国的时间,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是为孤竹侯国。殷墟甲骨卜辞文中称“竹侯”。时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初,一说是商汤十八年(待考),约公元前1600年。        

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根据《春秋》和《国语·齐语》所记,春秋时北方山戎(即后世鲜卑)侵燕,燕告急于第一个当上中原霸主的齐桓公,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弗刂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这次北伐,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时在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二说根据《管子》所记:大约在四年之后(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支(令支)”,彻底征服了山戎与孤竹、令支。山戎献金(铜)表示归服,孤竹国和令支国从此消亡。三说根据《卢龙县志》所记: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肥子奔燕,燕国将肥子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国,从此史籍不见孤竹国记载。学术界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即公元前664年为齐桓公所灭。其实这次齐桓公斩孤竹国君,孤竹国并没有灭亡。《管子》记述的时间公元前660年,孤竹国才亡。此后孤竹乃成为地名,纳入燕国的疆土。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人群体,其活动踪迹继续留在华夏的历史上约千年之久。        

大致说来,孤竹在殷商之前是原始部族。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年(约公元前1600~前660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554年(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386年(公元前1046~前660年)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原因有三:      
其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孤竹氏族以孤竹为图腾,鸟和孤竹都象征男根,图腾意蕴相通。上古人的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商王与孤竹国之间没有这种戒心。有人认为,殷商族来自东北,最初的发祥地在古燕山和玄水一带。揆诸史籍可知,古代所说的燕山山脉自今河北省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今玉田、丰润直达海滨。古玄水(即今青龙河),为古濡水(即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唯一大河。对于今冀东地区这段早商的历史应该引起重视和研究。商族居地经常迁徙。夏朝前期,其始祖契的孙子相土率领部众自燕山、玄水一带南下,先后迁至今冀中、鲁西和豫北地区,至商汤后的18世王盘庚才在殷(今河南安阳小屯)地定居下来。孤竹墨胎氏一支没有随相土南迁,仍留居原地。商汤建国封同族同姓的孤竹国君于故旧之地。        
其二,姻亲关系。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同姓不婚虽然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但商王室和孤竹国君已超过五服,故二者通婚不受限制。孤竹国与商王室通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二者形成了生死悠关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甲骨文中又有“母竹”字样,说明“妇竹”、“妻竹”等曾经生子,在商王室诸子中有了孤竹家族的血统。这种状况无疑更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这种亲密关系非殷商分封的其他诸侯国和方国可比。1992年10月,迁安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了商代的簋和鼎,制作精美。青铜簋的底部有金文“箕”字,据此推断它是商朝太师、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之物。青铜鼎内壁铭文有金文“卜”字,也是箕子之物。箕子之国在今山西太谷东北。象征主权的铜簋和铜鼎是媵器(陪嫁财产),由此可知箕子家族曾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孤竹君侯攀附箕子这样的商朝重臣联姻,一方面说明他在商朝地位之高,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商朝的地位。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簋和鼎是西周初年原商朝贵族箕子义不事周,率殷商五千遗民去朝鲜,途径孤竹之地留下的遗存。果真如此,另当别论。不过,如此象征主权的贵重宝器,为何中途留下而不带走呢?是很费解的。        
其三,边境安全的需要。商朝北部多边患,特别是武丁以前。几代商王频繁对北方用兵。商王在北方分封孤竹等同姓诸侯,是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卢龙塞是沟通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东北夷狄族须先至今辽西地区,然后经卢龙塞进入燕山之南,侵扰商境。孤竹世居今卢龙这一战略要地,控制了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也就扼制了东北夷狄族的南侵,真正起到了屏卫商王室和镇慑边境的作用。有商一代,孤竹国一直是商朝在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外服)。               

孤竹国的城邑(政治中心城)与统治范围:      
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括地志》所记,“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从汉代《史记》和后代文献记载的方位来看,孤竹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境无疑。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也应以今卢龙县为中心的滦河入海处小盆地及其附近区域,包括今卢龙、抚宁、迁安、迁西、滦县连片地区。卢龙位于一个低山缓丘环绕的盆地内。这个盆地在滦河下游,靠近渤海湾,滦河、青龙河从盆地中间穿过,出盆地进入滦县。据专家研究,夏商以前,今滦县以东和以南区域尚未形成陆地,滦河出盆地便是渤海。这个盆地,土地比较肥沃,背山面水,借海上暖湿气流之利,因而气候湿润温和。不同地貌有利于发展多种经济。山地丘陵可发展畜牧、狩猎,盆地发展农业,河畔和海滨可发展渔猎。从以上地理环境来看,今卢龙一带是古代先民比较理想的栖息之所,因此孤竹人世居这块地方。就世界古代史来看,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印度河流域)、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和许多国家民族都是河流文化;近看孤竹文化,也是河流文化,滦河和青龙河是孤竹族人的母亲河。      

在今卢龙一带,有许多关于伯夷、叔齐的传说与遗迹,如“夷齐故里”、“夷齐井”、“夷齐庙”、“清风台”、“夷齐读书处”等。这里长期流传的民谣中有“滦水之北夷齐里,滦水之东孤竹城”这样的句子。这些都可以印证孤竹古城在卢龙。        
关于孤竹古城也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如《汉书》记“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令支县在今迁安东。迁安与卢龙两地相临,距离很近。现代学者有人认为孤竹古城在今迁安夷齐庙所在地,相当于今迁安坨上村和祁庄附近。迁安学者根据清代史籍《滦河濡水源考证注》提供的方位,明确提出:孤竹古城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坨上村和处于滦河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对于这些歧异,可以认为孤竹国存在近千年,政治中心城可能因当时需要有过近距离的迁徙,并不为怪。        

孤竹国的统治区域并不为大,这是商周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国共同的情况。但是近年有许多学者著文说:历史上常把孤竹国说成是屈居一隅的小诸侯国是不当的,孤竹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北方大国。有的学者根据许多文献记载,认为孤竹国的统治范围,西起今河北省迁安、卢龙,沿渤海北岸,东抵今辽宁省兴城县,北达今辽宁省北票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即包括今冀东东部和辽西地区。有的学者指出,在兴城县北、朝阳县南有一个叫“孤竹营子”的地方,更可证明为孤竹人居地。除文献记载和孤竹地名外,在辽西地区曾先后出土过大批商代早、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集中出土地点在大凌河上游今喀左县境内。吕调阳先生曾说:商代孤竹国旧城就在喀左。唐兰先生也说:“喀左属孤竹无疑。”        

但是关于孤竹国地域辽阔的说法并没有为史学界所公认。有些学者著文指出,孤竹国不是商朝在北方的弱小诸侯国,但也不是一个地域广大的侯国。       质疑之一: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孤竹国的人口数量、政治和军事力量规模都不是很大,能控制燕山南北方圆千里之地吗?以殷商国家而言,其地域广大,但王畿地区(内服)也并不大,四方地区(外服)靠分封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来控制。商朝规定:公的领地方圆不超过一百里,侯的领地不超过七十里,伯的领地不超过五十里。结合周初诸侯国的情况考察,周初分封的诸侯大国齐、鲁、晋等国,其地方圆不过百里(即纵横各百里,约一万平方里。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注文)。况且燕山山脉、辽西山地群峰连绵,林木茂密,沃野稀少,有“九山半水半分地”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无论是交通条件和经济生活都很艰难。又处于山戎、令支等少数族的侵扰之中。孤竹国是没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控制这方圆千里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宋镇豪先生通过考古发现的商代城的规模计算,当时一个方国人口在两千~四千人之间。孤竹侯国的人口及规模当然也不会太大。日知先生曾经提出:“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毫无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夏商周三代是城邦联盟”。据《左传》、《吕氏春秋》记载,夏禹时邦国过万,商汤时邦国三千,周武王时有邦国八百。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早期国家以城邑为主体,城即为国,国即为城。”这些见解很值得重视。目前这种研究学术界正方兴未艾,预计将来中国的上古史将有改写。因此,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何谈方圆千里!        质疑之二:在辽西考古发现的属于孤竹的铜器,从时间上看,介于夏家店文化的上下层之间,即这里出现的孤竹铜器不会早于商代晚期,也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内,没有属于商文化系统的孤竹文化。相对来说,辽西孤竹青铜器埋藏的年代比卢龙时间要晚。这可以说明是在商朝晚期、西周早期,孤竹人离开卢龙之后才到达辽西地区的。孤竹国存在的前期五百多年间,辽西并没有孤竹人的踪迹。这至少可以说明,有商一代五百多年,那里不在孤竹国地域之内。        那末如何解释在辽西地区发现大量商末周初的孤竹器物呢?商末周初社会发生了大变动,商王朝被西周新兴政治力量推翻。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原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以族长身份管理原商都遗民。但武庚于周成王初年发动叛乱“北奔”,周召公率师北伐,在今北京地区建立了燕国。凭借军事力量,平定了燕山一带的殷商方国,将它置于燕国统治之下。一开始燕国就受到殷商残余势力的抵制,追随武庚的一部分殷商遗民,以及燕山一带殷商方国和孤竹国的一部分贵族携带宝鼎、器物,纷纷北逃辽西及东北其它地区,作为暂居地区,并散落各地继续生存繁衍。故而后来有“孤竹营子”等地名。今天在辽西地区,发现有属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孤竹国青铜器,也就可以理解了。        商朝灭亡后,今卢龙一带的孤竹旧地归于西周统治之下。这时的孤竹人除一部分北逃辽西地区以外,还有一部分孤竹贵族及国人仍居故地,西周统治者封了新的孤竹国君,成为燕国的附属。而逃到辽西后的孤竹贵族实际上已不再是诸侯了。它既丧失了对卢龙的统治,又没有在辽西地区建立新的政治军事统治,辽西只是丧国逃难的孤竹人居地,当然无所谓统治区域之谈。而且不久辽西之地也为燕国征服。以后由于山戎南下,辽西地区的周人(包括孤竹后裔)又南逃燕山之南。               

孤竹国的社会状况:      
孤竹国前期是商朝的诸侯国。有自己的职官和军队,是独立性较大的政治实体。君侯承认商王朝的宗主权,并为商王室承担戍边、纳贡等义务。孤竹国君侯又在商朝朝庭任官。经考证,有商一代,孤竹国君共传十一世。第九世君侯竹离大,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是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由于“殷人尚鬼”,遍祀诸神;无日不卜,无事不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掌管占卜、祭祀和军事的官员属朝廷要职。第十世君侯亚微(伯夷、叔齐之父)、第十一世君侯亚凭,在商朝朝廷先后担任过亚卿,是卿史一类官职。地位也很高,名冠“亚”字以示尊荣。        
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的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可观,卢龙县曾出土相当于商代晚期成组的青铜器鼎、簋、弓形器和金臂钏;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有大量夹红褐陶器。迁安、滦县也出土了晚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畜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距虚(驴骡之属)大量饲养,是孤竹国的特产。《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所谓“四荒”,古代人认为是“言声教不及,无礼义文章”的“四方昏荒之国”。这种看法值得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就孤竹国与商朝的各种关系,经济结构及生产发展水平、名号文化、通行的文字和语言及政治、生活习俗,以及伯夷、叔齐事迹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来看,与当时中原地区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同时具有较巩固的经济基础。孤竹国至晚在商朝晚期大体完成了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的过程。虽然就下层民众的华夏化而言不及孤竹国的上层华夏化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行下效,民众的华夏化随之加深,夷狄文化虽有所保留,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于是孤竹国人大体完成了华夏化进程,而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一部分。        

西周时期,对孤竹国采取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周王继续分封孤竹国成为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其内部结构没有触动,君侯的地位保留。同时,周王分封同姓诸侯国燕国,镇守北方,监督孤竹国等原商族势力,抑制山戎、东胡等部族,共同拱卫周朝。在商朝时,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商亡后“以国为氏”,称“孤竹氏”,或省称为“竹氏”。后来孤竹国为逐渐强大的山戎所逼,国势日益衰落。至春秋时期,孤竹国地被山戎占领,成为山戎“与国”,即山戎的盟国和附属国。               

孤竹国的历史地位: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北方的滦河和黄河、长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孤竹族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了滦河下游地区。孤竹族人善于开发土地,进行垦殖,把野生植物改造为农作物,栽培大豆、冬葱成功,传布天下。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和青铜手工业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表现了开拓进取和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      
2.滦河下游地区是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牧猎文化的结合地带,孤竹国促进了两种生产方式的交融。这里是夷夏各族杂居之处,孤竹国最早接受中原地区殷商文化,历经千年,促进了夷狄族的华夏化和各族的融合。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孤竹文化的特点是:多元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燕国和秦汉以后,在这里有移民、驻军、设郡县、修长城等,与孤竹人的华夏化及其对这里的开发密切相关。其后,这种类型的文化不断影响南下到这里的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族,对其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是商朝的北部屏障,维护了商朝北疆的安定,为商朝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孤竹国的建立标志着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冀东地区的文明程度。孤竹国立国近千年,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        
4.孤竹国产生了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廉让节义的楷模,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构成了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孤竹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伯夷、叔齐那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可与晚商“三仁”即箕子、比干、微子媲美。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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