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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6 15:17 | 显示全部楼层
该怎么升级。
发表于 2020-4-8 10:26 | 显示全部楼层
新人报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发表于 2020-4-14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么多天还没有成为会员啊,还在验证中,咋回事
发表于 2020-4-27 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MONGOLIA: ARCHAEOLOGISTS UNEARTH TOMB OF GENGHIS KHAN

Construction workers employed in road building near the Onon River in the Khentii province ofMongolia, have discovered a mass grave containing the remains of many dozens of human corpses lying upon a large rudimentary stone structure. Forensic experts and archaeologists were called on the site, which was revealed to be a Mongolian royal tomb from the 13th century that the scientists believe to be Genghis Khan’s.

The team of scientists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Beijing, has concluded that the numerous skeletons buried on top of the structure were most likely the slaves who built it and who were then massacred to keep the secret of the location. The remains of twelve horses were also found on the site, certainly sacrificed to accompany the Great Khan in death.

A total of 68 skeletons were found buried together, almost directly over the top of a rather crude stone structure.

The content of the tomb was scattered and badly deteriorated, presumab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ite was located beneath the river b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until the course of the Onon river chang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remains of a tall male and sixteen female skeletons were identified among hundreds of gold and silver artefacts and thousands of coins. The women are presumed to have been wives and concubines of the leader, who were killed to accompany the warlord in the afterlife.

The amount of treasure and the number of sacrificed animals and people, have immediately led the archaeologists to consider that the site was certainly the burial site of a really powerful Mongol warlord. After realizing an extensive set of tests and analysis, they were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body belonged to a man aged between 60 and 75, who died between 1215 and 1235 AD. Both the age, the date, the location and the opulence of the site seem to confirm that the tomb does indeed belong to Genghis Khan.



http://undergroundscience.net/ar ... mb-of-genghis-khan/
发表于 2020-5-8 13: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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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8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伊洛汇流黄河处追溯中华文明主根脉——河南巩义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
2020年05月08日08:01
来源:河南日报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实际情况,黄帝的活动区域应该是河南为中心,所以鼓励一些机构开展相关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说。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站在遗址高处,黄河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如果说将遗址与某一历史时期对照还为时尚早,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及所处时代无不凸显了其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应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王巍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愈加清晰。

  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虽然肯定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认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并不赞同更早的时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这一认知。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目前,初步获得一些有意思的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体力活,因为上肢极不发达。同时,男性的基因稳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来源非常广泛复杂,由此不难产生一些大胆的联想。

  “更特别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墓葬里随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代表性观点有“满天星斗说”“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文明起源模式论”等。“文明起源模式论”的提出者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此外,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因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丰富遗址更多内涵仍待揭示

  河洛古国吸引人一再探访,足以显示值得探究玩味的现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也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遗址的三重环壕也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

  “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顾万发说,这三重环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

  还有一处特殊遗迹,专家们至今难以定性。该遗迹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现存多排,已发现100多米,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类似现代铺地板砖,而且使用跨度很长,可能是一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颇有“前殿后寝”的样子。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大量建筑基址等等,双槐树遗址所表现的这些内涵,以及种种被后世王朝文明承袭和发扬的现象,足以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相信随着考古人员的努力,河洛古国更多丰富的内涵将逐步揭示。

  (今日本报与《新华每日电讯》同时刊发此稿)
https://news.dahe.cn/2020/05-08/645912.html
发表于 2020-5-8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较长,内容丰富,有敏感词不能发全文,可以看这里https://news.dahe.cn/2020/05-08/645912.html
发表于 2020-5-8 15:39 | 显示全部楼层
“发掘单位已与北京大学等12个权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对人的来源、疾病、迁徙、食谱、人地关系、古DNA等问题予以研究。”
发表于 2020-5-20 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不能验证邮箱
发表于 2020-6-2 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k111 于 2020-6-2 23:21 编辑

山东“龙山文化”强烈扩张形成了各地的龙山文化,远古史进入“龙山文化”时代,可能当时山东“龙山文化”多数人群的常染比较偏南,他们从黄河下游向上游的扩张,可能是使各地一些龙山文化人群常染变偏南的一个原因(人群不是替代而是融合)。
发表于 2020-6-3 15: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k111 于 2020-6-3 15:09 编辑

除了常染,还有Y,现代南北方汉族的父系的组合相近,说明父系来源基本相同。估计可能在“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下游、中游某些地区的Y大致已混合比较均匀(在这些地区之外可能还不太均匀),随着扩张传播出去。当然这需要检测更多的古人骨。

有“华夏”概念,才有“四夷”概念,在“华夏”概念出现之前,不存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谈论这些没多少意义。“华夏”可能主要就是仰韶一系的“华”与大汶口-龙山一系的“夏”融合成为“华夏”。相比于考古学文化,“华夏”的出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出现是很晚的事,别热衷搞些“关公战秦琼”的事。
发表于 2020-7-31 18:2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么多天还没有成为会员啊,还在验证中,咋回事
发表于 2020-8-3 22: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k111 于 2020-8-3 23:17 编辑

《史记.李将军列传》:“(李陵)将丹阳楚人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

《汉书.李陵传》:“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

长江流域荆楚子弟远征北亚草原,牺牲者肯定会在北亚留下尸骸、墓葬。历朝历代这种远征都不少见,还有被掳掠北上的人口,都会在北亚、东北亚等地留下尸骸、墓葬,有些人还能在北亚、东北亚留下子孙后代。

发表于 2020-8-3 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k111 于 2020-8-3 23:20 编辑

《中国军事通史第14卷.元代军事史》之《第十章 第一节.汉人卫军的建置》:“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进一步加强了侍卫亲军组织的力量...共建34卫,辖军20余万人,侍卫亲军成为元朝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 其中包括汉人卫军。

汉人卫军包括:
“五卫”:至元十六年二月,将原来三卫建置扩充至五卫。四月,命扬州行中书省选新附军2万充侍卫军。同时将部分参加征宋战争的汉军征调入卫。五卫在元廷卫军中人数最多,每卫统军都在万人以上。

“武卫”: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以汉军1万人在元大都立虎贲司。

“虎贲卫”:至元二十六年,在元上都立虎贲军。虎贲卫下还设有松州(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南)虎贲分司。

“大同侍卫——忠翊卫”:至元十六年四月,从扬州行省选新附军六月份到京,“分隶六卫屯田”,其中一部分被派往红城(亦作洪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

“海口卫”:至大二年四月,“摘汉军五千,于直沽(今天津市)沿海口屯种。”

“上述汉人卫军九卫,统军总数9.5万人以上。”

汉人卫军跟随元朝皇帝四处征战,肯定会在北亚等处留下的很多尸骸墓葬,而活着的汉人卫军也会留下他们的子孙后代,同样被掳掠北上的人口侥幸活着的也会在北亚等处留下他们的子孙后代。如《第十七章 元朝中期的内外战争》,忽必烈平定乃颜叛乱,在内蒙古奈曼旗、哈尔哈河与讷墨尔根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等处与乃颜叛军的激战都有汉人卫军参加,战死的卫军肯定在当地留下很多尸骸墓葬。




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说,冷兵器时代,哪方马多、骑兵强,哪方就在军事方面占优势。《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在火器武器主宰战争以前,一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的内亚骑兵——只要有足够的规模并充分供应马匹——在面对定居社会的军队时,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中国人对于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也很清楚。一名宋代的高级官员曾说:“西、北二敌所以能抗中国者,惟以多马而人习骑,此二敌之长也;中国马少,又人不习骑,此中国之短也。……朝廷常以所短御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今议者但欲益兵破敌,不知无马且不能为兵也。”[19]”

“征服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特殊的困难。例如在10世纪,原先游牧的沙陀便不能维持其骑兵。据估计——这可能是在牧场不足的情况下——维持一名骑兵的花费是步兵的五倍[28]。尤其有意思的是元朝养马的数据。当他们在中国立足,就失去了足以支持满足军队需求的马匹的牧场,蒙古人就必须面对前代中原王朝所遇到的类似的困难。强征得到的马匹并不能适应军事需要。1260年,忽必烈统治时期关于马政的第一道圣旨便称“除出征官员并正军征行马匹,及上赴朝廷人所骑马外,但有騬马,拘收见数”[29]。但农业为主的中原不能提供足够的马,最后一次强征只得到了7万匹,而非计划中的10万。甚至宗教机构也不能幸免。1287年的一道圣旨称:“汉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即道士)、答失蛮,有马者,已行拘刷。江南者,未刷。僧道坐寺观中,何用马?”[30]这一措施的结果很不乐观,仅得到了1503匹马。官方的解释“汉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出皆乘轿,养马者少”,也许可以成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可视为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尤其在中国南方,用马数量是多么的少,而元政府为军队提供马匹的需要又是多么的急迫。参考扎奇斯钦和鲍登(Bawden)提供的证据,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忽必烈对海都作战的军队中存在大量步兵,应该是正确的,使用步兵并非出于任何军事方面的考虑,而是不得已之举。用扎奇斯钦和鲍登的话,帝国的这种圣旨“首先说明当北方宗王们叛变,蒙古本土和产马地区都被遮断之时,元朝皇帝们所遭逢的困难,其次说明所谓归顺的‘叛王’们,一旦离开了他们的本土,他们也因缺乏马匹的供应,既无法继续与朝廷相抗衡,也无力规复他们既失的领土”[31]。”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229.html
发表于 2020-8-12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k111 于 2020-8-12 15:57 编辑

张献忠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入川之后建立大西政权,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11月26战死,共3年,而清军在张献忠死后在四川又屠杀了十几年,清军屠杀的四川人比之张献忠、摇黄、明军杀的人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屠蜀杀川人最多的是清兵。

萧一山《清代通史》:顺治五年(张献忠已死二年)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报告清军屠川北潼川(今三台县)“发满汉兵丁...围攻潼城...所杀死叛贼,不计其数”,十六年屠川东重庆“杀死贼众及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可见,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清顺治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帖说,清军屠四川“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记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
发表于 2020-8-17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开开心心逛论坛
发表于 2020-9-25 14:34 | 显示全部楼层
史前考古又有新发现!“考古中国”5项成果揭示早期中国文明基因
来源:光明网2020-09-24 19:33

  光明网北京9月24日电(记者 李政葳)新石器时代考古又有重要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在24日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工作会上,通报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等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

  据了解,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从聚落组织、信仰习俗、动植物遗存、出土遗物、宫城建筑、古城遗址等方面的考古研究,填补了史前考古中国的多项空白,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文明基因,对研究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康保兴隆遗址房屋发掘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年代距今8500-5200年,初步建立起坝上高原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出土了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是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炭化黍实例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井头山遗址出土骨器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年代距今8300-7800年,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发现了食物储藏坑、露天烧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出土丰富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


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工作重点确认了宫城内最大宫殿建筑ⅠFJT3,面积近80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部发现2座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庭院和疑似廊庑遗迹,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复杂,应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进一步提升了陶寺都邑的性质与内涵,对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石家河遗址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发掘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历时6年发现、确认谭家岭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区、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区,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间石家河遗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变过程,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支撑,进一步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石峁遗址出土器物

石峁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也取得了新进展,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20余座,遍及榆林地区黄甫川、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流域,面积从数千平米到400万平米不等,规模差异明显,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约60万平方米,属于石峁文化的二级聚落,发现21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 责编:徐皓 ]

http://share.gmw.cn/politics/2020-09/24/content_34219721.htm
发表于 2020-9-25 14:48 | 显示全部楼层
陶寺属夏朝(至少某阶段属于夏朝),石峁是陶寺的附庸(或夏朝在北边的重镇),二里头是商,目前看还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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