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蓝海人类学在线 Ryan WEI's Forum of Anthropology

 找回密码
 注册
楼主: W7167N

刘家文化的源头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几十页便是张天恩对刘家文化的分期研究以及层位学和类型学方面的论述。略!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2:3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4:各期年代的确定

有关刘家文化年代的认识,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发现得较少且零散,可参考的资料也不多所造成的结果。现在,这种情况已有了较大的改观,可以对此问题再行论证。

在我们所分的几期中,第五期的时代可以说最为清楚。前述马王村灰坑H10和H11的打破关系,证明了含有本高领袋足鬲的H11早于西周,属于先周时期遗存。1987年发掘的马王村H18等,被确定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的典型遗存单位,内涵基本与H11相同,而沣西的这类遗存,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周文王作邑于丰前后的遗迹。H18等单位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多集中在新拟定的克商时间公元前1046年附近。林家村残墓的簋,与记有武王征商铭文的利簋,传世的伯者簋等商末周初的方座簋相似,年代相当。因此,本期年代的下限约为商代末期乃至西周初年。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5:1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5:各期年代的确定

峪泉M5的C型I式鼎、B型簋、旭光M1:2甗分别与殷墟小屯82M1:11鼎、M1713:33簋、GM2579:010甗等相似。小屯这几座墓所出的鼎、簋、爵、尊等其他铜器,均具有殷墟文化第四期第6组器物的特点。峪泉M5、旭光M1以及高家村M7等墓均随葬有1件A型Ⅱ式圆肩罐,西安东郊洪庆乡袁家崖一座晚商墓也出1件。袁家崖墓还出有殷墟三、四期常见的觚、爵2件铜器,和相当于殷墟第三期第5组及四期第6组的罍、尊等陶器。从陶器和铜器的比较都可以说明,高家村M7等刘家文化第五期第8段的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前段的第6组。因此,本期的年代应与殷墟四期的时间范围相当。

属于第四期的1973年贺家M1出土的鼎、簋、卣、弓形器等,与殷墟三期第5组的安阳大司空M51所出同类器相似,“鬲”卣与殷墟三期的安阳郭家庄M160等墓所出的提梁卣的形制相近。庙王村墓出的A型Ⅰ式弦纹鼎,有殷墟一、二期常见的扁锥形足弦纹的特征,但是呈扁柱状,有晚期鼎的特点,腹壁较直,与殷墟三期许多铜鼎的风格近似,年代应相近。基本属于本期的壹家堡第三期遗存,时代被认为约当于殷墟第三期,高家村较早墓葬的时代被推断为相当于殷墟三期偏晚阶段。结合这些认识,可以认为本期的年代基本与殷墟文化第三期一致。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5:31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6:各期年代的确定

第三期遗存的各方面特征都与第四期有所不同,肯定应当更早,但从其遗存本身还找不到确定年代的依据,而只能借助于其他有关文化的相似因素进行推断。属于碾子坡文化的蔡家河遗址第一期的年代,被推断相当于殷墟二期偏晚至三期偏早阶段,一部分较早单位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均呈扁锥形足尖,与本期第5段的同类器特征相近。

碾子坡遗址的早期灰坑出土有弦纹鼎、简化饕餮鼎和瓿等殷墟二期的典型铜器,并发现有类似于殷墟一、二期簋、尊等陶器,年代被认为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相当是比较可信的。碾子坡早期高领袋足鬲的足部多为椭圆或呈扁体,足尖为扁锥或扁柱形,与本期第4段鬲的形制相似。另外,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的朱马嘴遗址第三期也见到少量类似形制的高领袋足鬲,也可以参考。依据这几处遗址的资料,则能将刘家文化第三期的年代推断为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5:51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7:各期年代的确定

第二期的高领袋足鬲的袋足横断面多呈椭圆形,几乎全为扁柱形足尖,少量为鸭嘴形。现知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的朱马嘴遗址第二期,和年代介于殷墟第一、二期之间的壹家堡第一期的少量单位,发现有个别扁柱形足尖的高领袋足鬲标本,这说明此类形制陶鬲的年代应当不晚于殷墟文化第一期,或与之相当。

1972年,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出土的空足斝和弦纹鼎,均是殷墟一期或略早的典型铜器。该遗址先周文化早期灰坑也出有扁柱形足尖的高领袋足鬲,年代应与铜器反映的时间接近。以上有的属于商文化遗址,或有商式的铜器及近似于商式的陶器相佐证,时代应当比较可靠。由此可以认为,刘家第二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或略早。
 楼主| 发表于 2018-8-25 16:03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8:各期年代的确定

至于第一期的年代,因为缺少可参考的标准,则较难推论。现在能引证的只有朱马嘴遗址第一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或稍晚。H7等少量单位发现有类似于本期第2段的高领袋足鬲口沿残片,饰浅细的绳纹,说明该组陶器的时代与朱马嘴第一期应基本一致。朱马嘴一期也发现有极少的北方地区夏商时期的蛇纹鬲,刘家文化一期也较常见蛇纹,装饰的风格比较接近。朱开沟遗址发掘表明蛇纹鬲的年代下限当在殷墟一期之前。从刘家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说,本期的年代也要早于第二期的上限。综合考虑,可以认为刘家文化第一期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而第1段的年代或可进入二里冈下层的范围。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08:4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9: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关于文化来源,在刘家文化研究中也是观点分歧,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为了避免盲目类比,片面引喻,在进入主题之前,先应当对刘家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文化构成因素有一个相对清楚的了解,才有可能取得一个较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1)刘家文化的发展趋势

在分期和年代已经清楚的情况下,认真地观察一下刘家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概况,了解其发展的趋势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化来源及文化性质。

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期遗存发现得已不算太少。但第1段的陶器确实不多,有典型陶器出土的地点只知道甘肃庄浪县水洛羊把式坡、榆中县和陕西宝鸡县金河三处。尽管如此,但分布面却不能说很小,已经跨越陇山而分别出现于庄浪、榆中,以及宝鸡,东西相距超过了300公里。庞大的陇山山地虽然占据了较大的空间,但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能见到大体同时的遗物,则反映了该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一定的势力。

第2段陶器发现点的明显增加,分布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庄浪的陈家阳洼、陈家下岔、刘堡坪,和宝鸡石嘴头、凉泉、斗鸡台等处的发现,似乎形成了陇山东西的两个分布中心。向东的分布推进到凤翔樊家寨和眉县境内,陇山以西的会宁张城堡、临洮寺洼山及宁夏隆德马家河都有发现,向北已知分布到平凉。其影响似更为广泛,本段的陶鬲,在武功郑家坡先周文化遗址的早期灰坑曾有出土。据陕西榆林地区文物普查资料,在陕北神木县的庙火梁、黑家梁等遗址也见到相当于这一阶段段或略晚的高领袋足鬲标本。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09:0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0: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1)刘家文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期的分布仍以宝鸡和庄浪为东西两个中心。宝鸡附近的金河、兴隆、石嘴头、凉泉、虢镇、姬家店,庄浪境内的寺沟门、陈家阳洼、刘堡坪等遗址,都出土过属于本期的典型高领袋足鬲或高领圆腹罐。向东有继续扩展的势头,在凤翔的官村、岐山的樊家塬和庙王村等地分别发现了这一期的陶器。在天水的师赵村采集到相当于第三段的陶罐,以及西汉水上游的礼县也有此段的鬲、罐,表明本期的分布向西南也有所扩大。

碾子坡文化早期的麟游园子坪、长武碾子坡遗址,所出陶鬲与本期的同类器比较相似,则提醒我们该文化的形成可能与刘家文化影响有较大的关系。刘家文化进入关中西部,宝鸡及周围的千阳、陇县、凤翔等县区先后纳入其势力范围,越过千阳东部的黄土丘陵,或逾越凤翔北部的北山,就进入了碾子坡文化分布的达溪河流域。很有可能正是刘家文化在本期或略早阶段的东进或北上,与当地及邻近地区文化的接触和结合,而产生了一类新的地域文化——碾子坡文化。这就是碾子坡文化含有浓厚刘家文化因素,或被研究者认为是刘家文化一支的根本原因。

总体而言,这一期文化在东部地区的影响表现得较为充分,除了上述者之外,在扶风壹家堡、礼泉朱马嘴等商文化遗址,麟游史家塬、彬县断泾等先周文化遗址的部分单位也出土有少量类似于本期的陶器。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1: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1)刘家文化的发展趋势

属于第三期的典型陶器标本,在陇山以西尚未见到,分布情况比较模糊。而向东发展的线索却较清楚,扶风和岐山交界的周原遗址除发现了刘家墓地之外,在贺家、王家嘴等地也见到了相当于第4、5段的灰坑、墓葬等。宝鸡附近的苟家岭、赵家坡等遗址也能采集到本期的陶器。郑家坡、朱马嘴等遗址的少量单位出有相当于本期的陶鬲。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从这一期开始,刘家文化分布的重心有明显东移现象。

周原地区在二里冈上层晚期到殷墟—期或略晚阶段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势力范围,周原及附近发现了多处这类遗址,有可能是该文化的一个区域统治核心,或中心聚落。但到此时,周原却突然发现不少刘家文化的分布点,很清楚的告诉给我们—个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在殷墟二期的后段,这里又被刘家文化所据有。这—文化更替的现象标志着刘家文化发展高峰的到来,取代京当型而成为周原的主宰者,向东推进的范围达到了极致,周原以东至今再无刘家文化典型遗址分布的线索。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2: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1)刘家文化的发展趋势

与前一期的情况相似,第四期文化遗存的分布主要在周原至宝鸡附近的关中西部,但发展的势头似有所消减,没有进一步扩张的迹象。在周原一带,除了刘家墓地的少量墓葬外,贺家、王家嘴以及岐山的庙王村也有墓葬发现,宝鸡附近的高家村、晁峪墓地和纸坊头等遗址,都有属于本期的典型遗存。陇山以西,相当于本期的陶器只在庄浪有所发现。水洛文家沟店、杨河马寺等地出过单耳或双耳的高领圆腹罐。

属于第五期的遗存,在陇山以西还没有可以认定的线索,仍主要分布在关中西部。如以遗址、墓葬含有高领袋足鬲这一类因素的情况观察,范围似有进一步的扩大。除了周原以西的宝鸡市属诸县区普遍有发现外,向东分布到沣西地区,北至甘肃的崇信等县。但其他因素几乎普遍消失,而涌现出大量先周文化因素,呈现出一种文化融合,并以先周文化为主体的局面。刘家文化作为具有一定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而言,这一期却呈现出一种衰落和巨变的形势,几乎所有的遗址和墓地反映的文化面貌与四期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刘家文化的因素在急剧的消减,而其他非刘家文化的因素却在迅速的增长,显示了本期的文化性质可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通过对各期文化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刘家文化是一支由西向东发展的考古学文化,最初的重心极可能是在陇山以西的庄浪和附近地区。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0:0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3: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刘家文化墓葬的资料较丰富,遗址发掘过少,且面积极小,在此基础上所看到的文化面貌,应该说还不是很全面。但初步做—些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加深对现有材料的认识。分析前文所提及的资料,能见出该文化的主要因素有3类:

A类因索

表现在遗迹和遗物两方面:遗迹,现知道有偏洞室、带头龛的竖穴,土圹竖穴这三形式的墓葬;遗物,有以高领袋足鬲和高领圆腹罐为代表,还包括袋足甗、敛口钵在内的陶器群和铃、管、双联小泡等小件铜器。

墓葬只发现了第三期及其后的形式,对第一、二期的具体形制不了解,但从这两期已有多组陶器发现时没有破碎,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情况分析,至少应有一部分可能是置于偏洞室或头龛之内,而未受到填土的直接挤压。换言之,这两种形式的墓葬很可能已出现于第三期之前。

高领袋足鬲是从第一至第五期均常见的器类,不同型式的高领圆腹罐也普遍存在于第四期以前,至第五期只有少量的孑遗,袋足甗、敛口钵虽然只见于最晚的两期,但其制作风格、纹饰特点与前类陶器有明显的一致性,故应归于这类因素。后两类器物均出于遗址,不见于墓葬,表明均非用于随葬的陶器组合,但也是居址中人们的生活用器。尽管是在较晚阶段的遗存中见到,但并不意味只出现或仅存在于晚期,这主要是没有发掘到更早阶段遗址所造成的不可靠印象。所以,将来在属于三期以前的遗迹单位中发现这两类甚至更多类的陶器,应当毫不奇怪。

铃、管、双联小泡等几类小件铜器虽不起眼,数量也很少,但其特征鲜明,基本不见于同时期相关的诸考古学文化,当是这类文化因素中有典型意义的遗物。
A类因素在刘家文化中始终存在,并几乎一直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表明是其主体和原性文化因素。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0:1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4: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B类因素

主要是陶器,有折肩罐、联裆鬲、甗、盆等。纹饰有麦粒状绳纹、方格纹、菱形乳钉纹等。铜器宥乳钉纹盆形簋、方座簋。

惟有折肩罐出现得略早,现知最早见于刘家文化第三期第4段的墓葬,数量亦不可谓少,在四、五期墓葬的器物组合内并不多见,可能与墓地所处的地域有关系,但在遗址中多有发现。其他器类也都常见于后两期的遗址,愈晚所占的比例愈大。联裆鬲还是第五期墓葬的主要随葬品,时间愈晚,出现的比例愈高。常与随葬高领袋足鬲的墓处同—墓地,但未见两类陶鬲共存一墓的现象。

此类因素中的陶器,都是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典型器。两类铜簋也是陕甘地区先周晚期最有代表性的铜器,关中西部诸县及沣西发现最多。这两类簋与先周式联裆鬲共出于一墓的现象较多,笔者统计已有13例。基本可以肯定,B类因素来自先周文化是不成问题的。

刘家文化到第五期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因素急剧消减,而B类因素则迅猛增长,应与商代末期先周文化在关中地区不断地发展壮大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0:39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5: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C类因素

主要是青铜器,除了应属于B类的乳钉纹盆形簋、方座簋外,其他的鼎、簋、斝、卣、罍、瓿等礼器,及戈、镞、弓形器、斗、斧、锛、凿等兵器和工具等,基本都应包括在内。还有折肩罐为代表的陶器。
上列的各类铜器,无论礼器、兵器和工具,均可见于殷墟及其他地方的商文化墓葬和遗址,可知刘家的青铜文化主要是对商文化的接纳和吸收。

另外,分布于周原以东的京当型商文化也含有折肩罐一类陶器,以及麦粒状绳纹等纹饰。尽管我们相信京当型的这些因素可能来自先周文化,但从分布区域考虑,刘家文化三期前活动于周原以西,与分布在周原地区的京当型商文化有一个较长的对峙时期,也就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刘家墓地所出现的折肩罐等因素多于其他地点,更应当是受了后者的影响。这也可以从刘家文化的个别陶鬲具有某些商式鬲的制作特点而反映出来。扶风县博物馆藏有1件采自刘家村的高领袋足鬲,外观毫无特别之处,但其内隔极低,分界清楚,剖视线呈“L”形,三足似一次制出(参见绪论第二节图三,1),与商式鬲的裆及足部相同,而与刘家文化其他高领袋足鬲的袋足分别制作,然后拼接使内隔加高,剖视线呈“L”形,有较大的差别。

C类因素的存在,折射出京当型为代表的商文化对刘家文化影响,主要是在发展到周原地区的第三期前后。

但两者的联系在此前却可能已经存在,这不仅据文化布局的情况可以推测,而且从甘肃东部天水地区个别文物单位的收藏中有所反映。前文的分析已说明天水一带很早就已是刘家文化的分布区域,但近期我们在清水县参观时,出乎意料发现了县博物馆竟藏有3件较典型的京当型商文化讨论,出土于红堡的2件,其中1件形制颇早,为侈口,唇内一周弦纹,深腹、抹光的尖锥足较高,有相当殷墟一期的京当型早期鬲的特点。
这一发现不仅说明商文化与刘家文化发生关系的时间较早,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商王朝通过京当型这个西土的中心将其政治影响推到了陇山以西,无疑将极大地扩展学术界在有关方面研究的视野。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2:0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6: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另外,至少还有4类次要的文化因素:

D类因素

包括陶器和铜器两方面。陶器似只有B型圆肩罐,铜器有三角援戈、兽面和人面纹铜饰等。
这类因素虽不多,但颇有特色。类似于B型圆肩罐的陶器,未见于在刘家文化四期以前,第四期第7、五期第8段出现于高家村墓地,更晚又复不见。与之相邻的诸多同期文化中,从未发现,但在秦岭以南的城固宝山商代遗址中却有近似的陶罐出土。近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在此地的连续发掘,已经揭示了这里是一处与早期巴蜀文化有关的遗址,内涵与刘家文化截然不同,惟有一种圆肩罐的形制、大小、纹饰等均与B型圆肩罐相似。另外,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的多座墓葬都出土过类似的陶罐。竹园沟、茹家庄等处墓地也属于与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遗存。

长期以来,城固、洋县一带屡有商代青铜器出土。其中的三角援戈、人面和兽面纹的铜饰(或称为铜脸壳)等,被认为具有巴蜀文化的特点。宝山的发现,使此区所出青铜器的归属得以明晰,可知属于同类文化遗存。73贺家M1出的三角援戈及两件铜饰,应当是受了这类文化的影响。
由此说明,D类因素的来源是以宝山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巴蜀文化遗存。其与刘家文化发生关系的时间也非常晚,到了第四期第7段。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7: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E类因素

仅陶鬲—类,只有3件标本,为刘家M3:1、2、M49:12。

这3件鬲的形制较特殊,且不完全相同。其共同的特征是,有较高的领部,与足连接部位界限不明确,三袋足,饰浅细的绳纹,口沿有锯齿状或绳压的花边,裆间或领部有鋬状附加堆纹。与刘家文化不同时期的高领袋足鬲均有显著的差异。所以,不少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将M3的两件存疑,或暂不分析,而将与M49:12同出的单耳罐视为由寺洼文化特点。

比较有关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类似的陶鬲在陇东地区有少量发现。甘肃合水兔儿沟M5出土,和庆阳巴家嘴征集的陶鬲各1件,分别与M49:12和M3:1相近。长武碾子坡M109出土了1件与M3:2近似的陶鬲,但仅一见,亦不会是该遗址的主要陶鬲形式。从形态分析,领、足没有明显界限,足尖多外撇,似具有寺洼文化陶鬲的某些特征。但均饰绳纹,口沿外施绳压的花边,又有不同。尤其是M3:1鬲,迄今未见于寺洼文化。因此,还不能草率地认为就是寺洼文化因素。而很可能是一类分布于甘肃东部地区,与寺洼文化有较密切关系,尚未被清楚认识的文化遗存。

我们的研究已能说明,这类因素与刘家文化发生关系的时间较晚,主要在第四期第6段之后。过去,有学者将M3年代估计在刘家墓地其他墓葬之前,显然不可凭信。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5:1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8: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F类因素

只有A型圆肩罐一类陶器。从刘家文化第四期的第7段始见,遂成为一类有代表性的陶器。并在关中地区时间大体接近的先周和商文化遗址或墓葬中也有发现,但却未见于诸文化的较早遗存中,在周边相邻的文化中也未找到线索,,故这类因素是该文化发展中的创新之作,抑或是另有来源,现在还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4.G类因素

可知有青铜兵器,目前只见到銎内戈和羊首曲柄短剑各1件。这两类铜器多见于陕晋高原地区,属于北方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来源无疑是清楚的,这说明刘家文化从第四期第7段开始,受到这类文化因素的少量影响。

此前,虽有相当于一期2段或略晚的刘家文化陶器发现于北方地区(陕北神木、靖边等县)的线索,但却没有发现北方文化因素向该文化渗透的明确信息。两者有无更多联系,已有的资料还反映不出来。至于有些研究者把壹家堡遗址中形制不同的两类袋足鬲,都看作陕北、河套某考古学文化因素,不过是在对两种文化都缺少较全面认识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种假设,与事实可能存在较大的出入。
壹家堡一期的A型尖裆鬲的领相对较矮,袋足较肥硕,无另加的足尖,容量主要在腹部,裆间或有棱纹(蛇纹),为北方草原地区蛇纹鬲系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固然不错。但B型鬲有高领,另加的足尖,是刘家文化高领袋足鬲的特点,应是后者影响的结果,不加区别的简单归并,当然有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5:4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9: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G类因素

刘家文化第一期的陶器与北方地区朱开沟等遗址的陶鬲上,虽同样都有装饰蛇纹的做法,但刘家文化从第二期开始,就再无蛇纹出现。而受北方文化影响的遗址中的蛇纹陶器延续得较晚,且愈晚纹饰愈为粗壮草率,在壹家堡、朱马嘴都有例证。

我们赞成研究者将朱开沟等遗址内以蛇纹(棱纹)鬲、盆形甗、带鋬圆腹罐、侈沿盆、三足瓮等为代表的陶器群,称朱开沟文化。作为北方地区夏商时期一类典型的文化遗存,分布范围较广,影响区域更大,关中是受其影响的南区,当地的商文化、先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这类文化因素。

朱开沟文化的内涵较复杂,来源也不完全清楚。初步分析,主要似可区分为两群器物。A群,方唇大袋足鬲、三足瓮、侈沿盆等为代表。可能是来源于当地龙山晚期的永兴店类文化遗存,并受年代接近的大口二期文化的影响。B群,以蛇纹鬲、盆形甗、带鋬圆腹罐为代表。这类以薄胎、夹砂褐陶、饰细绳纹和蛇纹为特殊的器物群,在当地找不到演变的文化基础和起源的任何线索。李伯谦先生比较倾向于蛇纹鬲起源于北方地区,但明显持有怀疑,曾说“我们虽然倾向认为这里是它(指蛇纹鬲——引者注)的老家,但它与龙山阶段的鋬手鬲、单耳鬲等似乎又没有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看不出有清楚的演化痕迹。有的同志怀疑是否与齐家文化的鬲有一定渊源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5:5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30: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2)文化因素的分析G类因素

事实上是与齐家文化以后出现在甘肃东部的庄浪刘堡坪、广河齐家坪等地的陶器较为接近(图五三)。很有可能就是后者向东北方向扩展影响到河套地区,与有用鬲传统的当地文化结合而得以发扬光大的结果,并以河套为中心,进一步向周边地区影响、扩散。
微信截图_20180826155238.png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6:1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31:文化来源及其性质:文化来源的重新认识

(2)文化因素的分析


北方地区的朱开沟等遗址都曾见到齐家文化影响的线索,陕北神木有刘家文化第2段陶器的发现,说明在龙山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曾涌现过陇右地区文化向鄂尔多斯高原不断迁徙移动的潮流,B群陶器只是其中的一股浪潮。

刘家文化的蛇纹陶器似与刘堡坪一类遗存也有联系,就可能与朱开沟文化B群因素有了一个共同来源,但其有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详下文),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流向,故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四类次要文化因素,都是在很晚的阶段出现于刘家文化的外来影响,B、C两类因素尽管出现得较早,甚至在最后有角色转换的现象,但却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其在该文化最初阶段就已经出现,故同样应是渊源自有的外来因素,而非始终存在的基本成分。因此,只有A类因素是刘家文化的主体,也是探讨其文化来源的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8-8-26 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下的部分就是张天恩对刘家文化来源的分析论证!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人类生物学在线 ( 苏ICP备16053048号 )

GMT+8, 2020-9-28 11:26 , Processed in 0.130581 second(s), 1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