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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刘家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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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09: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原龙山文化的这9个类型。若按照考古学文化划分,现在学术界一般把它划分为分为6个考古学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三里桥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若按最新的研究把煤山类型从王湾三期文化文化中剥离出来,是7个考古学文化。

学术界把这6个或7个考古学文化称为亲属性文化,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位于关中西部的双庵类型属于中原龙山文化,双庵类型当然属于中原,这是基本的考古学常识!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从现在的观察看,中原龙山文化中的人群有多种不一样的Y,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本帖子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说双庵类型不属于中原,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必要的知识储备!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开始进入本帖子的第二个问题,即对刘家文化源头的讨论。
如果有人贴出牛世山的文章说,刘家文化源于双庵类型,这对吗?

当然不对,牛世山明确说刘家文化的渊源可能是客省庄文化的双庵类型,同时他又说刘家文化遗存的年代早到殷墟二期,该文化的上限可早到殷墟一期。而牛世山说“后者(指双庵类型)主要处于龙山时期,其与前者(指刘家文化)在时代上尚有较远距离,因而本文的推论是否正确,还需今后相关遗存的发现来证明。”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先周文化探索>读后的若干思考》,该论文出自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2011年文物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4: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8-8-12 14:23 编辑

李伯谦的观点

1:那么,解决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研读雷兴山先生的《先周文化探索》,从其字里行间悟到,关键应该就在于,在相关考古学遗存的分期、分类体系确立之后,在考古学文化反映的聚落形态、聚落结构、聚落性质等所谓“考古背景”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就是如何将这些考古学研究成果与文献有关该族的记载进行科学整合了。

法国历史学家Christopher Hawkes先生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史前、原史、历史三个阶段。所谓史前,是指漫长的、没有文字的原始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所谓原史,是指文字正在或已经发明,但还没有成系统的文字记载的历史,那种由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或初期国家阶段,大体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相对应。所谓历史,是指一般从考古学上早期铁器时代开始的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的成文历史时代。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4:26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2:中国考古学上的夏商周考古、先商文化研究、先周文化研究,都属于原史时代考古的范畴,刘文锁、吴晓筠对中国的原史时代都有过很好的界定和讨论。原史时代考古的重要特点,是要将有关文献记载与考古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所谓文献记载.主要不是当时的实录,而是后人的追记,有的追记可能是根据历代口耳相传的传说形成文字的,有的就难免杂有荒诞不经的杜撰,因此使用这些文献之前,就必须经过可信性研究,看看哪些是前者,哪些是后者,从而决定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可用的可信度是多少,又怎么去使用。

我们主张将考古与文献科学的整合,既包括事先对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也包括在使用时如何正确处理考古与文献的关系。在以田野调査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一些锐敏的学者即试图将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去研究古史,但多是以文献为主,将考古材料作为注脚,结果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3:根据长期的研究实践,现在大家都已体会到,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文献记载为线索,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文献所记作出判断。但需要说明的是,学者当中,由于对文献和考古材料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即使研究过程无懈可击,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见仁见智是常有的事情。

即以先周文化探索为例,现在的几位研究大家,在相关遗存分期、分类体系上是基本一致的,在将考古与文献整合研究所用方法上,也挑不出明显的毛病,但除了共同认定商文化京当型不是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是羌戎族文化之外,其他几类遗存的主人究竟何者是姬姓周人,认识远未统一,碾子坡文化是先周文化、郑家坡文化是先周文化两大主张仍然相持不下。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4:雷兴山先生原来是郑家坡文化为先周文化的拥护者,后来经过深人研究,在对“沣西类居址遗存”、“西村类墓葬遗存”、“孙家类型”等作出新的定位,并比较它们之间以及与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之间的异同之后,转而支持碾子坡文化为先周文化的意见。

以上基于新材料和新分析提出来的不同的新见解,既标志着先周文化探索的新进展、新收获,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先周文化探索的艰巨性、复杂性,很难说哪一种观点绝对正确,哪一种观点绝对错误。雷兴山先生在关中西部跋山涉水摸爬滚打十多年,深知其中的深浅,他对经过倾心分析研究作出的新判断,肯定是满怀信心的,但他在这几种不同观点面前,也仅说自己的观点是诸种选项中的一项而已。我相信这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而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同意并支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5:19 | 显示全部楼层
介绍李伯谦的这篇文章,是为了说明学术界现在达成的共识,即“共同认定商文化京当型不是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是羌戎族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5:24 | 显示全部楼层
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2010年科学出版社):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早于周原遗址碾子坡文化遗存的碾子坡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换言之,周原遗址的碾子坡文化应来源于泾河上游地区。因此,从考古学文化分布地域变迁的角度分析,早于古公亶父迁岐前的姬姓周人所使用的“早期先周文化”,应是泾河上游的碾子坡文化。不过,泾河上游碾子坡文化的族属,并不只包括姬姓周人,甚至可言创造和使用碾子坡文化“早期遗存”的主族有可能并非姬姓周人:

(1)按文献记载,姬姓周人迁岐前及迁岐后不久,所用文化皆戎狄文化。如《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以前周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匈奴列传》记公刘“变于西戎,邑于豳”。《史记·周本纪》曰古公亶父居岐后“乃贬戎狄之俗”。凡此皆说明,创造和使用碾子坡文化的主族是戎狄之人,而非姬姓周人。

(2)相关遗存统一分期的第五期时,周原地区及丰镐遗址姬姓周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发生了变化,即出现了“沣西类”居址遗存与“西村类”墓葬遗存,但泾河上游的碾子坡文化却未发生如此改变,依然保持原来特色。

另外,从整个碾子坡文化的分布地域、特征及相关文献记载看,使用碾子坡文化的主族非姬姓周人的可能性极大。对此,笔者及其他先生已有论述,于此不赘。

综上所论,周原地区以外碾子坡文化的族属,既包括姬姓周人,也包括其他非姬姓周人之族群。若从这个涵义讲,周原地区以外的碾子坡文化,既可以是文献记载的古公亶父这一支姬姓周人所使用的“先周文化”,也可以是戎狄族群所使用的“戎狄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6:01 | 显示全部楼层
雷兴山的研究被称为处于对先周文化研究的前沿。不过,我看诸家所论,好像对此有点不以为然。这样的学者有李伯谦、韩嘉谷、张天恩、尹盛平、井中伟、王立新等等。

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弧裆鬲是先周文化的主要特征。即使是邹衡也承认弧裆鬲尤其是长方体瘪裆鬲可能是姬周文化所固有的特征,分裆鬲尤其是其中的高领袋足鬲则可能是姜炎文化的独特特征。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视高领袋足鬲为羌戎文化所有,也就不显得突兀。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6:18 | 显示全部楼层
之所以介绍楼上的种种,是为了对关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大体呈现,关中地区又分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分为西部偏东地区和西部偏西地区。
楼下介绍完牛世山的《刘家文化的初步研究》后,我们就可以对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做以描绘。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牛世山《刘家文化的初步研究》,该论文出自《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8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上下册)。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08:03 | 显示全部楼层
牛世山的观点

1:据多年来的发现,刘家文化分布于关中平原西部及其以北山区,北到平凉一带,东不过子午岭,向西一度扩展到甘肃天水、庄浪一带。重要遗址有扶风刘家、长武碾子坡、宝鸡石嘴头、纸纺头等。主要陶器有分裆袋足鬲、分裆甗、盆、豆、簋、折肩罐、单、双颈耳罐、腹耳罐、尊、瓮等,其它还有石斧、锛、凿、骨簇、骨锥、铜铃等工具。并发现有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

刘家墓地位于扶风县北的周原腹地。┅┅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刘家文化遗存的年代早到殷墟二期,又据扶风壹家堡一期的商文化遗存中分裆袋足鬲等刘家文化因素的存在,说明该文化的上限可早到殷墟一期,而形成的时间应更早。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08:11 | 显示全部楼层
牛世山的观点

2:┅┅从考古遗存可以看出,最常用、占主要地位的炊器在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在向外传播过程中是最不容易被接受的,而其它器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如果炊器已被一个考古学文化接受而成为的主要炊器,那么,原与其共存的其它器类或多或少也出现在这个文化中。如果刘家文化的陶鬲源于朱开沟文化,前者中至少还应有源自后者、原与鬲共存的其它器类,可事实上,除鬲之外,前者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与后者的其它器类可以比较者。所以,刘家文化的分裆袋足鬲也不会源于北方青铜文化。

    既然刘家文化的渊源与甘青青铜文化无关,其与周邻其它考古学文化也仅为相互影响关系,那么,刘家文化的渊源只能是当地的比其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亦即应深入探讨刘家文化与客省庄文化的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08:16 | 显示全部楼层
牛世山的观点

3:客省庄文化分布于关中及邻近地区,发现的遗存主要是居址,墓葬较少。该文化最常见的是陶器,器类有鬲、夹砂罐、高领折肩罐、单、双颈耳罐、三耳罐等。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客省庄文化至少可分为康家、客省庄、双庵三个类型,依次分布于关中东部、西部偏东、西部偏西及邻近地区。这三个类型中,康家类型的文化特征与刘家文化差别较大,其又被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代替;客省庄类型虽与刘家文化的特征有相近之处,但其最终发展为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因而这两个类型都不会是刘家文化的渊源。那么,刘家文化的渊源最有可能是双庵类型了。

    双庵类型主要分布于关中西部,这与刘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重合,两者的这种关系也就完全具有前者发展为后者的条件。从陶色看,双庵类型基本为红或桔红陶,刘家文化的偏早陶器的陶色主要为与之相似的橙黄色,这在石咀头类型中最为明显。从主要器类看,刘家文化的器物群以鬲为核心,这与双庵类型完全相同;前者的主要器类还有方唇斜沿盆、粗柄大盘豆、方唇折肩罐和敛口瓮(无领折肩罐)等,这也是双庵类型的主要器物;前者碾子坡类型的器物群更与后者有可比性,两者间除鬲以外的其它主要器类间已显露出有机的联系。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牛世山的观点

4:鬲在两个文化中都为主要炊器,从器形看,尚缺乏联系。从制法看,双庵类型的陶鬲制法为先分别模制三个大袋足,然后接于带耳夹砂罐下部即成。但如果不用带耳夹砂罐,只将这三个袋足从上口竖向捏合,再加上领部,就做成了刘家文化的那种分裆袋足鬲。可见,两者的制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刘家文化的陶鬲的制法更加简化了。

    综合以上分析说明,刘家文化的渊源很可能是双庵类型。不过,后者主要处于龙山时期,其与前者在时代上尚有较远距离,因而本文的推论是否正确,还需今后相关遗存的发现来证明。
 楼主| 发表于 2018-8-13 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牛世山的观点

5:关于刘家文化的去向,由于该文化的因素在其分布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大量出现,因此肯定该文化没有发展为其分布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现象,在殷墟三期以后,随着以郑家坡遗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的向外扩张,在原刘家文化的分布区相继出现了先周文化遗址,其中很多遗址中先周文化的堆积就压在刘家文化的堆积之上,典型遗址如周原遗址群(包括刘家、贺家和王家咀等遗址)、纸坊头、碾子坡、壹家堡等。这样,刘家文化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到西周初,已基本为周文化所覆盖。

同时,在原刘家文化分布区内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出现相当数量的刘家文化因素,这类因素的器物演变逐渐趋同或近似于先周文化的同类器物的演变轨迹,显示出融入周文化即周化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呈加强之势。最为明显的就是原作为刘家文化主要炊器的分裆袋足鬲的变化,其典型形态在周文化中越来越少,到西周早期基本不见。而从殷墟四期偏晚开始,在先周文化中出现了这样一种鬲,其外形与典型的分裆袋足鬲相同或非常相似,但制法已与先周文化的主要炊器联裆鬲相同,裆部为联裆式,因而就不能称之为“分裆袋足鬲”了。因此,如果说单从原刘家文化分布区域中先周文化遗存的相继出现这一变化,表明前者逐渐被后者替代了的话,而后者中大量刘家文化因素的出现及其呈现的很强的周化趋势,似乎可以说明刘家文化被后者逐渐融合乃至同化了。

    刘家文化与先周文化长期相邻共处,后又融入周文化中;先秦典籍明确记载周人与羌人关系密切,周先公、先王和西周诸王多与羌人通婚,原刘家文化主要分布区的关中西部又为西周王朝的稳固后方。所以,推断刘家文化的族属为“姜戎”或羌人无疑是正确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8-14 07:41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上简要介绍了牛世山的这篇论文,我们可以将他的一些观点总结如下:

1:刘家文化的族属为姜戎。——这个观点现在是学术界的共识。
2:刘家文化被先周文化同化。——这个观点现在也是学术界的共识。
3:郑家坡文化是先周文化,联裆鬲是姬周文化的固有特征,高领袋足鬲是姜炎文化的独特特征。——这个观点是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4:刘家文化的源头是双庵类型。——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当然,牛世山也明确说“可能是”,并且指出,刘家文化与双庵类型之间的缺环是“较远的”。
5:刘家文化的上限是殷墟一期。——这个观点是不对。研究表明,刘家文化的上限可达二里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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