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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刘家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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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7 16:18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1: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一)与郑家坡文化的比较:葬俗的比较

凤翔西村、扶风北吕、武功郑家坡墓葬为代表的先周文化的埋葬习俗,与碾子坡遗存的墓葬埋葬习俗虽有一些相似因素,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相似因素:墓葬形制,二者是以竖穴墓为主,西村则全为竖穴墓,均存在覆斗形的墓形。两两一组的埋葬习俗虽在西村、北吕墓葬中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这种情况在先周文化也是存在的。随葬品多为一鬲(指碾子坡晚期墓葬)。

不同因素:从发表的资料看,碾子坡的墓葬完全是按时代划分区域的,不同时期的墓葬绝不见混在一起的,这在先周文化墓葬中是不见的。因为目前所发现的先周文化墓葬虽然也有分区,也有按时代的不同进行排列的,但绝不见碾子坡这种情况,更没有碾子坡这么有规律性。而这一点也许是碾子坡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一个很特别的区别。
 楼主| 发表于 2018-8-17 16:3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2: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一)与郑家坡文化的比较:葬俗的比较

不同因素: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碾子坡早期的墓葬中只发现了5件陶鬲,也就是说只有5座墓有随葬品,而报告中说早期有92座墓,看来完全是按区域划分的,如果这种划分无可非议,那就告诉我们碾子坡墓葬的区域划分是有绝对的可靠性、科学性,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结论是从何而得出的?而且大量的墓葬没有随葬品,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信息的反映。

虽然我们承认先周文化的墓葬形制为土圹竖穴墓,也有相当数量的覆斗形,但它不像碾子坡墓葬那样有规模,形成自己的风格——带颈的竖穴,这一点是与先周文化有显著区别的。
两两一组的埋葬习俗虽在先周文化中也有发现,但并不普遍,而且也不像碾子坡墓葬的兄弟、姊妹、夫妇葬,更不见俯身葬,碾子坡的俯身葬代表的是男性,先周文化中不见俯身葬,显然不能说先周文化中的墓葬全为女性,只能是二者葬俗具有差异的一种反映。

先周文化中尚不见石棺葬,碾子坡早期则有石棺葬。晚期以及西周时期不见,可能与石棺葬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关。
碾子坡墓葬的随葬品全部为一鬲,而先周文化墓葬的随葬品虽也有一鬲者,但也有一鬲一罐、一鬲二罐等多种形式,与碾子坡只有一件鬲的形式是有明显区别的。同时,碾子坡早期墓葬绝大多数没有随葬品,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别于其它文化的葬俗,自然与先周文化就存在较大的区别。
先周文化有一棺一椁,而碾子坡墓葬中似乎无椁。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6:4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3: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二)与刘家文化的比较:陶器的比较

碾子坡与刘家文化陶器相似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均以袋足鬲为主要陶鬲,但若仔细分析,其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如器类中的双耳罐、单耳罐、腹耳罐尚未见于碾子坡,据说碾子坡遗址也曾出土过腹耳罐,但从未见报道的情况看,即便有也不会多,而且仅见其中的腹耳罐,并不见双耳罐等。

袋足鬲中的双耳鬲则不如刘家那么丰富。特别是碾子坡H134:6与刘家M37:9鬲、碾子坡M662:1鬲与石嘴头鬲特征极为相似(图五),所不同者大概是装饰。所以,我们觉得碾子坡的双耳鬲很可能是刘家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碾子坡文化特有的器物。当然碾子坡文化对刘家文化的陶鬲也产生过—些影响,如刘家M3:2鬲与碾子坡M109:1鬲(图六)就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日本学者西江清高先生也曾指出过。沣西张家坡M89鬲与碾子坡M184:1鬲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说明二种文化相互影响、接触的时间比较早,而且比较长。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7:04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4: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二)与刘家文化的比较:葬俗比较

首先墓葬形制与刘家文化不同,虽然碾子坡的墓葬中也有二例偏洞室墓葬,但它并不是其墓葬形制的主流,不应将其视作这一文化的特征性的因素,而当是受其它文化的影响所致。说穿了是受刘家文化影响的一种反映。

碾子坡早期墓葬中不见壁龛墓,所以碾子坡晚期墓葬中的壁龛墓,不应作为碾子坡文化的一个特征来对待,很有可能是受其它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个文化或许与刘家文化有关。刘家文化墓葬中每件陶器上要压一石块的习俗,是否与碾子坡文化的石棺葬或石棺葬孑遗有关,还是要认真研究的。因为一是碾子坡的石棺葬本身出现于早期,从前文的讨论看,它远远晚于刘家文化,不可能给对家文化施加彫响;二是石棺葬作为一种葬具,与每件陶器上压一块石的作法,似乎不可能有必然的联系,更不用说是有影响或源流关系;三是如果说碾子坡的石棺葬或石棺葬孑遗对其它文化有影响的话,与此同时必然首先要影响到它自己,但碾子坡晚期的墓葬则不见这种葬俗,这一方面说明石棺葬本身并不是碾子坡文化的特点,另—面说明它也不可能影响到刘家文化。

刘家文化的多鬲多罐的随葬品形式与碾子坡文化的只随葬一鬲的形式,显然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碾子坡遗址中虽也有腹耳罐的出现,但并不见随葬于墓葬之中,这就与郑家坡先周文化中虽也有高领袋足鬲的发现,但并不见随葬于墓葬中去一样,说明这种形式的器物并不是这一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受其它文化影响的产物。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5: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碾子坡遗存的时代,发掘者认为早期约当殷墟二期,我们曾认为早期约当殷墟一期,其上限到达二里冈上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从本节中所对比的陶器看,碾子坡遗存既有与郑家坡、岸底早期、刘家文化早期相似的器物,也有与中、晚期相似的器物,而且从印纹及其饰法、绳纹特别是麦粒状绳纹的比较看,碾子坡遗存早期的时代可以到达二里冈上层时期,至少不晚于殷墟一期。

更需要说明的是,碾子坡居址本身也不应是一个时代的遗存,大致从殷墟一期或略早些时候一直到殷墟三期左右。原《记略》所说的碾子坡早期的墓葬,恐怕还有疑问,至少无随葬品的墓葬的时代应当存疑。这样一来,属于我们所说的碾子坡早期的单位就不会有《记略》那么多。现在似可以肯定属于早期的单位有下孟村早期、碾子坡H116、H134、H503、H507等。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7:3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6: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关于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先周文化说、戎狄化的先周文化说、姜戎文化或其分支说、豳人说、密须说等。产生这么多说法的原因之一是对先周文化概念的理解及其对鬲的认识,瘪裆鬲数量过少是其被摈除于先周文化之外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邹衡先生最早对碾子坡先周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其可能是姜戎文化或其分支。后来又有新的资料进一步证明其与先周文化面貌相去甚远,继而出现了豳人或密须说。

袋足鬲先周说者则直接将其作为先周文化的早期遗存。袋足鬲与联裆鬲先周说者,则将其作为先周文化的一个类型。与之相近的意见则对碾子坡瘪裆鬲甚少的原因,作为另一番解释,郑家坡与碾子坡居址出土的瘪裆鬲,似乎很不相同,郑家坡的瘪裆鬲形态原始。但是,郑家坡遗址的分期中,它们与高领袋足鬲同属中期的关系,说明它们的时代并不过早。郑家坡瘪裆鬲的类型很多,同一类型中个体变异也很大,说明它正处于很不稳定的初创时期。“我们认为郑家坡瘪裆鬲的大量出现不表明它与碾子坡属于不同文化,而表明它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创造出的各种瘪裆鬲,经过应用、选择,到两周早期形态基本统一。郑家坡的另一特色,如装饰风格的变化、器形的具体变化等,均说明它处在一个更接近两周文化的发展阶段。从碾子坡到郑家坡再到张家坡两周早期居址,体现着周人住居文化的三个主要阶段”。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7:56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7: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从上面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碾子坡遗存的性质争议的焦点在于归入姬周文化还是归入姜戎文化,而且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非此即彼。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试作一比较,如果说将归入姬周文化系统,那么其与郑家坡文化(大部分学者已承认其为灭商以前的姬姓周族文化)、沣西地区的先周文化应当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否则不可能存在同时的影响或不同时的继承关系问题。

前文已经将碾子坡文化与郑家坡文化的陶器、葬俗作了比较,二者虽有一定的相似因素,但不同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尤其是葬俗方面二者的差异太大,表现在一是碾子坡早期“空墓”占绝大多数,晚期也存一定量的空墓,这与郑家坡文化、沣西地区的周文化墓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二是碾子坡两两—组的男女俯、仰身葬习俗,绝不见于郑家坡文化、沣西地区的周文化墓葬;三是碾子坡的袋足鬲比重太大瘪裆鬲比重太小,这两种制法、形制截然相异的陶鬲,不可能是一个文化同时拥有的;再则,袋足鬲墓由碾子坡(豳)的100多座到贺家(岐)的20多座,再到沣西(丰)的4、5座,呈逐渐下降趋势,与周人逐渐壮大的历史事实不符,更何况碾子坡袋足鬲与后者还有较大的区别。
可见,将其整体上归入姬周文化,存在着以上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18:0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8: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如果将碾子坡文化归人姜戎文化,那么,其面貌就应与已知的属于姜戎系统的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刘家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从各家所作的比较看,与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关系似乎不大,尽管其中可能含有二者的因索。与刘家文化关系表面上看似乎密切些,但从我们在前文所作的比较看,归入刘家文化,仍存在着许多矛盾之处,一是如果碾子坡文化的早期确实早于刘家文化的早期,那么由碾子坡的袋足鬲向刘家袋足鬲演变的轨迹不明确,因为二者的袋足鬲总体特征差异较大;二是由碾子坡的竖穴墓到刘家的偏洞室基,再到竖穴墓,由碾子坡的一鬲到刘家的多鬲多罐到一鬲,由碾子坡陶器上不加盖石块到刘家加盖石块再到不加盖石块,均呈现波浪式变化,这种变化既与器物、葬俗演变的逻辑规律相悖,又与史实难符;三是碾子坡的“空墓”(指无随葬品的墓葬)在早期占绝大多数,晚期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并不见于刘家文化。

可见,碾子坡遗存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既与羌人系统的刘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有联系又有区别,也与先周文化有相近之处更有区别,成为一个兼蓄多种文化的混合体,这也正是其文化属性难以确定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所以,无论其归入哪一个文化系统,都存在着说服力不强的缺憾。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19: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在对碾子坡文化的属性分析过程中,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居址与墓葬区别开来,特别是居址的早期应与墓葬区分开来。因为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晚期墓葬打破居址,早期的92座墓与居址有一段距离,仅有5座出土器物,而且多为一鬲,要靠这5件鬲很难将早期的墓葬与居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讨论碾子坡遗存属性的一个前提。

在讨论居址的性质时,要注意的是其量分析,因为:“文化是靠一群特征来支持与确认的,而不是靠一种特征来确认的。因此,任何一种单一的因素都不足以代表文化。因素只有在文化之中并担负起一群特征之一元的作用才具有文化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两类遗存中某一类因素的相似,并不能判明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类文化,甚至也不能判明因素本身属于哪一文化”。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觉得碾子坡居址的早期出土的盆、折肩罐、圆肩罐、敛口罐(瓮)、大口尊等都与郑家坡、岸底早期的同类器相似,似可作为同一类文化遗存对待。另外,碾子坡与郑家坡房址亦有一些相似之处。至于碾子坡居址中瘪裆鬲特别少的原因可能与周人居于戎狄之间,受其影响以至一度被同化有关,这也许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周人居豳期间,其俗与戎狄无异的一种反映。所以,这一类遗存可以称之为戎狄化的先周文化。

至于碾子坡居址的中晚期及其墓葬,通过前而的陶器比较,似与郑家坡、岸底遗址的同类器差异较大,尤其是墓葬。所以,其文化属性很可能与居址的早期有别。本文所谓的碾子坡文化,也就是指这一类遗存。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20: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如果将碾子坡居址的大部分和墓葬视为碾子坡文化的主体,就可以很容易地回答以下问题:

一是男女两两一组仰、俯身葬的葬俗问题。因为这种葬俗“绝非偶然,而它应该是属于遗址中的居民死后在埋葬习俗上的一种定制,也是他(她)们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是具有某种信念的一种具体反映和写照”。而大量的“空墓”存在,用占有财富的多寡及太王前后存在着较大区别来解释,未免有些简单化。其实这些埋葬习俗当是碾子坡文化独有的,是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是碾子坡文化的袋足鬲总的来说为多鋬,与已知的辛店、寺洼、刘家文化等有显著区别。从耳、鋬的有无看,带耳鬲多为西方姜戎系统,带鋬鬲多为北方戎狄系统,无耳无鋬鬲多为中原系统。所以,碾子坡的多鋬鬲更具有北方文化的特征。

三是在难以归入目前已知的各种文化的情况下,以自成体系、独立命名为最好。更何况从“水系·古文化·古族·古国”的角度讲,碾子坡文化也可以独立为一种新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5:18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21: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就是碾子坡文化的归属,即它的族属问题。碾子坡豳人说有其缺陷,因为豳人这个概念太大,而且是一个模糊概念。周人先祖高圉、亚圉曾经还做过邠侯,邠侯与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就无法弄清。从放弃或部分放弃豳人说而改为密须说,也能说明这一点。

将碾子坡遗存说成是密须人的遗存,与事实接近,但也有必要作一番分析。密的地望,文献中多有记载,《诗·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岗”。《吕氏春秋·用民篇》曰:“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纪年》曰:“纣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

《汉书·地理志》云:“安定郡阴密,诗密人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周原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密。上述文献记载说明密在泾水流域,而且密就在今灵台县西百里镇—带。在灵台白草坡、洞山、两岭、姚家河就发现有西周早、中期的铜器墓,这些地方与百里镇相距不远,所出青铜器应为密国物。这就为密在灵台县西提供了旁证。而阮、共自然与之接壤。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军社的观点

22:碾子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朱右曾《诗地理征》云:“地理志安定郡有爰得县,爰重言之为阮,故城在今泾州东南,于密须为东北也。┅┅泾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共池在今泾州北五里”。《读史方與纪要》亦谓:“泾州共池,在州北五里”。这些记载又说明阮位于密须的东部,共则位于今泾州北五里。其地望指的是文王至恭王时期,也就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较之更早的地望当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也就是说,这—地望基本上反映的是商代的地望,那么对之于这一地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与灵台县西最为接近的文化遗存乃是园子坪文化遗存,而不是碾子坡遗存,后者恰好与密之东北的地望相近,所以,碾子坡遗存最有可能是阮人的遗存,而不—定是密须人的遗存。

这样理解,就能说明碾子坡遗存中的先周文化因素为什么那么浓厚,以至有学者将其作为先周文化遗存对待。周人不遗余力地去保护阮、共,与周人的战略有关,也与其居豳时期与这两个方国的友好相处不无一定关系。也许周人早期迁居于此,后来地方文化势力渐渐壮大以后,周人就迁居他处,《诗·公刘》中叙述周人迁豳时多处择地的情形,大概是其中的—种反映。处于戎狄杂处地区的碾子坡,其间存在文化更替现象,并不足为奇。周人迁居泾水东岸以又长期与之友好相处,文化间自然就产生了一定的共性。

由于碾子坡文化遗存的材料有限,对其所作的分析,自然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与片面性,希望今后能不断究善与修正。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5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古公亶父迁岐和文王伐密须,刘桓《卜辞所见周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该论文出自刘桓《甲骨集史》(2008年中华书局)。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桓的观点

1:古老的周族在后稷时是居住在邰地,公刘时“于豳斯馆”,无论是在邰地还是豳地都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有考古学者认为:“彬县断泾、旬邑县孙家等地已发现先周文化遗址,年代上限为殷墟—期,已可确证古公迁岐以前,周族居豳是在今彬县、旬邑县境内。”(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这一说法有考古发现为依据,当可信从。古公亶父(大王)时,最可称述是周族完成了一次迁岐的行动,从而占据了周原地区。关于这次迁徙的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免与狄人争夺土地而引起战争。《孟子·梁惠王》载: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吾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孟子》的这段话,可能有修饰的成分,如说“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尚书·大传》:“狄人将攻太王亶甫,,亶甫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对曰:‘欲得菽粟财富。’太王亶甫曰:‘与之。’每与,狄人至,不止。”两相比较.还是《尚书大传》所述显得实在,更合乎情理。豳地发收空间不大,戎狄又来争夺,促使古公亶父选择了土地较为肥沃的周原地区作为迁徙地。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桓的观点

2:伐密须

文王受命三年,正当他筹划继续与商朝争夺中间地带时,不料后方发生变故,密(即密须)人侵占阮与共两个方国消息传来。《诗·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大邦是指周方。毛传:“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这一训释是正确的。郑笺载“阮也,阻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显然误解诗义。由于阮、共都臣服于周,受周方保护,故密人侵阮与共,引起周文王出兵征伐。

密须,据王肃说是姑姓之国,其地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阮,卜辞作元,《合集》5856有“元臣”,说明其属周之前曾臣服于商。共,与阮邻近,两地都在今甘肃省泾川县附近,离豳地不甚远。文王此次伐密,是为了遏止密人东渐,消除周方后患。《诗·大雅·皇矣》叙述这次战争的经过:“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对此,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所注颇得诗义:“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从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冈即为我闪,而人无敢陈兵于陵、饮水于泉以拒我也。”周军所至,密人畏缩退守。

此战结果,当如《吕氏春秋·用民》所述:“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左传·昭公十五年》:“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这是说征密须所获的战利品。总之,在周军进攻面前,密人内部迅速瓦解,宣告投降,文王此战未费很多周折就取得了胜利。周原卜辞有“邘(于)口(密)”、“周”(H11:31)。表明密地已归周方管辖。
 楼主| 发表于 2018-8-19 16:1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古密须国文化的初步认识》,该论文出自《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8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上、下册)。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4:2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1:三代时期,古国林立,除夏、商、周这三个相继建立于中原地区的核心王朝之外,还曾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所谓“诸侯”小国。这些小国应当也是构成中国远古历史的有机分子,研究古代历史,自应予以重视。可是,沧桑变迁,年代久远,这些古国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无闻了。不要讲其地望、文化如何,就是名称也都阙如,为远古历史不知留下了多少难以破解之谜。

古密须国则是商代千百古国之中颇为幸运的一个,不仅其名传留至今,其地望从文献上也大致可求。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其考古学文化也是可以探求的。本文拟从文献讨论该国地望入手,结合有关的考古资料,对此谈一点初步的认识。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5:3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2:密须国地望的考证

古密须国之名虽留于史书,但有关的记载却十分简略。不过是因为与周人的历史发生过纠葛,才有幸保存了一点简单的历史档案。《史记·周本纪》说周文王受命为西伯,决虞芮之讼,“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须”。至于密须何以被征伐,在歌颂周文王的诗篇《诗经·大雅·皇矣》中有所说明。谓“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可知其宝器亦为周所获。除此而外,对其历史已无法进一步了解。

关于密须国的地望,古文献记载相对稍多,尚可推求出一个较为确切的范围。《史记·周本纪》:“伐密须”,《集解》臣瓒曰:“安定阴密县是。”《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下:“阴密县,《诗》密人国。”《后汉书·郡国》杜预注:“安定阴密县,古密须国。”这些说明汉晋时人均知古密须国的位置在当时的阴密县。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也。”《旧唐书·地理志》:“灵台,隋鹑觚县。天宝元年,改为灵台。”此后,灵台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上引诸文可以看出,唐以前的记载虽讲密须国在灵台,但没有具体地点。唐李泰在《括地志》中开始指称在“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有了较明确的位置。而《旧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改为灵台”等说法,则可知阴密故城及古密国故址就应在今灵台县城以西或附近。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3:密须国地望的考证

但宋人《读史方與记要》卷五十八谓:“灵台县┅┅阴密城,县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国也。”一举将阴密故县及密须故址向西推移五十里,不知何据。后人多从之,如1935年《重修灵台县志》则进一步说“密须国故城址在县西五十里,即今百城镇地。”影响甚深,“至今群众仍称百里镇为密城”。应当说明的是,古密须在灵台境内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楚,似无可疑,但是否即为顾祖禹及以后所说,在县西五十里之百里镇却需存疑。

另外,也有密须不在灵台的说法,虽则晚出,也需讨论。《路史·国名纪》引《史索》云:“密须,今河南密县,与安定姬姓密别。”此说明显有误。首先,是将商代密须与处于原密须国范围的西周密国相混。《史记·周本纪》:“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集解:“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然西周之密国并非商代之密须,前者姬姓,后者为姞姓。《史记·周本纪》“伐密须”下集解应劭曰:“密须氏,姞姓之国”。正义杜预云:“姞姓国,在安定阴密县也”。《国语·周语中》密须由伯均谓密须为姞姓。而西周泾上之密极可能是文王伐密须之后,在周初分封时置姬姓诸侯处于密须故地之内,称密国,至共王时有密康公为国君。两者不是一回事。

至于河南密县之密国,渊源沿革均不清楚,但可肯定既非安定商代之姞姓密须,亦非西周姬姓之密国。因此,称河南密县之密国为密须大错无疑。

文王后期,周人势力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仍不出泾渭地区,绝不可能至商王朝中心地区的河南东部去伐密须。《左传·僖公》有“密姬”,或与密县之密国有关。如是,则此密国亦为姬姓。将密须置于今密县当是《史索》作者之误,应以在灵台为是。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6:1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天恩的观点

4:碾子坡文化的特征及年代

既然密须国的地望考证在今甘肃灵台境内,那么,寻找其考古学文化就应在该地或附近地区。

到目前为止,灵台境内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多,有白草坡及洞山西周墓地等为代表。但商代的考古发现颇少,只有少量调查资料。从中台镇岭坡等遗址采集的陶鬲等陶器标本来看,与陕西长武碾子坡等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最为相似。碾子坡遗址位于陕西长武县南部,泾河支流黑河下游北岸的狭长台塬上,黑河及其支流达溪河分南北向西延伸到灵台境内。据长武县的调查资料,这两条河沿岸多有与碾子坡遗址内涵相似的遗址分布(围一)。

198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对碾子坡遗址连续多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发掘,获得极为丰富的资料。发掘出早于西周时期的房址、窖穴、陶窑、灰坑等遗迹及二百多座墓葬。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卜骨及铜器等遗物。陶质分泥质和夹砂两类,灰色为多,红褐色次之,砖红色和橙黄色也有发现。纹饰以绳纹最多,也有弦纹、方格印纹、指甲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器类有鬲、甗、甑、簋、豆、罐、瓿、盂、盆、尊和瓮等。鬲以高领袋足鬲为最常见,联裆鬲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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