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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与北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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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8 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虽然未事先征得剪径者版主的同意,但本帖中凡是涉及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均有剪版把关。若出现理解性偏差或认知上的错误,不要攻击我,请大家把矛头对准剪版。作为责任编辑,剪版——您辛苦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7-9 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能辨识出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比如,夏家店上层是山戎而不是东胡,军都山是白狄而不是山戎,等等。
过去得出错误结论的学者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一方面使后来的研究者避免走弯路,另一方面观点的撞击更能验真去伪。
 楼主| 发表于 2018-7-9 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同为科班出身,学者们的功力是不一样的。而其中学者们不同的视野和胸襟决定了其学术观点的价值。
比如说吧,假设我是一名学者,我的单倍体是C。因此我就论证C是多么多么的牛逼,C是何等的睥睨一切,这就叫视野窄了胸襟小了,必然会顾此失彼,得出的结论就会失真,也必然会被别人批得鼻青蛋肿。
发表于 2018-7-9 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虽然未事先征得剪径者版主的同意,但本帖中凡是涉及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均有剪版把关。若出现理解性偏差或认知上的错误,不要攻击我,请大家把矛头对准剪版。作为责任编辑,剪版——您辛苦了!
W7167N 发表于 2018-7-8 13:58

有干货的话我支持。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7: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干货的话我支持。
剪径者 发表于 2018-7-9 18:17

这个帖子需要向剪版请教的有很多。现在就进入引子,先从“夏”说起。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7:50 | 显示全部楼层
探究古国古族古人群所依靠的是什么?当然是文献(文献的另一方面楼下再说)。
如果抛开了古史史料学方面的种种,还有“夏”的概念吗?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8:03 | 显示全部楼层
相当多的学者如邹衡、李伯谦、孙庆伟、井中伟、王立新、刘莉、王巍、陈星灿等等,都认为在考古学上是能够辨识出夏的文化遗存。探究夏文化必须要遵循基本的逻辑,一是年代,二是地域。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8:10 | 显示全部楼层
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2016年科学出版社):

“从相对年代上判定夏文化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只有确定早商文化,才能往前推定夏文化;其二,只有确定成汤毫都之所在,才能确定早商文化。这是一个必须遵循的逻辑。正因为如此,近三十年来夏商考古中才有所谓的西毫说与郑毫说之争。”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8:29 | 显示全部楼层
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2016年科学出版社):

“在地域上,文献记载说得比较清楚,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确与夏人的兴亡有密切关系。古本《竹书记年》云:“太康据斟,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关于斟的地望,《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曰:“斟在河南。”此外,《逸周书·度邑》云:“自雒(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由此可知,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应在伊洛平原。此外,《左传》记禹之父曰“崇伯鲧”,表明夏人的先世为嵩山地区的首领。所以,探索夏文化必须着眼于这一区域。”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8: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反面例子就是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2012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

“夏代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时间概念,从公元前的某年到公元前的某年,这个提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像现在有分歧的是夏王朝这个概念到底相当于物质文化的哪一个现象。中国学术界现在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这个阶段的说法。
另一方面,现在也已经不可否认二里头有一个庞大的国家存在,而且跟二里头以前的晚期新石器时代不但不一样,而且达到了一个完全的新的发展阶段,应该符合在中国大规模国家的首先出现,就是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复杂化的一个突破。这也许就是以前提到的这个夏朝。”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上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话存在矛盾,他认为“夏朝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献历史学问题,不直接牵涉到考古学”,“夏王朝这个概念到底相当于物质文化的哪一个现象”。
罗泰在《剑桥中国上古史》中认为要了解中国古代史必须摆脱传世文献的架子而直接在考古发掘文物之基础上建立新的历史解释,然后再以研究结果纠正补充旧文献上之缺点。
既然谈夏,就是源于文献,文献说“自雒(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然后在考古学的年代和地域上找到了二里头,那么,这个物质文化会是哪一个现象?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09:57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二里头夏文化的源头。
常怀颖《二里头文化一期研究初步》(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2012年科学出版社):

“宽泛地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扩张似有沿嵩山东侧由南向北扩大的趋势。王立新先生也注意到“在龙山末期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因素已开始陆续向北渗透甚至穿插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区中。其传布的路线似乎是沿嵩山东侧北上,经由郑州地区而进入王湾三期文化的腹地。”这一传布的过程同时又是嵩山南北两地文化的交流过程,从目前的材料看,不排除整合过程中形成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因为传布过程的时空差异存在地区差异并形成不同的地方类型和继续分段的可能。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中,可以发现那些往往被认为与礼制因素有关的一组器物如爵、鬹、盉、觚形杯等与王湾三期煤山类型的遗存关系更密切一些。

其实,在王湾三期文化中,嵩山以南的聚落等级和遗址分布情况来看,似乎较嵩山以北等级化更为完整一些,遗址的数量也更多。在陈星灿等人的调查中,伊洛河流域遗址数量从龙山时期的92个迅速减少到40个。在许顺湛对于《中国文物地图册·河南分册》所公布的遗址调查情况所作的分析中也显示了相似的结论。方燕明的研究结论与陈星灿先生对伊洛区域的调查的结果差异较大,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王立新先生的推断。在陈冰白的分析中提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从龙山晚期起始呈现了漩涡式动态文化分布格局,经过考古学所看得出的激烈文化角逐,以颍、汝上游的煤山文化部分和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部分作为主导力量汇集于洛阳盆地,由此形成了二里头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常怀颖《二里头文化一期研究初步》(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2012年科学出版社):

“新砦遗址00T6⑧:902盉在颈部往往有细泥条装饰,顶部有三角形遮板的做法;带把壶、三足盘、长颈壶、有三角划纹的装饰风格在淅川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同类器形制几乎一样。花地嘴遗址发现的圜底釜则与下王岗、大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郧县淹没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同类器十分接近。

其实,在生活层面,由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转换过渡中我们看不到巨变而只有渐变。陶器群提醒我们当时未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和人员流动,这说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没有族群的差异而只有认同的转换,换言之就是,从王湾到二里头的人(群)并没有变化,而生活样态、家庭组织、信仰内容或者礼仪甚至于统治者发生了变化。”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二里头夏文化的源头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01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发现陶片的这处遗址的文化层包括相当洛阳殷周之际特征的;早于前者同郑州二里岗等商文化遗址文化内涵近似的;更早于前者的文化堆积挖到距现在地表1.5米,还不到生土,其文化特征同偃师二里头遗址下部堆积相似,出大量“哈密瓜”式的夹砂陶罐,缺乏空足(袋足)类陶器。”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06 | 显示全部楼层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01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处遗址现已暴露出来的最下层内,已经看到有如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篮纹“哈密瓜”形腹砂陶罐(图48),推测它的真正最底层可能还有早于二里头下层的阶段。这就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看来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问题,最有希望的途径应该是沿着淮河主要支流,例如汝河(包括南北两支)走向去找。此后我们又发现的几处遗址中,有岳城“姜黄庄”附近汝河故道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处遗址的灰土层中,我们采集到不少陶片,大都是陶胎极薄的细泥杯、碗类器,另有少量夹砂陶片,胎也很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器体较小。这些特征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一是山东的“大汶口一龙山文化”诸遗址;二是湖北中部地区,特别是黄冈螺蛳山的所谓屈家岭文化遗址。淮河流域古文化的渊源、特征及其发展道路诸问题,就我个人来讲,原是异常模糊不清的,正是由于70年代初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才使我感受到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当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3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二里头夏文化的源头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2000年第1期《文物》):

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式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2006年第8期《文物》):

中原地区是三代历史展开的舞台核心。中原龙山文化与被看作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是庙底沟二期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例如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南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大汶口文化西进,各方文化势力汇集在这里,其背后甚至还有来自周围地区的殖民。仔细揣摩各聚落群的情况,似乎不同的群落在接纳外来因素的方向或程度上各不相同。例如在禹州瓦店聚落群中,有较多的江汉地区的文化因素,而相距不远的登封王城岗聚落群中,这类外来影响就显得比较微弱。由此可以推测,在中原地区,来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和重组也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动荡不安。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二里头夏文化的渊源。

王立新《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该论文出自王立新《先秦考古探微》(2016年科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王立新《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王立新《先秦考古探微》,2016年科学出版社):

“近年,陈冰白先生则力主将嵩山以南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划为一个单独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煤山文化。
嵩山南、北的这两个区域由于地域邻近,长期的文化互动使二者的陶器群在种类构成上已颇为接近。绝大多数器类在两区都是互见的,很难说某一器类只见于此区而不见于彼区。但若仔细比较,不同器类在数量以及在各自陶器群中所占比例方面往往有很大差别。首先,就陶器群中数量最多、地位也最重要的炊器来说,南、北两区即有很大不同。”
 楼主| 发表于 2018-7-10 11: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8-7-10 11:41 编辑

王立新《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王立新《先秦考古探微》,2016年科学出版社):

从众多典型遗址的已发表资料看,嵩山以北的郑洛区的炊器以夹砂深腹罐为主,鼎很少。如郑州站马屯遗址第二期T1②、T2②层出土陶器中,夹砂罐(绝大多数为深腹罐)比例达22.2%,而夹砂鼎不足3%;第三期的T1①、T2①层出土陶器中,夹砂罐比例更是高达31.68%,而不见夹砂鼎。嵩山以南的汝颍区,鼎在炊器中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王城岗遗址发掘报告公布的陶器标本数量看,鼎为108件、夹砂罐为47件(其中多为夹砂深腹罐),鼎的数量超出夹砂罐一倍有余。董琦先生所公布的王城岗H234的器类统计表中,鼎占22.5%,深腹罐其次,占13.7%,也仅及鼎的五分之三。

此外,两区陶器群中都有部分侈口鼓腹罐、深腹罐形甑和釜形斝,作为辅助性炊器。但釜形斝似乎在郑洛区的出现更为普遍,而侈口鼓腹罐在汝颍地区则相对较多。由此可见,两区的炊器构成各具特色,差异鲜明。其次,从盛贮器看,两区都十分流行一类小口广肩的罐(或瓮)。但郑洛区所见者腹部多有对称双耳,而汝颍区所见者多无双耳,可见在制作和使用习惯上是有差别的。而且,郑洛区习见的双腹盆和敞口大平底盆,在汝颍区也相对较少。汝颍区则深弧腹盆稍多。以上区别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两区陶器群在各自主体构成方面的不同,表明二者在文化来源、文化传统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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