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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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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0 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roxsan 于 2018-7-20 20:03 编辑

图片贴不过来,我放在附件的PDF里面了,大家可下载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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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汉骥,中国著名人类学、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


    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所出的一批文物,从其数量性质语之,均是十年来考古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研究当时滇池区域的文化及其民族的最真实的资料。创造这一批精美青铜器和其他器物的主人,以及他们属于当时的哪一种民族,应该是研究这一批文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作者于1958年冬承云南省文化局之约,曾短时期参加过晋宁的发掘,1959年6一7月间,又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之约,对于这批文物作了一些初步分析。兹将个人所能观察到的,发表于此,以供研究者和关心这一批重要文物者的参考。因为仅仅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分析,故称之为“试探”,还望读者予以严正驳正。再者,在研究这些文物时,承云南省文化局陆万美局长及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侯方岳副所长多方面的鼓励及指导,和云南省博物馆许多同志的热诚协助,并许发表,特此表示谢意。

    在探索考古学上所发现的文物的族属问题时(指无文字发现者而言),可从许多方面入手,最普通者,乃根据出土文物的性质、样式、花纹等特征,与已知的古代或现代民族的文化特征相对勘,从而找出其族属关系。但是,这种方法局限性很大。因为文化特征往往可以离开民族的本身而独立传播,除非各种特征相同的幅度甚大,不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甚可靠的,或者仅能证明他们之间有着历史的接触关系而已。如果其中有人物图像发现时,则可以根据人物的形象、头髻和衣饰的样式等等来探索其族属关系。这虽然比前者的可靠性较大,倘用之不慎,亦易引人歧途。不同的民族,亦可能有相似的服饰。特别是表现在相近的民族之中;在同一民族中,其间也可能有稍为不同的服饰,尤其是人口众多、分布区较广的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服饰在时代的推移上是要变动的,虽然在古代及较原始的民族中其变动较为缓慢,但演变是必有的。

    利用人物图象来探索他们的族属关系,在方法上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晋宁出上文物的族属关系上,却有着它的许多长处。因为晋宁出土的文物,其中有很多人物图象,包括高至30一40厘米的铜俑,小至2一3厘米的铜铸像和在各种铜器上镌刻人物图像,约略计之,不下二、三百个。这些大大小小的图像,在造型艺术的造诣上都是很高的,往往能重点突出,把所要表达的特点活现出来。特别是这些图像都在各种不同活动场面中出现,这就更增加了他们的真实感。像这样的材料,在考古学的发现中是少有的。它们若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对于阐明当时的社会性质及民族情况,其准确性当不下于文字。而且,正因为它们是图像,更具有文字所不能表达的真实感。

    利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晋宁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时,还另外有一种长处,即可以用来与古籍中的记载相对勘。因为在古籍的记载中,往往以髻式和服装的样式来区别当时不同的民族,如“椎结”“编发”“左衽”等等。这种描叙虽然太简略而且不甚准确,但如能得到当时真实图像来加以对照,那就更为具体了。

    利用服饰头饰来区分民族,虽然不一定可靠,更非唯一的方法,但也有它的实际用处,因为每一民族都有它特殊的头饰和服装,以自别于其他的民族。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古代的民族和比较后进的民族中,是一望而知的。这也是在古籍记载中往往以此来区别不同民族的原因之一。

    所以,根据晋宁文物的特点,先从其人物图像分析出有几类不l司形象的人物,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从属的。将各种类型确定之后,再从各种活动场面中来加以核对,以视能否构成一种族属,最后再推论它可能是当时的某一种民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据初步分析的结果,其中除此一文化的主要民族而外,至少尚有七种族属。兹将其男性者分为七组,用拉丁字母代表之;女性者分为七式,用罗马数字代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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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滇族”

    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在服装上和在各种话动中,是表现得非常清楚的。由于现在还不能将其与古代当时的某一民族或者是现代的某一民族相比合,所以暂称为“滇族”;因为在汉代称此一区域为“滇国”,在幕葬中又有“滇王之印”发现,所以这些文物是当时“滇国”的东西。更确切些说,是属于当时“滇王族”的东西,这是无可置疑的。

    《史记》称当时滇池附近的一些民族为“靡莫”,而“滇”为其中之一。《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从《史记》的文义推之,“靡莫”似乎是一种民族的名称,而滇则为其中的一个国名,或者君长之名。《华阳国志》称此地区的民族为滇或滇濮。故说者以为滇为濮人中之一种。按靡莫自西汉以后即无闻,不知其为何种民族。而濮人之说古今以来更是众说纷纭,今若称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为靡莫,或者为濮,则不如称之为滇,似属更为有据。

    从晋宁出土的许多铜俑及镌刻的人物上来看,古滇族与其四周的民族在服饰上及风俗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又从晋宁的各种人物图像场面中,所描写的对象,都是滇族的一些主要活动,或者是与滇族有关的其他族的一些活动。从服饰而论,滇族的服装是相当统一的,而特别以女子为然。滇族女子的头髻,与其他族的迥然不同。将发于额前中分而全部向后梳掠,于后颈上将发重叠而从中束之,成一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所谓“银锭式”的长髻(见《报告》82页,大铜俑,图版陆玖,1)。在髻的中部系带时可使上部稍宽而高,下部稍狭而短。有的髻可下垂至于背上,大概贵族阶级的髻多系如此。有的于额前留发一小撮如“刘海”式,而后垂之髻则相同。头上及髻上均不戴其他饰品。此种髻式,因其拖垂于后,今姑名之为“垂髻”。“垂髻”为滇族妇女贵贱之通式,如乘肩舆者(见《报告》图版伍柒),坐而指挥者(图四〇,9之中坐者),劳动操作者(图三七,3),舞蹈者(图三七,1),无不作此种髻式,亦为此一群人物中最多的一种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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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一种发式,即将发总掠而披于背后,于后颈以下用带宽束之。此种发式,骤视之可能认为系另一种民族者,但其装束则与滇族妇女完全一致,可能为滇族女子的另一种发式。因自正面视之,与梳垂髻者完全无异,惟后垂之发有挽髻与不挽髻的不同。此种发式不多,仅见一枚头俑上(原编号M14:9)和“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上有三、四俑作此式。再者,此种妇女髻式上的区别,可能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已婚、未婚、已寡等有关,或与个人的嗜好与时髦性有关。其究系如何,须待更多的资料发现,方能决定。

    滇族妇女的服装也是很统一的。无论贵贱皆服一宽大对襟式外衣,衣长仅及膝下,袖宽大而短,长仅及肘。衣领及缘边皆有数道线条纹,衣上有垂直线条作饰。着时不系不扣,使前胸之内衣微露。内衣因大部分均为外衣所掩盖,故样式不甚明了。其样式大概紧称身躯而较外衣略短,圆领,领边及衣的下脚均有线条作饰。此种内衣是否为贯领式或另有衽,亦不得而知(图三七,1、2)。膝以下无饰,跣足。上层阶级与贵族妇女的外衣亦均如此,惟衣上加各种纹饰,袖亦较长,此于几个较大的铜俑上可以见之。耳皆戴环,环有两式:一种仅为一小圈,大概为常人所戴(见《报告》图版壹壹肆,3)。再一种为“叠片式”,大概为贵族所用(见《报告》图版壹壹肆,1)。再者,贵族妇女下臂上戴扁形镯四、五道,亦有很多实物发现,几将整个下臂笼罩。有的腕上还戴一璧形的玉环(见《报告》图版壹壹贰,4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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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以上所述装束的,又何以知其为滇族妇女?这于他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可以见之。滇族的农业生产,大概主要系由女子任之。男子仅从事牧畜、狩猎和战争。此或为时的一种男女分工。所以有关农业活动,或有关农业活动的祭祀中,均以女性为主体、而男性副之。又在许多社会活动中,如原编号M6:41(斗牛)和M3:140(见《报告》图版柒叁,3)两铜扣饰上,她们往往与滇族的男子并列杂坐。再者,滇族的若干服饰是男女相通的,如叠片式耳饰,璧形玉臂环等。由以上诸端,我们可以肯定凡是作此种装束者,均系滇族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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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族男子的头髻,将发总掠于顶(有的稍后)而叠成长形,从中以带束之,有的将带两端突于后(少数突于前)以作饰。此种发髻,从各种图像中看,为一般的通式,上下贵贱得通用之。从另一方面看,男子的头髻是比较复杂的,往往在不同的场合中,则有不同的髻式,但皆是从此种基本形式稍加变异而来的。大概滇族无冠,故在不同的仪式中或者用不同的发髻来表示之。例如,有一种髻,将发向上梳掠而总结于顶,样式特别松大。亦从髻中束之,髻根甚大而以发或窄带盘于根际。如执盖铜俑、铜舞佣等,均作此种髻式,此或为青年或贵族的一种髻式。再者有一种高髻,髻根高出于头项五、六寸,形如圆桶,再于上面结一如上式的髻。此种髻式,发中必实有物,否则绝不能如此高大。在所有滇族人物中梳此种髻者甚少,仅“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上所铸平者台正中高坐(垂足坐)者一人,台下执事数人(但不如前者之高,二者均见《报告》图版伍贰),以及一“铜戈銎”上一乘马者(可能系滇王)等数铜俑而已。梳此种发髻或仅系少数人的特权,或仅在重要的仪式中用之,洋情尚不明了。以上滇族男子的几种髻式,骤视之似均不同。但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之点仅在髻根的大小与高矮,共顶上之髻则无不从中以带束之。以带从发髻的中部束之,男女相同,不过男子的髻在头顶上,女子的髻拖在颈后而已。此亦可能是古代汉族中所谓束发。滇族男子中亦有梳椎髻的(参见《报告》图版柒玖,2),但为数不多。

    滇族男子的服装,其外衣基本上与女子的略似,但衣袖甚短,男子则腰中束带,前有一大圆形带扣。外衣内尚着有内衣,但均为外衣所掩盖,不知其详(图三八,1)。滇族男女似不着裤,由少数半裸的铜俑视之,男户胯下仅系一宽带,而上束于腰际(见《报告》图版陆陆,舞俑)。膝以下裸露,跣足。耳皆戴环,环式如女子所戴者。

    以上不过为最基本及一般人所通用的服装。此外,似乎尚有阶级、仪式、舞蹈上的附加服饰,形式颇为繁缛复杂。例如有一种人着上述之服装,而腿后拖一长幅,幅下端作三叉形尾饰。自抬肩舆、仪式中执事者以上、牧蓄者,多如此(图三七,3、4),仅劳动者后幅短,而其他者则曳于地。至于舞装,此后幅更为繁缛华丽(见《报告》图版陆陆,舞俑)。

    有的在肩背上加一帖巾,前用带系于当胸,后面复于背,而于尻上突起。帔巾上往往饰有极细的花纹。廿此种帔巾者大概仅限于少数的统治阶级。如系乘马,肩上亦披毡,有如现在的彝族(图三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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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乘马滇族男子,可见其所着内衣的下部
  • 乘马滇族男子,其所披之毡有似现代彝族者(两图取自一件铜鼓的残片拓片,共有十骑,均为此二式,或小有不同,今取其二)

    男子的服装在不同的场合,虽有各种不同的附加服饰,但其基本形式在仔细的观察下,是不难看出的。

    作以上装束的男女,在出土的铜俑和各种镌刻的人物中,均占多数。如系在话动的场面中,则皆居于主导地位,故认为他们是这一文化的主要民族,即滇族。他们的服装,轻便而美观,富有民族色彩,既不同于当时汉族的服装,也不同于其他铜涌所表现的不同民族的服装。从其式样看,宽大而称体,是适合于当地的气候的。

二 滇族所统属各族

    滇族的男女,在各种人物的图象中虽极易辫识,但除滇族以外尚有其他何种民族,则必须先找出一个大概轮廓,然后再从各种图象加以核对。我们可先从M13:2贮贝器上所铸的人物开始。此贮贝器为两铜鼓相叠的形式,下大上小,两鼓之间铸有立体人物一周,人物高约9—10.4厘米,作牵牛马负物之状,制作极为精工逼真,为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面塑铸人物最精美的一件。所可惜者其盖部已经失去,不知其作何图景。

    在《报告》中称之为,“赶集场面”,这是与实际情况不相合的。按贮贝器为滇王族的重器,其上若铸有图象的话,都是表现滇族的,重大事件的,如战争,祭祀等,若将赶集的情况铸在上面,则失其意义了。此一群人物,很清楚地表现出七种不同装饰及姿势的人物。每一种中最多者四人,最少者二人。每一种中为首之人皆盛装带剑或披毡,其后随者各牵牛马或作负物之状。从其所表现的情况观之,当系滇王统率下的各种不同的民族(或部落)来向滇王进贡或献纳的图景,正如《华阳国志》所谓“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的图像。对滇王来说,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故将其形象铸于“国之重器”的贮贝器上,有如中国所谓“王会图”。可惜此器的上部已不存在,如其存在的可能更为明显。此图景的各群人物中为首之人,想系《汉书》中所说“邑君”之流。如在成帝时陈立为牂柯太守“迺从吏数十出行县,至兴(夜郎王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人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按当时夜郎王、鉤盯王、滇王等为南中较大的王国,其下的“邑君”实相当于各族的酋长。而此图景所表现者,当是来“进献”的,其为首之人的穿着,应能充分代表该族服装的特点。所以这一图景中的人物对分析当时的民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应是“滇王”统治下的各民族最具体的表现。

    此一群人物,依其发髻、服饰的样式,及进行的行列,可分为七组,因尚不能与记载中当时各族的名称相比合。故暂用拉丁母以代表之。兹由其服饰,动作及地位分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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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组(图三九,1)

    此一组共四人。首二人皆挽长形髻直贴于脑后,头顶髻上叠带为饰,并以窄带系于颌下。第一人短鬚,着短窄称身之衣,窄袖长过手,窄裤长至足背。衣上有平圆形纹饰,裤上饰斜方块纹。右手持杖(杖已失去);左带长剑(剑的下半段已断失),剑以带负于右肩。第二人鬚长过腹,服装同于第一人,惟上衣饰斜方格纹,裤饰半圆形纹。亦佩长剑持杖(杖的上平段已断失)。此二人应为酋长或邑君之类。

    第三人短鬚,头髻装束与前二人同,惟发顶无带饰,不带剑。背负一筐而以带承于额,筐内另贮一箱。此人之地位低于前二:者,应为随从之类。

    第四人挽长尖形髻突于脑后,无髻饰,无躺,身裸无裤,仅以宽带系于胯下,跣足。左悬布袋以带负于右肩,袋中有物,但不识为何种物。左手执绳鞭,右手牵一高峰牛,牛不穿鼻,以绳系于项。此人似为牧奴。

    此种(前三人)服饰的铜俑,亦见于同l墓出土的鎏金釦饰上(原编号M13:38,见《报告》图版陆捌,1)。此釦饰上二人双手各执盘而舞,服装与所佩长剑和上述前二人相同,应为一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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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组(图三九,3)

    第一人髻挽于顶,缠帕,右前方伸出一段帕端为饰。左耳有环。衣长下及股平,窄袖及腕。短裤及膝下。启着帔巾,前系于右肩,中束于腰际,其后曳于地。左佩剑而以带负于右肩,剑长中等,鞘宽,似为铜柄铁剑。跣足。此人应为邑君之类。

    后随二人,均髻挽于顶,缠帕,衣长及膝,似不着裤,或裤甚短。腰束带,腹前有圆形带釦。二人右肩共抬一物(杠与物已失落),各以右手作扶杠状。此二人应为随从或奴隶之类。此族与滇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滇族之男子乘马时,往往有缠如以上第一人之头帕者,腰间之圆形带釦亦大体相似,但衣式不同,头髻亦异。而作后二人之装束者。亦有往往于其他场合中的服役者见之,如有些为滇族女奴隶主抬肩舆者,似亦为此种人(参见《报告》图版伍柒)。他们可能是构成滇族中的一种,而同时又与彝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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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组(图三九,2)

    前一人髻挽于顶,双层,下大上下,甚高,左右有两股小发下垂为饰。衣长及膝,肩着帔巾,巾前以带系下胸前,腰际束于带内,其后下垂但不曳地。剑佩于左.短而宽。这类剑的实物发现很多、亦为滇族所常佩的一种。如《报告》43——45页,插图九,8、9、15、16各短剑上镌刻之裸体持剑搏兽之男子 ,自头髻上看,应均为此族。其下臂上所戴之钏及环,亦大体上与滇族者相同(见上引插图九,15、16)。此族或者为长于狩猎的民族,除剑上所刻的裸身搏猛兽外,M17:14“八人猎虎镂花铜饰物”(《报告》图版壹,1)所铸之八人,自其头髻、服装上看,亦当为此一族。

    后随一人,发髻略如前状,但无双股下垂之发。衣长及膝,似不着袴。右肩有带,故左腰部原来似急有物,但己失。右腕戴钏,衣袖甚短。背负筐而以带承于额。筐为小底大口(与A组之筐形式不同),筐中置猪腿一支。

    以上第一人应为酋长,其后为随从或奴隶。

    滇族之男子在举行仪式时亦往往梳类似此式的高髻,但又有不同,如无下垂的双股小发和无髻根等。所以他们应与滇族有一定的关系,也可能与当时的彝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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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组(图三九,5)

    前一人梳双辫垂于背后,额系带一周,额前带内有平突之饰,亦可能系一种发式。耳戴环,衣长及膝,袖长及手,腰束带。衣上以垂直纹作饰,衣脚另接一段。不着袴,胫上似有裹腿。刀佩于左而以带负于右肩。

    后随一人,发髻如前,衣亦略如前人,惟较简,无胫上之裹腿。不佩刀双手执一鞭,后牵一无峰垂角牛。

    此类民族少见于其他场合之中,故与滇族的关系似乎不太密切。他们应为如《史记》所称的一种“编发”民族,可能为当时云南西部的游牧民族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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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组(图三九,4)

    前一人的发分梳为两辫垂于背后,另分两股短发垂于耳前如髻,顶又有小髻。左耳戴大环垂干肩上。衣宽大,长过膝以下,左衽,袖短而小,衣的下方另有一节,均以垂直纹为饰。左袒。腰间系窄带。剑佩于左,以辫形带负干右肩。

    后随一人。发辫亦如前。惟无顶上之小髻。衣为圆桶式,长仅及膝,无袖。其衣因无下方的另一节,故短。双手捧盾负子右肩,盾为上圆下方的长形,盾中有一脊,两边各有二圆形牌,以长钉钉于盾上。此类形式的盾,于战斗场面中往往见之。

    这种民族与滇族的关系是疏远的,并几是滇族战斗和虏掠的对象。

    此一“献纳图景”种虽然有他们,或者仅是被滇族征服的一部分,其中的大部分,滇族不能加以役使,而仅是作为战斗和虏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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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组(图三九,6)

    第一人发挽于顶作圆形髻,额以上束带一周,故髻露于顶上。衣仅及股下。着短裤。衣上饰垂直纹。肩披长巾,上端以带系于胸前,巾的下端为方角而曳于地。左佩短剑而以带悬右肩。

    后随一人,发挽于顶作圆髻,但无带饰。身所着者似为“贯头衣”,无袖似亦不着袴。双臂前伸与胸乎,作捧物之状,但双手及所捧之物已失。

    前一人应为酋长,后一人应为随从捧物的奴隶。

    作第一人的装束者于其他活动场合中亦往往见之,但多不着帔巾,例如在祭铜柱及祭铜鼓中的抬肩舆者,似为此种民族。他们可能是滇国附近役属于滇族的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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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G组(图二九,7)

    前一人头戴一圈形帽。帽前窄后宽而无顶,正中有一绳形梁,帽中有“人”字纹三道,似为编织而成。帽前当额处有一大扁桃形饰片,帽圈的左边内面有一片突起的饰片。双耳戴大环。衣长及胫,衣下脚的线纹一道,线纹上又有回纹一道。跣足,无袴。左悬铜剑而以带负于右肩。右手下垂似握一带形物横于腹间。

    后随一人戴帽如前,惟梁特高,而帽左无突出之饰。衣仅及膝而无下脚的饰纹。跣足,无袴。佩剑如前,腹前亦有一带形物。右手执鞭,左手牵马,马后随一高峰牛。此一人应为前一人之随从而非奴隶。

    此类民族于其他的活动场面中虽亦见之,但不甚多(见《报告》图版捌贰,1之骑士。)他们既非居于显著地位,亦非执役者。亦有时与滇王(?)并骑。他们大概是滇族统属下的民族之一,地位亦不甚下。从他们的服装上看,亦可能与彝族有关。

    此一图景上所表现的人物,均系来向滇王“献纳”或“朝觐”者。其领导人所服的服饰,应系该族的一种正式服装,在样式上可能代表该族的特点。又从其随从人员或奴隶的服装上,不仅可以看出每一族在服装上等级差别,亦可看出他们的服装上的变异。在其他的场合中所表现的人物,虽然在服装上或小有不同,但某者可能系同族,某者可能不同族,是不难决定的。

    在此图景中的酋长皆佩剑,其随从人员则否。所佩的剑虽各有样式及长短之差,但皆悬于左。在骑乘之中有极少数将剑悬于右者,或剑首出于右者,此或与乘马有关,而非民族的不同。因古代乘马无足蹬,若剑悬于左,上马则不便。

    以上所描写的七种不同装束的人物,均系男子,至于女子,我们可先从“奴隶生产俑贮贝器盖”上的人物开始,然后再推测他们之间的关系

编辑说明:原载《考古》1961年第9期;此据《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

【民族考古】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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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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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下)

 楼主| 发表于 2018-7-20 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此贮贝器发现于墓1中,系最早的一个发现。墓1为西汉中期以后的一个墓葬,大体上与墓13约为同时。

    此贮贝器盖上所铸的铜俑共有十八人,均属女性。系一家庭奴隶生产最生动的场面。此中滇族的女子占七、八人,发式服装皆一律。女奴隶主(滇族)坐于盖的上首矮榻上,较其他各俑为大,且通体镀金。发式及衣着皆为滇族的标准样式。其他各俑(除其后为之执“伞盖”者而外),均向之而坐。此中除作滇族女子的装束者之外,其他尚有七式。

    Ⅰ式(图四〇,1、2);发分梳成两辫拖于背后,另有二小股垂干耳前。衣左衽,左袒。下臂戴钏,端坐于器盖右前,其右置一袋,双手然线。

    Ⅱ式〔图四〇,3),发挽成螺髻于顶后,双耳戴大环,衣长及膝,自衣上所刻的纹样看,似为对襟,但为织机所掩,情况不大明了。此人箕坐于前者之右而面对女奴隶主,以足蹈腰机而织。

    Ⅲ式(图四〇,4):发于脑后挽成一髻,肩上披巾而垂于后,将背露出。衣的样式不明,但长及膝下。衣的下脚刻有横线纹三道。箕坐而织如前(坐于前者之右),右手执扣,左手执断线至口以津润之,作接线之状。

    Ⅳ式(图四〇,5、6):发梳髻垂于右耳上,肩上披半月式之巾,垂于后而露背,巾前以带系于颈。衣长过膝,但式样不明。箕坐而织,双手执扣。

    Ⅴ式(图四〇,7):髻挽于额前成尖角状,甚高、余发则披于后。此种高角髻似为一种假髻,其中似实有物。衣过膝而腰束带,背后之衣带以上凸出,如其中实有物然。箕坐而织如前。此种发髻为此一群铜俑中之最显著者。又在M12:26贮贝器盖上的图景中亦有梳此种髻者三、四人,但其民族成分则不明了(《报告》图版伍叄,右)。

    Ⅵ式(图四〇,8):将发结于后而扭成绳形,挽盘髻于脑后,余一节垂下至腰际。短衣,长裙。裙似为布一幅围于腰际而以宽带束之,裙幅后部出两角尖而曳于后。此人立于器盖前首中部,双手捧盘于胸前,盘中所盛者似为鸟类二只。

    M12:26贮贝器盖上图景中亦有同样装束的一人,又M6:13之乘马者亦作此种装束(见《报告》图版捌贰,2)。此类俑因数量过少,其民族成分亦不能明了,其为滇族以外之民族则可知。

    Ⅶ式(图四〇,9):发挽椎结于顶际,额缠帕一周,项戴珠圈。衣仅及膝而腰束带。衣上刻垂直线纹,衣的襟式不明。端坐于女奴隶主之后,双手所执者似为铜繖盖,但其上部已断失,故不明。此种铜繖盖发现有实物(见《报告》图版陆玖,1铜俑之所执者)。又女奴隶主之前右端坐一人,双手捧一长形盘以进,盘中盛一鹅。此人之头髻及装束与上者略同,当为同族。

    以上是这一场面中所表现的妇女主要人物,除了滇族的而外,尚表现有七式不同头髻及装束的女子,每式一人(仅 式有二人),想这仅是象征式的,因在此种“器盖”面积的限制下,不可能将每一式铸成很多的人物来代表。每一人即可象征着其所统辖的族属在为奴隶主服役。如果这一推测有可能的话,那末,问题是她们与“献纳图景”上所表现的七组民族是否有关系,或者能将其等同起来。在两者之上所表现的均为七种,这不仅是一种偶合,或者在滇族当时所统治或役属之下的,主要的有七种民族,也是极有可能的。

    其中的E组与Ⅰ式,可以大体上断定他们是同族的,不仅他们在发辫上相同。而在服装上亦大体相似,并且均系左袒。所不同者,仅男子耳戴大环而女子无之。女子则下臂戴钏,上臂有珠圈,而男子则无之。在原始社会中,男子与女子的服饰大体上相似者,亦往往有之,但为例是不多的。E组与Ⅰ式的服饰大同而小异,所以可能是同族属的。如果此一假定可以成立的话,那末这一女子当系被虏掠而来的奴隶,因为从几个战斗及虏掠图景中,此编发民族系滇族战斗及虏惊的主要对象。亦可说明此一场面中的服役者均系女奴隶。

    其他各组的男子与各式的女子之间,因资料不足,尚无法比附。不过在这里不妨先提出一种意见,以备研究参考。

    B组Ⅶ式

    C组与Ⅳ式

    D组与Ⅴ式

    F组与Ⅲ式

    G组与Ⅱ式

    A组与Ⅵ式

    以上每列组合,可能系同族。

    这种各族间男女的互相比附,是非常牵强的,不过也是经过了一番仔细的考虑,根据各种情况,而暂时加以拟定的。例如,在前面曾认为B组这一族与滇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此Ⅶ式的女子则系为滇族女奴隶主个人服役的,一人为女奴隶主执铜繖盖,一则进食(双手捧盘),井且杂在滇族妇女之间,其与滇族的关系比较密切,是可以想见的。再则两者在服饰上也有相同的地方,例如:皆顶挽椎髻,缠帕,腰束带,衣上的纹饰也大致相类似。所以,照上面情况,暂定他们系同族。其他可以类推,并在“推论”中再加以详述。

    我们回转来用以上所定的“滇族”以及其他的“七组(男)”、“七式(女),来观察晋宁出土文物上所有的人物图象,则很少有溢出以上所举的种类之外的。无论他们在服装上如何变异,每一种类的最基本的形式,在仔细的观察之下,是不难看出的。这些人物图象有的虽然极小(最小者不到2厘米),但其造型艺术很高,表现力也甚强,这就给我们在研究上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三 推论

    我们从晋宁出土的文物上所服刻的各种人物活动场面上看,滇族是他们所要表现的主要对象,其他各族都不过处于从属地位。从滇王族的墓葬群中所出土的文物上所表现的此种特点,应该是正常的,也是预料中的现象。

    “滇族”有它独特的高度的青铜器文化及其别具风格的服装,这种服装既不同于当时的汉族,也不同于在铜器上所表现的其他各族。这种服装,显然与滇池区域的气候相适应(无严寒酷暑),虽可以说它主要的是由滇族自己所发展的,但也不能说不受到当时其他邻近各族的影响,特别是汉族,因骤视之,其服装稍具有一些汉族的风格之感。

    关于“滇王”的来源,《史记》言之颇详。《西南夷列传》中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按“庄蹻王滇”之说,开始于《史记》的这一段记载,后来言滇事者,无不以此为本。司马迁是到过当时的南中的,不与其他得诸传闻者可比,其言当不尽诬。而他在《西南夷列传》中记滇事亦最详,最后更在赞论中说:“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司马迁对于“庄蹻王滇”之说如此重视,想当时在滇族中必系一种很普遍的传说。

    虽然这一段记载种有若干问题,后来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庄蹻入滇的路线,《史记》言:“循江上······“,”此所谓“江”,当系指大江而言。而《华阳国志》则以为系“泝沅水,出且兰”。又如庄蹻入滇的时代,《史记》以为系在楚威王时(公元前339——329年)而《后汉书》则改为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一263年),俾与秦攻夺楚巫、黔中郡的年代(公元前227年)相吻合。像这些记载上的错乱,虽然削弱了它的史实性.但“庄踌王滇”这一史实,从各方面来看,则当是可信的。如果我们从晋宁出土的文物所表现的情况来看,庄蹻王滇之事似乎对当时滇东北区的文化发展上,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对“滇族”的形成,想亦不无关系。

    按庄蹻从楚行数千里征滇,并且能以“兵威”临之,其人数当不至过少。以两汉时期每次征滇所用的兵力推之,庄蹻所带的人数,至少也当在几千人或者万人以上,“食重”者或尚不在内。庄蹻的本意是原欲“归报”于楚的,后来因为不得已而留滇,其所带领者应尽是有战斗力的男子。以这样众多而具有当时楚国文化的男子,在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住留下来,娶妻生子,其所发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其所娶的女子,想绝不都从同一个民族中而来的,因为以当时边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情况而言(《史记》称滇王有众数万人),除作将一族中的青年男子尽行屠戮而夺其女子外,一时之间或者找不出这样多的未婚女子。从这样众多的男子而娶其当地和四周的不同族的女子。其下一代必定会形成民族上和文化上的融合,其于风俗习惯和物质文化上所保留者,也不一定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或者其女子所属的各族皆有之,而演成一种新的风俗和服装。这些人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其所直接统治的民族或者将起而效之。达样就可能在当地演成一种与前不同的更进步的文化。我们观于晋宁出土的文物所表现的高度文化,想像这样的现象是可能出现的。所以庄蹻之从其俗而王滇,也许不是从某一个民族的风俗,而是所取者广,其中不仅有““楚”的成份,也有当地各族的成份。这种文化的混合,或者在当时滇池附近的生产及文化上也起了推动作用。我们试观滇族别具风格的男女服装,以及其地方性特别强烈,但仍在汉族文化基本范围以内的高度的青铜器文化,这种推测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再以滇族的服饰来说,滇族中无论男女皆系赤胫跣足,这完全是西南少数民族从古到今的习惯,即使到了唐代。南诏中的清平官以及大将军等皆跣足,可见这一习惯在西南民族中的久恒。滇族在足下所表现的,虽完全是“西南夷”的习俗,但其发髻则颇具汉族的风格。

    前面已经言及,滇族的男女皆束发,而不同于其他的“椎髻”或“编发”。而汉族在古代亦系束发,也是汉族在古代所以自别于其他的“编发”和“椎髻”的民族的。但古代汉族的发如何束法,今虽不能知其详,但我们若看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墓出上的帛画上女子的发髻,其样式和滇族的女子的头髻是有些相似的,均系以条组束发,仅比之稍上而滇族者更下垂而已。关于滇族男子一般的发式,在中原出上的一些人物图象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河南辉县赵固镇战国墓出上的宴乐射猎纹铜鉴上所刻的人物,有的发束于顶使两端翘起,脑后拖一“三角形”组带,样式甚为奇特,而滇族男子的一般头髻均系将发束于顶,使两带拖于后。所不同者,两带之间不相连结成三角形而已。大概在战国时期,汉族的男女或者有类乎滇族男女的髻式,而滇族的此种发式,可能是由庄蹻带去的楚发式演变而来的。关干战国时期这一类的材料发现尚不多,所以比较是很困难的。

    总之,从服装上言,以及从人物图象的各种活动上言,滇族的人物形象是特别突出的,他们是这一文化的主人,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

    按滇族是当时南中文化最高的民族,以一般的情况而论。除非有强迫性的迁徙,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就从当地消灭的。那末,滇族属干于历来历史中的哪一种属,在这里也不妨略加以推测,作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

    我们知道,在南诏奴隶王国兴起以前,南中各民族间的迁徙变动是不大的。当然,其中也有少数的移动,如蜀汉时“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以及少数汉族移入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等等,但其中的主要各族,尚保持其原来区域,.即使一些比较后进的民族如青蛉、弄栋、昆明等,自西汉时迄隋唐,均大体住在他们原来的地段,并且在载籍中斑斑可考。至南诏兴起以后,始将云南境内的各族大量迁动,以便于统治。所以,我们推测,滇族自两汉以至隋唐之间,除有少数的向外发展之外,其中绝大部分仍旧住在滇池区域,而这一带也正是南北朝未期及隋唐之间所称为“西爨白蛮”的地区。

    自西汉而后,记载南中之事者,均不如《史记》《汉书》之言其地的王侯的活动事实。《后汉书》虽为滇王立传,但除了追述庄蹻王滇的来由以外,并未提及当时的滇王的事迹,所言者均为整个南中的活动。大概自西汉而后,汉人在此一地区的统治力量加强,以前所谓侯王者均已式微,或仅保持虚名;其起而代之者,则为所谓“渠帅”、“大姓”。例如蜀汉时“先主薨后,越嶲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为高定元部曲所杀,孟获则代之而起,而雍、孟则为益州的“大姓”。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董、毛、李为部曲”此时并不言有滇王或夜郎王,而爨氏亦开始见于此。爨习在蜀汉曾官至领军。两晋南北朝之间,爨氏中之为南中郡守刺史者接踵相望,而当时在势力上能与爨氏相抗者,唯有孟、霍两大姓。东晋孝武帝时,两姓互閧,公元 378年孟彦执霍彪送往广州,而孟彦亦死于丹州,两姓之势力大减。至梁侯景之乱时,已经很微弱的汉族势力,亦不得不最后撤出,南中遂为爨氏所独据。

    爨氏的郡望,皆称建宁,亦即古滇国故地,而爨氏可能为滇族,但无论如何,其所统治下的人民当为滇族。因此时去滇王国未久,亦未闻其后有人民他徙的记载。

    东爨的地域原属汉晋间建宁郡的东境及其附近地区,历来为爨氏所统辖的地方,但其人民的语言、服装以及风俗习惯均与西爨大异。其中之主要成份大概为彝族。到了隋代前后,大概由于爨内部的分裂以及民族的不同,西爨对于东爨失去了统属能力,但其统治者仍为爨氏,故在汉人的记载中仍称为爨,因其居于原来爨氏统辖的东境,故称东爨。但西爨仍为当时南中的主要民族,西爨的首领例以汉人的官爵自称,或称“西爨王”,而隋时史万岁所征讨者亦主要为西爨,并未涉及东爨。南诏强迫西爨迁徙时,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亦得不徙。东爨统治下的人民,大概因其为彝族之故,其首领一般均称“鬼主”。

    “爨”本为当时此一地区的统洽者的姓氏,以统治者姓氏为族名或部落名,这在历史上和在原始部落中是极常见的事。因为有些原始部落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号,其四周的外族往往以其统治者的姓氏称之,久而久之,统治者的姓氏遂变为族名或部落的名称了。《蛮书·名类》第四中说:“风俗名爨也”,此即是说,爨本为姓氏的爨,后来变为风土或地域的爨了。爨虽然是从姓氏的爨逐渐变而为“风土”的爨,但爨人中所包括的民族,应与以其前在此一地区的民族有承袭的关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爨氏所统属的人民是在两晋南北朝之间由外面迁徙而来的,不过这在历史之中是找不出这种记载的。所以我们推测,西爨区域,亦即古滇王国的区域,其中的人民,除了有不同程度的汉化及少数变动而外,应与两汉魏晋时期的古滇国的人民不殊。至于东爨,自两汉以来即为古代爨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曾为爨氏所统治,其中之绝大部分应当仍为彝族,此于樊绰在《蛮书》中,对干东爨乌蛮及西爨白蛮的记载,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

    关于乌蛮与白蛮的问题,讨论者颇多,有的以为从其汉化的程度而言,有的以为从其中的贵践之分,有如后来彝族中的黑彝与白彝,但皆无由证实。按乌蛮、自蛮之说,开始于樊绰的《蛮书》。在《蛮书,名类》第四中,对于当时云南的各民族有较全面的叙述。其中言为白蛮者有西爨、弄栋、青蛉等;乌蛮有东爨、独锦、长禈、施蛮、顺蛮、磨蛮,六诏等族。对于其他各族,均未言其为“乌”或“白”,有的仅称为“杂种”。樊绰对于乌、白二蛮的分类,并未给于任何说明,从其所记载中亦看不出有贵贱之分,如青蛉蛮中的首领尹辅酋、尹宽求,曾作过南诏的清平官,而唐亦拜宽求为左散骑常侍,封高溪郡王。不过《蛮书》在后面曾有这样的记载:“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获部台登城东西散居,铃乌蛮、白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又在《云南界内途程》第一中说“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从上面所引,似乎明说乌蛮、白蛮系以其所衣的颇色而分,乌蛮衣黑缯,白蛮衣白缯。

    不过,此亦不尽然,如“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但衣服语言与蒙舍略同。而蒙舍(南诏)为六诏之一,据《蛮书》则应为乌蛮,而此则言乌蛮与白蛮之语言服饰略同、或其间有混合情况,故樊绰称之为“白蛮苗裔”,而不直言其为“白蛮”。《蛮书》叙述南诏的衣饰特详,但亦不尽为黑、白,或者南诏为统治者以后,或模仿汉族,在饰上有所改变,如剑川石窟所凿南诏王者像,其服饰虽具地方色彩,但大体上则系模仿汉族。总之,此一问题,须待进一步的资料发现,才能解决。

    《蛮书》对唐时的云南民族中明言为白蛮者,除西爨外,仅有青蛉和弄栋二族。青蛉、弄栋自两汉以至隋唐皆居于滇族的西北边境,他们可能系与滇族有关的民族,也可能系受滇族文化影响最深的民族,囚此樊绰称他们为“白蛮苗裔”,而非纯粹的白蛮。

    关于爨氏应属于古滇族的苗裔一问题,也可以另有一些旁证。据《爨龙颜碑》,自谓系楚令尹子文之后,寄居河东,食邑于爨,因以为姓。此或系汉化后的一种依托,然其假托于楚,亦必有由,或与庄蹻王滇之事有关,即为夷化了的楚人。按滇族地区在两汉时期为汉族统治者在南中推行汉化的中心,如西汉末季时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引入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东汉肃宗时王阜为太守,则“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来推行汉化。是则滇族的子弟必有读汉文书籍者。爨氏既为滇族中的大姓,而且跻于高级统治者之列,其汉化必然更速。如文体书法,均被誉为系汉晋正传的《爨龙颜碑》,其作者即为爨氏之中的爨道庆,亦可见爨氏中汉化的程度。

    前已言过,爨氏的郡望,皆称建宁。《华阳国志》建宁郡同乐县下有“大姓爨氏”。按东晋时的建宁郡,仅为蜀汉和西晋时建宁郡的东部,爨氏郡望之称建宁、大概是指蜀汉及西晋时的建宁而言。因自东晋以后,爨氏的驻牧地并不在当时的建宁,而实在晋宁郡的滇他县,即今晋宁县。《蛮书·云南城镇》第六说:“晋宁州,汉滇河故地也,在柘东城南八十里。晋平川幅员数百里,西爨王墓累累相望。”这些西爨王墓现尚未有发现。明李元阳《云南通志》载:爨碑在昆明县东十五里,题曰:大周昆明隋西爨王之碑。”但现已不存。樊绰所记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将来这些墓葬若有发现的话,对于爨氏族属问题当便于阐明。我们知道樊绰记事是相当情确的,其言当不虚。

    依照前面的推测,西爨下的人民为古滇族的苗裔,而爨氏是其中的大姓,后来又因其统治者之姓氏,以称其民族。因为爨氏所统治下的地方有东部彝族,故别之为东爨。而西爨实为爨氏统治的中心,东爨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不过处于从属的地位。

    到了唐天宝年间,爨氏中各酋内閧,遂为蒙氏所灭,井徙西爨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此一强迫的迁徙,其人数之众,在西南的历史上是少有的。而此二十余万户人民的下落,亦当为研究西南民族史应当解决的问题。前己屡言,西爨在当时云南民族中是汉化最深的民族,以如此之众,任其迁徒到什么地方,绝不会于短期内就同化于其他的民族,相反的只有其他民族同化于他们之中。现永昌平原均为汉族。较远则为其他兄弟民族。在文化方面,除汉族外,似未有能与西爨相比拟者。因此问题未获得解决,有人以为西爨原为傣族,今德宏区域的傣族,即西爨的苗裔。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现在傣族的文化与隋唐时西爨的义化,是完全不同的,这在《蛮书》中叙述得是很清楚的。

    据我个人的看法、徙于永昌城者大概仅为西爨的统治家族,故《蛮书》在西爨后说:“(爨)日用子孙今立在永昌城一界内。”但西爨中之大部分人民,可能并未徙往永昌,或仅泛指古代的永昌郡而言,即现在南华以西及大理白族自治州区域(两汉时永昌郡的东北部),亦即现在白族所聚居的区域。将被击败者的统治阶级与共人民分开,系古代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也是南诏所惯行的一种策略。他如南沼破浪穹、邆赕以后。皆迁其诏主于永昌;破施蛮后,迁其统治宗族于蒙舍;破顺蛮后,则迁其统治宗族于白厳,皆其例。所以南诏击灭西爨以后,想不至将其人民其统治宗族迁于一处。

    再者,西爨是当时西南民族中文化最高的民族,同时也是汉化最深的民族,南沼将他迁居于其国都的周围(大理周围)来为他的生产服务,也是古代统治者一种惯行的政策。所以南诏时期大理区域的文化和生产,很快地就超过了滇池区域,达种情况想不是无因的。我们认为现在的白族与西爨当有一定的关系,这于语言方面也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樊绰说:“言语者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樊绰所谓“最正”自是以汉语为标准,因白蛮的汉化程度最深,或其语言中接受汉语词汇为多,故从汉人来说,觉其语音“最正”。现代白语的词汇中,汉语词汇占一半以上,故白语中“汉白楚江”或“汉白秋江”之语,意为汉语白语各为一半,可见白语受汉语影响之深且久,而这种影响想不始于近代,或者自“滇”“爨”以来就不断进行着。我们又看《蛮书》中所记的少数白蛮词汇,其中均可在现在的白语中找到对音,而干现在云南其他种语言中则不能找到。此种词汇虽然是很少,想亦不会是偶然的。

    白族语言的分类,历来是语言学上的一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最近语言学家对白语研究的结果,认为白语语法与彝语比较接近,但此实不足为异。在前面已经讲过,大概古滇族是在古代彝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白语语法接近于彝语,则正是预料之中的。当然,此点并不能证明现在的白族即是隋唐时代的西爨,或西汉时期的“滇”,但至少在研究上是一些线索。

    以上不过是比较合乎事实的推测,其证明则有待于将来考古学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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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七组,A组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组,从其服装的各方面来看,都与历来西南少数民族的习尚不合。长窄过手的袖,下及足背的长裤,均非西南民族的一般习惯,而可能与西北气候较寒地区的民族有关。特别是长须,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中是少见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例如在晋宁出土的这详多的人物图象中,除此一例而外,从未见有留须者。此组的首两人左悬长剑,自其样式观之。可能是铜柄铁剑、因青铜剑少有如此之狭而长者。此类铜柄铁剑在晋宁墓葬中出上甚多,有一墓多至十余柄者(如M3中共出13柄)根据晋宁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文物来看,滇族在当时尚末掌握炼铁的技术,故此类的剑,当系自外族输入的、其中之精者,往往再加上滇族风格的华丽金鞘。这类剑的输入,也可能与此一组的民族有关。

    按此种形式的铜柄铁剑,除在晋宁有大量的出土外,在四川岷江上游的汶川县和理县的石棺墓中亦有大量的发现。两处所出的此类剑,形制完全相同,时代亦略相当,且同样大量的出土,其间想不无关系。不过在云南方面除昭通外,尚未发现有如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者。

    从各方面看,A组在服饰上所表现者,多与西北的游牧部落有关,他们在当时可能是云南西北的游牧部落之一。他们少见于其他活动之种,其与滇族的关系,可能是很疏远的。

    Ⅵ式女子的服装,也同样是特殊的。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的一般服装。大半皆衣(或裙)仅及膝下,下则裸胫跣足。此则长裙及地,足上是否着有鞋或靴,因铸造不清,不得而知,此类装束,亦可能系一种游牧部落女子的装束,可能与A组为同族亦未可知。又观M6:13的乘马女子,亦可作为旁证。

    A组和Ⅵ式相当于当时记载中的何种民族,因材料过少,尚无法推断。

    E组和D组两组同为“编发”民族而有不同。特别是E组,是滇族战斗和虏掠的对象,如贮贝器M6:1(《报告》图版肆捌、肆玖)、M13:356(《报告》图版伍拾、伍壹)盖上铸造的大规模战斗中,滇族的对方都是此种民族,而且都是被击败者。有头被割下用发辫系于马颈下者。有被俘获用绳索将双手捆住者。又如在一铜釦饰(M13:109《报告》图版捌叁,2)上铸有俘获的图像,前后有甲士二人,中间为所俘获的牛羊及俘虏二人,披俘虏者亦为此种民族。后一甲士手提一首级,即以手握其双辫。又如刻纹饰片(M13:67)所刻之戴枷者,双手被缚者,亦为此种民族(《报告》105页、插图二六,1)。再者,此种民族很少出现于他种活动之中,纵有之,亦仅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Ⅰ式女子,因与此服装相同,当系同族。

    D组也是一种编发民族,与E组大概是相近的民族。又Ⅴ式的女子。可能与D组是同族,共衣饰虽男女不同,但具有类似的风格,又髻盘于额的发式,在古代滇西一带少数民族的妇女中足比较一的种头髻,与苗、瑶妇女尖形髻基本上是不同的。

    《史记》将云南,时北部以及西部的民族分成两大类:一种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部落,其中包括夜郎、靡莫、滇、邛都等族,再一种为“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民族。其中以“嶲、昆明”为代表。其所占据的地区,大概为自今四川会理以南,洱海以东一带。E和D两组大概是属于此中的,他们是“嶲”还是“昆明”,则不得而知,也或者是属于“昆明”这一族属。昆明是当时云南西部的强悍民族,汉王朝的使者不能西通身毒,主要的是为昆明所阻。或者他们时常剽掠以东的农业部落,所以为当时滇族战斗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武装装备如兜鍪、甲、盾等,均与滇族者不大异,推所佩的剑则形式不同,大概在战斗中所用的盔、甲等,当时在南中是各族相通的。昆明至唐时尚存在,除有时仍称昆明以外,又称为“昆弥”,以其居于西洱河区域,故又称“洱河蛮”,或简称“河蛮”。全南诏兴起后为蒙归义所败,迁其大部分于云南郡东北、柘东一带(即与西爨互易其地),此后就少见于记载中。说者或以为昆明与现代的白族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则尚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证明。

    B、C、F和G四组,大概系《史记》《汉书》中所称为“椎髻之民”的。他们头上或缠帕或不缠帕,或戴冠或不戴冠,但髻均挽于顶成椎(或作魋)状,其妇女的髻亦多如此。其中除G组外,皆着帔肩,帔肩的样式虽各有小异,但大体则相似。女子中亦有 二式着短帔巾(Ⅲ式,Ⅳ式)。服装的风格亦大体相类。他们大概为互相近似的民族,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史记》称滇以东北的各族为“靡莫之属”,或又称“劳浸靡莫”。他们与滇族为“同姓”,是十分近似的族类。《西南夷传》说:“其旁(指滇),东北有劳授靡莫,皆同姓相扶······”他们在当时已可能结成一种松懈的部落同盟,滇王未得到他们的同意以前,不敢单独'降汉,等到汉兵击灭他们以后,滇王才敢“举国降”。

    虽然“劳授靡莫”到西汉以后即无闻、而以上的四组及四式,也可能即是“靡莫之属”,或者与他们有关。这四组与滇族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可于各种活动场面中见之。滇王族的个人,也时常披上他们的一点服装。他们所佩的短剑,在晋宁的墓葬中,也发现有很多的实物。从服装上看,他们一方面可能与当时彝族有关(滇东北一带,为当时彝族话动的中心);另一方面,滇族在开始时也可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上七组,归纳起来,可以合为以下三类:A组自成一类,不与其他类同;E和D两组为“编发一类;B、C、F及G为“椎髻”一类。证之以司马迁所记,晋宁出土文物中,各种人物的图像,实可表现当时滇东北民族情况的大概。

编辑说明:原载《考古》1961年第9期;此据《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24——146页。由于篇幅限制,省略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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