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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有关青藏高原周边地区考古进展,反映人群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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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1 21: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8-22 11:04 编辑

http://www.bio360.net/news/show/12310.html

       Science:古代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三步曲”  2014-11-22

中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古代人类定居青藏高原采用了三步走模式。这项研究对理解人类如何适应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极端环境,及认识主要生活于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成果2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兰州大学的董广辉副教授表示,他们对青藏高原53处古代人类遗迹的动物骨骼、植物遗存及人工制品进行了研究,旨在“认识古代人类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生计模式(如:狩猎采集、粟黍农业、麦作农业、游牧等)扩散到青藏高原的哪个(海拔)区域,是季节性活动还是永久定居?”

研究表明,古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可能分为三步。第一步,距今约两万年至约5200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进行低强度的季节性游猎;第二步,距今约5200年前至约3600年前,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久定居;第三步,距今约3600年前以后,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向高达47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

研究显示,大约距今6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粟黍农业快速发展,随后人口迅速增长,迫使一部分人群沿黄河及其支流河谷向西迁徙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这部分人群以种植粟黍(谷子、糜子)为主,而粟黍的生长受温度限制,因此当时人类主要定居在海拔2500米以下地区。

距今4000年前左右,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文化交流增强,起源西亚地区的大麦、小麦等农作物和家畜羊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又促使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谷地的人群于3600年前左右向更高海拔扩散,其中大麦成为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人类依赖的重要食物来源。

“这项研究厘清了古代人类向世界最高海拔地区扩散过程的时间框架,对理解人类如何适应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极端环境,以及认识主要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生活的藏族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董广辉说。

参与研究的还有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原文检索:

F. H. Chen, G. H. Dong, D. J. Zhang, X. Y. Liu, X. Jia, C. B. An, M. M. Ma, Y. W. Xie, L. Barton,X. Y. Ren, Z. J. Zhao, X. H. Wu, and M. K. Jones.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20 November 2014; DOI:10.1126/science.1259172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21:5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414.html

史前人怎样走上“世界屋脊”   董广辉  2014-12-30



华盖创意供图



青海湖151遗址发掘现场   

不久前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注意,国际顶级科技期刊《科学》杂志报道了兰州大学陈发虎、董广辉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三步走”模式。本报特约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向读者深入介绍这项研究鲜为人知的细节。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又称“世界屋脊”。人类最早什么时间登上青藏高原?史前人类从间歇性到高原活动到大规模常年定居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攀上“世界屋脊”?这些不但是读者很感兴趣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致力解决的难题。

最新研究提出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三步走”模式:第一步,距今约2万年至5200年前,狩猎采集人群在青藏高原进行低强度的季节性游猎;第二步,距今5200年前至3600年前,粟(谷子)黍(糜子)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久定居;第三步,距今3600年前开始,以种植大麦和牧羊为主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大规模扩张并永久定居至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

上述结论究竟是如何得出的呢?

2万年前狩猎采集人群踏足高原,但停留时间较短,夏来冬去

与青藏高原东北部接壤的黄土高原西部,是自古以来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甘肃省庆阳市的黄土地层中发现旧石器,使陇东盆地成为我国最早发现旧石器的区域。兰州大学张东菊博士、陈发虎教授等对地处陇西盆地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研究工作显示,该地区的古人类活动至少可追溯至6万年之前。除此之外,兰州大学研究团队还在陇西盆地调查发现了数十处旧石器遗址,说明该地区在距今6万年至距今1万年前,一直是狩猎采集人群生活的重要栖息地。

在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到达青藏高原之前,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在至少2万年之前,已经在高原高海拔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从事季节性的狩猎采集活动。然而,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多为地表地点,有可靠测年结果的旧石器遗址不到20个,说明早期狩猎采集人群在青藏高原的活动强度很小。

由于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自然环境严酷,尤其是冬天,古人类很难获得足够的食物和热量供给,因此推测旧石器人群夏天到高原游猎,冬季则选择生活在高原边缘或周边的低海拔地区。到距今8000年之后,由于粟黍农业在黄土高原西部涌现并快速发展,狩猎采集人群活动范围受到排斥和挤压,开始更多地在高原上活动,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旧石器狩猎采集人群已在高海拔地区开始永久定居。

粟黍农业扩散,助古人类5200年前在高原海拔2500米以下地区定居

距今约1万年前,农作物粟黍最早在黄河流域被驯化。大地湾遗址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该遗址大地湾一期地层中出土了炭化黍,说明古人类在7800至7200年前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距今6500年前,中原地区逐渐兴起的仰韶文化人群向西扩散至天水盆地,随后粟黍农业在距今6000年之后在这一地区快速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方式。

粟黍农业发展导致仰韶中晚期人口的迅速增加,并且促使本地人群吸纳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也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地方类型。人口的大幅增长导致资源的紧缺,促使马家窑文化人群和少量仰韶晚期人群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西部扩张,在距今5200年前沿黄河河谷扩张到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另一部分马家窑人群可能沿着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南扩散,其影响达到了四川盆地,为粟黍农业沿长江上游从青藏高原东南部向高海拔地区传播奠定了基础。

距今5200年前,从事粟黍种植的农业人群,已经从黄土高原西部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并大规模永久定居在海拔2500米以下地区。距今5200至3600年前,马家窑和齐家文化人群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的农作物以粟黍为主。粟黍有耐干旱的特性,但其生长受温度限制明显,而温度则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下降。受温度限制的粟黍农业,是这期间人类无法大规模在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常年居住的重要原因。

青藏高原的东南部纬度低,水热条件都比其东北部优越,因此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较高。在海拔3100米的昌都卡若遗址,在4700至4300年前古人类已经永久定居并种植粟黍,但该时期青藏高原东南部海拔3000米以上,仅发现不足1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人类定居的规模和强度都比较低。

西亚地区小麦、大麦和羊经河西走廊传入,助史前人类3600年前迈上整个高原

距今4000年前后,约1万年前最早驯化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大麦和羊,经河西走廊传入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古气候研究显示,北半球气温从距今4500年前开始下降,并于3600年前降至谷底。温度的下降很可能对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粟黍农业造成影响,导致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被再次打破。

人类为适应逐渐变冷的环境,必须采取更为多样的生产方式,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大麦、小麦和羊耐高寒的特性。距今3600年之后,一部分以种植大麦和牧羊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人群,开始向高海拔地区扩张,并成功大规模定居至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而生活在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区域的人群,依然以种植粟黍为主,但增加了大麦、小麦种植的比例,以适应气候冷干的趋势。

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此前被认为是促使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最主要因素。而最新研究结果却显示,史前人类恰恰是在距今3600年之后全球气候转向冷干的大背景下,才向青藏高原高海拔寒冷缺氧地区大规模扩张的,在此过程中,欧亚大陆史前农业传播给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带来的农业技术革新,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此之前,温暖湿润的气候是促使旧石器人群到青藏高原季节性狩猎采集,以及粟黍农业人群大规模到高原边缘河谷地区永久定居的重要因素,为距今3600年之后的人群向高原腹地扩张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与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腹地扩张的关系是复杂的。

背景知识:

发现古人类活动留下的印迹

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物质,包括人类生活的住所、生产的工具和食物、废弃的垃圾等,古人类也是如此,而其遗留下的物质就是他们生存留下的印迹,也就是考古遗址调查或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考古遗存。

考古遗存包括古人类化石(遗骸)、居住和埋葬遗迹(房屋遗存、洞穴、墓葬)、使用过的工具(石器、陶器、金属器等)、扰动过的地层遗迹(灰坑、文化层等)、伴生动物化石(动物骨骼)、伴生植物化石(炭屑、炭化植物种子)等。

兰州大学研究团队在研究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古人类活动历史时,首先是与考古研究机构合作,对这一区域的史前文化遗址进行细致的调查,并选择考古地层保存完好的遗址取样。通过动植物化石的鉴定,可以知道古人类如何利用植物和动物资源;通过对人骨和动物骨骼化石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判断古人类的食物结构。炭化植物种子是最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材料,通过其年代测试可以知道古人类活动的准确时间。

通过以上方法,科学家可以成功破译考古遗存中所蕴藏的神奇密码,回答古人类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存在于我们生存的星球。
发表于 2018-8-14 16:56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一个方向,似乎不太完整。

来自山南地区的扩散有可能是另一个方向,大麦的传播不一定来自西北。
 楼主| 发表于 2018-8-15 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955

Article | Open | Published: 07 January 2016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Abstract

Phytoliths and biomolecular components extracted from ancient plant remains from Chang’an (Xi’an, the city where the Silk Road begins) and Ngari (Ali) in western Tibet, China, show that the tea was grown 2100 years ago to cater for the drinking habit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07BCE-9CE), and then carried toward central Asia by ca.200CE, several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recorded. The earliest physical evidence of tea from both the Chang’an and Ngari regions suggests that a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was established by the second to third century CE.
 楼主| 发表于 2018-8-15 00:1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igg.cas.cn/xwzx/yjcg/201601/t20160111_4516108.html

吕厚远等-Scientific Reports:世界上最早茶叶实物的发现表明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在距今1800年前就穿越青藏高原   2016-01-11

导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生态学学科组吕厚远研究员等与国内外同行合作,通过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分析,发现在我国西藏阿里象雄时期和陕西西安汉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腐烂碳化植物为茶叶,其年代分别距今约1800年和2100年左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茶叶实物。同时也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可能穿越青藏高原。这项成果对于研究早期丝绸之路的分布格局,中原与藏区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中华茶文化发展、传播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Scientific Reports(《科学报告》)上。

茶(Camellia sinensis L.)起源于中国,最早记载茶叶商品的文献资料可追溯到公元前59年的西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最早的茶叶实物,发现于我国北宋时期的墓葬中。茶不仅是中华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也是目前全世界最流行的非酒精型饮料之一。然而,对于茶叶是何时开始、通过什么途径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直缺少了解。

长期以来人们推测,茶叶、丝绸和瓷器作为关键商品,会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传送到中亚及以远地区。但是,迄今为止,在丝绸之路上,在唐朝以前,没有茶叶进入新疆或青藏高原的任何证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古代茶叶多已腐烂或碳化,难保存、难发现,即使发现了也缺少鉴定的方法。因此,及时保护相关的研究材料,寻找鉴定腐烂碳化茶叶的方法,是研究中华茶文化发展、传播的关键。

地质地球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古生态学科组吕厚远研究员与国内外同行合作,针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和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食物残体(图1),开展了系统的植物鉴定和年代学分析工作。由于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标志物具有植物分类的潜力和长期保存的特点,他们首先通过分析我国45种现代茶、茶科以及近缘植物的植钙体形态,发现茶叶具有4类植钙体形态和组合特征,可以与其它植物进行区分,该研究成果2014年首次发表在Nature出版集团下属的国际在线开放获取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科学报告》)上。其次,他们通过对现代茶叶等标准样品的色谱-质谱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鉴定茶叶的两个生物标志物:咖啡因和茶氨酸。此外,他们通过碳14年龄测定,证明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植物的年龄距今约1800年左右,属于西藏古象雄王国时期;汉阳陵出土植物年龄约为2100年左右,与历史文献吻合。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吕厚远研究员等人通过对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和西安汉阳陵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样品开展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标志物分析,发现这些考古植物样品中都含有只有茶叶才同时具有的茶叶-植钙体(图2)、丰富的茶氨酸(图3)和咖啡因等可以相互验证的系统性证据,确认故如甲木和汉阳陵出土的植物遗存都是茶叶。



  图1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遗址和西安汉阳陵位置分布图

(a)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食物残渣;(b)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的碳化植物



图2 考古植物样品中分析出的植钙体类型组合(a,b,c)与现代茶叶植钙体(d,e,f)类型组合对比



  图3 标准茶氨酸样品与考古遗址植物样品的色谱、质谱图

(a)、(b)分别是标准茶氨酸样品色谱、质谱图;(c)、(d)分别是西安汉阳陵考古植物样品色谱、质谱图;(e)、(f)分别是阿里故如甲木寺植物样品色谱、质谱图

高寒环境的青藏高原不生长茶树,印度也仅有200多年的种茶历史,茶叶到达西藏阿里的可能途径,应该与距今2200多年前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有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丝绸之路并不只有一条路,它是由许多网状的分支组成的。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出土的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区,推测当时丝绸之路有一个分支穿越青藏高原。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和中国科学院资助,研究成果于2016年1月7日在线发表Scientific Reports上(Lu H.Y. 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5: 18955, DOI: 10.1038/srep18955)。

该研究是吕厚远研究员继2005年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发表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年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成果后,利用微体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新手段,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发表的又一新成果。该工作也得益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及时保护、提供了重要样品;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杨益民副教授完成了生物标志物分析等工作。
 楼主| 发表于 2018-8-18 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guihuayun.com/read/20029

谁是最早的藏人?  2016-02-26 Jane Qiu 城读



Jane Qiu,2015. Who are the Tibetans? Science, Vol. 347, Issue 6223, pp. 708-711. DOI: 10.1126/science.347.6223.708

Source: http://news.sciencemag.org/archaeology/2015/02/who-are-tibetans
Picture source: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7/6223

青藏高原面积四倍于德克萨斯,平均海拔4000米,地球上最难生存的极端环境之一。然而4万多年前遍布亚洲的现代人类并没有退缩。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以及对高原极端缺氧环境的适应机制,吸引着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球科学、人类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关注,也是公众好奇的问题。

目前,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历史和动力的研究仍存在许多待解的难题,例如,人类最早什么时候到青藏高原生活?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到此?是季节性游猎,还是常年定居?《科学》记者Jane Qiu实地考察青藏高原,并走访了多学科不同观点学者,写作《谁是最早的藏人》,综述最近的考古发现和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争辩。

一  青藏高原最近的考古发现

喇家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的下喇家村,海拔为1780~1800米。挖掘该遗址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蔡林海将其称之为“青藏高原的庞贝”。

喇家位于黄河上游,遭遇可能由地震引发的大规模泥流,从而被掩埋毁灭。目前仍有许多疑团未解。遗址发掘的陶器和玉器似乎来自仰韶文化,而仰韶文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文明的前身。那么问题就来了:罹难者是汉人抑或是汉人近亲?是什么动力让这些先人们在艰苦低氧的“世界屋脊”上生活?



图 早期藏人农民的日常生活被4000年前吞没村庄的泥流保存下来,但是他们的来源仍然是个谜。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中国国内主流观点是“汉藏同源”,即藏人与汉人源自共同祖先,只是在最近几千年才分流。部分学者认为喇家遗址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例如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任晓燕认为“藏人和汉人从根本上说是同一种人,有共同祖先,直到最近才分开。”。

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吕红亮认为:“藏人并非只由迁移到高原的单一民族繁衍而成。”

最近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曾经有许多不同的人在这块伟大的高原上逗留过。几乎是在现代人类抵达亚洲的同时,就有游牧人到达河流上游。他们不仅来自东方——中国内地,同时也有来自西方和南方的人。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的考古学家Mark Aldenderfer评价青藏高原“在史前时期可能是个出乎意料的世界性之地,四面八方的人在此相遇”。

部分基因与考古研究结果证实喇家罹难者的确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但其他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更复杂微妙的图景,几千年前来自亚洲各地的游牧人冒险闯入了高原,在今天藏人身上留下了显著的遗传印记。

河谷深切入高原核心地带,“可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良好生存之地”,即便在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也就是距今最近的一次冰期,大约距今1.5-2.6万年前的极寒时期,也是如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徐柏青如是评论,“狩猎、野生大麦以及其他食物足以支持小规模人口生存相当长时间”。

青藏高原东南缘云南玉水坪旧石器遗址,海拔2500米,兰州大学考古学家董广辉与同事

在此挖掘出可能是西藏人类最早的证据:距今2.9-3.7万年前的石器与兽骨。不过该研究并没有说明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来自何方。

位于青藏高原西缘的遗址所出土的石器则与尼泊尔出土距今1.8-2.3万年的石器甚为相似。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的考古学家Mark Aldenderfer认为,这表明“人类有可能从南喜马拉雅进入高原”,最早的藏人也可能来自西方。

青藏高原西部挖掘出的石器,部分距今1.8万年,与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脉地区出土的石器相似。阿尔泰人也有可能是基因突变的来源,这对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至关重要。

2014年《自然》发表了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口遗传学家Rasmus Nielsen领导的团队合作研究的成果,指出调节人体血液血红蛋白合成的EPAS1基因变异可能源于丹尼索瓦人(携带EPAS1正常基因的人,在进入高原地区后,血液会因过多的红血球而变得黏稠,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而拥有EPAS1变异基因的人,血液中的红血球仅有轻微升高,不会出现任何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变异基因仅存在于丹尼索瓦人体内,而丹尼索瓦人化石只在阿尔泰山脉地区发现。

作者据此推断,2-5万年前,现代智人在青藏高原附近曾与丹尼索瓦人混血,其后裔现在仍保留着0.1%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智人可能携带这个基因到达西藏,也有可能在散布于亚洲之后到达青藏高原。

从云南遗址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推断,最早的藏人是狩猎采集者,捕猎牦牛和其他动物。有些人可能会在冬季迁移到低海拔地区,而有些人可能是常年定居者。“如果最早的藏人生活在高原的核心地带,那么他们不太可能在高原与低地之间进行季节性迁移”。Mark Aldenderfer教授如是推论。青海师范大学的考古学家侯光良推测,史前时期的藏人可以“在西藏中部和西部大量的温泉地带中寻找庇护之地”,并且他们还可以用火塘取暖。侯光良与同事在青海湖江西沟遗址发现了最古老的火塘,距今1.3万年。

拉萨却桑地区一个新近发掘的遗址(海拔4200米)表明,至少在6000-9000年前,已经有人在此终年居住。否则,却桑的居民必须走700公里才能从高原上下来,如此长距离的季节性迁移对当时的狩猎采集者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些遗址表明在农业开始之前,人类已经在高原定居,无论在基因上还是文化上,都适应了高海拔低氧地区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逐渐演变为游牧,饲养羊群,驯化牦牛。德国马尔堡大学生态学家Georg Miehe等人2014年发表于《第四纪科学评论》(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研究指出,由于游牧业的发展,8000年前西藏的植被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利用来自湖泊沉积物的花粉证据,说明西藏主要的牧草种类在8000年前出现。他们还记录古代土壤层木炭和森林花粉的相对增减,论证早期藏人烧毁树林,将其变为牧场。

维持一个更大的人类定居地意味着食物需求的扩大,在寒冷干燥的高原这是个艰巨的挑战。一轮全球变冷(global cooling)可能促进了关键适应的发生。

如今西藏的高海拔河谷种满了青稞,但最早的先民种的是另一种庄稼——粟。目前已知西藏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位于昌都地区昌都县卡若村,海拔3100米。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吕红亮等人在卡若遗址发现了距今3050年的粟。

卡若位于澜沧江上游,非常适合农业种植,属“高原上温暖潮湿的地方”。但是,如果要在寒冷干燥的高原北部生存,则需要不同的作物。今年1月号的《科学》发表了兰州大学考古学家董广辉、张东菊和气候科学家陈发虎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对青藏高原东北部53处遗址烧焦的谷物进行测算,发现直到1600年前,生活在海拔2500以下的藏民所种庄稼全是粟。后来的定居者才迁往高原更高海拔地区,主要种植青稞以及部分小麦。

“这正好与直觉相反,”董广辉解释道,“青稞和小麦相对粟,成熟所需时间更长,对于生长季节较短的高原地区来讲似乎并不是个好的选择”。但是青稞和小麦比粟更抗霜冻,2550年前开始的冰期,持续了一千年,迫使农民改种新的作物。

青稞和小麦让藏民征服了更高海拔地区。“小麦和青稞不仅帮助先民们在冰期中生存下来”,陈发虎解释,“还促使他们的足迹伸向高原的腹地”。



图  3600年前全球变冷促使西藏高海拔地区种植抗冻的青稞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是在温暖时期大规模迁移到高原的,因为此时植被更丰茂,但一种新的观点逐渐出现,“人类对高原的征服,即建立永久定居点,可能要更晚一些时候发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P. Jeffrey Brantingham如是推测。



图 青藏高原密布各种考古遗址,3万多年前人类已经到达这片高原,6000年前,已经有先民常年居住于此。有超过3800处新石器时期遗址(本图未显示),显示了农业的传播。

二   究竟谁是最早的藏人?

西藏直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在位期间才开始有历史记录,而西藏的神话传说中,藏人是猕猴与罗刹女在西藏山南的雅隆河谷婚配繁衍的后代。

藏人与亚洲其他人口的显著差别是他们能够适应缺氧高海拔地区生活而没有高原反应。藏人普遍居于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空气含氧量比海平面低40%,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和婴儿死亡率高于其他地区好几倍。

遗传学家开始利用基因测序破解这个谜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对50个藏人和40个汉人进行基因测序,测试了92%基因。结果发现至少有30个基因,其变异在藏人中普遍,而在汉人中罕见。例如前述调节人体血液血红蛋白合成的EPAS1,高达87%的藏族人携带EPAS1变异基因,而只有9%的汉族人携带该基因。为了解释这一结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口遗传学家Rasmus Nielsen假设不同的人口规模、分化时间、基因流动量等,对不同人口历史发展进行多情景测试,认为2750年的分化时间,足以产生这样的基因变异。

他们的结论引起很大争议。吕红亮提出,这与目前关于西藏的许多认识相矛盾,例如卡若遗址至少要早2000多年。有人则质疑研究的方法。复旦大学人口遗传学家金力认为样本量和人口覆盖面过小不足以揭示西藏人口历史的复杂性。

语言学家认为藏人和汉人有着一个共同,但是更为遥远的根源。1998年,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家王士元通过比较发音、方言、语序等特征,构建了一个家庭树,把汉藏分化时间定为6000年前。波恩大学的喜马拉雅语言专家George van Driem提出了一个相近的分化时间。通过研究语言的演变,他推断大约在7000年前,青藏高原的东部、四川的西部,出现了第一个说藏语的人。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宿兵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更早的藏人起源。宿兵与他的团队2011-2013年发表于《分子生物学与进化》(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的系列文章,报告了他们对青藏高原41个村子6109名藏人的DNA测序结果,他们发现藏人特有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序列,而在亚洲其他人口则没有或者少见。根据已知突变率,宿兵推论这些序列大约在2-3万年前定居于高原的游牧人体内开始演化。

序列差异还可以推算过去人口增长瓶颈和扩张。根据DNA数据,宿兵团队发现藏族人口在7000-10000年前增长了4倍。认为汉藏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观点至少部分是对的,数据表明进入西藏的第二波人口迁移,很可能是汉人。这些汉人移民与早期定居者交配,产生了今天的藏人。

现有的基因数据尚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个谜题,还需要来自高原中心更广的考古证据、更大规模基因研究和古代DNA线索。

无论起源如何,藏人从来没有与世隔绝于高原堡垒中。这里是欧亚人口熔炉,不断有新移民加入。人们往往把高山视为屏障,但不管在史前时期,还是现在,动植物水资源丰富的高山永远吸引着低地人们前来。

华盛顿大学考古学家Michael Frachetti提出“内亚高山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s)”,从中亚和喜马拉雅至西藏和阿尔泰山脉,沿着这条走廊,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史前定居地。大约在3000年前,开始看到贸易联系。这条高山走廊很可能是丝绸之路的前身,成为基因、货物和思想交换的管道。

西藏地处文化纽带的核心。Aldenderfer总结:“成千上万年来西藏像个磁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若果真如此,则今日西藏的来源不太可能是单一的文化和族群。
 楼主| 发表于 2018-8-22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30507217971844

史前人类如何征服青藏高原   源基因   yoogene 发布于 2018-04-19 13:16:23

人类自古以来对青藏高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其在世界第三极上活动的历史长期以来扑朔迷离。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被学术界称为世界第三极,四周高山环绕,海拔从2000米左右快速升高到4000米以上,成为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动植物资源贫乏,紫外线辐射强烈,氧气稀薄,对多数动物(尤其是人类)而言,是特殊而又严酷的生存环境。



青藏高原新石器(紫色三角)和青铜时代(黄色菱形)遗址分布图青藏高原新石器(紫色三角)和青铜时代(黄色菱形)遗址分布图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活动历史历来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积累了大量考古学材料和藏族人群遗传学信息,也产生了多种关于青藏高原史前人类历史的不同认识。

兰州大学联合甘肃、青海和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深入分析了青藏高原已开展的考古及相关工作,描绘出史前人类扩散至青藏高原的基本历史进程。研究提出: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的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底,首先扩散到海拔相对较低的青藏高原东北部(例如青海湖盆地),再进一步向南沿河谷盆地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高海拔地区,进而扩展至整个青藏高原地区。

扩散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1.16万年)à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600-6000年)à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à全新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000-2300年)。



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迁移的四个阶段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迁移的四个阶段

末次冰消期温湿气候吸引扩张中的现代人首次造访青藏高原,这一时期亚洲季风强度也接近现代,降水相对丰沛,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盛行。全新世早中期粟作农业发展和温暖湿润气候促使更多狩猎采集人群进入青藏高原。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已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尚无确切证据表明史前人类永久定居到了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000-4000年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在距今3600年前后开始常年定居到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标志着史前人类最终成功适应了青藏高原高海拔环境。

而关于曾经报道的末次盛冰期甚至更早的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遗迹,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测年来确定。



该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青藏高原地区的人类活动历史,提出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底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再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印证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与黄土高原史前人类的长期以来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指出了目前阶段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将来的多学科研究提出了建议。

文章整理自:

张东菊, 董广辉, 王辉, 等.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和可能驱动机制[J]. SCIENTIA SINICA Terrae, 2016, 46(8): 1007-1023.
发表于 2018-8-22 18:0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guihuayun.com/read/20029

谁是最早的藏人?  2016-02-26 Jane Qiu 城读

http://www.guihuayun.com/getimg.php?url=http://mmbiz.qpic.cn/mmbiz/CLVLtjGYokByl2YzxeAg6qLGhdEBBFPZGnJljCibgtDgtiag ...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宿兵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更早的藏人起源。宿兵与他的团队2011-2013年发表于《分子生物学与进化》(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的系列文章,报告了他们对青藏高原41个村子6109名藏人的DNA测序结果,他们发现藏人特有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序列,而在亚洲其他人口则没有或者少见。根据已知突变率,宿兵推论这些序列大约在2-3万年前定居于高原的游牧人体内开始演化。

序列差异还可以推算过去人口增长瓶颈和扩张。根据DNA数据,宿兵团队发现藏族人口在7000-10000年前增长了4倍。认为汉藏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观点至少部分是对的,数据表明进入西藏的第二波人口迁移,很可能是汉人。这些汉人移民与早期定居者交配,产生了今天的藏人。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8-18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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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西藏高原以及临近地区的y染色体类型的分布来看,早期的土著可能主要是P*、D*、NO*类型(可能包括一些数量有限的D1a*),而现在藏区主流的D1a与F5-CTS5308(藏羌支系)大规模迁居雪域高原,应该是进入仰韶时期的事情了。
     从另一个角度,现在的藏语始祖应该诞生于甘青地区而不是西藏,尽管藏语bodic毫无疑问会混有一定比例的前农业土著语成分,但是我相信极为有限~
发表于 2018-8-22 18: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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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美丽的雪域高原~~.


发表于 2018-8-22 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30507217971844

史前人类如何征服青藏高原   源基因   yoogene 发布于 2018-04-19 1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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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联合甘肃、青海和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深入分析了青藏高原已开展的考古及相关工作,描绘出史前人类扩散至青藏高原的基本历史进程。研究提出: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的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底,首先扩散到海拔相对较低的青藏高原东北部(例如青海湖盆地),再进一步向南沿河谷盆地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高海拔地区,进而扩展至整个青藏高原地区。

扩散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1.16万年)à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600-6000年)à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à全新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000-2300年)。



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迁移的四个阶段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迁移的四个阶段

末次冰消期温湿气候吸引扩张中的现代人首次造访青藏高原,这一时期亚洲季风强度也接近现代,降水相对丰沛,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盛行。全新世早中期粟作农业发展和温暖湿润气候促使更多狩猎采集人群进入青藏高原。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已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尚无确切证据表明史前人类永久定居到了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000-4000年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在距今3600年前后开始常年定居到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标志着史前人类最终成功适应了青藏高原高海拔环境。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8-22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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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赞同,距今6000-4000年是仰韶文化人群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一个高潮,一个新的人群与语言由此诞生,即藏族以及从古氐羌语分离出来的藏语proto Bodic~
 楼主| 发表于 2018-8-24 23:1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436692

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1:从“半月形文化带”说起   石头布 编辑于 2018-06-09

将中国文化和人群的来源作“东西两分”的假说,源自1934年傅斯年发表的著名史论《夷夏东西说》。傅氏于纷纭芜杂的文献材料中提纲挈领,独开新境,提出:

    “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两个不同的系统。
    ... ...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这个假说确实建立了一个有一定合理性的文献解释框架,八十多年来“夷夏东西”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夏、周为代表的 “华夏”人群和文化源自西部的观点,似乎成了不移之论。

但这八十多年来地下考古的新材料,却不支持这一论断。比如考古证据表明:夏如果存在的话,其文化与商文化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了六十年,它到底是“夏都”还是“商都”至今无法确定。许宏感叹说“难哉,一刀断夏商!”。张光直认为“夏、商如果不是同一个民族,也必是同一类民族”。

不惟夏、商之间如是,周、商之间亦如是。更多西周早期文物(比如青铜器、墓葬形式)的发现和研究显示:周、商之际的文化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商晚期至周早期并没有突然的变化。更像是同一个文化的自然演进,而不是异文化之间的取代。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通过对殷墟甲骨文的音旁部首规律的研究证实,商人的口头语言属于汉藏语。这意味着:不仅他们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他们的语言也是汉语之滥觞。

周原甲骨文的发现更表明周人的语言文字与商人大致相同,属于同一个系统。 周原卜辞中,出现周人祭祀成汤(商人的始祖之一)的证据。在那个敬拜祖先神是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的时代,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祭祀异族的祖先。这个证据说明周、商两个人群的王族是类似叔伯兄弟的关系。被疑古派否定的古文献中一以贯之的夏、商、周三代同源共祖的记载实际是正确的。

如果再往前追溯,境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大范围的文化同质化的现象。如果观察这种同质化是如何逐渐达成的,其发展进程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玉崇拜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部各个古文化的玉崇拜发生得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受了东部的影响才得以产生。龙、凤、龟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也都是先盛于东部,而后递次西渐。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就是仰韶文化不断西进的过程,是蒙古人种人群不断向西推进、驱逐和取代甘、青地区和新疆东部的土著印欧人群的过程。而在中原,仰韶文化又逐渐被源自中原东部的龙山文化覆盖和取代。一言以蔽之,从整体看,“东风西渐”是中国境内东西轴向上史前文化互动的主旋律。

“夷夏东西说”从文献角度看无疑是存在合理成分的,但它与上述这些考古证据又是不相容的。多年来这种矛盾造成了相当大的认知混乱(比如“商人是不是华夏”,“商人说不说汉藏语”都成了知乎上的问题)。

从我们的“华夏北来说”角度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祖先人群的南迁走了哪条路线——东线还是西线——的问题。我们知道,对石器时代的古人而言,同纬度的迁移是首选。当他们不得不大幅度跨纬度迁徙的时候,也往往是尽量沿着一条气候、植被和动物群比较相似的路线。在气候变化不是特别剧烈的大部分时段里,华夏先民的南迁也一定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由于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特点,确实存在这样一条人类迁徙的“走廊”地带,这是一条贯穿我国版图的与多条等温、等湿、等雨量线大致重合的地带。它就是童恩正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来自[1] ,(绿色块和红字是石头布添的)

“半月形文化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沿长城一线西抵河湟,然后向西南弯折,沿青藏高原东侧南下,直至云南西北部。在这条路线的途经范围内,生态环境有诸多相似之处。童恩正先生将其总结为如下方面[1]:

1. 气温相近。该地带的内侧大致与年平均气温8度线重合。(这条线越向西南海拔越高。升高的海拔与降低的纬度相抵消,保持了气温的恒定)。

2. 太阳年辐射量大致相似。与140千卡/平方厘米太阳辐射量等值线位置相近。

3. 降雨量相似。大致位于年降雨量600毫米与400毫米两条等值线之间。

4. 空气干燥度相近。大部分位于干燥度1.5和2.0两条等值线之间。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

5. 主要农作物和大部分木本植物的生长期相近。都为200天左右(生长期是日平均气温5度以上的持续时间)。

6. 植被类型相似。都处在森林和荒漠的过渡地带,属于草原、灌丛和草甸植被。

当然这是基于现代气候的总结。古代的气候会暖一些或冷一些,植被和动物群也会相应的变化。但这条线沿途的相似性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似的自然环境方便了人群的流动,促成了这一地带上广泛的文化共性。

童恩正先生从包括石器和青铜器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角度,论证了“半月形文化带”沿线的诸多文化共性。比如华北细石器的分布,自东北松嫩平原、经内蒙、西至甘肃,向南折向青藏高原东缘和四川、云南。在四川炉霍和西藏昌都都发现了包含华北细石器的古人类遗址,最南端至云南元谋盆地。

比如三角形细石器镞分布区从东北向西南的扩展。



三角形细石器镞从辽西经内蒙中南部向西南方向传播。[2]

还比如青铜器。早在殷周相交(约距今3000年前)之际,相距遥远的辽西和四川所铸的某些青铜器就呈现了惊人的相似性。



商周之际的两件高度相似的青铜盘龙盖罍。出土于四川彭县(左)、辽宁喀左(右)。[1]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遗址分布。龙山前期(左),龙山后期(右)。来自 [2]

古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可以反映古人类的迁徙方向。比如上图是龙山时代北方地区遗址的分布图。这个范围包括内蒙古中南部、晋北、陕北、冀西北地区。该地区的这些特定文化类型是大致沿着东北——西南方向传播的。从中也可以管窥到人群的流动规律与半月形文化带相吻合。

文化的相似性背后,是人群在半月形文化带上川流不息的往来。自古以来,这个地带就是人群迁徙的走廊。迁徙的主要方向是向西、向南的。

文献记载中有据可查的例子,最典型的是西晋时源出鲜卑的吐谷浑人的西迁。他们从辽西出发,由阴山南下陇西,西入青海东部,势力南界直抵四川松潘。

还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北方诸戎的西迁。战国时代华夏诸国的人口扩张,压缩了比邻而居的诸戎族的生存空间。“大荔戎”、“代戎”和中原“伊洛之戎”在秦国和三晋的不断征伐之下,不得不向西、向南迁移,成为西羌别种。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

九十二年之后,“西逾汧、陇”戎人又被秦人继续驱赶: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铠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上述事例证实了在进入历史时代以后,半月形文化带是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迁徙通道。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没有留下文献材料的史前时代,在这条“走廊”上是否也曾为从北方南下的华夏先民所用呢?

童恩正先生曾指出:

    “越是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当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还相对的处于低下的阶段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能力就越大,在人类文化中留下的烙印就越深。”

中国先民们迁入长城以内的时候,还是游猎和半农半猎的族群,使用的工具处在石器和铜石并用的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无疑比进入铜器乃至铁器时代之后的人群更为深切。这条气候、植被和动物群落与他们的出发地相似的走廊,是迁徙的理想通道。

我们还认为:越是弱小和边缘化的族群,在这条迁徙之路上就走的越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气温和地形的全局信息。



年均温度

第一个原因:半月形文化带上的年均温度不冷不热、比较适中,大致对应上图中黄色范围的温度。在离开西北地区折向西南之后,这一温度的分布区域骤然收窄,这意味着生存空间变小了。



海拔三阶梯

第二个原因:东部地区是最适宜生存发展的平原,向西走就进入越来越高的山地。

古人的优先选项显然是在半月形文化带的东部停留下来,生存繁衍。逐渐适应当地环境,其子孙后代逐渐向四周发展。如果气候变冷的话,就会大幅度向南方的平原深处移动。

而在竞争中处于于弱势的族群,就不得不继续迁徙,向西去寻找新的立足点。如果他们无法克服东方的堂兄弟们的压力,就无法东返,只能在这条迁徙之路上一去不回头。比较典型的是藏缅语人群的迁徙。他们中有的沿着这条路线最终进入青藏高原,有的沿着横断山脉继续南下进入缅甸和喜马拉雅山南麓。



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遗址。红色圆点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自[3]

如上图所示,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集中于其东北部(西宁市周围)。正处在“半月形文化带”与青藏高原的接触点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批进入高原的人群,正是从上述通道而来的东北方的移民。

不仅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显示藏族人中的蒙古人种成分与华北汉族的联系较为密切[4],语言学方面的证据也指向同一结论。邢公畹在《汉藏语概论》中指出藏缅语人群来源于华北[5]:

    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由华北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藏缅语族。

在一些文献中,这条半月形通道被描述为“从东北到西北,再向西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陕西渭河流域、甘肃南部、青海虽属于人们地理观念中的西北区,但这里比东北地区的纬度要低得多。

东北与陕、甘、青省会城市的纬度列表:

    吉林长春: 43.88, 辽宁沈阳,:41.80陕西西安:34.27,甘肃兰州:36.03,青海西宁:36.56

所谓从东北区到西北区的迁徙,正是在东北—西南的方向上。周人赖以发展壮大的渭河谷地正位于半月形迁徙通道附近。从这一视角来看,商人的东北起源、周人的西北起源,与他们的同源共祖真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黄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揭幕之战发生在涿鹿、早期文献里冀州拥有特殊的地位、“大河之北,总谓之河内”、“渤海,第一个海?”。。。我们论及的这些文化现象从半月形文化带的视角看,呈现出统一的轮廓。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认为,有了“北来说”与半月形文化带相结合的框架,“夷夏东西”和史前史的许多混沌和矛盾有了妥善解决的可能。

(请继续关注续篇《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2:“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1]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

[2]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2003年,文物出版社。

[3] F. H. Chen,et.al.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 Jan 2015: Vol. 347, Issue 6219, pp. 248-250。

[4] 张振标,《藏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5年8月。

[5] 邢公畹,《汉藏语概论--汉语篇》,马学良主编,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8-8-24 23: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9-3 11:5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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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拂粟麦,万里渡河汾——史前中国农业化的驱动力量(1)  编辑于 2018-07-17

石头布    龙光玉魄出冰天 - 华夏北来说

这个话题本来是“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系列里的,但三言两语难说清楚,只好独立出来。 它是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没有完全离开上一篇打开的题目,还是与中国先民的迁徙路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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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但中国的农业是怎样产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的,却仍然是个没搞清楚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国农业考古学研究长期停留在“发现粟(稻)属遗存等同于发现粟(稻)作农业,发现农业活动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的简单定义时代,热衷于不断前推“农业社会”起始的时间点,对其形成真正主导地位的渐进过程缺少关注。实际上,在狩猎采集资源丰富的史前时代,农业从萌芽到成为主要生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植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中美洲人对栽培谷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时间【6】。在拥有更加富饶的自然环境的中华大地上,我们没理由假定这个进程会哪怕稍短一些。这个进程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研究中国农业化的进程模式和驱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的起源,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先从考古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社会”的再认识说起。

判断史前人群的农业化程度,龋齿率是个客观指标。谷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会在口腔中残留糖分,所以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远高于狩猎采集人群,龋齿率因此可以用来判断古代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计模式。2012年人类学家们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古代居民做了一次牙齿检查【9】。发现龋齿率只有1.4%,远低于农业人群的水平(平均8.6%)。

关于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人群的农业化程度,历来有不同的估计。这个新的证据说明,我们对它不能估计过高。把出土的石铲、磨盘、磨棒都认定为“农具”是不妥当的。石铲可能是挖掘半地穴式住宅的工具,最近对磨棒残留淀粉粒的分析也指出,磨盘、磨棒很可能主要是用来研磨坚果类食物的。即使发现谷物的遗留,不能排除用于酿酒的可能(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谷物遗留,尤其是考虑到过去长期被认定为汲水器的小口尖底瓶实际上都是酿酒的容器)。张雪莲等通过分析人骨同位素氮15的比例来推断古人的食谱【1】,其结果也指向了相似的结论:红山文化人群的生计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粗放农业为辅的模式。

对6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也存在一个同样的认知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发掘者认为河姆渡古人已经进入“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 最近20年来已经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证明这种认识需要修正。除了确认其“稻谷遗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以外,有学者指出河姆渡人的“骨耜”并不是耕地工具而是为干栏式建筑挖掘柱洞的工具【3】,“骨耜”的数量远少于狩猎工具,收割和脱粒的工具严重缺乏,这些迹象都显示稻作农业的比重不高【2】(如果存在的话)。

河姆渡文化人群的食物资源异常丰饶。因为其饱水环境,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都与稻谷相伴出土了大量的其他可食植物遗存。考古学家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以坚果为中心的广谱食物资源构成。下表粗略举出了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种类。


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可食植物遗存种类,来自【2】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稻谷(无论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只是多种可食用也可储存的植物资源之中的一种。不管是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还是众多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都只强调(并且夸大)了稻属遗存。对其他可食植物遗存只一笔带过,仅仅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其具体数量和相对比例都不清楚。但根据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中描述的窖穴坑遗物推测,上表中除稻谷外的可食植物遗存数量也相当巨大【2】。

如果看到这儿你觉得河姆渡古人是素食者,那就错了。属于该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更多不胜数。走兽包括猪、狗、水牛、梅花鹿、麋、水鹿、獐、猴、羊、麂、大象、犀牛、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灵猫、狸、黑鼠、豪猪和穿山甲等。鸟类包括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和鹰等。爬行类包括扬子鳄、乌龟和鳖。鱼类包括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鲖和鲻鱼等【5】。此外还有蚌类。遗址中仅是鹿类的下颌骨就出土了700多件,可辨识的乌龟有1000多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角制的工具数量超过了石制工具的数量,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动物资源的丰富。

从人骨同位素氮15比例分析来看肉食在食谱中的比重,河姆渡先民遗骨的δ15N值(氮15与氮14的比值与大气标准比值之差,除以大气标准比值)在千分之11和12之间【1】,高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内蒙兴隆洼文化居民(千分之9-10)。一般草食动物的δ15N值是千分之6左右,在食物链上的位置越高,同位素氮15越富集,δ15N值越高。一般肉食动物的δ15N值比食草动物高出千分之3-4 【4】,但捕食肉食动物的顶级肉食动物的δ15N值会更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隆洼和河姆渡先民的饮食中肉食的比例都很高(δ15N值与肉食动物相同),河姆渡先民的肉食食谱的范围要更宽,包含部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禽)。

这些证据都说明河姆渡先民的食谱中植物性食物只是次要成分,而稻谷更只是次要成分中的一小部分。距今6000-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是以渔猎为主,以采集储存坚果类食物和粗放稻作农业为辅的模式。但上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把聚光灯和放大镜都集中在稻谷遗存上面,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场史前农业“大跃进”。事实上,直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浙江地区依然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为辅的生计模式。很难想象6000-7000年前这里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存不存在类似的“农业大跃进”?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讨论)

一般认为农业的兴盛是早期文明得以壮大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对自己悠久的农耕历史,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对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农业生涯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他们也不操心文明的进程。对他们而言,从狩猎采集的生涯转变到以农业为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其中的原因, 是我们现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事实:

(一)农业生产的劳动量远大于狩猎采集。

“稼穑艰难!”(《尚书》)。先不考虑开荒的劳动量,即使已经有一块平整过的农田,翻地松土、播种、浇灌、锄草、施肥、收割、晒干、脱粒,经过这一道道琐碎繁重的工序,粮食才能入口。

所以,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比狩猎采集要低得多。人类学家 Barlow 对美国西南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代印第安人的玉米种植业和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做了调查和比较【7】,他的结论如下图。



图(1):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狩猎采集和农业的能量回报率

所谓“能量回报率”是指收获的食物所含能量与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比值,单位是千卡/小时(Kcal/Hr)。上图中左侧文字纵列给出了不同狩猎采集对象组合的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该纵列顶端的以大角羊、羚羊、野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13000 - 31000 千卡/小时。也就是说,每花费一个小时可以获得含13000-3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大致可以满足4-10个成年男子一天的能量需求。其次是以囊鼠和棉尾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9000 - 11000 千卡/小时。该纵列以下依次列出了以其他小型猎物和可食植物为对象的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



大角羊 (bighorn sheep),By Jwanamaker - Own work, CC BY-SA 3.0, File:New Mexico Bighorn Sheep.JPG

图(1)中右侧阴影方框内列举的是不同强度的玉米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作者在文中对其四种强度等级给出如下的进一步解释:

1,最原始的农业:仅仅撒种和收获,不做任何其余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约合6市亩)50小时,约合5-6个人日/英亩。

2,“刀耕火耨”农业:增加了用刀砍火烧除去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工作。劳动时间:每英亩 200小时。

3,“典型”农业:劳动时间:每英亩 400小时。

4,“精耕细作”玉米农业:包括翻地、幼苗护理、除草和生长期各种田间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 800小时。

它们各自的能量回报率对应图(1)中四条灰色曲线。曲线的横坐标是每英亩的产量(主要取决于年景,即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纵坐标是能量回报率。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广种薄收”的最原始的农业,为1300-1700千卡/小时,对应最上面的那条曲线。

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狩猎采集的能量回报率是原始农业的10-20倍(13000-31000 vs. 1300-1700 Kcal/Hr )。如果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这个比率可达数百倍。狩猎采集拥有巨大的优势。只有在动物资源不足、对可食植物的依赖较大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才变得有吸引力。比如以橡子、早熟向日葵籽、印第安大米草(长毛落芒草)为对象的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是300-900Kcal/Hr, 与“典型”农业大致相若。



印第安大米草(Indian rice-grass, 长毛落芒草),图片作者: Näytä kuinka

(农业的优势在于可以以较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比较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高于狩猎采集。 如果比较单位劳动时间能量回报率,结果就反过来了。所以只有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承载力成为瓶颈因素之后,农业才成为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而在地广人稀、土地资源接近无限的时代则不然。)

(二)谷物的口味劣于狩猎而来的食物。

动物的体液和血液中含0.9%的盐分。而谷物缺乏盐分和鲜味,所以农业人群有对食盐和调味剂的强烈需求。

(三)谷物的营养价值较低,不如狩猎采集而来的食物。

没啥好说的。除了营养方面之外,关于麸质和高碳水化合物食谱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详见
@易楚的原始饮食专栏。

(四)农业生产的成就感和乐趣,远低于狩猎采集活动。

这个不是石头布拍脑门,而是来自人类学观察。比如美国人类学家Holmberg在1940-1941年对玻利维亚西部的Sirionó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10】。Sirionó人主要从事狩猎采集,辅以少量的农业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耕地、种植、砍柴、修房子被归类为“工作”,都是乏味的,能免则免。而打猎和采集野果则被归类为“消遣”,富有乐趣和吸引力。

人们选择操持何种生业,是遵循着如何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收获”这一原则的。费效比最高的采食活动,无疑是猎获冰期的北方大型食草动物——动辄上千公斤的驼鹿和数千公斤的披毛犀、猛犸象。所以那时高纬度地区的猎人们的闲暇时间最多。整个亚洲旧石器时代的留下的艺术品集中于西伯利亚的几个遗址。冰期结束后食草动物的小型化使得狩猎的费效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采集活动,更远高于农业生产。

过去人们以为:古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是因为蒙昧无知,一旦有聪明人发现了“种植的秘密”,古人就会心向往之,跑步进入农业社会。过去考古学家们倾向于把发现谷物遗存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古人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会主动地转向农业生活方式。这个不是猜测,而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如据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当时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南部的休休尼(Shoshonean)印第安人还是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个休休尼人的家庭都在秋季采集和储藏了足够吃到第二年秋天的橡子,食物来源还包括渔猎、挖掘根茎和采集其他果实。尽管他们与美国西南部操持农业的普韦布洛人(Pueblo)莫哈韦人(Mojave)存在长期稳定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但始终拒绝从事农业【8】。橡子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休休尼人完全没有花费额外精力去栽培农作物的兴趣。而普韦布洛人和莫哈韦人都生活在干旱少树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他们以种植玉米、美洲南瓜、豆类等农作物为生。

人们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只有在森林退化、土地生态承载力下降、狩猎和采集都不足以维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早期的农业文明,都兴盛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一旦他们开始了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就进一步降低了生态承载力,逼迫人们不得不一代一代地追加农业生产的比重、提高农业技术,反过来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是一个正反馈的、不可逆的循环。人口爆炸和剩余产品这些伴随农业而来的现象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促成了“国家”这种高级社会形态的诞生。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古国多兴起于干旱大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平原,就处在炎热、干旱少雨的环境中。苏美尔人因此建造了世界最早的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发展农业。干燥的气候还成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字书写载体——泥版书。



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复原图



古埃及民居复原图

古埃及的农业区是沙漠中尼罗河漫灌出的绿洲。如果观察一下古埃及的建筑物,不难注意到大部分建筑都是平屋顶(见上图中的例子)。室内室外联成一体,屋顶上往往有露台。与中国早期古建筑的铺着厚厚茅草的斜坡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屋顶形态多见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流域,旁证了这些地区的雨水都十分稀少,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这也是埃及古墓中的有机物保存状况往往比较好的原因。因为干旱,埃及还缺乏尺寸大的树木,建筑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从黎巴嫩海岸采伐后海运来的。

尽管西方考古学家们力图证明持续的严重干旱是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灭亡的原因,而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像证明疾病是印第安人灭绝的原因而不是欧洲人的入侵一样),古印度河流域的农业最兴盛的时期也恰恰是气候较前期更为干旱的时期。但距今约4000年前的气候急剧变化确实是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文明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人只能到三个荒漠中去凭吊逝去的这三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沉睡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接壤处的大沙漠之中埋藏着古印度河文明的辉煌。



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复原图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也可看到类似的规律。温暖湿润、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长江以南地区,也是农业社会形成较晚的地区(尽管它的萌芽并不晚)。距今5000-4000年前气候的逐渐干旱化,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化和国家化得到迅速推进的契机。到了秦汉时代黄河流域已是人烟稠密、以种植“粟黍菽麻麦”五谷为生业的农业区。长江流域却依然地广人稀,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渔猎经济为主。《汉书-地理志》: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王莽传下》: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这种农业化进程步调的差距,使得南北方的人口密度一度十分悬殊。

(一些题外话:对践行原始饮食的朋友们来说,这两种采食方式对身体健康和精力状态的影响不言而喻。随着黄河流域的谷物农业化程度将长江流域甩到身后,这种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历史表现就是:吴楚地区的兵员素质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仅仅是出勇士,到了秦末的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楚军就表现出了整体上高出一截的战斗力。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荆楚兵作为精兵,被委以重任。李陵以孤军深入匈奴,倚仗的就是五千荆楚兵。《汉书-- 李广苏建传》:

(李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汉初“七国之乱”中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或许凭借的也是与李陵出自相似理由的自信。

但这种差距随着江南农业开发的逐步推进而消减。汉末的时候,出自徽南、苏南山区里的丹阳兵依然是精兵。但其后几百年内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谷物农业在江南得到迅速发展,“夫荆楚强勇轻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精兵劲旅就走进了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壮善战的品性,与地域、基因、民族都没有固定的联系。饮食条件和生活环境才是决定因素。)

汉代持续在江南安置北方流民,汉末“流亡北士”(鲁肃、孙坚等皆是)开发江东,晋代永嘉南渡,中原士庶更大举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的农业社会的形成,是在中原移民的推动之下完成的(当然,很快后来居上),是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的扩张的结果。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农业化与江南地区是同样的模式,比如欧洲的农业化,也是来自近东的农业人口扩张的结果,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方也是。只有少数地方的农业社会是原生自发的,这里面包括中国北方。

于是我们的问题是:距今10000-5000年前温暖湿润、犀兕横行的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是原生自发的,还是受到自然环境更脆弱的其他北方农业区的影响而启动的?如果我们比较我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先发地区——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距今5000-4000年前全球气候干旱化的过程中,谁在形成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谁向对方实施了农业人口的扩张?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1】张雪莲, 王金霞,洗自强, 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载于《考古》2003年第2期。

【2】秦岭,傅稻镰(Dorian Q Fuller),Emma Harvey,《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于《东方考古》第3集(2006年),307-350页。

【3】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9-55 页。

【4】Judith C.Sealy et. al. , Nitrogen isotopic ec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dietary tracing,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Volume 51, Issue 10, October 1987, Pages 2707-2717.

【5】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社。

【6】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Gordon R. Willey (Editor),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4.

【7】K. Renee Barlow, Predicting Maize Agriculture among the Fremont: An Economic Comparison of Farming and Forag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1,pp. 65-88 ,2002。

【8】R. F. Heizer, Prehistoric Central California: A Problem in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41:19-26. 1958.

【9】原海兵,朱泓,牛河梁红山文化人群龋齿的统计与分析 ,人类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12年。

【10】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 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10 ,1950.
发表于 2018-8-24 23:3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973966

北风拂粟麦,万里渡河汾——史前中国农业化的驱动力量(1)  编辑于 2018-07-17

石头布    龙光玉魄出冰天 - 华夏北来说

这个话题本来是“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系列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8-24 23:21
.
   之前已经有坛友反驳过你了,请你不要再来本版区灌水了好不好,拜托~

农业应该与畜牧、游牧综合起来考虑,农业与畜牧业是伴生的,这两个产业产生的逻辑是人为干涉自然生态链,扩大谷物、蔬菜、牲畜的生态位,相应地挤占其他一些生物的生态位,游牧是畜牧业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的变异。
之所以早期农业产生于半干旱环境,就是因为那种环境下,自然生态链的谷物、蔬菜、牲畜不足以供养人口,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必须要人为干涉自然生态链,人为地扩大谷物、蔬菜、牲畜的生态位,最好建立一个只有人类、谷物、蔬菜、牲畜以及不挤占他们生态位的动植物(例如各种不挤占谷物生产又能喂养牲畜的草类,狗这类能够从看家护院、提供肉食、处理人类垃圾的主肉食杂食类生物)的人造生态链,这一生态链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加强

这篇文章实际是哗众取宠地截取了人类在发展农业、畜牧业的早期质变期之前的历史而
启云 发表于 2018-8-16 10:45
 楼主| 发表于 2018-9-1 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m.sohu.com/a/250541385_199807

何努:一般等价物视野下的齐家文化玉器    2018-08-28 16:41

一、齐家文化玉器的特点

1.齐家文化玉器数量庞大。据统计总计约3500余件,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约1000余件。

2.齐家文化玉器大部分为采集和征集品。这意味着齐家文化玉器的埋藏和原始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居址和墓葬,也未见得就是宗教祭祀遗迹,而可能是市场、财富窖藏、制作作坊等以往我们忽视的其他类型与商品经济有关的遗存当中。

3.齐家文化玉器分布区。主要流通于甘肃、青海、宁夏齐家文化分布区,其中以甘肃地区为中心。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玉器与晋陕蒙地区的石峁集团玉器和晋南陶寺文化玉器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三者之间有文化交流,但是经济上的交流可能更为主要。

4.器类以片状和条形器为主,钺、斧、铲、锛、刀、凿、璧、联璜璧、异形璧、有领璧、环、琮、璋、纺轮等。此外还有数量丰富的玉料(条形料和边角料)、玉芯(琮芯和璧芯)等。装饰品包括镯、管、臂钏。我认为其中纺轮为圆片玉筹;玉琮中有一部分认为有意去掉射部,转作为玉琮游标,玉铲和铲形器应为长条形兵器,称为戚。

根据好与肉的比率,我将玉璧再分为小孔璧、中孔璧、大孔璧三类。肉大于好为小孔璧,肉几乎等于好为中孔璧,肉小于好为大孔璧。好倍与肉形态更接近环,或称为瑗者,则归为玉环。

齐家文化玉器中,玉钺、戚、璋、刀数量不多。玉璧发达,却不见牙璧(璇玑)。玉琮占一定数量。

5.除部分玉琮外,绝大多数玉器素面。属于邓淑平先生所谓的“华西系玉器”风格特征。

6.绝大多数玉器制作工艺比较粗糙。

上述齐家文化玉器的各种特点,都不能成为齐家文化玉器主要用于宗教祭祀的有力的佐证。其一,几乎没有一例出自宗教祭祀遗存的背景关系(context)。其二,庞大的玉器数量与极少的宗教祭祀遗存数量之间的矛盾,难以解释。其三,玉器制作粗糙,用于祭祀不够庄重。其四,大量的玉料、玉芯、边角料,用于祭祀更为不敬。

朱乃诚先生分析齐家文化玉器的功能认为,兵器类、工具类反映部分社会状况;墓葬随葬的玉璧和小型玉琮是财富的象征;青海喇家遗址F4内保留的地震灾难来临时人们向玉璧祈祷证明玉璧用于宗教;大部分玉琮缺失出土背景,无法判定功能。我认为将喇家F4内玉璧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解释为向玉璧祈祷,作为玉璧用于祭祀的孤证,尚待人类学和考古学其他例证的佐证。况且喇家F4内近门口的玉璧与两件玉料共存,玉璧可以作为礼器,玉料作为礼器被顶礼膜拜似乎不合情理。喇家F4除了玉器之外,室内的陈设看不出来F4的宗教礼仪建筑功能,倒可以假设是一户比较富裕的住宅,玉璧和玉料可作为财富的标志物,那么F4很可能被认为质量较好。尽管如此,F4的面积也不够14人居住。因此可以推测在大震来临时,附近的14人集中躲进被认为建筑质量较好的富裕户F4内避难,最终一同罹难。如此这般不从宗教祭祀的角度解释F4内玉器用途,F4没有祭祀功能的特点的疑难便迎刃而解了。

其实朱乃诚先生关于齐家文化玉器财富功能的见解,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皇娘娘台墓地内随葬的200多件玉石璧,都应是作为个人的财富随葬的。这种作为财富的玉石璧,在当时可能具有以物易物的媒介作用,即原始货币的作用。”

我通过分析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的功能,确实可以从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角度来顺畅地解读。

二、齐家文化商品经济的蛛丝马迹

政治经济学认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是商品交换已经发展到多种商品之间经常性的交换阶段的产物,用以解决商品的价值量的表现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问题。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了足够的高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了商品经济。而考古上证明商品经济的物证除了市场遗存之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陶筹、石筹、陶封泥球、微型模型陶器、石权、量杯、疑似货币等遗物。

根据西亚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以往认为的陶纺轮、石纺轮、玉纺轮、陶弹丸、石弹丸等,都有可能是商品交换记账用的陶筹。我们所认为的“玩具”小陶器,也是商品交换记账用的“实物立体符号”。我们以往所谓的“陶响器”,实际是保存交易账目陶筹或石筹的封泥包。甘肃永靖县大何庄遗址出土的所谓“红陶铃”(16478),形似保龄球的目标瓶子,中空腹内装有砂石或弹丸,学界多认为“乐器”。其实摇之很发难出用于演奏的响声,当为“陶筹或石筹的封泥球”。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M247:1“石权杖头”,石质圆柱体,直径8.82、高3.03、孔径3.5厘米,对比王莽铜权(秤砣),应当为石权,是衡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骨贝,显然是子安贝(货贝)的模型。石峁城址和陶寺遗址均出土过子安贝,山西临汾下靳陶寺文化早期墓地,也出土过石灰贝模型,显然都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子安贝仿制品“代币”的现象。大何村出土的石“纺轮”(16751)、小骨璧(16813和16814)等,均应为商品交换记账的算筹。

三、齐家文化的商品经济的经济地理区位

齐家文化分布于河套地区,跨越农业区、牧业区、农牧交错带,因此齐家文化经济的复杂性,提供了多种的物资供给,同时不同专业化分工的聚落或部族之间需要物资交流,促进了商品交换。

另一方面,河套地区的通道区位,使其成为西北地区与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在内的东西方物资、商品、信息、技术交流的重要孔道,也是催生商品经济的地理条件。

更重要的条件是,齐家文化分布区有玉矿资源。这里很可能是中国北方史前时期除辽东岫岩玉矿(软玉和蛇纹石)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矿源。这一资源条件成为齐家文化成为玉器商品生产经济产生的前提。

四、齐家文化玉器的货币功能分析

1. 玉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基础条件分析

当多种生业的族群、政体、考古学文化之间商品交流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文化、不同生业、不同生活方式、 不同信仰、不同政体之间对于具体商品价值认同上的矛盾。

另一方面,齐家文化、石峁集团和陶寺文化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市场或贸易圈,商品交换已经脱离了简单的以物易物,而成为经常的、常规的、多种商品如商品粮、动物产品、石器、玉器、盐、铜等之间的市场交换,商业已经从农牧业(所谓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对于商品价值观的差异,越来越阻碍商品交换的成功率。因此,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生。

在金银等贵重金属进入东亚之前,距今4300年至4000年间,铜器和铜料以及子安贝可提供的数量过少,也难以承担大规模商品交换经济行为中的一般等价物的职能。

玉器在这个时段、这个区域从特殊的商品转化为一般等价物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东亚地区自3万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玉器的崇拜,从东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凌家滩文化、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等等,以及龙山时代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等等。这种玉器的价值观被齐家文化、石峁集团、陶寺文化所接受,成为牧业族群、农业族群、商人集团之间认同的商品价值观。

其二,齐家文化分布区虽然有玉矿资源,但是毕竟是稀缺资源,容易做到控制甚至垄断,不可能像石料和泥料那样人人可及。在稀缺资源的角度看,与金银贵重金属没有本质区别。

其三,玉器的制作,不仅需要高超的治玉技术,而且凝结了更多的社会劳动时间,因此单位商品则具有更高的劳动价值,很容易转化成为商品价值。更加适于作为一般等价物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

其四,玉器的稀缺性与耐久性,很容易产生更多的附加值,更适于作为财富的标志物而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贮藏、支付甚至“国际货币”功能。

2. 齐家文化玉器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尺度职能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各种商品的价值量不同,表现为货币的数量也不同。为了能够衡量和计量各种商品的价值量,也为了交换的方便,必须确定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即在技术上把某一标准固定下来作为货币单位,并把这一单位再划分为若干等分。这种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及等分,通常称为价格标准。……价格标准并不是货币本身的一个独立职能,而是为执行价值尺度职能而派生出来的技术规定。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必须借助于价格标准来完成。”一般等价物即货币作为商品价值衡量职能,要求货币适应各种规模的商品交换的规格,俗称面值。

本文通过分析甘肃、青海地区出土和采集的有详细尺寸统计资料的300件齐家文化玉器,来认识齐家文化玉器面值。

历史时期货币包括金银铜币多以重量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然而玉器比重个体变化,同样体积的玉器,很能重量差别很大。



本文采用了齐家文化9件体积与重量明确的玉器,进行比重分析。结果发现9件玉器有9个不同的比重,从1.5至4.7。如此,决定了玉器作为一般等级不可能凭借重量,职能凭借长度作为价值衡量的尺度。

有了这样的认识,本文分析不包括玉装饰品在内的300件齐家文化玉器,按照统计的长度,按照1陶寺尺=25厘米,折算为4000年前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长度单位,考虑到制作的工艺误差与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因此四舍五入归为整数,进而将齐家文化玉器分为八个等级。





图一 齐家文化玉币等级比重图

根据我们建立的齐家文化玉币分级标准,将300件玉器分级做百分比分析,发现占总量比重最大的是VI级,约占41%。其次为V级,约占28%。再次为IV级,约占12%。III级约占9%。II级和VII级均约占4%。比重最小的I级和II级,分别约占1%(图一)。

1) 特级玉币

齐家文化特级玉币是指,长度在2尺(50厘米)以上的大型玉器,其长度将其他绝大部分齐家文化玉器的长度远远甩在后面。齐家文化玉器中,能够达到特级长度的玉器仅有三件(表一),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的1%。其中大型玉刀2、玉璋1件。



齐家文化特级玉器零星出土和采集,本身的存在背景关系很难说明这些特级玉器的功能。根据石峁集团同类的特级玉币集中出土在石峁都城遗址,我们推测齐家文化特级玉器大致与石峁集团的特级玉币的功能相同,很有可能原本用于石峁集团与齐家文化之间巨额商品交易或政权之间经济交往的“国际”支付的巨大面额的货币。古浪峡口、牛门洞、上孙家寨均非齐家文化的中心聚落,因而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发现的齐家文化特级玉币是流散后的巨额面值的货币。

2) I级玉币

齐家文化I级玉器也仅有三件,长度在36至43厘米左右,折合为14至17寸(表二),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1%。器类为玉刀和小孔璧。其中除青海喇家MHB27出土一件大玉刀系发掘品外,其余皆为采集品,一件大玉刀(35978)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出土地不详;另一件为隆德县城关镇出土的小孔璧。



上述出土背景关系,无法判定I级玉器在齐家文化中的主要使用功能,大致推测是流散后的大额面值的货币。可比喻为1000元面值的货币。

3) II级玉币

齐家文化II级玉币数量为13件,发掘品和有明确采集地点的采集品居多。长度在27~33厘米左右,折合11至13寸。约占总数4%。



图二 齐家文化II级玉器比重图

齐家文化II级玉币器类主体较特级和I级有较大变化,器类以玉戚为主,约占II级玉币总数的54%。小孔璧次之,约占31%。玉刀最少,但也可占II级总数15%(图二)。这是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不大常用的大面额货币,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的4%。打个比方说,像100元面值的货币。

4) III级玉币

齐家文化III级玉币28件,仍然以采集品为主。长度在19~26厘米之间,约合8~10寸。约占总数9%。



图三 齐家文化III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III级玉币器类比重同II级玉币相比,主体略有变化。主要以玉璧为主,总量可约占III级玉币总数29%,其中小孔璧和联璜璧各占总数约11%,异形璧约占7%。其次是玉戚,约占28%。III级中玉片比重异军突起,约占17%。玉凿和玉料各占约7%。玉琮、玉钺、玉刀各占约4%(图三)。假如我们将玉片也视为玉料,则玉料比重便可上升至第三位,小计为24%。

如果我们将齐家文化III级玉币比喻为50元面值的货币,那么齐家文化在这个规模上的交易里货币流通量并不是很大,约占齐家文化玉币总数的9%。器类以玉璧和玉戚为主,而包括玉片在内的玉料位居第三,非常值得注意。

5) IV级玉币

齐家文化IV玉币36件,除采集品外,也有一部分发掘品,如喇家、宗日、秦魏家等遗址均有出土。长度在14~18左右,约合6~7寸。约占齐家玉器总数12%(图四)。



图四 齐家文化IV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IV级玉币器类主体与III级接近,仍以玉璧为主,可占IV级玉币总数的36%,其中小孔璧约占17%,中孔璧和大孔璧各占8%,异形璧占3%。玉戚占第二位,为24%。玉凿占11%。玉琮占8%。玉钺和玉璋各占6%。玉片、玉料和玉刀各占3%。表明IV级玉币中包括玉片在内的玉料也仅能占6%,比重大为减少。这或许从侧面反映出来III级玉币中玉料占较大比重显得比较突兀,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齐家文化IV级玉币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占12%,表明是比较常用的货币,比喻为10元面值的货币可能比较合适。玉璧和戚是其中最主要的器类。

6) V级玉币

齐家文化V级玉币84件,采集品为主,发掘品见于喇家、皇娘娘台、师赵村、陈旗磨沟、黑水国等遗址。长度在9~13厘米左右,约合4~5寸。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28%。



图五 齐家文化V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V级玉币器类仍以玉璧为主,约占V级玉币总数32%,其中大孔璧占17%,联璜璧占7%,小孔璧占4%,中孔璧占2%,异形璧和有领璧各占1%。其次为玉钺,占14%。玉琮占10%。玉凿占8%。玉斧和玉璜各占7%。玉锛占6%。玉料占5%。玉环和玉刀最少,各占1%。值得注意的是,V级玉币中,玉钺的比重取代玉戚的地位,占第二位;开始出现单件的玉璜,数量虽然不多;玉斧、玉凿、玉锛等工具类占有一定比重,可达21%,实际上可超越玉钺(图五)。

齐家文化V级玉币占玉器总数28%,表明其为齐家文化商品交换中流通量非常大的货币,可比喻为1元面值的货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具类玉器可占21%,或许暗示这个层级的市场交易的商品以生产资料为主?颇耐人寻味。

7)VI级玉币

齐家文化VI玉币122件,以采集为主,喇家、皇娘娘台、宗日、黑水国、师赵村、柳湾等遗址也有出土。长度在3.8~8.6厘米左右,约合2~3寸。约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41%。



图六 齐家文化VI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VI级玉币器类更为庞杂,主体器类也有所变化,独占鳌头的器类变为玉料,可占VI级玉器总数的28%,其中玉料占12%,可视为玉料的璧芯约占9%,玉琮芯占5%,玉片占2%。玉琮总体约占19%,其中玉琮约占17%,玉琮游标即去掉射部的玉琮(原本很可能用于游标砣称之秤砣)约占2%。玉璧总体也约占17%,其中大孔璧占8%,小孔璧占5%,联璜璧和异形璧各占2%。工具类也可占到17%,其中玉锛占9%,玉凿和玉斧各占约8%,同玉璧和玉琮并列第二位。玉环占8%,位居第三。其余器类比重很小,玉璜占5%。圆片玉算筹(传统认为玉纺轮)约占3%。在II、III和IV级中占有重大比重的玉戚,在VI级中仅占2%。玉钺则最少,占1%(图六)。

齐家文化VI级玉币约占玉器总数的41%,是齐家文化玉币流通量最大的一个货币单位,可比喻为1角面值的货币。器类以玉料为主,类似明代的散碎银子,很可能用于齐家文化社会日常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商品交易,因此流通量最大,但是面值偏低。

8)VII级玉币

齐家文化VII级玉币数量不多,有11件。发掘品与采集品数量基本持平,喇家、柳湾、皇娘娘台等遗址发掘出土有此级玉币。长度在1.5~3.6厘米之间,约合1寸。



图七 齐家文化VII级玉器器类比重图

齐家文化VII级玉币器类仍以玉料占绝对优势,可占VII级玉器总数的73%,其中玉璧芯可占46%,玉琮芯、玉料、玉片各占9%。其次为圆片玉筹,可占18%。玉凿最少,约占9%(图七)。

齐家文化VII级玉币数量比重仅占齐家文化玉器总数的4%,表明这一单位层级的货币流通量不大,可比喻为角或分面值的货币。器类以玉料占绝对优势,相当于作为低于1元价值找零的散碎银子进行小额支付时使用。很可能由于齐家文化多数基本生活资料商品价格要高于1元,级VI级玉币单位,因此角分级的VII级玉币“零钱”使用的机会并不多。犹如今天中国随着生活物价水平的提高,人民币角与分流通量在市场上大为减少,最常用的面值单位是1元纸币或硬币。

3.齐家文化玉器的流通手段职能分析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是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用公式表示为W-G-W(商品-货币-商品)。”尽管我们尚不能找到齐家文化玉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直接考古证据,但是我们根据一些遗址中玉器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来间接推测其商品交换的媒介功能。

武威皇娘娘台M24为一男二女成人合葬墓,随葬陶器6件,铜锥1件,玉石璧1件,绿松石珠饰数枚。其中玉石璧原为货币,可以作为交换陶器、铜器、人口(买来的女奴陪葬)的媒介。

再如张掖黑水国遗址是一处齐家文化的专业化铜冶铸遗址,发掘出冶炼遗迹遗迹矿石、炉渣、鼓风嘴、炉壁残块、范、铜块、铜颗粒等。出土VI级玉币5件,其中玉斧3、玉料1、玉戚1件(表三)。



表明黑水国冶铸遗址出土的玉币很可能主要用于矿石、铜料、冶铸工艺材料、工匠劳动力、工匠基本生活资料、铜器产品等等之间交易的媒介。由于黑水国遗址为齐家文化专业冶铸遗址,因此玉币器类以生产工具(玉斧)为主,或许暗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资料。

4.齐家文化玉币的贮藏手段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即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可以被贮藏的职能。……货币贮藏也就是社会一般财富的贮藏。”

皇娘娘台M48有二女殉葬的男性墓主,随葬玉石璧83件。如果从玉璧为玉币的角度解读,埋入墓葬的玉币退出的商品交易的流通领域,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朱乃诚先生便认为:“皇娘娘台墓地内随葬的200多件玉石璧,都应是作为个人的财富随葬的。这种作为财富的玉石璧,在当时可能具有以物易物的媒介作用,即原始货币。”朱先生还认为师赵村M8出土的玉琮并不与共出的玉璧配套,也应是作为墓主财富而随葬的。他进而怀疑宁静后柳沟村三件大型玉琮与四件大型玉璧同埋一坑为祭祀说,认为更可能是窖藏。

我们进一步认为后柳沟村的琮璧玉器坑就是货币窖藏,执行的就是货币贮藏手段。该玉币窖藏的等级偏高,贮藏的II级小孔璧和IV级玉琮各3件,V级玉琮1件(表四)。如前假设齐家文化玉币II级为100元面值的面额货币,在后柳沟玉币窖藏中可占42.9%;IV级为10元面值,也可占42.9%;V级为1元面值,仅占14.2%。显然后柳沟玉币窖穴以贮藏大额面值和中等面值的玉币为主,小额面值的玉币为辅,其社会财富贮藏职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5.齐家文化玉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国际货币”职能

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货币一旦用于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就取得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一是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来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二是作为购买手段,用于从国外购买商品;三是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在国与国之间转移,例如对外国的资金援助、向国外借款、用于战争赔款等。”

邓淑苹先生提出“华西系玉器”的概念,将具有很大共性的齐家文化、石峁集团、陶寺文化和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玉器,归为华西系玉器,同以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为代表的华东系玉器,有着许多的区别。我们认为邓先生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进一步认为,齐家文化、石峁集团(即老虎山文化)、与陶寺文化(清凉寺墓地可能与陶寺文化有关),不仅是三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更有可能是三个不同的政体,其中石峁集团与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形态,它们同齐家文化形成了一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共同商品贸易圈,因此华西系玉器即可作为该商品贸易圈共同使用的“国际货币”,相当于当今的“欧元”,在三个政体之间流通。

其中,石峁集团以其最大的玉币存量、大额面值的货币保有量以及石峁商贸城市集中出土量,表明石峁集团是这个商品贸易圈的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朱乃诚先生认为,齐家文化的大玉刀、大玉璋等数量很少,很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包括陕北输入的。本文通过分析,进一步认为齐家文化的特级和I级玉币,很有可能是石峁集团作为对齐家文化政体的“平衡贸易差额”、购买商品、资金援助或借款等支付的巨额面值的货币,就是在执行“国际货币”的职能。

极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齐家文化玉币同石峁集团玉币有诸多共同之处,但是二者的区别最大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齐家文化大多数玉币为齐家文化区内“本地制造”,对此朱乃诚先生已精到的分析。

其二是,齐家文化的大多数玉币都较厚,石峁集团玉币都很薄,且普遍流行将片状玉币从中剖开“一块钱变两块”的现象。我们统计了240件有厚度数据的齐家文化玉币资料,分出四个等级(表五)。





图八 齐家文化玉币厚度等级比重表

结果我们发现齐家文化厚度在0.95厘米以上的I级厚度的玉币可达41%,0.55~0.94厘米II级厚度者占37%,0.35~0.54厘米III级厚度者可占15%,0.15~0.34厘米IV级厚度者仅占7%(图八)。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石峁集团的玉币153件中,厚度在0.2~0.3厘米的IV者竟然能占到49%(图九)。



图九 石峁集团玉器厚度分级比重图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齐家文化是华西系玉器即黄河中上游地区“国际货币”的主要生产地,也就是说齐家文化是该区域“国际货币”的主要造币工厂,向石峁集团或石峁城址商贸和金融中心重点提供,向陶寺文化少量提供。陶寺文化玉币很可能主要来自同石峁集团政治经济交易。陶寺文化从考古学文化因素面貌上与石峁集团更贴近,与齐家文化略疏远。似乎也支持这样的判断。

石峁集团缺乏玉料并不生产玉币,它从齐家文化“造币厂”得到大量玉币后,进行纵向分剖,在保证玉币长度面值的前提下,增加同面值玉币的数量,这是典型的金融货币增量的手段,今天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金融暴利。

五、结语

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性质与职能的原理,我们分析齐家文化玉器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点及其市场地位,从迥异于传统的玉礼器说的视角,试图重新解读齐家文化玉器的原本功能,虽然可以自圆其说解决以往玉礼器说中所存在的重大障碍,但同也存在很多细节问题,有待今后从经济考古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发表于 2018-9-1 21: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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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5 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纳西族学者和士华考证,纳西族的祖先是4000年前从内蒙古凉城岱海老虎山迁徙到丽江的,他们已经到老虎山考察,找到了东巴经中记载的神山、神海、神石,只是神树没有找到。纳西族古籍中记载的“居那若罗山”(巍峨的厉虎之山),就是位于凉城县永兴镇的老虎山。所称的神海“美利达吉恨”(天地间的达海)即位于凉城县蛮汉山与马头山之间的岱海。所说的黄色的龙海,就是位于凉城永兴镇的永兴湖。神石就是位于永兴镇的黑老夭山顶的一块巨石,高40余米,重200吨。这个考证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古籍的记载。二是民俗的印证。古籍中有纳西族迁徙路线的记载,一共64站,都有具体的名称。民俗中有人去世后的送灵魂回族地的仪式,一共33站,倒着往回走,最后的目的地就是“居那若罗山”——老虎山。"

和士华:《纳西古籍中的星球、历法、黑白大战》,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59—267页。
 楼主| 发表于 2018-9-15 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148847038_700649

【玉龙关注】​内蒙古凉城县与纳西族有4000年渊源历史?真相是……      2017-06-14 17:15

6月14日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政协主席袁宽带队的“凉城县纳西文化考察团”一行11人到全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与玉龙县政协、宣传部、文广局、民宗局、史志办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和士华、和文光等纳西族文化专家共同举行了纳西文化交流座谈会。





凉城县政协主席袁宽发言▲



凉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利发言▲

玉龙县文广局局长汇报了玉龙县民族文化工作情况。县委、县人民政府紧紧围绕把玉龙县建设成全省最具特色的民族自治县的目标,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立足于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考核管理,坚持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同步部署,提出实施“文化兴县”的重大战略。建立健全了文化事业发展资金投入机制、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措施,为玉龙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



玉龙县文广局局长汇报情况▲

可总结为:自然与文化遗产富集之镇——白沙;纳西乐舞之乡——黄山;“勒巴舞之乡”——塔城;东巴文化基层——鲁甸;东巴舞蹈之乡——太安;“东巴工艺之乡”——大具;“古岩画之乡”——鸣音。“石头古城”——宝山等东部乡镇具有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纳西民风民俗在东部乡镇保存得更为纯朴。县境内有4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个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玉龙县图书馆拥有藏书80000余册,其中东巴经书3000多卷,东巴画200幅,明清古籍善本24000册,丽江历代珍贵书画1200卷,汇聚了丽江各个时期珍贵的地方民族文献,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学术研究价值。

打造传统节日品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如正月十五棒棒会、“三多节”、西部“金沙文艺汇演”、东部“大山奉音”文化旅游节,塔城乡村艺术节,太安民间乐舞大赛、黎明丹霞文化艺术节、拉市乡村旅游文化节等。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并逐年形成规模,把群众文化生活推向新的层次。

至今,玉龙县有国家级非遗项目3项,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项、市级项目10项、县级项目84项;另有10余项传统文化保护区已列入资料保存。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1人、省级12人、市级55人、县级147人。通过成立东巴画培训学校,举办东巴画培训班、座谈会和纳西文化进校园,制定传习所、传承点及保护区保护管理办法,指导、扶持勒巴舞传承中心、东巴舞传承点、纳西古乐传承点等多种方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的宣传、传承和发展。

另外,玉龙县已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并有效带动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产业项目:玉水寨、东巴谷、印象.丽江、丽江“茶马古城”。下一步玉龙县将借助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加大项目实施力度,抓好拉市吉余“手绣丽江”纳西刺绣文化产业,塔城十八寨沟民俗旅游文化产业,石鼓镇大新竹园村竹编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等,把具有纳西文化符号的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推向市场,形成产业规模。



玉龙县民宗局负责人发言▲



凉城县档案史志局局长苏西恒发言▲

“我们纳西族与凉城的渊源有近4000年的历史,凉城是我们纳西族先民曾经居住的地方,纳西族先民董术之战即黑白之战的古战场就在凉城;纳西族神山、神海、神石、神树“东巴四圣”都在凉城县;一直到现在,每一个纳西人去世以后,纳西族东巴都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回到凉城县永兴镇的老虎山,纳西语叫‘邛纳若罗山’的地方,让死者的灵魂与纳西族老祖宗相聚。”和士华说,可以说凉城县是纳西人的精神家园。



纳西族学者和士华发言▲

和文光建议凉城县与玉龙县结为姊妹县;双方开展民族文化交流;共同开展纳西族文化课题研究。凉城县政协袁宽主席,凉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利,苏西恒、丁铭等人就双方如何开展纳西族文化研究、交流等问题作了座谈。



纳西族文化名人和文光发言▲



新华社驻凉城县记者丁铭发言▲



凉城县与玉龙县参加座谈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玉龙之窗全媒体中心记者和文报道                  主办单位:玉龙县委宣传部
 楼主| 发表于 2018-9-15 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m.tibetannet.com/Culture/zmyz/2016-01-29/559.html

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2016-01-29  

藏彝走廊地区系指川、滇西部及藏东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也是我国藏缅语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现今我国境内17个藏缅语民族中,除土家族分布于川、鄂、湘交界区外,其余16个民族在藏彝走廊地区均有分布。藏缅语民族在境外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与藏彝走廊南端相邻近的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藏彝走廊地区不仅是藏缅语民族分布的中心区域和主要活动舞台,同时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

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地,目前民族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西北地区河湟一带,认为历史上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构成今天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一个共同祖源。支撑此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古羌人自河湟地区向南迁徙的记载,这也是人们论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起源时引用最多的一条史料。此记载明确提到,在秦献公时代(前384~362年在位)秦国势力向西拓展,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首领“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既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且“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那么显然进入了藏彝走廊地区。不过,此记载所以成为将藏彝走廊地区各藏缅语民族的共同祖源归结为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的依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它是目前我们在汉文史籍中所能找到的惟一最早记录河湟一带古羌人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的史料。汉文史籍较确切记载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活动情况时间较晚,是从西汉武帝时代成书的《史记》才开始的。其后《汉书》的记载基本承袭《史记》。直到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和刘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中才对藏彝走廊地区各部落人群的分布、活动情况有更详细的记载。《后汉书》的成书年代较《史记》晚了500余年,较《汉书》晚了400余年,但其《西羌传》中所记秦献公时河湟羌人迫于秦之压力“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史事,却为《史记》和《汉书》所不载。但该事件发生年代甚早,在战国前期,是目前所见关于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与藏彝走廊地区发生关系的最早记录。所以,民族史学界遂将《后汉书·西羌传》中这一关于河湟地区古羌人向南迁徙的记载,作为解释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人群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

此外,从学术史背景看,以上观点的形成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还与自上个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纳西族和彝族这两个藏彝走廊中重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认定与探讨有密切关系。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民族组的组织下,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也揭开了运用现代民族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序幕。一批训练有素的民族学、历史学前辈学者开始投身于西南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随着考察与研究的深入,对藏彝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探讨也渐趋活跃。如关于纳西族的族源问题,章太炎先生在刊于30年代的《西南属夷小记》一文中即提出:“唐所谓么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此后,从事纳西族和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前辈学者如方国瑜、任乃强、徐中舒以及近世学者如李绍明、汪宁生、尤中、王宏道、李近春、王承权、和绍武、张增祺等人也都主张或认同纳西族渊源于古羌人的观点。方国瑜与和绍武先生认为:“摩沙夷来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与旄牛羌有亲属关系。”尤中先生云:“摩沙夷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纳西族源于河湟地区古羌人之南下的观点,事实上已成为今天关于纳西族族源问题的主流观点。

对彝族族源的认定,也出现类似情形。尽管学术界对彝族族源的看法分歧较大,有“卢人”说,“濮人”说,“僚人”说,“高加索人种”说,“马来人种”说等不一而足,但彝族主要源于西北南下之氐羌人却仍是较流行的观点。方国瑜先生在《彝族简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并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方先生同时也注意到彝族有较明显的复合特征,故对于彝族的族源,方先生还作了这样的认定:“彝族是许多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此外,李绍明、吴恒等也均认为彝族的渊源是出自古羌人。

我们知道,彝族与纳西族是藏缅语彝语支民族中的两个主体民族,他们同彝语支其他民族间存在密切亲缘关系。既然彝语支两个主体民族均被认为是源于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古代氐羌的后裔,那么很显然,整个彝语支系统的民族也必定是古羌人后裔。再推而广之,既然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一个有亲缘关系和共同起源联系的人群共同体,那么,藏彝走廊地区的整个藏缅语民族也就同样应当源于由河湟南下的古代羌人。由此建构了整个藏缅语民族的源流体系。当人们在面对藏彝走廊中一些族源线索稀少、历史面貌较为模糊的藏缅语单一民族时,往往依据有关藏缅语民族的这一整体族源体系来推定其族源。如有学者在谈及独龙族的历史源流时即写道:“由于人口稀少,历史上又处于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而,在元之前的汉文史籍中,独龙族先民的确切族称难以考定。若从语言系属上分析,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中国各民族先民,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族源关系。独龙族的先民也应该是氐羌族群的分支之一。”因此,有学者从语言系属关系角度对藏缅语民族的族源作了如下认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藏缅语族即藏、彝、哈尼、白、羌、普米、纳西、傈僳、拉祜、土家、景颇、阿昌、珞巴、门巴、基诺、怒、独龙等17个民族语言中的1 000个左右常词中,具有同源关系的占1/5左右。语言上的同源关系充分说明上述17个民族具有共同的渊源,即他们都是古代号称‘东方大族’的氐羌后裔。”

民族史学界关于藏缅语民族是渊源于自西北南下的古代氐羌人群的这一流行观点,反过来也影响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并为其所接受和认同。戴庆厦先生对藏缅语民族的族属源流及演变即作了如下阐述:

现代藏缅各族同出一源,先后皆从古代氐羌人中分化而出。后来又在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氐羌人是分布于我国西部从云南北半部经四川西部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氐羌人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众会合,成为今藏缅族各族的主要来源,其中的一支僰人,便是今白族来源的一部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滇僰、叟、爨、‘昆明诸种’等新族名。汉代的滇到了唐代主要变为白蛮,白蛮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白族。汉代以后在云南分布最广的‘昆明’人到唐宋时期称为‘乌蛮’,‘乌蛮’又逐渐分化出今天的彝、哈尼、纳西、拉祜、傈僳、阿昌、景颇、独龙、怒等族。”

戴庆厦先生的这段论述,虽不排除有个人的理解与认识,但显然主要吸收和综合了民族史学界对藏缅语民族历史源流较普遍的看法,也代表了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对古羌源流说的接受与认同。由此可见,古羌源流说实已成为有关藏缅语民族起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不过,在藏缅语民族的族源问题上,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界的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对藏缅语民族氐羌起源说的质疑。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对西南地区各族之族属面貌即有如下一段论述:

“史既载羌人支分西南下,而《西南夷列传》又有‘皆氐类也’之说,世遂有谓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然《西羌传》言羌‘被发为俗’,‘产牧为业’,‘不立群臣,无相长一’。《魏略·西戎传》言:‘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豖、牛、马、驴、骡。……皆编发’。则汉魏以来之氐自与羌异,不得目为同种也。且史、汉之述西南夷也,夜郎、靡莫、滇、邛都,‘皆鬼结,耕田,有邑聚’;桐师至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徙、笮都,其俗‘或曰土著,或移徙’。则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

这里,蒙先生根据《史记》、《汉书》所记西南地区各部落人群种类甚多、习俗各异之情况提出“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对当时流行的“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的观点提出了明确质疑。嗣后, 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先生也对彝族和纳西族二族是否确为南下的古羌人后裔提出如下异议:

“羌的南下开始于秦献公初立之时,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孙分别为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则在公元前384年之后。当此之时,难道云南地区就没有彝族、纳西族,而此二族都是羌族的子孙吗?且《西羌传》(《后汉书》)所述南下的羌族只到达越巂郡,并没有记载到达云南的事,那么又根据什么说西羌到达了云南境内呢?”

马先生这段话提出两个重要问题: 1·在史书所记的羌人南下之前,今天藏彝走廊中彝族、纳西族两个民族分布的地区是否有人居住?如果有,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氐羌南迁说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2·《后汉书·西羌传》中仅提到羌人最南只到了越巂郡,所有史籍中实际上均找不到羌人曾抵达今云南境内的记载。所以,提出彝族、纳西族渊源于羌人之说,并无直接的史料记载可资印证。

张增祺先生对彝族源于南迁的氐羌人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彝族的“轴心”是历史上的“昆明”人,“羌人南迁是在‘秦献公初立’的公元前384年,此时,滇西地区的昆明人不仅早已存在,而且由新石器时代进入发达的青铜文化时期。”他根据大量考古资料提出:“昆明并非源自西北地区的羌人,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河谷的土著民族。”这与马长寿先生所认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的观点颇相吻合。

20世纪80年代初,蒙默先生发表《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该文依据对史籍所载西南夷人群的梳理分析,并佐以大量民族学材料,从民族系统上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汉代西南民族除了“氐羌”之外(南方还有越、濮),还存在另一个大的人群系统:即被史籍称作“夷”的人群系统,蒙文称“夷系民族”。蒙文分析和论证了汉代“夷”系民族各支与近世彝语支各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汉代西南地区的“夷”系民族乃是今天彝语支民族的主要先民。   

毫无疑问,蒙默先生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从民族系统上更具体地区分和辨析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族系面貌及演变源流开启了新的视野,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于过去将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笼而统之均归结为南下之羌人这一传统观点所无法解释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途径,也对我们从更深入具体的层面来认识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面貌及其发展源流提供了新的思路。蒙默先生的观点发表后,对西南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出版的《纳西族史》一书中,采纳和吸收了蒙默的新观点,作者依据蒙文所提出的“夷”、 “羌”有别及“夷”系民族为今彝语支民族之先民的观点,首次将纳西族的族属归入了“夷”。  

    综上所述,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三种主要观点:   

1.主张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民族渊源于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这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2.对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否皆是南下羌人后裔提出疑义,并进而提出土著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虽不完全否认有羌人南下,但认为文献所记羌人南下时间较晚,而考古发现证明,在此以前藏彝走廊地区早已有人群活动,故提出土著起源说,这突出表现在对彝族族源的认识上,马长寿和张增祺均提出彝族主要应源于当地土著人群。   

3.提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除氐羌外,还存在另一个系统,即“夷”系民族系统,认为今彝语支民族主要源自古代的“夷”,而非氐羌。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除源自由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外,还有另一大的人群系统,这就是史籍中被称做“夷”的人群系统。  

归纳起来,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1.氐羌南下说。2.土著起源说。3.夷系民族说。不过,从实质看,这三种意见实可归纳为两种: 1.氐羌南下说, 2.认为氐羌只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应有其他的来源,这个其他来源,或认为是土著,或认为是“夷”系民族。   
   
问题。氐羌南下说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是:这些在秦献公时代以前就已经居住和活动于藏彝走廊中的人群是什么面貌的人群,他们从何而来?是起源于当地的土著人群还是同样属于较早南下的氐羌人群?他们与秦献公时代南下的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但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至今却仍无圆满的答案。   

再以持南下氐羌之外还存土著或“夷”系人群来源的观点看,同样存在许多疑惑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藏彝走廊地区是否确定存在着一个真正由本土起源的人群系统,这一点在考古上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存和遗址,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年代最早仅达到距今5000~5500年左右,那么这些在距今5000余年前活动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是起源于当地的土著还是同样由某一外部地区迁入藏彝走廊的,这一点目前仍不清楚。   

其次,从蒙默先生提出的除氐羌之外还有“夷”系民族观点来看,蒙默先生仅依据汉文史籍对汉代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的记载,指出当时除了氐羌人群之外,同时还存在“夷”人群系统。但“夷”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他们最早从何而来?是当地的土著抑或是较早的外部迁入者?同时史籍中为何将他们称作“夷”?他们与氐羌人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目前均不十分清楚,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在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的问题上,无论是氐羌南下说,还是认为在氐羌南下外还存在其他的来源如土著或夷系人群,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和不能协调的,因为藏缅语民族既然是一个有共同亲缘关系及共同起源系的人群集团,那么,其共同起源就只有一个,同样其祖先人群最初发源的起始地域也只有一个。这就意味着,对藏缅语民族的祖源而言,氐羌南下说与土著起源说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其中一个是“源”,那么另一个就只能是“流”。这就像一条河流,真正的“源”只有一个,而其他后来汇入的“流”则可能有若干。因为,对于藏缅语民族的起源而言,究竟是源自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还是源于当地土著?我们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   

以上,我们对学术界关于藏缅语民族共同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的缘起、过程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很明显,从以上情况来看,几种观点尽管都有所依据,但同时也均明显存在一些缺环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缺环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文献史料的匮乏所造成。从目前情况看,要想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问题探讨引向深入,仍面临着很大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史料记载的尤其是关于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动情况的史料记载严重匮乏。此外,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形成的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的几种观点,无论是羌人南下说,土著说或“夷”系民族说,其所依凭的证据均主要为文献史料,所以,鉴于史料中有关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动的记载严重匮乏的情况,对该问题的研究要在现有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取得新突破显然十分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今后欲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得出较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至少需要在研究视野与路径上实现以下两个转变:
  
其一,由过去主要依据文献记载来进行探讨的途径转向主要依据考古材料并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途径。自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彝走廊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目前在藏彝走廊北端所发现的三个时代甚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昌都HYPERLINK " \o "卡若遗址" \t "_blank"卡若遗址、四川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和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这三个遗址的年代均达到距今5000年左右,其中茂县营盘山遗址的上限年代可达距今5500年。且三个遗址均出土有同时代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其陶器、石器类型和特点也明显带有一些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这些都为我们了解距今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人群活动及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茂县营盘山遗址附近还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沙乌都遗址,该遗址所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在文化特点与面貌上却与营盘山遗址存在明显的差异与不同,但却与成都HYPERLINK " \o "平原" \t "_blank"平原的宝墩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是否反映藏彝走廊地区的原始人群早在距今5000年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抑或反映新石器时代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原始人群来自不同的方向或是进入该地区的时间各不相同?这些问题都尚有待于作全面的比较与梳理。倘若能将对考古文化的分析研究同文献记载相互结合与印证,则我们对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就有可能变得更为具体、清晰并取得新的突破。   

其二,由过去主要注重文献探讨转向注重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各民族所保留的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的发掘并将之与文献探讨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现今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中的藏缅语民族有一个突出特点,普遍存在关于其祖先来自北方的迁徙记忆,这些祖源记忆与迁徙传说多保留于各民族的史诗、传说和相关文化痕迹之中。其中特别是彝语支民族所保留的源自北方的祖源记忆与迁徙传说最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在藏彝走廊地区的许多民族中至今尚保留一种独特的“送魂”习俗:即在丧葬仪式中要特地请巫师念“送魂”经,目的是将死者的灵魂一站一站地送回到祖居地,而送魂方向则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北方”。上述这些文化现象实际上透露了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且正好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所以,倘能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作充分关注与发掘,并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必会大大拓宽我们的思路与视野,并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探讨引向新的更深入、更具体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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