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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家坡文化的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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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3 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剪不断理还乱——郑家坡与碾子坡的是非纠葛

  与谁是“先周文化”有关的论点,据刘军社先生统计有多达五十多种排列组合。其中,郑家坡与碾子坡两种文化类型哪个是先周文化是“先周文化”探索中的重头戏。认为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为“先周文化”虽然风头盖过碾子坡,却因无法解释一些考古现象而不能大获全胜。郑家坡文化类型以其与先周晚期西周早期考古文化相承性好而一直倍受青睐。然而我们再往上追溯古公迁岐前后周人的考古遗存时出现问题,因为在古豳地范围内和迁徙路线上的考古文化基本上都是碾子坡类型。好在上世纪末在与碾子坡类型隔泾水相望的邠县东和栒邑县发现了孙家类型。除了使用袋足鬲,孙家类型基本面貌与郑家坡文化接近。而且它恰好也在古豳地范围之内,这就为郑家坡说补上了迁岐之前的一环。本世纪初周原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在岐山下周公庙等地发现了周人的早期都邑。然而这些遗址却以分档袋足鬲的刘家文化和碾子坡文化为主。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是学界两坡之争始终无法决出胜负的根本原因。本文独辟蹊径,从历史和考古角度辨析郑家坡文化的族属,庶几彻底解决两坡之争。
  
  海市蜃楼——郑家坡文化先周说的考古学困境
  
  单纯考古学角度,先周晚期西周早期考古文化的主要来源就是郑家坡文化。如果我们说郑家坡文化是张家坡文化(暂时以丰镐范围内的西周早期知名遗址命名)的前身,或者说郑家坡是先张家坡文化,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们说先周、先商、先夏文化,当然是说三代发展过程之中核心族人所使用的考古文化,否则这样的定义就是多此一举。因此,说郑家坡是先周文化其前提条件就是认为文化与族属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然而族群存在融合和分化,融合以后的新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貌还是个大问题。更不论文化因素有跨族群跨地区传播的现象。有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会吸收大量外来文化因素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新的文化,典型譬如秦文化,以战国中期为界,很短时间内秦国的考古文化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丰富的地上地下的文字记录,两种文化会被当成由不同族属创造的。正因为文化不总是渐变的,尤其在转折期,如夏建立前后、商建立前后以及秦商鞅变法前后,社会大规模重组之时,就是文化大规模重组的时候。所以单纯依赖追溯考古文化的演变来追溯族群变迁,并不总是成立的。
  因此在追溯先周文化时就会遇到海市蜃楼一样的困境。我们从西周、先周晚期丰镐的考古文化,追溯到郑家坡文化。在往前追溯豳地考古文化的时候,就进了死胡同,找不到源头了。孙家类型的发现虽然延长了追溯路径,只不过进了一个新的死胡同。因为自从公刘定居豳以来直至太王,有十几世的时间。孙家类型绝无那么长时间。更何况要找后稷时代的考古文化了。这就像海市蜃楼,眼看就在前方,跑过去一看,还在前面,永远也追不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郑说学者要么否定历史记载,认为岐邑不在岐山下周公庙一带(徐天进)。或者干脆摆脱历史记录的羁绊,纯以考古文化的演变定夺一切(尹盛平)。这些做法在注重历史记载的中国考古界,注定是行不通的。既然冠以周之名,又要甩开周的历史记录,这样随心所欲是不能服众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9-3 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刻舟求剑——郑家坡文化先周说的历史地理证据辨析

  前面说到太王迁岐前豳地的考古文化,以泾水为界,以西为碾子坡文化,以东为郑家坡文化孙家类型。一些支持郑家坡的人指出早期历史记载中的豳在泾水以东,在泾水西的记载则要到南北朝才出现。比如《汉书·地理志上》:“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毛传·豳谱》郑玄注:“豳者,……今属右扶风栒邑”。《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同《汉书》。南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新平漆县在今之邠县,邠县东北越过泾水,属孙家文化分布区。
  泾水以西的豳地记载始于北魏在甘肃宁县附近设置的豳州,此豳州向南囊括了栒邑。后分泾州之新平郡(包含邠县、长武一带)设立南豳州。显然,这是相对于其东北的豳州而言。豳州后来改名宁州,南豳州则省称为豳州。由此看来,今邠县(源自豳州)的得名,似乎是沾了栒邑的光。知道了这历史沿革,就能理解一本长武碾子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名字叫《南邠州·碾子坡》的深刻用意。
  然而,豳地的具体位置没有任何先秦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可以依靠,全凭借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来证明。我们现在大致说秦汉漆县当今之邠县,栒邑当今之栒邑。实际上由于当地处于胡汉对立的前线,其行政区划的变迁在中世纪早期相当剧烈,任何一个人只要查看长武、邠县、栒邑的历史沿革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经过如此激烈的变化,还指望其辖区历两千年的时间而保持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之中,就会发现历史地理并不支持豳地只在泾水以东。
  我们来看《汉书·地理志上》的有关记载,右扶风下“漆,水在县西。有铁官,莽曰漆治”。一般认为水之前省了个漆,或者重文符号〓。即漆水在漆县西。漆县的得名来自漆水,如果与漆水毫无关系这是说不过去的。问题来了,漆水并不在今邠县西,而是在今麟游县西。也就是说,邠县几乎是漆县东移了一格。为此,有人提出此漆水乃是今邠县的母亲河——水帘河。这又有新的问题,水帘河并不是在县西,而是斜穿邠县入泾水。漆水真要是水帘河的话,那应该说漆,水在县中了。漆县向西移一格,那漆县东临之栒邑县也要顺着西移才是。所以无论漆县东北也好,栒邑豳乡也好,并无坚实证据说其在今泾水以东。
  诗经和史记都记载了古公亶父率领周人离开豳到周原的经历。诗经中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史记周本纪中云“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其中有个沿河向西,渡河,翻山来到岐山下周原的过程。这河自然不是泾水,因为沿泾水越西越北。要知道,泾水在陕西中部是个明显的地标。如果周人在泾水以东,向西过程中不提及泾水而提及漆水是说不过去的。周人在咏及祖先历史的时候,都不曾提到过泾水。这似乎表明,周人活动地域不在泾水以东。自然也就与郑家坡文化的孙家类型无涉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9-3 23:58 | 显示全部楼层
缵女维莘——武王之母家考
  
  周人发家史上连续有三个女人发挥了重大作用。分别是大姜、大任、大姒。周太王娶周姜,得以在周原立足,生王季;王季娶商异姓贵族大姙,得以与商人建立良好关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文王娶大姒除了生出武王诸兄弟以外,似乎没发挥多大作用。这与诗经中篇幅最多的美誉之辞不合。不知怎么的,武王母家的来历和作用都陷入重重迷雾之中(当然文王母家也是含混不清的)。今天,有幸有众多考古记录,这为我们揭露大姒之谜提供了帮助。
  首先,传统上认为大姒母家有莘氏在陕西郃阳县是错误的,与诗经的记载不合。《诗经·大明》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洽水之北在渭水边上,显然洽水在渭水之南,不可能在渭水之北百里外的郃阳。接着写文王迎亲,“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文王在渭北,要在渭水上造浮桥迎接大姒,再次说明大姒是从渭水南边过来的,有莘国都在渭水的南边。我们再来看看其具体位置。其位置不能偏西,偏西的话就进入了刘家文化的范围。刘家文化一般没人认为是夏之后裔,更多的认为是姜姓,是大姜的母家。也不能偏东,当时西安地区仍在商的势力范围之内。再者《大明》里说有莘是大邦。这个大邦被人很不恰当的理解为殷商。称殷商为大邦仅见于商亡之后的《召诰》。其实看看诗经就知道,《皇矣》王季“王此大邦”王季时代周就自认是大邦了。因此,有莘的地盘当不比周王季时的周邦差多少。按其关中地势,其核心当在盩厔一带。
  那么当地当时的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呢?是郑家坡文化和与郑家坡文化关系密切的京当文化。反过来,从郑家坡文化的分布来看,其主人不会是周人,反而应该是姒姓有莘氏。为什么这么说,众所周知,早期郑家坡文化主要分布于漆水流域。从上游到下游越来越密集。一个文化的分布,总有一定的范围,有核心和边缘之分。郑家坡文化对周原周人的这种离心式分布,显然说明漆水上游和周原是其分布的边缘地区,其核心接近漆水下游靠渭水的地方,绝不可能是周原。而有莘氏国都恰好就在渭水边上。渭水又不是天堑,说有莘氏和郑家坡文化不是同一个族属那不符合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既然有莘和周都是大邦,那就应该跟周文化一样是个有显著分布的考古文化。考之关中西部,没有比郑家坡更合适的了。结合周原早期只有刘家文化和碾子坡文化分布,周人原来是碾子坡文化明矣。而合水,应当就是盩厔县的黑河。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神降于莘——论郑家坡文化和有莘氏的起源
  
  提到先周文化,必然会提到有两种鬲——联裆鬲和袋足鬲。郑家坡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其联裆鬲,又称瘪裆鬲。其三个袋足是直接相连的,不像其它种类的鬲袋足是分开的,或者分开制作再捏合的。考证联裆鬲的起源,对于我们了解郑家坡文化的起源有重要指示作用。这里要强调一下,本人反对以单个器物定乾坤。这在先周文化考古探索中是常见的错误。一提到先周,立马想到联裆鬲。一提到高领袋足鬲,就想到羌戎。(实际上郑家坡文化孙家类型恰恰是分裆鬲多)。不过,长期以来联裆鬲在技术上独特,分布上狭小,追踪联裆鬲的渊源,有助于我们了解郑家坡文化和有莘氏的起源。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联裆鬲技术上最早的源头出现于龙山时代晚期关中的客省庄文化客省庄类型,其分布范围东到西安,西到漆水,大体上与郑家坡文化重合。早期客省庄的鬲由单耳罐加三个模制袋足而成,形态上接近当时的斝和斝式鬲,由其自身的斝和斝式鬲直接演变而来。晚期将腹部做成桶形,下口三分并向内挤压形成裆部,形成三个突出的开口外再套接三个模制袋足。可见,其与联裆鬲的区别在于后者向内挤压形成裆部后继续向下捏合,将开口封闭,直接形成袋足,无需再在外部套接,或者只套接很小的足尖。客省庄类型与郑家坡文化不但联裆鬲,其斜沿盆、豆、折肩罐和敛口瓮都有明显相似性。客省庄类型,应该是郑家坡文化的早期来源。
  但是客省庄类型与郑家坡文化之间间隔了夏和早商,有五六百年时间。中间的历程不能不察。在随后的夏代初期汧阳县一带有望鲁台类型,有联裆鬲,目前研究得很少。其联裆鬲已经相当成熟,从客省庄晚期到夏初很短时间里就发展成熟,然后在其后数百年时间里保持不变,这非常可疑。联系到望鲁台类型的陶器主要出自地表采集,年代信息不可考。值得关注的是关中东部河南西部山地的东龙山文化。东龙山文化有齐家、客省庄和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其特色器物花边罐是二里头文化花边罐的直接来源。而且它也有联裆鬲。从成分上看,东龙山文化是齐家文化东进,二里头文化西进,再融合关中土著文化形成的。东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演变与二里头三四期同类器基本同步,可以认为是二里头控制下的邦国,有人将其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
  从历史记载上看,这一地区值得说道。虽然诗经中有莘在关中中部渭水南岸,但史书上当地却没有莘的影子。史书中陕豫交界处却有个莘地。《左传》和《国语》都记录了鲁庄公三十二年七月,有神降于虢国莘地的故事。此莘具体位置虽然不明,但东周虢国的地理位置很明确,就是以三门峡市为中心的陕豫山地。这一地区在夏代晚期的考古文化,正是前面说的东龙山文化。
  因此东龙山文化不但填补了郑家坡文化渊源中的夏代一环,还将其与莘联系了起来。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夏後有莘氏,代表二里头文化向西发展,融合多方因素在当地形成了东龙山文化。夏代至少有两个莘,东边山东还有一个,两者关系如何不得而知。我们暂且将文章讨论的有莘氏称为夏後有莘氏。知道了夏後有莘氏的地望,很多历史记载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战国策》吴起言夏桀之国,左河济,右泰华。这个右泰华,就是莘国领有。陕豫交界地区地势险要,同时还是两省交往的主要通道,著名的函谷关就在这里。莘国被封于此,承担着为夏守卫西大门的重担。《左传》言商代初年有莘邳之乱,与周初有徐奄之乱相提并论。这个莘肯定是夏后之莘,不是山东之莘,后者是商的与国。在夏灭亡之后,有莘还发起过复国运动,不过还是被商镇压了。另外就是《世本》所传大禹生母有莘氏,也应该是西边的莘。
  按照最新的考古发掘,东龙山文化向西已经逼近西安了。但大概由于夏的灭亡,商代初年的二里冈下层阶段,关中的考古文化总体上陷于沉寂。大约上层开始,一个新的文化迅速占据关中地区,那就是商文化京当型。京当型商文化分布东到西安老牛波,西到周原,北到铜川北村和淳化朱马嘴。它是典型的混合型文化,两大主要来源是商文化和使用联裆鬲的郑家坡类文化。注意,它可不是商文化和郑家坡文化混合形成的,因为它的年代比郑家坡文化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商文化因素在递减,而郑家坡类文化因素在增加。最终发展为郑家坡文化。关于京当文化的形成细节,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持郑家坡为先周文化的学者基本认为是商文化西进关中融合当地的本土文化形成的。然而,关中考古目前已经做得比较细致了,在商人西进之前,并没有郑家坡类遗存在关中的影子。即使算上其三四百年前的地层不明,分布狭小的望鲁台-乔家堡类型,也让人怀疑,商人凭什么让一个在其分布范围之外的小文化分享整个关中中西部?任何人,只要看到商夷文化混杂的济南大辛庄以及青州苏埠屯,看到山东的岳石文化,他一定期望在关中看到和山东的岳石文化一样强势的本土考古文化,但是并没有。所以目前考古是无法支持外来的商文化融合本土文化形成京当文化的。
      前面说到,联裆鬲发展谱系中的夏代,是陕豫交界的东龙山文化。而商文化要西进,必须经过东龙山文化分布区。显然,京当文化是商文化裹挟陕豫地区的文化西进形成的。二里冈下层陕豫山区的文化面目不是十分清楚,估计在商文化的冲击下,已经不再属于东龙山文化的范畴了。但是联裆鬲等文化因素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一起传播到了西部。
  从后续的发展来看,京当型商文化的两种来源始终像水和油一样,并没有融合成新的文化。这似乎说明,这两个人群之间始终存在着隔阂。商人对夏人不能完全信任,而夏人又心存芥蒂。京当型商文化分布有个特点,那就是沿边、沿(交通)线。由西安向西,再沿渭水分布到扶风,再向北到周原,再向东北到淳化和铜川。其外围就是长期与商敌对的刘家文化和李家崖文化。与前面所述的文化分布的一般规律不同,它没有一个核心区,这说明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对比商对山东的经营可以发现,陕西中西部这种空心式分布说明其不是商的战略重点区。商文化在山东,光大型遗址就有三个,中小型更是密集分布。而在陕西,至今未发现大型商文化遗址。商在陕西,总体采取守势,无非是早期积极防守和晚期战略收缩的区别。
  关中不是商人重点经营地区,这恐怕是商人对有莘氏采取暂时容忍态度的原因。如果像在山东那样,大量商人进入关中,仅此一项郑家坡类文化就会被淹没掉。商人西进,利用了有莘氏熟悉西土,并与西土各族有过交往的历史。但到了后来,几乎关中商文化皆有这两种成分,我觉得此时各据点中商人是驻军,而夏人承担辅助或者后勤,否则没必要每个据点都这么安排。这也说明两者的隔阂之深,这最终要了商的命。到了殷墟二期,商人在关中全面收缩。原先大量遗址废弃,被刘家文化和南下的李家崖类文化(如淳化黑豆咀)所占据。这时不知是商人抛弃了夏人呢,还是夏人决定脱离商人自主发展。总之郑家坡文化从京当型商文化中正式独立出来了。两者分布上相比,郑家坡文化从京当型中收缩至漆水流域一隅。脱离了商人的直接保护,这种收缩也是必要的。孙家类型,估计就是分布在关中北部的京当文化蜕变而来的。这样就排除了周人和有莘同属于郑家坡文化的可能。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肇造区夏——论周与夏的融合
  
  对于漆水流域的有莘而言,商人既然无法依靠,寻找新的盟友迫在眉睫。这时一个新兴部落从北方南下,插入到周原,将刘家文化和郑家坡文化隔开。对于周人,有莘氏并不陌生。早在公刘时代,由于黄土高原缺少优良的石材,周人就经常南下渡过渭水到秦岭山区获取砺石和碫石。周人南下后,两者的互动更加密切。再来看周人,太王在位时,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不到周人的对外战争记录。这时周人在韬光养晦,蓄积力量。几乎季历时代一开始就频繁用兵。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大败而归;四年,伐余无之戎;七年,伐始呼之戎;十一年,伐翳徒之戎。其实这些戎狄,都不在周原的周边,大多分布于其东北方,也就是越过了有莘的国土,有的还十分偏远。这些战争如果没有得到有莘氏的支持(当然也有姜姓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有莘氏自身的安全而战,因为这些戎狄对周尚不构成威胁,倒是很容易就南下威胁到漆水流域。(《易经》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传统认为大国是殷商。按甲骨文里鬼方与商关系良好,鬼侯还是纣三公之一。倒是地上地下的资料表明周人与鬼方是世仇。这个大国,与前面的大邦一样,会不会说的是有莘呢?所谓赏赐,不会是大姒和少不了的大笔陪嫁?)
  王季通过战争,掠夺了大批人口财货,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势力,但这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对于商而言,他触犯了两大忌讳。首先大国习惯于在周边搞均衡战略,不允许出现一个小霸,这样可以用较小的代价保障边境安全。周人本身就有可能是商的均衡战略的产物,因为与数百年的敌人羌方直接接壤,不如用和羌方以及本朝异姓贵族都有联姻的周人作缓冲。其次,与心怀怨望的前朝遗民结盟,必然引起商人的联想。就像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政府最怕汉人与洋人勾结,防范汉人更甚于英夷。这时商人出动了,文丁杀了季历,周人被赶到泾河以西,以前征服的成果全部作废。
  共同的惨痛经历让周夏羌人团结了起来,关中西部的考古文化加快了融合进程。表现在殷墟四期郑家坡文化迅速向西扩张,刘家和碾子坡文化的因素迅速衰减。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毕竟在这三个文化中,数郑家坡文化遗址最密集,文化水平最高。三者平等融合,肯定是郑家坡文化胜出。如果说姜姓是周人的武力担当(如姜太公任周的太师,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那么有深厚文化传统的老贵族有莘就是其文化担当。一般认为诗经中的有莘,即它书中的辛氏。西周《叔向父簋》中有辛姒似与之相关。根据出土文物和历史记载,在商末,大批异姓史官来到周朝廷中任职,唯独辛氏有太史之名。太史是周王的重要顾问,国语载文王有事则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到了春秋初年有辛有,其子奔晋为董氏,世袭担任担任晋国的史官。著名的董狐即其后也。晋平公祀夏郊,董伯为尸,祭祀的时候以同姓为尸,说明董氏及辛氏的确是夏之後裔。
  在诗经尚书等早期典籍中,周人时时以夏人自称。诗经中的上层人的诗歌称雅又称夏。如果没有周人对当时的夏文化的皈依,这是不可想象的,也难以为天下人接受的。周人打出夏的旗号,还有利于拉拢商王朝中的被统治的夏人。这一增一减,为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时,诸夏已经成了原周王朝下的诸侯国的共同认同。我们今天所称的华夏,都是最初周与夏的融合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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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0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附古文字和尚书所反映的周夏羌的融合
  
  根据出土金文中的女性名称,曹兆兰先生统计出西周前三大姓,分别是姬姜和姒。这三个姓的地位与分封的诸侯无关,因为姒姓诸侯极少且无足轻重。显然这些人主要是畿内的老贵族。恰好先周时代关中的非商文化重要的就三支,刘家、碾子坡和郑家坡。我们不求助于其它方法,就这三者与三大姓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言,也能得出姜姓对应刘家,姬姓对应碾子坡而姒姓对应郑家坡,其它五种组合都不成立。三大姓之间的联合是周的发家基础。相斗,则衰。西周末年之乱的三大主角幽王、伯服及其母褒姒,平王及其母申姜,恰好又是这三大姓。只可惜姒姓贵族与王权结合太深,不像姜姓诸侯有自己独立的势力,西周王朝衰落后随即湮没无闻。董氏在晋成了有莘氏的绝响。
  《尚书·吕刑》中的上古传说与其它篇章不同。这里出现三个重要人物禹稷伯夷,分别是姒姓姬姓姜姓之祖,三人听命于皇帝。如此则皇帝应该是舜或者尧。然而皇帝又命重黎绝地天通,这和《楚语》等后世记载错开了几代。与《尧典》《舜典》等不同的是一是人物少,只有三个西土之人,职务也不完全一样。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吕刑神话体系是西周政治体系的投射而来的,二是尧典舜典反映的是周室衰微后,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东方和西方的传说体系的整合。以下详细说明。在上古,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军事机关又掌握司法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兵刑合一。姜姓吕氏(或又称甫氏)长期在周担任军事统帅,故而才被周穆王任命作刑。这才是吕刑传说中伯夷作典的现实基础。到了舜典中,伯夷变成制礼的了。这是因为司法被安排给东土出身的皋陶了,不得已将伯夷的职务给改了。东土西土之人的人事安排出现整合痕迹,这意味着舜典的故事是后来才出现的。这样的整合,还造成先秦记载的混乱。《墨子·尚贤》中有一段“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请问下民,……乃名三后,恤攻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前面说皋陶,后面却说伯夷。以至于有人认为皋陶就是伯夷。这就是因为不知道尚书篇章它不是一个体系的,更不是真实历史的真实反映。所以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上几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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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4 00:4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写了没多久,在中国考古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察——兼论周原与沣镐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里面一张图佐证了周人所居之豳在长武一带。西周时候,周人北上重新占领豳地。诗经中传有豳风。我们来看这张图,西周遗址密集分布于泾河干流和其最大的支流黑河所形成的U形弯里面,泾河以东地区则非常稀疏。 西周.JPG

因此,对于豳地的其它说法,无论是泾河以东的郇邑,还是泾河以北的甘肃宁县,都是不能成立的。
发表于 2018-9-4 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有意思。。
发表于 2018-9-4 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大力兄写的?有时间拜读一下。
 楼主| 发表于 2018-9-5 13:47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里有一张图,可以看出豫陕鄂边境的东龙山文化(文章称下王岗类型)是二里头文化南下的主要节点。因此,在广大南方经常出现联裆鬲也就不奇怪了。新干大洋洲出土大量的联裆鬲,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后来的宁镇地区也出现了。这让人联想,当初泰伯仲庸南奔荆蛮地区,大有联络这里的夏遗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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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5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豳地分北与南;长武应该是南豳地,不窋葬地在北豳地庆城
 楼主| 发表于 2018-9-6 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豳地分北与南;长武应该是南豳地,不窋葬地在北豳地庆城
hxr7353 发表于 2018-9-5 15:53
南豳这种说法是南北朝才出现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9-6 1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鬲,有联裆有分裆,大家看看下面哪个联裆哪个分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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