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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几篇关于南方文章及Y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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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7 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湘西仡熊仡夷与主要姓氏各祖定居方域
      麻明进

水有源流树有根支,人有祖系传承有域。湘西苗族是中国苗族的一部分,自称“仡熊仡夷”,因主体的“五宗六族”中仡熊族民众居多,又以“仡熊”代(简)称。族源与九黎蚩尤、三苗驩兜及南蛮苗民有关。苗族古老话相传:濮斗娘柔是人类先人,“开天立地,开兵六里(花垣)。古代人生仡熊仡夷,那代人生仡颛仡恺。五宗总议上来,六族总要上来,水边跟鱼上游,陆地要迁上坡。到河滩从水下去,遇山谷随砂下去。吉蹻(吴)才引保脚保角,大芈(龙)才引阿糯阿叶,若偻(龙)才引高乍王保,仡沙(廖)引得没绍侬加;仡驩(石)才引细咙阿溪,仡轲(麻)引得细比女比,仡恺(杨)引得兵根逵兵根起。去到斗奶的坡,上往王姬的地。从务槎希上来,从务搓嘎上来,顺着倒戎上来,朝着倒摆上来。从德搓完、个谋低败走来,从砍搓完、个卵低败上来。上到流机现,上至流机统。才来做锣做鼓,才又椎牛祭祖。商议水边要捞得大鱼,相邀旱地要找大坪。再到泸溪现,到了泸溪董,去到七要河、里亚河,到了力亚尾、七要尾。从仁麻善上来,自仁麻拐上来。从高仁社上来,从高立谱上来。才到分巴分玛,才议婚嫁开亲。五宗分往勾达,六族分住勾左。亮像巴洞信(启明星),明如巴扫乖(启明月)。”这样,湘西苗族才相对稳定,分支发派,人丁兴旺。“如树生来满坡满岭,像竹发来满坪满寨。”
说明:苗族对各宗族的称呼习惯在前面加上冠词,以“仡”为尊称,多用他称;
以“代”为谦称,多用自称。此外,尊称时用有的用禾、果、沃等字,系
随方言,按史载以仡为准。对老人尊称用共、果、普、濮等,皆方言所别。
而依汉籍记载:洪荒时代以后部落丛生,“男国王至奶夔”后有九熊九夷,年长日久壮大成(濮系)百濮,其中六蛮(12支)、七戎(7支)、八狄(8支)、盘瓠(2支)、诸越,再扩大成百戎、百蛮、百越。“女国王至王姬”后有九颛九恺,繁衍成仡颛(乍)、仡恺、仡鲧。数千年中出现了黄河上游部落集团对黄河中下游部落集团的冲撞交融:即华夏对熊夷,黄炎对蚩尤(戎夔),帝喾对戎吴,尧对南蛮,舜禹对共工、三苗、驩兜、鲧的长期征抗。特别在“涿鹿之野”,濮戎濮夔(汉籍贬为蚩尤)族被黄炎族打败,周末后的濮人后裔---三苗之仡僮、仡驩等与人夷、苴人结合,在“左洞庭右彭蠡”间建“三苗国”。按《古老话》记载,三苗时有148个姓(氏),参加武王伐纣的八民族“皆蛮、夷、戎、狄也”,苗族先民后被周封了许多蛮夷诸侯国,如巴、楚、庸、蜀、羌、卢、彭、濮等。三苗于“丹水之浦”失利后,部族随驩兜迁至祟山湘西及黔东北、川东南,即《传》记“濮在江汉之南”和《正义》“濮在楚西南”。春秋时期问鼎中原的楚国楚族,是以三苗后裔为主体新的“苗蛮集团”。北方史载为“蛮族”(荆蛮、楚蛮、苗蛮、南蛮、蛮夷、群蛮),其中“蛮夷”是对散入武陵西南黎民的统称(长沙蛮、苍梧蛮、武陵蛮、零陵蛮、溇中蛮、澧中蛮、合浦蛮、巴郡南群蛮、南郡漏山蛮、巫蛮、板凳蛮等),战国后部分再西移散居川中、黔西及滇东,《华阳国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羻、夷、蜑之蛮”。
刘邦称帝建汉,国人多入汉族。特别是唐朝施以“羁縻”,湖南各地蛮民纷纷改族改姓,解放前全国基本汉化。而居于湘西及西南的苗蛮,族姓致死不改。朝廷为了“治苗”,根据苗族各宗族的特性“赐”了汉字姓氏而编册入籍,苗民代延岁久后便在书写时逐而使用。如今湘西苗族共有40多个姓氏,常以“坝巴找玛(五宗六族)”统称,六族是指熊、夷、颛、莱、恺、鲧。《辰州府志》:“泸溪在唐初建县时,唐王朝即封吴、龙、廖、石、麻五姓首领为都头,统其部族”。这五部族就是五宗:仡蹻吴姓、仡芈龙姓、仡沙廖姓、仡驩石姓、仡轲麻姓。而古代苗族椎牛大典有七个宗族,人们还把“七宗六族”代称湘西苗族,即是五宗加上仡恺杨姓和仡莱田姓。湘西苗族还有:刘滕李张、王易钱常、陶金满戴、谭贺何方、洪符隆杨、肖施段舒、谢宋彭向、欧熊袁唐、龚罗危伍、陆姚徐尚等姓。他们有的是正宗的九黎之后,如刘姓是出于黎或犁之音转;有的是仡颛族汉人、仡佬族散居苗区而融入苗族,如龙潭现在的古老寨原先就是仡佬人的寨子;有的虽同源于苗蛮,因定居用语不同而登记为外族,如由泸溪大小章、大西老、烟竹坪、洞庭山及乾州下溪口、铁枕岩、把布把金等百十寨落多居张氏,为宋时江西仡夷章氏兄弟落业繁衍并改为张,他们迁花垣后“庆吊犹相通云”,定居团结镇老王寨讲苗语的成了苗族,定居麻栗场镇尖岩寨讲汉话的自定为土家族;其后裔散居各地因通婚而成土家族、苗族、侗族和汉族,如在保靖、永顺的张氏为土家族,在龙山的张氏有苗族。现将苗族七宗姓氏简述如下:
仡蹻:为“六族”中的仡熊族。宗名亦称驩几削、吉削、代蹻、仡僰戎误、吉削几张总,俗称小吴,汉字姓主要是吴、洪、滕、刘、谭、贺; 还有仡弄即驩吴家(忌与仡驩石氏开亲),俗称大吴,汉字姓是伍、欧。仡蹻从濮僮子孙中分出,取其远祖仡僰戎误的“误”音而赐以汉字吴姓。《史记》苗裔楚威王使庄蹻将军引军万人经夜郎入牂牁等滇地开辟疆域并建属国,先前退军时因楚被秦灭,余部亦入湘西或与庄蹻众兵汇合,后嗣因称“仡蹻”为这支的代表。他们在开辟湘西时人多势众打先锋并建功勋,排为五宗之首。吴姓堂号用“延陵堂”。字派有①国正天兴盛,世永绍宗清。②德兴楚正昌,大坤化文庆,宗良成盛世,永待登朝邦。③登占延显光,季贤世泽长,再周官盛德,永远庆其昌。④宏本朝北先,国家吉德元,楚南凯庆仕,昌兴达通成。⑤贺志立忠宪,朝国永安邦。⑥绍仕林忠选,荣发富贵长。⑦正仕从文,才方大成,光宗有志,进登善廷,宝达昌国,显学维兴,禄渠优施,克朝明真。⑧再正通光昌胜秀,永红万代发。伍姓堂号用“安定堂”。字派:正启乾坤,茂秀发兴。
仡羋:为“六族”中的仡熊族。宗名亦以大羋若偻统称,包括12支:仡芈、仡偻(若偻)、仡僚、仡聋、仡让、仡着、仡本、仡卞、仡伶、仡摆、仡夔、仡卢。有11支都俗称大龙,都用汉字龙、雷。而仡卞为族内婚分出,俗称小龙,汉字用隆、唐、谭。以夏代时楚人祖先芈姓季连为祖而称“仡羋”,又传古代神话人物降龙的雷神共工,史称应龙,苗语称为“大戎大索”,加之若偻等支崇鸟尚凤降龙,《山海经》记为羽民、卵民。古人臆念龙凤同源,因赐大芈若偻这族以汉字龙姓。在开辟湘西时人数最多并建功勋,有“龙家满天星”之称,排为五宗第二。龙姓堂号用“武陵堂”。字派有①朝廷文武寿,正大通光明。②江湖生白浪,长光正朝廷。③德正通光昌顺秀。④再正朝应科,文明道德先,学兴启生秀,乐善开国畕。⑤文应开国相,照上学恩泽,利承显辅弼,世德涣宗荣,滕辉彭汝泽,启瑞根家声,徐庆芳名远,武陵万代兴。⑥长元祖宗洪绪,大启世代文人,子有全良钦寿,官占鼎新灰云。⑦正大通光盛太,文廷应有益子南。隆姓堂号用南阳堂。字派有①清国常元祖宗信(献)。②发国盛庆兴,再正成光荣。③成(陈)光耀祖宗,文应启衡(亨)通。
仡沙:为“六族”中的仡夷族。宗名亦称普沙普少、仡沙仡廖。包括廖、刘、包、苏、万等姓。其为春秋时祝融八姓的蓼国之裔,是夏朝立国的坚强支柱之一,旧族在江汉间的江西岚城,融入中原各族时进入苗蛮集团。苗民以廖姓是由共工部分支出来的,第一个祖宗叫濮沙,称其后裔为“仡沙”。汉语从其俗称“仡沙仡廖”赐以汉字廖姓。他们英勇善战开辟湘西建立功勋,而在五宗中排列第三。主要居于凤凰、吉首,如三金塘、廖家桥、筸子坪等地。因廖姓一支先祖无嗣而过继石姓为后,他们与石姓不开亲,应为仡颛族。花垣廖姓不多,有从四川酉阳的梅树龙潭来花垣,有从江西岚城市桥头堡始迁秀山清溪、再迁石耶司、龙公、贵邓来龙谭鸡科坪和团结吉峒坪。堂号用“汝南堂”。字派有①明庆世光有,文才仁顺洪,正义兴国茂,永昭万代成。②世正名扬天下显。
仡驩:为“六族”中的仡颛族。宗名亦写仡瓜、仡欢。分驩那西家(兄)和驩勾巴嘌(弟)两支,两人比赛开荒时因饮水矛盾而使巴嘌一支的火坑易向安在进屋左间。汉字用“石”,俗称大石,包括席、易、余、史、时等姓。“时”氏因其祖的族内婚而另立,俗称小石。施姓本为仡轲一宗仡夷族,然有的因傍石氏寨落而书为“石”或“石”“施”至今共用。仡驩因其始祖是驩兜(苗民称为驩兜驩柔)而有宗名,苗语的“兜、柔”译成汉语是指“土、石”,汉赐姓时忌驩兜字意而用“石”姓。他们忠勇御敌,善战建功,在五宗中排第四。主要是随“放驩兜于祟山”来开赴湘西,亦传是晋朝开国功臣石守信之后石宗万由江西吉安进湘西平苗时,石可仁随征有功封官泸溪,其后迁至坝仁夯图才有西家和巴嘌。堂号用武威堂和万石堂。字派有①开国成家远,盛举茂永长。②开国成家远,顺基茂永长,业兴昭祖贤,洪福万世昌。③正庭(连)万世兴,国献永(英)达文。④有如成名典,蕴含祖见荣,高贵享通达,忠孝信仁慈。⑤应梦才汉文,宏世永昌宗,维邦登盛化,正世易兴隆。⑥乾盛绍光,源远泽长,文臣(成)祖佑,定克连(联)芳。⑦孟宪(宪梦)才汉文,洪仕永昌宗,维邦登盛化,正世欲(师易)兴隆,毓秀成三(山)庆,家荣启万钟(重)。⑧清正光皇国,忠真保圣朝,文章经济大,道德谟献高。
仡轲:为“六族”中的仡夷族。宗名亦写仡卡、仡佧,纯为记音。因祖先名轲并在迁徙时乘车与“骑黄马白马上来”,苗语宗名应写“仡轲”。先祖五个:轲仁(轲盘)麻姓、轲夯(轲道)梁姓、轲潕施姓、轲戎、轲夔。轲戎轲夔的数百后嗣因迁到好居处而被仡芈中一部忌恨谋害。而仡轲能说会道,顾大局识大体,人多势众讲团结,艰苦创业有成效。汉字姓还有秧、洪、冯、章、张、符、胡、王、陈等姓。史上在麻阳与杨姓拜为族兄弟共建大业,老人至今不许两姓通婚。苗族古老话传为“麻家麻大度,九个仡熊灵嘴巴,不如一个轲嘴巴”,“九个背笼背草鞋,九个背笼背柴刀,白天九个楼门出,晚上九个楼门归”,因而排进湘西苗族五宗。仡轲始祖与周前后的且(祖、沮、徂)人有关,夏初且人睢鸠尚鸟居于徂徕、沮水、鉏城等云贵高原方域,首先将祭祖的野生社树培植成家生脂麻(苴麻)而称苴人,周初东迁与人夷等归属东夷;又首先种粮(粱)而转入农耕定居,周末后融进三苗及楚而迁湘西。以其种麻、种粱及纺织刺绣之能而赐麻、梁等姓。到矮寨前后,梁姓由重潕、德夯进入保靖县吕洞山的水田河至花垣县长乐窝勺区域,苗语因名轲夯轲道;堂号安定堂; 字派:开国成家远,洪大光祖暨,荣华庆盛世,兴隆时永辉。秧姓居于保靖花垣毗邻区域,民国7年一梁氏在水田镇的马尾寨混入插秧民众中躲过追杀而改姓分出;字派:文大玉茂,锦正国家,秀明启开,万代荣华,福禄寿考,百世永昌。施姓沿大小龙洞的一条河流域定居,因名轲潕轲刀;堂号恭敬堂; 字派:朝胜绍光元远发(泽)长。麻姓再爬山越岭到崇山卫城周边定居,因名轲仁轲不;堂号上谷堂。麻姓字派①国正天兴盛,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后二句为家训)。②文成世才绍开远,光宗耀祖永年芳。③世龙圣祖高开国,光宝明绍秀连芳,荣华富贵洪福智,艺文倬著耀朝邦。④元大兴洪应志先,誉成耀祖正民权,拜愿文章法国事,子孙世代坐朝廷。
仡恺:史前属王姬的一派,为“六族”中的仡恺族。仡恺宗以杨姓为代表,包括阳、羊、欧等姓。为古代杨越人,留在中原的大部加入汉族。有一部加入东夷并与苴人(麻氏)仡轲迁至湘西湘南,融入驩兜为首领的三苗国中成了苗族。并与麻氏在麻阳结为兄弟(老人至今不许两姓开亲),团结合作开基立业、建设疆域成效显著。舜“放驩兜于崇山”随迁湘西时仍坚持与仡轲团结合作。唐末汉人杨再思自称为诚州刺史,影响较大,有十多个民族(包括苗族)的杨姓都认为是他的后裔。苗民至今仍把仡恺杨氏与汉族连称为“仡颛仡恺”。但以其建功显著列为七宗之一。杨姓堂号为弘农堂。字派:再正通光昌胜秀。
仡莱:为“六族”中的仡莱族。苗民对融入苗族中田姓的称呼,田姓杂居于湘西苗族、土家族之中而融入两族。对融进苗族地区讲苗话的苗族田姓,列入七宗,被苗族世称为“怪莱”,意即做官的“徕人”。如春秋末年,齐康公被其臣田氏所取代,之后仍称齐国,为战国七雄之一,传齐王建时才被秦始皇所灭。刘邦建汉后田氏一支向西南迁移,部分进入湘西。相传以前有人要谋杀田姓,二祖因在寅时分别听到鸡鸣狗叫而发觉,遂率子孙迅速躲开,后人以为是鸡狗提醒救命而忌食鸡肉、狗肉。田氏在花垣主要居于麻栗场、雅桥、民乐等地。中堂号是雁门堂。字派:①仁宏大(祖)宗庆,兴应景维茂。②仁洪太宗庆,兴应景维茂。
花垣是湖南省苗族人口及比例最多的县,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多以一姓或两姓为一村(寨)。以姓氏分,石、龙、吴、麻、梁为五大姓,占全县人口的半数以上;伍、秧、欧、施、隆、廖、田几姓局限在一定地区;其他姓氏多为通婚、少为逃生而加入苗族。花垣县的汉族主要姓氏,在花垣镇有宋、梅、童、戴,茶洞有万、方、莫、侯、曾,团结有明、陆、赵、姚、谢,龙谭有陶、韩、康、崔、饶,民乐有邓、颜、孙、方、任,麻栗场有陈、李、罗、唐,吉卫有周、王、李、曾、冉、罗。花垣县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花垣、团结、茶洞,主要姓氏有向、田、彭、覃、贾等姓。
前面考于汉籍的苗族迁徙简述明显残缺,特别是各宗族姓氏的源流、祖名、居所,也不可能从汉籍中得到准确答案。而苗族口头传颂的古老话中可予补缺。为减少篇幅,一目了然,本人依收集到的几个版本进行综合整理,将吴、龙、廖、石、麻、隆、杨、田等祖先名字和居地以图分示于后,供大家参考。当然这些资料在花垣也不全,周边县很少涉及,但总不失其价值所在。至于起到多大的抛砖引玉之效,在于有识之士的探究和人们的重视程度。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7 06:06 | 显示全部楼层

苗蛮的楚国
翁家烈
作者:翁家烈 (1937 — ) ,苗族,贵州贵阳人。民族历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
关于楚人及其君王的族源族性至今众说纷呈,莫衷一是,其基本原因是:不能对北方古籍作深入分折和辨证,不能打破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的镣栲,对传统文化予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往往变成一句大话、空话所致。
古代北方学者所称谓的“苗民”,是指中原以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事传统水稻农耕之民,这些学者以文史杂糅为手段,说皇帝“遏绝”了“苗民”。由此,“苗民”改称为“蛮”,即中原之南的“南蛮”、“荆蛮”,“楚蛮”,通称“蛮夷”,因此“蛮夷”即“苗蛮”,这就是楚国的建国民族和主体民族。
楚,起于江汉,兴于江汉,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开发南方文明,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章,然而这一章被无情的撕去了,从而埋没了长江中、下游先民的光辉历史,同时也埋没了今天苗、瑶、畬民族的灿烂历史。因为苗、瑶、畬民族是从“荆蛮”、“楚蛮”之地南迁而来,迂至崇山地区,山区封闭,方能保存“蛮”的族性和甚多包括楚语在内的楚文化,这也是甚多专家学者公认的。
楚人就是苗蛮(后含巴人),楚为苗蛮先民所建,这也是笔者、作为一个退休十多年打破源自北方学者的正统思想和古代难勉存在的民族自大自上思想之鐐梏,所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以典籍与民族学、考古学相结合,予以系统立体分析和考辨而得出的,绝非仅据一辞一语或断文取意,乃至演义。
例如,众所公认,楚人的先祖为“祝融”和“鬻熊”,楚书为《梼杌》,仅这三者都是仍保留在苗語中的楚声楚语;且你是否注意到在这两个楚祖之名中,都含“苗式‘鬲’”(亦称“蛮式鬲”),这绝非是一种巧含,而是包含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是个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楚为古苗所建,“蛮夷”所建,即今苗族先民所建,亦长江中下游的先民所建,而绝非是“由中原南下”的所谓“楚人”(夏人)所建,并由他们开发、开化“蛮荒之地”的“蛮夷”。下文,笔者分三章考而辨之。辨,包括辨别和辨证,是否背离了唯物辨证史观,读者自评之。
古代就有一些北方学者明明白白的说:楚为蛮夷。隨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至今天,又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蛮夷就是苗蛮,从而楚是“苗的楚国”;在经汉初时人译编、重排的《楚辞》中的“苗裔”就是指“苗族之裔”,尽管在后来的《史记》中“苗裔”一语被正统思想特别强烈的作者曲解了。
然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以古代儒家经典所构建的传统主流文化中,楚国开拓南方文明的光辉历史,但也“只因为千百年来他们被斥为‘蛮夷’、‘落后民族’,这一历史画页被无情的撕去。”(黄崇岳徐兆仁《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发展-兼论我国历史上开发南方的第一个高潮》载《楚文化觅踪》河南省博物馆考古学会等主編1986) 楚人的族源、族性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抹煞,这种抹煞彺彺是在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以其所载经不起推敲或自相矛盾的论述中而反映出来。
这是一种源自古代儒家的传统文化框架,或说是一种以思想代替物质、以精神代替存在的中国文明源头一元论的传统框架。笔者本是学自然科学,故受这种传统框框影响较少,也容易打破这种源自落后时代所构建传统框架,不受势力强大的传统文化压迫。
这个传统框架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今根源,虽然体现在以“书同文”的汉初典籍中,但形成于战国时代乃至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奴隶社会正在觧体,民族关系紧张,不可能产生民族平等思想,任何较大或较强的民族,其陕隘的民族功利目的在所难勉,与其说别人“夜郎自大”不如说自己也“夜郎自大”,“蛮夷猾(犯)夏”的楚蛮和诸夏之夏都是这样,这也许是楚书《梼杌》被斥为“非先王之道”和“傲狠明德,以乱天常”而被“遏绝”、“无世在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我们今天见到的有关先秦时代的历史书籍,全是汉初文化大复兴时代“书同文”的北方古籍,不仅以“正”为“统”的正统思想和以我唯“上”的民族思想体现强烈,而且在这种思想下,用文学与历史杂糅为手段所虚构的一些历史也自成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的框框。
苗族的古代史就是被这个框框套住,从而被扭曲,直致消亡。事实上,从唯物辨证史观看,“三苗”并没有被流在裔土即被“窜于三危”,“苗民”也绝不会被“遏绝”而“无世在下”,“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楚辞.天问》)真是一派胡说八道,故而“蛮夷”就是“苗民”。在《诗经》、《国语》乃至《尚书》、《左传》、《史记》等这些名典中楚为“蛮夷”己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楚是“苗的楚国”,而绝非先秦“华夏的楚国”,这是史实。只要读者看完本文各章,自然更加坚伩不疑。
所以,苗人要抛弃妄自菲薄的民族心里,楚为苗国,我们民族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我们的先民为中国文明创造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笔者作为“苗裔”, 深感自毫。但明天不代表今天。今天我们要继承先民勇于开拓、善于开拓的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光辉民族政策照跃下,加强民族团结,树立自伩心,加强自伩力,把苗区建设的更美好。笔者尽管己进迟暮之年,文笔不佳,下笔如千斤,也要为民族历史正名正位和我国文史走上康壮大道而呐喊,不要被正统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功利目的思想掩埋中国历史!
必须提及的是,专家、学者中的“苗的楚国”论也好,“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也罢,有的只见观点,不见依据,更不用说是经的起辨证的有力依据了,只是各自心知肚明而己。而笔者认为,“苗的楚国”论,当是读典后经过综合思考,突破了源自古代儒家的传统文化框框,通过系统思考和辨证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治史求实求是,不阿世的时代特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像笔者“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样地直接指出《尚书》、《左传》乃至《史记》等传世名典中的一些错謬。
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古代名典“博、大、精、深”是思想正确、字字千金、句句真理的“圣书”,这似乎太苛求古人吧。而“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其依据就是仅据典籍的一言所载,从而得出的“由此可知”的不能成立的重重推论(见第一章第二篇),所以应是两千年前儒家思想的框框之继承和发扬,笔者这里所指的儒家思想框框主要是指正统思想框框和以先秦华夏至上的民族思想框框。这两个思想框框结合起来就形成中国古代-远古文明一元论思想,从而导致“楚人由中原南下”的建楚论和所谓楚国或楚人的“夏化”论。
而大量的当代考古证明:我国于先秦时代的古代至远古文明是多元的,因为民族及其国家(远古为部落)是多元的,所以“文字异形,语言异身”嗜好不同,因此,所谓楚人“北来”论和“夏化”论,以及把东、南、西、北的古代至远古文明强拉硬扯地归结于中原,显然具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学为国学后愚弄群众而曲学阿世之特点。故其所谓的依据就如《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之类的认可和发挥;或依据《左传》:“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管《左传》之说是对《国语.楚语》之说即“抚征南海,训(教训)及诸夏。”的改词改意,更不管《左传》之说就与《左传》本身所载的楚史自相予盾。
第一章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当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史实中吸收经验教训,达到古为今用之目的。然社会存在诀定社会意识。在奴隶制社会正在解体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封建社会刚刚形成不久的汉初时代,历史作为一们科学,正处于刚学步不久的幼年时代,这时形成的历史在几乎无历史实录的条件下,往往受民族思想、国家思想和学朮伦理思想的支配,我们的先民善于发挥想像力,任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任意驰骋,以文学为手段,或自我创造或依据神话传说创造了一些“历史”,有些“历史”人物满足了人的或民族的思想需求,于是越炒越热,假史也就视为真史。有关古代“苗民”、“蛮夷”和楚国、楚人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个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先秦史中本来就客观存在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就被正统思想“统”掉了,从远古肇兴始的多元文明变成了一元文明。
第一篇 从北方古籍的基本特征初析古史之伪
古代北方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具有几个绝不可忽视的重大特色,只有重视它、正视它,才谈的上对传统主流文化去粗精、去伪存真;否则,剔其糟粕、吸其精华就是一句空话、假话。
笔者认为,以《史记》和《史记》中多次提到的《书》、《诗》、《左传》等为代表的古籍具有如下如几个特奌,在这些特点中以共同的思想和手段,体现出如何淹没楚的族源、族性以及与苗的同源、同族关系:
(一) 正统思想及正统思想下形成的正统史观。什么是“正统”?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正统论》作出客观准确的定义:“夫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很显然,这个“正”与“合”完全是人为的。因此,先秦时代正统思想下的正统史观是一个十足的唯心史观,先秦的正统史是一个十足的假史、伪史。何谓“正”?“正”是正义之意,唯有仁有德者居之。
有“正”必有“邪。何谓“邪”?“邪”即邪悪之意,唯杀人、作乱等无德无仁者当之。因此,“正”必压“邪”,克“邪”,或“邪”必服“正”,这就是“合”,这就是以“正”为“统”的“正统”也。我国南北西东尚未大统一前先秦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书写的,至少有这根主线贯穿其中,从《书》、《诗》《左传》、《大戴礼》等至我国首部通史《史记》就是知此。所以正如著名教授易中天所说:“大统一是对的,而大一统是错的。”(源自湖南某报载)因为前者以异存在为前提,我国首次大统一始于秦;而后者以一(即“正”)为统为前提,大一统始于所谓尧舜时代,乃至黄帝时代,一直延至周代。这个先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正统史观,直到今天尚被一些文史学家所接受,并津津乐道。
从远古至先秦,何个为“正”?何个为“邪”?就远古人物来说,“正”者,黄帝、尧、舜、禹是也。“邪”者,蚩尤及所谓“三苗之君”驩兜、共工、鲧是也;就远古至先秦的国家来说,“正”者,黄帝之国(故有“诸侯”和“作乱”之说) 及虞、夏、商、周是也。“邪”者,虞时的三苗、商代的荆和周代的楚(又称荆或荆楚)是也;就民族来说,“正”者,虞时尧所说的“蛮夷猾(犯)夏”之“诸夏” 之“夏”是也;“邪”者,虞时的三苗(又称有苗或苗民)之苗族和周代的南蛮之蛮(又称蛮夷)是也(中原之南苗、蛮实为一体一族) 。
所以,“正”与“邪”的区分和确定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先秦中原“诸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中,唯有南方“楚蛮”与“诸夏”的民族矛盾及其国家矛盾最为尖锐。
正统思想形成的正统史观扭曲了楚史,不仅掩埋了当今长江中、下游先民的光辉历史,同时也是掩埋了当今苗、瑶、畬民族的灿烂历史。也就是说苗族的族源及其历史,完全被某些古、今学者的正统之统“统”掉了。上世之书即《尚书》说,尧舜施德政,从而把三苗及其首领都流放边土了(《尧典》);《尚书.呂刑》又说,“苗民”滥施五型,从而皇帝“遇绝苗民”使之“无世在下”因此,在夏、商、周三代,再也没有“三苗”、“苗民”的历史载述了。
这是古儒在正统思想下的一派胡言。从唯物辨证观点看,古荆州地区的所谓“三苗”国实质就是指楚国,“苗民”实际上就是指“蛮夷”,而“蛮夷”实际上就是楚人。“苗民”及其历史已被皇帝(实为儒家)“遏绝”了,那么,我们再看看楚国的族源和族性乃至楚国的形成史在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中,又是如何被扭曲和抹杀的。
《史记.楚世家》和《史记.周本纪》均载:楚祖鬻熊“事文王”这并非史实,因为此说经不起推敲和考辨。<1>楚祖鬻熊若是人名的话(实是祖神之名见第三章考辨)则鬻熊由何地而来,原糸何人何职?《史记》作者没有交待,因为不能交待,一交待就露饀了。《世本》据说是战国史官所撰,是一本专写帝王诸候大夫的氏姓、世系、居所之书(见《辞海》释)。《世本》载:“鬻熊居丹阳”鬻熊能上《世本》当知不是一般人物。那么,“丹阳”在何处?“丹阳”即汉水主要支流的丹水(今说丹江)之阳,或说在丹水之浦,据说《呂氏春秋》是战国未期呂不韋的门客所撰,《呂氏春秋.召类》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劫苗民,更易其俗。”
可见南蛮的势力或说有苗的势力达到“丹水之浦”。由此当知:商末的鬻熊必是“居丹阳”的“有苗”首领,而文王时商未灭,周未立,文王仅是商王朝的一个“西伯”侯,武王灭商后才被封为“文王”,作为首领的鬻熊岂能抛弃权利、抛弃族人而拔山涉水去“事”一位“西伯”乎?绝不可能。
<2>鬻熊为何“事文王”?《史记.周本记》载,因为文王“贤”,表现在“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故伯夷“动往归之。”,鬻熊等也“皆往归之”。对鬻熊来说,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鬻熊作为首领怎能没有主见,别人“动往归之”也“皆往归之”?难道作为首领,也为了“日中不暇食”即为了每天有好饭好菜吃这样的“礼下贤者”乎?这背离社会常理。
<3>《史记.楚世家》开篇就把楚祖祝融、共工(吴回)列入黄帝世糸,并把《大戴礼》中说的“穴熊”列作黄帝的能所“记”的第九代孙(当距黄帝不到三百年),并说“穴熊”之后已“勿能记其世”了。既然如此,那么又有什么依据说,商末的鬻熊(距黄帝大约近两千年)是穴熊祖父季连的“之苗裔(后裔)”?看来,司马迁思想倾向儒家,在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下,尽管博学多才,然“也难为这无米之炊。”(江立中《离骚探驪》p15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3)
因此,要依据《史记》之前的典籍把楚先鬻熊与黄帝世系整合起来,困难极大,除非改编改说。
综上三点可知:第一,司马迁把楚先楚祖糅入黄帝世糸,从而掩没楚国本为“有苗氏”的族源;第二,所谓鬻熊“事文王”并非史实,而是正统思想下“褒周室” 和“楚为周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创作思想所致;第三,这是为了进一步編造所谓周成王封鬻熊之重孙熊绎“以子男”,“蛮夷率服”始建楚,作铺垫。不过,这个铺垫却泄露出《楚世家》作者心知肚明:“苗民”是楚人及其君王的先民。
所谓成王封熊绎“以子男” .从此楚国成了周王朝的最低等的诸侯国,这也不是史实,这与黄帝时和尧舜时的“诸侯”说的正统編造性质相同,都是《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从黄帝至尧舜)的继承和发展。因为此说源自司马迁对《左传》所载灵王“求鼎以分”故事中灵王始“曰”内容的改编,只要对照《左传》与《楚世家》中有关灵王“求鼎”中的对话就明白了。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呂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评:王向王“求鼎以分”怪乎?)而《史记.楚世家》又是这样转载的,灵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评:因为我也受封)。今吾使周求鼎以为分,王予我手?”显然,《左传》中说,灵王与吕伋等“共事康王”;而《楚世家》中却改康王为成王,并改“事”为“封”,于是《史记.楚世家》方有“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的司马迁叙述;同时也证明司马迁知道《世本》:“鬻熊居丹阳”之说。《楚世家》中除楚灵王始曰之辞和内涵与《左传》不同外,此后所有的灵王曰和对曰却几乎一语不变,一字不改,就是证明。例如灵王始问后,右尹子革对曰:“与(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孤荆矢以共衘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
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敢)爱鼎?”除括符内所不同四字外,其它《楚世家》之载全部雷同。看来,右尹子革也很会拍灵王马屁,这也许是《楚世家》改子革曰为“仆析父”曰的原因,因为仆人会拍人主人马屁。也许有人说,司马迁博学多才,楚为“子男”说当出它典,那么它典又是何典?没有依据是不能立论的,应该承认《史记》不是“圣书”,因为司马迁绝非“圣人” ,其说鬻熊“事文王”、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始建楚,这亦是正统思想下“褒周室”和“楚为周用”的创作思想所致也。所以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始建楚,乃司马迁之编造,无疑矣。
从考古资料与《史记》之前的典籍所载相结合,于以考证,所谓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也絕非史实。
第一,《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这就是说,熊绎的祖父熊丽开始征讨雎山之地了。
第二,《左传.昭公七年》:“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这里的“适”是去彺、归向之意(《辞海》释)那么周公旦为何归彺楚?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死时其子尚幼,于是周公旦代为摄政,《史记.蒙恬列传》载,当成王长大“能治国”时,“有贼臣”曰:“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于是“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类似载述,《论衡.感类篇》也作类似之载,并说这个“贼臣”就是管、蔡。显然,周公旦“奔楚”是为避祸(逃死),这应是成王刚摄位时的事,故成王前就有楚了,而且当是一个“南国”中不怕成王报复的“大邦”(参柝出土昭王时的金文《中方鼎》和《中鬳瓦》)。
第三,周原出土甲骨载:“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学者多认为这是文王时的记载(评译:当由西夷文字绎来,武大罗運环教授把“楚子”译作“楚人”当确,见其著《楚国八百年》武大出版社1992)记明文王时就有楚国了。
第四,《诗.商颂.殷武》:“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荆之旅。”说商代中期就有需“奋伐”的楚国了(评:此诗作者把楚称为荆或荆楚。但不必尽伩此说,因为这是“颂”扬,与《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演来熊绎“事康王”或为成王封“以子男”相类似)。
第五,商甲骨文卜辞:“贞.殷贞,从王伐荆”说明商代中期就有“荆”,故当代学者多认为,大慨在商、周交替之际荆又称“楚”,有时合称“荆楚”,出土周初一些金文如《过伯簋选》、《獃御簋》等之载,就是证明。
如上第一至第五,有的只是弧说、弧证,而弧证是不能“断案”的。但从上述五点综合来看,成王之前就存在一个楚(荆)国了,这是无疑的。否则,成王封熊“以子男”始建楚与成王刚摄位时周公旦就“奔楚”逃死之说就自相矛盾(故《楚世家》无周公“奔楚”之裁)这种矛盾也说明:所谓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是改《左传》之载而来。
需提及的是,有学者说:周公“奔楚”是奔楚丘,故为“妄说”,“奔楚”实际是“伐楚、征楚”(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p103武汉大学出版1988) 。此论笔者不敢苟同,且不说这个“妄说”与“伐楚、征楚”有何关系(又据什么),但“楚丘”有两个,一个在今河南,一个在今山东,均是成王时的诸侯之地(至少很近),而且均是长有楚木的“丘”,若真是“奔楚丘”的话,周的诸侯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必会捉拿周公,献给成王。以仁义和英明著称(于典)的同公旦会这样儍吗?原来持此论者把成王封熊译“以子男”当作伩史了,而不对此说的来源于以考柝,更是对北方古籍所体现的正统思想和民族至上思想缺乏辨证。其实,楚先熊绎“事康王”也好,或为成王所“封”也罢,均是由《诗经.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演绎而来。这种由《尚书》、《诗经》乃至《左传》之载演出的所谓“历史”,并不少见。
《左传》所载的灵王“求鼎以分”之说,也非史实。因为第一,据考古金文载,早在西周初期,楚国就有大量令西周王朝掠夺之“金(指铜)”,从辨证观点看,楚既有令周初王朝垂涎的大量之铜,就必有鼎等生活用具和足够的武器,这正是周公旦“奔楚”避祸和周召王三次伐楚、最终战败而亡的实力基础。尽管考古学上周初楚鼎几无发现,这当与当时楚国执行着一条勤俭建国、禁止铜器陪葬有关。何况西周初期楚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哪里?至今说不清楚(所以有甚多与尧舜说有关的“丹阳”说,而尧、舜实无其人其事,见下章考辨)。
据考古,商时代的楚地就有大形鼎器了,何况周代乎?第二,《史记.楚世家》载,楚灵王的曾祖父庄王曰:“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不仅与“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庄王实力相符,而且与考古学发现相符。第三,《左传》中有关“求鼎以分”的君臣对话(《楚世家》为君仆对话)是在旁晚时分雨雪中下马漫步时的对话,对此对话内容谁能知晓?(故《楚世家》不载对话的环境背景)谁能用鸟书或篆书现场记录?而且这些对话必为先尹伐郑时,因城门不开只得“楚言而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楚言对话,对此谁能听懂?谁翻绎为北方学者为《左传》中的“雅言”?第四,“灵王求鼎”中的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这显然是据《国语.郑语1》中的何谓史伯之曰即:祝融八姓中的“(己姓)昆吾为夏伯矣”而来,这也说明“灵王求鼎”中所谓灵王此曰,也是参照史伯之曰,编造而来。在史伯之曰中,亦有《书.尧典》中尧、舜及其臣僚伯夷、伯翳(伯益)之说,然周大夫史伯是元前八百年前的历史人物,这时儒学还远未形成,何来《尧典》之载?因此所谓的史伯曰,实为汉初《尧典》之后的某儒家之编曰,这同“灵王求鼎”中的所谓灵王“曰”和对“曰”一模一样,所以说儒家“善假托”善编故事传说和伪史。
因此“灵王求鼎”并非史实,从表面上看说的是灵王“志小天下”,贬楚灵王“志小天下”(见《楚世家》最后一段),贬楚初“荜路蓝蒌,以处草莽”、“惟桃弧荆矢”(评:真是这样,周公旦怎会“奔楚”避祸?同初“伐楚”何能“俘金”?所以说“贬”。)
而实际上是对“非我族也”(《左传》)的楚初历史不了觧的条件下,对楚国、楚人的歧视和偏见。所以,“灵王求鼎以分”其实是某个北方学者(当为儒家)所编造的一个褒周贬楚性历史故事。此故事至今影响甚大,以致不少专家、学者把楚灵王“求鼎以分”中的对话内容(一家之编言) ,如所谓楚尹子革曰:“吾先熊绎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当作伩史,并“发捍”其说,因均把楚当作周封的诸侯国了。笔者认为这至少对此文缺乏辨析,有奌食古不化(古人难勉)。
但《左传》也孕育了楚为诸侯(子男)的刍形:一是齐桓公伐楚的理由之一是“苞茅不贡”(《传.僖公四年》) ;二是托楚尹之口,说什么“至于文、武(二王),土不过同”(《传.昭公二十四年》) 。如前考辨,楚既不是所谓周成王所封的“诸侯”(子男)国,《左传》编说者有什么依据说:一个“土不过同”春秋初期的楚国,需要向周王进贡?当然,独立国家间互送礼物是有的,古、今为如此,但都不能说是“进贡”(只有属国和附庸国才“进贡”)。楚地用于缩酒的青茅也甚多(周都之南也当有),周初王朝若需要的话,楚君可派人送来,但絕非是进贡。
发表于 2018-11-17 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没看过这种文章,头一次看,但是与我理解的古代中国民族融合历程基本一致,三祖融合方成为华夏。
发表于 2018-11-17 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但这类文章,也要区分九黎、三苗、苗蛮与当代苗瑶的关系,不同时代,包含的人群是不同的。苗蛮之楚人大都是汉族了,中原的九黎之民早已成为了华夏。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8 21:51 | 显示全部楼层
《左传》中这类经不起考辨的或自相矛盾的所谓“记事”、“记言”特别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学者常你摘一言、我取相反一语,作不同观点的“百家争鸣”,均不于以多学科辨证,笔者认为,这种食古不化的“研究”古史方法要不得。
楚地出现需向王室进贡的诸侯国,始作俑者是“上世之书”即《尚书.尧典》和《禹贡》的编撰者。所以《尧典》有舜帝东西南北“四巡守”之载,《禹贡》中的荆州贡物甚多,其中就有“菁茅”之贡。《禹贡》说:“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这里的民族就是《尧典》中所说的“三苗” ,亦即苗民被“遏绝”后再改称的“蛮夷”(荆蛮)。因此所谓向尧舜禹进“菁茅”等贡物的只能是三苗国及其后的蛮夷国。然而,在所谓尧舜禹时代(虞时),根本不存在“蛮夷猾夏,冠贼奸宄。”(《书.尧典》)的“蛮夷”和禹治水时唯有“苗顽勿即功”(《书.皋陶谟》)的“苗顽” 之国(即三苗国)因为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尚未形成国家,何有诸侯进贡?《国语.晋语》说“楚为荆蛮”,意即楚国的民族就是荆州的“蛮夷”,因此《禹贡》中所说的“荆州”之国即“蛮夷”之国的进贡,演绎出楚向周王朝进贡“苞茅”的神话。也许又有人强辯说:“菁茅与苞茅不是两种不同的茅科植物吗?”是不是同样的“茅”笔者不知(但当同),但笔者当知的是;《左传》、《国说》中所说“茅贡”绝不能写作“菁茅”,否则这就更客易泄露出楚贡之茅源自《书.禹贡》之说的秘密。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所谓楚沈尹戍曰:“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所谓“土不过同”言土很小,如“子、男(之田)五十里”(《礼记.王制》)。所谓的沈尹之曰,不能成立,因为仅据《左传》载,楚武王一登上春秋的历史舞台,就以“蔡侯,郑伯(一个侯爵一个伯爵)会于邓,始惧楚也。”(《左传.桓公二年》)的春秋始霸面貌出现,此后又“侵隨”。而至文王时,文王“伐申”、“伐郑(伯侯)”、“黄人不归楚贡”又“伐黄”(《僖公十一年》)。这些,均与“土不过同”的最小爵位不相称,更与西周初其周公旦“奔楚”逃死,和周昭王三伐荆楚、丧其“六师”、最后昭王“殒命汉水”之载,矛盾极大。因为早在西周初期,楚国就是一个大邦了,这有出土金文《中鬳瓦》作证,《中鬳瓦》记:“王令中先省(访)南国,…令曰‘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而这个“南国”里的这个“大邦”,非楚莫属(小邦有“庸”、“巴”…等国)。也许有学者会说,这个“南国”中的“大邦”不是楚,而是荆,因为“荆具荆,楚是楚”,然此论不能成立(详见下篇析辨),既然“荆”才是一个“大邦”,为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毫无一丝一缕之伩息?殊不知在楚郢都不远出土的《包山竹简》中就把楚君称作“荆王”。
原来,持此论者把《史记.楚世家》开篇之载即: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熊绎建楚时“僻在荆山,筚路篮缕,以处草莽”等,视若“圣言”下的伩史了,根本不作全方位考辨(包括依者创作思想)。其实,这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正统创作思想所致,在《史记》中“诸夏”也好,“夷国也”(如楚、秦、吴、越等)也罢,均为黄帝之裔或尧、舜、禹之后,而且多为周王室的“王臣”,楚国更不例外。楚,从《尚书》之《尧典》、《禹贡》到《左传》再到《史记.楚世家》,由黄帝至尧舜、最后至周王,由远古楚地的“绪侯”国,至周代具体化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中地位最低的“子男”国,这个“正统化”过程算是由《史记》完成了。“正”必克“邪”,“邪”必“正”统,作为“邪恶”的一方,从蚩尤(炎帝贬化而来)到三苗再到蛮夷,都被“克”而“服正”了,表面上是指楚人的先民,乃至蛮夷,实质上都是针对楚国,影射楚国,所以说正统思想下的正统史观,完全扭曲了楚史。
由于正统思想与现实的不符,所以所载常常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例如除上面《左传》所载的考析外,又如《史记.楚世家》相关之载。
《楚世家》一方面说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而《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和《蒙恬列传》又説,周成王刚摄位时周公旦因惧怕迫害而“奔楚”避祸,这当源自《左传.昭公七年》之载,故不载入《楚世家》中。这就是说在成王封熊绎为“子男”之前,就存在一个周公旦逃亡所到的楚国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又如,《楚世家》一方面说:为黄帝之裔的穴能其后“中微”(中断之意)而“弗能记其世”了,而另一方面又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这是依握什么?因为季连是穴熊的“祖父” ,看来司马迁也难作这无米之炊。
也有学者认为:“楚人建国于江汉流域,那本是苗蛮集团的根据地。”此言当确;但又认为楚王自称“吾蛮夷也”这是“变服从俗”的结果,因此“楚国族源”有“双重姓”(李干、夏湪《变服从俗--试论楚国族源的双重性》张正明主編《荆楚族源通议》湖北楚史研究会1983年论文集)此论就大错了,究其原因是对《楚世家》开篇之载,即把楚祖高辛、祝融等糅入黄帝世系、以及所谓楚先鬻熊“事文王”和成王封熊绎“以子男”等缺乏辨证和考辨所致,把《史记》之载当成圣言了。因此,如前考辨,楚民族族源只有一重性(即苗蛮性)而绝无双重性。
因此《史记》至最早的“上世之书”即《尚书》,都不是“圣书” 。其实所谓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见<编后语>)。若我们思想仍固化在两千年前的《尚书》至《史记》成书时代,站在古人(北方学者)立场、点位上以古论古,则对传统主流文化及其形成的历史观于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直”,就成为一句假话、大话、空话,与学者风範极不相容。著名楚学家张正明先生在其主编《楚史》中,对《史记.楚世家》开篇之载和《史记.五帝本纪》以科学眼光作出正确评价,他说:“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神界就得有一个统一的世糸。原来毫不沾亲带故的许多古帝,被编派进一个家族的世系中去了,而且做的一本正经,煞有其事。无论高攀的、俯就的、强拉硬扯的,都得其所哉,谁也不会提出抗议的。”(张正明主编《楚史》p6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说的一针见血!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至今曰,作为“苗裔”(实为“楚裔”)必当提出“抗议”,因为它羞化了楚的先祖(因蚩尤是从炎帝羞化而来见第二章第二篇考柝),掩埋了楚的族源和苗族史。
(二)
自我民族自上、自大的陕隘民族主义,以及与此伴生民族歧视、偏见乃至仇视。
后者与前者是相補相成的,若认为成书于古代的北方古籍,能体现民族平等和团结亙助思想,这恐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民族思想在儒家、墨家正所编著的古籍中体现的最为充分,最为强烈。正统思想和正统思想下形成的正统史观,就是在这个自我民族至上至大的民族思想下形成的。正统思想与民族思想相结合,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一元论、中国文明源头在黄河的历史文化根源;这也是“楚虽大,非我族也(指先秦华夏族)”的被儒家斥为“不可教纠,不知语言”、“傲很明德,以乱天常”的楚书《梼机》,从我国历史中灭绝的根本原因。当代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古代文明及其文明源头是多元的。同黄河文明一样,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直到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的强大和文明并不次于地处黄河中游的“诸夏”,且在很多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诸夏均被“夷国也”的秦和楚所灭)。因此,长江与黄河从古代至远古,都是孕育中国大地古代直至远古文明的母亲河和父亲河,没有父母的结合就没有中国古代文明。
“子”是小辈之意。《左传.僖公二十七年》释《春秋》中杞子之“子”说:“用夷礼,故曰子。”显然,这是对“诸夏”周围“非我族也”的歧视。
据《左传》《国语》和《史记》所载,在“诸夏”与“四夷”的关系中,唯有与楚的矛盾最为尖锐,故《左传》多称以楚王、楚贵族为代表的楚国楚人为“楚子”(《春秋》多称为“楚人” 或荆或楚))所以说,《左传》撰編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参见下)。《左传》和《国语.鲁语》均有楚“贡”之说,后《史记.楚世家》具体化为“子男”国了,这均因为“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戎、狄是膺,荆、舒(指准夷群舒,笔者注)是惩。”(《诗.大雅.閟宫》),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正是民族歧视乃至仇视的民族至上至大思想总的表述,在儒家名典《尚书》和《诗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何谓“德”和“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左传.成公十六年》)这里的“正”是个动词,不是正统的“正”(名词)。“邪”者是谁?最大的“邪”当是蚩尤和三苗(又称有苗)及三苗之民“苗民”,其次是“蛮”和“蛮荆”。黄帝擒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是“正邪”的杰作(司马迁倾向儒家,笔者注),尧舜流殛三苗、鲧、驩兜、共工等“四罪”(《尚书.尧典》),是“刑以正邪”的代表。儒家于《尚书.尧典》中把三苗及其“之君”流和殛(杀)于边土后,尚不满意,于是在后来《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又把三苗及其君等“四罪”,化作邪性更大的梼杌、饕餮等“四凶”,从而“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由歧视发展到仇视了。由仇视转为大骂,《书.皋陶谟》载,禹在治水中“各迪有功”只有“苗顽勿即功”,《诗.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墨子.兼爱下》:“蠢兹有苗,天用以伐。”,用上“顽”、“蠢”之词这不是骂吗?。皇帝(后人世化衍作黄帝) “遇绝苗民”使之“无世在下”(《尚书.呂刑》) 这种胡说八道,可以说是痛骂了。
应于指出的是,古代北方学者所编写的古籍中体现的对蚩尤和苗、蛮的歧视乃至仇视,实质上是针对楚人和楚国的。《书.尧典》载,舜曰:“蛮夷猾(犯)夏,寇贼奸宄。”意即蛮夷侵犯诸夏,抢夺杀人。但史前哪有“蛮夷”和“夏”称?《左传》编撰者心知肚明:“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从上文和全文看“蛮夷猾夏”是指楚猾夏,就是其证;蚩尤由南方之帝“炎帝”贬化而来(于第二章第二篇考辨),“苗民”被皇帝“遏絕”后改称为“蛮”均是其证;《国语》:“楚为荆蛮”等说(见下篇)更是其证。故“三苗”、“蛮夷”都是指楚人,歧蛮仇苗的实质就是歧楚仇楚。鲁迅也客气地指出:《书》、《诗》有“激楚之辞”。为什么歧楚仇楚。?主要因为:
<一> 如《诗经》所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即楚国不断侵犯诸夏“训及诸夏” ,“周祸也”之故。<二>《孟子》载:“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呂氏春秋.召类》亦载:“舜劫苗民,更易其俗。”,因伩鬼神、重祭祀以及楚上层又好老、庄之学所致也。(三)歧苗仇楚尤以儒家和墨家之学最为突出,当因灭鲁、灭宋者,皆楚也(这也证明:《尚书.尧典》、《墨子》、《左传》等均为秦“书同文”后汉初时的北方学者所撰编)。所以,朱芳圃先生说的很客观:“先民对殊俗异教之部族,常怀深悪痛绝之情绪。”(朱遗著《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中州出版社1982)。
自苗民被“皇帝”(上帝)“遏绝”而“无世在下”后,古籍中夏、商、周再也没有“苗民”的史迹所载了,周代“苗民”就改称为“髳”和“蛮”,实指荆楚。具有戏剧午台色彩的《尚书.牧誓》载,助周灭商有个称为“髳”的方国队伍,“髳”当是“苗”的借音,当是指楚(荆)。我们不必相信武王的“誓辞”这是儒家依据传说所编,仅可相信武王可能联合一些方国和部落与商决战牧野。据司马迁说《尚书》为孔子选編,而笔者认为其中有些篇章当为“书同文”后的汉初学者编著。据说孔安国献出一部古文《尚书》,但于史无证,因此“以遂其志之思也”的《尚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不一定是孔子汇选,这正如司马迁说《国语》、《左传》为左丘明所著而实际不是一样。据经最近最新报导,所谓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见<编后语>)证明笔者观点是对的。经究研,当代学者多认为《左传》并非左氏所著(见《辞海》“左传”释)而《国语》则是甚多不同风格和文彩作品的汇编。一些著名之论和之著打着名人旗号,在古说中并不少见,如《鬻子》一书和“伏牺造八卦”之论等就是如此,因为鬻子(鬻熊)和伏牺在北方文化中均是“历史人物”,而实际均是楚地神活传说中的神灵。自汉武“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国学占领上层建筑,在《四书五经》的教育下,“苗民”被儒家糅作其伦理的对立面,由楚蛮复称而来的苗民倍受各代封建王朝的欺压和歧视,从东汉初期至清起义不断,但终被残酷镇压,苗人牺牲无数,苗区荒凉百里。儒家对频频北伐的楚国之仇恨,发泄到由“蛮”复称的苗民身上,导致苗民频频起义中频频失败;而频频失败中又导致频频迁移(直至东南亚),而每次迁移对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疑都是一种极大的催残和破坏!苗民可谓是苦难最为深重的民族,是儒学的最大受害者。也许当提及的是,在历次镇压苗民起义中有汉族官兵,笔者认为其中当有不少就是早己汉化了的长江中游的“苗裔”(如清代湘军中) 其先祖与苗同族,兄弟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应于指出的是,东汉末期产生的“盘弧生蛮夷”的神话式传说,并非反映所谓的狗图腾崇拜,而是歧视苗蛮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之反映,是从苗民(楚人)先祖“伏羲造人”神活传说演生而来,是人们“喜听”的文化糟粕,详见第三章第一篇中考辨。《左传.昭公元年》就有“蛊虫”、“蛊毒”致人生疾之说(但与楚无关),大概至明、清,恐怕唯有苗人以“会放蛊”著称,从而人们畏而远之,汉人有疾者则诬之。此说当出自文人之口,有些苗人也顺之“神奇”(就如相伩盘伏说一样)其实苗中没有蛊,因此“苗人放蛊“说当是传统歧苗文化之反映(当然毒虫各族之地均有,但这与唯“苗人放蛊”说,意含不同)。
笔者认为,儒学有很多治国思想是对的,作为精华应于吸收,但儒学主张守旧,思想保守,在民族、妇女和劳动人民问题上,其立场、思想是反动的,正如楚学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即“轻贱”之义(《辞海》释)。尽管有时高谈“仁者爱人”,“遏绝苗民”,连孔子也“为政必霸”杀了不同政见者(《史记.孔子世家》)这也是“仁”吗?因此对待儒学必须一分为二,决不能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还应提及的是:古代北方学者(主要为儒家)的民族至上至大思想和由此伴存的民族偏见、歧视有两千年左右的优久历史,这种中国古代文明一元论思想,不仅至今对文史界影响甚大,而且对考古学界也有甚大影响,他们均把“四夷”的古代至远古的多元文明,统统归结于中原。例如,有学者说“楚人由中原南下” 而来,是南下的楚人开发、开化南方的“蛮荒之地”, “把北方文明带到南方” (见张正明主编《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而且又仅据“有等差”的某地楚墓所发见的倍葬品,结论说:在西周与东州交替之际“楚国尚“在阶级社会的门槛上”,也就是说西周时代楚国尚处原始社会,并以此论为其著之一节(见张正明主编《楚史》)由此看来,“由中原南下”的楚人把北方文明带到南方来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己开发、开化了三百多年!
其实, 西周时代楚国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此论完全不能成立。第一,仅据典籍载(众所周知,不具体列出了):西周初,周成王在刚摄位时或临摄位前,曾助成王摄政的周公旦因惧成王迫害而“奔楚”避难(《史记》等载),试问:楚若尚处没有专职军队的原始社会,以英明著称的周公旦能“奔楚”吗?当然不能。成王之孙周昭王,三次伐楚,“表六师于汉(汉水)”最后于汉水“殒命”。试问:楚若是原始社会,周昭王能“丧六师于汉”和“殒命汉水”吗?当然不能。昭王殒命汉水,北人“讳之也”从而编出各种说法来开脱,而笔者认为当因战中被杀所致。第二,据出土西周初期的金文(应完全可伩)《鼐簋》、《过伯簋》、《獃御簋》等载,周初王朝“伐荆”“伐荆楚”,其目的是为“俘金”(即抢夺青铜笔者注)以“用作饙簋”和“尊彝”,这是史实,试问:周初王朝能到一个原始社会去“浮金”吗?没有阶级、没有专职军队的原始社会能“冶金”而且有令周初王朝垂涎而抢夺之金吗?第三,出土西周初期的金文《中方鼎》和《中鬳瓦》载:“王令中先省南国(“省”访问之义如“省亲”)《中鬳瓦》载,“省”的是“南国”中的“小、大邦”。此载完全可伩,“大邦”指“荆楚”(楚国),试问:没有专职军队的原始部落,能维系“大邦”吗?
绝对不能。
第四,在阶级社会中,墓和墓中倍葬物都有“等差”,只是程度不同而己。假若没有“等差”,那当是原始社会了(若有倍葬习俗)。据考古,能判定为西周初期楚墓倍葬品的青铜器“几无所见”,是否也可判定楚国也“尚处原始社会”?当然不能。因为:<1>如上各条之考辨。<2>楚既有不少的“金”(青铜),就必有铜制器具,更必有铜制兵器,这是无疑的。但之所以考古学“几无所见”,一是因为当时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哪里,至今没人能说的请楚;而且“几无所见”并不等于没有;就是没有也不是真的没有。二是对当时楚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不了觧。而笔者认为,在西周初期很长一段时期内,楚国执行着一条“勤则不匱”的严禁铜器倍葬、提倡费旧铜器回收利用的勤俭建国路线,并形成长期民风,《左传》载,至蚡冒、若傲时仍以“筚路蓝缕”、“勤则不匮”的精神立国,当是这条路线的反映。禁止用铜器倍葬,在我国一些封建王朝中也有这种规定(如汉初) 。
第五,众所周知,先秦时代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的两大相邻民族(苗蛮与华夏,楚与“诸夏”)并没有明确而固定的地理分界綫,尤其在边境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上古以来,文化上存在相亙交流、渗透和吸收,是无可怀疑的。从社会学和辨证观点看,不可能一个民族自夏代起步入了阶级社会,而另一个资源比自己丰富的民族,却千年后才开始跨入阶级初会。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两大民族从夏至西周时代,“老死不相枉来”。
上述五点考辨,尤其是据考古考辨,所谓两周交替之际楚国才开始跨入阶级社会的论点,完全不能成立,这是毫无疑义的。笔者所列的依据,《楚史》编撰者必也熟知,但作为湖北楚学权威部门所出的大著,为何主要依据有“等差”的倍葬品,就得出如此重大结纶?这不得不令人深思!笔者拜读权威《楚史》,得确受益匪浅,但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不少问题,皆因源自儒家的古代难勉存在的民族歧视和偏见所致。这不应是当代治学治史之学风。笔者曾在某次楚学研讨会上作了有关观点的发言,会后登门请教某楚学权威,因不在,只好与其夫人(相关教授)交谈,其夫人说:这本书一要通过集体讨论,二要经过今领导审批。阿,原来如此,传统的民族偏见何时休?但笔者认为,不能把问题推给别人,推给领导,关鍵还是在于自己。遗憾的是:不少的个人专著、专论也是如此,为己而“曲学阿世”之风,并不少见。
源自古代北方学者的“中原文明一元论”和所孽生的民族歧视和偏见,不仅对某些当代文史界影响甚大,而且对某些考古界也有重大影响。例如,有些考古学者,依据南方出土文物含有北方文化因子(如abc三因子中的a因子)就结论说:南北文化是由北方文化带来。这些观点太偏面了。因为第一,也可以这样认为:北方文化abc是吸收南方文化因子a后发展而来。但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偏面,似都带有地方主义色彩或民族主义色彩。
第二,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游的两大相邻民族,并没有长期而明确的地理分界线,且相距不是很远,因此其间文化上的相亙交流和渗透必然古来存在。例如,据考古,距今五千年右左的江汉地区的掘家岺文化,曾深入渗透至黄河中游南岸(今郑州北花园口)中原的仰韶文化也增深入渗透至江汉地。至商、周时代,文化上的相亙惨透必将更为强烈强烈,但并不改蛮两域民族的文化主流和特质。但在一定短的时期内,在局部地区的人中,由于审美观变化,从而在某些方面可能百分之百地吸收外族文化,即化外来文化为自己文化。这种情况必然存在,古今如此。
第三,各民族文化,既有异性,也有同性,例如地下出土的古代欧州器物有四脚或三脚,我国也如此,但我们不能据认为这也是我国带来的、从而“开化”了欧州文明;就是在某些方面只有同性,我们也应全面分析和论证,因为这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源流和荣誉问题,而不能武断下结论。因此,这类主观臆断,似有曲学阿世之闲。又例如,江西省中部的所谓“殷商大墓”似乎应该有新的评说,因为我们不能认为一个西装革覆的中国人就是“西方人” 。也许“殷商大墓”说是据《诗经.商颂》:“达玻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楚之旅。”而来,但笔者认为,这是“颂”而不是“记”,连倾向儒家的司马迁也不相伩,故《史记.殷本纪》中也没有载述,从而是个孤证,弧征是不能作据的。而且从殷商之都(今河南省中北部地区)到江西“殷商大墓”处相距两千多里(市里,直线距离),其间千山万水,在无骑兵和有力后勤支援的条件下,商之旅要达到江西中部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性非常之小,除非商之旅也有红军长征的精神,这可能吗?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商武丁“伐楚”的目的是了大量“俘金”(金即铜),为了创造铜器文明之史命,不昔代价“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楚之旅”,以当今红年长征精神,步行数千里,渡过长江,打败了某些地方之旅(军队),夺得一些铜(金)后就走(而不是占领,也无力占领,更无力统一南北)这是可能的。建议考古学界用当代科学手段(如碳14和遗传学)证明之,以证明我们的先民在创造南北铜器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性。
但据商甲骨文载,确有商“伐荆”并擄人为奴之事,这种“深入”只能“深入”至商界较远处,打败一些地方楚旅,夺了一些铜和抢了一些人后就走。但最远当在长江北岸的湖北之境而止。真是“衰楚之族”的活,那么我国早在商代武丁时,就当南北大一统了,但史实并非如此,因为殷商社会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土等都远未成熟的奴隶社会。同周昭王一样,殷商也多次“伐荆”,其中有胜有败。胜则夺得一些物质,并掳荆民为奴(据甲骨文载);败则可能全军不还,甲文卜辞:“庚申贞:雀亡祸南土卤事”(李干夏浸《卜辞中南方宴史料偶拾》张正明主编《楚史丛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当是南证不还之反映,“雀”当是受命南证的贵族。殷商甲骨文约4500字,能破译的仅五分之一。据学者最新研究,若用苗语破译甲骨文,不少破译当比用汉文化破译的更为合理(麻荣远龙晓飞 周纯祿 龙文玉著《苗汉语的历史比较》湖南师大出版社2001)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殷商为北上“苗民”所建。此论的依据当比仅据《诗.商颂.殷武》所云到了江西或湖南中部之论,更为有力(因《诗》仅为学者所作)但笔者汉为,此论的依据尚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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