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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kongshibei

商朝人的种系和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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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7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从<偃师商城>报告再看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年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上归纳和分析,肯定有不完备、不周全之处,甚至不排除有与实际不完全契合的地方,但它毕竟是将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得出的结果,距离基本事实,应不会相差太多。

如果上述论断基本可靠,那么以《偃师商城》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偃师商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郑州商城三者年代关系与性质的讨论,的确是该画一个句号了。但不是我看到《偃师商城》报告之前所想像的那样,即: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偃师商城早于郑州商城。而是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之后,晚于郑州商城。它的始建并不与商灭夏的政权更迭同步。”
发表于 2019-2-27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该论文出自1989年第3期 《史学月刊》。
发表于 2019-2-27 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的观点

1:文献中关于桀以前夏商两族接触的记载虽然极少,可有关桀与汤接触的记载却相当丰富。因此,可以认为夏商两族广泛的接触开始于夏代末期。至于两族接触的内容,主要是汤伐桀及夏亡商兴的过程。这些内容不仅屡见于先秦及汉代文献,而且在春秋金文中也有记载。以下仅谈两个可以说明夏商地域的问题。

第一,关于成汤伐夏的路线。谈到汤伐夏的路线,大家常引录《诗·商颂·长发》所言“ 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一条,认为汤征伐的先后次序是韦——顾——昆吾——夏桀。这一路线反应了夏亡前夏商两族的位置。
发表于 2019-2-27 16:26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的观点

2:韦,亦作豕韦。其地望文献所见无异说,都以为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之故韦城。

顾有二说:其一在河南范县,如《元和郡县图志》范县条云“ 故顾城在县东二十八里,夏之故国也” 。其二认为在河南原武即《左传》郑地屡见之扈,卜辞又作雇。是乙、辛时征人方经过的地方,其地滨于河。

昆吾,名昆吾之地颇多,如山西、陕西、新疆皆有。但这些昆吾距韦和顾太远,与成汤征伐者无关。成汤所伐之昆吾有两种意见:一在卫境,即今河南濮阳。见《左传》及杜注、《世本》等。二在郑境,即“旧许” 之地,在今河南新郑附近。见《左传》及杜注、《路史》等。
发表于 2019-2-27 1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的观点

3:顾和昆吾,据《国语· 郑语》所记,昆吾为夏与国,因此他应该位于夏的中心地区豫西周围。另外,《国语·郑语》又说昆吾和顾、苏、温、董同属己姓,这表明后四者也可能是夏与国,在分布地域上也应该与豫西毗邻,而且彼此之间不会相距很远。苏、温地望可知,均在温县一带。范县之顾和濮阳之昆吾距温县都较远,而原武和新郑距温县较近,且地邻豫西。所以顾在原武,昆吾在新郑是合理的。此二者均在韦地之南。
发表于 2019-2-27 16:4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的观点

4:从军事角度分析,成汤的征伐,应是向夏的腹地步步逼近。若顾和昆吾在韦地东北的范县和濮阳,则反而距夏越来越远;若在原武和新郑,则恰好距夏越来越近。也说明顾在原武,昆吾在新郑更为合理。

韦、顾、昆吾的地望既已确定,则成汤灭夏的路线亦不言自明。他虽然是自北而南先渡河(古)占领滑县(韦),再南下攻取原武(顾),继之又南下攻取新郑(昆吾),最后折而向西,直取夏桀。这一征伐路线表明灭夏前商族活动中心,应在韦地之北的豫北和冀中南一带,而不在豫东和鲁西南地区。
发表于 2019-2-28 07: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9-2-28 08:25 编辑

刘绪的观点

5:第二,关于夏王朝的东北界至。《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说东为河济,北为羊肠。据我们考证(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商夏文化》),河济是指河济相交之处或距相交处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夏的东界大约可从今河南荣阳、武陟间起往东沿河而下一段距离。由于这段河水在济水之北,自然在这一带夏域北不逾河。

羊肠是南起河南沁阳(怀)之太行山口,往北经山西晋城、壶关,抵达黎城和河北涉县的一条阪道。如果把河济和羊肠相连,做为夏王朝的东北界至,则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的河南省北部正在界外。这与上述该地区未见夏人足迹以及汤伐夏从这里出发的结论均相符合。看来夏王朝的东北界至河济羊肠主要是对夏和有易等族而言的。

总之,以上两个问题都说明在夏代末期,夏商二族有着各自的占领地域,其中商族占领着古黄河以北,太行山羊肠以东的地区。
发表于 2019-2-28 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的观点

6:结语
通过以上对夏代各部族关系和分布的论述得知,在桀以前,和夏有关系的部族分布在夏王朝东方古黄河以南的范围内,其中尤以鲁西南和豫东最为集中。但在这些部族中不见商族。可是,按照学术界最流行的说法商族早在相土之时就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并成为最强大的部族。根据夏、商世数排定,相土以前的商族约与少康以前的夏王朝同时。

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一阶段正是夏和东方各族斗争激烈的时期。如此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山东和豫东一带既是商族的统辖区,又是伯益、有扈、穷寒等族的占领地,而且还是夏后相等人的流亡之处。商族和这些强大的部族在同一地区共存和相遇,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或有所交往。可史实却不然,在夏与本地区各部族频繁的接触中,于桀以前根本不见商族,也不见商族以及和商有关系的部族与本地区各部族间的接触,显然,商族起源山东和豫东之说与史实形成了难以解释的矛盾。
发表于 2019-2-28 08:24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绪的观点

7:结语
其实,早期商族的活动范围在古黄河以北的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附近。若仔细分析一下前人对商先公八迁之地的考证,就会发现诸说涉及的地点也以这一地区最多。如蕃在平山;商或商丘在漳南;砥石在隆平宁晋间;殷在安阳等等,这当然不是巧合。同时,成汤伐夏的路线和夏王朝的东北界至也说明桀以前的商族是这一地区的占有者。

对于商族发样地的探讨,自王国维、傅斯年以来,有不少人进行论述,结论大都不出王、傅之说。其中最普遍的意见认为在山东和豫东地区。本文通过分析夏代的族际关系和各族的分布,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商族的发祥地在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地区。
发表于 2019-2-28 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该论文出自2014年第3期《四川文物》。
发表于 2019-2-28 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1:商代甲骨文所见的杞、曾、六、戈、雇5 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仍保有诸侯的地位者。商代甲骨文中存在夏代诸侯的事实,从一个方面证实夏代是确实存在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
发表于 2019-2-28 09:14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2: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我们发现有5 个诸侯方国与文献记载的夏代诸侯名同,它们应是夏代的诸侯而服于商者。下面对这5 个诸侯方国略作探讨。
(一) 杞
春秋时期的人还知道杞、缯是夏王后裔所建的国,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 “相夺予享。” 公命祀相, 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非卫之罪也。”

相是禹的第五世孙,他曾迁都于春秋时卫国的国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市)。甯武子反对祭祀相而应该由夏王的后裔杞国和鄫国来祭祀他。杞、鄫二国是夏人的后代,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女叔侯说“杞,夏余也”,所以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论语·八佾》)。
发表于 2019-2-28 0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3:(一) 杞
在甲骨文里有杞侯:丁酉卜,口, 贞杞侯口弗其骨凡有疾(《合集》13890, 图一)。这是武丁时期的一片甲骨。此杞侯应是夏人的后裔,与宋是商人的后裔一样,王朝灭亡,胜利者封其后裔为诸侯。

周武王封东楼公于杞的杞地,应是商代杞侯的封地,周武王只是续封而已。杞国的地望,《史记索隐》云:“宋忠曰:‘杞,今陈留雍丘县,盖周封杞居雍丘。’故《地理志》云:‘雍丘县故杞国,周武王封禹后为东楼公’是也。盖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时,杞已迁东国,故左氏隐四年《传》云:‘莒人伐杞,取牟娄。’牟娄者,曹东邑也。僖十四年《传》云:‘杞迁缘陵。’ 《地理志》:‘北海有营陵,淳于公之县。’臣瓒云:‘即春秋缘陵,淳于公之邑。’”营陵即缘陵,地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50 里古城。雍丘地在今河南杞县。
发表于 2019-2-28 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4:(二) 曾
甲骨文中有曾这个地名,应是商时一诸侯国。缯国的缯字甲骨、金文皆作口形,隶写作曾,武丁用兵南方的战事中,曾国军队为商军的左翼:

乙未【卜】, 贞立事【于】南, 右从【我】,中从舆, 左从曾。   (《合集》5504, 图二)。
乙未卜, 贞立事【于南】, 右从我, 【中】从, 左从【曾】。     (《合集》5512)。

两片甲骨上的卜辞同文,但都有残缺,而所缺部分不同,参照两片甲骨上的两条卜辞可互相补上所缺的字,而成一条完整的卜辞:乙未卜, 贞立事于南, 右从我, 中从, 左从曾。
“立事”即“莅事”,此辞中的“事”即戎事、战事,古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丁在南方不会有祭祀活动,故此“事”只可能是戎事。右、中、左是商代军事编制的三师。我、舆、曾是三个诸侯国名(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 年)。李学勤释舆为与(举) 字的古体,谓“与(举) 和曾是商朝南土的两个封国。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角的新野,出土了大量周代的曾国青铜器。与(举) 应在汉东举水流域,卜辞的曾国当在这一范围内”(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 年第2 期)。这次战事当是《诗经·商颂·殷武》中歌颂武丁“奋伐荆楚”的战争。
发表于 2019-2-28 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5:(二) 曾
商朝的封国曾应是夏朝曾国而顺从商者。从出土甲骨文和有铭铜器知,从商到战国,曾国的地望一直在湖北省的西北至河南省南阳地区。《左传》哀公四年,楚谋北方“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曾、缯、鄫三字通用。此缯关应是古曾国北部边境的门户。2011 年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叶家山发现西周早期墓葬群,有墓葬65 座、车马坑1 座。出土青铜器325 件,多座墓里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曾侯”及“曾侯谏”铭文,应是西周早期一处曾国墓地。铜器上的族徽符号有16 种之多,其中有不少是见于商代墓中出土铜器上的,说明此曾侯同商代的一些氏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应是周人胜利后对商代在这里的曾侯的续封(图三)。

甲骨文里商代的曾国应是夏人之后。秦嘉谟辑补《世本》:“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所以河南南阳地区是夏人势力中心之一, 《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 《史记·货殖列传》:
颍川、南阳, 夏人之居也。夏人故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南阳, 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 好事业, 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 故至今谓之“夏人”。

《史记》、《汉书》记载南阳与夏人的关系,说明甲骨文中的曾国,应是商人对夏代曾国的继封,商人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用以稳定被亡了国的夏遗民。
发表于 2019-2-28 16:24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6:(三) 六
六是禹封的一个诸侯国,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封皋陶之后英、六”。六国地在今安徽六安县境,商代六国还存在,甲骨文中有名“六”这个国家(齐文心《“六”为商之方国说》,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 年), 卜辞云:

贞于六。                                   (《合集》8091)。
戊戌卜,口, 贞口祀六来龟三。    ( 《合集》9185、9186, 图四)。

“于六”的“六”是地名。“六来龟”是六向商王朝贡龟。六国在今安徽六安县境,正是产龟之地。商代占卜所使用的龟多由南方地区贡入(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下册,上海书店1990 年)。
发表于 2019-2-28 16:44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7:(四) 戈
戈氏之封,当是在少康以后。戈是夏代寒浞之子殪所居的地方, 《左传》襄公四年“处殪于戈”,后来少康复国,将殪灭掉,夏王遂封其子孙于戈地建立诸侯国,所以司马迁说夏时受封的有戈氏一支。《史记·夏本纪》载戈是夏同姓,当是禹的后裔。商代甲骨文中的“戈方”,当是这一支:

贞惟黄令戈方。二月。  (《合集》8397, 图五)。

甲骨文里称“方”的,大多是异姓国家,是夏代的戈国在商代仍然存在,商代承认其作为治下的一个方国。戈国的土地称为“戈田”:
口寅卜, 王惟戈田省, 无灾。( 《合集》29379)。
商王关心戈国的农业收成,占卜其是否有好收成:
癸亥卜, 王, 戈受年。十二月。( 《合集》8984)。

是戈国同商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戈国的地望在春秋时的宋国和郑国之间, 《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锡。”宋国国都在商丘,郑国国都在新郑,是戈应在今河南省西部地区。
发表于 2019-2-28 17:01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升南的观点

8:(五) 雇
夏所封“有扈氏”的扈,即雇亦即顾,三字音同字通。雇国是汤伐桀时征伐的一个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但汤灭夏后,雇国仍存在,武丁甲骨文中有“雇伯”:

贞呼取雇伯。(《合集》13925 图六)

“取”即趋,“趋雇伯”即是前往雇伯国去。雇国地在今河南原阳县西约60公里,汉时的卷县,《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北,迳卷之扈亭北。’地在黄河南,今郑州西北。雇是一军事要地,汤伐桀这里就是一战场,后世的商王常到雇地。

辛丑卜,行,贞王步自口于雇,无灾。
癸卯卜,行,贞王其步自雇于口,无灾,在八月。在师雇。(《合集》24347)。

在商朝末年征伐人方的途中经过此地,并曾在那里举行祭祀:
癸亥卜,黄,贞王旬无口,在九月。征人方,在雇彝。(《合集》36487)。
发表于 2019-3-1 07:48 | 显示全部楼层
甲骨文中是没有“夏”的,无论是曹定云,还是詹鄞鑫,其论证都有相当多的破绽,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是,虽然甲骨文中没有“夏”,但甲骨文中有杞,有杞侯,如楼上杨升南的论证。同时,商代金文中也有杞妇。
发表于 2019-3-1 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征夷方问题

第一个证据便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索”氏铜器。“索”这个地名就见于征夷方的甲骨卜辞中。现由“索”氏铜器可知,“索”的地望在山东兖州,征夷方时经过了此地。

第二个证据是杞国铜器。征夷方的卜辞里有“杞”这个地名。在文献和古文字材料里,“杞”有两个,一在今天河南的杞县,二在山东新泰。我们认为,征夷方的“杞”在新泰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清末道光、咸丰年间,在新泰出土了写有“杞伯”铭文的青铜器,说明新泰曾是杞国的都城所在。不过,这些铜器的年代在西周后期,时代稍晚。能直接证明新泰在商代也为“杞”地的证据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杞妇卣。根据此卣的形制与花纹判断,其年代当在商末。此卣盖器对铭,一行四字:“亚醜(此字待考),杞妇。”器主系亚醜族氏之女而嫁于杞者。过去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里,曾出土过商代的亚醜族氏的青铜器。商末的杞国与益都的族氏通婚,其地理位置也不能太远,新泰在位置上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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