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蓝海人类学在线 Ryan WEI's Forum of Anthropology

 找回密码
 注册
楼主: W7167N

老子的祖先是谁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hercules 发表于 2019-6-7 17:56
你不能光列对你有利的,也要看看不利的。指挥尧禹伯夷的不会是高辛吧。当然你说这里皇帝不是一代人,是几 ...

能命令重黎的不是颛顼,就是高辛,因为文本中有绝地天通;同时,《吕刑》的文意很清楚,三后指伯夷、禹和稷,能命令这三个的不是尧就是舜。这个我们从《吕刑》中可以看到的。
发表于 2019-6-8 09:14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高辛或颛顼就是尧或者舜?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hercules 发表于 2019-6-8 09:14
所以高辛或颛顼就是尧或者舜?

谁说高辛或颛顼就是尧或者舜了?《吕刑》中说上古事,包含了三个时期,“皇帝”出现了两次,即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这两次所指并不是一个人。
发表于 2019-6-8 09:29 | 显示全部楼层
W7167N 发表于 2019-6-8 09:18
谁说高辛或颛顼就是尧或者舜了?《吕刑》中说上古事,包含了三个时期,“皇帝”出现了两次,即第二个时期 ...

把吕刑上下文有机联系一刀割开,这补得可以。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hercules 发表于 2019-6-8 09:29
把吕刑上下文有机联系一刀割开,这补得可以。

《吕刑》说若古有训,其文意显然指三个时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1: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2:37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2:我们必须明白,殷商的文化的中心虽在今之河南,——周之宋卫(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郼、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殷民族所居。《左传》(《晏子春秋》外篇同)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侯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依《汉书·地理志》及杜预《左传注》,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蒲姑氏(《汉书》作薄姑氏)是殷周之间的诸侯。鲁也是殷人旧地。

《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又定公四年,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丑,众也),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士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所以鲁有许多殷人遗俗,如“亳社”之祀,屡见于《春秋》。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2:44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3:殷民族在东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人数是很多的;虽没有政治势力,他们的文化的潜势力是不可侮视的。孔子说过: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几百年后一个有历史眼光的人的估计,可见周朝的统治者虽有“所损益”,大体上也还是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物。这就是说,“殪戎殷”之后,几百年之中,殷商民族文化终久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

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一切民族都难逃免,我们不用说他。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很有重大的关系。

殷商的知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久征服那战胜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3:01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4: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详下)。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如果《鸿范》是一部可信的书,那么,占卜之法到了殷商的末期已起了大改变,用龟卜和用兽骨卜之法之外,还有用蓍草的筮法,与卜并用。

这种宗教需用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他们在殷人社会里,仍旧受人民的崇敬;而统治的阶级,为了要安定民众,也许还为了他们自己也需要这种有知识技能的人,所以只须那些“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这一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就在那几百年之中,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是那新朝的“士”;“士’是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只是“儒”。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

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材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他们虽然不是新朝的“土”,但在那成周、宋、卫、齐、鲁诸国的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他们要算是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土”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的名称来泛称他们。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4:40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5: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子的远祖正考父的鼎铭,虽然是宋国的三朝佐命大臣的话,已是很可惊异的柔道的人生观了。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前七九九),武公元年当平王六年(前七六五),宣公元年当平王二十四年(前七四七)。他是西历前八世纪前半的人,离周初已有三百多年了。他的鼎铭说: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 ”这是殷民族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教训。儒之古训为柔,岂是偶然的吗? 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士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6:“文王囚居羑里而作《周易》”的说法,也是更后起之说。《系辞》还是猜度的口气,可见得《系辞》以前尚没有文王作《易》的说法。《系辞》的推测作易年代,完全是根据于《易》的内容的一种很明显的人生观,就是“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从第一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到第六十四卦的‘有孚于饮酒,无咎”,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忧危的人生观,教人戒惧修德, 教人谦卑巽顺,其要归在于求“无咎”,在于“履虎尾不咥人”。

《系辞》的作者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推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个观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测《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中。书中称“帝乙归妹”(《泰》五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更可见作者是殷人。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筮书的一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最通用的筮书。《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取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一个现象为题,其中无甚深奥的哲理,而有一些生活常识的观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知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5:0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易经》,殷墟以往在四磨盘、小屯西地、苗圃北地都发现过“易卦”材料。除四磨盘所出为卜骨外,小屯西地和苗圃北地的“易卦”分别刻在陶残片和磨盘上。

而1980年安阳殷墟又发现的“易卦”材料,是目前所见相对最为完整的“易卦”卜甲。它保留了腹甲的大部分,约占原腹甲的四分之三,卜甲正面的三组数字均是“易卦”。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作《说儒》这篇论文时,是没有见到殷墟出土的这些“易卦”材料。由此,胡适说:“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筮书的一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最通用的筮书。”——可谓真知灼见!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7: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用战国晚期荀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第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倨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那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泯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5:48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8:《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自恨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左传》又说,孟僖子将死时,遗命要他的两个儿子何忌与说去跟着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的职业是一个教师,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修是十脡脯,是一种最薄的礼物。《檀弓》有“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竟”的话,可证束修是赠礼。孔子有“博学”“知礼”的名誉,又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故相传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就是他的职业了。

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 他作中都宰时,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见《檀弓》有若的话)。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

《檀弓》记他临死之前七日,对他的弟子子贡说:“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看他的口气,他不但自己临死还自认是殷人,并且还有“天下宗予”的教主思想(看下章)。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5:58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9: 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如盘剥、何忌,南宫适);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了。

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一个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职务。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6:04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10: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但这个广义的,来源甚古的“儒”,怎样变成了孔门学者的私名呢?这固然是孔子个人的伟大成绩,其中也有很重要的历史的原因。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

这个历史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殷商亡国之后,在那几百年中,人数是众多的,潜势力是很广大的,文化是继续存在的。但政治的势力都全在战胜的民族的手里,殷民族的政治中心只有一个包围在“诸姬”的重围里的宋国。宋国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我们看那前八世纪宋国一位三朝佐命的正考父的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这是何等的柔逊谦卑!宋国所以能久存,也许是靠这种相传的柔道。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6:13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11:在那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几百年中,他们好像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养成了一个“救世圣人”的预言,这种预言是亡国民族里常有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弥赛亚”(Messiah)降生救世的悬记,后来引起了耶稣领导的大运动。这种悬记(佛书中所谓“悬记”,即预言)本来只是悬想一个未来的民族英雄起来领导那久受亡国苦痛的民众,做到那复兴民族的大事业。但年代久了,政治复兴的梦想终没有影子,于是这种预言渐渐变换了内容,政治复兴的色彩渐渐变淡了,宗教或文化复兴的意味渐渐加浓了。

犹太民族的“弥赛亚”原来是一个复兴英雄,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世的教主,这是一变;一个狭义的,民族的中兴领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这一变更远大了。我们现在观察殷民族亡国后的历史,似乎他们也曾有过一个民族英雄复兴殷商的悬记,也曾有过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6:24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12:《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将死时,召其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海。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藏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令其将在孔丘乎?”

孟僖子死在阳公二十四年(纪元前五一八),其时孔子已是三十四岁了。如果这种记载是可信的,那就可见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说他是“圣人之后”,并且说他是“圣人之后”的“达者”。(适按,《论语》十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于日,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此可以解释“达者”“达人”的普通意象)。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16:42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观点

13:孟僖子引臧孙纥的话,臧孙纥自己也是当时人称为“圣人”的,《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说: 臧武仲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臧孙纥去国出奔时,孔子只有两岁。他说的“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当然不是为孔丘说的,不过是一种泛论。但他这话也许是受了当时鲁国的殷民族中一种期待圣人出世的预言的暗示。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猜想;但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这句话的涵义是说:“我听外间传说,将要有一位达人起来,叫做孔丘。”这可见他听见了外间民众纷纷说到这个殷商后裔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或圣人;这种传说当然与臧孙纥的预言无关,但看孟僖子的口气,好像民间已有把那个三十多岁的孔丘认做符合某种悬记的话,所以他想到那位不容于各国的圣人臧孙纥的悬记,说,“今其将在孔丘乎?”这就是说:这个预言要应在孔丘身上了。这就是说:民间已传说这个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了,臧孙纥也有过这样的话,现在要应验了。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人类生物学在线 ( 苏ICP备16053048号 )

GMT+8, 2020-2-21 11:27 , Processed in 0.120003 second(s), 14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