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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老子的祖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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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7 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欧美汉学研究之集大成者

  顾立雅一生汉学学养丰厚,虽然他只表示对上古中国历史、哲学和制度方面的研究有所斩获,但实际上他的研究范围却不止于此,而是包含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思想史等多个领域,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类学层面上的专业研究。
      顾立雅著述颇富,主要汉学著作有:《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之诞生》、《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中国治术的起源》、《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中国之诞生》。

     他的学生钱存训对《中国之诞生》有着很高的评价,钱存训在《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教授》一文中这样写道:
“此书是他(顾立雅)在中国留学期间所撰写,根据当时所见资料,对商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作的全面介绍和分析,为最早风行西方的一部中国古代史权威作品。这本书虽是学术性的著述,却是以通俗文笔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目的在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以增进西方人士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
发表于 2019-6-7 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W7167N 发表于 2019-6-7 10:30
接153楼,这个人就是胡适,他的这本书就是《说儒》。


     期待戴批《说儒》~~~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1:49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说儒》(2013年漓江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1:55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的这篇《说儒》,最先于1934年底,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册上刊出。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4:4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中国考古学兴起之前,中国上古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殷人和周人在语言文字和文化上属一个系统,亦即我们常说的属同一个民族,这个谁也不会否认。即使是到现在,如果要准确一点,我们可以说,殷人和建立周王朝之前的一段时间及之后的周人在语言文字和文化上属一个系统。
但是,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出土,学者研究的深入,虽说“殷人和周人在语言文字和文化上属一个系统”仍然成立,但殷人和周人属同一民族的观点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发表于 2019-6-7 14: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是顾立雅的成名作,完成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1932—1936)。顾氏回国后创立了芝加哥大学汉学流派,在欧美汉学史上罕有其匹,而《中国之诞生》,正是顾氏汉学理论在欧美产生重大影响的开始。

    《中国之诞生》全书分为三编:一、考古发现,二、商代,三、周代。各编章节如下:  

    上编:一、甲骨文;二、考古挖掘;三、中国文明起源。

    中编:四、商代都城;五、生活状况;六、手工制品;七、雕刻与青铜器;八、商代社会;九、商代疆域;十、战争;十一、书写系统;十二、商代神祇;十三、卜筮;十四、祭祀。

       下编:十五、周人起源;十六、周克商;十七、政治演进;十八、考古;十九、文学;二十、周代社会;二十一、婚姻;二十二、家庭制度;二十三、生产状况;二十四、娱乐;二十五、宗教;二十六、法律;二十七、官僚阶层;二十八、天命观。  

    顾立雅此书是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全面论述,其最大的特色和优点,是严格参照王国维的“二重考据法”,利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成为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热烈欢迎。

    虽然甲骨在1899年就开始为世所知,但真正对殷墟进行科学挖掘要到1928年。这一年10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安阳挖掘正式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挖掘共15次,掘获甲骨3万余片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最大的成果。这15次挖掘分别由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等学者领导,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领袖。

    顾立雅留学期间曾多次前往安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刚到北京就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学者,而他们正是安阳考古挖掘的主要领导人。这无疑为顾的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
        顾立雅特别有幸参观了1935年春第11次挖掘——侯家庄西北岗第2次挖掘。对此李济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清理了西区4座大墓,揭开了东区411个小墓。大墓深12—13公尺。小墓肯定是牺牲的埋葬,不少小墓中只有头骨或无头躯干,这显然为‘人牲’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大墓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这些墓过去不止一次被盗,所以还没清理到墓底我们就知道不会找到完整的珍品。但我们在隐蔽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以前盗墓者没注意的遗物,就足以使人惊异了。特别珍贵的是那些易腐烂的竹、木纤维等留下的精细痕迹,只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才能描绘出它的轮廓。较有价值的遗物如雕刻的大理石、许多体积大的青铜器和精致的玉器等,这些都不是在原处而是在被盗后墓道的填土中发现的。”(详见李济《安阳》一书)
       这次被李济称为“我们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续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其间吸引了不少学者来参观,包括由傅斯年陪同前来的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
     顾立雅是1935年5月份去侯家庄的,主持这次田野工作的梁思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挖掘出来的头骨的特点,顾立雅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51页)

      离开安阳后,顾立雅又到了开封,参观濬县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1933年,在郭宝钧的主持下,河南省考古队对濬县辛村卫国墓葬进行了两次挖掘,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周代墓葬。郭宝钧的发掘报告直到1936年才发表(题为《濬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但他在顾立雅去参观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和盘托出,让顾立雅获益匪浅。

    结束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后,顾立雅开始利用几次考察所得,结合书面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但论文过于专业,在几位热心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用通俗的笔法写作《中国之诞生》,他后来回忆说前后只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顾的序言写于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6月至7月。5月份的安阳之行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此后不久他就回国任教了。

    《中国之诞生》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也很快看到了。对于他们的反应,顾立雅的学生许倬云(也是早年李济的学生)有如下回忆:“顾立雅非常聪明,他也弄商代历史,曾到北京和董彦老他们几个讨论安阳挖掘的事情,跟着梁思永住在安阳。在那里看了一阵子之后,中文报告还没出来,他英文的简报就已经出来了。他写的这本书The Birth of China,一炮打红,写得实在是好。

发表于 2019-6-7 14:5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新考古学的西洋书,肯定中国殷墟考古的成就。虽然只是一本小书,但是大纲大目都没错,写得很全。但李济老对顾立雅却有意见,他说:‘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
       后来,我回国后跟济老说:‘不能怪人家写得快,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呵呵)’”(《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可见学者之间既有友谊,也有竞争。但无论是友谊还是竞争,都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

    1986年3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开年会,其间特别举行小组讨论会,纪念《中国之诞生》一书出版50周年,并研讨此书对国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81岁高龄的顾立雅应邀发表演讲,他谦虚地说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和他后期的高深作品相比,这本书也许显得有点简单,但它对顾立雅此后的学术发展无疑起到了奠基和确立方向的作用。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还有物质上的收获。他在勤奋研究和写作之余,也留心收集商周古物,除了十数件商周铜器、骨器、蚌器、玉器之外,最重要的收获是43片甲骨。1936年回国时,他将这批甲骨带到了芝加哥大学供教学之用,但在1986年捐献给芝加哥大学美术馆之前,甚少有人知道。20世纪40年代,陈梦家和董作宾这两位著名的甲骨学家曾先后在芝加哥从事学术研究,但在他们的专著里,都未见有关这批甲骨的片言只字。
      1976年,周鸿翔在他的《美国的甲骨收藏》(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没有对顾氏收藏之甲骨作任何记录。1986年顾立雅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甲骨和其他古物捐献后,芝大美术馆曾将这批藏品特别陈列并公开展览,照片后收入《礼仪与崇敬》(Ritual and Reverence: 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一书。无论是看过原件还是图片的学者们发现,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讨论甲骨文一节所附的7张图片(原书22与23页之间)的说明文字需要做一点修订。他在说明中指出“这7片甲骨中除了右下角的一片属于Dr.Cyrus Peake之外,其余均为一未署姓名的私人藏品(the remainder in a private collection)。”现在看来,这6片实际上是顾氏本人在北京时所收集的甲骨的一部分。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4:53 | 显示全部楼层
殷周是“两个系统”之说,最早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其后,徐中舒《殷商文化之蠡测》一文中得到进一步地发挥(徐中舒《殷商文化之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3 分册,1931年4 月)。
徐中舒所说的殷周是“两个民族”,直接影响了胡适和傅斯年。但真正到了胡适的《说儒》刊出,冲击太大了!——“三代王统道统相承之传统的观念到此已完全由动摇而推翻了。”
发表于 2019-6-7 1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理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380页)

     顾立雅早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基本上只使用书面文献,到中国后,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纸上之遗文”和“出土之文物”结合起来,这种二重证据法大大提升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水准。顾立雅说他自己在写作《中国之诞生》商代部分时曾仔细研究过“219份西周金文和113份东周金文” (《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266页)。这样扎实的功夫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曾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这主要得力于毕士博(又作毕安琪,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和李济的牵线搭桥。毕士博是著名的东方考古学家,1915年至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助理的身份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1923年至1927年和1929年至1934年两度作为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代表常驻北京。
       1924年,毕士博在北京见到了回国不久的李济,李济是最早在美国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学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弗利尔艺术馆先是和李济任教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合作,并把山西作为考古挖掘的地点。1928年清华国学院解散后,李济移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于是双方的合作移向殷墟考古。1929年春和同年10月,李济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屯发掘均得到弗利尔艺术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费方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到1930年就中断了。

    毕士博在顾立雅留学北京期间曾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并在《中国之诞生》出版之际应顾立雅之邀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此书是“迄今西方对于青铜时代中国最好和最完整的描述”。(《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9页)
发表于 2019-6-7 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顾立雅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及学生募集基金,开设了纪念讲座。第一年即1995年由顾立雅的得意门生、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主讲。此后每年邀请知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主讲,如吉德炜(David Keightley)、鲁惟一(Michael Loewe)、倪德卫(David Nivison)、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等。2006年芝加哥大学又建立了以顾立雅名字命名的“中国古文字学中心”(Creel Center for Chinese Paleography),以纪念他的学术成就。
发表于 2019-6-7 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W7167N 发表于 2019-6-7 14:43
在中国考古学兴起之前,中国上古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殷人和周人在语言文字和文化上属一个系统,亦即我 ...


   不好意思,打断了楼主正要展开的精彩论述,请继续~~~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5:02 | 显示全部楼层
殷民族“虽然政治上被周征服,但是文化上却同化了西周新民族”,这是理解《说儒》的一把钥匙。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5:13 | 显示全部楼层
1975年,徐中舒发表了《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 期) 。此文不仅运用甲骨文数据支持了胡适所言儒之“职业说”,且证实了胡适“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论点的正确,这也等于否定了郭沫若批驳胡适时所说的“儒”是西周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尽管因年代特殊,未提胡适及其《说儒》,但徐中舒用甲骨文中的新证据,充分肯定了《说儒》的学术价值。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沫若1937年7月20日发表的《借问胡适》(郭沫若《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儒家》,《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20日)及五年后发表的《论儒家的发生》( 郭沫若《论儒家的发生》,《学习生活》第3卷2期,1942年7月20日)。
与冯友兰《原儒墨》(冯友兰《原儒墨》,《清华学报》第10 卷第2期, 1935年4 月)对胡适《说儒》的全盘否定不同,郭沫若虽然话语上颇不客气,却是与《说儒》商榷的。郭沫若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的特长,对《说儒》中证据进行质疑,且提出了诸如殷高宗患上了“不言症”以及《周易》的作者为馯臂子弓等独到论断。但现在看,这些论断已很难获得支持。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6:53 | 显示全部楼层
迄今为止对胡适《说儒》研究,用力最勤、资料收集最全、视野最开阔的一篇论文是1971年王尔敏的《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王尔敏《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代意义》,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2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2版)。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9-6-7 17:04 编辑

王尔敏归纳了《说儒》的七个要点,不仅简单明了,且多为后来者所引用。即:

“其一,根据许慎说文之训儒为柔,而肯定儒是形容柔弱者之代称。
其二,确定儒者是穿戴古时衣冠的文弱之人,而此衣冠实即殷人服制。确定儒者是熟习古礼并传授弟子之人,此类人并多为殷之遗民。
其三,确定儒是殷商亡国后,由于其民族维持殷之文化特色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宗教,此种宗教,正是殷商重视祖先崇拜与丧祭仪节之文化特色。
其四,由于维持殷商之宗教仪节,就需要有特殊训练的祝官,殷亡国后,此类祝官即系维持传授此种知识之人,而形成一种专门相礼治丧的职业。他们在周朝统治下的殷民社会里,一直维持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其五,儒者这门职业的活动,主要在为人治丧相礼,此外即是传授弟子,讲习古礼。故此儒是古代宗教教师之一门职业。
其六,殷民族亡国后,有其复兴民族之宿愿,并有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数百年来,流传下来为其民族思想的中心信仰。这个预言出在《商颂》的《玄鸟》篇。
其七,孔子系应此预言之运会,而成为殷人宗教“儒”之改革圣人,使原有之柔儒谦退精神,一变为刚毅进取意志;使原有之殷民族宗教仪节,进而变为古代中国之思想体系;使原有相礼治丧的职业,进而变为普及教育的宗师。”
 楼主| 发表于 2019-6-7 17:31 | 显示全部楼层
殷民族亡国后,有其复兴民族之宿愿,并有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发表于 2019-6-7 17:56 | 显示全部楼层
W7167N 发表于 2019-6-7 08:43
《尚书·吕刑》中命令重黎的“皇帝”有可能就是高辛。
(1)《楚世家》: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 ...

你不能光列对你有利的,也要看看不利的。指挥尧禹伯夷的不会是高辛吧。当然你说这里皇帝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那就没法说了。就像有人说有几代黄帝几代炎帝的,那都是脑补。
发表于 2019-6-7 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W7167N 发表于 2019-6-2 11:00
那么,为什么孔子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为孔子必须要这样说。孔子周游列国,孔子要伸展抱负,孔子只能这么说。不过,孔子巧妙地给“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加了个前缀,就是“周监于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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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于二代,此话不假,文化传承应该如此。 如此按照圣人的观点,源头还是在夏甚至更早~
 楼主| 发表于 2019-6-8 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hercules 发表于 2019-6-7 17:56
你不能光列对你有利的,也要看看不利的。指挥尧禹伯夷的不会是高辛吧。当然你说这里皇帝不是一代人,是几 ...

怎么能说是光列有利的?文献与考古摆在那儿,并形成了一个链条,因此,我指出了这种“可能”,而你说“不会”。我们不能为辩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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