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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老子的祖先是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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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下,我们看方勇这篇论文的结论部分。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方勇的观点

12:总而言之,庄子是宋国人,其故里在商丘东北数十里的古蒙县,而凡“商丘南说”、“民权说”、“曹县说”、“菏泽说”、“鲁蒙说”、“齐蒙说”、“楚蒙说”、“蒙城说”等等,都是很难成立的。我们据上文的叙述辨析可知,这些说法显然是在唐宋以后才陆续出现的,而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是由于年代久远,尤其是黄河的屡屡泛滥,一些与庄子有关的遗迹早已深埋地下,而真正值得信赖的文献资料又相当匮乏,致使后人便对庄子籍里等问题有了各种说法。

二是由于汉以来行政区的不断更改、侨置,尤其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一带大批士族、文人纷纷向东南迁移,其中一些怀念庄子的人便在新的地方搞了不少庄子祠、庄子钓台、漆园之类的建筑,既给后人增加了辨别真假遗迹的难度,又为喜欢标立新说者提供了论证的“依据”。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方勇的观点

13:三是在隋唐时期,最高统治者大都推崇道家(教),如“(唐高宗)上元二年置漆园监”(《新唐书》卷四十八),“(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旧唐书·玄宗本紀》)。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八载,今安徽定远县东的旧漆园观就是于“唐(中宗)弘道二年敕置”的。又据《乾隆江南通志》卷四十八载,今安徽凤阳县东北的旧开元寺,也叫“庄台寺”,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时所建的。

这样,一批叫做漆园观、庄子台之类的建筑就先后出现了,便让后来的志书编纂者颇有“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之感,而一些怀有地域意识的人则乐于以此来为本地争光。如晚明蒙城县令李时芳就曾特撰《新修庄子祠记》一文,目的就是要“使世知归德、曹濮之漆园皆非其真,而蒙(城)之漆园庶不至为鼓篋者所窃”。他甚至还把“陆应阳著《广舆记》,载漆园在归德小蒙城”说成是“癫狂谬妄曲学”,必尽去之而后快。嗣后,另一任蒙城县令王继贤也曾撰写《古蒙庄子序》一文,以蒙城“犹有漆园在焉”来论证庄子实为蒙城人,而批评那些“以为今之蒙(指蒙城县)非昔之蒙(指先秦古蒙县)”者则为“好事者”。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0:18 | 显示全部楼层
方勇的观点

14:四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普遍盛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风,一些地方领导便死死抓住庄子不放,企图以此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而某些学人甘愿接受他们的利用,则更为荒唐。当然,上述各种说法虽然各持一端,但都是以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准的,无不承认庄子为“蒙人”。那么,司马迁司自己心目中的“蒙”到底指哪儿呢?

今案《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这里在叙述周勃的进军路线时,所提到的丰,在今江苏丰县;砀东,在今安徽砀山县;留,在今江苏沛县;萧,在今安徽萧县;下邑,在今安徽砀山县;虞,在今河南虞城北;魏地,指今河南开封、郑州一带。显然,司马迁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基本上可看成是在一条直线上,那么既处在这条直线上而又离下邑、虞最近的“蒙”,也就自然非商丘东北的“蒙”莫属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庄子者,蒙人也”之“蒙”必指商丘東北的古蒙县无疑。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1:38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为何会有这么多的里籍之争?

方勇所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普遍盛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风,一些地方领导便死死抓住庄子不放,企图以此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而某些学人甘愿接受他们的利用,则更为荒唐。”——这话切中肯綮!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1:45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楼上学者的相关论证可知,庄子是宋人;进一步说,庄子是宋国蒙人;再进一步说,庄子是今河南商丘东北几十里的宋国蒙人,此处于宋国的核心地带。——这是本贴的第一部分。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庄子都是位天才,先秦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本身先秦诸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奇特现象!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2:0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知道,宋为殷后。在另外两个帖子中,介绍的四位,要么是宋人,要么是宋人之后。如晏子是宋穆公的后代,孔子是宋前愍公的后代,墨子是宋桓公的后代,老子是宋戴公的后代。这些晚周诸子之论,遂使中国之思想文化,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2:12 | 显示全部楼层
而这就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在人类史上,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个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我们看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对商周的相关论述。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2:18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1995年商务印书馆)。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的观点

1:青铜时代和商朝的开始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的中东部被蒙古人种所占据,他们经历了新石器时代而进入了青铜时代,学会了怎样建筑设防城市,拥有包括文字在内的文明的主要特征。这些青铜时代人们的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商朝。

过去,学者们曾长期认为商朝几乎纯粹是传说。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发掘证明商朝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发掘出很多制作精致的工艺品。这个文明的年代尚未确断,但其繁荣时期正值公元前1400年。对于出土文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刻辞的非常重要的释读,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历史的形成时期勾划出一副相当完整的图画。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3:54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的观点

2:商民族

商民族在种族上同其征服地区的较早的居民,或者同较晚时期的汉族都没有重大差别。他们的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农耕公社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商朝大概是由一位军事酋长通过征服而建立的,但居民没有大规模的转移。

商民族同南方长江流域的公社——也是农业公社,但较原始——进行贸易,同时,还有防御来自北方和西方的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称之为商的王族主要住地和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位于河南省的北端,在黄河以北大约八十英里(现在的安阳市)。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4:04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的观点

3:经济和社会生活

农业是商民族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他们耕种的工具仍然相当原始。谷物是主要的农作物,除了粟以外,还种植小麦和大麦。狩猎和放牧提供了肉食。很多动物已被饲养,不仅有狗、猪、山羊、绵羊、牛、马和鸡,还有水牛、猴,也许还有象。

狗肉和猪肉是普遍的食物。尽管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但商代社会决不是游牧社会,即使它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然而,甚至在民间传说和文献中都找不到证据。汉族虽然在发展中和蒙古的游牧人非常近似,但他们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殷人,无论是在先商,还是在商王朝,他们都是个农业民族,这一认识,现在已是不疑之论。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王宇信、宋镇豪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殷墟甲骨文中,求年、受年卜辞不仅仅反映了殷人对年成丰收的祈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表明现象,我们还可以透视蕴含在其背后的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在谈到商代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在商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时,许多人认为,三千年前的商代,还处在田猎游牧时代,“商族是使用石器的种族,主要的生产是畜牧业”。然而,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日益深入和考古发掘结果的不断丰富,上述观点愈来愈暴露出其不确之处。不少学者根据大量资料证明,在商代整个社会经济中,农业已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殷人据以立国的基础和根本。这一结论,时至今日已成不疑之说。”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王宇信、宋镇豪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就甲骨文中的求年、受年卜辞而言,其形式与内容也真实地支持了这一结论。从上面我们的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殷人为了有一个好的年成,要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心目中能够为农业丰收而起到作用的水神、山神、土地神以及祖先进行祈求,为表自己的诚意与虔诚,还要杀掉大批牛、羊牺牲,甚至是将活人贡奉上去,用燎、沈、酒等手段使这些神祖们嗅到馨香,吃到美味。为了让各地农业能得到丰收等,商王还要亲自上阵进行占卜求祭,卜辞中的‘我受年’、‘余受年’、‘王受年’等辞例,商王自称的口气极为明显。商王不但要使自己王畿内的农业得到丰收,而且希望四土、四方的农田能有好的收成,并且对各地是否能‘受’到‘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此要反反复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卜问。”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5:09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王宇信、宋镇豪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所有这些都深刻地表明,农业生产对殷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关乎到国计民生,甚至是生死存亡。商王朝从下到上,直至国王,都对年成的好坏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都要时刻尽自己所能去争取神祖的保佑和帮助。这一点,仅从我们所讨论的求年、受年卜辞这一侧面上,也能体会到农作物收成的好坏,的的确确是殷王朝头等大事,农业生产是当时社会经济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它占据着商代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此,考古发掘资料、古文献记载以及甲骨文中所记的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礼俗也可给于不同程度的证明。”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王宇信、宋镇豪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求年与受年卜辞所反映的上的社会问题:据古代文献记载,商王朝的国家结构是内外服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与此相应的,其政治地理架构则被学者们分为几层,处于最中心的是殷都,也即甲骨文中的‘大邑商’。在此之外,则是受商王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即《诗·玄鸟》中所言的‘邦畿’。甲骨文中的‘蒿田’的‘蒿’读为‘郊’,指都邑外地,‘鄙’则指邑外近郊野地,卜辞中的‘我奠’里的‘奠’应读‘甸’,是邑外近郊的通称,这些都与王畿有关。而在王畿疆域之外,则是商王朝的‘四土’与‘四方’。”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王宇信、宋镇豪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这条卜辞由商王亲自占卜,在先对‘商’进行受年卜问之后,接着是对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占卜。商王这样做,显然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商王认为自己所在的‘商’是五方观念的‘中’方,是天下之中,是泱泱王朝的中心区域;第二层意思是表明围绕在‘商’之外的是商的东、西、南、北四土,它们环集在商的周边,如众星拱月一般,臣服于商,听从于商,是商的与国臣下,而商王朝则是四土的宗主。商王正是通过表面上关心东南西北四土的受年与否,来表示自己对四土的所有和统辖,从而抬高自己作为中央王朝的正统地位,从心理上使四方诸侯仰视商、服从商并受商王朝驱使。”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7:37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王宇信、宋镇豪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求年与受年对后世的影响:
殷商时期,商王对求年、受年的关注,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体现了最初的重农思想,而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重农,从此长期成为贯穿中国整个古代、近代乃至今天的一种政府政策和统治思想。
商代求年受年以及由此而起的重农思想,一直影响到封建社会的末期明清两代,我们所熟知的北京天坛祈年殿,就是明朝统治者于1420年修建的祈祷五谷丰登的祭祀建筑。它高高矗立,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殷商时期求年受年重农习俗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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