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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人类学在线 Ryan WEI's Forum of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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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7167N

老子的祖先是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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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3: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识别和描绘人类经验的一般特性,发现各种可能性关系中的诸种问题。而这些有待确定的一般特性会随着文化、时代的变更而有着重大的不同。哲学家们有责任去发现和理解种种可贵的思考。

近年来一些传世文献“新”版本的发掘,以及许多久已亡佚资料的发现为许多经典的重新阐释提供了机遇,同时也让哲学家们获得了一个提高和重新审视我们“标准”翻译的机会。最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尝试,它激励我们发挥想像力,去恢复这些文本的本来面目,努力用它们的眼睛来观照和诠释它们的世界。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1:57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4:历史背景

《道德经》产生的战国时代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历史阶段。那时,各诸侯国间战事频仍,中原大地上到处血腥弥漫,尸骨遍野。

随着战争技术的不断提高,民氓乌合之众逐渐发展为高效、有组织的集团军,战场上的伤亡指数也逐步升级。无论是骑兵队的建立,还是军旗剑弩的发放、围攻器械的使用,所有这些战事装备成就的都是“防御”战争的滔天罪恶:垒起的城池、加固的堡垒只是为了被攻陷,前一次划定的边界为了下一次推倒重来;军事联盟终结于彼此的背叛;缔结的合约成了背信弃义的口实┅┅一代又一代,死亡成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母亲给予儿子以生命,却祈祷他们永远不要长大成人。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2:14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5:历史背景

最终的结局是毋庸置疑的。在这场争夺帝权的竞赛中,比赛规则是致命的——战败就意味着死亡。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持久孕育,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古老文明在其诞生之初,广为流传的不是宗教、哲学,而是有关军事的文章。事实上,那些奔走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肩负他们国君赋予的战争使命的谋士。而且,即使他们的学说主要是为了探讨兴国之术必需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措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最后落脚于军事和强调军事力量壮大的必要性。

少年们青春的血液被用来滋养遍野的秧苗,他们的尸骨肥沃了中原大地。作为对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的回应,《道德经》出现了,它以其迥然有异的视角,提示人类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就像神秘的仙丹,《道德经》为那个荒芜的世界提供了使其元气复苏的滋补剂。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2:43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6:本源考证

法国大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注意到“中国人的智慧不需要上帝这一观念”(葛兰言(Marcel Granet)《中国思想》。事实上,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尽管用着不同的语言,但却都同样鲜明地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中国的宇宙观始于某种超验的绝对精神,这种精神表征为它自身导引出的实在/表象的对立)。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所有的事物,包括世界本身,都不是被创造的。

基于对《道德经》的修辞方式和韵文规则的研究,白一平(William Baxter)推断,《道德经》的成文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并认为,这本书更有可能汇编于公元前4世纪的前半。由于该书常被公元前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许多著作,如《庄子》、《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广泛征引,因此,它的成书年代更有可能提前而非较晚。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4:22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7:本源考证

刘殿爵(D.C.Lau)在如何看待这部著作上,提供了许多洞见。在准备翻译《道德经》的时候,他也按照最通常的分法,将这部短小的著作,分成“道”经和“德”经两部分。而且,同样也重视了那个更悠久的传统——依照81章进行翻译。但是,他有所改进的地方在于将这81章又分成196节甚至作了更细的划分,想要说明这部看似断篇组成的著作事实上有其根本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他还注意到,所谓“文本间的一致性”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概念。他同时认为,在文本中占了大半的韵文部分很有可能是“通过记忆的方式流传,其意义也是以口头评论的方式得以详细说明的”(刘殿爵《中国经典:道德经》,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4:36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8:本源考证

迈克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在对《道德经》的特质及其作用的认识上,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卓识的见解。他认为,该著作并不是要教给我们什么“哲学教义”,而是可以划分为两部分的“名言警句”:一、讽世箴言:试图纠正一些流行“真理”(如“伪者不昌”)的“失误”;二、提供某种修身养生之法。他进而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即,一般人常常被《道德经》的高深莫测弄得束手无策,而正相反,对于那些“具有同等语言理解力的人来说,它却常常会传递某种确定的意义”。也就是说,由箴言警句建构起的这一文本,有着它特定的“理想读者”,即,它更应当是为那些处身该文本产生的历史阶段,并拥有共同生活经历的读者而创作的。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9:本源考证

如果将上面引述的这一洞见加以整合、扩充,我们就可以就《道德经》的源起、关联及其应用,给出一个较合理的解释。

首先,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几次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意义重大的考古学发现。简本《道德经》和帛本《道德经》惊人的相似使我们有理由推证,我们很早就接触到了一个权威的“文本”(如果说不是一种广为流传的“经典”著作的话)——我们给“文本”(text)二字加注了引号,并且很审慎地考虑使用“经典”这种表述,是因为该著作的书面形式似乎是衍生于某种原生的口传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6:02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10:本源考证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口传“文本”的智慧通过书面文字的记载,超越语音传递的局限才得以流传至今,那么,我们就同样可以深刻地理解记忆和口语在早期中国学术传统建构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从《道德经》及其他出土文献中众多有差异的假借词的普遍存在即可看出:声音总是优先的,然后才考虑上下文的关系、文章含义及其思想表达。

这说明这些文献首先是口传文化的一部分,出于某种特殊目的才由记忆转载而来。(或许,它有可能就是记录这位现已默默躺在棺材里的主人走向另一世界旅途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书写文本似乎也为宫廷图书馆的建设起了一定作用,它们被用来吸引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进而树立起当时学术圈的最高典范。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17:19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11:本源考证

对该“标准化”进程有影响的另一因素就是丰富的口传资源与用来捕捉普世智慧的俭约式格言写作之间的关系。这些集结起来的箴言警句是被当成某种能够引出话题的熟知格言而进入口语,并继而在口头语言中生成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这些早期资料在传承过程中会有某种程度的流失和嬗变,但近期考古学的发现却逐步使一些相对“标准”的早期版本得以再现。《道德经》就是其中一例,这些文本给我们的启发是,“原典”和原始记忆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整合并维持所有材料整体性的意义。

我们基本同意迈克尔·拉法格的观点,即认为《道德经》中韵文的大部分应当被理解为提供某种智慧箴言的文献材料,而非仅是促发记忆、引导读者作类似情境联想,获得“传道”目的的说明。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7:23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12:本源考证

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道德经》这些精粹的智慧格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我们可以假定,它们就像那些经典诗歌,在中国人的心灵以及文化传统中已拥有了无可置疑的实在性;进而,我们会发现,该实在性是通过某种罗致读者的阅读策略而实现其普泛性的。《道德经》最鲜明的特征便是两个明显的“缺乏”:一、缺乏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二、缺乏任何作为一般戒律或普世规则的教义。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该书必备的“知识框架”就是要认识到《道德经》本身就是一种非教义性的哲学思考的训练——其中,文本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轻松的合作关系。

这也就是说,“文本”不向读者提供某种特定历史语境或哲学体系,而要求读者从他们自身经历出发,使文本阅读成为一种极具个体性、独一无二且无比生动地为自身寻找意义的创造过程。读者通过多次反复阅读,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获得了对该文本深邃内涵的个体独特理解,这一必然发生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断建构文本内在一致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文本的读者因时代、地域的不同不断对该文本作出自己阐释的时候,文本这一不断转换的内在一致性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7:40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13:本源考证

另外,初次阅读并不一定能够看到《道德经》那种更高的内在一致性。因为文本的某些章节有时是围绕某些特定问题和主旨展开的。例如,第1章和第2章集中描述“相关性”(correlativity)这一主题;第18章和第19章对比“自然道德”与道德习俗;第57章到61章都在强调什么是治理国家的正当之法;第67章到69章控诉战争的杀伐;第74和75章涉及政治压榨与百姓的反抗等等。我们后面附加的主题词索引就意在说明,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道德经》编纂的某种组织模式。

《道德经》内在一致性的另一个说明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如同许多其他中国的经典著作一样,《道德经》也常常需要在双关的意义上进行阅读和理解。这也就是说,通过对该文本的细致阅读,就会发现,那些反复出现的字节和隐喻实际上在读者心目中形成的是一个不断扩充的语音语义关联网。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7:54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14:本源考证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道德经》那些韵语箴言本身并不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甚至有时会相互冲突的机巧慧言的摸彩袋。正相反,这些独特的箴言更有可能是为了文本自身一个更为高远的主旨而经过了剔除和辑选的。迈克尔·拉法格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学者(这里面更应该注意的是罗浩)的看法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正是《道德经》本身整体投射的启示意义使它具有了不可否认的集中性。《道德经》的编纂者似乎想要给读者提供一套自我修养的摄取之法,使个体得以乐观地看待其现世的生存。

当践行者的性格和行为印证着这些智慧箴言并最终实现了他们的个体转化时,就会发现:这些本质上相同的智慧在内涵上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Roger T. Ames(安乐哲)和David L. Hall(郝大维)的观点

15: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围绕《道德经》所作的评注无数,但却只有一小部分得以代代流传。所幸,这些评注今天仍然继续广泛流传在中国本土上。而近几个世纪以来,《道德经》已经成为国际经典著作,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语言对它进行翻译,并为这个玄妙莫测的文本提供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

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对《道德经》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创造过程。翻译的艺术常常会通过注入新的洞识、提供新鲜视角、清理翻译中的壅塞,挑战僵化以及有时狭隘的解读。与此同时,今天任何新的翻译都应该极大感谢该世界学术传统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们。我们的翻译当然也不例外。在本书注释和参考书目中,我们一一列出了经常引用且对我们翻译有重大影响的翻译和评注。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2003年中华书局)。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是为德国学者,《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楼下介绍其中的一篇论文:《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的观点

1:欧道,可道,非常欧道┅┅——斯罗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一如《道德经》卷首“ 道,可道,非常道” 在道家弟子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对于西方道家接受史的编年史者来说,上面斯罗特戴克对这句道家名言的戏仿也是极具意义的。近两百年来,西方文化圈内的注释者们以千奇百怪的方式融化吸收远东之舶来品,同时却又如意料之中的那样,无法摆脱他们所处时代的潜在影响。当然,接受是在不断提高的知识水平上展开的(如通过翻译,汉学研究等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认识之广不一定导致理解之深。倘若吹毛求疵钻牛角尖,难免陷入道家思想体系内设的智力陷阱,即庄子所谓的言之“ 筌” 。也许通向“ 常道” 的唯一途径乃是沉默。

本文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找出真正的欧道思想(Eurodao-ism)。更多的是本着“ 德里达道家”(Derridaoism)的精神,追寻两个世纪来道家在欧美留下的踪迹。如此寻踪追迹或许能表明,什么不属于道家,这即是本文对认识道家所能尽的绵薄之力。下面将通过几个显例先谈一下西方接受道家的几个阶段和高潮,以及道家在诸如文学、哲学和玄秘教等领域的影响,最后探究道家在西方之所以具有魅力的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11:45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的观点

2:西方接受道家要比儒家晚得多,然而却热烈得多。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把备受其推崇的儒家学说引入欧洲,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时,道、释两家丝毫不受关注。耶稣会传教士深受与其交往的中国学者的影响,对儒家作为道德学说获得了深刻印象。道家则恰好相反,尤其它的宗教形式道教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秘术。尽管如此,最早将《道德经》译成欧洲语言的还是耶稣会士。《道德经》译成拉丁文后未付梓印刷,于1788年作为给皇家学会的礼物送到伦敦。译文将“ 道” 译成“ 理”,意为神的最高理性。

欧洲对“ 道” 的关注始于第一位汉学教授(该教席于1814年设立)——法兰西学院的雷慕沙(J.P.Abel-Remusal)翻译的《道德经》。第一个加注全译本是雷慕沙的学生和继任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于1842年完成的(附原文)。尽管他拘泥于显然是他手头唯一的中文注释,却仍不失为一项出色的开拓性汉学成就。儒莲将“ 道” 译成了“ 路” 。当时,他的译本对欧洲学界精英产生了很大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11:51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的观点

3:例如谢林,他在《神话哲学》(1857年)中就曾提及雷慕沙和儒莲并写道:“道不是以前人们所翻译的理性,道家学说亦不是理性学说,道是门,道家学说即是通往“有” 的大门的学说, 是关于“无”( 即纯粹的能有)的学说,通过“无” ,一切有限的有变成现实的┅┅整部《道德经》交替使用不同的寓意深刻的表达方式,只是为了表现“无” 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大量翻译老子的浪潮。道家接受在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格利尔与理雅各之间关于文献真伪及历史上老子是否确有其人的争论。格利尔对两者均表怀疑,理雅各则援引司马迁(公元前145—约90年)在《史记》中对老子生平已有记载而加以肯定。这个时期还出版了最早的《庄子》译本。德国第一位汉学语言学家噶波伦茨关于《庄子》语言的研究(1888年)开了研究道家经典的先河。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13:49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的观点

4: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尽管以强势输出到世界各地,在欧洲却正经历着一场精神大变革。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道德观念和制度观念不断受到质疑。这自然也激起了人们从新的源泉中汲取宗教经验的渴望。当时,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建立的神智学会就强烈表达了这一诉求。神智学会试图融合印度神秘主义与欧洲神秘主义,以期达到宗教上的满足。神智学会对十九世纪末道家接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尔德接受道家文明批评的观点,也是这时期值得关注的事。他在一篇题为《艺术家的批评》(副标题“ 对无为之重要性的一些看法” 颇有道家色彩)的唯美主义的论文中提到庄子:“ 智慧的庄子┅┅证明,善意而进取的娇造行为会毁灭人之纯朴和本能的美德。”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Karl Heinz Pohl(卜松山)的观点

5:这些接受史上最具历史影响的庄子译本陆续问世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标志着道家接受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大战期间,西方世界自我毁灭的疯狂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时代视为当然的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产生了疑问,这种质疑进而导致了现代西方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十九世纪末,以尼采为代表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抬头并且越演越烈,至预感到“ 西方的没落” 而达到高潮。

告别盛世的失落感具有时代特征,这种情怀在艺术上表现最为淋漓尽致的当属马勒(Gustav Mahler)1908年所作的《大地之歌》。其歌词蓝本是以道家(及禅宗)为取向的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中国诗人的作品,只是已改译得面目全非。其时,对非欧洲的、尤其是对远东思想的兴趣一经激发,就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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