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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口迁徙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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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6 22: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福建人口移徙十分频繁。总体说,前期是以入迁为主,南宋至元初,则有大规模的移进移出,而至明清,又以外徙为主。此外,尚有多次境内人口的流动。兹分若干时期,摘要分述如下。
一、战国时代越国人的入闽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杀王无 ,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羽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据此,是至战国时代楚威王兴兵灭越,曾有一支越国人在其越王子孙的率领下,进入闽地避难。这支越人“滨于江南海上”,诚如《山海经•海内南经》所云,“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主要集中住在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迨至秦末,这支越人遂由越王子孙无诸率其部众参加反秦,并因反秦、反项有功,而在汉高帝五年,使无诸受封闽越王。那时无诸能率其众举兵反秦,且先于摇受封闽越王,当是战国时候由今江浙移入闽地的越人甚多,已在闽地占居统治地位的缘故。这是见于史书由今江浙移民入闽的第一次记载。
  二、西汉时期闽越人的被迁徙
  自无诸受封闽越王,至汉武帝时余善杀郢自立,汉封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闽越王国遂分为二。后余善为与汉廷对抗,乃劫繇王居股等人,移师闽北,并在今武夷山市的城村另建新的都城。到了元封元年冬,汉兵咸入东越,且由越衍侯作内应,反攻越军于汉阳,余善被诛,“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这次徙民,按照《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记载,都称“遂虚其地”,而据《宋书•州郡志》云,仅迁部分居民,尚有一些闽越人逃入山谷中,未被迁走。所迁人数,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的估算,当有十四、五万人。另是东越、闽越被徙后,汉廷未弃其地,即设东部候官于今福州市驻兵镇守。东部候官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所派兵员自当来自江浙,主要是为镇守闽地。可惜派兵多少,不得而知。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第二次移民。
  三、三国吴之移民入闽
  进入东汉末,孙吴用心经营闽地,流放许多罪犯、官吏连同其家属至东冶发展造船事业,也有不堪“公私苛乱”等原因,由今江浙逃亡邵武的。此时未被迁徙的闽越人,纷纷走出山谷(史称“山越”),相聚闽北各地作乱,孙吴为定闽地,又先后五次派兵入闽,“料出兵万人”,且为强化军事占领,还在今天的建瓯增置南部都尉。迨至山越平定,即在闽北分设建安、汉兴、建平与南平四县,又在福州分设候官一县。此后又增将乐、昭武和东安等三县,并改南部都尉为建安郡,以领以上八县;又在福安市南增立罗江,另属临海郡统领。可见此时又有一批江浙人纷纷入闽,使闽北、福州二地人口急增,并在以上各地先设五县,再增三县。
 楼主| 发表于 2010-2-16 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永嘉之乱与侯景之乱的移民
  永嘉之乱,中州板荡,引起北方人大规模的南迁。这次移民持续至东晋。其时,住在黄河下游及今山东、河北与今河南东南部的难民大多移入长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避难,以今江苏接受移民最多,曾在这里设置了大批的侨州郡县。之后,也有少量难民由今江浙各地辗转入闽。如见民国《建瓯县志》卷19记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太平御览》卷170引《十道志》清源郡下也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而当侯景之乱,“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应作临海)、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盛”,由今浙东、浙南移入闽地的人更多。正因如是,故至陈代,朝廷为此尚下专门的诏书:“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按汉移徙闽越人至江淮后,闽地人口极稀,只设东部候官于今福州市驻兵看守。直到东汉末加派部队平定山越,才在闽北和福州设置建安与候官等五县。后经孙吴用心经营,又有移民不断的进入,至晋,已设建安、晋安二郡,有县15,户8600。后经永嘉之乱,特别是侯景之乱,又有大批浙民之移入,至陈,又增丰州、南安郡,有州一、郡三、县十四,而到隋代,新罗虽已早废,邵武也入临川郡,但时之建安郡在籍户口不包闽西、邵武二地,户数已达12,420,增户还是较多的。增户除了自然增殖外,相当部分应是来自江浙的移民。移民路线水路大多移住沿海各地,陆路“出入多由处州龙泉足俞柘岭”,也有经今赣东北辗转邵武,多数留住闽北,少数再徙他处。
 楼主| 发表于 2010-2-16 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唐五代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入闽
  迄至唐、五代,移民入闽更多,散居的地方也扩大了。主要如下。
  1、 陈政率军入闽:
  唐高宗总章二年,唐派光州固始人陈政率军入闽,以镇压漳州地区“蛮僚”的啸乱,随行将士113员,府兵3,600人。初战失利,又令其兄弟率领58姓军校前来支援。平叛后,这支部队连其家属就在漳州一带定居,成为漳州地区居民的始祖。
  2、 安史乱后的移民: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叛乱。为避战争灾难,黄河流域的百姓纷纷南逃,“四海南奔似永嘉”,“多士奔吴为人海”,“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这次移民波及江西,也使江西中、北部接受大量的北方难民。其时为避战乱,也有少数士人逃入闽中。如廖氏本居河东晋阳,安史乱后以其族家于延平山谷间;宋人徐务、李宏等人的祖先,也于天宝末避乱而迁莆田和长乐。另据《元和志》卷29记载,唐开元二十一年置汀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其中一些避役人也有可能是由江西赣南逃入闽西。但是此时避乱入闽不会很多,因为安史乱后数十年,时人仍说“岭外(指福建)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照旧是把福建视为原始落后的蛮僚地区。
福建接受移民较多的时候,应是始于肃宗上元之后。上元元年刘展叛乱,分兵略取淮南与江南各地,唐派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精兵五千南下,在长江南北击败刘展军。“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荼毒矣”,遂使部分江南人南迁江西和福建,如居润州的诗人戴叔伦便因“淮汴初丧乱,蒋山烽火起”,即与其姐夫带着亲族乘船避难江西饶州的鄱阳县;原居上饶的杨宣和杨亿的祖先,则带族人迁于福建的浦城避乱。
  迨至乾符间,王仙芝与黄巢起义,接着军阀混战二三十年,战火燃遍黄淮流域,也波及到长江地区,又使江淮各地成为移民的输出地,而远离战场的福建则成移民避难的安全区。黄滔在他的《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中曾云,仅在一天内,入闽“僧尼士庶”便达5,000多人,《十国春秋》卷97《闽八•黄岳传》也载,就连偏僻的感德场(今宁德市)在黄岳的帮助下,也使缺衣缺食的移民“从之者如市”。
  鉴于社会动乱,北方与江淮战火连年,时在闽地当官的一些官吏为避战乱,就留闽地定居。如宋的陈长方、叶隅、邓密等人之祖先原为北方人,黄巢起义前曾在闽地当官,乱后即居福建;清河人崔忆原任建阳县令、荥阳人潘季荀任官福州,乱后也都留在闽中。不在福建当官的,也纷纷弃官入闽,如时之刘存,“光州固始人,中和初,巢寇乱,存率子弟避地入闽,居侯官之凤岗”;“熊礻必,乾符间官至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因黄巢乱,自南昌避地入闽,至义宁,爱其山水,遂卜居焉”。
  3、王绪、王潮率军入闽: 复至光启元年,移民规模更大。是年正月王绪、王潮“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次年攻占泉州,景福二年入占福州,弥后审知受封闽王,建都福州。闽王审知执政,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当是之时,“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遂有杨承休、郑璘、韩亻屋等一批北方籍士大夫入闽避难,又有王淡、杨沂、徐寅等人入闽仕宦。这些士大夫认为,时之天下大乱,“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审圭阝)”,便都“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迁入福建。还有许多豪商巨贾在审知招引之下,入闽经商。
  但自审知死后,诸子争权,导致二三十年动乱,又使境内部分居民外迁。先是审知少子延曦夺位,迫使闽王亲军逃至吴越。接着民生扰困,又使泉州及其闽东北的许多人移居温州各地。迨至后唐长兴四年,又有建州土豪吴光率众万余人入奔吴国,而至南唐灭闽后,闽国的统治者王氏又再举族迁徙金陵。
总之,在此期间内,凡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入居闽地,是属军事性质的移民。移民路线应该大致相同,是由江州进入鄱阳湖畔,而溯赣水,然后沿着汀州至漳州,陈政、陈元光一支主要定居于此。王绪、王潮一支继续北上,直达泉州和福州,徙民大部分就在这里散处。
  另是分散性的移民,人数应该更多。因为天宝时候在今闽地只设5郡23县,户仅91,226,口411,587,而至宋初已有6州、2军、41县,户467,811,若无大量人口的迁入,州县和户数是无法如此急增的。而从各州(郡)户数的增率看,唐开元的建州(包括南剑、邵武)的户数仅22,770,至太平兴国间,三州军户合计已达195,043;泉州(包括兴化)开元户也由31,600增至130,285。其他三州(福、漳、汀)的比增,则分别为:34,084比94,470,15,000比24,003,4,680比24,007。倘以宋初各州军户数计,福州有户94,470,南剑州56,670,建州90,492,邵武军47,881,泉州96,581,漳州24,003,汀州24,007,兴化军33,707,其中又当以泉、建二州增户最多,次为南剑、邵武、福州和汀、漳与兴化。以此而观,分散入闽的户数应以建、泉二州最多,次为南剑、邵武、福州和汀、漳与兴化。
  其时,流入建州的人口应以江浙为多,主要是由婺、衢、处三州经今浦城而入;迁入泉州也由此路转南剑,再沿当时的进京古道经尤溪而入泉州。另由海路乘船或经浙东陆路辗转福州、泉州和漳州,此路移民大多也当来自江浙。移入邵武、汀州二地的,则当来自江西,主要是沿信、赣二水分别进入的。
  按今福、建、泉、漳与兴化早期所迁之民大多是为江浙人,此时又有光、寿二州之民的加入。光、寿二州地处江淮间,  春秋战国时地属吴、楚,战国末,楚灭越,至西汉,又徙东瓯、闽越于江淮,可见光、寿二州的方言,当受吴、楚语言深刻的影响。正因如是,所以遂使福、建、泉、漳与兴化此后的方言深受吴、楚语的影响,而形成相对统一的闽方言。而邵武其地,曾属抚州(或临川郡),早与江西关系密切,此时移民又多来自江西,于是后来也就形成赣语区。汀州自晋设新罗,至南朝宋废,即成蛮僚地,至唐开元再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始有政区的设置,这里地连江西,又为蛮僚地,迄唐才有较多江西人的进入,到了宋代,又有大批赣人的入住,深受江西的影响,于是也就使其后来形成与其赣语关系密切的客方言区。
 楼主| 发表于 2010-2-16 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1、靖康之乱至南宋初年的移民:
  北宋靖康元年正月,金兵攻到黄河北岸,京师告急,徽宗忙带亲信大臣南下避难,开封城内“男子妇人老幼,相携出东水门沿河而走者数万,遇金人杀掠者几半”,“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赴镇江)。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不久,宋军前来支援,金兵解围北撤,宋徽宗返京。八月,金兵复分东西二路大举进攻,宋军失利,两路金兵进逼开封,沿途的官吏多弃城而逃,百姓也纷纷逃至汝、颍、襄、邓,迨金兵进入开封,军民十数万夺门而出,“有得脱者,悉走京西,聚为盗贼”。金兵占领开封后,徽、钦二帝被俘,赵构就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即位,重建南宋政权,改元建炎,是为高宗。高宗即位,就把宋室移至江宁、镇江和扬州。隆太后也在军队护卫下,亲率六宫与卫士家属南迁江宁避难。此时,人心浮动,纷纷南迁,高宗原拟独留中原,与金人作战,只好也同百官登舟,沿着运河南下扬州。后金兵进入淮南,高宗渡越长江,“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便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北方人口的第三次南迁。
  高宗南渡,金兵南下,兵锋直指江南,逼使宋廷再次退避,一支由其隆太后率退江西,一支另由高宗亲自带领,转向浙东。后金兵渡江,从其大冶迳袭洪州,隆太后急沿赣江河谷而上,逃入虔州,金兵尾随其后,追击至太和;次年,隆返回两浙,跟随逃亡的难民多未北归,就都散处江西、岭南与汀州各地。而在金兵追击下,高宗一支也由越州退至明州,又从明州下海逃入温州,跟随东迁的百官家属和大批流民,部分留居温、台,部分继续南徙,流入福建。
  其时,还有大批溃兵流民南下,纷纷组成武装集团。其中,李成部进入江西,连陷数州军,几乎席卷江西整个地面。进入江西的几支武装集团,也控制着不下百万的北方流民。金兵南下,先是平江府城被屠,浙西七州仅存湖州;浙东的明州和越州也遭屠城,“明州无噍类”,又行搜山,“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为虏人搜剔杀掠,不可胜数”。接着,流民武装为乱,马进长期包围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给当地人口带来巨大的损耗;“浙西七州,盗残者五,惟苏!湖独存”,也使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那时,“天下县州残为盗区”,只有四川四路与今闽广二地未遭战乱,特别是福建社会经济最称富庶。于是,遂使江浙赣大批难民再次来此避难"时由浙西涌入闽地的难民,大多是经衢、信二州越过仙霞岭、武夷山来 到浦城和崇安,然后再向南剑和福、泉、漳各地分散;浙东难民则由温、台乘船而至福、泉,或走陆路由其闽东北而至福州,或经处州龙泉进入建州,再由建州转往福、泉、漳和兴化。
  这次移民人数相当可观,此由下面所列几州户数的增长可见一般。北宋元丰时,福州有户211,519,至淳熙间增至321,284,增加109,765;泉州元丰时有户201,406,至淳间增至255,788,增加54,382;漳州元丰时有户100,469,至淳间增至112,014,增加11,545。倘若联系南宋初两浙路各府州军户数大减(详见《中国移民史》第4卷),而福建路的户数却由元丰时的993,087至绍兴三十二年增至1,390,566,嘉定十六年又增至1,599,214,再加上此间福建路已有大批人口开始外迁两广,又有返迁浙南各地(详见后述),则增户之多,就可看得更加明白。
  我们说,金兵南下,福建的闽方言区(福、建、泉、兴、漳等)接受的移民,主要当是来自两浙的原住民,除两浙地与其闽方言区相连,自古往来密切外,尚有以下事实可作其依据。一是现代的闽方言古属吴语区,至今具有两个语言的层次,即上古层的语音多见于口语词,中古音多见于书面语。按唐人谈到安史乱后江南的情况,曾经说过,“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盖至唐五代胡人大批进入中原后,北方的方言已有极大的变化,只有南方尚存较多的上中古的口语词和语音,即江浙二地的方言仍与闽地较相近,正因如是,方使闽方言自唐以来能获相对的统一和稳定。另是从其人体特征看,据研究,中华民族乃是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特征的群体,大致约以北纬30度为界,北属北方型,南属南方型。这一界线当最后形成于南宋时期。盖因远古时候,长江以南乃属越人最为集中的居住地,至汉又有大批越人被徙江淮间,后经北方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至宋江南与淮南已被北方人所占领,而使原住江浙二地的古越人不断退居闽广,才使今天的江浙人无论是在人体特征上,还是语言和风俗都较接近北方人,而闽广二地居民的个体绝大多数则都较矮小,且至今还有保留许多古越人的口语词和语音。所以南宋期间迁入闽方言区的难民,绝大多数自当属于江浙二地的原住民。
  至于邵武和汀州,迁入的则多是为江西之赣人。邵武古为闽越地。隋属临川郡(治今江西抚州市)。安史乱后,已有较多赣人的移入。宋初置邵武军,元丰时有户87,592,庆元四年增至142,100户。南宋增户急速,盖因其时江西各地战乱,曾有大批难民的涌入,诚如《嘉靖邵武府志》卷5说:“宋都杭,入闽之族益众,(邵武)始无不耕之地”。到了宋末元初,蒙军南下,赣人移入邵武的更多。据陈遵统调查,“我在邵武的八个年头中,差不多邵武各大姓的家谱都看过,可以总括的下个结论:邵武的大部分人民是由中原移转而来,而迁徙的道路,十有八九由江西而来,考究它的年代,大部分是宋代,而宋代之中,南宋初期比北宋多,元兵围汴的前后,又比南宋初期多”。迁徙路线主要当从南昌经抚州,再由资溪、黎川、南丰转入光泽、泰宁、建宁和邵武。
  汀州本来也属蛮僚地,唐开元二十一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户4,680,乾宁间还发生“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北宋元丰时,有户81,454,南宋隆兴二年,户数急增至174,517,到了庆元间,又增至218,570。至是,也使汀州“地狭人稠,至有瞻养无资,生子不举者”。可见汀州人口急增,也从南宋开始。此时,金兵南下,迳袭洪州,跟随隆太后逃入江西的南宋官兵和家属沿着赣江河谷而上,退至虔州,部分官兵和家属即避难汀州。继后,又有溃兵流民武装集团进入江西,连陷数州军,又有大批江西的难民纷纷逃入,或由江西退避邵武,再由邵武辗转汀州。正因如是,所以见之族谱资料都说,汀州的祖先原住中原,后迁江西,迨金兵南下,始入闽西。
此外,尚有赵宋宗室与淮民的入闽。赵宋宗室之入闽,有西外宗正司与南外宗正司二支。前者原在泰州、高邮二地,至建炎三年,迁入福州,属其管辖的180名宗子也随迁至此,后一度转徙潮州,“绍兴三年,诏西外宗正置司福州”,盖当不久复自潮州迁回福州。此后又有一些金朝的官吏被安置于此。而南外宗正司原在镇江,也在建炎三年十二月被迁泉州,随行宗子349人。还有一些士大夫如李   、杨炳、傅伯成也来这里定居。而淮民之入闽,则在开禧兵变时,“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
 楼主| 发表于 2010-2-16 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2、宋末元初的移民:
  宋端平二年蒙军攻宋,荆襄、淮南重新沦为战场,“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无虑数十百万”。德二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恭帝和太后降元,南宋灭亡。不愿降元的臣相陈宜中逃归温州,驸马杨镇等人奉度宗子益王赵曰正、广王赵曰丙进入温州,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也来温州。不久,这些人便自温州退入福州,立赵曰正为宋主,改元景炎,筹划抗元事项,得到闽、浙、粤各地南宋残余势力的响应。后元军攻入闽地,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即奉帝曰正自福州乘坐海船经泉州、潮州、惠州逃入珠江三角洲的井澳,随行官兵和百姓约有二三十万人。
元军攻宋进入江南两浙后,又使这些地方许多难民逃入福建,如上所说蒙军攻宋,赣人入迁邵武“又比南宋初期多”。由是至咸淳七年,便使邵武的户数比庆元四年增多7万余户。那时,文天祥部集聚力量于汀、赣二州抗元,也当有许多难民避难汀州。如刘土熏《水云村稿》卷4《赵抚州传》说,时抚州知州赵戊巴山抗元失败,便在汀州隐居,即是其例。
  福建多山,耕地有限,至宋元丰时有户992,087,官民田数仅11,091,990亩,户均亩数只有11•2,是南方各路户均亩数最少的。由于耕地不足,人们只得另谋出路。早在南宋初年,曾丰就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后经南宋初年及其之后再次大规模的移民入闽,至宝庆元年,户数增至1,704,186,口3,553,079,人均更地更少,人们更难维生,便开始转向对外移民,并成全国输出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由是至元时候,人口不见增多,户数反而减为700,817,口2,935,014。至是,人口纷纷外迁,主要如下。
  1•泉、漳之人入迁潮汕:
  《舆地纪胜》卷116引范氏《旧闻拾遗》:“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按潮、梅、汕地区唐天宝时有户4,420,至宋元丰间增至87,054,户数急增,盖因闽人大批入迁使其然。
到了南宋,由于北人再次大批南渡,使福建人口急增,单是泉州一城“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出于人口压力,当有更多的泉、漳之人移居潮汕。正因如是,所以遂使潮州“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土俗熙熙,无福建、广南之异”,“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而使潮汕成为闽南方言的地区。
  2•汀州之人入迁梅州:
  《方舆胜览》卷36谈到南宋的梅州,曾云:“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光绪《嘉
应州志》卷12载客家先人的入迁,也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向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至兵败后,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据此,是宋元时候当有很多汀州之人入迁梅州。
  3•福、兴、泉人入迁钦、廉、雷、化、高、南恩各州与海南岛:
  《舆地纪胜》卷98引丁木连《建学记》曾载:南恩州“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嘉靖龙海县志》卷8《黄朴传》:南恩州治所阳江县“邑大豪多莆、福族”。
《舆地纪胜》卷116引范氏《旧闻拾遗》又载:“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五民》也谓,钦州之民凡分五类,“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
《大明一统志》卷82引宋《图经》:廉州“俗有四民……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卷84引宋《图经》:雷州话有三种,“官语可对州县官言,客语则平日相与言也,黎语虽州人或不能尽辨”。按《道光广东通志》卷93《舆地略》有云,宋代的崖州“惟语言是客话,略与潮州相似”,则“客话”当属闽南语。
另据李如龙在今海南与雷州半岛向当地人所作的调查,十有八九也说,他们的祖先都是莆田人,也有说来自潮州,而潮州人普遍认为,他们的祖先迁自莆田“荔枝村”和“甘蔗村”,“1981年我曾记录过广东省电白县的音,发现电白话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莆田音的特音”。
  再是海南岛。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海外黎蛮》说:“熟黎多福建、湖广之奸民也”;赵汝适《诸番志》卷下《志物•海南》也道:“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归官吏及省民经由村峒,必舍其家,恃以为安”。那时,闽人播迁以上各地,人数应该很多,所以到处才会“解闽语”、“尽闽音”,且“惟语言是客话”,“客语则平日相与言”,“黎语虽州人或不能尽辨”。
  人数播迁之多,还可由其南宋宝庆元年福建有户1,704,186,口3,553,079,至元减为户700,817,口293,5014,而钦、廉、雷!化!高!南恩和海南各州的户数却由北宋元丰时的90,506,急增至元代的257,063窥见其端倪。
  4•泉、兴、漳人移居广州、韶州与宝安大奚山各地:
  刘克庄《后村集》卷12《城南》诗云,广州城“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余靖《武溪集》卷1《送陈京廷评》:韶州永通监产铜矿,矿工都是“闽、吴、荆、广人”。《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一谓:大奚山(今香港大濠岛)自宋淳熙间始,“多有兴化、漳、泉等州逋逃之人,聚集其上”,从事造船与走私食盐。据上所载,是今广州!韶州和香港各地,也有闽人的入居。
  5•闽东之人入迁浙南:
  《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六章第四节云:“据清人孙依言《瓯海遗闻》卷31收集宋代以来温州籍人士文集中有关自己祖先迁移的资料,相当一部分人自福建迁入,迁入时间最早在唐末五代,历宋元明清都有;其中,宋代迁入的福建移民占相当部分,分布在北从玉环、南到平阳(其南部今为苍南县南)的各县。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2册《民族志》提到近代温州主要氏族的来源,据此资料统计共得宋代迁入温州43族,35族来自福建,占总数的80%。换言之,即宋代温州外来居民的大多数来自福建。福建人民对温州的移民,至少在两宋间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据民国《瑞安县志稿•氏族门》的不完全记载,仅瑞安一县便有鲍池乡鲍氏(宋初)、汀田尤氏(绍圣间)、上望乡林氏(哲宗时)、东山埭头何氏(绍兴间)诸姓。宋代福建人民移民温州的高潮,发生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以后的数年间。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日,由于强台风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和大潮水,形成温州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水灾。据叶适《水心文集》卷21《宜人郑氏墓志铭》记载,不过吃一顿饭的时间,‘并海死者数万人’。《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四三记载此事,说温州滨海四县‘人户’、田亩尽被海水冲荡。隆庆《平阳县志》、嘉靖《瑞安县志》、隆庆《乐清县志》等古方志,无不提到这次大水灾对这些县村镇、农田和水利设施的破坏情况。在温州沿海平原人民大量死亡,土地抛荒的背景下,福建东北部尤其是长溪县(即今霞浦县)的人民纷纷迁入垦殖。温州瓯海县永中镇张氏和今瑞安市沿海各乡的郑、林、詹、杨任、翁、池诸姓,祖先均在乾道水灾后自福建迁入。平阳、乐清等沿海县分同为灾区,估计也有一定数量的福建移民迁入”。
  6•闽人移徙淮南与荆楚:
  南宋初年,因战争破坏,淮南之地“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闽人便视这里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荆楚“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时之蕲州蕲水“民杂江、闽”,也有部分闽人入居其地。
  7•闽人移居高丽:
  入宋,泉州港对外贸易十分繁盛,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王)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是时之闽人也有入居于此。
  8•泉人移居澎湖列屿与福清等地人移居海坛岛:
  福建历经多次移民,至宋已经地狭人稠,人们为着生计,开始转徙广东和浙南各地。与此同时,也向区域内的一些荒岛转移。如见何乔远《闽书》卷7引宋方志,就说:“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耕渔为业,雅宜放牧”。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也载:“泉人结茅为屋,居之”,元置巡司于屿上。
另是海坛岛,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5说,宋初置牧监,皇中,许渔民耕垦,淳熙中有户三千,元户满四万,也是在此期间移民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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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清时期闽人之外徙与内移
  进入明代,“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又因倭乱和海禁,已使人们陷入困境。到了清初又行迁界,“民田废弃二万余顷”,“沿海之庐舍田犬亩化为斥卤,老弱妇子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而使人们更苦。山区因其山多田少,谋生不易,加上连年的战乱和饥疫,也难生存。故为摆脱困境,人们只好背乡离境,再次外迁"迁入之地,主要如下。
  1、闽人之入川:
  明末清初,四川长期战乱,人口大耗。面对战后的四川“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荒凉残破局面,清廷曾定许多优惠措施,鼓励各省的人们去川落户,从事垦殖,于是出现了清前期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这次移民波及闽省,也使大批闽人涌入四川,以汀州府属最多,次为漳州府属各县与其龙岩州,再次是永春州与建宁、莆田、永安各县;迁入地则有四川的隆昌、云阳、南溪、合川、资中、德阳、内江、三台、中江、华阳、彭县、井研、金堂、成都、汉州、新都、遵义和大竹、宜宾、兴文、铜梁、壁山、乐至、广安、巴州、郫县、双流、灌县、什邡、新繁、安县与其邛崃各州县;迁入人数据《中国移民史》一书的估算,乾隆四十一年入川的闽人当有20万。
2、闽人之入赣:
宋元时候因战争和瘟疫,赣州人口大耗,至元,人口不到30万。到了明初洪武间,大约也仅40万。另据嘉靖四年《江西通志》载,洪武时赣南各县有口44万,而至乾隆间,总数已经达到260万;至嘉庆又增至397万。由于人口急增,同治时已使赣南的许多地方“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明清时候,赣南人口急增,是因有闽粤之人大量的入迁。
  闽人入迁赣南,始于明代。初时,“春耕闽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赣、建(建昌府),翼然而虎,巨寇也”,是在农闲季节进入的,尚未定居。到了中期,才有部分流人至此佃耕而留居下来。康熙时候魏礼曾说:“阳都(宁都县)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久历数百年”。盖因这里地旷人稀,汀人视此为乐土,便相招引于此搭棚开发,而成“棚民”。对此,《中国移民史》的作者广搜资料,并深入实地调查,曾对当时的移民分布作过较详的叙述。该书指出,汀民入迁赣南,主要是居宁都、石城、瑞金、兴国、赣县、雩都各县,而南康、大庾、上犹与今崇义各县也有一些移民分布。
  至若赣中,《中国移民史》也据调查等资料,指出建昌府的汀州客家人,主要是迁至广昌县的山区。这里的客家移民,早在明代已经进入,至清前期达到高潮,就山区而论,在山区的649个村庄里,闽籍村庄198个,占全部村庄的30•5%。吉安府则以龙泉县为多。乾隆《龙泉县志•风物志》云:“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邑有山可种,渐舆只身入境,求主佃山”,“粤、闽之人比户可封,生齿益繁,而相继流至者愈多”。其他地方如遂川、永宁、宁冈、泰和各县,也都有较多汀州的移民,诚如光绪《吉安府志》卷1《地理志》言:“夫邑之有附氓,犹人身肉之有瘤,迩者闽广流户动以万计,据山而耕,盘结滋蔓”。
  再是赣西北,康熙《宜春县志》卷12《风俗》:“袁州接壤于南,为吴楚咽喉重地,百年以前,居民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余万”。这支来自汀州的客家人,大致是在萍乡、宜春和分宜数县的北部与万载县的西部活动。因据同治《新昌县志•武》,有载:“天井埚者……向多闽人种靛,搭棚以居”。天井埚正处以上各县之间。迨至康熙年代,实行招垦,又招徕大批闽西的客家人。此如同治《苏州府志》卷82《人物•苏昭庭传》所载:“万载地险僻,山岭绵亘,有客民自闽粤来,居之累数十年,积三万余人,曰棚民”。
赣东北经过“三藩之乱”,广信府属丁缺田荒,也行招垦。那时,也从永春、莆田各县移来大批的闽南人,致使上饶县至今还有闽南方言的存在。
  3、闽人移居浙南、金衢与浙西山地:
  继宋之后,又有大批闽人移居于浙省,地域已由浙南扩至金衢及其浙西山地,移民来源不是原先的闽东,而是汀州和闽南。那时,这些地方遭受“三藩之乱”后,“独衢之江(山)、常(山)、开(化)三县,温之永(嘉)、瑞(安)等五县,处之云(和)、龙(泉)等七县被陷三载,仳亻离困苦,备极颠连。又如西安(今衢州市)城郭虽存,而郊原或为贼据,或筑壕堑,以作战场,较与受害各邑相等。……自闽回处,惟见百里无人,十里无烟”。于是闽人乘此时机也就移徙进来。志书载:“括自甲寅兵燹,田芜人亡,复遭丙寅洪水,民居荡析,(刘廷玑)公……又招集流亡,开垦田地,不数年土皆成熟,麻靛遍满山谷”。又曰:“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
这些省外流民据《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所引资料,如浙南之云和县、青田县、丽水县、松阳县、宣平县、龙泉县、遂昌县、景宁县、缙云县,温州府属之泰顺县及金、衢的汤溪县、江山县、西安县、龙游县与其浙西的淳安县等,大多应是来自汀州的客家人,而常山、开化二县主要则是邵武、建宁二府与其闽南的泉州、兴化和永春州的迁民。
  另据浙江省方言研究会傅国通等人的调查,今浙江南部沿海各地说闽南话的约近百万,主要分布在温岭县的石塘一带,玉环县的坎门镇,洞头县的本岛、半屏岛、元角、倪屿,瑞安县的北麂岛、东部沿海的西湾、墨城乡、中部的梅源、梅溪等24乡和苍南县的大部分地区与舟山群岛个别渔民的定居点,还有迁往江苏宜兴县定居的徙民,大多则在明清之际由其泉州沿海一带入迁,主要是渔民。
总之,迁往浙省的闽人,汀民大多散处山区,泉民则住沿海各地。
此外,尚有部分卫所的军士与其家属移居浙地。《明史•兵志三》有云:“后三年(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浙江)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又载:“闽浙苦倭,指挥方谦请籍民丁多者为军。寻以为患乡里,诏浙、闽互徙”。这些闽籍士兵被迁浙江镇守,也成移民。
  4、闽人之入粤:
  自宋末元初大批汀民入居梅州后,至明又有众多汀州客家人移入粤地。成化间,梅州“流移错杂,盖客户愈盛”,徙民仍以闽、赣为多。由是,至嘉靖间遂分程乡、兴宁二县地置平远县;崇祯时,又析镇平县(今蕉岭县)。与此同时,“惠州壤邻汀、赣,奸民实繁”,嘉靖间,永安县(今紫金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迁入者大多也是闽、赣人。而当和平县建县,有自闽地来者,操客家音;万历间,博罗县也有来自闽漳之移民。再是始兴一县,闽人占十之二;韶州府正统间“主户少,而客户多”,“翁源、乳源尤甚”,前来占籍的,也多、江、楚、闽汀之民;英德县也有闽人前来入籍。到了清初,沿海“迁界”,使许多地方荒芜无人烟。复界后,梅、循人便先大批乘虚涌入广东沿海各地,“或以垦殖而开基,或以经商而寄寓”。接着,潮、惠、嘉应州与闽赣人也都挈家赴垦广州府属的新宁、肇庆府属的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多与土著杂居。……遂谓为客家云”。那时,汀人大部分北迁川、赣、浙南,也有少部分跟随粤东、粤北的客家人移入广东沿海各地。
另是咸丰《琼山县志》卷2《风俗》有云:“洪武以来,军士初拨则多苏浙之人,继拨则河之南北,再拨则又闽!潮之产,厥后中原各处官吏充配者接踵而至”。是至明代,仍有闽人被迁海南。
  5、闽人移徙两湖:
  志书载,在今湘阴、益阳、沅江各县的滨湖堤垸区内,明末清初尚属“狐狸之场”,至乾隆间“生齿繁昌”,其中“闽、广各籍人占其三”。又载:“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自吉(吉安府)、袁(袁州府)至南楚,各郡县所在皆是”。而从当时的湖北设有福建会馆28处,湖南设有31处,其中除湘阴、需阝县各2处,醴陵7处,其他每县都仅1处看,是其迁民大多应入醴陵一县。移入醴陵的时间也在康熙与乾隆间,凡121族,157,300人。这些移民来自闽西,此由《醴陵县志#氏族志》所云“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明末清初重浩劫,土旷人稀,播迁远来者,则什九为闽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可见端倪。迁徙路线盖沿赣江支流而上,是由赣南经赣西进入。
  6、闽人之入台:
  早在三国时代,吴主就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入台。至宋,已有泉人移居澎湖屿;元初更在屿上设巡司。明时,闽人开始大批涌入台湾岛,先有林道乾、颜思齐和郑芝龙等人率部入据台湾,泉、漳之人多来投奔,前后达数千人。
崇祯之际闽地大旱,福建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合议,“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抗清失利,率部数万乘船200余艘退驻台湾,逼使荷兰军人投降,收复了台湾,并改赤嵌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康熙元年,清廷下令“迁界”,闽粤之人难以为生,郑氏政权更是大招沿海居民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湾”。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土爽降清,清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汉民已逾数十万”,更有大批泉、漳之人与潮、汕人入居台湾。那时,泉人主要聚居台湾北部的台北、基隆、淡水和南部的台南、高雄一带,漳人则住中部的南投、嘉义和东北部的宜兰、苏沃各地。后又有福州之人东渡台湾,主要聚居淡水。
  7、闽人侨居海外各国:
  闽人侨居海外,始于唐宋,至明更多。《明史•外国四•吕宋》说:“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经世文编》卷400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请计处倭酋疏》又曰:“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人民被虏日本生长杂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而见《明史》《婆罗传》、《三佛齐传》和《氵孛泥传》等,闽人侨居以上各地也有不少。
  到了清初,先因迁界,又使沿海大批的难民被迫逃亡海外谋生。雍正间,闽浙总督高其倬曾奏,那时人们出洋,“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鸦片战争前后,更有大批的华工出洋,单从厦门一地运出的就有30万人。
  而随闽西、闽南与福州府地人口大量的外徙,闽北和闽东北却因长期战乱与饥疫,人口大耗,又有很多浙、赣之人不断移入闽北和闽东北。明清时候,闽北的延、建、邵三府和闽东北的福宁府饥疫和战乱特多,且十分严重。志书载,成化、万历间,福安“连荒”多年,顺治四至九年,邵武连续大饥六年,道光十六年建阳的“大荒”、咸丰三年霞浦的饥荒,都是历史上最大的饥年,且连饥两年以上屡见不鲜。大饥之年“饿殍载道”,“饿死者相枕籍”。疫情一样严重。永乐六年“户部启,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百余口”,永乐八年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余户”,永乐十六年建安县张准又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继后,志书又载,万历三十九年邵武痘疹,“小儿多死”;洪武二年霞浦大疫,“死者相枕籍”,嘉靖元年痘疹大作,“殇者甚众,二年,亦然”,十四年大疫,“道歹堇相望”;乾隆九年痘疹流行,始于三月,“越岁乃止”;嘉靖元年福安痘疹大作,“瘗坎相望”,三十八年大荒大饥,“死者二千人”;道光四年痘疹大作,“死者不可胜数”。至于战乱,祸害更大。志书说,明时浦城县先遭矿工骚乱,“迄无宁岁”,清咸丰八年,又因知县督率兵民抵抗太平军,“绅民殉难遇害者十数万人”;崇安县先有邓茂七之乱,清初又遭王祁的洗劫,“所过为墟,民不耕种者几十载”;建阳县先有邓茂七之乱,嘉靖四十年,又遭袁三、黄凤的烧杀,“民死者无算”,康熙十三年耿逆之变,“大肆焚掠,人民逃散”,及至咸丰十一年再经红巾之乱,人口骤减“二十倍”;邵武府“明万隆间,累遭迁徙,荡析离居,生聚益少”,光泽县咸丰二年“两遭粤匪,兵荒疾疫,生齿大耗”;闽东北沿海各地也因清初“迁界”,“田庐荒芜,鱼盐失利,百姓流离,惨不可言”,“东南北路尽绝人烟”,山区内地的寿宁县两遭变乱,同样“人人沟壑,井井土丘墟”,“生齿从此益消乏”。由于饥疫、战乱频繁,人口大耗,邻近的浙赣之人便纷纷移入以上各地定居。诚如志书所言,浦城“自兵燹后,死亡转徙,土著愈稀,客籍愈众,城乡市镇列肆坐廛,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为最颗;负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至挟赀远出,转运舟车,懋迁货物者,土人亦十无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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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崇安县新志•氏族志》云,崇安县47个姓氏中,有13个姓是明清迁入的,大多为浙赣人。光绪《光泽县乡土志•氏族志》也称,毛氏“明自铅山迁来,已历十二代”,明季由漳、泉、汀、赣迁居北乡者,有“蔡、伊、吕、戴、林”,清初由江西迁居四乡的,有“邓、邱、游、梁、饶、丁,居城厢;郊郭者,周、杨、朱、穆、裘、彭、欧阳”,光泽县“有泉州民,有(江西)新城、泸溪、铅山、贵溪民,城居极多,视土著不啻十之三”。建阳县更因开山种茶,每逢茶季“突添江右数十万人”。
  正因如是,所以遂使赣语进而波及到邵武以外的顺昌、将乐、建阳和今武夷山市,吴语则成浦城县重要的方言之一。闽东的寿宁县和屏南县也因地处山区,设县较迟,人口较稀,又遭战乱,而在明清移入许多省外的人口,这些移民主要也是来自浙江的景宁、丽水、括苍、安昌、桐山、平阳与庆阳各县。
此外,尚有三次外省士兵的移民入闽。第一次是在明初为防倭寇,而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置卫所以备防御”;第二次是正统年间为镇压沙县邓茂七起义“大发兵讨之”;第三次是在明末清初为清除郑氏集团而派重兵入闽。所派部队有因战事结束而返旧的驻地,也有部分被留下来看守,后子孙袭居其地,而成闽人。
  此中最值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明廷“大发兵讨之”,后有一支部队长期留住于南平,这支部队来自长江中下游,讲下江官话,于是遂使南平市城关与其西芹一带形成今“土官话”的方言岛;二是清初在今长乐市洋屿乡琴江村筑城,清廷曾派一支“旗营”由山海关移驻于此,以镇福建海疆。这支部队都是满人,讲“京都话”,于是也在今长乐市形成“旗下话”的方言岛;再是明初在今武平县设置武平千户所,让其军人与家属在这屯垦与守卫,这些人自称“军家人”,从他们所保存的族谱看,许多人的原籍应是江西抚州、南城人,于是又在武平形成“军家话”的另一方言岛。
  与此同时,省内之间的移民也较频繁,主要是向地旷人稀的山区和较偏远的沿海地带转移。上面说了,明清的闽北地区(包括延平府)及其闽东的福宁府地,此时曾受饥疫和战乱的严重打击,人口死亡很多。于是,遂有大批闽南人移住于此。光绪《光泽县乡土志•氏族》曾载:“蔡氏,明自泉州迁北乡,已历十代”,又说,光泽 县“有泉州民,有(江西)新城、泸溪、铅山、贵溪民,城居极多,视土著不啻十之三,而客主异势”。另是今南平市夏道镇的大洲村,太平乡的杨厝、曾厝村,赤门乡的大科村;顺昌县城关镇的吉舟、文新、井龙等村,大干乡的石湖村和埔上乡、富文乡;建阳市麻沙镇的竹洲村;武夷山市武夷乡的天心村;浦城县盘亭乡的上黄厝村;邵武市拿口镇的部分乡村;沙县青州镇的洽湖村、高桥乡的上洋村,富口乡的罗溪村等,都属闽南方言岛,其中顺昌县方言岛民计有3万余人,邵武市拿口镇的岛民约有2000人,相传顺昌县埔上乡的岛民是在清时道、咸间由其永春、德化迁来的,其他岛民的祖先早在明清就已移住。
而在闽东北,泉州移民更多。据宁德地名办调查,今福鼎市的沙埕、前岐、店下、白琳、点头、管阳、贯岭、南溪和桐城等13个乡中,都属闽南方言岛,凡有人口13万,其中沙埕是在清乾嘉时候从其永春各地移入;霞浦的水门、牙城、下浒等乡与三沙镇也有100多个自然村约近4万人是讲闽南话,其中三沙是由闽南迁来的,多以打渔为生;宁德市飞鸾乡的碗窑村、礁头村凡有3000多人讲的也是闽南话,早在乾隆间他们的祖先也已定居于此。
  福清市渔溪镇、东张镇、一都乡、镜阳乡、上迳乡、音西乡、阳下乡以及宏路镇所管地面,也有数万人是讲闽南话。连江、罗源与闽侯各县,也有一些闽南话乡村的分布。这些乡村的移民,大多也当始于明清。莆仙方言岛福清分布最多,凡有数十村庄数万人;次为永泰县、平潭县、福鼎市和福安市等,多至五六千人,少的也有千余人。再是闽客方言岛,则多散在大田、沙县和寿宁县"。以上这些方言岛的移民时间,大多也当始于明清"。另据民国《云霄县志》卷6、《龙岩县志》卷4《氏族志》,云霄县80多个姓氏中,就有18个姓是在明清由今漳浦、平和各县移入,龙岩的主要姓氏约110姓,其中也有54姓是在明清自本省其他府州而来。此外,尚有畲族在此期间内由今潮、漳向闽东、浙南各地的迁移。

八、小  结
  总之,福建人口的迁徙,可归纳七个时期,凡十次。其中以战国末越国人的入闽、西汉武帝时闽越人的被迁徙、三国吴的移民入闽和陈政、王绪、王审知的率军入闽影响最大。移民入闽规模最大的时间是在靖康之乱和宋末元初,而大规模的移出,是在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以至于整个清代。大致说,前期是以入徙为主,后期则以迁出为主,转折期是在宋末元初。盖至靖康之乱后,历经多次的移民入闽,福建已经由其地旷人稀变为地狭人稠,社会也由安定转为动乱,于是人们迫于生计,便开始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移民入闽的地区,主要是江浙与赣省,移出的地面则甚广,有广东、海南、浙东、赣省、四川、台湾和海外各国。移民形色有军队和有组织的移民,但多数是在战乱中分散进行的。应该说,福建自宋能成全国经济、文化最称发达的地区,主要是靠历代大规模的移民入闽,而福建人大规模的外徙,对各移入地的贡献也相当突出,是功不可没的。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发表于 2010-2-16 23:53 | 显示全部楼层
另是分散性的移民,人数应该更多。因为天宝时候在今闽地只设5郡23县,户仅91,226,口411,587,而至宋初已有6州、2军、41县,户467,811,若无大量人口的迁入,州县和户数是无法如此急增的。而从各州(郡)户数的增率看,唐开元的建州(包括南剑、邵武)的户数仅22,770,至太平兴国间,三州军户合计已达195,043;泉州(包括兴化)开元户也由31,600增至130,285。其他三州(福、漳、汀)的比增,则分别为:34,084比94,470,15,000比24,003,4,680比24,007。倘以宋初各州军户数计,福州有户94,470,南剑州56,670,建州90,492,邵武军47,881,泉州96,581,漳州24,003,汀州24,007,兴化军33,707,其中又当以泉、建二州增户最多,次为南剑、邵武、福州和汀、漳与兴化。以此而观,分散入闽的户数应以建、泉二州最多,次为南剑、邵武、福州和汀、漳与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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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都挺有价值
发表于 2010-2-17 15: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管你怎么移
我们福建人和北胡不是一个祖先的
 楼主| 发表于 2010-2-20 1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0-2-21 00: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管你怎么移
我们福建人和北胡不是一个祖先的
东南山鱿鱼 发表于 2010-2-17 15:28

当然,广大北方人是不可能和创造汉字的越人有同一祖先的,倒是高丽棒子有这个可能哦。
发表于 2010-2-22 0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最BS挑拨,最BS假冒。
 楼主| 发表于 2010-4-2 18:03 | 显示全部楼层
福建縣市地名中,多是安、平、和、泰之類,實為先民為求安定生活之期許。閩人在長距離長時間的遷徙過程中培養了拼搏堅韌的精神,這種品質通過宗族教育一代一代傳承至今。


惡劣環境下的舉族遷徙造就了閩人濃厚的宗族情結。直到現在,沿海長樂等地還有傾族移民美國的傳統。


近代以來,出洋過番的海外閩人,雖遠離故地、時過境遷,但始終記著本家自何縣何鄉何姓來。閩人的務實冒險,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求安定求自足,先祖留下的印跡抹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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