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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与璧:良渚玉文明因子的接力与传承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就是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通道。公元前5000多年的汤家岗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白陶就沿江传播到环太湖流域的腹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在良渚玉文明形成之前,巢湖凌家滩、宁镇地区北阴阳营、环太湖流域崧泽等玉文化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良渚玉文明的辉煌。时过境迁,良渚玉文明的沿江上溯和传播却遭到了很大的冷遇,只留下孤帆只影。安徽潜山薛家岗墓地,仅M47出土了一对小琮式管,还一度被误为是最早的小琮。至于南京江宁昝庙有着三叉形器元素的冠状梳背、安徽合肥肥东复式节高琮,以及湖北蕲春坳上湾矮方琮等,这些零星扩散的玉器都到良渚文化晚期了。良渚玉器跨长江越过江淮地区并继而再向北扩散,也主要始于良渚文化晚期。除了江苏海安青墩、阜宁陆庄出土的琮,2012年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在兴化蒋庄遗址清理了约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278座,墓葬多为弧底独木棺,出土了琮、璧、锥形器、环镯等丰富的良渚玉器,还有台形刻符,蒋庄墓地被誉为“良渚文化北上的一处重要前沿阵地”。  出土良渚玉琮的阜宁陆庄遗址,北距淮河(废黄河)约4公里,再往北的情况会如何呢?江苏新沂花厅遗址近沂蒙山南麓,完全已是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盘,花厅北区墓地与良渚文化晚期大体相当,出土了冠状器、琮式管、镯式琮、带套管锥形器等典型良渚式玉器,随葬陶器中既有良渚文化的风格,更保持了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花厅玉器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是良渚式的,如:环璧和小型环璧的边缘和孔周保持渐薄,这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小环璧的风格,也是红山玉文化南向交流到长江流域在海岱地区留下的孑遗。同其它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墓一样,花厅没有出土良渚式的璧,这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良渚式玉器仅限于玉琮而不见玉璧一脉相承。除了良渚、大汶口文化相得益彰的锥形器,在已知的泰安大汶口、莒县凌阳河、邹县野店等显贵大墓中,几乎没有像样良渚式玉器的随葬,也是重要的佐证。
越过江淮地区抵达山东沂蒙腹地的道路,显然遭遇到了坚决的抵制。那么良渚玉文明在向黄河流域的扩散过程中还会有另外的突破口吗?
  西坡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灵宝,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13件玉钺,其形制在本地区无本可溯,尤其是两侧边缘渐薄磨成似刃状的特征,与凌家滩玉文化非常一致,说明早在良渚文化之前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就存在着玉文化的交流。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有“玉石塘“之称,1986年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玉器,虽然没有出土琮,但有璜、锥形器和玉璧等,玉璧外径19厘米,八节锥形器长25.5厘米,都是典型的良渚式。金寨与花厅纬度相当,直线距离约130公里,但金寨处在沂蒙山的西方向,所在区域越过菏泽、商丘的黄泛区就可以直抵郑洛地区了,这给我们探索玉文化的传播路线提供了空间想象。如果说海安青墩、兴化蒋庄、阜宁陆庄、新沂花厅走的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沿线,那么安徽定远德胜村山根许出土复式节高琮、大璧,怀远龙王庙出土一对改制的有獠牙兽面纹玉件等,这些很肯能是良渚玉文明通过安徽境内转向西北向黄河中游传播扩散过程中的遗留。
  至少从崧泽文化开始,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就开始深刻地波及到浙东沿海平原,良渚文化中晚期,石犁开始向浙东乃至舟山群岛扩散,组合式石犁的最南发现地点目前是浙南玉环三合潭遗址。但是,良渚式玉器至今还没有在浙东沿海平原地区出土和采集,一方面可能与这一时期专门墓地未发现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这一区域自始至终保持着河姆渡文化的地域传统,炊器中的绳纹釜一直没有被鼎彻底取代,他们可能彻底拒绝了良渚式玉器,其背后反映的文化意义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1972年冬,在著名的广东曲江马坝人遗址边上的两山之间马鞍形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清理了108座墓葬,出土了大量良渚式玉器,有琮、璧、钺,还有筒状环镯、锥形器、龙首纹环镯,甚至嵌玉器,不过随葬陶器中良渚式的极少,基本为赣江流域樊城堆文化的特征,似有“白皮红心”之感。石峡良渚式玉器的相对年代跨度很大,有良渚文化早期的风格,如:龙首纹环镯、脸庞纹的兽面琮、大孔璧;也有良渚文化晚期的风格,如:复式节高琮、桃形眼兽面琮等。在曲江乌石镇床板岭、肇庆封开禄美村也出土了良渚式琮,可见岭南地区对于良渚式玉器的接受程度。从良渚到石峡,直线距离近1000公里,除了可能性甚微的沿海岸线抵达珠江口再上溯至北江,唯一的路线就是沿赣江过南岭的大庾岭进入珠江的北江流域,广东与湘赣的交界处地理环境独特,湘、赣相对于岭南互为犄角,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左右,白陶和彩陶就沿湘江翻越南岭直抵珠江口,这次良渚→石峡开辟了另一条岭南与长江流域交流的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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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是如何辗转地抵达岭南?考古学家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沿着长江进入鄱阳湖——赣江水系,靖安郑家坳琮,刻划良渚文化早期琮的脸庞纹样,鼻子的细致刻划显示这琮是本地仿造的;二是通过钱塘江流域进入赣江流域,在浙西淳安千岛湖、桐庐富春江畔均出土了良渚文化早期风格玉器。2011年桐庐小青龙遗址出土了琮、璧、钺等典型良渚文化玉重器,年代跨度从良渚文化早期至晚期,那里距离良渚古城已逾100公里,钱塘江上溯往西就是鹰潭——上饶所在的信江流域,马上就是鄱阳湖—赣江流域的腹地了。
  几乎与良渚文化晚期相当和稍晚阶段,浙西瓯江流域出现了一支同样也用玉、尚玉的考古学文化——好川文化。1997年发掘的遂昌好川墓地出土了玉钺、锥形器、小琮形器、嵌玉器等既有良渚风格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玉器,尤其是嵌玉器中的台形镶嵌玉片,以前多见于良渚文化晚期琮、璧上的铭刻,也见于陶器上的镂空装饰,这次却是实体写实。成组的台形镶嵌玉片曾采集于莒县凌阳河遗址,加之好川墓地中出土的“日?月”纹样小方管,大大出乎我们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良渚、大汶口、好川这三者史前文化交往的认识视野。
  良渚玉文明是体现原始宗教信仰和权力的独特文明,在同时期的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中,本身具有排他和自闭性,与此共时的其它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接受一般旨趣的物质体现,不一定接受具有原始宗教信仰的精神文明。但是,公元前约230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切完全被颠覆了。
  良渚文化降下了帷幕,被钱山漾~广富林文化所取代,原先璀璨的玉文明衰亡了,这一过程来的非常突然和猛烈。在良渚文化中心址的良渚古城,被彻底废弃之前也发现了钱山漾文化因素的侵袭。钱山漾~广富林文化的玉器情况还不甚清楚,新近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中出土了5件玉琮,体型笨重硕大,如H1569:1,高6.5、宽8.8~9.1厘米,这些琮虽然基本上遵循了良渚式两端有大小、弧凸边的原则,射口的切割工艺也大致相同,但琮节面纹样的关键内容,其细节已经全然不顾了,所以这些琮本质上与良渚式的完全不同,可能是广富林文化的先民凭借记忆的仿造。与广富林遗址琮形制和大小接近的琮,还有湖南安乡度家岗、河南邓州八里岗等地所出零星所出。
  
  可能与中原地区挨的比较近,长江中游的情况略显复杂,屈家岭文化进入到石家河文化后产生分化。湖北荆州石家河古城,其兴盛也就是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内的邓家湾、城外的肖家屋脊墓葬中没有随葬玉器,大墓中随葬的是大量程式化的陶器。但湖南澧县孙家岗墓地中,却出土了龙凤玉佩、环璧、以及后来流行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鹰笄,孙家岗M14出土的大璧,外径16.5、孔径6.4厘米,还不能完全断定来自良渚文化的影响。
  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古城废弃,城外的肖家屋脊、罗家柏岭,以及周边的钟祥六合、荆州枣林岗等的瓮棺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突然兴旺起来,有玉神兽冠冕、玉人头、玉蝉、玉虎头像、玉柄形器等,其中的玉神兽冠冕还见于龙山时代山东两城镇玉锛的摹刻、临朐西朱封大墓的透雕冠饰,两地相隔千里,背后反映传播和迁徙的宏观图景还是一个谜。至于良渚玉文化的影子,只在一些柄形器上依稀可见,玉琮等都是残块碎片随葬。
  黄河流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演进至龙山文化,薄如蛋壳的高脚杯、细砂白陶冲天流袋足鬶反映制陶工艺胎泥和快轮相结合的极致水准,五莲丹土、章丘两城镇等一系列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从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大型城址开始出现,玉器有钺、大刀、牙璧、牙璋、琮和琮形器,还有以临朐西朱封透雕冠饰为代表的神像。
  
  黄河中游地区,进入到仰韶文化晚期,或开启了中原龙山文化的新篇章,出现了客省庄、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王油坊、陶寺等文化。被誉为“与尧都相当契合”的临汾陶寺,其都城兴建与使用的时代为公元前2300~2000年,琮、璧、钺、大玉刀、圭璋等均开始陆续出现,陶寺ⅡM22大墓中也出土了一组与肖家屋脊、西朱封结构完全一致的神兽冠冕玉雕。
  与陶寺都城年代相当的陕北神木新华、石峁等遗址,牙璋、玉刀、玉钺等端刃玉器非常发达,新华K1出土了36件竖插有序的刀、铲、钺、璋等玉器,其中还有琮的切片。石峁都城早年就采集有大量的牙璋、玉刀等,新近考古发现的20余件玉器中有部分被埋在墙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玉器的埋藏情景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黄河上游地区,璀璨的彩陶风光不再,齐家文化粉墨登场,琮、璧等突然出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1957~1975年进行了四次发掘,出土各类璧逾三百件,M48是一座三人合葬墓,随葬了83件璧。海藏寺相距皇娘娘台仅1.5公里,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制玉作坊遗存。甘肃天水师赵村齐家文化遗存中,M8随葬琮、璧各1件,地层中的3件扇形璜最后被拼合为联璜环璧。青海民和喇家F4,突然遭受洪水灾难,房屋内一侧放置2件璧,瓮内还装了1件璧。喇家显贵墓葬M17,头颈部位随葬2件璧,填土中还埋设了联璜环璧。
  这些琮璧,在本地区无渊源可循,与千里之外的良渚文化琮璧又有着极大的形似,它们是如何辗转到黄河流域的?
  琮?璧
  先说琮。实际上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时期琮数量并不多。1978年山东五莲丹土琮,据称共出还有镶嵌绿松石的大玉钺、筒形器,丹土琮的四角非常生硬地附加在筒形的射体上,四角节面雕琢三条分割的弦纹,象征眼睛的管钻小圆随意地叠压着弦纹。诸城前寨出土的素面四凸块镯式琮,年代可能还要早些。莒县杭头M8墓主右腕戴了一件“方形璧”,临沂湖台M1、M2墓主右上肢各出土了“扁琮”,这三件都依稀有琮的影子,被称为“扁方琮”。湖台M1:1四边另切割凹口,确实是模仿了琮的形制,三件“扁方琮”均保持明显的弧凸面,与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环璧、牙璧的边缘渐薄而形成的弧凸面特征一致。
  
  
  再来看看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山西芮城清凉寺M150,墓主左肘部有一件“方形璧”,非常接近上述三件“扁方琮”,明显受到了黄河下游的影响。清凉寺M146,殉人随葬一件六边形的“筒状器”,似琮非琮,似凸棱环非凸棱环,是他们的自创。清凉寺M52,墓主佩戴琮一件,四面平直、光素,发掘者都认为“整体风格与齐家文化比较一致”。陶寺都城出土琮的数量相对就多了,据社科院考古所高炜先生截止1998年的统计,共有13件,多为矮方柱体,四角有素面也有雕琢弦纹。陶寺都城隔黄河斜对岸的陕北神木石峁古城、神木新华、延安芦山峁,也出土了琮或与琮相关的玉器,芦山峁采集的一件琮还是典型的良渚文化原琮,如果比较陕晋这一区域与黄河下游,显然在琮的承继上陕晋地区远远领先黄河下游,包括齐家文化分布在内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琮的形制基本一致,素面方正。甘肃天水师赵村出土琮璧的M8最为代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齐家文化琮的数量总体上还不多,据闫亚林先生《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博士论文中的统计,甘青宁地区文物机构采集的琮,“可确定至少有38件”,其中长体和扁体的占绝大多数,琮的数量远不能与璧相比,齐家文化的琮主要是由陕晋地区传入的。
  良渚文化晚期,虽然作为腕饰的镯式琮继续存在,武进寺墩M3置放于墓主头侧的超大琮也还保留,但是主体琮的形制多为小射孔的复式节高琮,由于玉料致密度的降低,纹样的精雕细琢也受到了限制,但神人兽面像还保持了原貌,复式节高琮节面的纹样结构没有发生变异。良渚衰亡之后的龙山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全新时代,交流融汇,此消彼长,良渚玉琮的形制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达成了共识:素面、近正方体、切割的射口多不圆弧,这种共识有可能先自于陕晋地区,进而扩展到黄河上游,并为商周玉琮所传承。
  再说璧。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时期,始终秉承着边缘和内孔部位渐薄的小环璧传统,良渚式玉璧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几乎没有发现,那个地区只是首创了牙璧,并在随后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黄河中游地区。
  
  璧的真正新生也是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芮城清凉寺确实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玉文化集散地和中转站的代表。清凉寺墓地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环璧和联璜环璧,大多数的环璧都套在墓主的手臂上,少数置放在墓主身体的一侧或胸腹部位。环璧作为臂穿,这是良渚文化中所没有的,绝大多数的环璧边缘渐薄或者边缘和孔缘渐薄,孔多为单向管钻,这也不见于良渚文化,倒是与山东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环璧特征一致,陕晋地区的环璧显然受到了黄河下游地区的影响。清凉寺也是联璜环璧出土数量最多的墓地。联璜环璧与断裂后修补缀合的环璧不同,它们由独体璜形器联缀而成,由二或三个璜形片联缀而成。如清凉寺M100:6、M155:2双联璜环璧,由两个对开的璜形器联缀而成,为我们理解联璜环璧的缘起提供了启示。清凉寺墓地中的环璧,中孔大而器薄,极易发生断裂,墓地中就出土了不少断裂之后缀补的环璧,或许当时的工匠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就索性利用分体联合加以缀合,这一工艺摆脱了玉料体量上的限制。一开始这样的分体缀合似乎没有什么等分或规律,如清凉寺M82:3等。等分的缀合环璧或许受到了上述的启发,三等分或更多的等分,还可以发现原本均取材于同一块玉料,如清凉寺M100:4三联璜环璧,这类联璜环璧拆分后,其独体的璜形器,整体就为扇形,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顶面接近齐平的璜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清凉寺墓地中,没有发现单独的扇形的璜形器出土,说明作为单独扇形璜佩戴的例子源自于此类联璜环璧。同时,等分缀合的联璜环璧均为晚期阶段,也证明期间的发展过程。联璜环璧拓展了璧的内涵和功能,并重新唤起了新石器时代璜的记忆,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称之为“记忆重建和认同回归”。在西周组佩中,扇形璜成为组佩中璜的主要形制,就绝非偶然了。
  20世纪90年代初,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蘋先生明锐地注意到流散于海外的那些大体量琮、璧、牙璋、刀等,她判定可能主要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并特地关注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戴应新先生采集的神木石峁玉器,她提出包括黄河中上游并兼及岷江流域的“华西玉器系统”,随后又提出“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论”——夷、越、羌。现在看来,就具有良渚玉文化因子的琮、璧而论,黄河流域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整体,但各有侧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环璧更多可能受到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影响,但琮的后续发展主要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玉钺是良渚玉文明的重要内涵,黄河下游的钺有着自己从大汶口文化以来的传统,体形相对方正,黄河中游地区出土的玉钺或者称之为的“圭”,显然也是受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黄河下游和中上游之间的东西关系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很复杂了,良渚琮璧之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发展,更多的是接力式的传播,琮的面目全非不会是一蹴而就,璧的工艺特征也说明其形成的多源性。香港中文大学杨建芳先生对于古史传说记载的“竄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的宏观时空背景。岷江流域崛起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现了比同时期中原地区更发达的玉文化,有数量丰富的琮,以及进一步发展了的凸棱环璧,掀起了第二波承继和发展的高潮。
  
  当然,这里所说琮璧的接力和传承还仅仅是良渚玉文明因子在扩散中的物质表征,作为反映身份等级地位、体现原始宗教信仰的良渚玉文明精髓,它们在传播扩散中未被承袭,《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谓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早被证明是臆测附会。而玉文化在龙山文化至夏时期、商周时期再次掀起高潮,并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玉魂国魄”,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牟永抗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的前言中曾提到:“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被赋予‘山岳精英’的矿物,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起了催化酶的作用,从而将随着文明而来的政治权力,牢牢地包裹在了神秘的袍套之中。可以说超越自然属性的玉和政治的神秘化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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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地区,璀璨的彩陶风光不再,齐家文化粉墨登场,琮、璧等突然出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1957~1975年进行了四次发掘,出土各类璧逾三百件,M48是一座三人合葬墓,随葬了83件璧。海藏寺相距皇娘娘台仅1.5公里,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制玉作坊遗存。甘肃天水师赵村齐家文化遗存中,M8随葬琮、璧各1件,地层中的3件扇形璜最后被拼合为联璜环璧。青海民和喇家F4,突然遭受洪水灾难,房屋内一侧放置2件璧,瓮内还装了1件璧。喇家显贵墓葬M17,头颈部位随葬2件璧,填土中还埋设了联璜环璧。
  这些琮璧,在本地区无渊源可循,与千里之外的良渚文化琮璧又有着极大的形似,它们是如何辗转到黄河流域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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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意思…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学习了
体现宗教文明的良渚文化似乎被道教继承:玉皇,玉清,玉神,玉体,等等
Until you make the unconscious conscious, it will direct your life and you will call it fate.
体现宗教文明的良渚文化似乎被道教继承:玉皇,玉清,玉神,玉体,等等
ptr123 发表于 2016-4-10 22:41
土产的宗教就他了

儒家也重玉,但不是宗教
很好,一直觉得璧和琮是中国进入文明门槛时期古文化的共同特点.至于怎么大范围传播的就很神秘了.
物变天汰,余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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