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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源于东夷说

本帖最后由 奋斗 于 2016-9-25 21:55 编辑

内容提要:靠近渤海、黄海的海岱地区是古代东夷人的主要聚居地,而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与古代东夷人有着较多相同的文化特质,可能主要源自东夷。 一、民族来源研究简评
  近百年来,最早由少数日本学者提出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来源于南洋的“马来说”和来源于冲绳的“北来说”;目前,主要有“西来说”(又可细分为祖国大陆“古越人说”和以古越人为主的“多元说”)、“南来说”(即“马来说”)和“台湾本岛说”。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的好几篇论文,表达了近似“多元说”的见解,如他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东部的大汶口文化沿海岸转移到台湾,东方沿海的龙山文化传播到台湾,百越先民从福建、广东东部沿海到台湾;又说,西部的濮夷、东部的夷越也参与了向海外的移殖,在发展转移过程中形成一个南岛语族集群[1]。
  岛内的作者比较多,而且各有专攻。如凌纯声根据历史文献学和民族学研究,提出“越僚说”(泰雅族学者廖守臣观点相同);卫惠林依据多年在岛内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提出“东夷说”或“新旧南北两系说”。研究台湾早期史的专家曹永和也有来源于东夷的见解[2]。张光直根据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了“南岛语族”起源于海峡两岸大坌坑文化的观点(即“闽台说”)。
  国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3]、白鸟库吉、鹿野忠雄、金关丈夫、国分直一等,有的主张“大陆说”,有的主张“南来说”,有的主张“本岛说”。研究这一问题的西方学者,也不乏其人,如美国的布拉斯(R.Bula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等。贝尔伍德依据考古学与语言学的资料,提出了与张光直“闽台说”相近似的观点。对于兰屿雅美族的来源,各方面学者的见解基本一致,即约500多年前来自菲律宾北部的巴坦群岛。
  以上各说在学术上存在的问题是:首先,通常所说的世居少数民族,不单是“高山族”,还包括“平埔族”。按以往的民族学者分类,有19个群体:高山族系统包括阿美、泰雅、布农、赛夏、邹、排湾、鲁凯、卑南、雅美(现称达悟)和邵。平埔族系统包括凯达加兰、雷朗、噶玛兰、道卡斯、巴则海、巴布拉、猫雾捒、和安雅和西拉雅。截止到2007年1月,台湾当局已认定了13个民族:上述高山族系10族、噶玛兰族,从泰雅族中分出“太鲁阁族”、从阿美族中分出“撒奇莱雅族”,统称为“原住民”(学术研究中也称为“南岛民族”)。台湾当局的认定是否合适,暂且不论。这些群体的来源要说就是纯粹的古越人则很难令人信服。
  其次,以上各说与考古学、民族学所见资料不合。如关于越人“饭稻羹鱼”的特点,同“高山族”就沾不上边。根据最新考古发现,早在距今5000~4600年前,高山族先民(大坌坑文化晚期居民)就从事稻、粟混作农业,特别是粟与陆稻混作农业一直延续到现代。研究台湾早期史的学者刘其伟说:台湾诸族多施行烧耕,粟、黍、稗、早稻、薯芋为基本作物[4]。粟才是被他们视为附着祖灵的圣物[5]。稻米反被认为是不洁之物,不能在家中做来吃[6]。我们所熟知的“高山族”的“丰年祭”,原本称作“粟祭”。在祭仪过程中,大家都齐集在一起,到野外聚餐,共吃粟糕,并喝粟酒。大洋洲各民族的先民以块根类等薯蓣、芋头和西谷棕等植物为食物。粟不是他们的传统农作物。高山族的旱田粟作农业,是“南来说”、“闽台说”和“本岛说”无法自圆其说的瓶颈。因为,稻、粟混作农业起源于距今7050±80年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是东夷人的发明创造[7]。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2006年10月,我到看到山东临沂水稻研究所种植的陆稻,大部分地区已在1958年前后旱稻改水稻时不再种了。小米仍有种植。还有,高山族和平埔族人的拔牙习俗、用石板棺做葬具,都是黄河下游古东夷人的习俗,而不是古越人的固有习俗。卫惠林曾指出,我们一方面自应拒绝过去多数学者之全马来说,也不能完全强调全大陆说[8]。坚持“全大陆说”或“越族说”在学术上是不妥当的。“全马来说”是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现在已没有人赞同了。“南来说”、“本岛说”以及台湾少数人自认为证明“台湾人都是原住民”不仅在学术上不能成立,在政治上更是有害的。笔者提出的新假说是:从考古学与现代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源流关系说,以距今3500年以后进入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为界[9],以前的考古文化与“高山族系”关系密切,以后的与“平埔族系”有关;以民族来源论,“高山族系”主要来源是海岱地区的东夷人;“平埔族系”主要来源是本地化了的东夷人与古越人融合而形成的;雅美族来源于菲律宾北部的巴坦群岛。此外,台湾岛内传说的小黑人[10]和来自周边其他地区的民族群体、甚至极少数的汉人,也融入他们之中。总之,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11]。本文着重论证“东夷说”。

二、前人“东夷说”简述
  1954年,凌纯声提出“亚洲地中海”说。亚洲地中海,就是东、南两岸被一连串的弧形岛屿与亚洲大陆中间的大海。亚洲地中海为南北向,可以台湾岛为界分为南北两地中海。北地中海为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甚至环太平洋古文化发生和成长之地。这里的居民,在距今2万到10万年前,是生活在周口店上洞的“古蒙古或称海洋蒙古人即印度尼西安人”。他们是滨海而居的海洋民族。进入历史时期,亚洲北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在中国古史中被称为夷(义即为海),故可称之为海洋文化。分布在淮河以北、华北大平原,跨海而至东北的民族曰貊,也就是东夷或九夷。而南方的称为蛮或越[12]335。吕思勉认为,沿海之族见于古籍者,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作粤同)[13]。这里所说的夷,就是东夷。1961年,凌纯声的《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重申了“亚洲地中海说”,提出,在古代住在亚洲地中海及中国沿海的九夷与百越之民,发明了栰排、方舟、戈船和楼船四种航海工具,把中国远古文化传播至太平洋上[12]409。1966年,在“台湾研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讨论会上,凌纯声更明确地提出,中国大陆沿海多为海洋文化分布区域,其民族古称九夷和百越,今名南岛语族[14]。据笔者浅见,凌纯声所说的海洋蒙古人、印度尼西安人、夷(东夷、九夷)、貊及越(百越)或南岛语族,都可以理解为居住在现代所称的海岱文化区(北亚洲地中海)的东夷,也可以理解为居住在长江流域(南亚洲地中海)的百越。东夷(或九夷、夷)、百越是二合一的古代民族。他说过,“越可称夷,而夷不尽是越。”[12]337“南岛语族”则是后继者。应该说,凌纯声是台湾高山族来源于东夷的首创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民族学家卫惠林同样明确提出了高山族源于东夷的看法。他说,“台湾土著诸族无疑属于东夷的系统。”这个假设已被近年台湾考古学作了积极的证明。在台湾所发掘出来的陶器、石器等,与中国东海岸文化是属于同一系统已无疑问[14]。后来,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台湾土著族”的来源,“至少应分新旧南北两系,山地各族为大陆旧文化(东夷越僚文化)系统,东部与平地各族为南岛系文化(印度尼西亚文化)系统。自然,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大陆是整个东南亚乃至太平洋文化的摇篮,南系各族当然也与大陆关联甚深也”[8]。
  研究台湾早期史的专家曹永和说,东夷族原本定居于大陆的东海岸,历经殷、周、春秋、战国、秦、汉,由数条路线被推挤到东方海上的岛屿去。东夷系百越族之中,除了上述的迁移路线外,也有自北方而来,在几度反复蜂拥的浪潮之中,几度地横渡海峡来到台湾[2]。张光直在1959年说,华北后来被史家称之为东夷(南支)三苗、九黎,为未分化的汉藏南岛文化;百越及百越以前之东南居民向南方移居者成为后日南岛语族之祖,汉代以后绝迹于大陆,唯在台湾孤岛保存其文化迄今[15]。1960年,张光直明确提出,台湾中南部海岸“龙山形成期文化”很显然自大陆分别渡海而来,可能与现代台湾土著民族的祖先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多半是种植稻、粟的民族[16]。1987年,张光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南岛语族的老家集中到了闽江口向南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甚至说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地区的一部分。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台湾的大坌坑文化[17]。这被后来学者称为“闽台说”。从张光直的上述三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高山族与古东夷族若隐时现的渊源关系,但不像他的老师凌纯声、卫惠林说得那么明确。后来,他一直坚持“闽台说”。
  前辈学者提出高山族来源于东夷的假说,除张光直外,再没有人提及了。30年来,笔者对海峡两岸的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古农业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学等学科的资料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认为:卫惠林的“新旧南北两系(山地各族为东夷越僚文化;东部平地为南岛系文化,与大陆关联很深)”之说,最接近高山族来源的实际,但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论证。

三、从稻粟混作农业看高山族来源于东夷
  东夷族人及其先民,主要生活于山东和江苏北部的黄河、淮河下游地区,或称为海岱地区。东夷人与高山族的文化中,最显著的共同特点首先是稻粟混作农业,以小米为传统食物和神圣谷物。台湾的稻、粟混作农业要比大陆海岱地区晚得多。台南县南关里东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稻米、粟(小米)、豆类(未研判何种豆)、薏仁、苦苓等碳化谷物种子。这是一处大坌坑文化晚期阶段遗址,距今5000~4600年。牛稠子遗址的红陶文化(牛稠子文化)层,发现了粟粒的碳化物,营埔文化层发现有稻壳印痕[18]。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鹅銮鼻第二史前文化类型,有籼稻和豆科植物的遗痕[19]。垦丁遗址[20]和澎湖赤嵌头遗址[21]出土的陶片上,也发现了稻壳和豆科植物种子印痕,稻的品种为籼稻。台湾东海岸南端的卑南文化的卑南遗址,出土了用于砍伐树木、开垦土地的石斧、斧锄形器,中耕除草用的靴形石器等农耕工具;收割谷物用的石镰和长方形带孔石刀,以及加工谷物用的石杵和石臼[22]。虽然尚未发现植物遗留,但是,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根据发掘卑南遗址所见石器工具,并结合“台湾现在山地的原住民使用小铁刀采粟穗”等民族学资料,推测卑南遗址居民栽培的应是粟和旱稻[23]。刘益昌也持相同看法[24]。研究台湾早期史专家曹永和指出,台湾平地的水稻耕作,是17、18世纪时,由闽、粤移人的汉人开始的,但在大量的汉人移住之前,居住在平地的原住民平埔族,便已有广泛耕种旱稻的记录,这在17世纪初的汉文资料《东番记》及荷兰人的文献上都可以看到[2]。据卫惠林1979调查,南投县埔里盆地巴宰族的传统农作物,主要是早稻、粟和甘藷。道光(1821~1850)初年,巴宰族与其他中部土番一样,开始学习水田稻作。直到光绪三年(1878)以后,才以水田稻作为主[25]。直到20世纪末,台东县嘉兰村的排湾族与鲁凯族居民,仍种植小米和陆稻[26]。
  需要讨论的是,考古发现的稻米碳化物是水稻还是旱稻?有两种可能:一是史前种植的是水稻,由于原始信仰的原因,没有延续下来;二是,史前种植的稻本来就是旱稻。笔者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大,原因有:第一,研究古稻作,要看聚落中水稻遗存、稻田遗迹和稻作农具[27]。就是说,具备这三个因素,种的就是水稻,缺少水田遗迹,就难以断定是水稻了。台湾考古发现的稻、米碳化物的遗址,还没有发现水田遗迹。第二,文献记载,17世纪前汉人移民台湾之前,甚至到了清代,台湾高山族大部分人都是种植早稻。如清代台湾地方官的著作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朱仕玠《小琉球漫志》说,“熟番”所种悉旱稻[28]。唐赞衮《台阳见闻录》说,“熟番多于园中旱地种稻”[29]。第三,伴随稻米碳化物出土的农具,有石斧(石锄、斧锄形器)、石刀和掘棒等,没有石犁[30]。汪宁生指出,云南新石器时期居民,都以石斧、石刀和竹木工具经营原始农业,主要农作物是稻谷,种稻大概主要采取旱地作业方法[31]。这一论断,也可以用来解释台湾史前的稻作农业,同样是旱地耕作方式。第四,外省、外国有可参考的例证。云南《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六卷第三章种植业记载,该县陆稻分布在海拔1000~1500米之间[32]。这与台湾发现许多石刀的考古遗址的海拔相当,因此,是可以种植早稻的;至于在平地的考古遗址,也同样可以种植旱稻,如非洲75%的稻田种植陆稻,拉丁美洲也有75%的稻田种植陆稻[33]。可作为旁证。
  东夷人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从事稻粟混作农业。2003年,济南市月庄遗址后李文化层出土了碳化稻、碳化粟、碳化黍,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ISOTBACE实验室对碳化稻样品测年,数据为距今7050±80年或公元前6060~5750年。据此,Gary W. Crawford、陈雪香、王建华认为:“粟类作物和稻谷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在山东境内开始种植。”[7]此外,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950~4950年)的陕西华县泉护村、河南卢氏祁村湾、中期的三门峡交口、晚期的郑州大河村和甘肃西峰南佐,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距今6450~5250年)早中期文化层,屈家岭文化(距今5250~4550年)的河南省淅川黄楝树,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4600年)的安徽蒙城尉迟寺、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早期的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时期的日照两城镇、聊城教场铺等遗址,有的发现了稻、粟,有的发现了稻、粟、黍的遗迹[34]。
  张光直说,“台湾土著民族”的祖先,多半是种植稻、粟的农民[16]。从目前两岸同时期的考古文化比较看,在距今5000~4600年台湾大坌坑文化晚期居民已经种植稻、粟时,当时的福建新石器时代人还没有出现农业耕作,而是以采集海洋动植物为生[35]。中国的华南和大陆东南亚稻、粟混作农业的年代比台湾还要晚。张光直说,华南和东南亚的谷类农业,是后起的事。有的是中原输入的(如粟),有的则可能是在中原谷作文化的影响下发源的(如稻和薏苡)[16]。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说,黄河流域的粟米向东南亚传播的中介地点,就现有资料而言,很可能是四川西部高原[36]。因为澜沧江畔的西藏昌都卡约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000~4000年)[37],以及岷江上游秦汉时代的石棺葬中,都发现了粟米。因此可以推知,整个青藏高原的东端(川西高原是其一部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种植粟,而东南亚种植的粟,可能是此种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这就说明,稻粟混作农业很可能是东夷人传入台湾岛[38],而不可能从华南,更不会从东南亚传到台湾。即使卡约文化的上限与大坌坑文化晚期的上限相同,但要从那里把粟作农业传到台湾本岛,没有数百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海岱地区东夷人早于台湾2000多年,就开始从事稻、粟混作农业,且一直延续到当代,在时间上是没有问题的。何况,东夷人很可能是从海上漂流而来。舟楫是可以无远而不达到。正如游修龄教授指出的,“山东是粟和稻交融的活跃地区,南方沿海的粟可能由山东南下而来,甚至到达台湾。”同样,由于东夷、百越南下,把粟带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5]。更为重要的是,粟在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陈奇禄指出,在台湾土著诸族所耕作的谷类的比较研究上,最值得注意的是粟(Setaria italica),俗称小米。粟是神圣的农作物。在粟的播种和收割期间,禁忌甚多。只有粟具有宗教的重要性,差不多所有的农耕文化,都和粟有关。他们仅有粟的农耕礼仪而没有米的农耕礼仪。因为他们认为米不是他们的固有食物[39]。排湾族习俗,正屋之内,不许吸烟,并禁煮食稻米。来义社传说,大神Tagayos下界与女海神Ljumek谈爱,然而“他嫌她来自平地(海上),好吃米饭和饮米酒,故虽相爱而不结婚”。“在Tagayos大神之家,屋内禁饮米酒、吃米饭及吸烟。”[12]1137
  不同的农业文化,以不同的农作物为祭祀对象。农业耕作方式和种植何种作物的不同传统,或崇拜何种农作物,代表着这种作物在本民族中的神圣地位。古今中外的民族都是如此。粟不仅是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物,以至被认为是神,是他们的祖灵。卫惠林说:“台湾土著各族的……农业祭仪常以种粟或祭粟的处置为中心祭仪,因此祭粟共食与禁忌成为农业组织的象征。”[40]阮昌锐指出:“台湾土著以粟作为主,各族皆视粟为神圣谷物,所有农耕祭仪多与粟作有关。这种现象,为东南亚其他地区所少见。换言之,在整个东南亚农业文化中,台湾的粟作系统为特具的文化特质。”[41]我国古农史专家游修龄说:“粟就是他们的祖灵。”[5]邹族学者巴苏亚.博伊哲努(蒲忠成)教授指出,邹族人信奉小米女神,祭祀以小米祭仪为主,祭祀时使用的器物中,有小米,小米结得最多、最大的粟穗,小米神的木杖,小米酒,小米包等;“一切祭仪与其他重要仪式时皆饮粟酒,普通饮宴时亦用稻酒及薯酒。唯以粟酒为有象征意义”[42]。屏东县来义乡排湾族人,一年中的祭祀活动共15项,粟的祭祀有10项(开垦祭、播粟祭……粟收获祭、收藏祭、粟祭等),有3项(祈富祭、五年祭、六年祭)与粟有关,只有2项(祈强祭、敌首祭)与粟的种植无关,但也离不开小米酒[43]。东埔社的布农人,小米不仅是仪式性作物,它还是家的象征。一个家的确立,通常要等到第一次小米收获并留有下一年的种子后,才算是一个独立的家。相反,水稻是属于聚落的[44]。没有小米种子就不算有家,粟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泰雅族的祖灵灵力以小米为象征。宜兰县南澳泰雅族的祭祀团体叫嘎嘎(Gaga)[44],嘎嘎中所含有的灵力,为全嘎嘎的人所共享。当人口增加,需要开辟新的聚落时;或因其他原因,一些人离开原嘎嘎而重新组成新嘎嘎时;或本嘎嘎在农耕与狩猎连年失败时,就要到原始的嘎嘎或最富有好运的嘎嘎去买嘎嘎。最主要象征是,由卖方拿一把粟(或二穗、三穗)交给买方,因为这把小米具有灵力,买方就能获得卖方祖灵的保护[45]。平埔族系的《洪安雅族祭祖文》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用洪安雅族的语言向祖先禀告,但我们以诚挚的心情,准备了鳗鱼、麻、粟酒、猪只,献给洪安雅族的祖先。”[46]这种象征意义说明小米在族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日本学者末道成男说,“台湾土著民族”水稻种植技术和犁耕技术至今仍未普及,谷子因为是祭祀和礼仪所不可缺少的,因而受到重视[47]。1999年,笔者受台湾联合报系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和支助,到台湾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世居少数民族家庭、博物馆、教堂,甚至公务场所,均可看到悬挂着一长串小米穗束,有的多达数十束。可见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对于小米的感情之深。
  在祖国大陆,不同农业文化的民族,各自崇拜或祭祀的农作物品种是不相同的。2006年9月,笔者到江苏省连云港市,考察史前东夷人留在云台山将军崖的岩画,其中有一幅没有身躯的神人头像,在颌下用一根线条与土地中的禾苗、谷穗相连[48]。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东夷族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和崇拜[49]。这里的东夷人崇拜和祭祀的作物品种是稻还是粟,有待研究。在考古文化中,笔者没有见到有关东夷人有祭祀粟的习俗。但可以从仰韶文化的遗迹中找到旁证。约为距今7000~5000年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在半地穴式房子的地面下,邻近埋藏着两件盛有粟粒的小罐,可能与祈求丰产的祭祀活动有关[50]。王吉怀认为,这是丰收后,人们对“粟米之神”的祭祀[51]。种植水稻的民族,祭祀对象是“稻谷之灵”。由于稻谷栽培在傣族人民生活中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傣族人便很自然地将稻谷神圣化,形成对“雅奂毫”(谷神奶奶)的崇拜礼俗和祭祀活动,以祈求她保佑明年丰收[52]。景颇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瑶族和哈尼族,在热带山地从事刀耕火种农业,栽培作物以旱稻为主(旱稻品种有1000多个)。他们农耕祭祀的对象有旱谷鬼,农耕礼仪主要有叫谷魂[53]。这里的谷魂无疑就是陆稻的魂。
  国外的民族也是如此。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南万丹山区的巴杜伊人,播种插秧季节来临,要事先举行播种仪式,祭拜水稻女神[54]。生活在危地马拉伯利兹托莱多区热带雨林中的凯克奇玛雅农民,大部分口粮来自于雨季烧荒种植的玉米。他们严格区分神圣的(玉米)与外来的庄稼(水稻)。玉米在整个生长季节伴随着人们的崇拜和仪式,很多人相信如果你不了解它的秘密、与山神和山谷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你就无法种好玉米。人们不愿意买卖它。但任何人都可以种稻,并把它作为没有生命的商品进行买卖[55]。
  2003年10月,几位民族学者在四川大学进行了一场“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以饮食文化、典型食物来探讨民族边界问题。对本文的论证很有助益。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黑水河上游三龙沟居住着藏族人,羌族人居住在下游的黑虎沟。羌族人吃荞麦,并以荞麦为谷神。王明珂问黑虎沟的羌族人,他们说,那边的人(指藏族)吃酥油。因此,王明珂认为,食物能够区分你我。徐杰舜说,我觉得饮食还是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边界。邓启耀认为,使用传统来作为一种区分你我的边界。当然,也有不完全赞同的[56]。
  不同的传统农作物对不同民族生活的重要性(个人生命的延续和全民族的生存繁衍)不同,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崇敬小米,厌恶稻米)。农作物的品种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换或引进的,但其中反映的宗教信仰,最能代表本民族的意识,是区别彼此的民族特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农作物是可以作为不同民族的边界的。四、从其他文化共同点看高山族来源于东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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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述及,在祖国大陆西北、中原和东部沿海,都发现了史前稻、粟混作农业遗迹,那么,台湾去的这一农业文化会不会由西北或中原传来?这要结合其他文化因素来判断。
  1.见于考古文化的炊煮器是罐,食器是钵。这是台湾自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大坌坑文化直到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最基本的、最突出的陶器组合[57]。刘益昌说,大坌坑文化的陶器,通常只有罐、钵两种。其后的讯塘埔文化,器形以圜底鼓腹罐为多[58]63。接下来的台北市芝山岩遗址的芝山岩文化层出土有罐、钵、碗、豆、盘等,其中,罐占陶器总数的70%,钵约占25%。[59]再如,十三行文化遗址,出土有罐、钵、盆、瓶等器形,还有陶支脚、石支脚[60]。器形也以圜底罐为多。特别圆山文化(距今3200~2300年)土地公山遗址,出土的陶罐底部常带火烧的烟胎痕,应为炊煮用具[58]121。有的文化遗址出土了碗、豆、瓶、盘或鼎足。不论如何,罐、钵始终是台湾各个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最基本的陶器组合,几乎没有例外。罐与石支脚、陶支脚合用,作为炊煮器是主要的特征。从海岱地区靠近渤海、黄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址看,胶东半岛的东夷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6100~5500年)的紫荆山类型,陶器造型简单,主要是圜底器和三足器,器类主要有六种:鼎、钵、罐、器盖和支脚。罐多直口、筒腹、圜底。此类器全为夹砂陶,应为炊器。支脚很多,呈圆锥形或塔形,个别为圆锥台形和弯角形[61]。张学海认为,淄博市桓台县史家遗址祭坑出土的完整陶器,其特征反映了岳石文化陶器的阶段特征。在320余件陶器中主要属罐类器,占300件左右,其中完整与可复原的罐186件。其中一类是大口罐、中口罐。这类罐基本上都施细绳纹,个别施圆圈纹[62]。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山东章丘县小荆山遗址西河文化(距今8400~7700年)层,出土的石器中有石支脚;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釜、圈足碗、双耳罐、钵和支脚。双耳罐为夹砂红陶,球腹,“内壁有白色水垢”,底残[63]。内壁有白色水垢,说明罐与陶支脚(或石支脚、天然石块)配合,是西河文化居民使用的炊器之一。大汶口遗址的北辛文化层和大汶口文化层,都出土有圜底罐形鼎,还有各种陶支脚。考古工作者指出,鼎就是加三只陶支脚的各类圜底器[64]。这种罐形鼎,实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山东地区先民之传统炊具样式[65]。曹兵武《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对距今8000年左右新石器早期偏晚阶段,史前居民的生产活动作了这样的概括:南方种水稻,北方种粟;南方使用釜或类似的器形,北方使用罐和平底器类作为炊煮器[66]。据以上所述,推测海岱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东部沿海一带,史前居民使用圜底罐作炊器是符合实际的。
  2.都有拔牙习俗。台湾史前居民拔牙习俗,见于考古学文化的,有大坌坑文化晚期的南关里东等11处文化遗址,出土的各阶段骨骸,不论男女,多数有拔牙现象,年代在距今5000~4600年。距今4500~4300年的东海岸的小马海蚀洞遗址,一具行侧身屈肢葬者,也有拔牙痕迹[67]。此后,北部的圆山遗址、芝山岩遗址,南部的垦丁遗址和鹅銮鼻遗址,东海岸的卑南遗址,澎湖锁港遗址都发现拔牙习俗。有的拔掉上颚左右对称的侧门齿及犬齿,有的只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说明这一习俗在台湾可能已流传4500年以上[68]。台湾居民拔牙习俗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志》:“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齿。”[69]明清时期的私人著作、方志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学调查资料,都有关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包括泰雅、赛夏、布农、邹和邵,以及一部分平埔族人)流行拔牙(或打牙、凿齿)的记载。陈第说:“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70]周婴《东番记》、张燮《东西洋考》记载略同。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下,记台湾西海岸平埔族少男、少女私订婚姻,第二天少女父母招挽手少年至,凿上颚门牙旁二齿授女,女亦凿二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室昏。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拔牙、凿齿习俗,至少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如,居住在日月潭边的邵族8~13岁的男女小孩,都在有丰年祭主祭的那一年打牙(凿齿)。1955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陈奇禄等前往调查时,当时的族人陈户斗、高老武和谢宗结还是昔日凿齿的执行者[71]。海岱地区最早的拔牙遗迹,是属于北辛文化中期(距今6800~6500年左右)的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遗址。该遗址的15座墓中有17具骨骸,拔除侧门齿者竟有10具,年龄均在20岁以上[72]。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4600年),拔牙习俗已十分盛行,普遍流行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约占各类拔牙总数的92.8%。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头骨只拔上颌一颗门齿[73]。到了山东龙山文化阶段,拔牙现象只能偶然见到,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都有拔牙现象,但龙山期较大汶口期少,且拔去的齿种也有变化。大汶口文化晚期(5000~4600年)的莱阳于家店遗址,发现一妇女拔去下颌的6棵臼齿[74],似乎从定式(拔一对侧门齿)向不定式变化。应是拔牙习俗处于衰退时期的现象。据考古发现,拔牙习俗最先流行于海岱地区,是东夷人的习俗。以后逐渐向南、向西和西南流传。韩康信、潘其风认为,中国境内拔牙风俗最早的可溯源到传说中的东夷集团,其发生地大致在今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山东——苏北地区。这一习俗传到史前江南居民,经浙、闽、粤沿海地区流传到珠江流域。这一风俗可能在不晚于早商时期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75]。逄振镐说,大汶口文化是拔牙习俗的发源地。而其他地区的拔牙习俗(东南沿海,直至台湾)都是在东夷人大汶口文化拔牙习俗的影响下出现的[76]。拔牙的含义,在一个民族的内部,可能有多种解释,如成年标志、表示美观等;但对于他族就有区别你我的意义。严文明指出:“越人的风习之一是断发文身,正如夷人喜好拔牙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族别标志。”[77]
  3.都有半地穴式、台基式、地面式住宅建筑形式。到目前为止,台湾考古只发现了两处干栏建筑遗迹,一是台北距今1800年前开始的十三行文化。十三行文化人的住屋结构是干栏式建筑[78],可能是平埔族系凯达格兰族的文化[79]。二是,南部高雄县境内的风鼻头文化(距今3500~2000年),也有干栏式建筑[18]。这种住宅形式可能与西拉雅族有关[80]。高山族系的住宅不是干栏式,而是地面式、浅穴式、半地穴式。日本学者鹿野忠雄于1925年来到台湾岛,走遍了全台湾(除澎湖外),“研究台湾土著族近20年”。他的《台湾土著族之物质文化及其类缘》,把“住屋与其他建筑物”分为10种。第一种“地上住屋(Ground house)”,又分为直接建在地面上的“地上住屋”和建在桩上的“桩上住屋(Pile-dwelling)”。他说,“台湾土著族作为居住用的所有房屋,没有例外地属于这种地上住屋。”泰雅族、布农族是地下住屋(Pit-dwelling),居住面比门口低30~60厘米,万大社要低130厘米,用梯子出入,应属半地穴式住屋。台湾西海岸的平埔族的某一部分,曾经使用过这种桩上住屋,如台北淡水地方的凯达加兰族[81]。他说的“桩上住屋”就是干栏建筑。这里用梯子入地下而不是上楼。以往,之所以把高山族的住房都说成干栏建筑,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把谷仓、公廨当作干栏式住房的实例。但这不符合干栏是“楼上住人,楼下圈畜”的两层建筑的原有定义[82]。也与干栏建筑的环境不符。为了避免潮湿,在河边、湖边建住房,才用干栏式建筑。二是,把平埔族与高山族合二为一,平埔族有过的干栏当作高山族的特点来用。三是,对台湾西部沿海平埔族居住的平台屋的误解。在清代的台湾方志等文献记载中,平埔族有一种住宅的特点是:“封土墩为址,作室于上,昂其前可五尺,门架木桥以入。”[83]《台海使槎录》卷五有相同记载:自新港(在今台南)至马芝遴(原在台中)各社,“填土为基,高可五六尺。……架梯入室”。“营基高于地五尺,周围砌以石,中填土”[84[。李亦园称这种住宅为“平台屋”(Platform house)[85]。这种住宅,有架梯而入的记载,但不是两层建筑,它的下层是实的。这可能是误认为高山族人都住干栏的由来。东夷人创造的考古文化,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都发现了台基式住宅建筑形式。特别是岳石文化的房屋结构,主要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台基式三种形式[86]。关于海岱地区的台基式建筑,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滕州西康留和五莲丹土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土台基线索;日照东海峪遗址龙山文化层的原始村落,发掘房基12座,全是方形的土台式建筑[87]。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这样的夯土台基。北部3个夯土台基面积相对较小,或许与大型房屋建筑有关[88];这里所说的土台式、土台基,就是李亦园命名的平台屋。
  4.都使用石板棺作葬具。台湾大坌坑文化晚期居民,已使用石板棺作葬具,如宜兰新城和台东老番社等遗址。台东卑南乡老番社遗址出土7具石板棺,其中一具石板棺(M7)“可能属于早期墓葬。说不定是绳纹陶时代的”[89]。台东的绳纹陶时代属于大坌坑文化晚期,距今5000~4500年前后,可能是台湾地区最早使用石板棺的史前人。往后,牛稠子文化的垦丁遗址,还有牛骂头遗址的营埔文化层,大马磷、曲冰和东海岸的卑南文化卑南遗址等,都用石板棺作葬具。1956~1966年在鹅銮鼻第一史前遗址发现的6具石板棺,1984年又发现3具,这里与垦丁遗址的石板棺年代相近。垦丁遗址经碳十四测定、修正的年代是距今3985土145年,大约距今4000余年。垦丁遗址石板棺中若干头骨见拔齿习俗[90]。由此可见,台湾史前人使用石板棺作葬具,至少要比大陆东夷人晚1500年左右。2006年9月29日,笔者到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县治)任庄村的大伊山遗址考察。这里是东夷人6500多年前的石棺葬墓地[91],24座石棺墓好像是按氏族或家族分成三组。陪同考察的县政协副主席潘万閠说,老人传言大伊山是九夷之都。县博物馆馆长邹平彦介绍,女的身高有172厘米。每个死者的脸上都扣一红陶钵,底部有一孔。陶片上都是绳纹。石斧的石料来自山东。邹馆长带来一件通体磨光的小石斧,编号为:01974,0114。当时没有测量工具,估计长约3厘米,宽约2.5厘米。它不像实用器,好像是祭仪、仪式或用于交换的媒介[92]。据大伊山考古发掘报告,石棺墓平面为长方形,构筑时先挖长方形浅土坑,底部略加修整,再用厚8~15厘米的薄石板嵌入土坑,成为四壁。一般两侧各嵌2~3块,两端各一块,墓底不铺石板。绝对年代距今6500年[93]。山东宁阳县大汶口遗址的M1010、M1011是石板棺(墓底均不铺石板),属北辛文化晚期,年代为距今6470~6100年[94]。山东日照市东海峪遗址三叠层的下文化层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文化层是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层,上层是典型的龙山文化层。下层M310、M311葬具也是天然扁平石板围砌成的长方形石板棺。大汶口文化层人骨标本ZK-365-0碳十四年代为5070±80或4925±80年[95]。东海峪遗址的石板棺距今约5000年左右。浙江南部沿海的瑞安山前山、岱石山发现的石棚墓,“它不是夏文化,也不是越文化,而是东夷文化”[96]。华南地区、尤其是福建地区至今未见石板棺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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