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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盆西北部边缘(绵阳市区-茂县一代)的新时代时期文化

总结的话,大致意思是在史前时代,四川盆地西北部的茂县-汶川-绵阳-安县-北川-江油发现的各种新石器时代遗址大致属于一个文化系统,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广义上还与川北的广元张家坡遗址、邓家坪遗址,巴中月亮岩遗址、通江擂鼓寨遗址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与川西高原的新时代遗址有差别,作者据此认为这个系统属于四川盆地土著的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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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盆地西北缘是界于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性的区域地理单元。其地势地貌及文化内涵均具有过渡性特征。本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川西北高原包含彩陶因素的新石器文化在年代及文化系统上均有差异,应属于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系统,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1段以白水寨遗址主体遗存,与营盘山遗址上层部分地层单位出土陶器特征相似;第2段首先发现于沙乌都遗址南区,下关子、大水洞、高坎遗址可归入此段;第3段以绵阳边堆山遗址为代表。本区龙山时代聚落遗址可划分为河谷台地型、山间坡地型和洞穴型三类,各类型遗址的性质不尽相同,从而构成这一地区较为完整的聚落体系。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对于探索古蜀文明的渊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下关子遗址;文化序列;聚落体系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2—0005—011


  一


  四川盆地西北缘是一个过渡性的地理单元,其西、北毗邻川西北山地及高原区,南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东与四川盆地北部连为一体。地理范围主要包括岷江上游的部分地区和涪江上游的大部分地区,行政区划上包括四川省阿坝州的茂县、汶川县,绵阳市的北川县、江油市、安县和市中区,以及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彭州市的部分地区。
  本区在地势上属于龙门山脉。四川盆地西缘山地由系列山脉组成,包括龙门山、夹金山和大相岭等,这些山脉位于盆地向高原高山的过渡地带,靠近盆地多为低山向西逐渐升高至中山或高山。海拔由盆地边缘1000米向西逐渐升高到3000米左右。这些山脉山峦起伏,山峰陡峭,多角峰,河谷深切,峡谷幽深,坡度陡峻。等高线图形特征是山脊等高线呈棱角转折且闭合等高线狭窄,坡形复杂,3000米以上多为凹形坡,3000米以下多为凸形坡,谷底等高线向谷源延伸且呈锐角闭合,水平距离由谷口向谷源缩小。低山地带则多为凸形坡,山顶等高线也较浑圆些。西北缘的龙门山是一条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脉,北起摩天岭,中段称茶坪山,南段称邛崃山,直抵大相岭。从卫星相片分析,龙门山主脉的走向还可以分为两带:靠近盆地边缘约50—100公里为东北一西南走向;连接高原的一侧为西北—东南走向。在理县、 小金间,主脉的走向不规则,以南山体紧束为南北走向。主脉海拔3000—4000米(九顶山主峰狮子王达4984米),峰顶尖峭,谷地深邃,高差达1500—2500米。山区林木葱郁,是世界珍贵动物大熊猫的产地,由于新构造运动活跃,地震、滑坡、山崩、泥石流等都比较频繁。
  本区地貌以山地浅丘为主,山间的河流两岸或两河交汇处有一些发育较好的台地,地势较为平坦。
  早在1952年冬,修筑宝成铁路时,西南博物院筹备处就发现了绵阳边堆山遗址。1988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对边堆山遗址进行了复查。次年春进行了试掘,秋季又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和钻探,1990年又在遗址区试进行了物理测探。2000年7月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茂县羌族博物馆调查发现了茂县白水寨遗址。2000年7月中旬,上述三家单位又调查发现了茂县下关子遗址。2000年8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汶川县文管所调查发现了汶川县高坎遗址。2002年10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茂县羌族博物馆在对营盘山遗址进行环境调查时,发现了茂县沙乌都遗址。2004年10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汶川县文管所对汶川县高坎遗址进行了复查。2004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博物馆、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油市大康镇显示旱丰村9组的吴家后山大水洞遗址进行了调查。次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绵阳市博物馆和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配合下,对大水洞遗址进行了发掘。2006年10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茂县羌族博物馆对茂县沙乌都遗址、白水寨遗址进行了复查。2006年11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茂县羌族博物馆对茂县下关子遗址、上关子遗址进行复查,并对下关子遗址进行了试掘。


  二


  上述系列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大体揭示了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而且可以建立起初步的文化发展序列,对于探讨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结构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白水寨遗址位于阿坝州茂县南新镇白水寨村,地处岷江东岸三级阶地的台地之上,白水寨明代城堡(白水寨村委会驻地所在的民居集中之处)之上。2000年实地调查时,在现场采集有泥质灰陶、磨光黑皮陶残片、泥质褐陶勺及磨制石斧等遗物。2006年调查发现现场已暴露三座以上的石棺葬,人骨架残片随地可见。在取土场的北部断面上发现了文化层堆积(红褐土层及灰褐土层),并采集大量泥质灰陶片、夹砂褐陶片、磨制石刀等遗物,陶器器形包括瓦棱纹泥质灰陶罐、夹砂褐陶锯齿状花边口沿罐等。又在遗址南部机耕道边的断面上发现灰坑等遗迹,包含泥质灰陶片、木炭、带有木棍插抹痕迹的红烧土块等遗物,填土为灰黑土,结构疏松。
  白水寨遗址地处别立山的山脚地带,其上部为别立下寨、中寨、上寨,均发现有石棺葬,如卡花、桠口墓地。上寨还发现有汉代砖室墓,2003年发生了严重的盗掘现象,出土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而中寨还发现有史前遗址。可见,别立山腰、山脚一带为岷江上游地区又一处文化中心,发现有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文化遗址、墓葬等遗迹。
  沙乌都遗址位于阿坝州茂县凤仪镇水西村,南面与营盘山遗址隔岷江河相望。在2002年、2006年调查时均在阶地上发现了暴露的灰坑现象,表明遗址的南部地带有不连续的早期堆积。在遗址南部山脊垭口表面的地表也发现灰坑现象。遗址北部又有一条东西向的山脊,与南部山脊相隔一条凹沟。在北部的山脊上也发现有不连续的文化层堆积,清理后出土及采集丰富的陶片和打制石刀、石斧等遗物。
  同时在南北两条山脊之间的较为平缓的凹沟地带之上进行调查,在修建人畜引水工程所开挖的水沟边新鲜泥土中,采集到少量泥质灰陶喇叭口长颈壶形器的口沿残片等陶片,应为此处地层中的包含物。可见,沙乌都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南北两条山脊地带有不间断的文化层堆积外,山脊之间的凹沟地带也有文化层堆积。
  高坎遗址位于阿坝州汶川县绵优镇高坎村,地处岷江上游西岸二级阶地之上,高出岷江河谷约60米,地形南北狭长,面积约1500平方米,在遗址南部边缘地带采集大量陶片,包括泥质灰陶、夹砂褐陶等,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时代可以确定为龙山时代。该地还曾发掘过石棺葬多座。
  下关子遗址位于阿坝州茂县光明乡马蹄溪村四组。地处涪江一级支流土门河的北岸三级阶地的台地之上,东距光明乡政府驻地约1000米,南邻绵阿公路及土门河正流下关子沟,北靠小关子沟,西面为中心村驻地上街。台地地表呈现缓坡状,种植大量蔬菜,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以上。在台地范围内均可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台地及附近的马蹄的下关台分布有密集的秦汉时期的石棺葬。遗址发现于2000年,2006年进行试掘。试掘地点位于台地的东部边缘地带,表面为后期改土,对上部的堆积破坏较多。试掘地点的文化层堆积厚度约50厘米左右,可分4层。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
  大水洞遗址位于江油市大康镇旱丰村9组的吴家后山。2004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博物馆、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进行了调查。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05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绵阳市博物馆和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配合下,进行了发掘。大水洞坐北朝南,洞内堆积外高内低呈斜坡状。发掘区选在距洞口26—36米之间相对平缓的范围内,在紧靠洞东壁取东西向开10×10米探方2个,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根据发掘,地层可分为3层。主体遗存的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出土遗物包括陶片、石凿、石矛、石斧、石锛、石坯、砺石、骨锥、骨切割器、骨刻划器、蚌饰等。
  边堆山遗址位于绵阳市西郊偏南的安昌江畔的边堆山南坡台地上,台地较为开阔,有上万平方米,但文化层堆积较集中的只有几千平方米。环境条件较为优越,西、北面是河流冲积平原,东南隅是起伏的丘陵,遗址堆积所在台地高出平坝约30米,距山顶还有20米左右。
  由于目前缺乏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遗址多为调查及试掘资料,或者发掘资料未全面公布,对典型遗址的分期深入研究难以进行。现参照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材料,对上述遗址的整体文化面貌及年代进行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排列出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大致发展阶段。
  茂县营盘山遗址的主体堆积属于仰韶时代晚期遗存,但其上层的部分地层单位的年代已进人龙山时代早期。如2002年试掘的第三试掘地点5组和第四试掘地点2组地层单位,仅分布于遗址的局部地带。以2002SMYH25为代表,出土陶器特征独特,夹砂陶所占比例高于泥质陶;器形包括夹砂陶戳印纹敛口鼓腹罐、侈口花边罐、侈口及敛口小罐、直口罐、泥质灰陶大口罐、喇叭口高领罐、高领壶形器、假圈足器、泥质磨光陶瓦棱纹盆、敛口曲腹盆等。尤其以饰粗细瓦棱纹的泥质磨光陶深腹盆、鼓腹罐、饰成组的锥点戳印纹的敛口罐等最为有特色。与遗址主体遗存的陶器面貌的差异较大,年代应更晚。营盘山遗址的碳14年代测试数据的上限在距今5300年左右,主体处于仰韶时代晚期,下限在距今4700年左右,已进入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时期偏早。遗址上层堆积中的部分遗存不仅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异,从年代上可以划入龙山时代早期。
  白水寨遗址出土陶片中包含磨光泥质灰陶及黑皮陶瓦棱纹罐、饰小圆点戳印纹泥质陶侈口罐等器物,与前述营盘山遗址上层部分遗存的同类陶器特征相似;夹砂陶还保留交错绳纹及箍带状附加堆纹的特征,与营盘山遗址主体遗存夹砂陶相似,年代也不会差异太大。沙乌都遗址北区(含北部山脊和南北山脊之间的凹沟地带)出土陶片包括较多的泥质黄褐陶、泥质褐陶等,器形有卷沿高领罐、喇叭口长颈壶形器等,特征与南部山脊灰坑出土及采集陶片略有差异,而与白水寨遗址出土陶片风格相似。两遗址文化面貌的过渡性特征明显。
  沙乌都遗址南区的文化层不连续,且堆积较薄。下关子遗址仅在遗址所在台地的东部边缘地带试掘了一条小探沟,除第1层农耕土外,第2、3、4层出土陶片的面貌大同小异,缺乏分期研究的条件。大水洞遗址地层分为三层,第1层包含青花瓷片等遗物;第2层夹杂洞顶垮塌石块,未见包含物;第3层夹杂灰烬、红烧土及木炭颗粒,包含陶片、石器、骨器及羊牙齿等遗物。均为洞内流水携带泥沙长期淤积而成,非原生地层。高坎遗址仅在台地靠近山脊的边缘及缓坡地带采集到大量陶片,也未发现原生文化层堆积。因此,各遗址本身均不能进一步分期,只能进行整体分析,并与其他遗址相比较。
  沙乌都遗址南区出土陶片的陶质陶色包括夹砂灰陶、夹砂褐陶、泥质灰陶和泥质磨光黑皮陶等类,不见彩陶和细泥红褐陶;纹饰有绳纹、瓦棱纹、较细的附加堆纹(表面又饰压印纹)、绳纹及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戳印纹等,陶器内壁常见划抹痕迹;器形包括侈口罐、溜肩罐、喇叭口长颈壶形器、钵、带流器等。高坎遗址采集陶片特征与之相似。
  下关子遗址出土陶器包括夹砂黑褐及红褐陶、泥质灰陶、泥质磨光黑皮陶、泥质褐陶等。纹饰有斜向及交错的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戳印纹、较深的锯齿状及较浅的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瓦棱纹、斜向及交划线纹等。陶器以手制为主,部分经过慢轮修整加工,多数陶器内壁可见明显的刮抹痕迹。器型包括侈口罐、鼓腹罐、长颈鼓腹罐、敛口罐、直口罐、喇叭口壶形器、陶臼等。石器包括打制和磨制石器,器型有刀、穿孔石刀、锛、斧、切割器、砍斫器、尖状器、盘状器等。骨器有笄等。
  大水洞遗址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其次为黄褐陶、磨光黑皮陶、红褐陶。陶片火候较高,陶质以夹细砂为主,泥质陶次之,粗砂陶最少。纹饰有拍打的绳纹,抹上去的凹纹、压印纹及戳印纹,以绳纹组合的各种图案为主。可识别的器形有陶罐,多为侈口圆唇,也有方唇,近半数口沿饰花边。领较高,平底,其中有一半陶罐平底做成假圈足。陶器为轮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出土石器19件,均通体磨光。其中石斧13件、石锛3件、石凿2件、石矛1件,石料多选用质地较坚硬石灰岩,极少使用砾石。石器多双面刃,刃部多舌形,也有铲形刃,石凿为圭形。
  以上四处遗址出土陶器的特征共性是主要的,如夹细砂陶所占比例最高,纹饰以绳纹为主体,流行绳纹及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均为平底器及假圈足器,器形以罐、壶、钵类为主;磨制石器以小型的斧、锛、凿最多。已不像白水寨遗址、沙乌都遗址北区那样带有浓郁的过渡性风格。
  边堆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是:石器小型化,多选取形状接近石器器形的通体砾石打琢加工,磨制为主,也较多使用打制石器。还有少量的细石器和不少的间接方法剥取的小石片,尤其特殊的是多从磨光残石器上制取极薄有刃缘的小石片,这些小石片可以作刃具,有的可能作箭镞使用。石器的类型包括大量的长方形或梯形的锛,也有长条形或柱形的斧,有的应是石楔。长方形石斧规整,锋利,制作极精致,梯形斧中许多呈薄舌状顶或斜尖状顶。锛和凿数量也较多,且形式多样。其他还有铲、刀、矛、镞、石球(弹丸?)、砺石、磨石等。打制的有盘状器、砍器、刮器等。陶器可分为夹粗砂灰褐陶系和泥质陶系两大类,前者最多。还有少量黑皮陶、泥质红陶等。纹饰以绳纹、堆纹为常见,另有划纹、弦纹,其中许多锥点几何纹颇有特色。唇沿施绳纹或锯齿状花边装饰,特点突出。器形多罐、缸、壶、盆、盘、碗等平底器,圈足器有豆。
  与前述下关子、大水洞、沙乌都南区及高坎遗址相比较,边堆山遗址出土陶器少见瓦棱纹,而圈足豆在其他遗址不出;下关子等遗址出土的饰绳纹加凹弦纹的泥质陶片、绳纹加箍带状附加堆纹的夹砂陶片等文化因素,则在边堆山遗址少有发现。两者之间的距离相距不远,地理条件较为相似,产生上述文化面貌上的差异还主要是时代不同的原因。再结合沙乌都等遗址与营盘山遗址主体遗存之间的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情况,判定边堆山遗址的年代应略晚于前者。
  综上所述,依时代先后可将上述四川盆地西北缘的龙山时代遗址划分为3段。
  第1段:以白水寨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陶器特征与营盘山遗址上层部分地层单位出土同类器物相似。沙乌都遗址北区的部分遗存可归入本段。
  第2段:首先发现于沙乌都遗址南区堆积,以2002SMSHl出土的陶器为代表。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大水洞遗址、下关子遗址及高坎遗址可以归入此段。
  在以后考古资料更为丰富的情况下,上述分段还可细化,尤其是第2段遗存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期研究。


  三


  依据遗址的地理条件、面积等特征,可以将四川盆地西北缘的龙山时代聚落遗址划分为三类。
  1.河谷台地型聚落遗址,地势开阔,面积较大,堆积较厚,地理环境条件优越。以茂县光明乡下关子遗址为代表。下关子遗址所在台地跨越两个行政村(光明乡中心村及马蹄溪村),总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调查中在台地范围内均采集有龙山时代陶片,遗址的面积与台地不会差别太大。遗址北面隔下关子沟与上关子台地相望,上关子台地的南部缓坡地带也采集有龙山时代陶片和白色大理石环镯形器等遗物,又是一处龙山时代遗址。
  下关子遗址可能为四川盆地西北缘的中心性大型聚落遗址之一。
  2.山间坡地型聚落遗址,背山面水,面积略大,堆积厚薄不均,地理环境条件较好。茂县沙乌都遗址、汶川高坎遗址及绵阳边堆山遗址均属于这类遗址,属于一般性的定居生活聚落。
  3.洞穴型聚落遗址,面积较小,堆积较薄,地理环境条件较差,不利于长期定居生活。以江油大水洞遗址为代表,属于临时性的小聚落。
  大水洞遗址根据发掘情况分析,依托顺东壁而下的水源,当时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2个区域。生活区在距洞口26—36米之间靠近东侧洞壁东西宽10米范围内。人们利用洞顶垮塌大石之间的间隙生火取暖熟食,所以在该范围内有灰烬堆积,灰烬堆积最厚处达0.6米。工具制作区紧靠在生活区的东北侧,面积约50平方米。该区域内出的石坯和砺石较多。
  在上述三种遗址中,洞穴型遗址出现的时间最早。而本地区北川县境内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人类居住的洞穴型遗址。如1989年因扩建九(寨沟)环线(东段)公路时,在北川县甘溪乡甘龙洞(裂隙)就发现了一批化石材料,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顾玉珉先生鉴定,其中有1枚人类左下侧门齿化石,属于一青少年个体,系晚期智人,距今约一二万年,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豪猪等华南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典型成员。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甘龙洞东北约300米的桂溪乡烟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烟云洞为一水平状洞穴,洞口方向205°洞口外有高约7米的陡坎,坎下为小块低洼地,洞口处视线良好。洞顶总体是西高东低,东西壁不甚规整。清理出距今约2—3万年的更新世晚期的火塘、灰坑各1处,以及多处灰烬遗迹。出土石器、石叶等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填补了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多项空白。
  本区已发现龙山时代遗址若干处,河谷台地型、山间坡地型及洞穴型三种聚落遗址均有,构成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这一地区不仅很早就有人类生活定居,而且聚落体系内部还出现了分化,产生了多种性质的聚落遗址。足见本地区龙山时代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较为灿烂的史前文化。
  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川西北高原包含彩陶因素的新石器文化在年代及文化系统上均有差异,应属于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系统。川西彩陶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川西北高原,具体地域包括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大渡河中游等地区。目前,包括涪江上游在内的四川盆地腹心地区和东北缘地区均未发现彩陶。
  与四川盆地东北缘地区的广元张家坡遗址、邓家坪遗址,巴中月亮岩遗址、通江擂鼓寨遗址等遗存相比较,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尽管与之时代有的差异较大,有的基本相同,但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多的共同性。且各遗址也有不可忽视的自身特点。从总体来看,应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即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系统,与川西高原含彩陶因素的文化分别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与成都平原各史前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的陶器相比,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夹砂灰陶、褐陶侈口罐多装饰绳纹和锯齿状花边,正是宝墩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泥质磨光陶喇叭口长颈壶形器与宝墩遗址出土的泥质灰白陶高领罐、喇叭口壶的形态相近;而沿面、唇面施绳纹的夹砂褐陶罐,饰瓦棱纹的泥质黑皮陶器等遗物也能在宝墩遗址找到相似的器物。这些陶器方面的共性表明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是否为直接的渊源关系尚待深入研究。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四川盆地西北缘以下关子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新发现,使得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关系更为密切,也间接为探索三星堆、金沙文明的渊源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堪称古蜀文明探源的最新重要考古成果。
  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自古以来存在多条横向、纵向的交通孔道,其中由茂县县城向东,翻越土地岭,经下关子遗址所在台地,沿土门河(湔江)进入北川县境内,经治城(石泉县治所),又入江油、绵阳,进入四川盆地腹心,是一条重要的东西向交通要道。沿线发现系列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尽管旧石器时代的情况受资料约束尚不能明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道路的起始时间不晚于龙山时代早期。
没啥事
个人想法  岷江上游属于氐文化  川西高原属于羌系,两者不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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