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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华的研究认为,早商青铜器群中有直接来源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它们的铸造年代可能早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即超出郑州商文化范围。
朱光华说:“我们认为郑州商城青铜器分期中第一期第I段的I式铜方鼎、A型I式斝、I式铜盉来源于夏,而另一方面则是商人自铸的仿陶铜器,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郑州商城青铜器分期中第一期I段的主要内涵,因此我们将第I段定为继承与初创的初期。”
朱光华说:“我们认为郑州商城A群青铜器应当来源于偃师二里头文化。其中A型I式方鼎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陶方鼎极为类似,所饰划纹则与二里头陶爵的装饰风格近同;A型I式斝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铜斝(87YLVM1:2)较为接近,并且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可以找到此类形制的陶斝。”
朱光华说:“铜盉本属夏人礼器中固有的组合之一,二里头文化中有大量的同类形制的陶盉,亦有此类铜盉发现;至于新郑望京楼发现的一件爵则肯定是夏人所铸;另外青铜武器戈、钺在先商文化中迄今未见到,而在二里头文化中皆有发现。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推测二里岗类型A群青铜器应来源于同期或稍早的二里头晚期文化,其中包括商人模仿夏器自己铸造的青铜器,也不排除通过战争、贸易的手段直接获取部分夏人的青铜器。”
朱光华认为,夏人的青铜重器通过战争的形式转移到商人的手中完全是有可能的,并且夏人铸造青铜方鼎也是确实可信的,不仅二里头遗址有形制相似的陶方鼎,文献同样有相应的记载:
《书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
朱光华在对郑州商城资料详备的24座铜器墓的随葬组合做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随葬品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随葬品组合以酒器斝、爵为核心,有75%的铜器墓随葬铜斝或陶斝,有79%的铜器墓随葬有铜爵或陶爵。《礼记·明堂位》说:“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看来文献所云确实有一定根据。”
朱光华说:“第二,随葬组合中食器鼎、鬲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有29%的铜器墓随葬铜鼎,46%的铜器墓随葬铜鬲或陶鬲,并且随葬的鼎皆为铜质,而无陶鼎,随葬的鬲则以陶质为多,占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认为这与夏商礼制的传承有关。
第三,早、晚期随葬组合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两类器物,即铜盉仅见于二里岗下层的少数墓葬,觚作为酒器组合开始于二里岗上层,但其地位远不能与斝、爵相比,仅有33%的铜器墓随葬有铜觚或陶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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