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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刻符和裴李岗文化的东迁

本帖最后由 lindberg 于 2017-12-9 22:22 编辑



离扬:贾湖刻符和裴李岗文化的东迁(1)


在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遗址中,敖汉的兴隆洼遗址、阜新的查海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舞阳的贾湖遗址是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些遗址也是上古中国彩陶、鼎和筒形罐三大考古文化圈的中心遗址,大致可代表中华上古文明的源头。(新近发掘的洪江高庙遗址也许代表着鼎文化圈中另一个不同的重要支脉)。


    贾湖在这些早期遗址中尤其令人注目,这不仅因为贾湖的年代较早(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在距今7000一8000年范围内,经树轮校正为距今7500-8800年之间),贾湖出土物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也高得令人惊异:出土物中除了反映早期稻作技术的原始粳稻栽培遗迹外,还发现了具备几乎完整音阶的骨笛以及内装石子并带有契刻符号的成组随葬的龟甲。在如此早的年代,就能达到如此高的文明程度,贾湖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最源远流长的源头似乎不会有什么异议。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贾湖出土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和后来殷墟的甲骨文显然有太多的因素类同,尤其是M344墓出土龟腹甲上的眼形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的相似程度,很自然地要引导人们考虑贾湖龟甲契刻是否是后世甲骨文的滥觞。事实上,负责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在考古工作一结束,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辗转求证过程。


    对于这些时间上要比殷墟甲骨文早很多,但在文字特征上又极其相似的贾湖刻符,古文字学家总体的观点显然是极其谨慎的:这些符号肯定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但要确证为文字,仅凭贾湖这16个刻符,材料显然不足。何况这16个刻符中的大多数是单独刻划在龟甲上的,很少有上下文以资判断。在此以前,半坡陶符以及丁公陶文都因释读上存在问题,而无法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其中丁公陶文由两行共11个字组成,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材料本身的内容来看,比贾湖刻符可供推断的信息似乎更多。也正因为对这些史前文字的解读尝试并不很令人满意,古文字学家对于史前文字的判定采取谨慎态度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彝族学者朱琚元却提出了和权威古文字学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是建立在释读商代甲骨文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古文字解读经验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同样源远流长的文字体系---彝文的基础上的。朱琚元的释读涉及三个龟甲刻符和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三个龟甲刻符,分别被认为和彝文中表示“禽”、“福禄”、“神座”的文字相似。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则被释读为“雷”、“天”、“门”、“闭”四字。石器上的四个字作为文字组合被释读出完整的意义,并且其意义也被有关人员认为和石器的推测用途极其相符。


    出于谨慎,对朱琚元的释读过程加以仔细的检验是必要的。对朱琚元的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恐怕是大多数,但没有听说有任何学者认真地逐步验证整个释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这应该说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出于无奈,我们这里只能根据朱琚元的文章本身结合一些相关报道对这一用彝文释读贾湖刻符的过程作一些推测:


    整个释读过程,可能在三个步骤中出现问题:
    1. 刻纹的辨别:误辨刻纹,或者设想某种理由以增减部分刻纹,都将降低释读的可信度。
    2. 刻纹符号和彝文字形匹配:如果两者字形的匹配是通过对其中之一加以一定变形获得的,释读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
    3. 彝文文字组合的意义解释:如果获得的彝文文字组合不符合日常彝语的习惯,那么所谓的意义也许仅是某种附会而已。


    对于第一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没有提及任何增减刻纹的假设,而从报道可知,朱琚元的释读结果得到了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原考古负责人张居中先生的肯定,这至少排除了在刻纹的辨别上存在任何主观因素介入的可能。
    对于第二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要先将字形作任何变形作为比对的先决条件,而原文中同时也给出了彝文的字形,这意味着任何能看到贾湖刻符原件或细部照片的人可以根据文中的彝文图形直接判断两者是否相似,而作者并不担心这对其结论会有任何影响。


    对于第三种情形,朱琚元在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指出,解读得到的彝文组合“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因此,对于无法看到第一手材料也不了解彝文的人们来说,上述推测似可排除朱琚元释读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朱琚元的解读可靠与否完全依赖于贾湖柯符和彝文之间的相似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两者之间的相似非常勉强,那么朱琚元的说法也许只能“可备一说”甚至“可备一说”也未必能够成立。但如果两者之间高度相似,如果任何一个懂彝文的人都能认出那是“雷天门闭”几个字的话,那恐怕就应该作为一个事实来对待。


    其实,即使朱琚元的解读只是一种附会上的巧合,那么多对于殷商古文字体系精熟无比的专家却无法提出一种具有可比的通顺程度的释读方案,已经预示了商代甲骨文体系和贾湖刻符之间的亲缘关系恐怕要比古彝文和贾湖刻符之间的亲缘关系远。


    然而,这一事实对于学术界流行观点却是具有颠覆性的:贾湖在最早一批重要遗址中(兴隆洼、查海、大地湾等)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称其为中华文明的主源也不为过。这样一个重要遗址竟然和彝族的关系比与汉族的关系还要密切,这在或多或少还有华夏一脉观念的学者心中,显然要引起许多观念上的混乱。(贾湖天生是一个充满颠覆性的发现:不仅要颠覆人们对于东方文明起源的传统看法,还要肩负修正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源以及黄河是文明母亲河等一系列传统观点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看到贾湖刻符和古彝文之间的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贾湖骨笛和中华传统音阶之间的关系。对贾湖七孔和八孔骨笛的研究表明,骨笛音孔所反映的音程关系和中国传统音阶中的七声下徵调音阶尤其是六声清商音阶吻合得相当好。一支骨笛上音孔旁的校正小孔,显示骨笛音孔间的音程关系在当时是有要求。音阶的音程关系并不是自然现象,要演变进化形成固定的音阶,变数很多。两个没有文化交流的民族要形成音程数目以及全音程半音程排列次序完全吻合的两种音阶的可能性很小。


而像音律这类文化要素又是极易失传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传播及延续。对骨笛音阶研究得到的信息,显然说明贾湖骨笛和中华传统音乐的起源密切相关。但贾湖刻符和贾湖骨笛是一个整体,这样贾湖遗址和中华上古文明以及古彝族的起源三者间的关系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近年来的一些最新考古发现也许有助于解开这一迷题。


    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但贾湖的文明程度和重要性要远高于裴李岗遗址,前者显然属于中心性遗址。该文化的命名不过是因为裴李岗的发掘较早,人们较早了解裴李岗遗址的一些内涵而已。在裴李岗遗址初被发现的时代,今天已知的早期重要遗址中的大多数尚未发掘,考古学界对于史前时代的解释仍然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


裴李岗遗址发现的陶器等出土物和仰韶文化器物之间的若干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当时学者们的判断,因此裴李岗遗址开始先被确定为仰韶早期文化。但这一观点很快就面临挑战。


裴李岗遗址的特征物件之一的石磨盘(另一特征物是石镰)在大致同时的河北磁山遗址被发现,当时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了裴李岗-磁山文化的概念。以今天的观点看,磁山遗址属于筒形罐文化圈,和仰韶所属彩陶文化圈差异是很大的。今天被认为是鼎文化圈的特征物---鼎,最早是在裴李岗遗址被发现的,也不见于裴李岗以后的仰韶文化中。


贾湖遗址的发掘显然给考古界带来了更大的困惑: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贾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都是巨大的,贾湖不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从发现物判断,贾湖遗址和几千年后淮海地区的考古文化更近似,尤其是龟卜传统(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八章第四节《占卜》、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
这样,在裴李岗文化为仰韶文化前期的观点影响下,早期研判贾湖遗址的文章中甚至出现了竭力强调贾湖和裴李岗差异以将贾湖从裴李岗文化分离出去的现象。


现在从葬式判断,贾湖和裴李岗之间的差异要远少于其共同点,而裴李岗和仰韶文化之间在葬式上的差异则要大得多。考虑到上述种种疑问,裴李岗文化连带贾湖最终得以从仰韶文化中独立出来,在学术界也被称为裴李岗系统。
贾湖刻符和裴李岗文化的东迁(2)

作者:白泽
    要了解贾湖、古彝族和中华上古文明之间联系,有必要探求一下裴李岗文化的去向。



磁山遗址发现的裴李岗风格的石磨盘显示了可能有一支裴李岗文化的先民向东北迁移到了磁山地区。


磁山和裴李岗之间的距离在两百公里以上,这样一来的距离似乎不是适合进行易物活动的距离(如果七千年前已经有易物活动的话)。当时不可能有车辆,补给就是一个大问题,单独到两百公里以外的野地去,绝对属于探险性质的。如果没有适当的组织,超过两百公里的距离也足以使得部族之间自然发生的文化或技术交流难以发生。这样裴李岗石磨盘在磁山遗址出现只有两地部族冲突或部族迁徙才可能造成。


磁山遗址具有典型的筒形罐文化圈特征,而不具备典型的鼎文化圈特征,因此磁山遗址不可能是裴李岗系统在盛期向河北扩张的产物。那么石磨盘是否有可能是磁山先民在部族冲突的战利品呢?两地相隔两百公里以上,说明这一假设的部族冲突规模必须很大才行,以磁山遗址所显示的生产力水平似乎并不能支持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而且这种假设要求有一定规模的筒形罐文化圈的先民到达裴李岗地区,那么磁山的某些文化要素在裴李岗地区应该有零星的发现才比较合理,这也和实际情况不符。


这样,磁山出现裴李岗式石磨盘这一发现,只有用裴李岗先民中的一支可能向东北迁移到了磁山地区才能较合理地解释。



裴李岗文化的衰落,和仰韶文化的扩张大致同步,说明裴李岗文化很可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威胁。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要制作一个裴李岗式的石磨盘,所需的人工是巨大。也正因此,裴李岗石磨盘显然属于先民的贵重财产,因此很有可能在迁徙时被随身带到了磁山。


    南面,从贾湖所在的淮河上游顺流而下,可以发现另一串裴李岗文化的东迁线索。


    贾湖出土的龟甲中,不少都在龟背甲和龟腹甲之间放置了许多石子。有学者推测龟甲中的石子可能是最早期的卜算工具,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说,但在龟甲之间放置石子显然和某种原始信仰有关,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看成是一种特征性的文化要素。



比贾湖遗址年代的低限还要晚上一二千年的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的遗址中,在龟甲间放置石子的现象在墓葬中频频被发现(史善刚《炎黄时代的易学》):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曾发现三副龟甲,21号墓的一副龟甲内放置有许多小石子,背甲上有穿孔。44号墓的两副龟甲,一副内装骨锥6枚,背甲上下各有4个穿孔;另一副内装骨针6枚,背甲偏下处4个穿孔;下端边缘有8个穿孔。44号墓中随葬的彩陶盆上绘有八角星图案。有学者推测陶盆上的八角星可能与八卦的起源有关。
    邳县刘林遗址也曾发现多副背甲穿孔的龟甲。在第二次发掘中发现的182号墓,出土了两副内装石子的龟甲。
    在大汶口墓地的11座墓中,共发现龟甲20件。其中4号墓和47号墓发现了两副龟甲,内中放置了砂粒数十颗。
    上述遗址中发现的龟甲,显然和贾湖的龟甲具有非常直接的联系。考虑到龟甲本身所代表的原始信仰,可以判断大墩子、刘林、大汶口这些遗址的先民和贾湖的先民显然有着同样的原始信仰。


由于贾湖遗址和裴李岗文化在此之前很久就已消失,除非贾湖先民向东迁徙,不然不可能将其信仰向东传播这么远的距离。



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龟甲中装有骨针骨锥,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龟甲中放置的内容也开始趋向高级。在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龟函(用玉雕成的一副龟背甲和龟腹甲)内则放置了一件有八边形图案的玉版图。这一玉版曾被认为可能是原始八卦,但有学者指出玉版更可能是象征天地的式盘的原始形态。


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玉版本身形式就非常高级,这暗示凌家滩遗址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以龟甲为特征的灵龟崇拜的中心遗址。



贾湖遗址的灵龟崇拜,有可能是通过南北两条不同路径向海岱地区传播:北边的一条可能是沿黄河向东传播,而南边的一条则沿着淮河向东传播。


造成这两条路径的原因很可能是今淮海地区的北部在上古时代仍是一个巨大的湖沼地区。


    从凌家滩遗址的出土物来看,在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时代,海岱地区的居民构成可能已经很复杂,除了原先已在该地的居民和来自豫中的裴李岗文化的先民外,可能还有来自北方筒形罐文化圈的先民。


    对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所作的专门研究将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发展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共五个阶段。从9000-7500年前的第一阶段到7100-5000年前的第二阶段,可以明显看出稻作农业从上游向中下游传播的趋向(张居中、尹若春、杨玉璋、王象坤、孔昭宸《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这和我们上述裴李岗系统向东迁移的判断相吻合。
    针对淮系文化早期发展的专项研究也指出,裴李岗文化是淮河流域史前文化体系的主要源头(高广仁、邵望平《淮系文化的早期发展与三代变迁》)。


该项研究指出早期淮系文化的第一阶段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区域内有大致独立的三支文化,除了裴李岗文化以外,还有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和山东北部的后李文化(后李文化并无明显证据在此阶段已分布到鲁中南的淮河流域,但的确是后续阶段淮系文化形成的一个有关因素)。


在淮系文化的第二个阶段,由于仰韶文化的向东扩张,裴李岗文化除了一部分留在当地和仰韶文化结合以外,另一部分则沿淮河水系向东南迁移,绕过豫东的低洼地带,最远到达泗、沂流域,在泰山山前平原和苏北残丘地带形成北辛文化,并和当地的后李文化融合重组。北辛文化继而发展成为大汶口早期文化。而在裴李岗文化传播过程中则留下了一连串和裴李岗-贾湖有关联的遗迹,其中包括:与小山口一期遗存相结合形成的淮北濉溪石山子文化-后铁营类型文化,定远侯家寨一期文化,以及江苏沭阳周围的“万北一期文化”等。分析龙虬庄遗址的研究人员也认为龙虬庄遗址和贾湖有关。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贾湖遗址和后来海岱地区的文化传承关系。而上古的海岱地区是夷文化圈的中心,即使在春秋时期,这里仍是夷人的主要居住区,夷文化在当时仍有较强的影响力。进入战国以后,随着各大国的社会动员程度迅速增加,夷人才逐渐融合在诸夏族群中。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确认:在龙山时代以前曾经在中原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夷人,在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就逐渐失去主导中原格局的能力。而从大约BC2100前后开始的夏商两代,将近千年,夷人基本没有多少发言权。


前期约四百年左右,整个中原地区只有二里头遗址具有中心遗址的性质,而二里头的夏文化其文化源头主要来自仰韶一系的河南龙山文化。后期约六百余年,殷商文化显然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殷商起源于上古的筒形罐文化圈。虽然BC2200前后的陶寺遗址就已经显示三大文化圈有融合的迹象,但在仅隔几百年的商代,三大文化圈之间的文化差异恐怕仍然是巨大的。春秋时期夷夏的文化差异就是一个证据。


今天我们的文字系统主要在商代前后形成体系。殷商甲骨文所反映的文字系统虽然有明显的迹象和贾湖有传承关系,但肯定也融入了殷商自己文化圈的许多特色。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殷商所加入的本文化圈的特色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来自贾湖的传统,以至于两种符号体系之间已经无法实现有效的解读呢?


    有意思的是,一个地处西南的小小的少数民族,不仅能用其特有的古老文字较通顺地解读贾湖,而且这个民族数千年来恰恰就是被称用这个“夷”字来称呼(彝族自称“诺苏”),只是在五十年余前,一位曾经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将其改为古代表示宫廷重器的“彝”字。这绝对不是用巧合就可以简单解释的。


彝族“虎勒”木雕艺术系列中有一件男女蛇神木雕和汉代的伏羲女娲像如出一辙,但风格迥异。


伏羲女娲像汉代以后就不多见了,西南夷在汉代才纳入中原体系,但汉室对西南夷的控制始终是比较弱的,显然不足以将一种在中原已将式微的文化传统传播到西南夷并使其成为彝族的传统。可见这种图腾很可能源自上古。而在彝族文化中,有关伏羲以及各种与卜筮有关的内容相当丰富。有调查民俗的学者在访问了南方少数民族以后,不由得有点沮丧,断言伏羲不过是源于少数民族传说的上古人物。今天结合贾湖刻符以及上古夷人的迁徙痕迹,我们确实可以肯定这一判断。


    上古那大写的夷,被我们忽略了太久太久,现在应该是恢复其辉煌的时候了。因为,那本是肇始吾中华文明的夷先人啊!


彝族“虎勒”木雕
本帖最后由 lindberg 于 2017-12-11 13:26 编辑
我刚开始也看过,也差点信了
无善 发表于 2017-12-11 12:29
这文章最少看了有十年了,很多上古符号都被与最终的文字联系起来,我都觉得未必靠谱。

这些上古黄淮地区的文化人群看上去当时很先进,但未必是我们的祖先(应该会有一些血统),但一些宗教性文化元素肯定随着巫师阶层进入了华夏的文化中。

至于彝族老朱认为是彝文前身,首先一个前提是彝人也是大杂烩,核心成分来自原始藏缅人南下,如果有一些古代类似文字的存在,更有可能来自于彝人南下前西南土著的巫盅文化。

把彝人和东夷联系起来也很牵强。东夷里面起码包括:华夏部落、华夏化部落、半华夏化部落,当然更多的是无数的差异巨大的前华夏化部落。

西南夷里面就更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当然,不会有华夏成分。
4# lindberg
不就是因为找不到中间过渡文字吗?或许只是没发现,考古遗址发现的太少了,历史还连续不起来。氐羌不一定有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玉石器上的习惯,或许是类似贝叶经那种材料(三藐三菩提释迦部落应该是跟三苗有渊源),更何况氐羌还有火葬习俗(三星堆是不是至今没发现墓葬)。三星堆和巴国墓葬有些符号“巴蜀图语”不是据说可以用彝文解读吗?他们很可能是三苗后裔。藏族也可能是三苗后裔,藏族也自称苯教历史极古老,可藏文的历史呢,也不过才一千多年吧,之前有没有别的文字,是不好说的,只有等考古发现了。吐蕃的“蕃”发音接近“巴”,而土族还有些类似巴人的文化,或许也是三苗徙三危的证明。
彝族应是迁徙三危的三苗后裔,九黎本是夷人,夷人西徙后又沿藏彝走廊南下,故称西南夷,难得是其文化人阶层。三苗在三危还曾驯化牦牛——犂牛,犂就跟黎有关嘛!又据说彝文还能解释三星堆一些刻符,真不奇怪,透特-鱼妇-欢兜-柏灌-鱼凫什么的,还是有象形文字的。所以不用疑问,彝文真的很有意义,即使跟汉语汉字关系远,但它根红苗正是上古中原三苗的文字,至少贾湖文化时期就萌芽了。后世的历史中,黎民的文化为汉族吸收了一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没有,尤其是跟语言有关的文字,肯定跟着语言改嫁呀(日语汉字它读法就不同于汉语,这让我很郁闷,找日汉同源词很难,我是望文生义,看读音再想意思,别的语言是汉语音译词很好说,日语没法弄)。彝文确实应该是活化石!汉字之于彝文,可能相当于契丹大字、女真大字、西夏文、日语假名之于汉字。所以莫怪汉字没有原始形态就很快成熟,二手文字都早熟,生下来就说话就走路,呵呵,朝鲜谚文、越南字母不就如此吗?所以保护、研究彝文很重要,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精神瑰宝!
汉语汉字有很多语言活化石,别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也未必没有活化石。
三星堆“巴蜀图语” 62个神秘字符是古彝文?--四川新闻
甚至西方文字的形成,是否有东方来的塞人岛夷的影响,也说不准呢。
当然不深入研究没人或轻易相信,科学论证还需要更多考古证据。中国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如中东的。
http://blog.sina.com.cn/aganmu;安德(嗨,前一个无辜被封):
http://blog.sina.com.cn/kilarler
本帖最后由 lindberg 于 2017-12-11 17:20 编辑

5# 癯鹤
我一直在看鹤兄的文章,很开拓视野。

我对文字研究甚少,不过也是一直认为,在汉藏语人群遍布中国大地之前,确实存在很多着后人看着光怪陆离的文化,而且从某些角度来说水平很高。

中国大地上的那些古老土著,很多东西肯定消失了。
我是民科,对语言、文字无专业基础,也没深入研究,只是泛泛而谈;像空空道人那样钻研文字的,才是真正钻进去的。
http://blog.sina.com.cn/aganmu;安德(嗨,前一个无辜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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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确实应该是活化石!汉字之于彝文,可能相当于契丹大字、女真大字、西夏文、日语假名之于汉字。所以莫怪汉字没有原始形态就很快成熟,二手文字都早熟,生下来就说话就走路,呵呵,朝鲜谚文、越南字母不就如此吗?
这个很受启发!
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12-11 19:01 编辑

从本人六年前努作《龙华起信论》(《亚特兰蒂斯新解》)以来,确实很多让人欣喜的考古文化新发现。
比如从丁丁哥帖《2017年上古史十大新发现(前6名)》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循名索引发现下面这条新闻《重大发现 中国“玉文化”起源地可能就在黑龙江》,很有意思,或许对于俺的亚特兰蒂斯遗民从美洲经白令海峡沿东北亚西迁的假说,是个重大佐证支持,另外其是否可能为火葬的早期源头呢?玉文化留在了中国,火葬习俗传给了西方。秩秩大斯干,幽幽小南山!同一祖源,多支后裔,是文化传播的常态。某一族群文化,来源于多个祖先,也是文化积淀的常态。文化传播和人群传播都是网状的。网结处就是各地文化和各个单倍群——但是跟按经纬编织的纲目均匀的网还不一样,即使基因突变速率恒定,人群和文化不完全是随地理、历史进行线性传播,连植物种群的扩散都五花八门并不呆板呢(风播、水播、鸟播、兽播、弹力、人类传播),动物更有能动性(不论主动、被动),在进入农业定居社会以前人类的主动性、被动性迁徙累积起来是很频繁的,刻舟求剑把考古遗址和现代族群关联不可取。所以根据全数迁移理论,文化传播和人群传播会有一定的跳跃现象,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都在某些网结处高频,这更像是刺绣、织锦。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统合起来才能看出文化全貌!


重大发现 中国“玉文化”起源地可能就在黑龙江

2017-12-05 13:48新晚报评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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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绿树、白云,还有黑龙江 7 月份清凉的风。一群兴奋的年轻人乘车赶到距哈尔滨 700 多公里的乌苏里江边海拔仅 106 米的小南山。
  贾领、刘禄、陈思奇等,分别来自吉林大学和黑龙江大学,是考古学专业的学生。
  2017 年暑假刚开始,他们接到了到小南山考古实习的通知,多日来期末复习的沉闷瞬间被扫除。在和小南山考古队领队、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李有骞博士联系后,他们一路火车转客车,终于到达了双鸭山下辖的饶河县。

部分考古队员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短短两个月的实习,竟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2017 年,也就是开始试探性挖掘的第三年,这次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玉器,有望改写中国玉文化 “ 从南到北 ” 发展的传统认知。
  26 年前 “ 盗窃事件 ”
  民工揣走山上古墓里的玉器
  “ 你们来了,先熟悉一下环境吧。” 已经在山上待了多日,晒得有点儿黑的李有骞博士让学生们先安顿下来。除了实习的年轻人,参与发掘的科学家,是国内考古界各领域的顶尖团队,他们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香港中文大学的考古学家邓聪也闻讯赶来了,60 多岁的人了,兴奋得一点儿不觉得累。

小南山全景
  为什么小南山引来这么多科学家的关注?故事还得从 1991 年那次意外发现开始。
  那一年,修建小南山最高处瞭望塔的民工们开工没多久,就挖出一个古墓,里面不仅有石器,还有几十件玉器,他们悄悄地藏起来了。
  文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得到消息,追上了的火车,把这些民工手里的文物 “ 截 ” 了下来。
  26 年前,没有现在发达的网络,但这件事却在考古界掀起极大波澜。虽然以前也在小南山零星发现过玉器,但这次是从一个古墓里发现了 67 件玉器,这在全国都很少见,一个墓葬的玉器数量超过了当时黑龙江以前发现的所有玉器的总和!

出土的玉环
  而且,从当时的玉器形制来看,与以往别的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玉器相似,也就是说来自原始社会。
  初探小南山
  居民挖水沟把玉当 “ 白骨头 ”
  2014 年,李有赛和考古小组第一次来到小南山,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
  漫山遍野的树,哪里去找线索?除了 1991 年在山顶发现的墓葬外,那里已经建成瞭望塔,不可能再重新发掘。一个星期过去了,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一天,李有骞和同伴儿来到一处断崖。突然,下面一个小物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沿坡滑下,李有骞拣起小物件一看,这不是陶器碎片吗!大家伙儿立刻兴奋起来,搜寻更加仔细,果然又发现一件石器。这里确实不一般。
  当地文管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提起,几年前一个工地上也发现了东西。

出土的陶罐
  李有骞他们找到当年的一个工头,“ 你手里有东西吗?能不能拿出来看看。” 工头想了半天才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在干工程挖排水沟的时候,刨出了两块好看的 “ 白骨头 ”。然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了两个小东西,李有骞愣了;一个是玉玦,另一个是玉环。因年代太久了,已经变成 “ 鸡骨白 ”。


  物探考古博士到场
  “ 探测神器 ” 发现地下堆石
  小南山到底有什么?2015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小南山考古发掘正式立项。李有骞带队,对断崖下面的缓坡,也就是他们最初发现陶片的地方开始,这里是小南山的东坡。
  第一年,考古队只做了零散的发掘,即便是这样,仍发掘出了多件玉器、石器和少量的陶器。2016 年 9 月,考古队决定扩大发掘面积。最外层,也是表层,是树叶、杂草覆盖的腐殖土,还有并不厚的黄土,下面紧接着是碎石,怎么挖?靠 “ 洛阳铲 ” 是不行的。

发掘现场
  “ 我来了!” 考古队里能人无数,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是石战结博士,来自国内顶尖的 “ 物探 ” 团队——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他也是国际考古勘探学会会员。小南山把他吸引来了,“ 物探考古 ” 是他的拿手强项。
  石博士带来的一个 “ 小箱子 ” 上场了,这个 “ 探测神器 ” 利用电磁波扫描等,能够在没发掘的场地上,通过探测和大数据分析,了解碎石下面的情况。果然,碎石下面,物探后发现有成堆的大石,而且是一堆堆有序分布,哪里堆石多、哪里堆石少,全都 “ 看得到 ”。
  为什么下面会有那么多堆大石头?它们 “ 保护 ” 的是什么?难道有 “ 宝藏 ”?
  “ 主人 ” 死后被火葬
  四十多个墓坑都有随葬玉器
  带着更多的疑问,转眼考古队 “ 盼 ” 来了 2017 年的春暖花开。发掘面积已经扩大到 1000 平方米,应有的保护工作也上了档次:在周围还设置了 16 个摄像头监控。“ 大家都知道有宝,压力很大。” 李有骞作为领队,压力更大。

树根中的石矛头
  发掘正式开始了。堆石被小心地清走,渐渐露出一些 2 米见方的石头坑。深的达一米,浅的半米。坑里面有细碎的骨头,还有 “ 红烧土 ”、木碳屑,以及烧焦的树皮,还有便是大量的玉器、陶片,还有石器!这样的坑有四十多个,仅玉器就发现 70 多件,包括玉块、玉璧、玉环、玉珠、玉管等装饰物,甚至还有玉斧。
  这是一个墓地!每个石坑都是一个墓穴 ……
  墓的主人都是被火葬的。考古队专家认为:当时是先挖墓坑,然后把尸体放在墓坑里火葬,最后堆石头封上。
  这么大的石头墓坑石怎么凿出来的呢?用石头硬凿出来的!考古队在墓坑的附近发现了有打凿痕迹的河卵石。

墓葬上的封石堆
  火葬的同时,墓葬里的随葬品也被毁坏。有专家分析:这是一种对死的敬畏,烧掉和毁坏,是要把死和生完全隔离开。所有的墓坑都是朝阳的方向,不喜阴冷、向往温暖,是任何时候都有的美好愿望。
  “ 碳 14” 检测:有 9000 年历史
  中国玉文化史被提前
  小南山上的墓地是什么时期的?对于黑龙江东部的考古挖掘以前还是空白,没有详细的史料,更没有考古经验可循。“ 考古,有时候就像破案。” 这是李有骞的 “ 深刻认识 ”。

出土的玉璧
  陶器的 “ 生命周期 ” 短,考古学上用陶器断代,再加上 “ 类型学 ” 考古的方法,初步判断,墓地竟然是 9000 年前的!这让人大吃一惊:它意味着,小南山墓地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墓地,而且把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提前了几千年。
  现代的考古最后是用科学来说话的。后来,墓坑里的木头碎屑被拿到美国贝尔实验室,用 “ 碳 14” 做了精确的检测,结果证明:确实是 9000 年前的,精确到正负几十年,当然,几十年对 9000 这个大整数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航拍的小南山
  最早的中国玉文化,以前认为是大约起源于五六千年前,小南山墓地里发掘的大量玉器,把玉的起源提前了几千年,不仅是中国最早,而且是东亚最早的,简直不可思议!
  经复旦大学玉石鉴定专家王荣博士现场鉴定:这里发现的确实是真玉,与岫岩玉、和田玉一样,是软玉。
  传统认识中,中国玉文化是由中原 “ 从南至北 ” 发展的,也有个别专家发出 “ 微弱 ” 的异议,比如中国科学院专家刘国祥,很早提出了玉器最早是从北方来的观点。
  认为玉器来源于北方的专家,还提出这样的 “ 证据 ”:玉器制作不应该是农业人群 “ 发明 ” 的,而应该是更擅长狩猎、采集的东北地区,东北的石器制作得好,手艺好。
  小南山 9000 年前就出现的大量玉器,是否还会掀起玉文化 “ 从北起源 ” 的新说?
  11 月中旬,“ 小南山遗址考古研究会 ” 在饶河县举行。汇聚到此的全国考古大咖们认为,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后,这里应该被命名为 “ 小南山文化 ”,同时,建议持续开展考古研究,今后规划 “ 小南山文化遗址公园 ”。
  图片由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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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有典有册,到底啥文字
10# 爱好者

《周书·多士》有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怀疑夏朝即使有文字,但是系统的文字呢,或许不在中国,所以孔圣人考古,也只得到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实据(其实很好理解,参商分家,商人率先来中国,一开始的夏部落可能不在中国,西域应该是考察夏朝文字的重点,尤其是大禹时代用的是蝌蚪文虫鸟书什么的——虫鸟书,不就是鹰蛇形象的文字么,抓紧学空空道人,用汉藏语解读西域远古文献。何况安诺遗址还出土夏人的印章)。又或者虽然仓颉造字,但是夏朝时历史还不是用文字记载,文字可能只是徽号和统计符号而已,历史还是由盲人讽诵为主,也就是少数民族惯常见到的史诗形式。或许结绳刻木作为辅佐,盲人可以摸绳结摸刻痕(盲书)的。丘就是刻出来的小疙瘩,九丘就是九种小疙瘩组合,所以八索九丘,应该是盲人史诗的记忆载体,或许不是我们能懂的文字,但是那些青铜器、玉器上面的图案,或许都是盲人的史诗载体——图画文字。不过结绳刻木已经随着殷革夏命而接近消失(春秋战国时代只有夏人曾经的盟友楚人还曾有个别人会,但是随着大秦车同轨书同文而终于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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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12-11 21:21 编辑

阳光下无新鲜事,感觉现在流行的翼装飞行,说不定跟远古三苗有关呢!“危”字会意人在悬崖上,而《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穿上飞行服从高崖上跳下滑翔,我十分怀疑是苗民发明的(在中国留下风筝)!英语“wing”发音也挺接近“危”的。估计成功了就是“win”,不成功则成仁(人摔成两半,摔成歪果仁;古文“仁”从“尸”,毕竟玩命的事儿,win的是少数,完蛋的是多数;摔死自己,家业和马子什么的都给别人了,仁爱呀)。他们是最早研究飞行动力学的体育大嘎、科技先驱!在翼装飞行基础上,甚至有人露一手绝活(经历翼装飞行的试验事故,或机械试验失败,丢了一条胳膊),制成飞机——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三身国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国在其北,一臂、一目、鼻孔。有黄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之国在其北。”晋代张华《博物志》里讲到:“奇肱国,其民善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
郭璞山海经图赞》“奇肱国赞”云:“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风构思,制为车轮。”
三危三巴氐三藐三菩提,三苗以万千人命为代价,仁至义尽,努力钻研得到飞行学知识,万人敬仰,视之如神,但是飞行员也不断有事故,又被巫师宣扬是灵魂升天直接见上帝去了,让人们产生了上帝喜欢以人为极品祭品的迷信。结果,翼装飞行者成为人祭主打品,而奇肱之国的技工也越来越少,终于在史前就绝了迹,只留下神话、史诗和《山海经》里面的记载,成为神的故事,神的传说!人们再次开始学习三危精神,做三哥戴表活学活用典型,已经是近代的时候了,并终于在上个世纪初“重新”发明了飞机,并在本世纪又开始流行翼装飞行。相反相成,历史的倒映!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法国极限运动员身穿蝙蝠装由阿尔卑斯山顶一跃而下 滑翔飞入正在飞行的飞机


来源: 神秘的地球
  • 时间:2017年12月11日 11:36








法国极限运动员身穿蝙蝠装由阿尔卑斯山顶一跃而下,滑翔飞入正在飞行的飞机




视频:法国极限运动员身穿蝙蝠装由阿尔卑斯山顶一跃而下,滑翔飞入正在飞行的飞机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日前有2名法国极限运动员,菲根(Fred Fugen)和雷费(Vince Reffet)身穿蝙蝠装,由4062米高的阿尔卑斯山山顶一跃而下,最后成功滑翔飞入一架正在飞行的小型飞机内,画面十分惊险,令人不禁佩服其过人胆量及技术。


二人身穿蝙蝠装,由瑞士少女峰山顶跳下,张开四肢在高空中滑翔飞行,并以接近时速140公里冲进一架飞行中的小型飞机,他们必须通过一道仅1.58米乘以1.25米的舱门。


二人事前已做足准备工夫,曾于西班牙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进行了过百次的模拟飞行。雷费对于挑战成功十分感动,他说:“我们平时都是由飞机起跳,今次却要跳入飞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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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12-11 22:36 编辑

一只加拿大雁牛群中吓退两只牛


来源: 神秘的地球
  • 时间:2017年12月11日 12:12






第一回合:白牛率先用头撞向加拿大雁。



第二回合:黑牛(右)挑衅加拿大雁。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一只小小加拿大雁竟可螳臂挡车,用头撞赢两只牛?网上近日流传一段影片,可见一只加拿大雁被一群牛只包围,但它似乎未惊过,更与其中2只牛硬碰硬并寸步不让,成功把对方击退。


当时加拿大雁身处牛群当中,似乎被牛只围攻欺凌。一只白牛率先用头撞向加拿大雁,加拿大雁同样以头迎击,白牛后来不敌加拿大雁败去,身后牛群亦跟着离开。再来又有一只黑牛不心息,在加拿大雁附近踢起沙尘,可是加拿大雁却不为所动。黑牛又用头部撞向加拿大雁,加拿大雁勇猛回击,黑牛最终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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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不为白牛(whites)、黑牛(blacks)所动,体现了黄种三苗徙三危以变西戎的决心和毅力!虽然他们终于淹没在西方人的大海里,但历史时期,还是能见到影响的。比如古埃及人本来是地中海白人和努比亚黑人面目,因为三苗西迁,带动了北欧型白人随黄种人类型一块西迁,乃至于图坦卡蒙时代法老都长得像黄种人呢!
呵呵,前两天才思索欢兜-鸟夷-羽山等问题:
……黄帝时就有大鸿氏,现代似乎还有“鸿苗”一说。鸿雁是鹅的祖先,这也是黎民的自称,其实很有意思(鸡-己,汉语自称;鸭-丫,后者俄语自称)。又道教有鸿钧老祖一气化三清之说,应该是从黄帝派少昊清司马鸟师治理九黎苗民转化而来的神话比拟,具体可能是少昊氏开始设立三公进行初步分北三苗的管理(分清分清,科学也是分析,不分析不清楚。含混糊涂,那是混沌,后世北方游牧民族往往没有华夏那么清的政治架构,自称“浑”,还是类似蚩尤那种各部落结成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如獯鬻、荤粥,面儿粥在我们方言里就叫“糊涂”,由此也可见华夏与北方民族在文化上的关联),似乎贝加尔湖附近旧石器时代有一种形状似大雁、天鹅(鸿鹄)的雕塑,莫非三皇时代九黎三苗的领导阶级也是从贝加尔湖南下(这样的话,流共工于幽陵又是一种“人穷返本”的人性化安置了)?这个实在不好推测……
癯鹤 发表于 2017-12-7 13:50
大雁是北方大泽那边羽民的衣食之源,所以在先民文化里位置重要。有鸟崇拜的部落可能曾跟随候鸟南北迁徙——自然崇拜导致的迁徙(又比如对日月的崇拜导致人们东西迁徙,如夸父追日),既然古人认为大雁南迁不过衡山,北方又有恒山,雁门山,说明人们有过科考观测,再往北寻觅大雁北迁之地,到贝加尔湖到北极圈都有可能,不要怀疑人的主观能动性,北极圈内那些长的像中国人的,说不定就是就地安家的。羽民那里的冶金技术比中原早,蚩尤发掘葛卢之山(格鲁吉亚、交趾)的铜矿,首开中原冶金史,或许也跟见多识广的人的知识传播有关。“仙”字从“迁”,仙人炼丹,其实最初就是冶金(非常奇怪,西方炼金术有传说从东方三苗而来,中国又特化成炼丹术)。
阳光下无新鲜事,感觉现在流行的翼装飞行,说不定跟远古三苗有关呢!“危”字会意人在悬崖上,而《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穿上飞行服从高崖上跳下滑翔,我十分怀疑是苗民发明的(在中国留下风筝 ...
癯鹤 发表于 2017-12-11 21:00
楚辞·天问》:“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冯翼——借助大翅膀滑翔。因为已经史前的飞行技术后来失传,只有一些岩画什么的还有记录,一般人不明白,想探讨也无由。
风筝——kite,鸢飞戾天,高戾,或许后来成为“开题——凯尔特”民族的称号(高里鬼,葛卢-高卢-高飞的龙)。《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这三国或许是南迁的苗民对西北三危三苗的挂念(对于南迁的三苗,三危的三苗正好是在西北)。中国“潍坊”现在被称为风筝之都,名字也似乎跟“wing”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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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快把神话说成梦话,萌化说成科学了!现代的翼装飞肯定不同于远古“可能的”风筝飞行,毕竟降落伞技术是个有难度的事儿,古代的即使实验过,也应该比现代原始落后很多,除非是外星或高维时空另有研究者,才真正可说并无新鲜事,可但是空气动力学原理差不多,物理等自然科学原理一直都在那里(这个当然不新鲜,鸟类、昆虫、鼯鼠、飞鱼等老师都进化亿万斯年了)。但是可能性是有的,古籍中所说,应该是有所根据,只是毕竟那时的先行者的条件所限,又无现代这般丰富的技术知识手段,不会有太多人理解原理,也很少有人有手艺和勇气能效仿,成功者被当成神人也有可能,只是故障率高,估计再来几次就升天了,或秘不传人而已,或从此只把翅膀做招牌(被当天使、魔鬼?),渐渐人们也只认为是巫师装束或天使饰演者而已,而忘记真正有过试验者务实干过破天荒的事儿(那么,阳光下并无新鲜事,天荒之前,是否也曾有人试验过,那个……,呃,失败乃成功之母,一蹴而就,那是上帝做过,正巧被赶上,每一个成功之前,都有失败者的积累,如此也可说不新鲜,只是成功新鲜罢了。这是神学哲学了,天了噜!我本无神论呢!看来只有量子纠缠漠河菠萝菠萝蜜才能破除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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