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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蜀人应该是没有文字的。在商末,蜀人的一支已经北徙至秦岭的北坡。而其在周初使用的文字,则是中原的文字。这就是弓鱼伯,或称“鱼”集团,宝鸡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三处弓鱼氏族墓地——在西周的王畿内几乎完全不使用西周式陶器的异族集团,却使用着中原商周的文字系统。

我们看学者如何还原西周时弓鱼人的实际状况!
江瑜《宝鸡茹家庄西周弓鱼人1、2号墓葬所表现的葬礼、葬者身份与两性关系问题》,该论文出自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和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2006年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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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珍宝宝鸡散夨盘详细记述了西周京畿附近夨人与散氏田地纠纷处理之事,确定守约后,将所割田地绘图,交由夨氏执守,政府史正仲农则执左券以为文书之认证,应该是东亚最早的土地契约。(更早之前的两河流域出土的苏美尔类似的签约不少)
夨人好象是西周一个非常强势的宗族,可能是姬周近支,也可能是姜姓大支。总之在京畿周边地区到处抢田掠地,被其欺负的看来不在少数,即便是与姬周渊源颇深的散氏,也不得不避让三分。

蜀人背景的‘弓鱼’族亦居于京畿附近,应该与姬周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不过据某些研究者的考据,最后还是未能逃脱夨人的‘魔爪’...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刚才查了一下,原来夨人就是西周初期‘回到老家’的句吴虞仲的后人,怪不得这么牛逼。这么看来,夨通吳,可能形与侧的本字相近,故后人讹读为夨。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江瑜的观点

1:1974—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市郊区的竹园沟、纸坊头和茹家庄发掘了三处墓地,其中共有27座墓葬,2座车马坑和4座马坑。该批墓葬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区别,但是在每一处墓地中,墓葬排列基本整齐。各墓随葬的青铜器、玉器以及陶器间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些共性显示该批墓葬属于同一族属的人。同时,随葬铜器上的铭文表明这群墓葬属于弓鱼人。通过对铜器的风格分析和陶器的类型学的研究,学者们认为这群人居住在西周早到早中期时期(大约公元前11世纪—前10世纪)离周都镐京即今天的西安市郊以西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卢连成和胡智生,1988)。

弓鱼人究竟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小方国,还是仅仅一个没有独立方国地位的族群,目前从这批弓鱼人墓地材料看,还是不能肯定的。一些墓葬中出土的铜器物上面有弓鱼伯字样,但“伯”是否是西周爵官中的伯衔,不是特别肯定。目前大多数学者,包括发掘报告的作者卢连成和胡智生先生都称呼弓鱼人为弓鱼国。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专文来探讨弓鱼人是否是方国的问题。根据田仁孝、刘栋、张天恩三位学者,这27座墓中的弓鱼伯墓,只是大夫级的墓,并不是国君一级的(1994:25)。这批墓葬特殊的地方在于所有铜器铭文都没有提到过周王,而弓鱼人墓地之外的传世或者发掘的铜器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弓鱼国字样,尽管尹盛平先生认为弓鱼氏曾经参加过武王伐纣事(1990:128)。所以为稳妥起见,本文采用弓鱼人这个词来称呼他们。
江瑜的观点

2:与其他很多西周时期墓葬不同的是,这27座墓葬中有21座在发掘前没被破坏过,因此这批墓葬能提供更多相对完整的材料,并能进一步研究弓鱼人的墓葬制度、礼仪以及葬者社会地位等问题。在1988年卢连成和胡智生先生的发掘报告之前及此后,有不少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专门或者部分地分析了这批墓葬材料。

从更大的范围而言,一些学者也在考古材料、后代历史记载以及铭文基础上对西周时期男女的地位及身份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例如许倬云教授早在1954年就后代文献所见,探讨了妇女在西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许倬云,1954)。近年来,曹定云先生(1999)在《周代金文中女子称谓类型研究》一文中归纳出周代铭文中的6种类型,包括家长为女儿作器、夫为妻作器、妇人作器、公公为儿媳作器、子为母(或祖母)作器,以及其他特殊格式;文木发先生(2000)则结合金文和《礼记》等文献论证了两周时期女性权利,包括可以取名、作器、施祭和受祭、改嫁、陪嫁等;郑慧生(1988)和谢维扬(1990)两位学者分别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婚姻家庭形态;曹兆兰教授(2002)论述了金文女性称谓中的古姓,包括其出现的姓种、数量、频率、来源及嵌姓制度对于宗族国家的重要意义;曹玮先生(2000)利用散伯车父器讨论西周时期“贵族续弦婚姻”的过程及其与宗法制度的关系。
江瑜的观点

3:以上这些学者的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多侧重于青铜器铭文及后代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为讨论西周时期男女两性地位、关系、权利以及婚姻制度作了良好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墓葬发掘的材料为中心,以宝鸡茹家庄1号(BRM1)和2号(BRM2)墓葬为讨论的重点对弓鱼人作个案研究。

我想指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人对这个人在死亡时候的地位和身份的看法等都会在埋葬制度中体现出来。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被人为改变和随时更替的。男女间的地位差别以及女性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墓葬位置、大小、结构、墓主的摆放和服饰以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反映出来。随葬品很多时候有区分性别的功能,仔细地研究它们能提供男女如何在象征意义上被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区别。
江瑜的观点

4:人殉问题以及所埋葬弓鱼人的性别划分

在弓鱼人墓地中的21座从未被破坏的墓葬中,茹家庄两座墓由于其结构,墓主所埋位置以及随葬的有铭青铜器的关系对我们的讨论很重要。茹家庄(BRM1)墓室内两人共用一个椁室但中间有一个隔离墙。其中一人有两棺,另外一人只有一内棺,椁室之外有7个人被置放于墓室内二层台和墓道与墓室交接处。这9个人是被同时埋葬的,但最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应该是拥有二棺一椁者,其余8人则是殉葬者,包括那位与墓主合用一个椁室之人。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旁边的2号墓(BRM2)中。该墓共有3人,其中一人二棺一椁,位于墓室中央,其余2人则置于旁边二层台上。

竹园沟有3座墓(BZM13、BZM7、BZM4)每一座也在墓室中埋葬两人。这两人被置于同一椁室内。从墓主摆放位置来看,这些人是在墓主人死亡时被殉葬的。包括茹家庄两墓在内的这5座墓所随葬的青铜器铭文和风格显示这些墓属于不同时期连续几代的弓鱼人。这些资料证明两点:一是殉葬制度存在于弓鱼人社会中;二是这种制度持续了好几代人。如果一两个墓中同时埋葬两人或两人以上,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她)们死亡的时间相同或接近。但是如果不同时代的好几座墓中都有不止于一个人埋葬,其连续性证明除墓主人外,其余人更可能是殉葬者,而不会是因为伤病之类同时死亡而被埋葬在一起的。
江瑜的观点

5:人殉问题以及所埋葬弓鱼人的性别划分

可惜由于弓鱼人墓地中墓主骨骼保存很差,因此无法对其人骨进行性别鉴定。但是对我们的研究而言,必须区分墓中所埋之人的性别之后才能进一步讨论男女间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避免循环论证,即仅仅靠其所随葬的物品来区分男女性别,然后又依据这些区分反过来分析随葬品的意义。我们可以利用茹家庄1、2号墓随葬青铜器的铭文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铭文中特别提到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可能是夫妻。茹家庄1号墓中铜器上铭有“弓鱼白(伯)”字样。例如一件圆鼎上记有“弓鱼白(伯)乍(作)自为鼎”。另一件盘上记载“弓鱼白(伯)自乍(作)般(盘)”。其他一些铜器上面也有白(伯)字样。
茹家庄2号墓中出土一些铜器上面的铭文中,特别指出“弓鱼白(伯)”为井姬作用器。在一件圆鼎上,这样写着:“弓鱼白(伯)乍(作)井姬【上穴下火】鼎”。
江瑜的观点

6:人殉问题以及所埋葬弓鱼人的性别划分

茹家庄1、2号墓相邻,因此它们在位置上相关。1号墓和2号墓中的一些铜器风格类似。由于两座墓中的铜器都提到过弓鱼伯,因此可以断定两个墓都与弓鱼伯有关并且属于弓鱼伯家族。进一步讲,2号墓中的19件随葬铜器中有10件有铭文,并且至少在5件铜器上特地指出弓鱼伯为井姬作鼎的事情。该现象在其他的弓鱼人墓葬中并没有出现,而且在茹家庄1号墓中没有铜器提到过井姬。提到弓鱼伯自作器的有铭青铜器只出现在1号墓中,而专为井姬所作的铜器只出现在2号墓中。由此可以断定,弓鱼伯是1号墓主人,而井姬是2号墓主人。加之2号墓打破1号墓,2号墓肯定建于1号墓之后,可见墓主人井姬死于弓鱼伯之后。

与铭文“弓鱼伯”不一样,“井姬”并没有在其他弓鱼人墓中出现。因此井姬应该是非弓鱼人族群的外来者,对西周时期的“姬”字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姬是宗周的姓,因此井姬可能就是宗周一族的女儿。第二种意见认为,姬也可能意指美貌女子,例如孔颖达之说,因此井姬就指的是“美丽的井”。不管怎样,这两种解释都揭示井姬是一个女子,并且弓鱼伯就是她的丈夫。
江瑜的观点

7:人殉问题以及所埋葬弓鱼人的性别划分

上面已经提到,1号墓中两人共有一个椁室但中间有一墙隔离,并且两人在不同的棺室里。其中一个人当是弓鱼伯,他有一外一内两棺。另外一人置于一棺内。上面刻有“弓鱼白(伯)”字样的青铜器被集中放置于墓主旁边。另外一个人旁边有五鼎四簋。其中三鼎三簋上铭有“儿”字。可以认定,旁边放有“弓鱼白(伯)”铭铜器的就是弓鱼伯本人。而“儿”指的是弓鱼伯旁的那个人。由于此人很可能是殉葬之人而且从属于弓鱼伯,发掘报告上因此推论“儿”就是殉妾。该解释与其他带“儿”的铜器铭文意义不一样——其他“儿”字意指儿子。没有其他的依据,这里“儿”指的是某人的儿子还是弓鱼伯的妾并不清楚。但是依据常理,弓鱼伯殉葬自己的儿子不大可能。其他3座竹园沟的墓葬也有两个人同椁不同棺,因此几代人同时殉葬自己的儿子的情况不现实——如此的话,家族传承就成问题了!

基于此,这个叫“儿”的人不会是弓鱼伯的儿子,而是另外一个与弓鱼伯密切相关的人。与其他被置放于二层台上为弓鱼伯殉葬的人不同,“儿”与弓鱼伯紧密挨在一起,拥有自己的棺室,并且随葬有一些属于自己身后使用的铜器。因此“儿”与弓鱼伯的死后生活紧密相关。“儿”肯定是弓鱼伯的亲近之人,下文将论证她是弓鱼伯的小妾。
江瑜的论证如此精彩,但好像在本论坛鲜见喝彩声!
江瑜的观点

8:埋葬环境与社会地位

以上讨论了人殉问题与性别的区分,这为我们探讨这两座墓中所埋之人的社会地位打下了基础。一个人的地位源于三方面:一是他或她的政治、性别以及亲缘关系;二是生活方式;三是他对生产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消费能力(Pearson,1999)。因此,某人的埋葬方式会揭示出他人和社会对其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看法。他死亡时在人们眼中的地位可能不同于其活着时候的地位。例如,平时是普通人甚至是社会底层的人可能由于英雄的事迹,包括为社会、国家或者族群英勇献身而得到隆重的对待。在盛行掩埋随葬品的时候,这样的对待就可能在随葬品中显示出来,即可能该英雄的随葬品多于普通人且质量也可能更好。

但除去这些特殊情形,通常而言埋葬制度体现一些可预知的问题,包括个人生时的地位问题。弓鱼人的葬俗有很大的一致性。单个具有丰富埋葬品的事例并不能证明死者就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由于“弓鱼”好几代人的墓中都殉人,并且这些墓的随葬品明显多于其他墓的情况,因此这种连续性与一致性就揭示出茹家庄1、2号墓以及竹园沟3座墓的墓主人在他们生前拥有的地位一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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