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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清高的观点

15:笔者认为,“鱼”集团处在狭窄的清姜河河谷,虽然没有足够的可耕地,然而却拥有丰富的青铜器和玉器,其经济背景或与居于上述交通要道所获权益有关。另外,作为秦岭山脉物产的集散地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西周中期以后,四川方面的文化因素在“鱼”集团的文化中迅速消失。茹家庄西周中期墓葬的随葬陶器中,西周式陶器开始代替四川系陶器。西周中期晚段到西周晚期,“鱼”集团本身是否存在也变得难以确认。恰在此时,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中也逐渐不见了和关中地区有联系的青铜器。四川和关中的关系由此开始渐渐疏远。
西江清高的观点

16:结语:古代成都平原在“中国”的世界中的位置

十二桥文化在其早期阶段从关中平原导入的武器类青铜器在四川地区经过了独自的发展和变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青铜器,其典型的代表有柳叶剑、双耳矛、三角援戈等。这里饶有意味的是,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地区亦可见到自西周早期前后由华北地区导入青铜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化之后形成独自的青铜器群的例子。

如分布于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区以柳叶剑、双耳矛为特征的,由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早期的青铜器系统,笔者名之为“湘江、岭南系青铜器”。在湖南地区,这个系统的青铜器于楚文化直接影响所及之前已经形成,楚文化南下(春秋晚期到战国)之后则主要在岭南地区发展。西汉的南越时代仍继承了这一系统。
西江清高的观点

17:结语:古代成都平原在“中国”的世界中的位置

笔者曾根据中国内地及其周边地区春秋战国时代铜剑的分布情况讨论过“中国”文化领域的扩展问题,认为: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中国”文化领域可分为“内”和“外”两部分,其中“内”的部分又可区分为“周边部”和“中心部”。若依此为参照,盛行巴蜀青铜器的四川地区和流行“湘江—岭南系青铜器”的岭南地区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但都处于“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周边部”。这些地区虽然处在二里头文化、殷王朝、西周王朝时代中原王朝祭政秩序的“外”部,但在文化方面却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中原地区导入青铜器等文化因素之后,促进了自身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从战国时代开始到秦汉时代,相继被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政治框架当中,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巴蜀青铜器和“湘江—岭南系”青铜器所见到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两者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中所处的位置(和中原的历史位置关系)。

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说法由来已久。多元性的中国文明的原型就是最终完成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巴蜀青铜器相沿续的四川古代文化等“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周边部”的诸文化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对四川古代文化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四川地区所固有的古代文化和社会的复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构成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一部分的复原。
唐际根和王方著《殷商与古蜀》,该论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一):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际根和王方的观点

1:20世纪以来,中国青铜时代的英文词汇Bronze Age China,开始频频出现在世界历史学名著中。在很长时间内,黄河流域的夏商周王朝,几乎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的代名词。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终于秦,前后延续1800余年。中原大地,三代更迭,分合有道,但文明内涵却一以贯之。其中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王朝,更是以其宏大的城址、难以计数的青铜器以及成熟的文字系统,呈现了黄河流域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

成都平原和鄱赣平原的考古发现,已清楚证明了长江流域同样存在与世界诸大河流齐相辉映的文明成就,这便是长江中下游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和长江上游的古蜀国文明。其中古蜀国文明是一支以长江尾依托,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

公元前21世纪以来,长江上游的古蜀国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长期并存、互相影响。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两支文明才融为一体。种种迹象表明,商王朝与古蜀国并存相处的同时还多有交往。
唐际根和王方的观点

2:黄河流域的商王朝

商王朝史迹,见于《尚书》、《诗经》、《史记》等,但载事简略。商王朝历史从“史影”到“信史”,是由甲骨文的发现而证实的。1917年,王国维成功地从安阳小屯发现的甲骨卜辞中辑出“商王世系表”,而该表又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商朝王位传承基本一致,商王朝的存在遂成定论。

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发掘,揭开了从考古角度重建商王朝历史的序幕。随后近一个世纪的调查和发掘,考古学将商王朝历史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也得以确定:

早商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大致对应商王成汤至大戊时期。
中商遗址:小双桥遗址和洹北商城。大致对应商王中丁至小乙时期。
晚商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大致对应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
这些代表性遗址曾经都是商王朝都邑,是商王朝数百年间多次迁都的结果。
唐际根和王方的观点

3:黄河流域的商王朝

上述遗址中,洹北商城和殷墟位于河南安阳。这两座商王朝中、后期都邑,正是商代青铜文明的总结和集大成。出自这两个遗址的遗迹与遗物,反映了商王朝鼎盛时期的文明成就。洹北商城位于河南安阳市北郊,洹河北岸。西南部与殷墟略有交错。城址包括外城、宫城和西南隅的小城。

洹北商城外城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200米,总面积超过470万平方米。方向13度,与城墙基槽的方向一致。宫城面积不小于41万平方米。一、二号建筑遗址是洹北商城宫城内最重要的发现。一号基址是一处四合院式建筑。东西长约173米、南北宽85米—91.5米(南部门塾和北部主殿宽于其他部分),总面积(包括庭院面积)近1.6万平方米,方向13度。洹北商城二号基址也是呈封闭式四合院结构,总面积(包括庭院部分)近6000平方米。洹北商城属于商代中期,但其本身遗存又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其建造过程是先建邑,后营小城、再造大城。
唐际根和王方的观点

4:黄河流域的商王朝

殷墟遗址的主体位于安阳西北郊的洹河南岸,其遗存可分为四期:

殷墟文化第一期时,总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此时小屯作为王都的中心,已经建起若干建筑,包括宫殿宗庙建筑。宫殿宗庙区的外围分布着居民点,若干铸铜作坊投入使用。
殷墟文化第二期时,都邑规模迅速扩大,居民点大量增加,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此时继续沿用,并且出现了制骨作坊。洹河北岸形成了王陵区。
殷墟第三、四期时,居民点更加膨胀,手工业进入大发展阶段。整个殷墟遗址的面积已扩大达到30平方公里的范围。

殷墟的宫殿宗庙区面积约70万平方米。发现夯土建筑基址百余处。建筑形式多系“四合院式”建筑。
殷墟的宫殿宗庙区、手工业作坊和普通居民点,通过复杂的道路系统和其他大型人工工程联系在一起。
殷墟宫殿宗庙区的正南,有多条道路。其中主干道宽10米—20米。大概从第二期开始,商人在殷墟西部修建了多条西北—东南向的水渠,长达2000余米,由西北向东南穿行铸铜作坊、制陶作坊以及众多居民点,为手工业和聚落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
王陵区位于洹水北岸的武官村北过去被称为侯家庄西北冈的高地上。东南距宫殿宗庙区2.5公里。陵区范围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已发现带墓道的大墓13座。
唐际根和王方的观点

5:长江流域的古蜀国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简称“蜀”,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王国。该王国尽管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数个王朝,“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

三星堆遗址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宝墩文化时期。第二期在遗址的北部的月亮湾台地出现宫殿建筑。遗址内发现具有明显礼仪性质的祭祀坑。这一期的后段,月亮湾和三星堆附近出现城墙,因此这一时期可能是古蜀国的开端。第三期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7—前13世纪,是三星堆遗址最繁盛的时期。第四期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3—前9世纪,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有所收缩。作为蜀王国都邑标志的古城逐渐废弃,精美的金器、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等被集中埋藏起来,蜀国内部似乎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或剧烈的社会变革,居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的金沙遗址开始崛起,或许暗示着古蜀国政治中心的转移。

三星堆王都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被废弃,古蜀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成都平原腹心,古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十二桥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又以2001年初发现的金沙遗址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出土文物等级最高,延续的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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