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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考古学看先秦时期濮人的迁徙

从考古学看先秦时期濮人的迁徙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1月第 47 卷第 1 期


作者:黄尚明
(华中师范大学 楚学研究所 ,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濮人是汉水以南一个古老的重要民族 ,该民族中心分布区当在今鄂西、湘北地区 ,他们创造的考古学文化是以釜、鼎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我们认为濮人在先秦时期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 ,第一次发生在商代二里冈时期 ,濮人向南方的湖南和西部的重庆、四川等地迁徙。
向西迁徙的一支对蜀文化及西南其他地区影响很大。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 ,商人退出江汉地区 ,濮人与周人结盟 ,于是濮人又迁回到江汉平原南部地区。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楚人、巴人的逼迫下 ,除一部分融入楚人、巴人外 ,濮人被迫向西和向南迁徙。

关键词 濮人遗存 ; 商文化 ; 楚文化 ; 巴文化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一、鄂西、湘北地区发现的濮人遗存

     考古学工作者已经在鄂西、湘北地区发掘了许多夏、商、西周时期的古代遗存。鄂西到三峡一带的重要遗址有江陵荆南寺、梅槐桥 ,沙市周梁玉桥 ,长阳香炉石 ,宜都红花套 ,宜昌路家河、中堡岛、杨家嘴、长府沱、三斗坪 ,秭归朝天嘴等 ,湘北地区重要的遗址有石门皂市 ,澧县宝塔、斑竹 ,岳阳铜鼓山、费家河 ,望城高砂脊等。以上各遗址的时代跨
度不一 ,分别相当于夏、商、西周时期。

    为了揭示各地区的客观差别 ,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些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较多。约当夏商时期 ,西陵峡一带的考古遗存一般称为“路家河文化”,江陵一带以荆南寺为代表的遗存被称为“荆南寺类型”,澧水流域的遗存被称为“皂市中层文化”,湘东北地区的遗存被命名为“铜鼓山类型”。
    约当商代晚期 ,鄂西至西陵峡一带的遗存被称为“周梁玉桥文化”,湘东北的遗存则被命名为“费家河类型”。除铜鼓山类型为典型的商文化外 ,其他文化均为土著文化。

     以上各土著文化分布于紧密相连的地理区域 ,鄂西与湘北仅隔长江相望 ,因此考古学文化特征既具个性 ,同时又有很大的共性。

     路家河文化时代约相当于夏代晚期至殷墟前期。以路家河遗址为例 ,器物群主要可分为三群。
A 群器物以釜、鼓腹尖底杯等为代表 ,属于土著文化因素。
B 群器物包括鬲、假腹豆、鬶、罍、簋、大口缸等 ,属于典型的中原商文化因素。
C 群器物包括高柄豆、高柄豆形器座、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器盖等 ,属于三星堆文化因素② 。

     荆南寺类型时代约当二里头四期至殷墟早期。以荆南寺遗址为例 ,器物群可分为六群。
A 群器物包括鬲、大口尊、深腹罐 ,属于二里头文化因素。
B 群器物包括鬲、 、大口尊、深腹罐、盆、假腹豆、簋、 、爵、甑等 ,属于二里冈商文化因素。
C 群器物包括釜、鼎、大口缸、鬶 ,在数量上占多数 ,属于土著文化因素。
D 群以小平底罐、高柄豆形器座、高柄豆、器盖等为代表 ,属于三星堆文化因素

E 群包括盘口鼎、壶、碗豆等 ,属于澧水流域早商时期土著文化因素。
F 群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 ,属于南方印纹硬陶文化因素③ 。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皂市中层文化时代约当于二里冈下层至殷墟二、三期。以石门皂市遗址为代表 ,皂市遗址商代陶器可分为两大群。
A 群包括分裆鬲、大口缸、、爵、大口尊、假腹豆、簋、连裆鬲等 ,属于二里冈上文化因素 ,其中假腹豆、簋、连裆鬲与典型的商文化器形有别 ,属于商文化的变体 ,在数量上约占四
分之一。B 群器物包括釜、鼎、大圈足盘、碗、细喇叭形柄豆、绳切纹圈足碗、喇叭口罐、扁平足鼎等 ,属于土著文化因素 ,在数量上约占四分之三。A群器物主要存在于皂市遗址第一、二期 ,至第三期少见 ,最有代表性的鬲几近绝迹

B 群器物却在皂市遗址第一至三期中均大量存在 ,始终占主要地位 ,至第三期几乎全为 B 群器物。报告作者认为“皂市商代遗存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的考古学文化 ,其文化性质应是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青铜文化。因为商文化因素仅占次要地位 ,所以不能称其为商文化”④ 。

    周梁玉桥文化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以沙市周梁玉桥遗址为例 ,陶器可分为三群。
A 群器物包括鼎、釜、甑、罐、杯、瓮、器盖等 ,属土著文化因素 ,占主导地位。
B 群器物包括鬲、簋、罐、盆、罍、瓮等 ,属中原商文化因素 ,居于次要地位。

C 群器物包括硬陶、釉陶、印纹陶 ,器类包括尊、盆、罐 ,与湘西北地区文化特征相似⑤。

      费家河类型重要遗址有岳阳费家河、铜鼓山、樟树潭、老鸦洲、对门山、易家山等。向桃初先生将该类型分为二期四段 ,时代约相当于殷墟一期至四期。
      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砂红胎黑皮陶为主 ,灰陶很少。第一期纹饰以绳纹为主 ,第二期纹饰以方格纹为主。陶器可分为三群。
A 群包括鬲、大口缸,属于二里冈商文化的遗留因素 ,其形态与殷墟时期同类器物形态不同。
B 群器物包括鼎、釜、内环耳釜 ,属于土著文化因素。
C 群器物包括高领釜、矮领釜、小釜、 形器、直口罐等 ,与江西万年类型陶器特征相似⑥ 。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一、鄂西、湘北地区发现的濮人遗存

  ... 以上各土著文化分布于紧密相连的地理区域 ,鄂西与湘北仅隔长江相望 ,因此考古学文化特征既具个性 ,同时又有很大的共性。

     路家河文化时代约相当于夏代晚期至殷墟前期。以路家河遗址为例 ,器物群主要可分为三群。
A 群器物以釜、鼓腹尖底杯等为代表 ,属于土著文化因素。
B 群器物包括鬲、假腹豆、鬶、罍、簋、大口缸等 ,属于典型的中原商文化因素。
C 群器物包括高柄豆、高柄豆形器座、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器盖等 ,属于三星堆文化因素② 。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29 18:40

    上古初期华中地区的民族融合也是很有意思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颇具特色的路家河文化陶器

陆家河文化-特色陶器-----x.png
2018-1-29 19:32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们认为鄂西、湘北的釜、鼎文化圈 ,与古文献上百濮的地理范围相符 ,则创造这一文化的民族可能属于百濮。《尚书 ·牧誓》载“: ……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关于濮之地望《, 史记 ·周本纪》裴骃《集解》因孔安国曰 :“……庸、濮在江汉之南。”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 ……濮在楚西南。”《史记 ·楚世家》裴骃《集解》引杜预曰 :“建宁郡南有濮夷。”张守节《正义》曰“: 按 :建宁 ,晋郡 ,在蜀南 ,与蛮相近。刘伯庄云 :‘濮在楚西南。’孔安国云‘: 庸、濮在汉之南。’按 :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说是也。”
    综上所述 ,濮的地望有江汉之南、汉之南、楚西南、建宁郡南四说。前三说意思相近 ,表述略有差别 ,而最后一说杜预认为濮在建宁郡南 ,可能因为濮人在楚的压迫下 ,有一支从汉水之南迁到了建宁郡南。

     笔者认为前三说的观点 ,与商、周时期的史实相符 ,而第四说则是濮人迁徙的结果了 ,杜预抓住了流而忽视了源。

      濮又称为“百濮”《, 左传》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引杜预《释例》曰“: 濮夷无君长总统 ,各以邑落自聚 ,故称百濮也。”
      濮人可分为若干支系。鄂西、湘北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型 ,正是不同支系濮人创造的文化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当然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只是粗线条的 ,与当时濮人的各支系未必能做到一一对应。

      从宝山遗址来看 ,鄂西、湘北一带的釜、鼎文化圈北部可达汉水上游。若巴人起源于汉水上游 ,则从物质层面来看 ,巴、濮在考古学文化上具有较多的共性 ,至少从考古学来看 ,他们共同属于“釜、鼎文化圈。”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的话说“: 及武王克商 , ……巴、濮、楚、邓 ,吾南土也。”   正因为巴、濮在距离上相近 ,文化上趋同 ,故巴、濮连称 ,已成为习惯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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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里冈时期商人的南下与濮人的迁徙

       为了掠夺铜矿资源 ,商朝在二里冈时期 ,急剧向南扩张 ,在黄陂盘龙城建立了军事据点。
       盘龙城是一座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城址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该时期的城墙、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和大量青铜器μυ。
       商人为了确保铜矿运输路线安全 ,又继续向南推进 ,插入长江以南。铜鼓山类型商文化就是这次南征后的考古实物证据。

       铜鼓山遗址位于岳阳市郊陆城镇 ,为长江边丘陵地带中一个顶部稍平缓的山头 ,是进入湖南的咽喉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87 年 ,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发掘了该遗址 ,报告作者将商代遗存分为三期 ,时代相当于二里冈下层至二里冈上层时期 ,属于典型的商文化遗存μϖ。
       郭胜斌先生对商代遗存的时代与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将商代遗存分为五期 ,第一至四期时代为二里冈下层至二里冈上层 ,属于典型的商文化。第五期约相当于殷墟前期 ,与殷墟一期相当 ,或可延续到殷墟二期 ,属于商文化退却后 ,以釜、鼎为代表的土著文化μω。

        商文化作为当时先进的文化 ,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 ,对鄂西、湘北的濮文化影响很大。
        在荆南寺、路家河、长府沱、三斗坪等遗址中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商文化因素。石门皂市遗址商代遗存中商文化因素占四分之一。
        从现在发掘的情况看 ,商朝直接控制的地盘西不过江陵 ,南不过岳阳 ,江陵以西和岳阳以南仍控制在濮人手中。


       濮人不堪商朝的奴役和压迫 ,一部分向湖南迁徙 ,另一部分沿长江三峡向西迁徙。在此之前 ,峡江地区(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沿岸) 以夔门为天然屏障 ,自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早期 ,文化也基本分为两大系统 ,但至商代晚期 ,迫于商朝的巨大压力 ,濮人向西迁徙 ,随之也带来了以釜、鼎为代表的文化 ,于是鄂西、渝东文化逐渐趋同μ。
       这次濮人西迁后对成都平原蜀文化影响至大 ,改变了蜀文化的基本结构 ,蜀文化逐渐由以尖底器为特征的器物群 ,演变为以釜为代表的器物群。

       成都十二桥遗址第十二层最早见到一件陶釜 ,该层时代约相当于殷墟四期μψ。新一村遗址出土的陶釜不断增多 ,变为主要器物 ,时代约相当于西周后期和春秋前期μζ。战国
时期蜀文化盛行陶釜。

       濮人与商朝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 ,于是就倒向了周人一边 ,与周人结盟 ,成为周武王讨伐商朝的友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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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濮人的回归浪潮

      商代晚期 ,商朝都城向北迁徙至安阳殷墟 ,商朝势力突然退出今湖北、湖南地区。
      盘龙城的衰落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 ,该城始建于盘龙城文化的第四期偏晚 ,至盘龙城文化第七期废弃 ,即该城始建于二里冈上下层之交 ,毁于二里冈上层二期晚段。
      盘龙城的废弃 ,标志着商朝退出该地区 ,代之而起的是濮人的迅速回归 ,填补了商朝退出后的政治真空。

      湘江下游典型商文化铜鼓山类型也在二里冈上层晚段退出了岳阳一带 ,濮文化费家河类型取而代之。澧水流域到商代晚期几乎不见商文化的陶鬲了 ,流行清一色的鼎、釜类器物。鄂西地区从江汉平原西部到西陵峡地区 ,均是周梁玉桥文化的分布区 ,也流行鼎、釜类器物 ,商文化因素大大减少。

     商朝对濮人的掠夺与压迫仍然是存在的。从殷墟甲骨文记载来看 ,商朝与濮人进行了激烈的战争。甲骨文有多处商朝伐濮的记载 ,夏渌先生认为“: 以江汉平原为集结中心的濮人 ,文化落后 ,尚在氏族社会 ,性格纯朴 ,商人利用他们当兵 ,讨伐敌国 方。有的被商奴隶主刖足用作阍寺、家务奴隶。”“不甘心做奴隶的濮人 ,经常逃亡 ,奴隶主派人追捕。……商代把他们当作农业贱隶和祭祀的人牲。”μ|用濮人为人牲一次数量可多达五百人 ,有时一次三百 ,或一次一百。

      到西周时期 ,因濮人为周的友邦 ,在伐商战争中有功 ,所以濮被视为周的南土 ,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谓的“: 及武王克商 ……巴、濮、楚、邓 ,吾南土也。”  濮人向周朝称臣纳贡 ,濮、周关系相对缓和。《逸周书·王会解》载“: 卜人以丹沙。”孔晁注“: 卜人 ,西南之蛮 ,丹沙所出。”同篇又记载伊尹制定的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 ,请令以珠玑、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周朝不断加强对江汉平原的控制 ,在汉东地区分封了汉阳诸姬 ,如随(曾) 、唐、赖、贰、轸等。在枣阳毛狗洞、随州庙台子、安陆晒书台、红安金盆、黄陂鲁台山、新洲香炉山等遗址都发现了西周文化遗存 ,在这一带出土了大量西周青铜器 ,如北宋时在安陆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在枣阳、随州、京山、新野等地发现大量曾国铜器 , 2002 ———2003
年 ,襄樊市考古队在枣阳市东赵湖村郭家庙发掘了曾国墓葬 25 座 ,车马坑 1 座 ,车坑 2 座 ,时代为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其中二十一号墓为曾国国君墓。出土一批曾国铜礼器、车马器、玉器、陶器μ}。1977   年在黄陂鲁台山五座西周墓发掘了 47 件青铜器 ,其中 10 件铸有铭文μ~。张亚初先生认为 ,“黄陂鲁台山西周墓葬的主要意义就在于 ,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西周前期 ,这一地区是周王朝的直接控制的地盘。”
      周朝对濮人的发展并非视若无睹 ,而是精心经营从汉水东岸到大别山以南的弧形地带 ,构筑周朝的南方屏障 ,对濮人形成包围之势。
      周、濮之间并非风平浪静 ,在周厉王时期 ,双方也曾兵戎相见。如《宗周钟》载“: 王遹省文、武 ,堇疆土。南国 子敢臽虐我土。王敦伐其至 , 伐厥都。 子乃遣间来逆邵王 ,南夷、东夷具见 ,廿又六邦。”郭沫若断为昭王时器 ,唐兰先生定为厉王时器νϖ。徐中舒先生认为西周时代在南方最强大的部族是濮国 ,南国子是南夷、东夷廿又六邦的联盟酋长 , 即濮的对音。宗周钟时代应为厉王时器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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