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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众所周知,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那么,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9 10:42
这是06年的,感觉材料稍微老了?
http://www.history.sdu.edu.cn/info/1073/2150.htm

秦岭谈近海史前生业经济传统与海洋偏好  2017-11-28 18:07:12  

秦岭,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尤其关注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史前玉石器研究以及生业经济研究。近年来,在稻作农业起源、聚落资源等研究领域,提出并引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1月23日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不爱远航的稻农——近海史前生业经济传统与海洋偏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教授主持,部分教师及相关专业同学参与了讲座。

秦岭老师首先介绍了“语族-农业扩张理论(language-farming model)”的基本观点:农业的发展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迫使人群不得不对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生存资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稻农沿着海路扩散到东南亚等地并逐渐取代当地原住民,形成“南岛语族”。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秦老师对该观点提出两点质疑:新石器时代的人群/语族在扩张中为什么仅仅关注水稻?稻作文化的传播是否一定伴随着人群的迁徙?由此引出早期稻作文化和稻农可能并没有海洋偏好的观点。

接下来,秦老师用两个具体案例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案例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处于稻作农业起源的阶段。动植物遗存研究表明,田螺山遗址稻作农业在生业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但先民对林地资源(如橡子、大型鹿科动物)的利用强度由早及晚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对淡水资源(如菱角、淡水鱼类等)的利用程度加大。另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先民的肉食性食物来源主要是鹿和猪,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利用海洋资源的证据,遗址资源域分析同样支持以上结果。由该案例秦老师得出小结:早期稻作文化伴随着野生植物资源和淡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聚落的选址考虑其获得各种林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平衡性;早期稻作文化近海但不依赖海洋资源,没有海洋贸易。对田螺山、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晚期)和茅山(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杂草和植硅体组合的研究则显示: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先民不再大量利用淡水和林地野生植物资源,而是转向单一作物的稻作农业模式。

另一个案例来自印度东部沿海地区。结合印度驯化稻属遗存的传播证据,植硅体组合反映出的该地区不同的稻作形态,以及植物大遗存显示的以稻作为主、小米类和豆类混合种植的结果,可以得出印度近海史前稻作农业模式同样不偏向于利用海洋资源。

两个案例均表明:近海史前稻农没有航海移民的意愿。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秦老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季风水田单产高且人均需利用的耕地少,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扩张和开辟更多的土地并不能提高水稻的产量,只有精耕细作可以增大产出。总而言之,水稻农业的作用是拉动“内需(pull)”而不是促进扩张(push)。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一定会成为新石器时代先民航海移民的原动力。

随后通过分析东北亚、福建-台湾和东南亚大陆的考古证据,秦老师就农业海路传播相关问题展开讨论:(1)稻作农业传播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目前看来是在已有的海洋适应性文化的既有交流通道上加入了稻作农业的经济/文化元素(rice as an add-on item);(2)农业的传播扩散是多种作物的组合(cereals packages);(3)稻作农业的扩散,传播的是旱稻还是水稻,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4)农业文化的扩散可能不一定伴随人群的迁徙。在讲座的最后,秦老师点明“经济”不仅仅代表“生计”这一概念,引发大家的思考。

在互动环节中,秦老师与在座师生就环境因素对聚落及生业的影响,田地中各类杂草组合变化分析在不同遗址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重磅!Nature:终于恢复了“籼”、“粳”的中国式命名——长文报道我国科学家主导完成的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         2018-04-26 13:02

编者按:一篇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完成的Nature长文首次出现了7位通讯作者和12位共同第一作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然而更重要的是,该研究通过对3010份水稻基因组的分析提出亚洲栽培水稻起源的新观点并恢复命名,90年前由日本学者对“籼”、“粳”稻分别命名的indica(Oryza 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japonica(Oryza 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终于恢复为“籼”(Oryza sativa subsp. xian)、“粳”(Oryza sativa subsp. geng)亚种的正确命名,使中国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得到正确认识和传承。同时,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该Nature论文的正文中还出现了“籼”和“粳”的汉字(下图),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国一代又一代水稻专家的努力,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水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培育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新品种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如何将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育种家所能利用的分子设计育种信息,则必须对水稻种质资源的基因组信息进行充分了解。2011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华大基因在深圳共同启动“全球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源重测序计划”(3K Rice Genome Project),拉开了水稻核心种质资源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分析的序幕。该项目对水稻种质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基因组重测序和大数据分析,规模化发掘优良基因,突破水稻复杂性状分子改良的技术瓶颈,加快高产、优质、广适性新品种培育的进程,对基于全基因组信息的水稻分子设计育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18年4月25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牵头,联合国际水稻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华大基因、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安徽农业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杂志以长文形式发表了题为“Genomic variation in 3,010 diverse accessions of Asian cultivated rice”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针对水稻起源、分类和驯化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群体基因组变异结构,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资源的基因组遗传多样性。这一重大成果将推动水稻规模化基因发掘和水稻复杂性状分子改良,提升全球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水平,加快优质、广适、绿色、高产水稻新品种培育。

该研究揭示了水稻种内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有助于从传统“经验育种”向现代“精准育种”跃升。本研究中,3010份水稻(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了全球78万份水稻种质资源约95%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这些种质的研究,检测到32M的高质量SNPs和Indels,对亚洲栽培稻群体的结构和分化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准确的描述和划分,由传统的5个群体增加到9个,分别是东亚(中国)的籼稻、南亚的籼稻、东南亚的籼稻和现代籼稻品种等4个籼稻群体,东南亚的温带粳稻、热带粳稻、亚热带粳稻等3个粳稻群体、以及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Aus和香稻;首次揭示了亚洲栽培稻品种间存在的大量微细(>100bp)结构变异(SVs,包括易位、缺失、倒位和重复);构建了亚洲栽培稻的泛基因组,包括12770个(62.1%)核心(core)基因家族和9050个(37.9%)分散式(distributed)基因家族。发现了1.2万个全长新基因。核心基因比较古老,大多数的新基因表现更年轻和长度偏短。进一步对3010份水稻基因组的分析将产生更多数据,可为开展水稻全基因组分子设计育种提供足够的基因来源和育种亲本精确选择的遗传信息,为培育高产、优质、多抗水稻新品种奠定基础。



Summary of SVs for the 453 high-coverage rice accessions.

本研究提出亚洲栽培水稻起源的新观点并恢复命名。在我国,亚洲栽培水稻中“籼”、“粳”(gěng)两大亚种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已被人们所认知,但籼、粳稻的起源和命名在国际上一直存有争议。日本学者加藤茂范于1928年将“籼”、“粳”称为indica(Oryza 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japonica(Oryza 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并一直沿用至今。从拉丁文标注可以看出,两个亚种用“印度”和“日本”来命名,带有很深的殖民主义烙印,也错误地反映了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我国老一辈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先生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 sativa L. subsp. keng Ting)。在维基百科中(http://zh.wikipedia.org/wiki/% E7%B2%B3%E7%A8%BB)也标注了粳(geng)稻(学名Oryza sativa subsp. keng)。本研究通过对大量重要进化相关基因的单倍型和泛基因组分析发现,籼稻携带的很多基因不存在于粳稻中,粳稻的很多基因也不存在于籼稻中。此外,不同地理来源的水稻农家品种群体都带有特异的基因家族。根据这些结果,本研究首次提出了籼、粳亚种的独立多起源假说,并恢复使用籼(Oryza sativa subsp. xian)、粳(Oryza sativa subsp. geng)亚种的正确命名,使中国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得到正确认识和传承。



Haplotype analyses and introgression.

同时,该研究也是国内外“大联合”—“大协作”—“大共享”典范。“全球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源重测序计划”启动后,2014年,3000份水稻基因组测序数据公开发布于NCBI、DDBJ、GigaScience、阿里云等数据库,与全球共享。同时,基于测序结果建立了若干重要数据库和资源:SNP和表型数据库(Rice SNP-Seek Database);3K 泛基因组数据库(RPAN: Rice Pan-genome Browser);另外,泛基因组和结构变异原始数据将发布在Nature旗下的Scientific Data杂志上。同时,该项目从国际水稻研究所引进了2400份水稻核心种质,极大丰富了我国的水稻遗传多样性。目前3000份水稻种质已经发放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40家科研单位、高校和育种单位,发放超过4万份次,用于大规模发掘影响水稻高产、抗病虫、抗逆、优质新基因和育种应用,全面开始推进水稻全基因组分子育种。

该研究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专家大协作的重大成果,体现了中国农业科学在水稻基因组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并扩大了我国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国际领先优势。在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重大数据共享和重大项目合作,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研究水平带来更大的飞跃。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王文生副研究员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黎志康研究员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国际水稻研究所Ramil Mauleon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胡智强博士生,国际水稻研究所Dmytro Chebotarov博士,华大基因太帅帅高级信息分析工程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吴志超博士生,安徽农业大学黎珉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郑天清副研究员,国际水稻研究所Roven Rommel Fuentes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张帆副研究员,国际水稻研究所Locedie Mansueto博士和亚利桑那大学Dario Copetti博士为该篇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国际水稻研究所Kenneth L. McNally和Nickolai Alexandrov高级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韦朝春教授,华大基因张耕耘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阮珏研究员,亚利桑那大学Rod A. Wing教授为该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原文链接: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063-9
http://zhishifenzi.blog.caixin.com/archives/173400

世界最早的农牧业革命从哪里开始?    2017年12月29日 11:08



撰文 | 王晓波
责编 | 陈晓雪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革命。因为农业、牧业的产生,人类获得食物的方式开始从单一的从自然中采集转向改造自然,自己生产;而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开始从迁徙逐步转为定居生活。

一般认为,近东地区是世界最早的农业发源地。那么,到底是哪个人群发明了农业?去年,三个不同小组的古DNA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指向两个遗传差异较大的近东人群独立发明了农牧业,并把农业技术传播到亚欧大陆和非洲的结论。

肥沃新月地带最早的农民基因差异很大

2016年8月25日,一篇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报告了科学家们对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至3400年前的亚美尼亚、土耳其、以色列、约旦和伊朗的古人类遗骸所做的古DNA基因组分析,第一次从基因的角度审视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农业革命时的人口结构。研究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Reich团队和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的Ron Pinhasi团队完成。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西端黎凡特地区(大致范围是地中海东岸)南部包括现以色列和约旦的农业人群、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农业人群和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东端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伊朗高原西南边缘山地)的农业人群基因差异很大。

研究人员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黎凡特和扎格罗斯山脉的农业社会与各自附近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相似。论文作者认为,这给农业的本土起源,而非由单一的一群农民扩张到肥沃新月全部地区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约一万一千年前,居住在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的人类群落开始不再以狩猎和采集植物为生,过起了定居生活。这些最早的农民和牧民驯化了绵羊、山羊、猪等动物和小麦、大麦等植物。有了固定的定居点,文字和城市才有可能,文明开始发生。

因为欧洲气候凉爽有利于DNA保存,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古DNA研究集中于欧洲,呈现出一定的欧洲中心化的趋势,而西亚的炎热气候使得古DNA研究乏善可陈。为了克服DNA储存条件的劣势,科学家们利用了两种新技术。科学家分别在去年和年前发现,从颞骨岩部(petrous bone)旁的一片小耳骨取得的样本可以产生近百倍于其他部位的DNA片段。另一项技术溶液内杂化(in-solution hybridization)可以富集DNA并过滤微生物DNA和没有信息的人类DNA。这些都促进了研究的成功。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黎凡特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两个人群驯化的动植物也不同。扎格罗斯山脉的农民驯养山羊并种植二粒小麦,而黎凡特海岸的农民种植大麦和普通小麦。约9500年前,这些农牧业技术开始传遍中东。技术和人群都在今土耳其东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相遇,他们交换用于打制石器的黑曜石(obsidian,一种火山熔岩),交换技术,也交换基因,融为一体。农业技术更全面的农业人群从这里出发迁徙到欧洲大陆。

最早的农业到底来自哪里?

另一派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Ofer Bar-Yosef认为,农业起源于黎凡特地区,然后沿着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近东各地。他指出,黎凡特地区的农业遗址年代最久,早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其他遗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古DNA研究中心主任付巧妹博士是上述《自然》论文的唯一中国籍作者。她主要参与了实验设计和分析的工作。她评论道:“在近东农业起源时,没有发生人口取代。农耕人群与周围的狩猎采集人群非常相似。农业技术是文化扩散,而非人群扩散。”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不同人群的迁徙方向。伊朗农民迁入今俄国草原和南亚次大陆。黎凡特农民迁入非洲,土耳其农民迁入欧洲。

另一篇2016年8月9日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论文分析了生活于扎格罗斯山脉的一位女性牧民的全基因组。该论文表示其与土耳其农民的基因有较大差异。而去年7月29日发表在Science的一篇论文则分析了生活于扎格罗斯山脉的另外4个古人类个体样本。研究者们发现,这4个古人类是现今部分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的祖先,但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的农民基因相差甚远。

遗传多样性是3篇论文的共同结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则新闻显示,Nature论文的共同资深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David Reich说:“我们发现今天亚欧大陆西部包括欧洲和近东相对同质的人群分布与几千年农业起源时大不相同。当时的人们彼此差异就像现在的欧洲人和东亚人那样大。”“到青铜时代时,近东的遗传多样性就和现在一样小了。” Nature论文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员Iosif Lazaridis表示:“近东人群随着时间推移互相融合并移入周围地区与其他人群混合,直至原先大不相同的人群变得彼此相似。”

近年来通过对DNA的统计分析,研究者们推断出了另一群古人类基部亚欧人(Basal Eurasians)的存在。他们在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中较早分化出去,但至今尚未找到任何遗骸证实此假设。最新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假设。统计分析指出,他们和尼安德特人可能没有杂交,而其他人群至少有2%的尼安德特人基因。David Reich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东亚人如中国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比西部亚欧人多。他们可能与尼安德特人的居住地域不同,并在尼安德特人消失后与分布于亚欧大陆西部的其他现代人杂交,稀释了尼安德特人基因比例。

参考文献:
1. 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farm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osif Lazaridis et al, Nature August 25, 2016, doi: 10.1038/nature 19310

2. Early Neolithic genomes from the eastern Fertile Crescent, Farnaz Broushaki et al, Science July 29, 2016 doi: 10.1126/science.aaf7943

3. The genetics of an early Neolithic pastoralist from the Zagros, Iran, M. Gallegro-Llorente et al, Scientific Reports August 9, 2016 doi: 10.1038/srep3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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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ishifenzi.blog.caixin.com/archives/173400

世界最早的农牧业革命从哪里开始?    2017年12月29日 11:08



撰文 | 王晓波
责编 | ...

   ……
一派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Ofer Bar-Yosef认为,农业起源于黎凡特地区,然后沿着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近东各地。他指出,黎凡特地区的农业遗址年代最久,早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其他遗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古DNA研究中心主任付巧妹博士是上述《自然》论文的唯一中国籍作者。她主要参与了实验设计和分析的工作。她评论道:“在近东农业起源时,没有发生人口取代。农耕人群与周围的狩猎采集人群非常相似。农业技术是文化扩散,而非人群扩散。”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5-20 22:59
还好,说明西方学者并不都是只会转述不会动脑的八股文类型,呵呵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他指出,黎凡特地区的农业遗址年代最久,早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其他遗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似乎少了一个说明,应该是远早于伊朗扎格罗斯地区…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国老一辈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先生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 sativa L. subsp. keng Ting)。在维基百科中(http://zh.wikipedia.org/wiki/% E7%B2%B3%E7%A8%BB)也标注了粳(geng)稻(学名Oryza sativa subsp. keng)。本研究通过对大量重要进化相关基因的单倍型和泛基因组分析发现,籼稻携带的很多基因不存在于粳稻中,粳稻的很多基因也不存在于籼稻中。此外,不同地理来源的水稻农家品种群体都带有特异的基因家族。根据这些结果,本研究首次提出了籼、粳亚种的独立多起源假说,并恢复使用籼(Oryza sativa subsp. xian)、粳(Oryza sativa subsp. geng)亚种的正确命名,使中国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得到正确认识和传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正本清源,非常好! 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怎么记得驯化稻基因与广西的野生稻最近,驯化稻珠江流域起源?
厉害!在迪拜沙漠中种出杂交稻,袁隆平团队再创佳绩

中国经济网   今天

热带沙漠出现“人造绿洲”,而且还长出了中国水稻!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带领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团队近日对在迪拜热带沙漠实验种植的水稻进行测产,最高亩产超过500公斤。

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取得成功,为沙漠地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改善沙漠地区生态环境再添“中国贡献”。
  

热带沙漠长出中国杂交水稻
  


热带沙漠出现“人造绿洲”来源于一份跨国邀请。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副主任张国栋介绍,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受迪拜酋长私人投资办公室邀请和委托,在当地热带沙漠开展水稻实验种植。

今年1月份,他们选取几十个杂交水稻材料,在迪拜近郊沙漠进行小范围种植,对其抗旱性、抗碱性和抗倒伏性等性状进行测试。
  
经过5个月生长,首批水稻已近成熟。5月26日,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组织来自印度、埃及、阿联酋等国的专家进行产量测评,其中一个水稻材料产量超过500公斤/亩,还有两个水稻材料产量超过400公斤/亩。来自印度的测产专家伊什在电话中向袁隆平表示:“这样的测产结果让人非常激动,印象深刻。”

袁隆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次测产结果超出他的预期。500公斤/亩是理想,没想到能达到,这说明中国杂交水稻技术遥遥领先,海水稻技术初露锋芒。
  
6月下旬,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将对晚熟水稻再次测产。“根据测产结果,我们将从试种水稻中选取优势水稻材料,通过改良并研发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杂交水稻品种。”张国栋说。


中国海水稻技术


是沙漠种植水稻成功关键
  


迪拜沙漠昼夜温差达30多摄氏度,白天极端高温,地表温度达50多摄氏度,湿度在20%以下,还经常有沙尘暴。在迪拜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而当地种植水稻最大的挑战是沙漠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全是散沙,没有团粒结构,无法保墒,而且地下7.5米就是海水。
  
“如果从地表浇灌水稻,就需要大量淡水。当地淡水非常宝贵,主要依靠海水淡化,这种灌溉方式显然不具可行性。同时,淡水下渗与地下海水相汇,在高光照条件下,还容易引起地下海水上升,发生次生盐碱化。”张国栋说。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将海水稻种植研发的成果——“四维改良”技术引入迪拜。

其中,要素物联网模组是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它主要由两根搭载了多种传感器的管道构成:

第一根管道根据传感器反馈需求,将所需水肥自动送达水稻根系部,供水稻生长;

第二根管道是将土壤中渗出的多余水肥回收,运送至回收池供第一根管道循环使用。

此外,要素物联网模组在地表还有智能喷洒灌溉系统,能根据水稻不同时期需肥特点、土壤环境和养分含量状况,精确控制喷头和喷枪定时定量喷洒水分和养分。


世界粮食安全再添“中国贡献”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执行主任刘佳音介绍,今年下半年,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与迪拜酋长私人投资办公室将启动100公顷实验农场,在更大范围对生产成本和栽培工艺稳定性进行验证,形成在沙漠地区水稻推广技术标准。
  
2019年,双方将启动建设100公顷标准农场,并从2020年开始快速复制,扩大种植面积,打造更多“人造绿洲”。
  
据了解,迪拜酋长私人投资办公室计划与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合作,通过资本、技术和土地合作,以覆盖阿联酋10%以上国土面积为目标,以10平方公里“人造绿洲”为单元,打造“绿色迪拜”和“生态迪拜”,大幅提升阿联酋粮食自给能力和粮食安全,并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共建中东及北非海水稻联合研发推广中心框架协议,致力于将“人造绿洲”推广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改善沙漠地区生态状况,解决贫困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饥饿问题。
  
张国栋告诉记者,在沙漠种植水稻三年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升高,就能形成团粒结构,可以在“四维改良”基础上种植多种高附加值作物。

来源:新华社

责任编辑:邵婉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厉害!在迪拜沙漠中种出杂交稻,袁隆平团队再创佳绩[size=0
28# welson

但目前的考古发现并不支持珠江流域是稻作起源地,广西直到大约距今六千年前才逐步进入稻作,比长江流域晚了大概一两千年。
探究人类学真相,为南方民族发声
重磅!Nature:终于恢复了“籼”、“粳”的中国式命名——长文报道我国科学家主导完成的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         2018-04-26 13:02

编者按:一篇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完成的Nature长文首次出现了7位通讯作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5-12 10:25
粳稻,不是读jing? 虽然我处土语是geng。
顿悟 抑或 渐悟 自我 启蒙 Enlightenment,Insight & Outlook
文化与信仰——
QQ高级群81955422。
geng 和jing都有源头,比如三geng半夜,有些地方就读为三jing半夜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32# kl_david_sun
事情要从2011年3月水稻专家张启发院士的一堂“语文课”说起。他告诉学生:研究许多古今字典辞书后,他发现粳读gěng延续了几千年,读jīng没有合理根据。可是,无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还是1963年《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和1985年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都明确粳只有jīng一个读音。
为了一个字的读音,水稻界联合较起真来。到2011年9月,张启发院士收到全国各地185名专家建议书,支持粳的读音由jīng改gěng,其中包括袁隆平等12名两院院士。同月底,张院士将《关于修订粳(gěng)字读音的建议书》呈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要求修改读音。在水稻研究者看来,“粳”字读什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读音问题,更是关乎中国稻作文化留存、中国水稻学界能否在世界学术界重新赢得水稻亚种命名权的大事件。
2011年正是《新华字典》(第十一版)即将出版的时候。面对水稻专家的质疑,《新华字典》修订组拿出了自己的回应:粳,《广韵》古行切,平声庚韵,见母。此字为二等字,北方多读细音,南方多读洪音。《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统读细音jīng,故现代汉语类辞书遵从《审音表》注作jīng音。
粳字的读音争议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读音演变本身却客观中立。考察粳字读音的演变,会发现水稻专家和《新华字典》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疏忽。
一方面,粳读jīng并非凭空捏造。在反映元代北方语音情况的《中原音韵》一书中,粳和京、经、惊被归为同音字,读音都是jīng;而在反映明初南方语音的《洪武正韵》中,粳和恒的韵母相同,读音应当是geng。由此来看,读jing还是读geng,只是语音演变中的一次分流,导致了南北在粳字读音上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新华字典》以及《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忽略了北方官话的整体情况和语言习惯的力量。在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以外的北方官话里,不少地区都把粳读为geng。同时,粳米和籼米的对立在北方并不显著,在南方确实人人皆知的常用词,而南方则是geng音的主战场。
粳字读音的分歧,其实是语言学界常年研究的大类问题中的一个个例。我们可以从现代语音中,隐约窥见这场语音史上重要的分道扬镳的痕迹。和粳韵母相同的颈字,有gěng(脖颈)和jǐng(颈动脉)两个读音。和粳韵母相同的行字,有háng(行列)和xíng(行走)两个读音(ang是更古老的读音形式)。国内第一部稻作史《中国稻作史》作者、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粳是形声字,它的右边更是声符,表示粳应发gěng音。”更字也曾有gēng、jīng读音,打更、三更半夜的更读作gēng,不过是这几十年的事情。
同样在2011年,最新一次的普通话异读字审音开始了,确定“粳”字读音被提上研究日程。经过反复论证,同时考虑了历史演变的合理性和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新的审音取了个中间值,粳的读音被确定为gēng——jīng的声调,gěng的声韵。
粳的声母和韵母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粳的读音,到底是第一声还是第三声。在水稻研究界,多数是读第三声;可是考察粳字在全国的发音情况,北方和南部沿海多读第一声,西南、中部和东部沿海多读第三声。有趣的是,在主张粳读gěng的带头专家中,张启发院士、朱英国院士是湖北人,李家洋院士是安徽人,袁隆平院士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南和湖南,他们所处的语言环境恰巧都是读第三声的地方。作为水稻权威,他们用自己的乡音影响学界的发音,也不是没有可能。
目前,最新的《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已经结束征求意见,尽管成果没有体现在最新版《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但相信不久的未来,在第12版《新华字典》和第8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粳的读音将被改成gēng。有时候语言规范驯服了语言习惯,有时候语言习惯说服了语言规范。从粳字的读音我们发现,习惯和规范不是胳膊和大腿的关系,而是左腿和右腿的关系。两条腿打起架来,真是无所适从;两条腿步调一致,语言的使用者才能轻松自在。
物变天汰,余者生存
现代南方常种的籼稻是什么时候引入并取代本土粳稻的地位的?
http://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8/06/11/020537974.shtml

阜新发现3500年前古灌渠

作者:郭平,2018-06-11 08:08   来源:辽宁日报  

褐陶四系壶高10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5厘米,泥质褐陶,直口、长径、鼓腹,腹施四系,平底,通体磨光,青铜时代出土文物。



  务欢池遗址发掘现场。

  由“高领”陶片确定出遗址

在考古界有句话,叫做“怕软不怕硬”,就是说石建筑在土层里比较容易鉴别,而土质遗迹鉴别则相当困难,全凭经验、眼力甚至是感觉。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务欢池古代灌溉水渠遗址正是深埋在土层当中,极其容易被忽视的古代遗迹。直到今天,这一遗址仍然是我国北方发现较早、较完整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

务欢池原名“勿欢池”,后来误作“务”。发现务欢池遗址的诱因是当地的闹德海水库需要修建引水工程。得知这一施工消息后,1991年6月,省考古所和阜新市文物部门立即调派人员到工程沿线进行调查。

当年考古人员在调查时发现了特征比较明显的夹砂陶片,陶片多为陶器颈部,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领”,由此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带有高台山文化特征的遗址,距今约3500年。

在阜新市博物馆,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胡健引领记者到青铜时代文物的展橱前,他指点记者进行分辨。通过陶器来判断其所存在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就简单多了:高台山文化类型的陶器特征明显——陶器有个“高领”,或者说“长脖颈”,就像动物界中的长颈鹿一样易于识别。

1991年10月,调查组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探复查,摸清了遗址的大体范围,进一步确认其文化性质应属于北方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类型,随即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

  3500年前的灌溉水渠工程复杂

研究员、曾任省考古队队长,现任省考古学会理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辛岩告诉记者:“我们最初还不知道那里有古代灌溉水渠,古灌渠是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

务欢池遗址位于阜新县职业高中所在地周围。遗址地势北高南低,北依阜新彰武公路,南临务欢池河,东西两侧为小支流河,务欢池河水向东北流约15公里汇入阜新县境内绕阳河。覆盖面积约12万平方米,遗址面积较大。不过初步勘探发现,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而且单一。

经勘探,考古人员可以确切知道,遗址内有青铜时代的墓葬。

胡健说:“务欢池遗址灌渠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们当年发掘时,发现墓地周边有人工开挖的沟坑遗留,最初以为是壕沟。”

在古代墓葬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古人为了防止洪水冲毁墓地而人工开挖的排水沟。但是在务欢池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渐渐否定了这一分析,因为沟坑遗留不仅仅分布在墓葬周围,还向远方延伸,虽然扩大了一些发掘面积,仍然没有找到尽头。

据介绍,在当年务欢池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发掘出17条沟类遗迹,总长约245米。从发掘出沟渠的分布格局看,发掘区域仅是其中的部分段落,纵横交错的沟渠仍向四周延伸。

这些沟渠是当年人工挖修成的,呈上宽下窄、两壁斜直的倒梯形,沟底为平底。从沟的宽窄、深度上分类,可分大型沟、中型沟和小型沟。它们又分东西、南北走向,沟与沟纵横交错,相互连通。沟与沟交汇处都呈喇叭口的形状。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部分沟渠的交汇处,考古人员发现了较深的圆形柱洞遗迹。

根据这些柱洞分析,这是古人在沟间设置的蓄水、排水设施。

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发掘区域的东北角,发现大型沟与几条中型沟的汇合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区。考古人员分析,这是大型沟与中型沟的水通过三角区汇合又分流。

我省已故考古学家孙守道当年是务欢池遗址发掘的首席专家。根据发掘与研究,他认为务欢池遗址的沟渠网络“最可能为灌溉稻田的水渠遗迹”。

  为水稻种植传播路径提供证据

因为务欢池遗址发掘出土了35座墓葬,并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饰品和铜环等,这为最终确定遗址年代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

据介绍,务欢池遗址墓葬中的器物及墓制与沈阳新民高台山文化内涵最为相同。从专业分析来看,两者之间都是土坑竖穴,单人侧身屈肢安葬。随葬陶器主要以高颈壶、高圈足钵为主,钵倒扣在壶上。同时,陶器都是手工制作,采用泥条盘筑、上下套接的方法。陶器圆球腹,竖桥状耳。大部分施有红陶衣,口沿一般内侧多有抹斜,壶颈部套接处有叠压堆纹带,堆纹带上饰有指压纹。

高台山文化距今3500年,据此可以推断务欢池遗址中的墓葬也属于这个年代。

由于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墓葬和沟渠之间的打破关系,不容易直接判断古灌渠的年代。

但是,当年考古人员清理古灌渠时,发现一部分遗物与墓葬中随葬品时代相同,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由此分析,是先有沟渠,然后才有墓葬的出现,两者属同一时代文化中的不同时期遗存,沟渠的年代稍早于墓葬,也就是早在3500多年前的夏末商初时代,那里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引水灌溉、播种水田的农业生产技术。

孙守道将务欢池遗址古灌渠同国内国际古代水稻种植的传播线路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发现将增加我国水稻种植传播路径。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稻作农业在我国向北传播路线,大致沿东、西两条路线北上。长江下游的东线,从长江下游地区出发,沿海岸线和近海北上,在距今7400年至64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到达连云港地区。在此后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线继续北上,到达山东日照、莒县及蓬莱一带。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稻作农业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传至辽东半岛的稻作农业,一部继续北上到达阜新地区;一部沿海岸线东进至朝鲜半岛,继而南下至日本列岛。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973966



北风拂粟麦,万里渡河汾——史前中国农业化的驱动力量(1)  编辑于 2018-07-17

石头布    龙光玉魄出冰天 - 华夏北来说

这个话题本来是“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系列里的,但三言两语难说清楚,只好独立出来。 它是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没有完全离开上一篇打开的题目,还是与中国先民的迁徙路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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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但中国的农业是怎样产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的,却仍然是个没搞清楚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国农业考古学研究长期停留在“发现粟(稻)属遗存等同于发现粟(稻)作农业,发现农业活动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的简单定义时代,热衷于不断前推“农业社会”起始的时间点,对其形成真正主导地位的渐进过程缺少关注。实际上,在狩猎采集资源丰富的史前时代,农业从萌芽到成为主要生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植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中美洲人对栽培谷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时间【6】。在拥有更加富饶的自然环境的中华大地上,我们没理由假定这个进程会哪怕稍短一些。这个进程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研究中国农业化的进程模式和驱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的起源,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先从考古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社会”的再认识说起。

判断史前人群的农业化程度,龋齿率是个客观指标。谷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会在口腔中残留糖分,所以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远高于狩猎采集人群,龋齿率因此可以用来判断古代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计模式。2012年人类学家们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古代居民做了一次牙齿检查【9】。发现龋齿率只有1.4%,远低于农业人群的水平(平均8.6%)。

关于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人群的农业化程度,历来有不同的估计。这个新的证据说明,我们对它不能估计过高。把出土的石铲、磨盘、磨棒都认定为“农具”是不妥当的。石铲可能是挖掘半地穴式住宅的工具,最近对磨棒残留淀粉粒的分析也指出,磨盘、磨棒很可能主要是用来研磨坚果类食物的。即使发现谷物的遗留,不能排除用于酿酒的可能(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谷物遗留,尤其是考虑到过去长期被认定为汲水器的小口尖底瓶实际上都是酿酒的容器)。张雪莲等通过分析人骨同位素氮15的比例来推断古人的食谱【1】,其结果也指向了相似的结论:红山文化人群的生计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粗放农业为辅的模式。

对6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也存在一个同样的认知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发掘者认为河姆渡古人已经进入“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 最近20年来已经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证明这种认识需要修正。除了确认其“稻谷遗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以外,有学者指出河姆渡人的“骨耜”并不是耕地工具而是为干栏式建筑挖掘柱洞的工具【3】,“骨耜”的数量远少于狩猎工具,收割和脱粒的工具严重缺乏,这些迹象都显示稻作农业的比重不高【2】(如果存在的话)。

河姆渡文化人群的食物资源异常丰饶。因为其饱水环境,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都与稻谷相伴出土了大量的其他可食植物遗存。考古学家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以坚果为中心的广谱食物资源构成。下表粗略举出了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种类。



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可食植物遗存种类,来自【2】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稻谷(无论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只是多种可食用也可储存的植物资源之中的一种。不管是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还是众多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都只强调(并且夸大)了稻属遗存。对其他可食植物遗存只一笔带过,仅仅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其具体数量和相对比例都不清楚。但根据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中描述的窖穴坑遗物推测,上表中除稻谷外的可食植物遗存数量也相当巨大【2】。

如果看到这儿你觉得河姆渡古人是素食者,那就错了。属于该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更多不胜数。走兽包括猪、狗、水牛、梅花鹿、麋、水鹿、獐、猴、羊、麂、大象、犀牛、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灵猫、狸、黑鼠、豪猪和穿山甲等。鸟类包括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和鹰等。爬行类包括扬子鳄、乌龟和鳖。鱼类包括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鲖和鲻鱼等【5】。此外还有蚌类。遗址中仅是鹿类的下颌骨就出土了700多件,可辨识的乌龟有1000多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角制的工具数量超过了石制工具的数量,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动物资源的丰富。

从人骨同位素氮15比例分析来看肉食在食谱中的比重,河姆渡先民遗骨的δ15N值(氮15与氮14的比值与大气标准比值之差,除以大气标准比值)在千分之11和12之间【1】,高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内蒙兴隆洼文化居民(千分之9-10)。一般草食动物的δ15N值是千分之6左右,在食物链上的位置越高,同位素氮15越富集,δ15N值越高。一般肉食动物的δ15N值比食草动物高出千分之3-4 【4】,但捕食肉食动物的顶级肉食动物的δ15N值会更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隆洼和河姆渡先民的饮食中肉食的比例都很高(δ15N值与肉食动物相同),河姆渡先民的肉食食谱的范围要更宽,包含部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禽)。

这些证据都说明河姆渡先民的食谱中植物性食物只是次要成分,而稻谷更只是次要成分中的一小部分。距今6000-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是以渔猎为主,以采集储存坚果类食物和粗放稻作农业为辅的模式。但上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把聚光灯和放大镜都集中在稻谷遗存上面,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场史前农业“大跃进”。事实上,直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浙江地区依然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为辅的生计模式。很难想象6000-7000年前这里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存不存在类似的“农业大跃进”?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讨论)

一般认为农业的兴盛是早期文明得以壮大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对自己悠久的农耕历史,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对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农业生涯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他们也不操心文明的进程。对他们而言,从狩猎采集的生涯转变到以农业为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其中的原因, 是我们现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事实:

(一)农业生产的劳动量远大于狩猎采集。

“稼穑艰难!”(《尚书》)。先不考虑开荒的劳动量,即使已经有一块平整过的农田,翻地松土、播种、浇灌、锄草、施肥、收割、晒干、脱粒,经过这一道道琐碎繁重的工序,粮食才能入口。

所以,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比狩猎采集要低得多。人类学家 Barlow 对美国西南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代印第安人的玉米种植业和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做了调查和比较【7】,他的结论如下图。



图(1):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狩猎采集和农业的能量回报率

所谓“能量回报率”是指收获的食物所含能量与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比值,单位是千卡/小时(Kcal/Hr)。上图中左侧文字纵列给出了不同狩猎采集对象组合的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该纵列顶端的以大角羊、羚羊、野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13000 - 31000 千卡/小时。也就是说,每花费一个小时可以获得含13000-3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大致可以满足4-10个成年男子一天的能量需求。其次是以囊鼠和棉尾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9000 - 11000 千卡/小时。该纵列以下依次列出了以其他小型猎物和可食植物为对象的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



大角羊 (bighorn sheep),By Jwanamaker - Own work, CC BY-SA 3.0, File:New Mexico Bighorn Sheep.JPG

图(1)中右侧阴影方框内列举的是不同强度的玉米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作者在文中对其四种强度等级给出如下的进一步解释:

1,最原始的农业:仅仅撒种和收获,不做任何其余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约合6市亩)50小时,约合5-6个人日/英亩。

2,“刀耕火耨”农业:增加了用刀砍火烧除去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工作。劳动时间:每英亩 200小时。

3,“典型”农业:劳动时间:每英亩 400小时。

4,“精耕细作”玉米农业:包括翻地、幼苗护理、除草和生长期各种田间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 800小时。

它们各自的能量回报率对应图(1)中四条灰色曲线。曲线的横坐标是每英亩的产量(主要取决于年景,即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纵坐标是能量回报率。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广种薄收”的最原始的农业,为1300-1700千卡/小时,对应最上面的那条曲线。

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狩猎采集的能量回报率是原始农业的10-20倍(13000-31000 vs. 1300-1700 Kcal/Hr )。如果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这个比率可达数百倍。狩猎采集拥有巨大的优势。只有在动物资源不足、对可食植物的依赖较大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才变得有吸引力。比如以橡子、早熟向日葵籽、印第安大米草(长毛落芒草)为对象的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是300-900Kcal/Hr, 与“典型”农业大致相若。



印第安大米草(Indian rice-grass, 长毛落芒草),图片作者: Näytä kuinka

(农业的优势在于可以以较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比较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高于狩猎采集。 如果比较单位劳动时间能量回报率,结果就反过来了。所以只有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承载力成为瓶颈因素之后,农业才成为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而在地广人稀、土地资源接近无限的时代则不然。)

(二)谷物的口味劣于狩猎而来的食物。

动物的体液和血液中含0.9%的盐分。而谷物缺乏盐分和鲜味,所以农业人群有对食盐和调味剂的强烈需求。

(三)谷物的营养价值较低,不如狩猎采集而来的食物。

没啥好说的。除了营养方面之外,关于麸质和高碳水化合物食谱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详见
@易楚的原始饮食专栏。

(四)农业生产的成就感和乐趣,远低于狩猎采集活动。

这个不是石头布拍脑门,而是来自人类学观察。比如美国人类学家Holmberg在1940-1941年对玻利维亚西部的Sirionó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10】。Sirionó人主要从事狩猎采集,辅以少量的农业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耕地、种植、砍柴、修房子被归类为“工作”,都是乏味的,能免则免。而打猎和采集野果则被归类为“消遣”,富有乐趣和吸引力。

人们选择操持何种生业,是遵循着如何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收获”这一原则的。费效比最高的采食活动,无疑是猎获冰期的北方大型食草动物——动辄上千公斤的驼鹿和数千公斤的披毛犀、猛犸象。所以那时高纬度地区的猎人们的闲暇时间最多。整个亚洲旧石器时代的留下的艺术品集中于西伯利亚的几个遗址。冰期结束后食草动物的小型化使得狩猎的费效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采集活动,更远高于农业生产。

过去人们以为:古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是因为蒙昧无知,一旦有聪明人发现了“种植的秘密”,古人就会心向往之,跑步进入农业社会。过去考古学家们倾向于把发现谷物遗存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古人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会主动地转向农业生活方式。这个不是猜测,而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如据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当时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南部的休休尼(Shoshonean)印第安人还是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个休休尼人的家庭都在秋季采集和储藏了足够吃到第二年秋天的橡子,食物来源还包括渔猎、挖掘根茎和采集其他果实。尽管他们与美国西南部操持农业的普韦布洛人(Pueblo)莫哈韦人(Mojave)存在长期稳定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但始终拒绝从事农业【8】。橡子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休休尼人完全没有花费额外精力去栽培农作物的兴趣。而普韦布洛人和莫哈韦人都生活在干旱少树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他们以种植玉米、美洲南瓜、豆类等农作物为生。

人们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只有在森林退化、土地生态承载力下降、狩猎和采集都不足以维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早期的农业文明,都兴盛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一旦他们开始了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就进一步降低了生态承载力,逼迫人们不得不一代一代地追加农业生产的比重、提高农业技术,反过来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是一个正反馈的、不可逆的循环。人口爆炸和剩余产品这些伴随农业而来的现象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促成了“国家”这种高级社会形态的诞生。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古国多兴起于干旱大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平原,就处在炎热、干旱少雨的环境中。苏美尔人因此建造了世界最早的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发展农业。干燥的气候还成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字书写载体——泥版书。



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复原图



古埃及民居复原图

古埃及的农业区是沙漠中尼罗河漫灌出的绿洲。如果观察一下古埃及的建筑物,不难注意到大部分建筑都是平屋顶(见上图中的例子)。室内室外联成一体,屋顶上往往有露台。与中国早期古建筑的铺着厚厚茅草的斜坡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屋顶形态多见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流域,旁证了这些地区的雨水都十分稀少,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这也是埃及古墓中的有机物保存状况往往比较好的原因。因为干旱,埃及还缺乏尺寸大的树木,建筑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从黎巴嫩海岸采伐后海运来的。

尽管西方考古学家们力图证明持续的严重干旱是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灭亡的原因,而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像证明疾病是印第安人灭绝的原因而不是欧洲人的入侵一样),古印度河流域的农业最兴盛的时期也恰恰是气候较前期更为干旱的时期。但距今约4000年前的气候急剧变化确实是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文明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人只能到三个荒漠中去凭吊逝去的这三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沉睡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接壤处的大沙漠之中埋藏着古印度河文明的辉煌。



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复原图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也可看到类似的规律。温暖湿润、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长江以南地区,也是农业社会形成较晚的地区(尽管它的萌芽并不晚)。距今5000-4000年前气候的逐渐干旱化,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化和国家化得到迅速推进的契机。到了秦汉时代黄河流域已是人烟稠密、以种植“粟黍菽麻麦”五谷为生业的农业区。长江流域却依然地广人稀,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渔猎经济为主。《汉书-地理志》: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王莽传下》: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这种农业化进程步调的差距,使得南北方的人口密度一度十分悬殊。

(一些题外话:对践行原始饮食的朋友们来说,这两种采食方式对身体健康和精力状态的影响不言而喻。随着黄河流域的谷物农业化程度将长江流域甩到身后,这种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历史表现就是:吴楚地区的兵员素质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仅仅是出勇士,到了秦末的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楚军就表现出了整体上高出一截的战斗力。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荆楚兵作为精兵,被委以重任。李陵以孤军深入匈奴,倚仗的就是五千荆楚兵。《汉书-- 李广苏建传》:

(李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汉初“七国之乱”中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或许凭借的也是与李陵出自相似理由的自信。

但这种差距随着江南农业开发的逐步推进而消减。汉末的时候,出自徽南、苏南山区里的丹阳兵依然是精兵。但其后几百年内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谷物农业在江南得到迅速发展,“夫荆楚强勇轻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精兵劲旅就走进了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壮善战的品性,与地域、基因、民族都没有固定的联系。饮食条件和生活环境才是决定因素。)

汉代持续在江南安置北方流民,汉末“流亡北士”(鲁肃、孙坚等皆是)开发江东,晋代永嘉南渡,中原士庶更大举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的农业社会的形成,是在中原移民的推动之下完成的(当然,很快后来居上),是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的扩张的结果。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农业化与江南地区是同样的模式,比如欧洲的农业化,也是来自近东的农业人口扩张的结果,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方也是。只有少数地方的农业社会是原生自发的,这里面包括中国北方。

于是我们的问题是:距今10000-5000年前温暖湿润、犀兕横行的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是原生自发的,还是受到自然环境更脆弱的其他北方农业区的影响而启动的?如果我们比较我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先发地区——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距今5000-4000年前全球气候干旱化的过程中,谁在形成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谁向对方实施了农业人口的扩张?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1】张雪莲, 王金霞,洗自强, 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载于《考古》2003年第2期。

【2】秦岭,傅稻镰(Dorian Q Fuller),Emma Harvey,《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于《东方考古》第3集(2006年),307-350页。

【3】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9-55 页。

【4】Judith C.Sealy et. al. , Nitrogen isotopic ec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dietary tracing,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Volume 51, Issue 10, October 1987, Pages 2707-2717.

【5】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社。

【6】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Gordon R. Willey (Editor),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4.

【7】K. Renee Barlow, Predicting Maize Agriculture among the Fremont: An Economic Comparison of Farming and Forag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1,pp. 65-88 ,2002。

【8】R. F. Heizer, Prehistoric Central California: A Problem in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41:19-26. 1958.

【9】原海兵,朱泓,牛河梁红山文化人群龋齿的统计与分析 ,人类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12年。

【10】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 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10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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