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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考古结果,一万年左右只能尝试弄清这些主流的单倍群下游是否来自于贾湖文化,稍晚的新石器文化很多都认为与贾湖有关,或者这些文化与贾湖的相似背景从何而来。更早到LGM,个人觉得除了在冰期后从南往北迁徙的概率比较高以外,其他恐怕很难弄清楚详细迁徙路径
北方就是北方,自称几千年南下的百濮獠MNOPS是装不了南方民族的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9-3 11:3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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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1:从“半月形文化带”说起   石头布 编辑于 2018-06-09

将中国文化和人群的来源作“东西两分”的假说,源自1934年傅斯年发表的著名史论《夷夏东西说》。傅氏于纷纭芜杂的文献材料中提纲挈领,独开新境,提出:

    “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两个不同的系统。
    ... ...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这个假说确实建立了一个有一定合理性的文献解释框架,八十多年来“夷夏东西”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夏、周为代表的 “华夏”人群和文化源自西部的观点,似乎成了不移之论。

但这八十多年来地下考古的新材料,却不支持这一论断。比如考古证据表明:夏如果存在的话,其文化与商文化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了六十年,它到底是“夏都”还是“商都”至今无法确定。许宏感叹说“难哉,一刀断夏商!”。张光直认为“夏、商如果不是同一个民族,也必是同一类民族”。

不惟夏、商之间如是,周、商之间亦如是。更多西周早期文物(比如青铜器、墓葬形式)的发现和研究显示:周、商之际的文化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商晚期至周早期并没有突然的变化。更像是同一个文化的自然演进,而不是异文化之间的取代。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通过对殷墟甲骨文的音旁部首规律的研究证实,商人的口头语言属于汉藏语。这意味着:不仅他们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他们的语言也是汉语之滥觞。

周原甲骨文的发现更表明周人的语言文字与商人大致相同,属于同一个系统。 周原卜辞中,出现周人祭祀成汤(商人的始祖之一)的证据。在那个敬拜祖先神是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的时代,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祭祀异族的祖先。这个证据说明周、商两个人群的王族是类似叔伯兄弟的关系。被疑古派否定的古文献中一以贯之的夏、商、周三代同源共祖的记载实际是正确的。

如果再往前追溯,境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大范围的文化同质化的现象。如果观察这种同质化是如何逐渐达成的,其发展进程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玉崇拜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部各个古文化的玉崇拜发生得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受了东部的影响才得以产生。龙、凤、龟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也都是先盛于东部,而后递次西渐。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就是仰韶文化不断西进的过程,是蒙古人种人群不断向西推进、驱逐和取代甘、青地区和新疆东部的土著印欧人群的过程。而在中原,仰韶文化又逐渐被源自中原东部的龙山文化覆盖和取代。一言以蔽之,从整体看,“东风西渐”是中国境内东西轴向上史前文化互动的主旋律。

“夷夏东西说”从文献角度看无疑是存在合理成分的,但它与上述这些考古证据又是不相容的。多年来这种矛盾造成了相当大的认知混乱(比如“商人是不是华夏”,“商人说不说汉藏语”都成了知乎上的问题)。

从我们的“华夏北来说”角度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祖先人群的南迁走了哪条路线——东线还是西线——的问题。我们知道,对石器时代的古人而言,同纬度的迁移是首选。当他们不得不大幅度跨纬度迁徙的时候,也往往是尽量沿着一条气候、植被和动物群比较相似的路线。在气候变化不是特别剧烈的大部分时段里,华夏先民的南迁也一定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由于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特点,确实存在这样一条人类迁徙的“走廊”地带,这是一条贯穿我国版图的与多条等温、等湿、等雨量线大致重合的地带。它就是童恩正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来自[1] ,(绿色块和红字是石头布添的)

“半月形文化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沿长城一线西抵河湟,然后向西南弯折,沿青藏高原东侧南下,直至云南西北部。在这条路线的途经范围内,生态环境有诸多相似之处。童恩正先生将其总结为如下方面[1]:

1. 气温相近。该地带的内侧大致与年平均气温8度线重合。(这条线越向西南海拔越高。升高的海拔与降低的纬度相抵消,保持了气温的恒定)。

2. 太阳年辐射量大致相似。与140千卡/平方厘米太阳辐射量等值线位置相近。

3. 降雨量相似。大致位于年降雨量600毫米与400毫米两条等值线之间。

4. 空气干燥度相近。大部分位于干燥度1.5和2.0两条等值线之间。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

5. 主要农作物和大部分木本植物的生长期相近。都为200天左右(生长期是日平均气温5度以上的持续时间)。

6. 植被类型相似。都处在森林和荒漠的过渡地带,属于草原、灌丛和草甸植被。

当然这是基于现代气候的总结。古代的气候会暖一些或冷一些,植被和动物群也会相应的变化。但这条线沿途的相似性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似的自然环境方便了人群的流动,促成了这一地带上广泛的文化共性。

童恩正先生从包括石器和青铜器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角度,论证了“半月形文化带”沿线的诸多文化共性。比如华北细石器的分布,自东北松嫩平原、经内蒙、西至甘肃,向南折向青藏高原东缘和四川、云南。在四川炉霍和西藏昌都都发现了包含华北细石器的古人类遗址,最南端至云南元谋盆地。

比如三角形细石器镞分布区从东北向西南的扩展。



三角形细石器镞从辽西经内蒙中南部向西南方向传播。[2]

还比如青铜器。早在殷周相交(约距今3000年前)之际,相距遥远的辽西和四川所铸的某些青铜器就呈现了惊人的相似性。



商周之际的两件高度相似的青铜盘龙盖罍。出土于四川彭县(左)、辽宁喀左(右)。[1]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遗址分布。龙山前期(左),龙山后期(右)。来自 [2]

古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可以反映古人类的迁徙方向。比如上图是龙山时代北方地区遗址的分布图。这个范围包括内蒙古中南部、晋北、陕北、冀西北地区。该地区的这些特定文化类型是大致沿着东北——西南方向传播的。从中也可以管窥到人群的流动规律与半月形文化带相吻合。

文化的相似性背后,是人群在半月形文化带上川流不息的往来。自古以来,这个地带就是人群迁徙的走廊。迁徙的主要方向是向西、向南的。

文献记载中有据可查的例子,最典型的是西晋时源出鲜卑的吐谷浑人的西迁。他们从辽西出发,由阴山南下陇西,西入青海东部,势力南界直抵四川松潘。

还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北方诸戎的西迁。战国时代华夏诸国的人口扩张,压缩了比邻而居的诸戎族的生存空间。“大荔戎”、“代戎”和中原“伊洛之戎”在秦国和三晋的不断征伐之下,不得不向西、向南迁移,成为西羌别种。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

九十二年之后,“西逾汧、陇”戎人又被秦人继续驱赶: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铠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上述事例证实了在进入历史时代以后,半月形文化带是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迁徙通道。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没有留下文献材料的史前时代,在这条“走廊”上是否也曾为从北方南下的华夏先民所用呢?

童恩正先生曾指出:

    “越是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当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还相对的处于低下的阶段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能力就越大,在人类文化中留下的烙印就越深。”

中国先民们迁入长城以内的时候,还是游猎和半农半猎的族群,使用的工具处在石器和铜石并用的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无疑比进入铜器乃至铁器时代之后的人群更为深切。这条气候、植被和动物群落与他们的出发地相似的走廊,是迁徙的理想通道。

我们还认为:越是弱小和边缘化的族群,在这条迁徙之路上就走的越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气温和地形的全局信息。



年均温度

第一个原因:半月形文化带上的年均温度不冷不热、比较适中,大致对应上图中黄色范围的温度。在离开西北地区折向西南之后,这一温度的分布区域骤然收窄,这意味着生存空间变小了。



海拔三阶梯

第二个原因:东部地区是最适宜生存发展的平原,向西走就进入越来越高的山地。

古人的优先选项显然是在半月形文化带的东部停留下来,生存繁衍。逐渐适应当地环境,其子孙后代逐渐向四周发展。如果气候变冷的话,就会大幅度向南方的平原深处移动。

而在竞争中处于于弱势的族群,就不得不继续迁徙,向西去寻找新的立足点。如果他们无法克服东方的堂兄弟们的压力,就无法东返,只能在这条迁徙之路上一去不回头。比较典型的是藏缅语人群的迁徙。他们中有的沿着这条路线最终进入青藏高原,有的沿着横断山脉继续南下进入缅甸和喜马拉雅山南麓。



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遗址。红色圆点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自[3]

如上图所示,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集中于其东北部(西宁市周围)。正处在“半月形文化带”与青藏高原的接触点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批进入高原的人群,正是从上述通道而来的东北方的移民。

不仅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显示藏族人中的蒙古人种成分与华北汉族的联系较为密切[4],语言学方面的证据也指向同一结论。邢公畹在《汉藏语概论》中指出藏缅语人群来源于华北[5]:

    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由华北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藏缅语族。

在一些文献中,这条半月形通道被描述为“从东北到西北,再向西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陕西渭河流域、甘肃南部、青海虽属于人们地理观念中的西北区,但这里比东北地区的纬度要低得多。

东北与陕、甘、青省会城市的纬度列表:

    吉林长春: 43.88, 辽宁沈阳,:41.80陕西西安:34.27,甘肃兰州:36.03,青海西宁:36.56

所谓从东北区到西北区的迁徙,正是在东北—西南的方向上。周人赖以发展壮大的渭河谷地正位于半月形迁徙通道附近。从这一视角来看,商人的东北起源、周人的西北起源,与他们的同源共祖真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黄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揭幕之战发生在涿鹿、早期文献里冀州拥有特殊的地位、“大河之北,总谓之河内”、“渤海,第一个海?”。。。我们论及的这些文化现象从半月形文化带的视角看,呈现出统一的轮廓。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认为,有了“北来说”与半月形文化带相结合的框架,“夷夏东西”和史前史的许多混沌和矛盾有了妥善解决的可能。

(请继续关注续篇《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2:“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1]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

[2]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2003年,文物出版社。

[3] F. H. Chen,et.al.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 Jan 2015: Vol. 347, Issue 6219, pp. 248-250。

[4] 张振标,《藏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5年8月。

[5] 邢公畹,《汉藏语概论--汉语篇》,马学良主编,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9-3 11:4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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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拂粟麦,万里渡河汾——史前中国农业化的驱动力量(1)  编辑于 2018-07-17

石头布    龙光玉魄出冰天 - 华夏北来说

这个话题本来是“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系列里的,但三言两语难说清楚,只好独立出来。 它是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没有完全离开上一篇打开的题目,还是与中国先民的迁徙路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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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但中国的农业是怎样产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的,却仍然是个没搞清楚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国农业考古学研究长期停留在“发现粟(稻)属遗存等同于发现粟(稻)作农业,发现农业活动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的简单定义时代,热衷于不断前推“农业社会”起始的时间点,对其形成真正主导地位的渐进过程缺少关注。实际上,在狩猎采集资源丰富的史前时代,农业从萌芽到成为主要生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植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中美洲人对栽培谷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时间【6】。在拥有更加富饶的自然环境的中华大地上,我们没理由假定这个进程会哪怕稍短一些。这个进程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研究中国农业化的进程模式和驱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的起源,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先从考古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社会”的再认识说起。

判断史前人群的农业化程度,龋齿率是个客观指标。谷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会在口腔中残留糖分,所以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远高于狩猎采集人群,龋齿率因此可以用来判断古代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计模式。2012年人类学家们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古代居民做了一次牙齿检查【9】。发现龋齿率只有1.4%,远低于农业人群的水平(平均8.6%)。

关于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人群的农业化程度,历来有不同的估计。这个新的证据说明,我们对它不能估计过高。把出土的石铲、磨盘、磨棒都认定为“农具”是不妥当的。石铲可能是挖掘半地穴式住宅的工具,最近对磨棒残留淀粉粒的分析也指出,磨盘、磨棒很可能主要是用来研磨坚果类食物的。即使发现谷物的遗留,不能排除用于酿酒的可能(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谷物遗留,尤其是考虑到过去长期被认定为汲水器的小口尖底瓶实际上都是酿酒的容器)。张雪莲等通过分析人骨同位素氮15的比例来推断古人的食谱【1】,其结果也指向了相似的结论:红山文化人群的生计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粗放农业为辅的模式。

对6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也存在一个同样的认知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发掘者认为河姆渡古人已经进入“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 最近20年来已经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证明这种认识需要修正。除了确认其“稻谷遗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以外,有学者指出河姆渡人的“骨耜”并不是耕地工具而是为干栏式建筑挖掘柱洞的工具【3】,“骨耜”的数量远少于狩猎工具,收割和脱粒的工具严重缺乏,这些迹象都显示稻作农业的比重不高【2】(如果存在的话)。

河姆渡文化人群的食物资源异常丰饶。因为其饱水环境,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都与稻谷相伴出土了大量的其他可食植物遗存。考古学家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以坚果为中心的广谱食物资源构成。下表粗略举出了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种类。


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可食植物遗存种类,来自【2】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稻谷(无论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只是多种可食用也可储存的植物资源之中的一种。不管是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还是众多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都只强调(并且夸大)了稻属遗存。对其他可食植物遗存只一笔带过,仅仅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其具体数量和相对比例都不清楚。但根据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中描述的窖穴坑遗物推测,上表中除稻谷外的可食植物遗存数量也相当巨大【2】。

如果看到这儿你觉得河姆渡古人是素食者,那就错了。属于该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更多不胜数。走兽包括猪、狗、水牛、梅花鹿、麋、水鹿、獐、猴、羊、麂、大象、犀牛、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灵猫、狸、黑鼠、豪猪和穿山甲等。鸟类包括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和鹰等。爬行类包括扬子鳄、乌龟和鳖。鱼类包括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鲖和鲻鱼等【5】。此外还有蚌类。遗址中仅是鹿类的下颌骨就出土了700多件,可辨识的乌龟有1000多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角制的工具数量超过了石制工具的数量,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动物资源的丰富。

从人骨同位素氮15比例分析来看肉食在食谱中的比重,河姆渡先民遗骨的δ15N值(氮15与氮14的比值与大气标准比值之差,除以大气标准比值)在千分之11和12之间【1】,高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内蒙兴隆洼文化居民(千分之9-10)。一般草食动物的δ15N值是千分之6左右,在食物链上的位置越高,同位素氮15越富集,δ15N值越高。一般肉食动物的δ15N值比食草动物高出千分之3-4 【4】,但捕食肉食动物的顶级肉食动物的δ15N值会更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隆洼和河姆渡先民的饮食中肉食的比例都很高(δ15N值与肉食动物相同),河姆渡先民的肉食食谱的范围要更宽,包含部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禽)。

这些证据都说明河姆渡先民的食谱中植物性食物只是次要成分,而稻谷更只是次要成分中的一小部分。距今6000-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是以渔猎为主,以采集储存坚果类食物和粗放稻作农业为辅的模式。但上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把聚光灯和放大镜都集中在稻谷遗存上面,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场史前农业“大跃进”。事实上,直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浙江地区依然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为辅的生计模式。很难想象6000-7000年前这里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存不存在类似的“农业大跃进”?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讨论)

一般认为农业的兴盛是早期文明得以壮大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对自己悠久的农耕历史,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对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农业生涯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他们也不操心文明的进程。对他们而言,从狩猎采集的生涯转变到以农业为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其中的原因, 是我们现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事实:

(一)农业生产的劳动量远大于狩猎采集。

“稼穑艰难!”(《尚书》)。先不考虑开荒的劳动量,即使已经有一块平整过的农田,翻地松土、播种、浇灌、锄草、施肥、收割、晒干、脱粒,经过这一道道琐碎繁重的工序,粮食才能入口。

所以,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比狩猎采集要低得多。人类学家 Barlow 对美国西南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代印第安人的玉米种植业和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做了调查和比较【7】,他的结论如下图。



图(1):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狩猎采集和农业的能量回报率

所谓“能量回报率”是指收获的食物所含能量与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比值,单位是千卡/小时(Kcal/Hr)。上图中左侧文字纵列给出了不同狩猎采集对象组合的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该纵列顶端的以大角羊、羚羊、野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13000 - 31000 千卡/小时。也就是说,每花费一个小时可以获得含13000-3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大致可以满足4-10个成年男子一天的能量需求。其次是以囊鼠和棉尾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9000 - 11000 千卡/小时。该纵列以下依次列出了以其他小型猎物和可食植物为对象的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



大角羊 (bighorn sheep),By Jwanamaker - Own work, CC BY-SA 3.0, File:New Mexico Bighorn Sheep.JPG

图(1)中右侧阴影方框内列举的是不同强度的玉米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作者在文中对其四种强度等级给出如下的进一步解释:

1,最原始的农业:仅仅撒种和收获,不做任何其余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约合6市亩)50小时,约合5-6个人日/英亩。

2,“刀耕火耨”农业:增加了用刀砍火烧除去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工作。劳动时间:每英亩 200小时。

3,“典型”农业:劳动时间:每英亩 400小时。

4,“精耕细作”玉米农业:包括翻地、幼苗护理、除草和生长期各种田间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 800小时。

它们各自的能量回报率对应图(1)中四条灰色曲线。曲线的横坐标是每英亩的产量(主要取决于年景,即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纵坐标是能量回报率。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广种薄收”的最原始的农业,为1300-1700千卡/小时,对应最上面的那条曲线。

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狩猎采集的能量回报率是原始农业的10-20倍(13000-31000 vs. 1300-1700 Kcal/Hr )。如果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这个比率可达数百倍。狩猎采集拥有巨大的优势。只有在动物资源不足、对可食植物的依赖较大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才变得有吸引力。比如以橡子、早熟向日葵籽、印第安大米草(长毛落芒草)为对象的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是300-900Kcal/Hr, 与“典型”农业大致相若。



印第安大米草(Indian rice-grass, 长毛落芒草),图片作者: Näytä kuinka

(农业的优势在于可以以较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比较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高于狩猎采集。 如果比较单位劳动时间能量回报率,结果就反过来了。所以只有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承载力成为瓶颈因素之后,农业才成为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而在地广人稀、土地资源接近无限的时代则不然。)

(二)谷物的口味劣于狩猎而来的食物。

动物的体液和血液中含0.9%的盐分。而谷物缺乏盐分和鲜味,所以农业人群有对食盐和调味剂的强烈需求。

(三)谷物的营养价值较低,不如狩猎采集而来的食物。

没啥好说的。除了营养方面之外,关于麸质和高碳水化合物食谱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详见
@易楚的原始饮食专栏。

(四)农业生产的成就感和乐趣,远低于狩猎采集活动。

这个不是石头布拍脑门,而是来自人类学观察。比如美国人类学家Holmberg在1940-1941年对玻利维亚西部的Sirionó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10】。Sirionó人主要从事狩猎采集,辅以少量的农业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耕地、种植、砍柴、修房子被归类为“工作”,都是乏味的,能免则免。而打猎和采集野果则被归类为“消遣”,富有乐趣和吸引力。

人们选择操持何种生业,是遵循着如何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收获”这一原则的。费效比最高的采食活动,无疑是猎获冰期的北方大型食草动物——动辄上千公斤的驼鹿和数千公斤的披毛犀、猛犸象。所以那时高纬度地区的猎人们的闲暇时间最多。整个亚洲旧石器时代的留下的艺术品集中于西伯利亚的几个遗址。冰期结束后食草动物的小型化使得狩猎的费效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采集活动,更远高于农业生产。

过去人们以为:古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是因为蒙昧无知,一旦有聪明人发现了“种植的秘密”,古人就会心向往之,跑步进入农业社会。过去考古学家们倾向于把发现谷物遗存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古人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会主动地转向农业生活方式。这个不是猜测,而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如据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当时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南部的休休尼(Shoshonean)印第安人还是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个休休尼人的家庭都在秋季采集和储藏了足够吃到第二年秋天的橡子,食物来源还包括渔猎、挖掘根茎和采集其他果实。尽管他们与美国西南部操持农业的普韦布洛人(Pueblo)莫哈韦人(Mojave)存在长期稳定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但始终拒绝从事农业【8】。橡子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休休尼人完全没有花费额外精力去栽培农作物的兴趣。而普韦布洛人和莫哈韦人都生活在干旱少树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他们以种植玉米、美洲南瓜、豆类等农作物为生。

人们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只有在森林退化、土地生态承载力下降、狩猎和采集都不足以维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早期的农业文明,都兴盛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一旦他们开始了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就进一步降低了生态承载力,逼迫人们不得不一代一代地追加农业生产的比重、提高农业技术,反过来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是一个正反馈的、不可逆的循环。人口爆炸和剩余产品这些伴随农业而来的现象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促成了“国家”这种高级社会形态的诞生。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古国多兴起于干旱大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平原,就处在炎热、干旱少雨的环境中。苏美尔人因此建造了世界最早的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发展农业。干燥的气候还成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字书写载体——泥版书。



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复原图



古埃及民居复原图

古埃及的农业区是沙漠中尼罗河漫灌出的绿洲。如果观察一下古埃及的建筑物,不难注意到大部分建筑都是平屋顶(见上图中的例子)。室内室外联成一体,屋顶上往往有露台。与中国早期古建筑的铺着厚厚茅草的斜坡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屋顶形态多见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流域,旁证了这些地区的雨水都十分稀少,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这也是埃及古墓中的有机物保存状况往往比较好的原因。因为干旱,埃及还缺乏尺寸大的树木,建筑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从黎巴嫩海岸采伐后海运来的。

尽管西方考古学家们力图证明持续的严重干旱是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灭亡的原因,而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像证明疾病是印第安人灭绝的原因而不是欧洲人的入侵一样),古印度河流域的农业最兴盛的时期也恰恰是气候较前期更为干旱的时期。但距今约4000年前的气候急剧变化确实是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文明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人只能到三个荒漠中去凭吊逝去的这三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沉睡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接壤处的大沙漠之中埋藏着古印度河文明的辉煌。



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复原图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也可看到类似的规律。温暖湿润、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长江以南地区,也是农业社会形成较晚的地区(尽管它的萌芽并不晚)。距今5000-4000年前气候的逐渐干旱化,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化和国家化得到迅速推进的契机。到了秦汉时代黄河流域已是人烟稠密、以种植“粟黍菽麻麦”五谷为生业的农业区。长江流域却依然地广人稀,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渔猎经济为主。《汉书-地理志》: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王莽传下》: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这种农业化进程步调的差距,使得南北方的人口密度一度十分悬殊。

(一些题外话:对践行原始饮食的朋友们来说,这两种采食方式对身体健康和精力状态的影响不言而喻。随着黄河流域的谷物农业化程度将长江流域甩到身后,这种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历史表现就是:吴楚地区的兵员素质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仅仅是出勇士,到了秦末的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楚军就表现出了整体上高出一截的战斗力。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荆楚兵作为精兵,被委以重任。李陵以孤军深入匈奴,倚仗的就是五千荆楚兵。《汉书-- 李广苏建传》:

(李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汉初“七国之乱”中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或许凭借的也是与李陵出自相似理由的自信。

但这种差距随着江南农业开发的逐步推进而消减。汉末的时候,出自徽南、苏南山区里的丹阳兵依然是精兵。但其后几百年内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谷物农业在江南得到迅速发展,“夫荆楚强勇轻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精兵劲旅就走进了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壮善战的品性,与地域、基因、民族都没有固定的联系。饮食条件和生活环境才是决定因素。)

汉代持续在江南安置北方流民,汉末“流亡北士”(鲁肃、孙坚等皆是)开发江东,晋代永嘉南渡,中原士庶更大举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的农业社会的形成,是在中原移民的推动之下完成的(当然,很快后来居上),是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的扩张的结果。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农业化与江南地区是同样的模式,比如欧洲的农业化,也是来自近东的农业人口扩张的结果,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方也是。只有少数地方的农业社会是原生自发的,这里面包括中国北方。

于是我们的问题是:距今10000-5000年前温暖湿润、犀兕横行的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是原生自发的,还是受到自然环境更脆弱的其他北方农业区的影响而启动的?如果我们比较我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先发地区——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距今5000-4000年前全球气候干旱化的过程中,谁在形成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谁向对方实施了农业人口的扩张?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1】张雪莲, 王金霞,洗自强, 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载于《考古》2003年第2期。

【2】秦岭,傅稻镰(Dorian Q Fuller),Emma Harvey,《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于《东方考古》第3集(2006年),307-350页。

【3】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9-55 页。

【4】Judith C.Sealy et. al. , Nitrogen isotopic ec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dietary tracing,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Volume 51, Issue 10, October 1987, Pages 2707-2717.

【5】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社。

【6】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Gordon R. Willey (Editor),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4.

【7】K. Renee Barlow, Predicting Maize Agriculture among the Fremont: An Economic Comparison of Farming and Forag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1,pp. 65-88 ,2002。

【8】R. F. Heizer, Prehistoric Central California: A Problem in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41:19-26. 1958.

【9】原海兵,朱泓,牛河梁红山文化人群龋齿的统计与分析 ,人类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12年。

【10】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 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10 ,1950.
很明显数据造假
"纳西族学者和士华考证,纳西族的祖先是4000年前从内蒙古凉城岱海老虎山迁徙到丽江的,他们已经到老虎山考察,找到了东巴经中记载的神山、神海、神石,只是神树没有找到。纳西族古籍中记载的“居那若罗山”(巍峨的厉虎之山),就是位于凉城县永兴镇的老虎山。所称的神海“美利达吉恨”(天地间的达海)即位于凉城县蛮汉山与马头山之间的岱海。所说的黄色的龙海,就是位于凉城永兴镇的永兴湖。神石就是位于永兴镇的黑老夭山顶的一块巨石,高40余米,重200吨。这个考证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古籍的记载。二是民俗的印证。古籍中有纳西族迁徙路线的记载,一共64站,都有具体的名称。民俗中有人去世后的送灵魂回族地的仪式,一共33站,倒着往回走,最后的目的地就是“居那若罗山”——老虎山。"

和士华:《纳西古籍中的星球、历法、黑白大战》,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59—267页。
http://www.sohu.com/a/148847038_700649

【玉龙关注】​内蒙古凉城县与纳西族有4000年渊源历史?真相是……      2017-06-14 17:15

6月14日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政协主席袁宽带队的“凉城县纳西文化考察团”一行11人到全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与玉龙县政协、宣传部、文广局、民宗局、史志办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和士华、和文光等纳西族文化专家共同举行了纳西文化交流座谈会。





凉城县政协主席袁宽发言▲



凉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利发言▲

玉龙县文广局局长汇报了玉龙县民族文化工作情况。县委、县人民政府紧紧围绕把玉龙县建设成全省最具特色的民族自治县的目标,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立足于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考核管理,坚持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同步部署,提出实施“文化兴县”的重大战略。建立健全了文化事业发展资金投入机制、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措施,为玉龙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



玉龙县文广局局长汇报情况▲

可总结为:自然与文化遗产富集之镇——白沙;纳西乐舞之乡——黄山;“勒巴舞之乡”——塔城;东巴文化基层——鲁甸;东巴舞蹈之乡——太安;“东巴工艺之乡”——大具;“古岩画之乡”——鸣音。“石头古城”——宝山等东部乡镇具有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纳西民风民俗在东部乡镇保存得更为纯朴。县境内有4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个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玉龙县图书馆拥有藏书80000余册,其中东巴经书3000多卷,东巴画200幅,明清古籍善本24000册,丽江历代珍贵书画1200卷,汇聚了丽江各个时期珍贵的地方民族文献,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学术研究价值。

打造传统节日品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如正月十五棒棒会、“三多节”、西部“金沙文艺汇演”、东部“大山奉音”文化旅游节,塔城乡村艺术节,太安民间乐舞大赛、黎明丹霞文化艺术节、拉市乡村旅游文化节等。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并逐年形成规模,把群众文化生活推向新的层次。

至今,玉龙县有国家级非遗项目3项,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项、市级项目10项、县级项目84项;另有10余项传统文化保护区已列入资料保存。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1人、省级12人、市级55人、县级147人。通过成立东巴画培训学校,举办东巴画培训班、座谈会和纳西文化进校园,制定传习所、传承点及保护区保护管理办法,指导、扶持勒巴舞传承中心、东巴舞传承点、纳西古乐传承点等多种方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的宣传、传承和发展。

另外,玉龙县已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并有效带动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产业项目:玉水寨、东巴谷、印象.丽江、丽江“茶马古城”。下一步玉龙县将借助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加大项目实施力度,抓好拉市吉余“手绣丽江”纳西刺绣文化产业,塔城十八寨沟民俗旅游文化产业,石鼓镇大新竹园村竹编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等,把具有纳西文化符号的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推向市场,形成产业规模。



玉龙县民宗局负责人发言▲



凉城县档案史志局局长苏西恒发言▲

“我们纳西族与凉城的渊源有近4000年的历史,凉城是我们纳西族先民曾经居住的地方,纳西族先民董术之战即黑白之战的古战场就在凉城;纳西族神山、神海、神石、神树“东巴四圣”都在凉城县;一直到现在,每一个纳西人去世以后,纳西族东巴都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回到凉城县永兴镇的老虎山,纳西语叫‘邛纳若罗山’的地方,让死者的灵魂与纳西族老祖宗相聚。”和士华说,可以说凉城县是纳西人的精神家园。



纳西族学者和士华发言▲

和文光建议凉城县与玉龙县结为姊妹县;双方开展民族文化交流;共同开展纳西族文化课题研究。凉城县政协袁宽主席,凉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利,苏西恒、丁铭等人就双方如何开展纳西族文化研究、交流等问题作了座谈。



纳西族文化名人和文光发言▲



新华社驻凉城县记者丁铭发言▲



凉城县与玉龙县参加座谈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玉龙之窗全媒体中心记者和文报道                  主办单位:玉龙县委宣传部
http://m.tibetannet.com/Culture/zmyz/2016-01-29/559.html

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2016-01-29  

藏彝走廊地区系指川、滇西部及藏东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也是我国藏缅语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现今我国境内17个藏缅语民族中,除土家族分布于川、鄂、湘交界区外,其余16个民族在藏彝走廊地区均有分布。藏缅语民族在境外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与藏彝走廊南端相邻近的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藏彝走廊地区不仅是藏缅语民族分布的中心区域和主要活动舞台,同时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

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地,目前民族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西北地区河湟一带,认为历史上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构成今天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一个共同祖源。支撑此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古羌人自河湟地区向南迁徙的记载,这也是人们论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起源时引用最多的一条史料。此记载明确提到,在秦献公时代(前384~362年在位)秦国势力向西拓展,西北河湟地区的羌人首领“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既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且“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那么显然进入了藏彝走廊地区。不过,此记载所以成为将藏彝走廊地区各藏缅语民族的共同祖源归结为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的依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它是目前我们在汉文史籍中所能找到的惟一最早记录河湟一带古羌人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的史料。汉文史籍较确切记载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活动情况时间较晚,是从西汉武帝时代成书的《史记》才开始的。其后《汉书》的记载基本承袭《史记》。直到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和刘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中才对藏彝走廊地区各部落人群的分布、活动情况有更详细的记载。《后汉书》的成书年代较《史记》晚了500余年,较《汉书》晚了400余年,但其《西羌传》中所记秦献公时河湟羌人迫于秦之压力“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史事,却为《史记》和《汉书》所不载。但该事件发生年代甚早,在战国前期,是目前所见关于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与藏彝走廊地区发生关系的最早记录。所以,民族史学界遂将《后汉书·西羌传》中这一关于河湟地区古羌人向南迁徙的记载,作为解释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人群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

此外,从学术史背景看,以上观点的形成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还与自上个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纳西族和彝族这两个藏彝走廊中重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认定与探讨有密切关系。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民族组的组织下,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也揭开了运用现代民族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序幕。一批训练有素的民族学、历史学前辈学者开始投身于西南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随着考察与研究的深入,对藏彝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之族源问题的探讨也渐趋活跃。如关于纳西族的族源问题,章太炎先生在刊于30年代的《西南属夷小记》一文中即提出:“唐所谓么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此后,从事纳西族和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前辈学者如方国瑜、任乃强、徐中舒以及近世学者如李绍明、汪宁生、尤中、王宏道、李近春、王承权、和绍武、张增祺等人也都主张或认同纳西族渊源于古羌人的观点。方国瑜与和绍武先生认为:“摩沙夷来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与旄牛羌有亲属关系。”尤中先生云:“摩沙夷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纳西族源于河湟地区古羌人之南下的观点,事实上已成为今天关于纳西族族源问题的主流观点。

对彝族族源的认定,也出现类似情形。尽管学术界对彝族族源的看法分歧较大,有“卢人”说,“濮人”说,“僚人”说,“高加索人种”说,“马来人种”说等不一而足,但彝族主要源于西北南下之氐羌人却仍是较流行的观点。方国瑜先生在《彝族简史》一书中明确指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并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方先生同时也注意到彝族有较明显的复合特征,故对于彝族的族源,方先生还作了这样的认定:“彝族是许多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此外,李绍明、吴恒等也均认为彝族的渊源是出自古羌人。

我们知道,彝族与纳西族是藏缅语彝语支民族中的两个主体民族,他们同彝语支其他民族间存在密切亲缘关系。既然彝语支两个主体民族均被认为是源于由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是古代氐羌的后裔,那么很显然,整个彝语支系统的民族也必定是古羌人后裔。再推而广之,既然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一个有亲缘关系和共同起源联系的人群共同体,那么,藏彝走廊地区的整个藏缅语民族也就同样应当源于由河湟南下的古代羌人。由此建构了整个藏缅语民族的源流体系。当人们在面对藏彝走廊中一些族源线索稀少、历史面貌较为模糊的藏缅语单一民族时,往往依据有关藏缅语民族的这一整体族源体系来推定其族源。如有学者在谈及独龙族的历史源流时即写道:“由于人口稀少,历史上又处于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而,在元之前的汉文史籍中,独龙族先民的确切族称难以考定。若从语言系属上分析,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中国各民族先民,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族源关系。独龙族的先民也应该是氐羌族群的分支之一。”因此,有学者从语言系属关系角度对藏缅语民族的族源作了如下认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藏缅语族即藏、彝、哈尼、白、羌、普米、纳西、傈僳、拉祜、土家、景颇、阿昌、珞巴、门巴、基诺、怒、独龙等17个民族语言中的1 000个左右常词中,具有同源关系的占1/5左右。语言上的同源关系充分说明上述17个民族具有共同的渊源,即他们都是古代号称‘东方大族’的氐羌后裔。”

民族史学界关于藏缅语民族是渊源于自西北南下的古代氐羌人群的这一流行观点,反过来也影响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并为其所接受和认同。戴庆厦先生对藏缅语民族的族属源流及演变即作了如下阐述:

现代藏缅各族同出一源,先后皆从古代氐羌人中分化而出。后来又在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氐羌人是分布于我国西部从云南北半部经四川西部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氐羌人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众会合,成为今藏缅族各族的主要来源,其中的一支僰人,便是今白族来源的一部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滇僰、叟、爨、‘昆明诸种’等新族名。汉代的滇到了唐代主要变为白蛮,白蛮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白族。汉代以后在云南分布最广的‘昆明’人到唐宋时期称为‘乌蛮’,‘乌蛮’又逐渐分化出今天的彝、哈尼、纳西、拉祜、傈僳、阿昌、景颇、独龙、怒等族。”

戴庆厦先生的这段论述,虽不排除有个人的理解与认识,但显然主要吸收和综合了民族史学界对藏缅语民族历史源流较普遍的看法,也代表了从事藏缅语研究的学者对古羌源流说的接受与认同。由此可见,古羌源流说实已成为有关藏缅语民族起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不过,在藏缅语民族的族源问题上,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界的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对藏缅语民族氐羌起源说的质疑。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对西南地区各族之族属面貌即有如下一段论述:

“史既载羌人支分西南下,而《西南夷列传》又有‘皆氐类也’之说,世遂有谓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然《西羌传》言羌‘被发为俗’,‘产牧为业’,‘不立群臣,无相长一’。《魏略·西戎传》言:‘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豖、牛、马、驴、骡。……皆编发’。则汉魏以来之氐自与羌异,不得目为同种也。且史、汉之述西南夷也,夜郎、靡莫、滇、邛都,‘皆鬼结,耕田,有邑聚’;桐师至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徙、笮都,其俗‘或曰土著,或移徙’。则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

这里,蒙先生根据《史记》、《汉书》所记西南地区各部落人群种类甚多、习俗各异之情况提出“其类固繁,决非曰羌、曰氐足以概之”,对当时流行的“西南之族尽羌种者”的观点提出了明确质疑。嗣后, 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先生也对彝族和纳西族二族是否确为南下的古羌人后裔提出如下异议:

“羌的南下开始于秦献公初立之时,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孙分别为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则在公元前384年之后。当此之时,难道云南地区就没有彝族、纳西族,而此二族都是羌族的子孙吗?且《西羌传》(《后汉书》)所述南下的羌族只到达越巂郡,并没有记载到达云南的事,那么又根据什么说西羌到达了云南境内呢?”

马先生这段话提出两个重要问题: 1·在史书所记的羌人南下之前,今天藏彝走廊中彝族、纳西族两个民族分布的地区是否有人居住?如果有,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氐羌南迁说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2·《后汉书·西羌传》中仅提到羌人最南只到了越巂郡,所有史籍中实际上均找不到羌人曾抵达今云南境内的记载。所以,提出彝族、纳西族渊源于羌人之说,并无直接的史料记载可资印证。

张增祺先生对彝族源于南迁的氐羌人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彝族的“轴心”是历史上的“昆明”人,“羌人南迁是在‘秦献公初立’的公元前384年,此时,滇西地区的昆明人不仅早已存在,而且由新石器时代进入发达的青铜文化时期。”他根据大量考古资料提出:“昆明并非源自西北地区的羌人,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河谷的土著民族。”这与马长寿先生所认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的观点颇相吻合。

20世纪80年代初,蒙默先生发表《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该文依据对史籍所载西南夷人群的梳理分析,并佐以大量民族学材料,从民族系统上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汉代西南民族除了“氐羌”之外(南方还有越、濮),还存在另一个大的人群系统:即被史籍称作“夷”的人群系统,蒙文称“夷系民族”。蒙文分析和论证了汉代“夷”系民族各支与近世彝语支各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汉代西南地区的“夷”系民族乃是今天彝语支民族的主要先民。   

毫无疑问,蒙默先生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从民族系统上更具体地区分和辨析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族系面貌及演变源流开启了新的视野,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于过去将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笼而统之均归结为南下之羌人这一传统观点所无法解释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途径,也对我们从更深入具体的层面来认识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人群面貌及其发展源流提供了新的思路。蒙默先生的观点发表后,对西南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出版的《纳西族史》一书中,采纳和吸收了蒙默的新观点,作者依据蒙文所提出的“夷”、 “羌”有别及“夷”系民族为今彝语支民族之先民的观点,首次将纳西族的族属归入了“夷”。  

    综上所述,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三种主要观点:   

1.主张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民族渊源于由西北南下的古羌人,这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2.对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是否皆是南下羌人后裔提出疑义,并进而提出土著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虽不完全否认有羌人南下,但认为文献所记羌人南下时间较晚,而考古发现证明,在此以前藏彝走廊地区早已有人群活动,故提出土著起源说,这突出表现在对彝族族源的认识上,马长寿和张增祺均提出彝族主要应源于当地土著人群。   

3.提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除氐羌外,还存在另一个系统,即“夷”系民族系统,认为今彝语支民族主要源自古代的“夷”,而非氐羌。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除源自由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外,还有另一大的人群系统,这就是史籍中被称做“夷”的人群系统。  

归纳起来,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1.氐羌南下说。2.土著起源说。3.夷系民族说。不过,从实质看,这三种意见实可归纳为两种: 1.氐羌南下说, 2.认为氐羌只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应有其他的来源,这个其他来源,或认为是土著,或认为是“夷”系民族。   
   
问题。氐羌南下说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是:这些在秦献公时代以前就已经居住和活动于藏彝走廊中的人群是什么面貌的人群,他们从何而来?是起源于当地的土著人群还是同样属于较早南下的氐羌人群?他们与秦献公时代南下的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但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至今却仍无圆满的答案。   

再以持南下氐羌之外还存土著或“夷”系人群来源的观点看,同样存在许多疑惑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藏彝走廊地区是否确定存在着一个真正由本土起源的人群系统,这一点在考古上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存和遗址,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年代最早仅达到距今5000~5500年左右,那么这些在距今5000余年前活动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是起源于当地的土著还是同样由某一外部地区迁入藏彝走廊的,这一点目前仍不清楚。   

其次,从蒙默先生提出的除氐羌之外还有“夷”系民族观点来看,蒙默先生仅依据汉文史籍对汉代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的记载,指出当时除了氐羌人群之外,同时还存在“夷”人群系统。但“夷”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他们最早从何而来?是当地的土著抑或是较早的外部迁入者?同时史籍中为何将他们称作“夷”?他们与氐羌人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目前均不十分清楚,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在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的问题上,无论是氐羌南下说,还是认为在氐羌南下外还存在其他的来源如土著或夷系人群,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和不能协调的,因为藏缅语民族既然是一个有共同亲缘关系及共同起源系的人群集团,那么,其共同起源就只有一个,同样其祖先人群最初发源的起始地域也只有一个。这就意味着,对藏缅语民族的祖源而言,氐羌南下说与土著起源说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其中一个是“源”,那么另一个就只能是“流”。这就像一条河流,真正的“源”只有一个,而其他后来汇入的“流”则可能有若干。因为,对于藏缅语民族的起源而言,究竟是源自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还是源于当地土著?我们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   

以上,我们对学术界关于藏缅语民族共同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的缘起、过程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很明显,从以上情况来看,几种观点尽管都有所依据,但同时也均明显存在一些缺环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缺环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文献史料的匮乏所造成。从目前情况看,要想把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问题探讨引向深入,仍面临着很大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史料记载的尤其是关于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动情况的史料记载严重匮乏。此外,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形成的关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的几种观点,无论是羌人南下说,土著说或“夷”系民族说,其所依凭的证据均主要为文献史料,所以,鉴于史料中有关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动的记载严重匮乏的情况,对该问题的研究要在现有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取得新突破显然十分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今后欲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得出较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至少需要在研究视野与路径上实现以下两个转变:
  
其一,由过去主要依据文献记载来进行探讨的途径转向主要依据考古材料并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途径。自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彝走廊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目前在藏彝走廊北端所发现的三个时代甚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昌都HYPERLINK " \o "卡若遗址" \t "_blank"卡若遗址、四川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和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这三个遗址的年代均达到距今5000年左右,其中茂县营盘山遗址的上限年代可达距今5500年。且三个遗址均出土有同时代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其陶器、石器类型和特点也明显带有一些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这些都为我们了解距今5000年前藏彝走廊地区人群活动及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茂县营盘山遗址附近还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沙乌都遗址,该遗址所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在文化特点与面貌上却与营盘山遗址存在明显的差异与不同,但却与成都HYPERLINK " \o "平原" \t "_blank"平原的宝墩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是否反映藏彝走廊地区的原始人群早在距今5000年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抑或反映新石器时代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原始人群来自不同的方向或是进入该地区的时间各不相同?这些问题都尚有待于作全面的比较与梳理。倘若能将对考古文化的分析研究同文献记载相互结合与印证,则我们对于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就有可能变得更为具体、清晰并取得新的突破。   

其二,由过去主要注重文献探讨转向注重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各民族所保留的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的发掘并将之与文献探讨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现今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中的藏缅语民族有一个突出特点,普遍存在关于其祖先来自北方的迁徙记忆,这些祖源记忆与迁徙传说多保留于各民族的史诗、传说和相关文化痕迹之中。其中特别是彝语支民族所保留的源自北方的祖源记忆与迁徙传说最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在藏彝走廊地区的许多民族中至今尚保留一种独特的“送魂”习俗:即在丧葬仪式中要特地请巫师念“送魂”经,目的是将死者的灵魂一站一站地送回到祖居地,而送魂方向则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北方”。上述这些文化现象实际上透露了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融合、分化及其迁徙流动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且正好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所以,倘能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作充分关注与发掘,并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必会大大拓宽我们的思路与视野,并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探讨引向新的更深入、更具体的层面。
彝缅语族的文化可能都是后来形成的,并不久远,这些研究没什么意义。比如:拉祜族遇有死者,不殓不葬,停尸而去,另择居。。很晚近的时期都还没形成葬俗文化
彝缅语族的文化可能都是后来形成的,并不久远,这些研究没什么意义。比如:拉祜族遇有死者,不殓不葬,停尸而去,另择居。。很晚近的时期都还没形成葬俗文化
9985916 发表于 2018-9-15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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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祜族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研究对象~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拉祜族父系F2高频,且常染也较偏南,可能是被藏缅同化的西南土著
探究人类学真相,为南方民族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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