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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噶尔丹很恭顺清朝?埃拜托要说满清有啥先进的地方,就是政治策略玩得好,加上当时草原没有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等强大一统势力,所以才能使得清政府玩“分而治之”成功。
天朝人类学=粪坑

莫非噶尔丹很恭顺清朝?埃拜托要说满清有啥先进的地方,就是政治策略玩得好,加上当时草原没有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等强大一统势力,所以才能使得清政府玩“分而治之”成功。
joy 发表于 2011-11-24 22:49
但是最后准噶尔被征服了。而汉唐明都没有办到,一直边患不断
另外,准噶尔是强大的游牧帝国,至少比明代的北元要强大,明代的蒙古统一程度比准噶尔差远了,准噶尔甚至还有火炮,这是传统游牧民族所没有的。准噶尔强盛的时候,整个中亚都是其势力范围,并不逊色于任何草原帝国,但是正因为是近代,注定了准噶尔的悲剧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准噶尔汗国存续期间17世纪到18世纪,这期间也同样可以说满清边患不断,另外准噶尔汗国的覆灭,似乎也得留点功劳给天花及蒙古人的老毛病——内斗。
另外准噶尔可没有像瓦剌一样建立起东达朝鲜西至哈密的游牧帝国。
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每入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赐赉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长。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使往来多行杀掠,又挟他部与俱,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餍,辄造衅端,所赐财物亦岁增。也先攻破哈密,执王及王母,既而归之。又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破兀良哈,胁朝鲜。
说起火炮,清朝不也有么?
天朝人类学=粪坑

准噶尔汗国存续期间17世纪到18世纪,这期间也同样可以说满清边患不断,另外准噶尔汗国的覆灭,似乎也得留点功劳给天花及蒙古人的老毛病——内斗。
另外准噶尔可没有像瓦剌一样建立起东达朝鲜西至哈密的游 ...
joy 发表于 2011-11-24 23:16
准噶尔存在时间再长改变不了被灭亡的结局。何况,论内斗,东突厥和匈奴似乎也是内斗频繁
准噶尔的西界远远超过瓦剌,东界不能超越瓦剌是因为清朝的存在,清朝怎么可能让其控制老家呢?
另外,没看明白我的论点,在近代,游牧民族面对农业民族必然失败,清朝有火炮不就是表现么?不知道你争论的是什么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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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蒙古人建立了蒙古帝国之后就没有再次崛起,反而被满清轻易制服?是因为信了佛教吗?

我的观点很简单
1. 环境决定性格,无论南北均有严酷的环境让人养成骁勇的血统。所以啥南方民族不好勇善战简直荒谬。当然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今天骁勇善战,明天很可能是烂泥
2.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战斗力表现无非半斤八两,某些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游牧更强,当然某些时候可能完全相反。 这与环境,双方制度,乃至于双方领军人士有直接关系,不能简单概述为士兵骁勇与否。不过两者在工业化的民族前面都是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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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很简单
1. 环境决定性格,无论南北均有严酷的环境让人养成骁勇的血统。所以啥南方民族不好勇善战简直荒谬。当然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今天骁勇善战,明天很可能是烂泥
2.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 ...
joy 发表于 2011-11-24 23:32
游牧民族的人口数量与农业民族是没法比的,往往仅仅是农业民族的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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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找个全民皆兵的农耕民族出来看看?但是游牧民族往往可以做到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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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蒙古人建立了蒙古帝国之后就没有再次崛起,反而被满清轻易制服?是因为信了佛教吗?
fanzhongyan 发表于 2011-11-24 23:30
蒙古的衰落不是单一的因素,内战的因素,天灾的因素都有。
不过其中大自然气候变迁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几百年来,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差。

我的观点很简单
1. 环境决定性格,无论南北均有严酷的环境让人养成骁勇的血统。所以啥南方民族不好勇善战简直荒谬。当然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今天骁勇善战,明天很可能是烂泥
2.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 ...
joy 发表于 2011-11-24 23:32
非常同意小乔的这个观点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
四、中原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之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历来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论在原始农业、陶业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中原从来就是最先进的;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子中原一地,然后才光被四夷,其结论就是中原中心论。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则导致了汉族中心论,把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视为“非我族类”,有了诸如“五胡乱华”之类的观点。合理的态度就是应认真按区系类型理论,对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以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体)的系统性、阶段性和多样性这样一些中国历史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作出更为接近史实的回答。


    我还经常指出,这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我常说“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讲,初学解牛,所见“皆牛也”即都是全牛;经过一段解牛的实践,再看到牛,则“无全牛”;最后达到“游刃有余”的高超境界。以此类比,初级的能力只把古代中国视为“全牛”,而以区系类型理论当作解剖刀,就能认识“古代中国”这个“牛体”内部复杂的结构及其间的有机联系,达到“无全牛”的认识高度。有了这样眼光的考古学的“庖丁”们,便能逐渐进入“游刃有余”的境界。如果把认识一直停留在“皆牛也”的阶段,岂不只是一个放牛娃!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曾提出“环渤海考古”是一个重要课题。古人所谓的“海”即是渤海,正如古人所谓的“河”,是专指黄河一样。“环渤海”既指注入渤海的辽河、滦河、大小凌河、海河和黄河下游等流域,又指辽东、山东、朝鲜三个半岛的广大海域周边及其腹地。还可以将其中的京、津、冀看作一摊,辽河东西是一摊,鲁北和胶东半岛又是一摊。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把“环渤海”看成是一个“区”,也并非无理,就像现在所说的“环渤海协作区”一样。由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关系而言,既可统属广义的北方,又可归于我国面向太平洋的重心位置。渤海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门。中国古人认识这一点,比西欧人认识地中海更高明些。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我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接整个东南沿海的龙头,“环渤海考古”指上述广大区域诸文化区系间相互联系的研究,要把山东、辽东、渤海西岸的古文化同东亚、东北亚的大文化区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对此还有争论,我看不必理会。区系类型理论不只可用子分析远古中国,也是认识秦汉以后的中国、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理论。
中华文明发展有自己的道路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核心问题是从氏族公社如何转变为国家及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文化传统问题?若是,能否先就前一问题谈一谈主要论点?


    答:八十年代中期,区系类型理论已经经受住了相当的实践考验,成为我国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在这一条件下如要把学科建设再推进一步,就应深入探讨各区系内部的文明进程,其核心就是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的历史,自公元前八四一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中断过。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文明,特别是发达的青铜器,堪称为世界古代文明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然而,有人则以为中国文明始自商代,并认为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考古证明这些推断不符合事实。璀璨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


    对干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认识,我概括为:
    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 古文化、古城、古国;
    国家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
    国家形成的三模式一一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


    所谓“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是普通含义的城市;形成这些认识,得益于辽西考古在八十年代前期的突破性收获。最重要的有三项:


    一是公元前三千多年红山文化的石砌祭坛、女神庙和乱石冢遗址群(即习惯简称的“坛、庙、冢”)的发现;
    二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大甸子墓地、英金河沿岸链式城堡群的发现与深入分析;
    三是作为秦帝国国门的绥中——秦皇岛大型宫殿基址群的发现与宏观认识。


    在这些收获的基础上,一九八五年我作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话,是想通过探索辽西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方式,来推动中国考古界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由于传播媒体的参与,出乎意料。一时间竟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热”。但由此也明白,这实在是值得关心的大问题。


    再说辽西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辽西古文化有兴隆洼——查海、赵宝沟文化等,或称之为前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极盛期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也就是产生“坛、庙、冢”的时期。“坛、庙、冢”遗址群所在的建平、喀左、凌源三县交界的数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现日常生活居址,这里显然是某个较大的社会实体的宗教活动中心。既然有大型的“积石冢”,就必定有了阶级、阶层的分化;既然有祭坛和神庙,当有神职人员;既然发现不少真玉制作的礼器、神器,肯定已经存在着专业玉匠;还发现了治铜遗迹,而铜器的铸造从采矿、冶炼到浇铸,是复杂的工艺过程,必然存在一种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可见,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更新了技术,促进了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社会的分化除出现贵族、军事首领外,还表观为祭司或巫师的存在。


    当社会分工与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导致‘城”的出现。“城”是一种表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概念,不一定有“垣”。西亚早在九千年前无陶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中,就,出现了石砌的“垣”,而商代殷墟遗址至今也还未发现城垣。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从红山文化中看到的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分化而形成的“古国”,我归类为“原生型文明”。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辽西的材料也表现出了“古国——方国——帝国”这一个国家发展的三部曲。


    在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那种文明初期的古国群的基础上,公元前第二千年初期,辽西地区发展起一支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历史上又到了一个文化昌盛期。在一处“大甸子”墓地中,一些贵族大墓随葬了许多象征特殊身份的器物,如权杖的铜杖首、成组的精美玉器、仿中原铜器的陶器以及大量有复杂纹样的彩绘陶器。这种彩绘陶器,决非日常用具.而是礼仪重器,与其他区系的青铜礼器有类似性质。如作综合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肯定要比红山时期复杂,这一文化还有另一突出特征是,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的聚落几乎都有防御设施,一大几小的城堡构成有机的群体;在英金河两岸又有呈链式排列的城堡带。战国秦汉的长城大致与其平行,后来的长城显然受到了它的启示,似乎已具“原始长城”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当时已建立起统辖多个古国、独霸一方的“方国”,进入了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错共存。由夏家店上层文化到西周分封以前,直到西周时期的燕文化,其国家形态都还处于方国阶段,只是发展程度有低有高罢了。燕文化及其共存的其他文化,在周朝的八百年中,为进入下一个更高的国家发展阶段准备好了条件。


    下一个阶段就是秦汉帝国。辽西地区原有方国(群)已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秦汉在辽西打上了帝国的烙印。史书记载,秦统一后,营建了阿房宫、骊山大墓,同时也提到碣石。我们在渤海湾西岸,绥中的止锚湾和秦皇岛的金山嘴一带,发现了自秦始皇到汉武帝时营建的两处大型宫殿建筑群。两处遗址群连成的东北——西南向的直线,恰恰和渤海湾中由辽东旅顺至山东北隍城岛一线相对应,而又面对着矗立于海水中的“碣石”。遗址群分列左右的形势,宛如宫城的双阙.从这里远眺可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及其所环抱的海域连为一体。史书记载,秦始皇最后两次东巡到海边,确曾有过择地作“东门”(国门)的设想。秦皇岛——绥中的两组一体的建筑群确似“国门”.颇具秦汉统一大帝国的气势。


    这样,解释辽西这三大文化古迹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就从一个实例体现了中国国家起源(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原生型与国家发展的典型道路(古国、方国、帝国)。


    对于中国六大文化区系来说,国家的起源与发展,都走过了这样的道路,虽各有特色,却是殊途同归。
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黄河中游的早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公元前四千年前后是特别值得看重的里程碑阶段,氏族制度发展到了极盛期,成为往国家方向发展的转折点。但这里古国的出现比北方的红山文化晚一些,大约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陶寺有一处墓地,性质已超出了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大型墓葬的葬制与随葬品,决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丰富”,朱绘龙纹陶盘及成组彩绘陶器、成组漆木器,特别是巨型土鼓、鼍鼓和特大石磐等成组乐器,颇带“王气”,决不是普通百姓的日用品,应是象征王权的礼器。


    我把中原文明说成是“次生型”,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因为陶寺遗存有华山、泰山、北方三个主根,还有来自太湖及其他区系的文化因素,更难排除北方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响。另一是洪水期与治水事业。治水事业大大促进了原始部落间的接触与联合,强化了管理公共事业的国家职能。在这里国家的出现既有社会分工、分化而来的内部动力,又有北方原生文明的影响以及治理洪水带来的文化交融。因而就比最早出现的北方的“原生型文明”起点高,基础广。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汇集中原,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又经数百年发展,继续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终于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载人史册的夏王朝。《左传》“哀公七年”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王朝只不过是“万国”中的一个“方国”,类似春秋的“盟主”。后经商、周时期,到秦始皇才完成了统一帝国的大业。需要指出的是,夏、商、周、秦并不是一脉相承的王朝更替,而是不同族源的方国间的替代。夏、商、周、秦各有起源与开国史。其中秦的建国史最完整.经历了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始皇帝(帝国)三部曲。


    在我国全部古史中,“古国——方国——帝国”的公式多次重复,立体交叉。秦汉帝国解体之后的一、两千年间,一直是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的时代。所谓的“五胡”,各有各的开国史,辽、金、元亦无不如此,直到满清帝国。女真——满族就曾经是一个比较落后、长期处于“四夷”地位的民族。由努而哈赤上溯六世,为“肇基王业之祖”,在女真社会内部分散的部落政权(相当于“古国”)间进行了无数兼并、重组,直到一六一六年才在沈阳东北的新宾设立帝王之位,建立后金国,成为一方大国 (方国)。自努而哈赤到皇太极又进行了大量兼并征战,一六三六年改后金为大清,建立了满、蒙、汉三个八旗,为入主中原作了充分的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才的准备,终在一六四四年完成清帝国的统一伟业。在这里,我想提一提满清创业中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庄妃。她不仅以民族利益为重,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凝聚的核心,而且能吸收、继承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治国之道,集结、吸引各族优秀人才 (如她对洪承畴的说服),为推翻政权的准备立下了大功。可以说,一部满清帝国的建国史,仍然是“古国——方国——帝国”这一公式的重复。


    上述北方民族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显然不完全是由本族自然成长的文明因素的积累,相当程度上是因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依靠历史的借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才以较快速度走了国家发展的捷径,因此,我把这种发展模式的文明称为“续生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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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黄河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问: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途径,也是读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能否展开谈一谈?


    答;我多次讲过,中华民族是大熔炉的产物,而各文化区系也都是熔炉。这和以往所说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有着明显差异。过去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看成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因此,对研究民族的组合与重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来说,区系类型的研究仍是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历时不散的生命力。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古国”阶段是各先远支系形成期,也是多源一体格局的奠基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


    “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和夷夏共同体重组、新生的阶段,大约在战国时期,多源一体格局初步形成;


    “帝国”阶段把初步形成的多源一体格局从政治上固定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


    当万年之前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大经济文化区:华南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组合。


    约在公元前六千五百——五千年间,在三大经济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流域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北辛文化、内蒙古东南、辽西的查海·兴隆洼等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等等。公元前第四千年间,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殖民垦荒浪潮,出现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和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融合。如庙底沟类型的大举西迁到甘青之间,向北涌人河套地带;大汶口文化通过胶东半岛渡海移民到辽东半岛,等等。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组合,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之际,各区系稍有先后进入所谓“早期龙山”、“龙山”阶段。各地分别以快轮制陶、养蚕缫丝、专业治玉、漆器工艺、烧制石灰、夯筑技术、冶金技术等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这些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有一个推广过程,即匠人流动、文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就促进厂经营性的交换、贸易;刺激了掠夺、战争的经常化和武器的改进;出现并不断强化防御工事;引起了社会的大动荡、大改组,进入“古国”时代。这是文化区系的又一次大重组,表现为考古学文化分布图的大改观,也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形成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重组,由此奠定了多源并趋向一体的基本格局。


    进入“方国”时代,亦即夏、商、周三代已有文字记载,出现了“四夷”与“华夏”的区分。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诸夷猾夏”.‘诸夷率服”那种夷夏较量而互为消长的话,周王朝时期则是“以夏变夷”为主流,在周初的大封建中,将“殷民六族”分封给鲁公时,要求“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将“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时,要求“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将“怀姓九宗”分封给唐叔时,要求“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都是按当地传统办事,有一点类似今天的“特区特办”。这正是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一个原因。西周之后又历经东周五百年的夷夏融合,夷夏共同体——汉民族终于形成。秦汉帝国能使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巩固,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九、长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炉


在中国古代史上.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南部这个大体东西向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从史前到三国时代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长城内外的两种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传统的民族(群)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冲突,又需要互补而互为依存。它是一条很宽的“带”,直到近世仍是“那达慕”盛会分布的地带。“那达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组织农工产品与牧业产品的交流。长城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长城地带也是一个活跃的民族熔炉。在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地带经常起到缓冲的作用。建立北朝的北方民族正是通过这一地带的若干“口岸”南下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所谓的“五胡乱华”,与欧洲的所谓“蛮族入侵”不完全一样。“五胡”是牧人。他们虽
也带来战乱,但是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朝的文化十分昌盛,其遗物、遗迹显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光彩。北朝文化在都城建筑以及农业、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都留下了可称为瑰宝的遗产。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源子北朝。北朝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比南朝逊色。总之,北方草原民族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还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方民族南下的另一个后果,则是造就了大批中原人南迁形成的“客家人”式的新群体,至于客家式.人在发展我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当然无需多说。


    所以,只有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从浩瀚的文献和考古史料中发现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一般规律性的民族形成的历史脉络,重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华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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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torm 于 2011-11-25 01:34 编辑

1,核武器都要过时,基因武器就要出现,生化危机就快来临的时代还有人做着控弦鸣镝的迷梦,呵呵~~
2,蒙古,青藏地区无非是在战略上有地理优势,战术上有骑射优势而已。中原除非专门移民以及改变生产方式外无法彻底解决困扰,当然像准格尔部那样来个灭绝又不是儒家价值所允许的,满清爱新觉罗氏恰恰在思想上大大超越,视儒学,喇嘛教为手段,要是汉唐有此超越,像罗马对迦太基一样则是另一景象了。满清的成功在于有中原的依托,火炮,骑射,喇嘛教。
3,反文明的立国格局必是不幸的,反智的民族将是悲惨的。满洲若无入关之事,恐怕俄罗斯和日本也不会友善待之
农业民族要想在与游牧民族的争斗中占上风,无非靠更严密的制度,包括职业军人的培养等等,无论汉、某个时期的鲜卑,女真、到后来的满 走的都是这一套路。不过很可惜 职业军人往往容易腐化。从腐化速度来看,汉族老农似乎还慢点。
游牧民族如果想要占上风,无非是出个强势人物能够一统游牧部落,这点上冒顿、成吉思汗、也先、噶尔丹,莫不如是。当然人不能万万岁,这些强势人物一挂掉,游牧集团往往很快就内部先自我瓦解了。
如果噶尔丹家族能够在延续个一百来年,没准历史就要改写了。
天朝人类学=粪坑
秦人的民风如何,说起来恐怕要让那些秦粉们失望。秦人民风说好听点叫淳朴,不好听就是良民、顺民。用商鞅和韩非子的话加以说明。一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二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秦国,缺少那种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的风气。春秋战国的游侠,没有一个出自秦国。在秦末的大混乱中,秦国也没出过造反势力。秦人一直就很温顺地先后服务过秦汉。这样的人能打胜仗吗?看来你对人性还缺乏了解。曾剃头喜欢从那些淳朴的山民中间招募湘军,日本鬼子也是的,喜欢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民和山民子弟。这些人做起恶来可毫不含糊。
O3a3c* (M134+, M117-)
苏老的话很多过时了。从他的文章里看得出他依然舍不得传统古籍三皇五帝、炎黄蚩尤的东西。所以有很多民科喜欢引他的文章以壮声势。
O3a3c* (M134+, M117-)
本帖最后由 Nasos 于 2011-11-25 13:02 编辑

不对吧,我看到的史料,怎么说春秋的秦人喜欢私斗呢

民间一言不合,打架的情况非常普遍


记得很多年前,跟大航海时代的英国对比过,相似的民风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这是商鞅变法后引导的结果
秦人的民风如何,说起来恐怕要让那些秦粉们失望。秦人民风说好听点叫淳朴,不好听就是良民、顺民。用商鞅和韩非子的话加以说明。一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二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秦国,缺少那种一言不 ...
hercules 发表于 2011-11-25 12:45
在秦末的大混乱中,秦国也没出过造反势力

本来就对六国的百姓压迫更重,秦国人自己造反?你没想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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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的话很多过时了。从他的文章里看得出他依然舍不得传统古籍三皇五帝、炎黄蚩尤的东西。所以有很多民科喜欢引他的文章以壮声势。
hercules 发表于 2011-11-25 12:52
苏老再过时也比那些黄河中心论者要强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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