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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时期,红山良渚黄河上游都衰落了,就是所谓的"倒在文明门槛上".严格来说山东龙山文化也没跨过这道坎.
物变天汰,余者生存
你做梦呢?你以为国外的汉学家和你一样都是想当然的主?比如我看到的一位研究女性的考古学家,就把中国新石器相关方面从南到北找了个遍。
hercules 发表于 2011-11-28 00:06
是哪个考古学家?别是你编造出来的吧?
知道BLENCH是怎么评价郭大顺的红山文化研究的吗?要不要我把原文引用出来啊?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苏老说的没错,我国新石器是全面开花,但到了国内划分的铜石并用期以后,也就是龙山文化晚期以后,中原就开始一枝独秀了。
hercules 发表于 2011-11-28 00:11
苏老是比较看重如陶寺以及二里头等文化类型的地位,所以他提红山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却没提夏家店上层文化,但是你要注意这并不代表以后中原就什么都优秀,而是北方地区依旧地位重要,是青铜等文明因素传入中原的必经通道。与此对比的是,岭南地区直到受楚国影响才进入青铜时期
另外,你还要注意的是,不管文化多先进,但是毕竟不是统一体,建立强权的未必来自龙山文化的范围以内,而可能来自外部,也不一定来自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而可能来自落后之乡。而夏,商,周三代的统治集团更不是同一起源,不能因为后世几个聪明人编造的谱系就把他们说成同一个来源。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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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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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那迷 于 2011-11-28 14:45 编辑
苏老是比较看重如陶寺以及二里头等文化类型的地位,所以他提红山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却没提夏家店上层文化,但是你要注意这并不代表以后中原就什么都优秀,而是北方地区依旧地位重要,是青铜等文明因素传入中原的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1-11-28 11:38
1974年11月在广西武鸣马头和兴安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卣、铜戈(残断,援残长142厘米、胡残长78厘米、内残长25厘米,阑侧饰云雷纹一道,栉纹二道)

广西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方国已进入青铜时代

这时候楚国在哪里?壮族的铜鼓更是与楚国无关!
1974年11月在广西武鸣马头和兴安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卣、铜戈(残断,援残长142厘米、胡残长78厘米、内残长25厘米,阑侧饰云雷纹一道,栉纹二道)

广西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 ...
那迷 发表于 2011-11-28 14:39
发现一两件青铜器并不能说明进入青铜时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790/101712.html
先秦时期,广东属“百越”之地,而史料多称广东古代是一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的地方。因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广东先秦时期不存在青铜时代,也没有进入奴隶社会。他们的论据是,虽然在广东发现出土了许多年代上带有先秦时期特点的器物,但多是外地传入,不能说明是自身的文化。另外,未能有一处在地层上足以证明广东在先秦时代已进入青铜文明的遗迹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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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两件青铜器并不能说明进入青铜时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790/101712.html
先秦时期,广东属“百越”之地,而史料多称广东古代是一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1-11-28 15:11
铸铜石范,应该是制造青铜器的模具吧?
本帖最后由 那迷 于 2011-11-28 16:07 编辑

岭南地区有自己本土的青铜文化吗?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岭南地区近20年来出土的大批青铜器进行多方面研究,认为岭南地区不仅有自己本土的青铜文化,而且还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事实证明,岭南地区的本土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n the large number of bronze ware unearthed in Lingnan region in nearly 20 years,the author thinks that not only the Lingnan area has its own local bronze culture,but also it is a very unique local culture.Many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native bronze culture of Lingnan area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lorious Chinese nation bronze culture.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隔五岭,南阻大海。由于奇特的地理环境和远离中原地区的缘故,故此,使得许多人至今对它的瞭解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而且更对它有否青铜文化持怀疑之态度,但是,岭南地区究竟有否自己本土的青铜文化?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想介绍和告诉大家,岭南地区不仅有自己本土的青铜文化,而且岭南的青铜文化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多彩,且精湛的铸造工艺和独特的纹饰装饰及造型令人惊叹,通过对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铸造在器物上的铭文或纹饰,以及众多的人物形象和他们活动场面的进一步探讨,不仅可以恢复岭南地区少数民族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从中也可瞭解岭南的古代文化和我国中原地区、长江流域楚文化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岭南地区本土的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奇葩。
  

  一、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调查与发掘
  
  1.广西地区先秦青铜器出土状况
  
  新中国建国以后,岭南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文物普查、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但是,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从何时开始?首先,要从合浦清水江岸遗址说起,即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文物普查时,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广西合浦清水遗址发现有青铜碎片与石器、印纹陶共存;1974年11月在广西武鸣马头和兴安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卣、铜戈(残断,援残长142厘米、胡残长78厘米、内残长25厘米,阑侧饰云雷纹一道,栉纹二道)。198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和南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了元龙坡墓地,共清理350座墓,其中有随葬品的墓296座,无随葬品的墓54座,出土了110件青铜器。据墓葬出土文物情况分析,我们可将云龙坡墓地成员分为三类,即贵族类、平民类、贫困类。其出土青铜器主要有铜卣、铜矛、铜钺、铜刀、铜斧、匕首、及数件喇叭形铜器,其中兵器占絶大多数。此外,还有铸铜石范3件,陶器、玉器一批。
  
  1974年底至1975年发掘的广西平乐银山的战国墓110座,出土的铜器377件主要有铜剑、矛、鼎、盒、杯;1985年lO月发掘墓葬86座,方形土坑11个。出土的铜器有:剑、矛、钺、斧、镞、铪、带钩、镯等。此外,尚有陶器和玉器等。武鸣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葬群共350座,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出土青铜器有盘、卣、刀、矛、斧、钺、匕首、镞、喇叭形器等,此外,尚有陶器、玉器和石范、石凿等。经碳十四测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在西周至春秋之间。
  
  其他发现还有:1971年在广西恭城秧家出土了33件战国青铜器;1977年在广西田东锅盖岭发现两座战国墓,出土铜鼓、铜剑、矛、斧、叉;玉制的块、环、管等;1976年5月,在广西灌阳县红旗公社仁江大队在钟山山腰上一石洞深处2米处发现云纹铜钟,同时出土的还有绳纹红陶两片、灰陶一片、石器一件;但钟之甬部残,残宽36厘米,铣间28厘米、舞纵13厘米,舞横215厘米、重105公斤,杆上饰乳钉纹与窃曲纹,钟身饰圆圈纹、勾连雷纹,为西周中期器。1973年7月,在广西宾阳县新宾公社下河生产队凉水坪出土,器物离地表30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残损铜剑和小块铜片,应为一座战国墓葬。
  
  1976年在广西容县六王公社龙土坡出土一组战国羊角铜钮钟4件。

  
  1977年秋和1979年冬,在广西宾阳韦家坡发现两座战国墓,出土一批铜器,主要有鼎、剑、矛、钟、釜、叉、刀等。
  
  1980年3月,象州下曹村农民挖地基时出土一批铜器主要有矛、钺、人首柱形器和陶器等。

  1984年2月,在距田东锅盖岭约25公里的大索屯又发现两座竖穴土坑墓,一座墓的随葬品仅有一件陶器:另一座有铜剑3件,铜叉形器2件,铜矛1件。
  
  岩洞葬作为一种葬俗在岭南先秦时期藴藏着石灰岩的地区广泛存在着,包括有广西武鸣马山岩洞葬,独山岩洞葬,贺州龙中岩洞葬,来宾古旺山岩洞葬、白面山岩洞葬,忻诚矮山岩洞葬、翠屏山岩洞葬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贺州龙中岩洞葬,其出土遗物较丰富,有33件之多,其中青铜器18件,陶瓷器3件,贝币12枚。铜器有鼎、石寨山型铜鼓、罍、盏、箕形器铜钺等。
  
   2.广东地区青铜器出土状况
  
  广东地区的青铜器絶大部分是解放以后出土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墓葬的随葬品。出土地点有:信宜、饶平、清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龙川、罗定、惠来、博罗、连平、海丰、惠阳、龙门、揭阳、佛山、广州和香港地区等,其中主要出土于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出土的青铜器,有炊器、容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器形有鼎、罍、鉴、盉、壶、盘缶、编钟、钲、錞于、甬钟、剑、戈、矛、钺、镞、斧、凿、刮刀、匕首、锥、削、人首柱形器,在上述地点发现的青铜器中,以信宜县松香厂出土的时代最早,约在西周时期。但早期青铜器的数量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是广东地区青铜器发达时期,出土的数量也较多,青铜器在汉代仍较广泛使用。
  
  广东出土的青铜器,从造型、纹饰、铸造特征分析,也可分为大致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一是少数器物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形相同,如信宜县出土的酒器分裆盉,其口沿外侈,曲管长流,由两个镂孔的夔龙相合而成,器上装饰夔纹、云雷纹、兽面纹。它的形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龙纹盉相似;二是清远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酒器铜罍,其形制与纹饰也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相同。第二类型,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与长江流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如罗定出土的折沿直口、盘口半环耳、敛口附耳等式,三实足细少长外撇的越式鼎、在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均有出土,各式剑与岭北流行的式样一致,连平县出土的錞于,其形制和长江流域出土的也相似,特别是广东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楚国的青铜器相同。肇庆出土的错银铜罍、铜提梁壶、三足盘;四会出土的铜盉;罗定出土的铜鉴、铜鼎、铜缶等,它的形制、花纹与楚地出土的青铜器一样。其他的如矛、戈、钲、斧、凿、削,均在湖南楚墓中常见。第三类型,是具有地方文化色彩浓厚的青铜器。如越式的盘口鼎和斜支足鼎,时有发现,有一部分与黔、滇等地有相同的特点,如德庆马墟出土的椭圆形銎和靴形钺,扇形、斜肩、銎部饰勾连云雷纹钺和铲形钺,肇庆出土的铜筩(直筒、双附耳、平底)等。另外如清远出土的短刺、刃圆平,把上有环首,中为方孔,有立像,一件匕首上有人形柄。
  二、铸造技术和遗址
  
  (1)武鸣元龙坡铸造遗址
  
  广西武鸣元龙坡遗址,西周至春秋墓葬群出土石范6套,另单件能辨清器型的6件,残碎的30余件,均为红砂页岩。范呈长椭圆形,正面扁平,浇铸口也做椭圆形,有的范内有烧焦痕,说明已使用过,其包括双斜刃钺、单斜忍钺、扇形钺、斧、镞、喇叭形器、叉形器等石范。即出土的铜钺、刀、斧、镞等可放入相应的石范内,这里充分说明瞭其当时已有青铜冶铸业。
  
  (2)北流铜石岭(即铜石山)冶铸遗址
  
  据考古学家发现,铜石山就是西汉以来的一个大规模的铜鼓冶铸遗址,工场之大,方圆数里,场内风管,炉渣、炭灰、铜片、甚至铜鼓残片,均有发现。日本东京大学考古专家吉开将人先生考察了这个遗址后,认为这是岭南的唯一,是国宝。铜石岭只因山石呈紫色而得名,非因产铜而得名,连周边也无产铜区,却成为古代生产铜鼓的基地,铜从何来,暂时是一个谜。
  

  北流是北流型铜鼓的故乡,被称为“世界铜鼓王”的那面铜鼓,就是北流型。迄今,北流型铜鼓出土已有近70面了,且出土点是以北流为中心,向桂南、桂东南、粤西、海南辐射,越南也有出土。
  
  (3)2002年5月,广西灵山县一处古人类洞穴遗址中发现5件制作工艺精湛的双面铸铜钺石范和冶炼青铜留下的铜渣。

  范可上下两面交替颠倒浇注,技术明显领先与目前粤港地区,已发现的单面一范一器工艺。出土于灵山县聚田新岩古人类洞穴遗址中。石范高、宽、厚均在108、3厘米左右,粉红色砂岩制成,呈长方形、弧角、两面凿成风字型铜钺范槽,浇注口面朝上,背面朝下,呈椭圆形,从范面看,所铸铜钺为扁圆首銎,銎面有凸棱一道,钺面两侧向内圆弧上卷,圆弧刃,刃角上卷。

  三、独具岭南地区风格的青铜文物
  
  ①饪食器类:
  
  春秋:“告铭提梁铜鼎、春秋双耳铜鼎、春秋虺纹铜瓿、春秋侈口小平底扁圆腹铜釜、战国竖耳盘口小铜鼎、战国铁足铜鼎、战国弦纹蹄足大铜鼎、西汉“布、析、蕃”铭铜鼎、西汉“二斗二升”铭盘口鼎、西汉“二斗少半”铭越式铜鼎、西汉“布、析”铭铜鼎、西汉“食官”  铭铜鼎、西汉绳耳盘口铜鼎、西汉提梁铜鼎、西汉环耳高足铜鼎、西汉双环耳铜甑、敞口双环耳铜釜、东汉弦纹釜形铜鼎、东汉双弦纹圈足铜盌、东汉弦纹铜盌、东汉扁足双耳铜鼎、东汉铜簋、东汉弦纹绳耳铜釜、东汉弦纹双耳铜簋、东汉双耳弦纹铜釜、东汉铜釜、东汉铜鍪、南朝蹄足折沿小鼎;
  
  ②酒器类:
  
  商代兽面纹提梁卣、商代兽面纹铜觯、商代“永父辛”铜爵、西周兽耳变形蝉纹铜垒、西周兽耳铜尊、西周云雷纹角形青铜器、春秋双虎耳蟠螭纹铜垒、春秋兽首流三足铜盉、春秋铜牺尊、战国铜鉴、铜勺、西汉铜钫、西汉双环耳铜钫、西汉环耳杯形铜盖壶、西汉彩绘勾连云纹铜壶、西汉蒜头形铜盖壶、西汉纹提梁铜壶、西汉凤首流铜蚕、西汉带鼻长柄铜勺、“布”铭铜勺、西汉三羊带纹熊足铜樽、西汉龙风錾花铜长颈瓶、西汉提梁铜壶、西汉连盖铜谯壶、西汉羽纹佣足环耳铜樽、西汉羽纹系连小铜扁壶、西汉卧足弦纹铜杯、西汉熊足环耳铜樽、西汉佣足环耳铜樽、西汉铁环铜勺、西汉蹄足双环耳铜樽、新莽龙凤纹环耳兽足铜樽、西汉兽足三羊钮弦纹铜樽、东汉带链提梁铜壶、东汉弦纹辅首衔环铜壶、东汉弦纹长颈铜壶、东汉云山海兽铜樽、东汉兽环铜樽、东汉辅首衔环铜樽、东汉鸟兽纹铜樽、东汉鎏金熊足铜卮、东汉佣足铜卮、东汉錾花高足杯、东汉弦纹双系铜壶、东汉活链提梁弦纹铜壶、东汉带纹长颈铜瓶、东汉菱形锯齿纹铜谯壶、东汉带纹熊足铜樽、东汉錾花菱形纹铜樽、东汉环耳带纹铜樽、东汉熊足辅首衔环铜樽、东汉铜耳杯、东汉三羊钮铜樽、东汉连盖铜壶、东汉八菱圈足提梁铜壶、东汉弦纹环耳铜壶、东汉辅首衔环凸檐铜壶、东汉蹄足三乳铜樽、东汉柿蒂活盖铜壶;
  
  ⑧乐器类:
  
  西周浮雕饰大铜钟、西周云雷纹铜甬钟、西周铜甬钟、西周铜编钟、西周兽面纹铜钟、西周兽面纹铜编钟、西周螺旋枚云纹铜编钟、春秋变形蝉纹甬钟、战国虎钮铜锌于、战国铜编钟、战国兽面乳丁纹铜编钟、战国羊角钮铜钟、战国网纹卷蛇纹铜编钟、战国蟠螭纹铜铃、战国羊角钮钟、西汉羊角钮铜钟、战国“布”铭环钮铜钟、西汉“布士斤”铭环钮筒形铜钟、西汉人面纹羊角钮铜钟、西汉舞人纹羊角钮铜钟、西汉雷纹羊角钮铜钟、西汉羊角钮铜钟;
  
  ④兵器类:

  
  西周斧形铜钺、西周斜刃铜钺、西周人面纹铜匕首、战国双箍双色铜剑、战国“江”铭铜戈、战国方銎云纹铜钺、战国梭形銎风字形铜钺、战国锯齿纹铜斧、战国云雷纹铜矛、战国波浪纹铜钺、战国扇形铜钺、战国风字形铜钺、战国双肩铲形铜钺、战国靴形铜钺、战国梳齿纹束腰形铜钺、战国圆首双箍铜钺、战国六菱笛铜矛、战国人首纹青铜剑、战国云纹三角形铜匕首、战国云纹铜刀、秦代“孱陵”铭铜矛、东汉描金刻划蟠螭纹铜剑;
  
  ⑤水器类:
  
  西周勾连雷纹铜筒、西汉“布”铭铜筒、西汉复线交叉纹铜筒、西汉漆绘提梁铜筒、西汉双贯耳勾连雷纹铜筒、西汉漆绘铜盆、西汉敛口子底铜盆、西汉辅首衔环铜盆、西汉跪俑足铜盘、西汉三环足铜盘、西汉辅首衔环平底铜盘、西汉辅首衔环圜底铜盆、西汉辅首衔环铜匜、西汉兽环铜鉴、西汉折沿辅首圜底铜洗、西汉龙首柄铜方匜、西汉兽环铜鉴、西汉三角纹环耳铜盆、新莽柿蒂纹三足铜盘、汉代变形鸟纹铜洗、东汉双鱼纹三足铜洗、东汉兽环耳铜洗、东汉双鱼纹铜洗。
  

  四、岭南青铜文化杰出代表之描述
  
  西周螺旋枚云纹青铜甬钟  (图1)
  
  1986年4月19日于柳州柳江进德乡木罗村村屯出土。乐器。甬长55厘米,舞修135厘米,高28厘米,鼓间10厘米,舞广9厘米,重量295公斤。此甬钟枚为螺旋纹,篆间饰云纹,鼓部饰兽面纹,舞面饰云纹。甬中空,钲间饰有S形云纹。一铣口残损,旋残损,无干。
  
  西周人面纹铜剑  (图2)

  
  1986年4月19日于柳州柳江进德乡木罗村村屯出土。兵器。剑长23厘米,刃宽46厘米,剑薄而刃锋利,该剑腊末处饰有人面纹,为阴刻。幷且用云雷纹来拟作长辫,用弦纹来描绘腰身,使人乍一看,竟是一个完美的人体!此图案纹饰较写实和极富浪漫,维妙维肖,惹人喜爱。
  
  西周喇叭形青铜器  (图3)

  
  1986年4月于柳州柳江进德乡木罗村村屯出土。法器。通高88厘米,直径162厘米,重280克。圆面内敛,中部凹陷,握由此伸出。握体遍饰云雷纹、斜条纹、弦纹等。含锡、镍元素较多,色泽乌黑发亮。全国发现此类器仅3件,这是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件。
  
  西周云雷纹角形青铜器  (图4)
  
  1983年3月在柳邕路五里卡废旧物资仓库拣选。酒器。器物呈牛角状,器身两侧有范痕。通高199厘米,口径72?6厘米,重450克。通体饰云雷纹、弦纹和斜条纹。铸造精湛、纹饰精美细腻,造型别具地方风格,为酒器。全国首次发现。
  
  战国人面纹羊角钮青铜钟    (图5)

  
  乐器,高205厘米、宽15厘米,呈半橄榄形,顶端上有一对向外侈的羊角形钮,钮下有长条形镂空作穿。钟面皆饰人面纹,此器形制奇特,既古檏又不乏典雅之美,浑厚中寓精巧,造型和中原地区的青铜钟迥然不同,它呈现出不落俗套的民族风格,是南方少数民族杰出的乐器艺术品。

  战国人面纹铜剑  (图6)
  
  1999年购入。兵器。剑长245厘米、刃宽34厘米;剑首为平行的两个圆环形;有格,扁茎,装饰纹饰为繁缛富丽的镂空几何纹和云雷纹等;剑身中央起脊,刃锋利;“腊”末处饰有人面纹。该剑采用阴线雕刻的人面纹及其造型和装饰方法,与中原地区和西域草牧民族喜欢在剑首装饰风格上所采用的圆雕人像手法迥然不同,具有典型的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审美韵味。
  
  战国人面纹、蛙纹铜剑  (图7)

  
  1999年购入。兵器。剑为扁茎,有格,刃锋利;剑腊宽、薄且呈菱形。剑的茎上饰有花篮纹、方格纹等几何纹;在以剑脊为中轴线的腊上铸造装饰了人面纹、蛙纹、齿轮纹、“个”字符号纹等。此装饰方法颇具岭南青铜文化意藴,造型独树一帜,体现了人通神蛙的寓意。
  
  造型各异的战国铜钺

  
  本馆珍藏有较多的兵器铜钺,其大都分是1982年在柳州市零星征集或于废旧公司拣选的。造型主要有靴形钺、双肩铲形钺、凤形钺、扇形钺和弧形钺。而风形钺正面呈“风”字形,刃部呈半弧形,腰微弧,上端设有圆形銎,以供安装木柄;靴形钺正面呈靴形,器身扁薄,弧刃,双肩一宽一窄,宽者外撇下弧连刃,似靴头;窄者下弧连刃,似靴之后跟,上端设有圆形銎,可安装木柄。这种具有显着地方特征的“风”形钺和靴形钺,起源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肩石斧和石钺,目前主要发现于岭南地区,是骆越青铜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有意思的是,其中较多的钺在銎部用弦纹装饰,这些线条简洁素雅,其造型装饰之艺术,檏素之美耐人寻味。这些兵器从形制到纹饰都反映了少数民族之文化艺术之构想是如此地丰富,多姿多彩,这里无不体现了少数民族善于把实用性和艺术性有机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实用和艺术之和谐之美。

  汉代鸟兽纹铜剑  (图8)
  
  2000年购入。兵器。剑从较宽且腊长,剑身中脊起棱,扁茎,刃锋利;左右从上分别装饰了6只鸟兽(两面剑身纹饰一致)纹,幷且其鹭鸟、羚羊、狼、兔等动物皆用阴线细腻雕刻,羽毛迤逦,造型生动活泼,姿态各异。
  
  汉代青铜蒸馏器
  
  2003年征集。饪食器。全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联体),即甑和锅的联体,之间有一箅。甑:折沿口外侈,带盖,盖顶中部有一个半环耳;圆腹,且腹部饰有三道弦纹,二个铺首衔环,腹下部有一个口沿朝下的流,圜底;锅:直口,圆腹,腹部饰有一道凸起的弦纹和一对铺首衔环,底平。通高31厘米、口径26厘米,底径11厘米。
  
  东汉乘骑变形羽人纹铜鼓
  
  1973年征集于柳州物资二级站。冷水冲型。乐器。面径75厘米,高537厘米。面沿4蛙,逆时针环列。蛙间另有塑像2组,今存一乘骑,骑者怀抱小孩。太阳纹12芒,芒间饰坠形纹。鼓面主纹为变形羽人纹和变形翔鹭纹。为迄今广西发现的唯一此类造型之铜鼓。1983年曾由广西博物馆借出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
  
  东汉变形羽人纹铜鼓
  
  1983年于柳州市跃进路废旧物资门市部征集。冷水冲型。乐器。而径647厘米,底径585厘米,高42厘米。鼓面饰物缺损。其纹饰为太阳纹12芒、波浪纹、栉纹夹心纹纹带、变形羽人纹、变形翔鹭纹、变形船纹、圆心垂叶纹等。鼓腹两侧亦饰辫纹扁耳2对。
  
  东汉观斗蛙变形羽人纹铜鼓
  
  1966年于武宣县东渡码头出土。冷水冲型。乐器。通高66厘米,面径892厘米。鼓面周缘原有4只立雕伏蛙,呈逆时针环列,现缺1只。蛙间原有2座观蛙台模型,现存1座。台面矮,内铸4蛙,相对而视作打斗状。台旁两人(其中1人背小孩)扶台观看。鼓面中央饰12芒太阳纹,芒间夹饰坠形纹。主纹为变形羽人纹和变形翔鹭纹。鼓面、鼓身均匀装饰着弦纹、同心圆纹、眼纹、小波纹、斜条纹等。两对辫纹扁耳分别置于鼓身两侧。此铜鼓造型浑厚奇伟,纹饰清晰华丽,雕饰生动逼真。为迄今广西发现唯一此型制的冷水冲型铜鼓。
  
  东汉变形羽人纹铜鼓
  
  1964年3月25日于柳州市飞鹅路出土。冷水冲型。乐器。面径70厘米,通高46厘米。面饰四蛙、逆时针环列。太阳纹12芒。其余饰栉纹夹同心圆纹纹带、复线交叉纹、变形羽人纹、变形翔鹭纹、定胜纹、圆心垂叶纹等。鼓腹两侧亦饰扁耳两对。
  
  汉代铺首衔环弦纹带盖铜壶
  
  2003年征集。直口、长颈、溜肩、鼓腹、带盖、盖下有唇扣入器口内,盖顶上有一实芯半圆钮座,盖面边缘有二耳,耳中扣一圆环,环亦套入链索中以系盖,上为璜形提梁,两端呈龙首形,器身饰三道凸起弦纹,铺首衔环一对,环套链索,喇叭形高圈足,通高24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15厘米。
  
  汉代鐎壶
  
  2003年征集。圆口带盖用一活钮与壶身相连可随意开合,盖壶有一颌相连,盖顶平圆微凸起,中有环钮,钮内扣一圆环,盖下有唇扣入壶口内、敞口、长束颈、圆腹,且饰有一凸起弦纹,腹中部尚有一执柄,柄为实芯,扁长方形。平底,附三撇足,足的断面呈三角形,通高19厘米、口径85厘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岭南地区历史悠久,它的青铜文化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原王室的青铜文化而形成的。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个融合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岭南的青铜文化却独具本地区的特征,具体来说,首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人面纹铜剑、西周云雷纹角形器、西周喇叭形铜器、战国人面纹羊角钮钟、战国人面纹铜剑、战国靴形钺、汉代铜筒、汉代青铜蒸馏器、东汉观斗蛙变形羽人纹铜鼓,新莽悬山顶干栏式铜屋等铸造精湛、造型奇特,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而且更有着自己的特点,表明岭南当地民族的文化因素以及青铜冶铸工艺及造型艺术均达到了相当高度之水平。它不仅为研究岭南文化及岭南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幷且对于研究整个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
  
  综观岭南的青铜礼器,无论是侯之器或者是将之器,其特点是:无论其器类、造型、纹饰及铭文均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有相当一致的特征。这是先秦青铜文化统一性较强的集中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说明瞭先秦时期的王室相当强大,对全国各诸侯国控制很有力,全国在政治上、文化上是有一定的统一性。周公“制礼作乐”不但可信,而且在全力推行。另方面则说明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均成为先秦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岭南的青铜文化特点鲜明,慷慨悲歌,影响至今,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一步深入研究岭南的青铜文化,在今天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摄影:陈俊、邝智晟)
  
  
  参考文献:
  
  (1)郑超雄,“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的社会性质”,《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韦法,“广西先秦考古述评”,《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黄云忠,“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墓葬的发掘与研究”《邕州考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北流县志》。
  
  (6)古亦忠、曾建勋,《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5月29日。
  
  (7)广西壮族自治区,《馆藏文物珍品目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覃国宁,广西柳州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 ... d=15422&secid=1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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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790/101712.html

广东博罗县春秋时期墓葬群的发掘,将是———
岭南古代文明的重要佐证


博罗县罗阳镇考古现场鸟瞰


本报记者  潘小平

    2000年6月5日,广东省博罗县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广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建设沿线的罗阳镇,考古人员发掘出广东省最大的春秋时期墓葬群,发掘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共有300多座墓葬,其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不仅将摘掉广东古代“南蛮之地”的帽子,还为史书中记载的“缚娄”古国的存在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蛮”之说有待平反


    先秦时期,广东属“百越”之地,而史料多称广东古代是一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的地方。因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广东先秦时期不存在青铜时代,也没有进入奴隶社会。他们的论据是,虽然在广东发现出土了许多年代上带有先秦时期特点的器物,但多是外地传入,不能说明是自身的文化。另外,未能有一处在地层上足以证明广东在先秦时代已进入青铜文明的遗迹。但是此次发掘的罗阳春秋时期的墓葬群中的水晶陪葬品,显然不是平民百姓的墓葬,可能是贵族墓,而在银岗窑址发现的筒瓦就是宫廷贵族的用品。由此,广东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尽管先秦时代广东的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有一定差距,但从博罗出土的青铜器和墓葬证明,广东确实经历过青铜时代和与之相适应的奴隶社会。


   不仅如此,先秦时期的龙窑国内很少发现,而在博罗就已发掘出银岗龙窑和较早已发现的梅花墩春秋龙窑,而且银岗的规模尤其大,现只挖了两个山头,清理出4个窑址,虽尚未完全发掘,但已出土陶器文物6000多件。专家认为,银岗最大的窑址还没有发掘,全部完成7座山丘的发掘任务,大约需要3年时间,可见当时“生产能力”之大,令人惊叹。它与园洲梅花墩春秋时期的窑址及增城西瓜岭战国时期的窑址成鼎立之势,共同形成了东江流域龙窑群落。它们“规模生产”出来的陶制品,必然拥有一个广阔的市场和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在梅花墩和银岗窑址中,都发现了少量原始瓷器,体现了原始瓷器的烧制技术的出现及向成熟过渡的特征。而且,银岗窑址紧靠河流,装运方便,非常符合业主降低成本的心理追求。近年来,在香港、粤东等地区也出土了多件与银岗窑址同一类型的文物。因此,博罗可能是南方瓷器的发源地和产销中心。


    最新发掘的罗阳春秋墓葬群的出土文物表明,博罗乃至广东的生产发展水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脉相承;其中一个墓葬中出土的一个青铜锛,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广东古代是“化外之地”、“瘴疠之乡”的说法,则需要重新考证了。


    “缚娄”古国证据不足


    “缚娄”古国,《吕氏春秋.恃君览篇》中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这是关于这个先秦古国的最早记载,而且仅有难解焦渴的那么寥寥数字。作为一个考古学上的命题,随着博罗县近年来发现和出土的遗址、古迹和器物日渐增多,“缚娄”古国引起越来越多史学家们的注意。


    我国已故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在他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认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并预见到:“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来看,在东江流域、西江流域、北江流域和广州地区都有不少春秋时期的墓葬和遗址。这些对于研究秦朝之前岭南古国的存在及其历史都将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主持本次罗阳大型古墓葬发掘的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运泉说,东江流域的博罗县发现和发掘这方面的文物更为丰富:九十年代初,广东省考古所就在园洲的梅花墩发掘了春秋时期的龙窑,出土大量以夔纹为主要装饰的陶器和原始瓷器;1996年,省考古所又在龙溪镇的银岗村发掘了一处大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场,出土大量以夔纹和米字纹为主要装饰的陶器和铜、铁器;七十年代曾出土过窖藏七件一组的铜编钟和两件一组的铜甬钟;这次又在罗阳发现了3处大型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瓷器、铜器、玉石器、铁器等。这些文物估计与当时的古城、古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要完全断定先秦之前的“缚娄国”的存在,还有待进一步充实的材料证实,如找到古人的居住遗址或城墙遗址等。


   可见,目前就“缚娄”古国的存在作出判断,还存在着“证据不足”。



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  

    《人民日报 . 华南新闻》 (2000年06月14日第四版)
http://wenku.baidu.com/view/c85e0bd6b9f3f90f76c61b64.html

站在缚娄古国遗址上(文物与考古)


  “缚娄”为何称“国”?

语出《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这是关于这个先秦古国的最早记载。又据史载,公元前337年楚威王伐越,越国灭亡后,其王室后裔纷纷南逃,相继在福建、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立国,名为闽越、东越、瓯越、骆越、南越、西越等,史家又称之为“百越”。缚娄等小国,大约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又在这一进程中消亡。

  近现代的专家们,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早已考证出,“缚娄”曾有“扶娄”、“傅罗”之称,虽字音字形有别,却都是今之博罗。汉代(一说秦代)置县名博罗,其名沿袭至今。它是广东省四大古县之一。

  2000年广(州)惠(州)高速公路的建设,揭开了“缚娄古国”的千古之谜。在博罗县城以北3公里的横岭山下,挖出300多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墓群。专家们论证,距今2500年至3000年的庞大古墓群的存在,证明它周围必有大规模的人群居住。由此推测,缚娄古国可能就在附近。

  岭南文明史需改写

  横岭山下的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制品。特别是水晶手镯、铜甬钟和青铜鼎,显示出贵族气象,证明只有皇家贵族才有的“钟鸣鼎食”的存在。这里出土的两个编钟,其质地和形态,都与中原的编钟大致相似,而花纹又有所不同,说明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文明程度与中原相当。这一实物发现,打破了“岭南没有青铜器时代”的说法。广东省近50年来的这一最为重大的文物发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蛮夷”、“蛮荒”之类的说法,从此当视为不确。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价值,具有崭新的内容和信息,给时代提供了新的认识,因而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岭南文明,曾经先进,曾经辉煌,广东人引以为骄傲。

  岭南的先进和辉煌,是历史所造成,是岭南人所创造。南逃的越国王室及其后裔带去的先进文化,造成了这里的文明基础。  


松毛岭于1999年发掘,出土了4座龙窑,挖出大量的陶器和青铜器,还有板瓦、筒瓦和瓦当,堪称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专家们认为,如此庞大的窑场,又证明当时这里有庞大的消费需求。
  http://news.sohu.com/20070803/n2513896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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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探讨http://www.gxmuseum.com/a/science/31/2010/179.html


郑超雄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个热门的课题,出了很多专著和文章,但多将视野集中在以黄河为中心地域,忽视周边地区的文明起源发展客观情况,苏秉琦先生认为这是个怪圈。他说:“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泰、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暗”。

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除开中原地区的汉族之外,周边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文明运动的轨迹,最后才汇合成中华文明大实体。“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

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还明确指出: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一代宗师”,他看问题非常敏锐并且总是走前一步。他是在岭南地区经过几个月考察并经深思熟虑的思考之后提出上述观点的。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即是说岭南地区有与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权政治的文明实体。创造这个文明实体的是什么民族?苏先生没有说,但是我们作为长期从事地方史研究者都明白,岭南地区主体原住民族是古苍梧族和西瓯、骆越民族,也就是今日的壮族及其相关的壮侗语民族的先民。是他们创造了类似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实体。


一、壮族文明的分期模式


    一百多年来,将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已在学术界相当广的范围内形成了共识。


    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的定义、职能、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国际上学术观点分岐很大,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既然关于国家形成的观点有如此多的分歧,说明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从史前时期进入国家文明的运动轨迹就有多种模式。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苏秉琦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分期模式,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他提出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古国之后是方国,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高级的国家,距今约4000年前,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夏以前的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南北早期方国典型例子。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尽管在国内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完全是根据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情况提出的,并且是有依据。

在他书中的另一个著名论点,是中国原始国家的发生遍布各地,有如“满天星斗”。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存在着古国模式。为我们研究岭南地区文明起源提示了指导性的理论。


壮族地区最早的古国,见诸文献记载的是苍梧古国,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古国同时存在,苍梧古国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湖南湘江流域及南部地区,广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范围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都应是古苍梧族所创造,广东石峡文化就是位于此范围内,学术界已公认,石峡文化已出现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其年代距今约4900-4700年,与苍梧古国活动时间相符。桂南地区的石铲文化,分布很广,中心遗址面积数千平方米,在当时来说已是很大的祭祀场地,它并不亚于红山文化中的祭坛。举行如此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有众多的人口,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权威的组织者等。由此可知,石铲文化也应是桂南地区的古国文化遗存,其创造者当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古骆越国先民。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必有不少的古国实体,目前限于考古发掘比较少,或是已经发掘了,我们尚未识。因此,很难统计其数字。


壮族古国之后是方国,岭南地区的方国至少产生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逸周书?王会解》后附有《商书》中《伊尹朝献》佚文,文载商初成汤命伊尹制定诸侯向商朝的贡纳制度,伊尹作“四方令”,其中正南诸侯国有“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所献方物为“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

从“四方令”中记载的南方诸侯国纳行献方物情况看,他们大部分都是岭南地区的方国实体,他们与商的关系是纳贡的关系。是小国向大国纳贡,是高层次的政治文化交往。岭南至商国都路程千里之遥,岭南方国的使节去而復返,说明他们有很坚定的故国家园观念。有为本方国服务的责任感。

学术界多将远程贸易作为文明国家出现的标志之一,岭南方国将本地土产进贡给商王朝,并获得商王朝的回赠,这无疑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有政治交易就必然有货物商品交易。

在考古学方面,两广地区发现了商代的牙璋和玉戈,这些都是垄断性的高品位文化遗物,是王权政治的象征。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方国已进入青铜时代。而北方传来的青铜卣等礼器也应是方国之君才能拥有。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壮族地区方国发展时期,他们已经能制造大量的青铜兵器,说明此时期的战争机器运转速度加快,方国与方国之间战争不断,战争就是弱肉强食,就是大方国兼并小方国。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壮族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发动频繁的方国战争,岭南也不平静,也存在着本土自发的方国战争,岭南岭北的国家文明运动轨迹,大致是相近的。


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广东地区,从古国时期开始,就是多种文化汇合并存的地方。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苍梧古国统治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吴越族系所建古国。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珠江三角洲露出海面,形成肥沃的平原地貌,是待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东部的闽越、吴越族系西渐,西部、北部的苍梧、瓯、骆族系东渐、南渐,共同开垦珠江三角洲,形成多种文化汇合。在这里发现的有段有肩石器较多,就是文化汇合的物证,有段石器源于吴越、闽越地区,有肩石器则是源于瓯、骆地区的邕江、郁江流域。苍梧古国曾与中原尧舜华夏集团发生过战争,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说明苍梧古国曾在战争中受到重创,被舜从湖南赶到岭南。进入方国时期,苍梧古国又遭到楚国的致命打击,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先出世也先谢世。继苍梧国之后,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省有“儋耳国”、“雕题国”等。《氏春秋》说:“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这是不确切的,近年在广东博罗县横岭山发现先秦时期墓葬300余座,出土铜鼎,铜钟等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陶器、原始青瓷器和玉石器、铁器。学术界多认为这是古缚娄国的文化遗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出土遗物看,当时缚娄国已进入方国社会形态,并非是“无君”的原始氏族社会。广东境内的其他方国大致也是这样的情况。


就某种意义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能要高于广西地区,主要原因是那里是多族系、多文化汇集的地方。文化只有交流才有进步提高,生产技术的交流就必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正因为是多族系、多文化汇合地带,就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权威的、能号令各小方国的政治实体,整个社会是松散的方国林立格局。而不像广西地区,在战国前后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的相对统一格局。因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另外,在广东地区没有统一的人文始祖创世传说,而在广西地区则有统一的布洛陀创世始祖神,广东没有统一的方国,没有统一的政治,因而也就没有统一的神,这是因为广东是多文化并存所造成的。


南越国时期,赵陀一方面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又以强大的兵威相协。广东地区已无独立的方国存在,全部推行了封建的郡县制,原来的方国上层人物也被吸收入南越国高层统治圈内,如承相吕嘉及其族人都在南越国中做官。

在广西地区,西瓯、骆越被秦军重创后,已无实力与南越国对抗。赵佗采用财物贿赂手段进行安抚拉拢,又封同姓王赵光为苍梧王率军镇守苍梧地区,专门监控西瓯、骆越残余势力的行动。就严格意义上说,南越国时期,作为独立实体的西瓯、骆越方国已不復存在。而是与南越国政权捆绑进入封建郡县制社会。


与西瓯、骆越方国同时存在的句町国,也是壮族先民建立的方国实体。句町国位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交界处,在史籍记载中称为西南夷,与滇国、夜郎国、漏卧国齐名。句町方国很可能起源于商代,那坡县感驮岩遗址中的商文化层,曾出土有石戈、牙璋等王权象征的遗物,同时还有用大量稻、粟作祭品的祭祀场,以及铸铜石范,无不说明这里在商周时已存在着方国实体。战国至西汉时期,是句町方国鼎盛时期。西林县发现的铜鼓墓和铜棺墓,无疑说明这里曾是句町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墓中出土的铜鼓、铜棺以及鎏金骑马俑和车饰等,工艺水平非常精湛,反映了句町国的文明水平也是很高的。汉成帝时,句町王曾协助汉军平定益州郡内的方国反叛,被封为王。句町国曾与夜郎国发生过多次战争,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争夺地盘、人口、财物。西汉末期,王莽纂权,欲贬句町王为侯,句町国与王莽军队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争。最后因王莽政权跨台,以双方战争不分胜负而告终。据史籍记载,句町国在魏晋时仍存在,晋以后才未见史籍中,其国何时何原因消亡,一直是个谜。与西瓯、骆越不同的是,秦汉帝国以后的历代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推行封建郡县制时,句町国一直保持着独立方国的形态,尽管他们与历代王朝有过纳贡关系,但他们的武装实力、国家机器一直在独立运转,并未受到封建郡县制的改造。因此说,句町国是壮族的最后方国,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方国。


方国之后是帝国,壮族没有独立发展的帝国形态。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西瓯、骆越分别统一了广西南北地区,相信他们是在各自的地域内用武力征服吞并了不少的小方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形成大统一,因而仍属方国的性质。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方国一样,最后统一进秦汉大帝国之内。


壮族古国文明的形成,是无裂断地向方国发展,不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而是在古国的前期就已积淀了诸多的文明因素为基础。以桂林甑皮岩为代表的洞穴聚落,以顶蛳山遗址为代表的河旁台地聚落。都是支持古国形成的基础,这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陶器,学会饲养家猪,建造了房屋,磨光石器也越来越精致,并由一器多用向专门工具发展。有了原始农业,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数千上万平方米的聚落,是古国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将壮族文明运动轨迹分段为:聚落——古国——方国三模式。而在聚落的前面,我们也简单介绍壮族地区人类的出现,人种的形成情况,以便对壮族文明运动过程前后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壮族文明与考古学的关系



从考古学角度对古代文明进行研究探索,目前国内外较流行的观点是将考古发现的某些遗物、遗存作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如将铜器、文字、城市、复杂的祭祀礼仪作为标志物。确实,这些标志物的出现,客观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但是,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由于居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内,各自进入文明的道路是有所区别的,因而各自一系列的物化标志物也很难循同一标准来衡量。

以铜器为例,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南欧爱琴海域等古代文明时代都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夏、商、周、春秋时的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统治的象征。然而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西欧亦并非在其铜器时代而是在其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将中国文化的起源提前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此时期也没有青铜器,尚属前铜文化时期。


又如文字,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进一步认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然而,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强大的帝国式的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我国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在其初期文明社会虽已建立了政权机构,但也没有文字。

再如城市,古埃及的早期文明中就没有城邑,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壮族文明社会的运动轨迹时,绝不能坐实对号那些“标志物”。而是采取有“标志物”论而不唯“标志物”论的态度。要从总体的、宏观的视野来把握壮族文明运动过程,而不是从单一的、具体的某一事象来说明壮族文明社会的全部面貌。


相对西林县的铜鼓、铜棺墓而言,我们也要从总体把握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社会性质。尽管墓中没有发现人殉现象,并且墓中还出土有六博棋盘、耳杯、洗等汉式或仿汉式器物。但我们还是认为这里尚属奴隶制性质的方国社会。因为在秦汉时期,句町国一直是独立王国,他们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社会制度都未经封建制改造,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句町国是在本土自发出现的独立方国,并不是从统一的帝国大家庭中分裂出来的独立政体,其社会内部从未烙印有封建印记。这历史社会背景,足以说明铜鼓、铜棺墓的社会性质是方国社会性质。


同样的,对壮族地区的古国、方国社会,我们也要遵从总体把握的原则。在上述文明标志物中,壮族早期文明社会有些可以对号入座,像复杂的祭祀礼仪,在古国时期就已出现,如石铲祭祀场;石峡文化及那坡感驮岩中用大量的稻米或粟米作祭祀。这里虽然没有大型的宗教建筑,但却是有组织的大型祭祀仪式,更重要的是蕴含有人权神权合一的政治目的。铜器在方国的早期阶段即已有存在,而文字在壮族早期文明中是没有的,直到商周以后才出现刻划文字。关于城市,情况就复杂了,首先是城市的标准是什么?一般学者认为是高耸的城墙,坚固的城堡,若按此标准,壮族早期文明社会中确实没有存在。苏秉琦先生则有自己独立见解,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书中说:“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壮族的圩市是从来没有围墙的,田阳县敢壮山歌圩活动,每年约有5万人自发参加,2003年则达到10万人以上。赶歌圩者都例须提前祭拜布洛陀神,从山下到山上,插的一排排香火约有1公里长,祭拜布洛陀后才开始唱歌三日。歌圩期间,商品云集,保证数万人的消费。这种祭祀——唱歌——贸易的模式应当是壮族城市产生的模式。此种模式在古国时期就已存在。有学者提出,石铲具有商品贸易的功能,是可信的,从数千平方米的石铲遗址规模看,当时参加的人很多,从筹备到举行祭祀活动需要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人们在这里产生以物易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石铲祭祀场以及附近的大聚落就是最早的“城”。开始是按照规定的祭祀时间集会贸易,一年一次或二次,后来发展至不一定按祭祀时间集会贸易,而是定期相约集中贸易,这就是圩,现代壮族每3日一圩或是6日一圩就是从祭祀集会贸易演化来的。若按苏秉琦先生关于城市标准的观点,壮族的“城市”不但有,而且起源很早。


不同时期的考古文化放在不同历史时段考察,对了解壮族文明运动轨迹会得到令人信服的效果。青铜器硬度大,做生产工具远比石器理想,但是,在壮族的方国社会中,它却用来作政治工具,用以打仗和祭祀。那坡感驮岩遗址商文化层中发现有斧范,这是壮族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遗物。斧,在考古学分类中多归为生产工具,在这里应当作武器。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时期墓地,共发现110件铜器,其中73件为青铜兵器;恭城县秧家春秋时期的一座贵族墓,出土铜器33件,其中兵器11件,青铜礼器10件;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共出土377件青铜器,其中有青铜兵器263件。方国时期,壮族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以兵器为最多,其次是铜鼓、铜钟、铜鼎、铜卣、铜盘等青铜礼器。武器就是战争机器,同时也是国家机器的物化标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政治斗争,是产生外部阶级矛盾的战争。掠夺财富、人口,争夺地盘是战争的目的。战争中出现的大批战俘将沦为奴隶。《布洛陀经诗?唱罕王》中,罕王与祖王的矛盾就是王权、美女、年轻力壮的奴隶、山塘、土地等的争夺,可以说是壮族方国时期真实记忆。青铜礼器表现的是祀,祀就是神权与人权的拥有,是方国内部等级、阶级差别的象征。青铜礼器越多越规范,方国内部的阶级分化就越明显,阶级矛盾就越深。《左传》有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戒”。这是讲中原地区方国的事,但也同样反映壮族方国的社会情况。壮族地区在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发现,正是“祀”与“戒”的关系,是“国之大事”。以往有学者根据壮族地区出土的石祖、陶祖,认为壮族社会已进入父权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前夜。这夜有多长?何时天才亮?没有下文。又有学者提出,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壮族氏族社会已进入解体阶段。解什么体?如何解体?非常抽象,讲不清楚。又有学者提出,壮族未经过奴制社会,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壮族从平等的氏族社会跳跃进入封建社会。或者说进入奴隶制社会。果真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先秦时期那些象征着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青铜武器和青铜礼器,特别是壮族地区发现大规模墓葬群以及和中原王朝发生纳贡关系的远程文化交往等。这些都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能做得到的,只有文明社会才具备上述条件。我们赞成从总体把握地、理论性地角度来研究壮族文明运动过程,但切忌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这样就会将复杂的壮族社会简单化、教条化。


从考古学材料看,壮族方国内的阶级分化是很特殊的。君、将一类的贵族,占有绝对的财富支配权。恭城嘉禾春秋墓出土有鼎、尊、 、编钟、戈、钺、剑、镞、车器等三十余件器物,西林汉代铜鼓墓随葬器物有铜器、铁器、玉石器以及玛瑙、水晶、绿松石、金丝等共400余件。特别是用绿松石、玉管、玛瑙串珠与绢布缀成裹殓人骨的“珠襦”,更显示墓主身份高贵。类似用“珠襦”殓尸的现象在滇王国贵族墓中也有发现,他们是用数以万计的玛瑙软玉、绿松石联缀而成。《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云:“太后被珠襦”,注引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这些墓葬与那些常见的只出几件粗陶器甚至是无随葬品的墓葬相比较,显然是属于不同的阶级。而情况特殊的是,尽管壮族方国内已存在阶级划分,但是原始氏族的血缘纽带并未崩溃。而且是越来越加强。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地、安等秧战国墓地,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地,广东博罗横山岭先秦墓地等,都是氏族的公共墓地,凡是埋葬在上述公共墓地内的,不论随葬物有无,不论贫富,都属于氏族的成员。而那些真正的奴隶,是从战争中俘虏过来的,他们死后是不能埋入公共墓地的,大概是弃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


正因为壮族古国、方国政治实体一直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而他们内部虽有阶级分化,但是不十分强烈,而是渐次发展。除西林铜鼓墓和恭城嘉禾春秋墓较特殊外,武鸣元龙坡墓地安等秧墓地、平乐银山岭墓地、广东博罗横山岭墓地等出土的随葬品,所反映的贫富分化,阶级层次并不十分强烈,最多随葬品的墓只有十余件,普通的墓也有一二件器物,还有相当部分是空墓。这种情况说明,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方国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有血缘关系,在财富分配上或多或少仍保留有原始氏族平均分配制度的遗风。但是,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权力则是可以肯定的。被统治者有自己的家庭和少许财产,平时是农,战时是兵,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死后在公共墓地内有一块葬地,并非是传统说法中一无所有的奴隶概念。这就是有壮族特色的阶级分化轨迹。它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相接近的。


相比之下,方国外部产生的阶级对立,就十分激烈,那些沦为奴隶的战俘,或作家奴或作匠奴,甚至是作祭祀牺牲品,大概是没有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铜盆上,用黑漆绘有四组图画,内容是反映古越人战争情况。第一组画像是议事,中间端坐一人为首领,另外有三人持长械向着首领拱捐,在远处有一赤身裸体人物似在作杂役,其身份当是家奴;第二组画,前面有奔马,一人落马地上,仆卧倒地,四肢伸直,后面有持械者追赶,这是战场情况;第三组,首领盘腿端坐正中,右侧前方有三人,皆持长械,腰后各悬掛一人头,左侧前方,有一体大强壮的人,肩上扛着一个赤身裸体者,当是战俘。这组画像似是战后处理战利品的情况。战俘的命运必然是沦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属于统治者所有。


罗泊湾一号墓属西汉是早期墓,约相当于南越国统治时期,尽管此时已推行封建郡县制,但作为刚刚从方国脱胎出来的越族统治者不可能完全按封建制行事,他们在战争中抓到的战俘仍按旧规矩办,可作为家奴,这一点,南越王是管不着的。因此,画面的内容反映的还是方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事情。


总观方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君王、将及谋臣等贵族,他们拥有大部分财富和绝对的政治权力;

第二类是氏族或宗族的成员,他们虽然是被统治者,但拥有小部分财产,有家庭,亦兵亦农,与统治者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第三类是战俘沦为奴隶身份,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财产,平时被强制做各种无偿的劳役,战时也有可能编入军队打仗。他们与氏族成员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别。



岭南壮族地区属于上述六大考古文化条块的一个支系,他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的构成具有相当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最早学会制造陶器。

桂林庙岩出土的陶片,经14C测定为距今13610?00年和13710?60年两个数据,另外,桂林甑皮岩也发现了早期陶片,以往认为桂林甑皮岩的陶器为距今9000-10000年左右,近年又在以往的地层下面发现了更早的陶片,其年代与庙岩相近,另外,灵川县的大岩遗址也发现有类似的早期陶片。同时在相邻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发现有类似的早期陶器。这些地区都是古代岭南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是早期陶器的发明者。


2.最早学会种植栽培稻。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不但发现有早期陶器,更重要的是发现有栽培稻实物。据采集的木炭和陶片经过14C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12540?30年和12860?30年。比西亚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的年代还早。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实物。它的发现与古苍梧族有密切关系,说古苍梧族先民是我国最早发明种植栽培稻的民族,并不过份。


3.学会最早饲养家猪。

桂林甑皮岩发现有60余付猪骨架,经鉴定,大部分是经过人工饲养,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家猪实物。


以上三种物质文化,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滚动性的,它们必然向北、向南、向东、向西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即是在这种流动的物质文化基础上滋生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文化一直是互动流通,并非是“单向收费”。岭南文化向岭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岭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流向,并非是从秦始皇政治统一岭南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发现的玉琮、有段石器和铜卣、铜盘、铜鼎、铜钟等,都早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间约一二千年,它们都是从吴越地区和中原地区传入的。这就是考古学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也离不开谁”。


总观上述材料,我们即已明白,壮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尽管壮族文明运动轨迹有其独立运行的一面,但又和中华文明运动轨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明古国中的一员。

( 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是哪个考古学家?别是你编造出来的吧?
知道BLENCH是怎么评价郭大顺的红山文化研究的吗?要不要我把原文引用出来啊?
sahaliyan 发表于 2011-11-28 11:28
看来小萨编造上瘾,一看自己没听说过的就怀疑别人编造的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美) 林嘉琳,孙岩主编
去仔细看看哦,没准还真是我编造的哦

要,当然要。我倒要看看你的理解力如何?
O3a3c* (M134+, M117-)
苏老是比较看重如陶寺以及二里头等文化类型的地位,所以他提红山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却没提夏家店上层文化,但是你要注意这并不代表以后中原就什么都优秀,而是北方地区依旧地位重要,是青铜等文明因素传入中原的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1-11-28 11:38
什么都优秀,北方依旧重要,不管怎么说,文明是从中原发生的。
我好象从来都没说过夏商周同一起源吧,相反,我是坚决反击的。
O3a3c* (M134+, M117-)
看来小萨编造上瘾,一看自己没听说过的就怀疑别人编造的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美) 林嘉琳,孙岩主编
去仔细看看哦,没准还真是我编造的哦

要,当然要。我倒要看看你的理解力如何?
hercules 发表于 2011-11-29 13:23
林嘉琳?没听说过,好吧就算这个人存在,依然改变不了大多数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明的定义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国外汉学家连二里头是不是文明都不肯痛快地肯定,你个红山算什么啊。
O3a3c* (M134+, M117-)
"
An interesting example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narratives is the
description by Da-Shun (1995)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of Liaoning Province,
...Da-Shun sees this as ‘the daw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ttempts
to link it with that civiliz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typological indicators...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is region would have been Sinitic speaking
at this period; it is much more credible that the inhabitants would have
been Altaic speakers, either speaking pre-Mongolic or Koreanic languages."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就这么点吗,没看出他对郭大顺的红山文明有什么评价。
红山不是中国文明之正源,这个我都强调过好几次了,只能算很小的一个支流。说句不客气的话,它的影响还不如西亚呢。
O3a3c* (M134+, M117-)
就这么点吗,没看出他对郭大顺的红山文明有什么评价。
红山不是中国文明之正源,这个我都强调过好几次了,只能算很小的一个支流。说句不客气的话,它的影响还不如西亚呢。
hercules 发表于 2011-11-29 13:47
他不是说郭大顺的研究是政治化吗?他定义的中国文明就是Sinitic speaking,因为红山不是,所以说是政治化
但事实上BLENCH理解有误,无论是苏老还是郭大顺都没有说红山居民是汉语的使用者,只是说红山的居民有可能影响了中原。而这些国外汉学家过于夸大了政治在中国学术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不了解造成误解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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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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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你论来论去,还是不能解释你的中原是怎么由阔鼻突颌变成东亚类型,这里某些人的的精神胜利法说是单纯环境造成的,哈哈。至于古代DNA,证据更是对你们打击很大,只有拼命否认了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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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sahaliyan
古代DNA的证据山西横北村和青海陶家寨证明古中原的影响依旧是在古西北,古华北之上的,如果说这种证明不充分,那么古代DNA对证明古西北古华北人群对现代汉族的影响更不充分。
99# sahaliyan  
古代DNA的证据山西横北村和青海陶家寨证明古中原的影响依旧是在古西北,古华北之上的,如果说这种证明不充分,那么古代DNA对证明古西北古华北人群对现代汉族的影响更不充分。
wolfgang 发表于 2011-11-29 14:01
横北村和陶家寨在人种上都不属于古中原类型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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