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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

陈民镇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关键词:虞代;良渚文化;中华文明起源




中华文明的起源至今仍是个谜题。在“九五”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2001年,“十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求更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不过学界对中国的传说时代的历史以及此期间的考古学文化都存在诸多分歧,很多关键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2007年末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公布,震撼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良渚古城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确证势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疑古思潮使中国的上古史框架趋于真空,我们需要在考古学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我们民族的文献资料,重建我们民族历史的开端。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有其特殊性,但绝不是虚无的,也绝不是神话学者所说的“神话历史化”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诸多神话倒是“历史神话化”的结果。在本文中,笔者通过文献学与考古学双重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指出良渚文化实即中国第一个王朝——虞朝的考古学文化。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一、历史上曾存在一个“虞代”

我们在表述中国上古史时一贯以夏商周“三代”并提,事实上,虞代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华文明的开端。这一点,先秦时人皆言之凿凿,却渐为后人所忘却。

先秦的著作皆将虞代视作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虞夏商周”四代说在当时是通行的说法,秦汉之后言“虞”为独立朝代说者渐少,取而代之的是夏商周三代论,古今史家因此忽略了“虞代”是一个独立朝代的事实。而上世纪初疑古之风蔚起,疑古派学者将五帝乃至夏禹都划入怀疑之列,更把夏朝前的历史基本排除在信史之外。笔者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朝,个别学者也曾著文指出中华文明史上曾出现过一个虞代。[1]1956年杨向奎先生提出“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2]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之际,追溯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头,对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历史的寻绎和整理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的历史上曾存在一个“虞代”,这首先可通过古文献审悉之。古文献中对上古时代的虞代言之凿凿,在各种文献中古人多以虞、夏、商、周并提:

《国语·郑语》: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

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墨子·非命下》:

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

《礼记·明堂位》: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吕氏春秋·审应览》:

今虞、夏、殷、周无存者。

此类称述在先秦典籍中不胜枚举,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赘引。事实上将虞代与夏、商并举已为先秦典籍所习见,可见这已是当时人们的指称习惯。在《礼记》、《周礼》等书中,更常以虞夏商周四代并举来排比四代的礼制。夏代之前有虞代,在先秦时代并无疑义。

在先秦典籍中,“虞代”又可与“有虞氏”相互替换。过去学者忽视虞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它只是指称虞舜一代,事实上,虞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包括“五帝”在内的上古诸帝皆是虞朝的世系构成。另外过去承认虞代为独立朝代的学者也往往将虞代世系与虞舜的世系等同起来,而与华夏族世系的上端割裂开来。事实上虞舜的祖先颛顼为黄帝之孙,虞朝世系与五帝世系是相印合的.关于虞代的积年,徐鸿修教授根据《韩非子·显学》中“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的记述,推断出“虞代积年约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100年间”。[3]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中国夏代起讫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准此,虞代积年也相应为公元前3600~公元前2070年。

二、良渚文化是虞代文化

既然虞代历史在文献中有确凿的记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考古学上找到依据呢?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一个族群并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但通过研究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特质却能寻绎到上古族群的讯息。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东南的良渚文化正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200年的考古学文化,浙江余杭良渚被称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 [4]2007年11月底,专家公布了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其为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5]虽然古城的年代及性质一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6]但考古学界以无可质疑的回应维护了良渚古城的尊严。笔者认为良渚古城的年代无可质疑,这可由古城的地层关系得到确证,并且很可能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应与反山墓地、莫角山遗址的兴建时间一致;而其形制与建筑理念无疑是中国国都的滥觞。良渚文化时期已形成礼制,这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7][30—42)而当时社会形态的分化已出现明显的阶级区分与森严的等级制度,王权与国家已然出现。[8][31—45)良渚古城的发现震撼了考古学界与史学界,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文明史在良渚古城身上也得到了确证。有专家因此称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应该是“良渚朝”。其实何必舍近求远,中国历史上有确实存在的虞朝,良渚文化正是虞朝文化!

陈剩勇先生的论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9]和专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10]通过夏文化与良渚文化二者的文化特征的比较,提出了夏文化发源于良渚文化的观点。吕琪昌先生的《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11]一书则从三代青铜礼器的源流的疏理考证切入,揭示夏文化与东南史前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联系,进而探讨夏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路线和时间。东南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良渚先民有着灿烂的礼乐文明和衣冠文明,良渚古城作为都城是同时代独具王者气象的。既然在夏代之前良渚文化已然兴盛,而且夏人的世系实际上是华夏族世系的一脉,那么夏代之前的虞代是否就对应着绵延一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呢?这里尚是个推论,以下试证之。

(一)年代的密合

查之良渚文化明的起讫年代,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是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12][21—46)按照徐鸿修先生的推论,虞朝积年与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竟密合如斯!即便是按照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结论,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也是在虞代积年范围之内的。要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学界还是存在诸多异议的,许多关键环节的分歧仍未能很好地消弭。另外,关于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学界也存在些许偏差,而且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未必能与文献记载的朝代完全等同。无论如何,良渚文化年代与虞代年代的密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年代上的契合是笔者的立论基础,亦是前提条件。

(二)地望的密合

“虞”系有虞氏的部族族称,亦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的徽记。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虞字乃由‘吴’字所衍生。“虞”与“吴”通,古音同在鱼部,同声相假,自古学者无疑义。

无论是夏还是商,其国号都与所在地望有关,如夏朝得名自大夏,商朝源自商丘,虞朝得名亦宜因其地望。良渚文化的集中区域之一即太湖流域,即古吴地。自古盛传周先公太伯奔吴,建立吴国。这在考古学上亦可以得到验证,而周人侵入吴地的时间不早于西周。[13][143)据董楚平先生的研究,吴越的地名、人名基本上以鱼韵字及其紧邻的侯韵字“发声”,“句吴”系吴越当地的发音。[14][13)吴越之地乃华夏族的祖居地,古越语保存了原始华夏族语言的特点。吴国的统治阶层系周人,其邻国越国的统治者为夏人后代,两国的统治阶层皆为华夏族,而其子民系良渚先民迁出东南地区之后从南方迁入的蛮族。所谓古越语是就吴越两国的统治阶层语言而言的,由于处地僻远,故保留了华夏族的原始语言特征。如华夏族的先祖如伏羲、颛顼、句芒等的命名方式,以及诸如“帝喾”、“帝尧”、“帝舜”这一职位名置前的称谓方式都是古越语的明显特征。“虞(吴)”这一名称系华夏族对吴地的固有称谓,吴国所因国名既为当地旧有之名,亦是符合古越语或原始华夏族原有特征的指称。更为重要的是,在殷墟卜辞已见“吴”,即“虞”,那么吴地得名早于周人所建的吴国可见。那么此地称“虞(吴)”自古有之,虞朝以“虞(吴)”地得名亦明矣。

三)世系的密合




虞代并非仅指虞舜一朝,事实上它的世系涵括了从伏羲到虞舜的传承关系,虞朝世系实际上正是华夏族在夏代之前的世系。《大戴礼记·帝系姓》、《世本·帝系》等典籍所记载的华夏族的早期世系绝非无中生有,也并非过去论者所说的儒家整齐的结果。殷墟卜辞已经证实了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商代世系基本无误,这一点王国维先生已有卓识。[15][52—53)华夏族早期的世系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从伏羲开始,历黄帝而枝繁叶茂,这正是华夏族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王朝——虞朝的世系。

伏羲为华夏族始祖,董楚平先生已考证伏羲实为良渚文化的祖神,引证甚详。[16]伏羲是华夏族的始祖,那么是否华夏族的世系皆与东南史前文化有关呢?是的。据笔者研究,“三皇五帝”莫不具有东南属性。由于这个问题牵涉甚多,这里仅叙其端。华夏族的早期地望名号及称谓方式都具有古越语的特征,这实际上是原始华夏族语言的特征,前文已述。笔者的研究发现,伏羲实为少典,女娲实为有蟜,由他们分化出了华夏族的炎黄二系。反山“琮王”(反山M12:98)上的神徽形象不仅与伏羲相合,更与黄帝“四面”、颛顼“戴干”的形象相合,神徽形象实际上是华夏族上古诸帝的一致形象。上古诸帝身上体现出的图腾信息(鸟与龙蛇图腾),皆与东南地区的图腾崇拜相符。笔者还从上古诸帝的文化特征及相关地望着手,而不拘泥于后世的附会记载。董楚平先生已考证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遗址实即昆仑墟,[17]这正是华夏始祖黄帝的居所。少皞、颛顼所居的穷桑地望也在东南,而颛顼葬地封隅山在浙江德清县并无疑义。上古诸帝尤其是颛顼身上所体现的原始宗教特质也只能在史前东南的遗迹找到根据。笔者考证虞舜生地在越地,越地至今广泛流传着虞舜生于斯、长于斯的传说。事实上,除了后世的附会记述,先秦对上古诸帝的地望并未提及。而所谓“墟”或“丘”,实际上是某帝后裔祭祀该帝的场所。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华夏族的早期统治范围正是中国的东南地区,华夏族的早期世系实际上发生在中国的东南。

(四)图腾的密合

董楚平先生即认为“良渚文化既崇拜鸟,又崇拜龙”,并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玉琮等玉器上所刻神徽形象实际上是鸟图腾与龙图腾的结合体,正是伏羲的形象。[18]甚是。良渚文化神徽中神人的鸟爪及展臂姿势具与鸟同构;而其下半部分的兽面实即三代饕餮纹的渊源,饕餮是龙的一种。[19良渚文化神徽形象浓缩了虞代鸟图腾崇拜与龙(蛇)图腾崇拜两种图腾崇拜现象。

先说鸟图腾。中国东南是中国乃至环太平洋地区鸟图腾崇拜或凤鸟崇拜的中心所在。[20] [46)良渚文化的鸟图腾崇拜是为学界所公认的。与良渚先民的鸟图腾崇拜相应,华夏族的上古诸帝也与鸟图腾或凤鸟崇拜有着不解之缘。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帝之子少皞(即玄嚣,又名清、挚),他是华夏族鸟图腾崇拜的典型代表。再看帝喾。在殷墟卜辞中屡见商人崇祀 “高祖 ”,王国维等前辈学者考定“高祖 ”正是商人的直接先祖帝喾(夋)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21] [7)“ ”的形象正象鸟之形。吴其昌先生考证:“故玄鸟即夋也,夋为玄鸟,宜夋状为鸟喙人身矣。”[22]商人亦崇拜鸟,这与帝喾身上的鸟崇拜属性不无关系。帝舜的鸟图腾特征更为明显。[23] [7)虞代世系诸帝的鸟图腾属性正与良渚文化鸟图腾崇拜现象相密合。

再说龙(蛇)图腾。良渚文化的继承者之一越文化的蛇图腾崇拜是学界认同的事实,[24]良渚文化的龙(蛇)图腾除了神徽形象的反映,也为良渚文化所出有蛇纹或鸟纹、蛇纹共存的器物所佐证。[25]山西陶寺遗址所出彩绘龙盘的龙纹与中原的龙形象并无关系,却在良渚文化的蛇纹中找到渊源。[26]据笔者研究,被视作帝尧之都的陶寺遗址实为华夏族北迁后所建之都。与良渚文化的龙(蛇)图腾崇拜相应,虞代世系中黄帝、颛顼、帝尧等皆有龙(蛇)图腾的属性,龙图腾也是华夏族的主要标志。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五)礼制的密合



《礼记》等文献对虞代的礼制等文化内涵多有阐述,过去人们对先秦时人对虞代礼制的言之凿凿颇不以为然,而现代的考古材料却让虞代(有虞氏)的文化从尘封的历史中苏醒——良渚文化正是虞代的文化!

1.虞代与“社”的起源

在古代,对社神的祭祀是弥足重视的,用于社祀的祭坛便是“社”。华夏族的“社”是从哪里起源的呢?笔者的答案是:虞代,即良渚文化。

文献已载中国的“社”要追溯到虞代。陈剩勇先生归纳了三代之“社”的六大特征,[27] [115—116)结合以上特征,陈剩勇先生结合良渚文化的瑶山、汇观山等祭坛遗址,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与三代之“社”若合符节!笔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祭坛已发展成熟,而夏代之前的朝代正是虞代,那么“社”源于良渚文化与“社”肇源自虞代的文献记载实则相合如契。以最大的聚落中心附近的反山为例,高约7.3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面积为2700余平方米,土方量约近2万立方米土方。[28]

    2.有虞氏与良渚黑陶

据陈剩勇先生的研究,典型龙山文化即山东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虽都流行黑陶,但从黑陶的起源、分布区域及其流向看,东南地区是盛行黑陶时代最早的地区。[30][146—149)《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人尚黑的心理正是导源于良渚文化即虞朝时期的。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特色,系轮制,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31][286)《周礼·冬官·考工记》云:“有虞氏上陶。”史载虞代的陶艺是极为精湛的。在华夏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夏代之后,陶器也逐渐退出先民的视野。然而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制礼器、祭器如鬶、爵、觚等都以青铜器的形式继续作为华夏族的礼仪重器。改变的是生产材料这一容器,未曾改易的是华夏族的礼制,而礼制等心理质素是一个部族最为稳定、最为坚韧的部分。

3.有虞氏与“皇而祭”

《礼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郑注云:“皇,冕属也。画羽饰焉。”“皇”指羽冠,“有虞氏皇而祭”所指的便是有虞氏的先民头戴羽冠祭祀祖先及天地。而“皇”又可以在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划符号上相参照。据郭沫若先生的研究,金文、甲骨文中“皇”字的本义为“插有五彩羽的王冠” [32]。在大汶口文化陶器和良渚文化玉器发现了一种被学者们释为“皇”的刻划符号,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本义是指羽毛装饰的王冠:“原始的‘皇’或许就是一种用羽毛装饰的冠。”[33] “皇”指良渚先民所戴的羽冠,亦即良渚神徽上祖神所戴的风字形帽,这正是良渚先民冠饰的反映。有学者认为其象征太阳光芒,这正与良渚文化鸟日崇拜相应。[34]羽冠与“皇”字形、义结合。杜金鹏先生列举了金文中“皇”的各种写法,确认良渚文化神徽上的“羽冠”与古文‘皇’字上半部相像”。 [35]任式楠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的玉三叉形冠饰及其附件,与‘皇’义形对照,正相暗合,可说是中国最初的皇冠。”[36]林华东先生称,起初的“皇”字,可能就是如同良渚玉三叉形冠饰及附件和彩羽合体而成的冠冕,含有华丽、堂皇和辉煌之意。[37][417)“有虞氏皇而祭”即是指有虞先民的巫师如神徽人像所示头戴羽冠(或三叉形器)祭祀的史影。

在《礼记》、《周礼》、《孟子》等典籍中,每每排比虞夏商周四代的礼制。以上撮要叙述了虞代一些文化内涵在考古学上的反映,通过比勘,我们认为良渚文化与虞代文化实相密合。良渚文化已形成礼制,不少学者已经论及。[38]笔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礼制实为三代礼制的源头,这要从聚落、墓葬、祭坛、玉礼器、衣冠、祭仪等方面来理解。东南地区的良渚先民繁盛的衣冠礼乐文明正透射出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明之邦,绝非传统偏见下的野蛮之国。而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无出现具有华夏民族特征的礼制,中原地区出现礼制也是良渚文化北迁后的结果。“礼”作为贯穿华夏文明始终的重要文明质素,是区分蛮夏的标尺。华夏文明独有的“礼”是在东南地区诞生的,从这个层面讲,东南地区作为华夏族的发祥地实可成立矣。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如稻作农业、玉器、丝绸、汉字、礼乐、衣冠等皆在良渚文化时期诞生并定型,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在中国东南地区、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而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化业已进入文明社会并已形成国家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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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密合的论证,我们认为,良渚文化正是虞代文化在考古学上的反映。

三、洪水传说与良渚文化北迁

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左右突然在东南地区消亡了,这成为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在中国东南的良渚文化如日中天之际,在距今4000年这个拐点戛然而止了。良渚文化突变为马桥文化,前后文明层次大异。在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竟存在近500年的缺环。有趣的是,在东南良渚文化消失之后,发展相对迟缓的中原突然奇迹般地冒出了良渚文化的诸多先进元素,崛起了夏王朝。

有关良渚文化的消失之谜,学界主要存在气候恶化说、洪灾说、北迁说、海侵说、扩张失利说、自身矛盾说等。笔者支持气候恶化说、洪灾说与北迁说,它们三者实际上是有因果关系的同一链条。在先秦的典籍里,我们常常可见先贤对上古时期一场可怖的大洪水的叙说。从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诗经》,及至战国诸子,有关那场洪水以及由此衍生的传说一直盛传不衰,史不绝书。时间是尧舜之世,正是良渚文化在东南地区消失的时候;而且,良渚文化也的确是毁于气候恶化所引起的洪灾的。研究表明,在距今4200年前后,中国的自然环境的确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灾害。

首先是天象的异常。在距今4000年左右,发生了“九星连珠”现象,即九星地心会聚。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共发生了三次九星地心会聚。[39] “九星连珠”现象对地球的天象影响颇大,公元前2133年的那次灾变正对应了良渚文化的消亡。

其次是小冰期的到来。在小冰期的阶段,气温和降水量的年变率较大,旱涝及其他自然灾害出现的频率都远远高于其他时期。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面临的正是一个小冰期时期。[40]

再看良渚文化遗址的淤泥层情况。考古实际说明,在许多良渚文化层的上部都发现有一层淤泥层,如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苏吴江梅堰、上海青浦果园村等遗址,表明当时曾经发生过较大的水患。[41][306)张明华先生指出,江海遗址良渚文化层面上多至三层的淤积土,客观地反映了当地前后相去不远的三次洪灾,以及从上游不同地域、三个方向携来泥浆沉淀的实物记录。[42]

埋藏古树的分布情况也是东南地区发生过洪水的佐证。从沉积学角度看,埋藏古树对古洪水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埋藏古树分布很广泛,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时段集中于距今4200~4000年左右。[43]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在距今4200年左右急剧恶化,这次环境恶化更直接导致了良渚文化的北迁。据研究,良渚文化地区在4.2~3.9kaB.P.间不仅温度降低,而且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涝作用。[44][301)综合植物孢粉、淤泥层情况及埋藏古树的分布,东南地区在距今4000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洪水当无疑义矣!

由此联系到距今4200多年时良渚文化在东南地区的神秘“消失”,再联系到距今4200多年中原夏文化的突然崛起及其与良渚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再联系到浙江地区丰厚的大禹治水故迹,良渚文化“消失”及夏王朝建立的因果关系实已甚明。“九星连珠”与小冰期等天文现象作用下,导致气候异常,当时东南地区的长江、太湖、东苕溪等水系因此而泛滥,遂导致东南地区自然环境恶化,成为华夏族举族迁徙的直接原因。

至于海侵说,其并不具充分的证据。[45]扩张失利说与自身矛盾说也常常是相辅相成的说法,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解释。[46][104—119)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在晚期并没有消亡的迹象,只是其政治中心已经从余杭良渚向外转移。良渚文化始终是一种强势文化,扮演着不断向外扩张、向周边文化圈辐射的角色。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北及甘青,南至赣粤,莫不受其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良渚文化对中原的夏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其文化内涵作为基因直接注入了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董楚平先生的研究认为良渚先民是经由安徽进入中原的。[47][102)吕琪昌先生通过史前陶器的研究厘清了良渚文化北迁中原的路线,其结论也是经由安徽逐鹿中原。目前来说,二里头文化(至少是一、二期)是夏文化是没有问题的,而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是王湾三期文化,而上蔡十里铺正是王湾类型诞生的起点,最终统一了豫东南并穿越豫中直达西北部边界地带。[48][244) 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北迁中原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夏王朝。史前的那场洪水是促成中国东南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洪水传说正是这一浩劫的反映环境的恶化使良渚先民不得不举族迁徙。华夏族的大禹带领族人与洪水奋战,走出了困境,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又与中原的土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赢得胜利,从而完成了虞朝向夏朝的转变。
还真有点道理,二里头的箭镞都是骨蚌做的,不是石制的。
本帖最后由 whhejm 于 2014-1-4 23:21 编辑

我也一直认为商、周文明起源于东南,用海边的贝壳当钱使用就是证据之一,但上文提到的羽毛装饰的“皇”冠与现在台湾、美洲土著有没有关系呢?希望楼主附上文章链接,再附上图片。
当然,在三五千年前,可能不止一次有西来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文章链接http://www.guoxue.com/?p=499

图片应该在他引用参考文献上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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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J〕.考古,1992(10).

[35]杜金鹏.说皇〔J〕.文物,1994(7).

[36]任式楠.良渚玉三叉形冠饰与皇冠〔N〕.中国文物报,1991-10-20.

[38]陈剩勇.礼的起源——兼论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J〕.汉学研究,1999(1);吴汝祚.良渚文化礼制的形成及其影响〔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39]张善余.全球变化和中国历史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5).

[40][43][45]程鹏、朱诚.试论良渚文化中断的成因及其去向〔J〕.东南文化,1999(4).

[41]吴建民.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时期的古环境〔C〕//徐湖平.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42]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J〕.江汉考古,1998(1).

[44]王富葆、李民昌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C〕//徐湖平.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46]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三叉形冠饰,最早应追述到良渚文化。三叉形玉冠饰当时出土于死者头部附近,出土时中叉的上方紧连一根长玉管(见上图),三叉形冠饰往往还有成组的,3至13件玉锥形器同三叉形冠饰相邻或叠压。因此,三叉形冠饰、长玉管和呈集束状的锥形器,是配套组装成整件使用的。由此专家推侧,三叉形冠饰应是戴在首领头上的王冠。
        三叉形冠饰及其附件,与汉字中的“皇”字上部字形符合。皇的本义为冕,也就是冕的象形,上部像插嵌五彩羽毛的冠饰,下部为冠架,今天一些简化的皇冠图形也是在圆形帽上面画三支带宝珠的尖叉。古代文献曾记载说远古时有虞氏部落首领就是戴着彩羽的冠冕举行隆重祭典的。后来,这种有精美玉构件和彩羽合制而成的冠冕被称为“皇”,有富丽堂皇之意。封建王朝时又进一步将最高统治者与天神结合为一体,称为“皇帝”。可见,良渚文化的玉三叉形冠饰极可能是中国最初的皇冠。
陈剩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这个论文我本来想上传的可惜文件大太上传不了。
吕琪昌-青铜爵与良渚陶鬹的关系再议
筆者在《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一書中曾提出夏朝可能淵源于良渚文化的論點。此看法主要是以夏文化的重要禮器──封頂盉、爵、觚作為立論基礎,然後研究其起源與傳播路線而得到的結論。當時的研究發現:封頂盉是「“太湖系統”的“卷葉流”陶鬹傳至中原地區後的變體」;爵則是「“太湖系統”陶鬹隨著部分良渚先民的西遷而進入安徽及江漢地區,後又進一步轉進中原的河南地區,並在當地衍生出了一個新的品種」。壹、《青銅爵、斝的秘密》的觀點  封頂盉與良渚文化陶鬹的傳承是毫無疑義的,但在論述爵與陶鬹的關係時,筆者則提出兩個疑問1:
1. 爵與鬹器形大小懸殊,是何原因? 2. 爵鋬與鬹鋬位置不同,有何道理?  針對這二個問題,筆者當時的理解是:「鬹是溫酒器,爵是飲酒器,所以大小懸殊,鋬位互異。2」  此外,爵的前身──原始陶爵的三足皆為實足且極短小,也是與陶鬹的重要差異所在。筆者當時的的解析是:  三實足短小,只徒具形式,說明沒有溫酒的功能。它的存在,可能只是對陶鬹祖形的保留罷了!孟津小潘溝出土的一件三足較長,僅是個例,不能據以認定有溫酒的用途;然此件除流與鋬的相對位置不同於鬹且器形較小外,其餘形式皆像極了陶鬹,可明顯看出與鬹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另外在湯陰白營遺址還出土了二件無足的“原始陶爵”,也可證明爵之初始並不用來溫酒。還有,“原始陶爵”多是細泥質陶,這更是不能作為溫酒的最好證據3。
針對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爵是酒器的一個新品種──具有圖騰象徵意義的“飲酒器”。再透過區域性相關器物的比較,提出在發展過程中可能融合了海岱地區的“三足陶杯”造型因素的看法。最後的結論是:青銅爵的最原始根源是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陶鬹。在良渚文化中晚期時,太湖系統陶鬹可能隨著部分良渚先民的西遷而進入安徽及江漢地區,後又進一步轉進中原的河南地區,並在當地衍生出了一個新的品種,那就是“原始陶爵”。“陶鬹”更可能在安徽中部地區就已經與來自海岱地區的“三足陶杯”因素融合形成“原始陶爵”,然後再向西傳入河南地區。“原始陶爵”產生的原因,是由於人們對於特殊飲酒器具的要求,這個要求可能是基於對原居地的懷念,或為了創造出有別於一般的飲酒器來供有特殊地位的人使用;“原始陶爵”多製作精緻,可用以說明這個道理。“原始陶爵”持續發展,朝向更特殊化、更精緻化演進。可能是受了近親“封頂盉”的影響,“平口捏流”變成了細長的管流,並在根部加裝“雞冠形裝飾”,用以強調它“象鳥”的特別意義;胎體更加輕薄,脫離實用而朝禮器性質轉變等等,都說明了它在所有器物中的特殊地位4,
貳、問題的發現與修正  一、發現的契機  2005年筆者在臺灣某古董商處見到了一件高僅17厘米且袋足瘦細的小型陶鬹,為細泥質磨光黑陶,與以往所認知的夾砂質且形體多較大的型式明顯有別。嘗試用手把握此小陶鬹,發現非常適於執持飲用(圖1)。這個現象讓筆者有了新的想法:良渚文化陶鬹可能有大、小兩種類型,大型鬹為夾砂質,用作溫酒器。小型鬹為細泥質,是飲酒器。  二、資料的複查  筆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因為所見過的陶鬹實物皆較大,且目標一直聯繫到封頂盉及斝,故而直覺地認為陶鬹都是溫酒母器,忽略了對尺寸問題的考察。有了前述新的認知,
3 乃重新複查可能相關的長江及黃河下游地區陶鬹出土資料。  (一) 太湖系統  環太湖地區沒有隨葬陶鬹的傳統,因此正式考古發掘的出土資料遠遜於海岱地區。又由於出自遺址,多殘缺難以復原,也對資料的歸納分析帶來很大的困擾。2006年7月筆者杭州之行,就針對此一疑問訪查當地收藏家及古董商,得到了許多有益的訊息。民間收藏的良渚文化陶鬹以晚期為主,數量多於預期;由於多出自沙塘,保存狀況也都不錯。雖然這些並不是考古發掘的資料,無法作為學術研究的絕對依據,不過在資訊嚴重不足的狀況下也不失其參考價值。
1. 前良渚時期  探討環太湖地區陶鬹的發生過程,大致可追溯至河姆渡文化及馬家浜文化的早期。由於處於初始階段,其型式 多樣而複雜。以足部來看,有無足、三實足,抑或前雙袋足後一實足的;從口部來說,有無流、捏流、管狀流等。
(1) 雙袋足異型鬹  早期的雙袋足異型陶鬹有“平口捏流”及“管流”兩種類型,其流與把手皆如爵一樣成90度角的關係。從人因工學的角度分析,主要應該是作為飲器來使用。
在尺寸方面,餘姚河姆渡遺址的一件高16厘米5,奉化名山後遺址的一件高17厘米6。良渚廟前遺址有兩件比較完整,一件高約18厘米7,另一件高15.8厘米8。另浙江長興據知出土十餘件,僅知一件高22.6厘米9。似乎可區分為大小兩類,大型之高度在22厘米左右,小型的高度則在17厘米上下。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多數為小型,其容量確實適合作為飲酒器。另就目前資料看,小型的皆為管流,大型的一件為平口捏流,或許也有功能之區隔的意義。
再就陶質來看,多數為夾砂紅陶或灰陶,僅名山後遺址一件據報告所寫是泥質灰紅陶。夾砂陶有抗熱震的物理特性,一般作為炊煮器來使用。泥質陶質地細膩,但會因局部加熱或急冷急熱而破裂,不能作為炊煮之用途。若報告記載無誤,則名山後的泥質灰紅陶件肯定只能作為飲器。其它之夾砂陶質,則可能兼具溫酒功能,亦或只是早期製作工藝較為原始,陶質功能尚未明顯分流所致。
本帖最后由 奋斗 于 2014-1-4 19:27 编辑

2) 側把盉  早期的河姆渡文化及馬家浜文化有很多被稱為“側把盉”的器物,其流與把手也都成90度角關係。從底部形式看,有的平底,有的則具備短小的三個實足。從陶鬹發展
的研究顯示,此類器物與後來陶鬹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認為是陶鬹的最原初形式。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馬家浜文化的側把盉多件,其高度從7.7到18.6厘米都有,多數在14厘米左右10。不論從流與把手的角度關係,或是器物容量來看,作為飲器應該是可以確定的。此類器在餘姚河姆渡、餘杭吳家埠11、奉化名山後等遺址也都有出土資料,情況大致相同。  側把盉的陶質在多數出土報告並沒有逐件說明。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多件,其整體描述為:「陶質除第四層有夾砂黑灰陶外,以夾砂紅陶為多。」河姆渡、名山後出土的則夾砂陶、泥質陶都有,陶色也以紅陶為主。側把盉在發展序列上比異型鬹更早,陶質、陶色更看不出有分流的現象。  2007年筆者在餘姚田螺山遺址見到大、小兩件盉形器,據發掘人員說是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小盉即前述之側把盉,大的一件為前所未見的刻紋壺形陶盉。刻紋陶盉壺體之中部兩側有對稱雙系或扶把,上部則前後對應著流口與尾形飾。紋飾刻劃精美,頂面為葉紋,器腹周側則環繞著豬、鹿等動物圖像。另於尾下還有一抽象紋飾,與良渚文化常見的飛鳥紋相似。筆者認為此器也是鳥形象徵,可能就是大型陶鬹的源頭。田螺山遺址的大、小盉形器,說明環太湖地區酒器的使用功能分化得很早。
2. 良渚文化期  良渚文化的陶鬹已經發展成熟,從足型來分有袋足與實足兩大類。另外,在良渚文化晚期還有一種帶流闊把杯,雖非陶鬹之屬,但對於爵的起源可能也具有參考價值。
1) 袋足鬹  從目前已經發表的考古報告來看,經由正式發掘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鬹數量很少,所能提供的訊息非常有限。從所提供的部分尺寸資料統計,高度介於18到26厘米之間,數據也多分散,無法歸納出可資參考的結果。此外,良渚文化袋足鬹的足部形式很複雜,其足徑大小關係容量至鉅,也不能夠以高度作為比較依據。  從2006年杭州之行所見到的實物來看:多數陶鬹容量較大,裝滿液體後很難單手把飲。這類陶鬹有的在器底有煙炱痕,可以判斷是作為溫酒器來使用。不過也有一些胎質細膩、 打磨光滑物件,或有作為禮器的可能。另有一類陶鬹,不論高度如何,其容量顯然較小,適於執持飲用。這類陶鬹的外觀胎質細膩光潤,絕無煙炱痕跡。(圖2
此行所見,良渚文化袋足鬹色澤以黑陶最多,黃陶較少。尤其是小型鬹,上手的全是薄胎的磨光黑陶。陶色的分布現象,同樣見於良渚文化實足鬹。
2) 實足鬹  良渚文化實足鬹在考古報告多被稱作盉,出土資料較袋足鬹更少。尤其多是殘件,尺寸並沒有標示。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只有三個數據,上海金山亭林遺址出土兩件皆夾砂陶質,高度尺寸分別是17.8與17.9厘米12。青浦福泉山遺址M9墓所出一件甚小,高度僅5.9厘米,三足極短,陶 質不詳13。此件另有一個特色,就是「流口側向與器把成直角」,顯然是作為飲器的設計。大、小明顯區別的狀況在杭州所訪查的民間收藏品當中同樣得到證實。(圖3
(3) 帶流闊把杯  帶流闊把杯的特徵是有上翹寬流和闊扁把手,同樣具備鳥形的象徵意義,可以視為陶鬹的一個支系。此類器物流行於良渚文化中晚期,數量很多,說明其普遍性。陶質皆為細泥質的磨光黑陶,製作精美,也顯示其特殊性。帶流闊把杯說明了良渚先民對精緻飲酒器的重視及圖騰性格的要求。  (二) 海岱系統 1. 大汶口文化期  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期的陶鬹很顯然也有許多是作為飲器的小型物件。  兗州王因的一件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實足鬹,其口至底高為14.4厘米,流與把手約略成90度角,質地為泥質陶14。不論從流與把手的角度關係,或是陶質、器物容量來看,作為飲器是可以確定的。此器被許多學者視為陶鬹始祖,但據筆者研究應是環太湖地區側把盉的後裔。  大汶口文化的實足鬹和袋足鬹也都有一些形體很小的,應是作為飲器用途。實足鬹如大汶口遺址的一件高13.5厘米15,茌平尚庄一件高15厘米16。有腹小袋足鬹最小的一件出於鄒縣野店,高僅13厘米17,大汶口也有一件高17.1厘米。
2. 龍山文化期  海岱龍山文化陶鬹很少有高度20厘米以下的物件。泗水尹家城有一件雖僅高
19.5厘米19,但形式是筒腹短足,容量不小。安丘老峒峪一件高20.2厘米,肥碩的大袋足也能容納較多的液體。唯一發現可以作為飲器使用的三足帶流器出自日照堯王城,高13.5厘米,沒有海岱陶鬹的典型特徵,〈簡報〉稱之為鼎20。故此器可能不具陶鬹的象徵意義,即或有也只是個孤例。  很顯然,海岱龍山文化作為飲器的是許多製作精美、造型多變的陶杯。大汶口文化時期作為飲器使用的小型陶鬹至此階段幾已成為絕響。
三、資料的比較  就資料的分析及實物目睹所及,太湖系統陶鬹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大、小兩種類型,而海岱系統則在進入龍山時期後小型陶鬹已經不復存在。河南地區中原系統陶鬹的起點是上蔡十里鋪,傳入的時間點在龍山中期。因此,作為爵的來源的小型陶鬹,其源頭只能往長江下游地區追尋。
四、論點的修正  通過資料的比較,可以肯定爵的源頭最有可能的是環太湖地區的小型陶鬹。基於這個新的認知,將青銅爵的來源與發展修改如下(圖4):  (一) 器物的源頭  成熟的“爵”是由流行於王灣三期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的“原始陶爵”轉化而來。  “原始陶爵”的最原始根源是環太湖地區的小型陶鬹和帶流闊把杯,其轉化過程雖然還不清楚,但源流關係是可以肯定的。  “原始陶爵”後來再度結合“封頂盉”的管流形式,出現了“原始管流陶爵”。“原始管流陶爵”先派生出青銅“管流爵”及“管流陶爵”,而後才轉化為“槽形流”的最後樣式。
(二) 傳入河南的路徑及發展過程 1. 從太湖地區到江漢及安徽地區  良渚文化時期,環太湖地區的“細長頸卷葉流細袋足鬹”輾轉進入江漢及安徽地區,並派生出“細長頸平捏流”及“粗短頸平捏流”兩種形式。推測小型陶鬹或帶流闊把杯可能也隨著這波潮流同時進入此一地區。  2.“原始陶爵”形式的完成  從目前資料來看,以河南上蔡十里鋪出土的“原始陶爵”最早。綜合陶鬹的整體發展及傳播路徑,其轉化過程應該是在安徽淮北地區。  3. 從豫東南地區進入河南  如前述,河南上蔡十里鋪是“原始陶爵”第一個據點。其後,沿汝河及潁河兩路向伊、洛地區推進,成為王灣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王灣三期文化的後期,在禹縣及登封地區,“原始管流陶爵”出現並逐漸取代了原有形式。二里頭文化早期,青銅“管流 7 爵”誕生並影響了“陶爵”的形式。不久之後,青銅“槽流爵”取代了“管流爵”而成為爵的標準形式。
參、對夏文化起源觀點的再確認  在《青銅爵、斝的秘密》一書中,筆者通過夏文化的重要禮器──封頂盉、爵、觚的起源與傳播路線之研究得到夏朝可能淵源於良渚文化的結論。其中,封頂盉來源於“太湖系統”的陶鬹是毫無疑問的。爵的起源則雖綜合各種跡象也溯源到良渚文化,但終歸還是有些許推測的成分。畢竟,海岱文化區也盛行陶鬹,是否可能才是爵的源頭呢?  通過此次研究,爵的來源更加肯定了!它是環太湖地區小型陶鬹的後裔,是隨著良渚先民的西遷經安徽輾轉進入中原河南地區的。  觚的來源曾經是最大的疑慮!但餘杭卞家山遺址漆觚的出土,也以十足的證據肯定了觚與良渚文化的關係21。
遠古禮器的象徵意義至深且大,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上古族群的區隔涇渭分明,《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又說:「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下,作為夏文化上層階級精神象徵的封頂盉、爵、觚三大禮器,有可能是來自外族的器物嗎?夏朝貴冑們會拿著來自蠻夷的封頂盉作為祼祭的禮器嗎?  可以更加肯定地說:封頂盉、爵、觚的良渚文化來源的確認,證明了夏王朝主體正是淵源於當時的最高度文明──良渚文化。
吕琪昌-青铜爵与良渚陶鬹的关系再议论文联接;http://wenku.baidu.com/view/105ed1610b1c59eef8c7b470.html
吕琪昌-陶鬹-遠古文化與創意的傑作 http://www.docin.com/p-186321125.html
良诸玉石图这个联接有不少图;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a1c7510100ir53.html
陈剩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分段上传;
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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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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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hhejm 于 2014-1-4 23:58 编辑

奋斗提供的链接,简直是无尽的宝库!

看来复旦寻找三皇五帝还真不是梦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a1c7510102e75g.html
这种文章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文章,大家可以体验下。
O3a3c* (M134+, M117-)
另传授一个秘籍,如果一个观点,只有地方上的人(如浙江)或者特定研究者持有(如这里的良渚文化研究者),那基本可以扔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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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次数

O3a3c* (M134+, M117-)
19# hercules

是不是要扔废纸篓是一回事。就像

考古如果不和分子人类学结合起来一般都不容易说服人。反之分子人类学如果不结合考古,那也是空谈。反面例子如河南曹操陵墓的认定,正面例子如复旦做曹操后裔的认定研究。感觉以后的发展方面考古应该会和分子人类学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的观点是否正确自然会有人来论证,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事多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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