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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计划生育强制结扎人流害苦了中国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fd0e8001014yb5.html
[导读]强制上环、结扎、流产、引产被捆绑在“计划生育”的无敌战车上横行了30年,不知损害了多少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也不知还要残害多久。被强制节育后深受各种后遗症折磨的普通民众被夺走了太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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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强制结扎人流害苦了中国人

近日,媒体爆出陕西镇坪县怀有7月身孕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竟被计生人员强行暴力引产的事件。人们又一次强烈感受到了计划生育强制人流、绝育的惨无人道。

长期以来,计生部门只津津乐道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对强制节育给国人造成的伤害则遮遮掩掩,或予以回避,或轻描淡写。计划生育捆绑人工流(引)产、强制结扎究竟让老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一、强制流产、绝育害苦了中国女性!

在中国,妇女是避孕节育的主力军,避孕手术85%以上是女性做的。然而,基层计生部门只管“上环、结扎、引流产”,对由此引发的妇女身体、心理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严重问题却很少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强力推行“一环二扎”,让女性深受其害,涉及人数与引发问题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强制上环:僵硬的政策让最仁慈的节育措施也有害

1980年代初至今,根据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生过一个孩子的妇女,都必须上环(在女性体内安装宫内节育器——“避孕环”用以避孕)。上环原本是相对安全可靠的长效避孕措施,但在强制安装的情况下,由于政策僵硬、手术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原因,上环严重损害了一些妇女的身心健康。

1、 上环时间过长,甚至跟肉长到了一起

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农村妇女生育一胎后,必须上环直到50岁,而且严格规定未经批准不许私自取出,还要定期检查。部分妇女由于节育环在体内放置时间太长,大大超出了节育环的使用期,很容易跟肉长在一起,即使到了50岁也无法取出。在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人通知那些上环者,很多人到60岁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取环了。(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2、由于体质或手术条件差等原因导致后遗症,危害身体健康

据南京大学孔星星针对山东省某市的调查发现,由于不顾妇女体制强行上环,或者上环手术卫生条件差等原因,部分妇女在上环后出现了腹痛、不孕等后遗症,严重损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

妇女A,今年34岁,自生育一孩做完上环手术后,小腹部总是时常疼痛,当去计生部门复查时,负责手术的同志告诉她,这是正常反应,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现在已经过了四五年,还是时好时坏。又不敢私自将环取出,因为村里每三个月就进行一次环情与孕情的检查,如果节育环不见了,还要加倍罚款,并且自己付费安第二个,所以A就一直这样拖着,把希望寄托到将来49岁过后,能将环取出,恢复正常。实在痛的厉害就去村里的诊所打点消炎针。(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加拿大学者宝森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当地妇女在谈及上环时也很无奈:

“一位有三个儿子、经历过无数次小产和流产的妇女说:当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是有药可吃的,但吃药不很合适,你可能会不停地流血。所以,我不敢吃了,戴了环。放环20多天之后,我的月经就来了,流了八天血。他们第三次给我放了,环真的是很差。到38岁我最终做绝育之前我走了那么多弯路。”(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P312-356)

3、有人为私自拿出“避孕环”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被计生办强制上环之后,有些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孩子,想方设法想把它拿出来,一般的是出点钱找个产婆将其取出,比如黄树民教授在福建省林村调查时,村委书记告诉他:“就算装了子宫环,还可能会找一个没有执照的产婆,把它拿出来。我听说这一带有个产婆,定期到我们村里来帮人取出子官环,每次收10元人民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P202)

但也有因为采取愚昧的方式私自取环而让女性付出惨痛代价的,比如1988年5月我国南方某村民“想动员妻子再给他生个男孩,可是妻子子宫里‘躺’着个金属环,公家不给取,自己又摘不下来。怎么办?丈夫三打听两打听,不知从哪打听出个损招,用丁烷贮气管炸……结果金属环安然无恙,倒把妻子的盆腔和腹腔炸穿,阴道撕裂,妻子伤势惨重,休克了过去。紧急抢救。医院给他妻子输了3800毫升血,才保住了性命。接着是阴道修补术,子宫切除术。”(《中国生育秘闻录》P91)

(二)强制结扎:最害人的“长效措施”

上环虽然有后遗症,但对女性身体的损害还并不算大。最为计生部门所推崇的“长效措施”是结扎手术(指输卵管结扎手术),因为这种方式对计划生育管理来说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但其后遗症之多,对女性身心健康损害之严重,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1、 手术环境差、医生素质低导致被结扎人群后遗症多发

中国大多数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生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以“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大量强制进行,根本不考虑妇女的身体状况,也无法保证手术环境,更不要说手术质量了。当时的结扎手术普遍是在两种情况下做的:

一是通过发动所有计生人员突击下村检查,逐户清查,将未落实节育措施的对象集中到村委会或学校等地实施手术。张瑞昌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以集体会战形式进行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占了总手术量的90%(张瑞昌,1994.《吉林地区节育手术后遗症调查分析》,《中国妇幼保健》第2期)。而湖南省临沣计生委服务站对1983年以前的计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的调查也表明,有90%的后遗症患者是在村组临时搭棚做手术的。有一个村在社员家里一天给13个妇女做了结扎手术,术后有8个因刀白严重感染而住院(祝海明《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后遗症防治初探》,《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1996年第8期。)。

二是通过计划生育巡逻车,将锁定目标的个别“反抗分子”强行拉到计划生育服务站,不分青红皂白,不容节育对象有任何的质疑,一切等到节育手术之后再说。虽然计生部门宣传说“整个手术时间约20分钟,术后休息1小时‘即可回家’,两天后即可‘照常工作’”,并信誓旦旦地说“对身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但由于大多数基层计生服务站医疗条件所限、设备简陋、技术与卫生条件不达标,导致手术后遗症比比皆是。

同时,2007年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15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中,有5万人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1980-1990年代合格人数则更少,而强制结扎手术数量极大,可以肯定,那时大部分强制结扎手术是由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做的(《三分之一计生技术服务人员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这就更导致手术后遗症大量增加。

2、 结扎后遗症给妇女生活带来极为严重的伤害

由于上述原因,即便不考虑结扎手术失败对妇女身体带来的直接损害,仅仅是结扎后遗症对很多妇女的生活几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身体伤害,多数后遗症患者长期忍受后遗症痛折磨,不仅干不了重活,连基本的自我照料都存在困难;二是精神伤害,由于长期经受病痛折磨,神情颓废、无望、或招致家人嫌弃;三是经济负担,多数后遗症患者需长期服用消炎药,成为家庭一项重大开支,拖跨整个家庭。(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孔星星针对山东省某市两个村子的调查现实,这样的病例非常普遍:

妇女1,生育两个孩子后,1986年10月被强制在村临时搭建的卫生棚实施结扎术时伤及膀光并发尿漏症,久治无效,腹痛频繁,躁气不绝,多年丧失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神情低迷,家境贫寒,多次向镇计生部门反映未果,只能靠当地民政局给予少量救助维持生活。原因是她只记得当时手术的医生姓姜,其它一概不知,也无任何证据手续证明自己是因结扎手术引起的后遗症,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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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tianya.cn/post-4353581-63768263-1.shtml
据人民网报道,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7月9日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以“从严治党必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为题与网民交流时,警告自由主义泛滥将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



他以苏联解体为例称,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结果“不少苏共党员甚至是领导层的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



他指出,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思想混乱最后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就眼看着哗啦啦地轰然倒下,不能不发人深思。”



实际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自身的溃烂,是专制集权体制己走到了尽头,是俄罗斯人知错改错重新寻求发展道路的全面觉醒。这场以非凡勇气甚至巨大代价完成的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和历史性进步,彻底结束了70多年的专制集权制度,虽然这个过程有反复有波折,但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苏联解体之前,几乎所有重要的异议分子意见领袖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甚至遭迫害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这个政权必须改变。“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现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对苏联解体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曾专门撰文阐述了自已的观点,称“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专制集权体制的维护者习惯于把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和西方敌对势力,这是很无耻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利益集团的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造成的。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麻木不仁,贪婪鄙俗,道德败坏,毫无廉耻;又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贪污纳贿,奢靡浪费,挥霍无度,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创造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回避责任,不知廉耻地指责戈尔巴乔夫和西方敌对势力葬送了苏联。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导致苏联解体的恰恰是那些顽固抵制改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扰改革破坏改革的顽固势力。他们为了手中的特权,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那个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利益集团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只是他们已有的种种特权和利益。



从历代苏联(俄罗斯)领导人身上,可以看出深刻的俄罗斯特色。他们几乎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一位有着显赫身世,除列宁和斯大林是靠革命掌握最高权力之外,其他人都是从最底层干起,在体制内逐步升迁上来。斯大林是残忍暴虐,冷酷奸诈的暴君;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率真质朴,信念坚定,胆大敢为,又不失俄罗斯人特有的狡黠;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平庸无能,虚伪狡诈,装腔作势,道德败坏;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算是俄罗斯的精英,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修养以及理想主义的热忱和追求。



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只有两类人能够真正在俄罗斯执掌大权,要么是斯大林这种以牺牲千万人生命来建立极权制度的暴君,要么是勃列日涅夫这种能够带领特权集团巧取豪夺攫取利益的奸佞小人。



勃列日涅夫开创了苏共“集体领导”时代。特别是其统治的前几年,勃列日涅夫特别倚重“集体决策”。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几乎从不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大家各自发言讨论,形成一致之后,再根据这个一致意见做出总结,仿佛只是一个单纯的会议主持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虽然勃列日涅夫没有列宁斯大林的资历和权威,但由于完全符合苏共体制的需要,他的权力基础实际上非常牢固;随着时间推移,他实际上已经挟持了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实现了集体领导下的“个人独裁”。



苏联体制的演进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制衡局面,尽管矛盾冲突不断,但是体制利益最大化成为全党共识。一方面,苏共官僚们绝不允许再出现斯大林那样的人物,另一方面,也不绝允许高层因内斗分裂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团结和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领导集体的基本原则。



由于这种体制特征,勃列日涅夫处于超然的地位,实际权力坚如磐石。即便是后来勃列日涅夫病入膏肓,确实无力负责日常工作主动提出辞职时,也遭到政治局的一致反对。“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层“害怕任何改变”。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成了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可或缺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走向保守和倒退。缺乏绝对权威的“集体领导”体制,使得领导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触碰意识形态的红线,而采取坚决的“宁左勿右”的立场。越“左”越“保守”就越安全,甚至在“左”上面互相攀比,以显示自己对组织的“忠诚”。



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在政治及舆论方面具有自由化特征的改革,停止批判斯大林,改为正面颂扬,全面收紧舆论控制,以严厉的高压政策对付政治异议分子和少数民族意见领袖。勃列日涅夫重新颂扬斯大林主义,并不是苏共领导层真正喜欢斯大林主义,与此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斯大林体制的罪恶,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斯大林主义复活。



之所以正面肯定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完全否定斯大林,也就是否定了这个体制,直接威胁到苏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就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赫鲁晓夫时期一度解冻的文化舆论界也重新冰封起来,报刊电视及文艺作品都受到严格审查,要求高度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包括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大批异议分子都被抓捕流放,甚至驱逐出境。



勃列日涅夫全面加紧了对特权阶层的利益输送和收买,并不惜血本迎合讨好体制内的所有人,对体制内泛滥的特权和腐败现象采取了彻底的放任纵容态度。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时代频繁调动干部的做法,使得各级干部不仅官位无忧,还得以充分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勃列日涅夫大幅增加了政治局,书记处和苏维埃主席团的名额,不仅让老人得以保留官位,也让新人有机会升迁到权力核心层,形成了皆大欢喜的政治局面。



勃列日涅夫对各级官僚的庸碌无为甚至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甚至是公然的纵容包庇。各地的第一书记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俨然成为土皇帝。有人写信举报某地的第一书记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勃列日涅夫不仅不做任何处理,反而对这个官员大加赞誉,并把所有举报信都寄给他。勃列日涅夫时代,奢靡消费向更低层官员群体扩散,而且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攀比炫耀之风席卷整个政坛。



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时代的缓和姿态,采取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与西方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虽然消耗巨大,代价高昂,但维护和加强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和苏联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舆论宣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实际上共产主义信仰早已在这个利益集团中彻底消失,国家机器和苏共都已经彻底沦为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保守僵化,昏庸无能,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最终吃空了这个国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败坏,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亚历山大.鲍文是前苏联知名记者,他在1988年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随着人民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谎言和欺骗越来越厌恶,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自然遭遇到空前的质疑,因而苏联解体发生在一夜之间,这一点也充分说明那个貌似强大的政党原本极其脆弱,庞大的躯体早已如同朽木,稍有风雨袭来,就轰然坍塌!
除了战争瘟疫等难以预料情况,长期预测很难准确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方差会随着时间积累会越来越大,尤其是解释变量本身又需要有条件预测的情况,所以我们对于未来不能自负,以为政府是上帝可以操控一切的理论注定要破产,蛮干无人性不顾民心的政策注定会失去民心,得民心者方可得天下。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page=1&1=1#839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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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31]
  温家宝的这段着名演说其实就是照搬牛文元的观点,比如《学习时报》第220期发表的文章《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32]:
  “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
国人真的应该哀哭了,面对惨烈的人口危机和即将到来的人口崩溃,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根本不谨慎,根本没有先在一些地区试点一胎制,而是全国铺开蛮干。同时在几个小地区试点二胎,现在发现性别比和出生率都正常,效果比全国强制的计划生育副作用要小得多。可是,一些杀胎的吃人利益集团面对人口崩溃不是反思痛悔,而是变相坚持杀胎罚款的政策,提出以试点的名义在部分城市放开二胎,慢慢试点,进一步延缓在全国纠正错误的关键时机,坚持侵犯基本人权。这样下去,国家没救了,失望,失望,很失望!
http://blog.ifeng.com/article/8619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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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大家都跑了,除了一些废物之外。这个过程大概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在今后的100年之内,世界会高速发展,除了极个别的国家之外,所有国家都将进入到一种新的文明之中。
这是一个自然瓦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人会倒霉。不过,这是我们的宿命!历史上那么多的累累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然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对其进行悔悟过.......................................
思考:用总和生育率预测人口是很粗糙的,其一,这是用过去预测未来,而高房价,高污染,高离婚率,高不孕不育率预示着将来的生育率只会越来越低。其二,总和生育率是照搬西方人口理论,将各个生育年龄段的妇女生育率加总代表一个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率,如果是自然生育没有强制计划这样代表也许问题不大。但在强制计划自然生育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整个趋势是生育率越来越低,所以高年龄段的人生育率相对要高,总和生育率将各个年龄段的生育率简单加总无疑高估了年轻一代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如果坚持现在这种发展路线和强制计划,总和生育率只会越来越低,而年轻一代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率只会更低。这样看来,就是目前很低的总和生育率还没有充分反映汉族人口再生产的危机,掩盖了人口即将大崩溃的局面,将来汉族实际生育情况会更为严峻。
刘忠良:其实,无论养老改革怎么改,无论是什么养老方式,中国人都难逃悲催的养老命运。因为目前中国持续十几年的超低生育率决定未来中国必然是超级老龄化。一切养老的实质是工作人口养活不工作的人口、年轻人养活老人。无论是社会养老,还是养老保险,或者是储蓄养老、以房养老等,实质都是工作人口养活不工作的人口。但是,大量未来的劳动者——现在的孩子,已经被计划生育计划掉了,让谁给你养老?
http://news.sina.com.cn/o/2014-08-02/151330619601.shtml
............. 转基因科学家值得信任吗?

  在讨论是否推广转基因作物时,总有人抛出“要听转基因科学家”的言论。转基因科学家是转基因利益相关方,当然要极力吹嘘转基因的好处,隐瞒转基因的坏处,因为吃转基因食品的人越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越多,转基因种子卖得越多,转基因科学家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2014年3月15日,英国《邮报》就揭露向英国政府提交推广转基因独立报告的撰写人员均是转基因作物的利益关联方,而该课题的经费就有一部分来自转基因行业,如报告撰写人之一的剑桥大学教授大卫·博尔科姆就是先正达转基因种子公司的顾问。

  正因为一些科学家被利益集团豢养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就警示人们:“我们必须警惕由科技精英掌控公共政策的危险。”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还透露,外国种子公司在中国寻求代言人,在媒体大造“转基因安全”是“大势所趋”的舆论。

  国内不少专家极力鼓吹转基因研究的重要性,游说政府加大在该领域的拨款。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瘦肉精。瘦肉精的引进者后来也承认,当年在推广瘦肉精时就隐瞒了它的毒副作用。 ...................
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4/0728/c136657-25353324.html
是转基因种子失窃还是监管失明

  在转基因的安全性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共识、法律依然小心谨慎之际,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却揭开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转基因大米绕过法律的防线暗度陈仓,已经实质上占领了市场。不管你知不知道、愿不愿意,你可能天天都在吃转基因大米。

  央视记者在超市随意购买5袋大米,3袋拿到权威检测中心检测都含转基因成分。

  而在武汉种子一条街,转基因稻种几乎公开售卖,研发单位标着华中农业大学。华农大作为全国转基因大米实验的主要源头,已被多次质疑泄漏种子。

  今年5月,某境外组织在武汉超市和农贸市场发现多例转基因大米,湖北农业厅称高度重视,将加强源头管理。而华中农大实验室则不认可调查结果,并称盗窃也可能让种子流入市场。

  如果说境外组织的调查是抹黑,那么2个月后,市场上还能随意发现转基因大米和种子,那么当地农业部门和华农大该如何解释?

  转基因在武汉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了解,湖南、湖北、安徽、福建一带的米,基本上大部分都被转基因“污染”掉了,这是谁撒播的种子,又是谁的失职?

  你说盗窃可能让种子外流,可转基因种子不可再生,只能不停购买新种子,难道你们天天失盗?

  你如果对种子市场和大米厂严格执法,农民没有种子,大米出不了厂,市场上哪来的转基因米卖呢?

  所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非法的转基因高调登堂入室,在于科研单位和执法单位集体失明。没有谁想妖魔化转基因,我们怕的是它撕开法律的口子剥夺了知情权甚至健康权。央视的转基因大米之问不能没有回音,非法大米的横行不能没有对策。

  唯愿执法部门赶紧回到“服务区”,紧急补漏,尽快从田间到餐桌织起防护网,将功补过。这才是对待监督和批评应有的姿态。
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4/0728/c136657-25353149.html
“转基因稻种失控”是一场食品安全事故

  央视记者在超市扛几袋米就能查出转基因,当地农民随便在田里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转基因水稻。湖北农业厅用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抽检上千样品,却找不出“转基因”。

  据央视报道,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大型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随后将这些大米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五种大米中,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记者随后调查发现,当地种子市场上有转基因抗虫稻种在销售,许多农民在种植这种转基因抗虫稻。

  此前,曾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市售的大米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当地一些农民在种植转基因稻。有国际组织还在武汉抽样大米,送到国外检测,称发现转基因成分。但对于这些消息,有关部门一再否认。今年5月,湖北省农业厅方面称,其在省内抽取水稻种子、植株、大米等样品1300多个,检测结果尚未发现一例样品含有转基因阳性成分。

  但央视的调查和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戳破了“湖北没有市售转基因大米”的假象。央视记者在超市扛几袋米就能查出转基因,当地农民随便在一块田里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转基因水稻。而湖北农业厅用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抽检上千样品,却找不出“转基因”。两相对比,不禁让人哑然。

  这些非法的转基因稻种是如何流出的?作为最初种子的源头,华中农业大学否认是自己泄露的,转基因稻种包装上的生产商,也否认是自家生产的稻种。而一般农民没有制种能力,更是不可能。央视的调查没找出种子来源,但种种信息显示,湖北地区存在着一个规模可观,从制种到售种的地下产业链,这样的产业链正在让转基因稻种走向失控。

  如此现状令人忧虑,转基因稻种侵入农田,并与其他稻种杂交,这对于农业乃至物种安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转基因大米在公众被蒙蔽的情况下,被大量消费,公众的知情权被置于何地?国家至今未批准转基因大米进行商业种植,显然是考虑到这项技术仍存在的风险,但现实中的转基因大米种植销售,事实上突破了审批关口,令国家法令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转基因稻种失控,有关方面必须追查源头。不但要追查出这些转基因稻种的最终来源,锁定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要查清一些地方的农业部门为何对于转基因大米蔓延漠不关心,其中,有没有官员存在失职渎职。还有,就是要查清并公布目前转基因大米的扩散现状,包括种植地点和面积数据,含转基因大米的品种,产量以及市场销售流向,收缴这些大米,同时向民众发出消费警示。

  我们现在重视食品安全,转基因稻种的失控,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此前,中国出口米制品被发现转基因成分后,有关国家启动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反观国内,却是一片平静。无论如何,这种对于转基因非法扩散的无动于衷不能再继续下去。转基因虽非洪水猛兽,但可怕的是隐瞒。对于央视的曝光,湖北以及国家农业部门应当正面回应,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钱江晚报:台面上与台面下的转基因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728/c159301-25351014.html
据央视报道,2014年4月,《新闻调查》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大型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随后,记者将这些大米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令人吃惊,在这五种大米中,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

转基因对所有人来说都不会陌生了。转基因在台面上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转基因到底是惠及世人的一项先进技术,还是披着光环隐藏着致命缺陷的洪水猛兽?挺转和反转的人士一直争论不休。争论得激烈的两位人士方舟子和崔永元甚至因此而对簿公堂。这说明,转基因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它已经像一个楔子一样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避不了、绕不开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台面上,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没有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大米的商业化种植,也没有批准转基因大米的进口。在市场上,出现的转基因作物炸成的植物油也要求其标注转基因成分。看上去,对于那些对转基因心存戒备的人来说,是安全的,吃还是不吃,选择权是操之在手的。

可是在台面下,转基因大米显然已经流入百姓的餐桌。随机购买5种大米,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高达60%的检出率令人震惊。事实上,近年来,就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武汉地区周边市场上销售的大米中含有转基因成分,与此同时,中国出口欧洲的大米制品也频繁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在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通报里,仅2013年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中,就有25次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当反转人士声嘶力竭地告诫大家转基因有害,要对转基因保持距离时,说不定平时不知不觉吃的就是转基因大米,这可谓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市场上出现的转基因大米和米制品都是非法的。可这非法的事情为什么杜绝不了,为什么干得越来越轰轰烈烈了呢?央视称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四省都存在转基因大米的身影。在武汉,能轻而易举的买到转基因稻的种子,当记者要求武汉的执法部门前来调查取证时,执法人员却称领导开会,执法人员都下乡了,无法前来。在我国所制定的大米出厂标准中,并不含有转基因的检测项,所以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都不会对出厂大米进行检测,这就导致即便有一些大米含有转基因成分,大米销售商和消费者都无从知情。台面上的讨论是如此声势浩大、剑拨弩张,可台面下的监管却是如此松弛、随意,这两者的反差充满了一种荒诞感,当我们毫不知情地吃着转基因大米,严肃地讨论转基因大米的前途与走向时,荒诞感就越强烈。

没有知情权,所谓的自由选择权就是一句空话,没有严密的监督制度,知情权又如何保障?台面上,要认真讨论,台面下的监管和执行更加不可或缺啊!
http://yi.fuxian.blog.163.com/bl ... 022014623103442428/
倒三角人口结构或致经济减速
http://news.ifeng.com/a/20140730/41362069_0.shtml
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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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9fbf6c0100gqr4.html
http://bbs.tianya.cn/post-free-2883166-2.shtml
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转贴)
....................他说,越南计划生育政策也宽松,这边却采取强制措施,强拉人去接扎,没钱罚款就拉牛、拉马、没有牲口就拆房子。................................
更可怕的是,低出生率造成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加剧了城镇化对农村的负面效果,我老家田里已经没有四十以下的人了,全部由某几个人转包,再雇用60岁左右的农民打药灌溉,请收割机收割。由于少子化造成的娇惯,年轻一代没有下地也不会种田。如果上一代老人不能下田,将来只能依赖转基因农业,靠农达除草或者本身带有杀虫基因的种子,农达除草剂的残留或者前述转基因的危害都会进一步提高不孕不育率,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人口崩溃一旦形成想挽回很困难!
http://www.xici.net/d169928980.htm
现今的如东走的可能是一条人口、经济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东长期的超低生育率将给如东县的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1778年在如东发生举人徐述夔一家惨被灭门事件,300年后,到2078年,如东县的出生人数只有1000人,徐述夔惨案在如东静悄悄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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