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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一起为我们后代生存权利呼吁的人士,请复制下面的粘贴到各相关论坛、新闻评论后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http://www.ranhaer.com/thread-29249-1-1.html
61# bbxu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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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印度让中国汗颜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3-4-4/965612.aspx
根据国际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印度人均GDP仅1592美元,中国6094美元,中国是印度的4倍,但印度人均月工资6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6650元,中国2011年人均年工资23979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公布),月均2000元不到,印度是中国的3倍多。为什么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4倍,人均工资却只有印度的1/3?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被谁拿走了?——胡星斗

一、印度实现免费医疗制度,无论是上至心脏病,下至感冒牙痛等,都可以在豪华的印度医院里接受免费治疗,治疗期间还有标准为10美元/日的营养补贴,也就是说住院期间的饮食支出也是全免的。

二、印度实现免费的教育制度,在印度,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强制入学接受教育。但是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学校方面还提供免费的午餐。而且这个免费教育的范围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为了鼓励一些外来移民和印度的少数民族入读普通的学校已融入印度社会,政府还对此有补贴。印度理工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理工大学,在美国和印度的教育界有“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来的”的说法。

三、印度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所有的议员、官员都由选举产生,每隔四年举行议会选举,选出议会及总统,每到这个时期,印度都会有十多亿人前往投票站投票。

四、印度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印度是金砖国家经济结构最完善的。现在印度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在化工及钢铁方面均为世界第一。在制药和IT技术方面也经次于美国,远远超越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和依赖资源出口的俄罗斯与巴西。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实现自由经济贸易制度,在印度是除非是公共事业行业之外是没有国企的,所以印度最大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如塔塔、信实、威普洛、旁遮普等。而且印度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内资,限制外资。所以即使华为这样拥有技术和价格优势的企业,在印度也发展困难。

五、印度发展从来不搞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上世纪印度独立时,美国著名化工大王杜邦拜访印度向尼赫鲁总统建言,在印度开设化工厂。但尼赫鲁总统拒绝了。60年来印度从来没有化工问题,并且建立了以机械,钢铁,生物技术,IT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工业。

六、印度与中国都是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印度拥有比中国更渊源流传的历史,所以拥有同样历史自豪感的中国人非常容易融入印度社会,在印度社会里,中国人是属于刹帝利阶级,受到印度人民的尊敬。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歧视。

七、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印度人平均月工资6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6650元。其中孟买和班加罗尔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8.6万卢比,折合人民币12700元;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首都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52000至48000卢比(人民币4200至5360元)之间。

八、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印度40富豪榜“,其中排在前四名的富豪财富综合高达2000亿美元,比中国富豪福布斯榜的前50米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其中有传统的石化、钢铁行业,也有新兴的IT技术和制药行业。但是前40名单里没有一个从事房地产的。

九、印度目前人口将近12亿,但是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印度政府从来不搞计划生育,并且鼓励生育。这是因为印度的粮食自给率非常高,印度自1973开始绿色农业以来,目前粮食自给率达到170%,在保障国内供给的同时还有余力供应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家。去年中国从印度进口将近六千多吨稻米。

十、印度有很多苦行者,他们从事苦修来探寻人生的道理,很多人会奇怪他们没有收入,如何度日呢?实际上因为印度粮食产量非常高,政府每年会免费给印度的寺庙拨给大量的粮食,这些寺庙则免费提供食物给苦修者和游客及居民等。所以印度从来没有饿死人,更没出现过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

十一、印度有一部完善的规定议会民主政体的宪法,这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印度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从政治上确定了私有制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

十二、印度的电影业:印度的歌舞剧,韩国的历史剧,日本的伦理剧,台湾的苦情剧号称亚洲影视业四大代表,其中印度歌舞剧位居首位,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印度没有审查制度,题材自由发挥。所以培养了号称宝莱坞的孟买影视城,年产影片七千多部出口额近70亿美元。有人会问为什么印度的电影总是要穿插歌舞?这正是印度人民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的体现,在民主的制度下,每个人都充满了幸福感,自然会载歌载舞。

十三、印度国营铁路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国企,作为公营企业是被限制盈利的。印度火车大多是是免费的,可以随时上车,随时下车。尽管每年依赖印度政府财政补贴,但是印度国营铁路一直拒绝出售车票牟利。印度国营铁路的社长Lakeshi.Mohan表示纳税人修筑的铁路就应该无偿的为印度人民服务。

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人民所考虑的,印度的铁路从来都是以慢速运行,方便人民可以随时上车下车。因为印度的铁路都是免费的,可以随时爬上车,也可以随时下车。
先知曾经大力斥责迦勒底人,哈巴谷书2:12 “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
宏伟的巴比伦城,是当时很宏伟的建筑物,其设计与建造都十分出色。城内的空中花园更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但因其建筑是用抢夺来的财物,用掳掠来的劳工建成,所以神命定该城要用火焚烧与毁灭。这对我们有甚麽警惕?
     估计提倡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先生也没有想到,取得物质的极大繁荣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据说是靠斗争人口,杀死腹中胎儿就可以实现的吧!?
超额生产出来的商品,因为不符合计划就得毁坏吗?因为没有指标就得征收社会生产费吗?这些物品往往都善加保存利用,最多是调整计划适应市场需要。难道社会 主义为了物质需求,人的性命就真的不如草芥吗?
“一胎化”的政治学:理念、利益、制度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5&aid=1807
计划生育这类恶法是中国法治的污点和耻辱,充满“22条军规”类的自相矛盾条款让该法声称的保护公民生育权、人身权的立法目的成为了黑色幽默。这类恶法不废除中国法治将会贻笑于天下!
计划生育危害民族未来,坚持下去无异于种族灭绝。多少家庭被抄家几近倾家荡产,被杀的胎儿有的甚至被黑心饭馆收购做成婴儿滋补汤被人吃掉。没有计生指标的孩子有的只好私下送人,好一点的被外国养父母收养。妇女被强制上环结扎堕胎,身心备受折磨伤害。凄惨如此之甚,何谈家庭幸福?
计划生育法却大言不惭地声称: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中国强制计划生育实际上就是限制生育权利)
        
第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强制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

第十八条 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按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这就是所谓的提倡和鼓励???
当前法治的几个迫切任务
1)、废除侵犯基本人权的计划生育恶法,还公民自主生育权。加强环境保护,废除GDP考核,更多采用选举制。
2)、健全福利保障房,对家庭拥有多套房屋采取累进税以限制房屋过度消费和炒作,降低住房成本。
3)、出台反剥削奴役法,强化反暴利法,对高利贷盘剥,强制劳工进行民事或刑事惩处。对于信用卡全额罚息等各类隐形高利贷霸道不合理条款进行非法确认,出台个人破产法。
2)、征收遗产税、财产税,实行负所得税,对于公共开支要有预算约束,要透明公开可核查,官员要公开个人财产可核查,有国外居留身份国外公民身份的官员应从公务岗位离职。
4)、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的社保缴费待遇应该并轨,以便于人才流通。
5)、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抚养未成年子女压力,增加教育投入,开放教育,实行教育券,大力促进私立学校发展。
6)、物权法要采用现代产权观念,公民享有的集体国有权益应该以股份的理念来立法,不应再与落后的户籍户口管理体制挂钩。对于因读书迁移户口而失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应恢复其土地及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
7)、国有土地、国有企业股份应该明确产权,尽量量化到个人股东,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利润、高管员工工资、产品价格要有约束。
8)、以法治促进政治改革,引入竞选制度,至少要让选民知道候选人的施政方针。
9)、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不讲身份和党派,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司法逐步独立于行政。
10)、保障公民信仰结社自由,促进非盈利组织的发展,捐款给这些组织可以得到税收优惠。
总之,法治任重而道远,需要先从切实保护公民基本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入手,逐步演进,让法治实现公平、公正、良善的目标。
11)、强化食品安全管理,转基因审查比药物还要严格百倍,动物实验要做上百代,还需要进行生态环境评估,中立机构,民间第三方机构都可参与鉴定与评估。转基因食品在商场销售必须大字标示,对于地沟油等恶性事件实行责任人员终身准入制度,出现问题的责任人员尤其是高层决策人员终身不得投资管理从事食品行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a9c6d40100xk0f.html
不政变计划生育政策,废弃的谢姆昌空城就是中国的未来
cn.bing.com/search?q=计划生育+&pc=MOZI&form=MOZSBR
美媒:中国微调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挑战依然严峻


这是7月23日拍摄的江苏如东县双甸镇星光居委会19组的一户四世同堂人家。20岁的大学生刘心雨(前中)未来可能面临巨大的隐形养老压力。面对老龄化困局,“长寿之乡”如东县也在迷雾中摸索:探索“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推广“小老人”帮助“老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倡导“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着眼开发老年地产、老年旅游等“银发经济”。(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中国日报网11月6日电(远达)从今年初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不过生二孩的小高潮并未如约而至。有美国媒体分析称,这让中国在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路上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彭博社11月3日报道称,中国一年前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孩。然而,在一个整整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认为大家庭即落后的社会中,目前对这一政策转变作出回应的人远未达到预期,这让中国在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路上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在中国13.6亿人口中,只有1100万夫妻符合新发布的二孩政策。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仅有69万对夫妻提出了二孩申请。

上海社科院人口问题专家左学金表示:“时代不同了,年轻夫妇不想再要两个或四个孩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来一次大转弯,从限制生育变为鼓励生育。”

左学金称,中国走上日本人口问题老路的风险正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现行的生育控制制度已然“过时”,并可能在2020年前被鼓励生育的政策所取代。

对中国这个正面临结构性放缓的经济体而言,老龄化社会加深了其所面临的挑战。《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称,从现在到203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会大跌。

易富贤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人口攀至顶峰后,经济出现停滞,韩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单靠人口不能确保发展,但如果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就不可能谈发展……对于中国这个拥有庞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为严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力人口下降244万。左学金表示,要保持人口稳定,每对夫妇需要生育2.1个孩子,但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就一直低于这一水平,目前仅的平均值仅为1.5,这意味着未来10年里,中国的人口规模将开始萎缩。

目前,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为新生儿家庭发放补助或实行税收减免政策。
周天勇建言改革:尽快放开计划生育:http://finance.sina.com.cn/20141112/013620791207.shtml
剥开生育率预测数据的层层笋壳: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4-10-30 第693期

易富贤

剥开生育率预测数据的层层笋壳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依照本届领导的执政逻辑,这一步原本可以迈得更大,目前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两个课题组论证全面放开二胎后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

其中,蔡昉等20多位人口砖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4.4,每年出生4700万;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翟振武课题组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1.8以上。蔡昉这个无知的砖家,你知道30年前的中国一年出生是多少人?1900万人,这1900万人能组成多少对夫妻?950万对,一年最多能生多少个孩子?最多950个孩子,你怎么算出会生4700万个孩子?一对夫妻可以生5个孩子?你这个中国的罪人!!!

2014年3月《人口研究》的文章公布了翟振武的论证依据: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砖家,15岁到21岁可以生育了,可是中国结婚年龄是20岁,21岁前中国有几个女人生孩子?40岁到49岁的女人,有几个还会生或还能生孩子?会生孩子的女人只是21岁到35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只有可怜的6000万人,有3000万人是独生女,本身就可以生二孩子,还有3000万人就算全部生二孩,在14年的时间中,一年只会多生产250多万人,也就是说,全面放开二胎,中国一年最多只能生产1200万孩子(950万+250万),现在我们的人口统计是假数据!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说,目前全国约有1.5亿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有近70%至80%的家庭有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即约9000万育龄夫妻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和计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杨文庄官老爷,你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本文用“剥竹笋”的方法,看看这些数据有多少真货。

第一层笋壳:有人想生也生不了

翟振武文章中附有国家卫计委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20~24 岁年龄组有79.9%打算生第2个孩子,25~29 岁为70.2%, 30~34岁为60.3%,35~39岁为52.4%,40~44岁为38.6%。

但有生育意愿不一定能够成功怀上孩子。1980年以来,中国不孕人群逐年递增,其比例已升至10%~15%左右。而美国的不孕率却从1965年的11.2%下降到1982年的8.5%、2006~2010年的6%。

另外,即便成功怀孕,也不一定能最后生下孩子。由于子宫和激素等原因,部分胎儿难以成功活产。“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不孕、堕胎和剖腹产是导致生育障碍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不孕率、剖腹产率和堕胎率都高于美国,生育障碍率应该比美国还要高。这里姑且采用美国的“生育障碍率”数据:15~29岁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

将翟振武文章所列的各年龄妇女,根据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重新计算。比如,30~34岁妇女共3385万人,60.3%有生二孩意愿,有14.2%存在生育障碍,最终只有1751万妇女能生下二孩。依此类推,这1.52亿妇女将最多出生5827万孩子。

翟振武认为补偿性生育是分四年完成。每延迟一年,对应的是下一个年龄组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经过平移计算,最多只能多出生5274万孩子。

第二层笋壳: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

目前中国人口中仍然有超过60%是农村户籍,农村一孩是女孩本来就可以生二孩,国家卫计委的《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报告》显示,全国每个妇女可以生1.354个孩子。而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为32岁,也就是说还有相当部分35岁以下妇女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胎,但目前还来不及生。

假设上述15~35岁妇女中的35%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孩,合计有1390万二孩本来就是可以合法出生的,那么全面放开二胎只会多出生3884万(5274-1390=3884)。

第三层笋壳: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二胎

目前已经出生的单独二孩,都是在政策前怀孕的(原本算超生),比如湖北从3月27日到8月31日,收到单独二孩申请19878例,其中已出生6309人(39.9人/天)。浙江从1月17日到5月31日,批准申请43147例,出生2444人(18.1人/天)。全国人口是湖北、浙江的23.3倍、24.5倍,那么估算全国每天超生930~443人,均值687人,每年超生25万人。而以17.2%的生育障碍率计算,对应的是30万“着手”怀孕的人群。

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超生比例就不低了;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超生二胎的比例还较高。假设目标人群35%原本就打算超生,那么因为全面放开二胎只能多生2525万(3884×65%=2525)孩子。

第四层笋壳:生育理想转变不了生育现实

上面是假定生育意愿都能“兑现”成生育率,其实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生育率是有巨大差距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1985年台湾地区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5,2010年为2.05。如果生育理想得以实现,那么总和生育率应该稳定在2.0~2.5之间,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980年的2.5一路狂跌到1990年的1.8、2010年的0.9,说明很多妇女“壮志未酬”。1998-2008年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

从1977年到2010年,日本妇女的“生育理想”只是从2.61个下降到2.42个,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80下降到1.39,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比如2010年日本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42个(“脑动”),但是考虑各种现实压力,只打算生2.07个(“心动”)。很多人仍然会踌躇不前,付诸“行动”的比例更低。由于不孕率和生育障碍率很高,“行动”还不一定能够导致“胎动”;即便出现了“胎动”,还不一定能活产(“婴动”)。可见,从生育理想到现实,需要“过五关”:脑动-心动-行动-胎动-婴动,层层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

上海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中有40%~50%的人愿意生二孩,但是2008年以来的5年时间里,只有15000对夫妇提出申请,只出生7000多人。2011年河南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政策实施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现实的差距,上面分析的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后的“2525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30%的水分,只剩下1767万。

第五层笋壳: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

其实“笋壳”仍然没有剥干净,还有相当部分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比如,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只有50%。

在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中,以女方年龄统计,上海30岁以下的占16.96%,30~34岁占56.18%,35~39岁 占 25.33%,40~44岁

占1.44%,45岁及以上的占0.10%。根据美国的生育障碍率的数据,可见上海申请者的平均生育障碍率为20.5%,估算上海双独二孩申请者中有29%左右主动放弃生育。

全国放弃生育的比例和申请者的年龄都低于上海,因此出生/申请比将高于上海。浙江省的女方申请者年龄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24岁及以下占3.3%,25~29岁占33.7%,30~34岁占46.6%,35~39岁占15.1%,40岁及以上占1.3%,那么申请者的平均生育障碍率为17.2%;假定申请者中主动放弃生育的比例为17.8%,那么出生/申请比为75%。

上面分析的全面放开二胎后的“1767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主动放弃生育机会的17.8%,只剩下1453万,只有翟振武预测的9700万的15%。

二孩申请会逐月、逐年减少,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将多出生581万、436万、291万、145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每年总出生人数为1964万、1819万、1674万、1528万,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其实,仍然还残余一些“笋壳”:如双独家庭原本是可以生二孩的,全面放开二胎对他们没有影响。

单独二孩实践验证补偿性出生

2014年1月17日,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6月1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29个省、市、区(130799万总人口)都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8月31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约62万例,包括在政策之前266天内怀孕的约18万例(“超生”687人/天)。

可以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各省人口数和这次截止8月31日实行单独二孩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比如浙江总人口5443万人,到8月31日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26天,二者相乘,为1230048万人·天。将各省的数据相加,为19662664万人·天,除以130799万总人口,加权平均为150.3天。

也就是说到8月31日,相当于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150.3天,平均每天批准4124例申请;扣除政策出台前怀孕的18万例,那么新增申请是2927例/天。申请人数在逐月减少。假如全国今后214.7天每天批准2700例,那么一年(365天)只能会批准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计将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万、393万、262万、131万,合计只多生1309万人,比上面用“剥竹笋”的方法计算的结果还少。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多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

中国能做好“接生”准备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都提出: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高峰越高越好。纵观人类历史,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

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

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而美国经济能率先复苏,是因为在1980年代后生育率回升到2.1左右,又出现了一个婴儿潮。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拐点,缺乏增长点。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直接导致年轻消费者数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养不了老,不敢消费。停止计划生育的出生高峰将带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婴童服装、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孩子投资是一种本能反应,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长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大大改善内需市场。可见,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担心出生堆积,就像久旱担心下雨一样。

从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我与全国多地的妇产科和其他科的医生讨论过,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弹性很大,应付补偿性出生高峰是没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年均出生2500多万都没有问题,现在医疗水平和条件还大有提高和改善。

婴儿食品和服装行业的弹性也很大。出生高峰对这些企业是巨大的商机,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将奶粉资源配置到婴儿奶粉上,并合理进口一些婴儿奶粉,政府也要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

目前城市的入学难是因为城市规划出了问题: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却没有建设足够的学校,农村教师还大量下岗。总体来说,中国教育资源是严重闲置的。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3年的0.94亿。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师下岗,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佛教国家泰国、伊斯兰国家伊朗目前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4,而伊朗的生育率也只有1.9。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07、1.19。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经济和城市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规划的,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鼓励生育的难度比台湾地区、韩国还要大。

中国一方面要面对生育率难以提升,一方面还要面对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开始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将由2012年的966万增加到2030年的约1350万、2050年的约1862万。即便是鼓励生育,也难以遏制人口锐减和快速老化。中国人口政策急需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战略转向。

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每年能多出生几十万人就算很大的政绩了。而之后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多生”的人口可能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是极不明智的。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014年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预测全面二胎年出生人数会达到难以承受的数字,但是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出生人数也达不到2200万。如果还只是全面二胎,那么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鱼量多且脆弱,最好的办法是不挑,不拣,不分类,一锅煮之;小鱼久烹则糊,越糊越粘锅;如果慢慢翻的话,会被翻烂,因此要干净利索。中国计划生育几十年,“小鲜”已经快“烧糊”了,并且很“粘锅”(阻止停止计划生育的力量很大),该翻就得翻。《韩非子》:“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各种分人群、分地域的过渡方案也违背了“人生而平等”这一基本的立法原则。《尚书》:“树德务滋,除恶务本。”人口政策应该有治无类,尽量普惠。

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生育障碍率在逐岁提高,今年能怀孕的,到明年可能就怀不上了。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很多网友向我哭诉:以前能生时不让生;现在让生却生不了。晚停止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

就像产前的“阵痛”一样,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婴儿潮能刺激消费,给家庭带来欢乐、幸福、希望,给人们更多的人性和亲情,获得民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恢复国家持续发展能力。停止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因为大家都可以自由生育,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生二胎的资格鉴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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