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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结论,那时的人们传说,古代有一个大民族。叫拆那人。历史悠久,犹如更早的古埃及一样,文明延续几千年,但最终却遭遇了类似古埃及人、古玛雅人的命运。据说拆那人由于越来越多地制造神所厌弃的罪恶,神说:“让他们像所多牛,俄摩托一样毁灭吧!当然可以仁慈些!”于是这个民族的智商较高的群体工作负担和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屑于生育,而这个民族智商不高道德低下的群体大肆繁殖,然后强征强拆坑蒙拐骗偷抢横行,劣币驱逐良币不断上演,而且殃及外侨和其他国家。终于世人发现这是一个极端堕落的民族,联合起来研究几种武器把这个民族族灭了。因为这个民族的智识分子越来越少,浪费资源的愚民刁民越来越多,当外人用各种科技手段入侵时,该国除了演戏演习歌舞升平拿不出半点应对之策,于是终于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后世基因考古也发现,通过检测这个民族历史上的遗骸,发现其民族与智商高低相关的基因从某个历史时期开始一直处于劣胜优汰的过程,警醒世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139# shuibian
作恶造假的人、骗子们其实智商并不低,往往这些人还是人精,例如计划生育的各种谬论宣传。能延续下来的是尊重生命、爱邻如己、敬畏上帝、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们必得着永生。
人口多是中国的主要矛盾吗
2015年11月13日 10:44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2015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人口多仍是中国主要矛盾。他认为:“中国人口是多了,并不是少了。重点是要解决人口结构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反对人口控制的声音呈一面倒之势。在这种气氛下,李铁主任表达不同立场的精神难能可贵。如果当年中国社会也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极端化的一胎化政策也许不会出现,其灾难性的后果也许可以避免。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相信,那些与我们的立场相左,但却能看到我们论述缺陷的人恰恰是对我们修正观点帮助最大的人。对于李铁主任的观点,我们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逐一分析,以期争鸣:

  李铁说:“人口多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

  事实上,虽然中国人口数量仍然是世界第一,但人口密度排在世界第80位以外。即便去掉西部的三分之一土地,中国人口密度依然低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更不用说日本、韩国了。况且,这些国家也有很大比例的山地,人口分布也不均匀。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发生的。如果说历史上人口多的中国可以创造辉煌,为什么现在人口多就成了问题?如果说依然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历波折后可东山再起,为什么现在还要把人口多看成是问题?

  将人口多当成我国主要矛盾的观点也有悖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人口理念。习近平在近年来发表的涉及人口问题的公开讲话,都是把人口多看作优势。例如,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提到:“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在这段讲话中,“16亿人口”和“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被视为足以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显示出习近平对于人口规模优势的认同和看重。

  最近,习近平在解释全面两孩政策时提到:“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所说“人口安全”的挑战,指的是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不是指人口众多。

  李铁说:“很多人在谈及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时,总是把人均排名位次低说成是发展劣势,我国GDP总量10.4万亿美元,已经是世界第二,而人均GDP达7589美元,排名在世界第80位。”

  中国的人均GDP之所以排在世界第80位,并不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缘故。可以设想,假如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人均GDP基本上仍然是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而综合国力则大大降低。更符合经济规律的说法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GDP总量才能排在世界第二位。”

  李铁说:“人口受教育水平不高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短板。2012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较日本低了4年,较美国、德国低了5.4年。中国的教育水平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太大的差距,所以人口质量才是需要我们更加重视的大问题。”

  确实,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数量与质量并不对立;人口数量减少不意味着人口质量会上升,实际情形甚至可能相反。而且,数量是质量的基础;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其他条件一样,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

  人口质量的提高体现在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的提升。人口较多的地方,提升人口质量的效率通常更高。以2012年12月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为准,在人口密度越大的省区,当地出生的院士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也越高。院士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这两个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即使在扣除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之后,人口较多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依然较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教育机构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教育效率,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更大,可能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在这些意义下,降低人口数量来提升人口质量是适得其反。

  李铁说:“我国人均占有资源、能源的水平也是我们发展的制约因素。”

  确实,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但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口太多呢? 其实,由于世界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使用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资源多寡的标准存在极大的误导性。以森林资源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的就有158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79.43%。法国是欧洲人均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除耕地一项外,在国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资源上的人均占有量都远少于世界人均。德国、英国、意大利更在每一项上都是如此;甚至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人均。

  因此,以没有代表性的世界人均为标准来判定中国资源太少、人口太多极具误导性。如下表所示,在国土、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都像中国这样居于中间靠前的位置。靠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表1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注: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署(2010)。

  况且,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从1980至2010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400%多,而如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所言,这期间计划生育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如果把控制人口的决心、力度和代价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何止15%?

  而且,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的比例很低,且越来越低,现在不到5%。不论是手机、汽车、房屋,还是看病、旅游、上学,其花费中自然资源所占的比例都非常低。况且,当一种资源因为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变得有利可图,这甚至对后发国家的机遇。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其影响由全球共同承担。如果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它自然会被排挤出经济体,而不再成为资源。再说,资源本身并不存在物理极限。比如,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所有的电力需求,只是传统能源还没有昂贵到需要这么做。

  未来人口老化和锐减,将降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政治经济影响力,弱化中国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人口控制是以消减自己的代价为他国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处于未来资源市场的不利地位。资源丰富当然利于国家安全,但维持安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强化国防。人口萎缩的后果适得其反。在生产方面,中国很多人均硬指标,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比如人均钢铁产量是美国的1.8倍。目前的差距主要是在科技、军事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支撑这些实力的关键是人而不是自然资源。

  李铁说:“粮食资源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每年进口8000万吨粮食,进口量还在增加,相当于占用了国外8亿-10亿亩的耕地......未来农村农业的发展能不能支撑人口的过快增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按照《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2年5.9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9%,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即使在2016年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中国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的人口峰值与现在相比增加也不到4%,之后则是持续性的萎缩。

  中国未来确实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但不是耕地不够,更不是人口太多,而是社会富裕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即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攀升,推升农产品价格。若因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中国将陷入灾难。解决办法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补贴农业。

  李铁说:“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是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发生了,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量传统工厂在关闭,而大量工厂开始使用机器人替代工人,还有很多重化工工业都在用资本替代劳动,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并不占主导优势了。”

  其实,对技术进步导致人口过剩的担忧早已存在,但从未构成现实的问题。纵观人类历史,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自动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在不断提升,但长期来看,人类社会不仅人口越来越多,就业也越来越充分。自动化并未造成持续性的就业困难,更没有造成人口过剩。

  李铁说:“从中国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维持劳动力就业将是困扰我们的长期因素。2014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7.64亿,是美国总人口的2倍,日本总人口的5.9倍,2014年我们的就业总数是7.73亿,低水平重复就业,这是我们的现状。我们怎么还能回到依靠低水平就业的历史中去,走世界工厂发展的路径呢?”

  事实上,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就业率的高低并没有必然关系。这是因为,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越多。人总是要消费,消费就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经济,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发达国家,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澳大利亚,但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基本相当。俄罗斯和阿根廷均地广人稀,但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长期高于地狭人稠的日本。

  图1是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左边为世界166个国家和地区(其余无数据);右边为中国除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中国的数据是城镇失业率,未必真实反映整体失业状况。该图显示,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失业率倾向更低,但关系不是很显著。该图表明人口对就业的影响基本是中性,略偏正面。过去30年,中国人口不断从人少向人多的地方迁徙,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如果人口少有利于就业,那么人口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迁徙。

图1 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为什么人口对就业的影响略偏正面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因此,减少人口反而可能加重就业困难。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低生育率下,许多这样潜在的工作机会消弭于无形,整个经济缩减,规模优势下降。而且,低生育率会减少年轻人的比例,恶化人口结构。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社会,除了医疗、养老、殡葬外,还有多少行业不是夕阳行业?

  也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和城市目前有数亿人因为技能不足而不能充分就业,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但限制生育减少的是未来的孩子,并不是选择性减少技能不足的人。教育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城市家庭在生育上受到的限制更厉害,最终结果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现代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相对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恶化就业形势。

  李铁说:“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在平均预期寿命约73-75岁的发展阶段,经济处于较高速的增长过程中。因此,当前老龄化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可怕。何况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还能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可事实上,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不管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房养老,还是投资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如果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缴纳养老金的工作年龄人口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保障体系再完善也难以支撑养老金体系。

  李铁说:“试问,我们是不是还要赶上印度的人口水平,这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李铁认为印度人口众多是印度的劣势。

  但宏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印度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是印度相对于中国最大的基础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的先天条件各方面都远不如中国,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2015年有望达到7.5%而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长期放缓,而印度经济可能逐步加速。这种时运转换的背景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长期性的人口颓势。

  李铁说:“人口的第一大国不是发展优势。”我们认为,人口的第一大国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里,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的国防力量,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将增加至少一倍。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像华为、联想、腾讯等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也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总人口仅中国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在2007年逆转。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迟早将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会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坚实基础。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尽管解读不一,但意义深远。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1965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中国航天事业循序渐进,而美国虽在冷战时期因关乎存亡曾竭尽全力,但现在却有些难以为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

  长期低生育率不仅严重恶化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更将导致中国未来人口持续性的急剧萎缩。我们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本来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但却被当成最大的劣势在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这种悲哀的背后正是似是而非的负面看待人口规模的观点。

  我们注意到,李铁主任的观点在国家发改委里并不是例外。比如,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曾表示,“中国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也来得及”。我们在《中国人口在10亿以下是否更合理》一文针对北京大学曹和平表达的类似观点有详尽分析。而由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主导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则强调,“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要长期坚持”。我们的《建言十三五规划》一文对这篇报告有严厉批评。

  2013年3月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后,制定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的职责被划归发改委,具体负责的部门是社会发展司。但从上述言论来看,视人口为负担的人口控制观点在发国家改委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准确认识和充分把握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制定部门的观念如果严重滞后,那前景依然令人担忧。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曾是计划经济的中枢机构,也许比较容易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但我们相信,在计划经济早已淡出中国的时代,远比计划经济更为荒谬的计划生育迟早会从国家发改委的思维中消失。就此,我们也希望李铁主任和他的同事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不同的人口观点和相关论述,为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献策献力。■
真理没有洋土之分,马克思难道又是中国的?从基因上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迁徙过来的。
据安庆日报2014年8月15日报道,我国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许启凤教授,也加入到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争论中来,发表了《如何理性看待转基因》《再论如何看待转基因》。他的观点非常鲜明,转基因产品,特别是转基因主粮,是不安全的。
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打口水仗,而是涉及13亿人民的健康、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民族兴亡的大事。他列举少数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专家、院士,或主管转基因农作物的某些政府官员的斩钉截铁的保证“只要通过转基因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都可以放心吃”。“转基因食品就是增加一个或几个对农业有用、对人体无害的基因。食物蛋白到肚子里被胃酸降解成各种各样的氨基酸、重新组成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对身体没有影响。蒸煮熟了更没有必要担心,原来的蛋白质经过高温也已经变性了。”有的并顶风作案,私自推广转基因大米、玉米品种。而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孟山都公司提出的“中心法则”和“等同原则”。“中心法则”是上世纪60年代遗传学界为了说明基因的作用途径提出的。内容是dna(基因)把遗传信息转録给rna,再由rna编码蛋白质(酶),以控制生物的生长发育。“等同原则”是说“如果通过安全检测,外源基因本身表达的最终产物是安全的,被插入的那个基因被认为不会构成此外任何其它方式的威协”,“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没有什么区别。”
许启凤教授指出,事实上,研究证明“中心法则”阐明的基因作用途径过于简单化了。体内除了按“中心法则”编码蛋白质的途径外,还有一些不执行编码作用的小rna(包括mirna)。它们不编码蛋白质,却能在植物—动物间转移,在细胞中游动。它们能阻止某些基因的表达,“关闭”或“抑制”基因的作用或者“激活”某些基因的作用。这些小rna本身很小,是短核苷酸序列,1998年就被发现,之后被广泛研究,认为是癌症、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人类疾病的诱因。由于该项发现的重要性,两位发现者在发现小rna8年后(2006年)就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进入人体后,通过调控某些基因的表达方式,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例如有的mirna会粘附在受体的肝脏细胞上,影响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有害胆固醇的前体)的清除。结果发表后,引起世界的极大的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南京大学的mirna研究颠覆了转基因安全的神话”,“转基因食品确实具有非常真实的危险,会给人类健康带来麻烦”。因为检测转基因产品的那一套“严格的”规定,根本没有考虑mirna。
张辰宇教授的课题组的试验,是抽取了30名自愿者的血样,检测其中来自各种农作物例如大米、小麦、土豆、卷心菜等等的mirna含量。许启凤教授透露,其结果显示,受试者的血液中约有30种mirna来自常用的农作物。说明这些mirna通过人或动物的消化系统时并未被降解、消失,而是从植物中转移到人或动物体内并能结合成特定的受体基因,调节后者的作用,从而改变细胞的功能。这个研究结果与转基因密切相关,突破了“中心法则”的框框,揭穿了“等同原则”的“虚伪”以及“外来蛋白质、dna通过消化系统的降解……变成有用蛋白或dna从而证明食用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的神话。它为我们发现了一条认识新型食物如转基因食品影响人类健康的新途径,也对现有的食品安全检测方法提出了挑战。
许启凤教授说基因工程(包括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我们要下大力气研究,。但一项新的科学常常有它有利的一面,也有它不利甚至有害的一面。对于后者也要充分估计,给以足够重视,尤其是转基因,它的危害往往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多方面的。要确证它的危害性需要更为复杂的检测手段和更长的时间。因而不能轻率应用、推广,更不能轻言“安全”。为此,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摸清规律。在基础研究的同时,可以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地结合应用。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大豆研究中心把野生大豆中的耐盐基因插入盐敏感的栽培大豆的根细胞中,使后者更耐盐。这些转基因大豆品种有望在广大盐碱地上获得增产。
总之,中国需要的是像转入野生大豆耐盐基因获得转基因大豆品种这样的无害而有益的转基因粮食作物,而不是像bt转基因水稻那样的含有bt毒素的转基因粮食作物。
开放二胎与中国的自我意识

2015-12-10 联合早报网

包淳亮


经过有识之士多年的呼吁,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终于寿终正寝。按照许多相关人士的期望,很快中国就会转而全面奖助二胎,并且完全放开生育管制。计划生育机关还是会有事做,以前负责盯着不让生,以后可以改成哄人去生。公务员不久之后恐怕会受到压力,要求“增产报国”,并且升迁之途或许还将与此相关。

一胎化时代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非常暗淡的,一言以蔽之,即所谓“逆向种族主义”。这个民族既然已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少生甚至不生,当然不只是一种政策指向,甚至变成一种道德情怀。经济凋敝造成整个民族的心灵破败至此,只能用时代的悲剧来形容。

大约从八年前的“大国崛起”系列纪录片,与北京奥运开始,中国人才算恢复了点“正常”,越来越是其是、非其非,正眼看自己、正眼看世界。如今发展又到更高的水准,开始对世界进行“顶层设计”了。许多人一辈子与鲁迅与柏杨,潜规则与负能量打交道,脑袋根本转不过来。

结束一胎化,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其实也是新的时代精神、新的自我意识产生后的结果。中国人“值得”存活在世界上,甚至可以对世界有“贡献”,因此中国人可以再多一点,至少不应该越来越少。更甚者,如同越来越多学者放眼2050年、2100年,没有稳定的人口数量,不远将来超过美国之后,未必就能长期、持续的担当世界头号大国。

如果决策圈没有想要长期、持续担当世界头号大国的自我意识,人口政策的调整未必如此急促。计划生育单位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就难以掌握计划生育部门当前的工作目标与未来的责任。

目前美国每年出生约400万人,并接受约100万移民,也就是每个年龄层约有500万人。美国过去七八十年每年出生的人口就是三四百万,过去半个世纪每年接受移民约百万,因此这是个相当稳定的数字。而印度现在每年都还出生两千多万,并且预期未来数十年每年也还将出生两千多万。

相对来说,中国在1929年出生500万,到1945年破1000万,1962年破2000万,之后有数年达到2600万到2800万,然后开始一胎化,从90年代初开始就多在1600万上下,甚至已出现过1100来万的。倘若生育率未能提高,下一个世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就必将降至1000万之下,本世纪中叶极可能重新降至500万以下。

500万对于日本、俄罗斯可能还相当有震撼力,但已不过是美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的水准,与印度差距悬殊。就算中国届时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当,但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与西方、非洲、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等几个大文明范畴相比,人口若仅仅只是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中国恐怕就未必会感到自在,至少当面对西方大家庭,就仍难免感到孤家寡人、矮人一截。

因此人口又不只是一国的问题,还是联盟的问题。欧洲穆斯林人口上升与眼前的难民危机,固然是众所周知,美国如何看待拉美移民,也是近年持续不断的话题。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如卡普兰,认为美国的长期地位得靠大力整合墨西哥;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都曾指出美国拉住拉丁美洲与欧洲、甚至俄罗斯等泛基督教文明的重要性。文明的前途最终取决于人,甚至就取决于人口数量,这是很粗暴但又很强烈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仅得加速提倡生育,还得想清楚最重要的周边何在。无论从人种、语言、宗教、地缘亲近性等来说,中国能够真正水乳交融的地区,还是只有东亚而已,且这也呈现为大量的东亚跨国婚姻与跨国劳工,影响着许多国家的人口组成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甚至也应该为整个东亚的人口前景操心。目前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普遍走低,长此以往,欧洲当前的内外危机也难免将在东亚发生。

放开二胎是为了中国的百年大计,东亚的整合也是中国的百年大计。与一带一路其他地区的关系,对中国呈现出高度的工具性意义,但与东亚周边的关系,将影响中国的自我定义。当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产生荣辱与共的意识,一个堪与“北美”或“西方”相提并论的地缘政治板块才算真正出现。“我们”可以是“东亚人”。或许在东亚人还没醒悟之前,美国人口统计局就会先认识到这一点。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没有退休金 古代如何养老
2015年12月15日 08:00来源: 华声在线

随着养老金并轨方案的公布,中国养老“双轨制”正式终结,近四千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告别“免缴费”时代。

  其实,如何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后的待遇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疾。汉代规定,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功勋极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俸,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赏赐,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如汉章帝元和三年,贤官第五伦请辞时,被汉章帝赐“以两千石俸终其身”,并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七十致仕”,如果不到七十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宋朝虽然也规定了七十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皆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拖着不退休。

  明朝起,将退休年龄提前了十年以上,只要年满六十岁,就鼓励退休。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于洪武四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

  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为六十岁,如果没有年满六十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六十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如打仗负伤者,则全数发给。

  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而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主要是减免老人及其子孙的赋税(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钱物)和徭役(为国家提供一定期限的无偿劳动)。国家甚至还通过授官赐爵、赏赐财物以确保老人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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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养老

  周代:规定“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周代开始出现初具规模的养老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对于如何养老,规定得也很详细。首先是饮食方面,据《礼记?王制》记载,周代时要求,对50岁以上的老人,要给他们吃细粮;对60岁以上的老人,要给他们吃肉,那时肉是很珍贵的;对70岁以上的老人,要在他们的饭食中增加副食;对80岁以上的老人,要让他们吃些珍馐美味。对90岁以上老人,考虑到此时老人行动多有不便,因此要在老人的床前伺候饮食。当然,这样的规定主要针对王公贵族,对普通百姓来说,保证吃饱就很不容易了。

  为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此即“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

  春秋战国:虽战乱频繁,尊老传统不变

  《左传?襄公三十年》里说,春秋时,晋国有一位73岁的老人被征去筑长城,当时的大夫越孟得知这位老人是自己一位属下的长辈之后,一方面诚恳地道歉,另一方面将老人接回来,分给他田地,并且撤销了违反养老政策的官员的职务。

  战国时,齐国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徭役和赋税;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二子(两个儿子)的赋税徭役;对9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全家的赋税徭役。

  汉代:出现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提上了一个更高层次。推行了一套特殊的优惠政策,也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

  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酒是国家专卖品,为了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开设酒店卖酒。为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觉得幸福的地方,应该是发放“老年证”。当然,这种老年证不是今天这样的小本子,而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

  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象征。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给老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被正式确立,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开了汉朝赐杖的先河。汉宣帝刘询则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但从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律令来看,汉代较早时曾是“七十赐杖”。

  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1959年至1981年,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先后出土了8根王杖(鸠杖),还随之出土了《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木简。

  《王杖诏令册》全文近600字,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其中有一项规定:70岁以上老人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继承了先秦时期老人“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制度。

  唐代:父母在,不远游,不能存私房钱

  唐律规定:父母在世时,子孙不能出远门,不能分家,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样规定,是为让子孙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此项规定较好解决了“空巢”现象。

  唐代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诸多做法。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太宗在“即位赦”中曾特别提出,“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所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

  此外,唐令还规定了“补给侍丁”制度。其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两个人,百岁以上的安排5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侍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

  唐代甚至还有“精神养老”一说。当时,流行一个名词叫“色养”。所谓“色养”,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唐初名相房玄龄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他不但对生身父母恪守孝道,对继母,他也“以色养,恭谨过人”。

  不色养公婆,甚至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唐睿宗时的鸿胪卿李向秀对母亲极为孝顺,可他的妻子却经常辱骂婆婆,李向秀以不能色养婆婆为名,毫不犹豫地将其妻子休掉。事实上,骂长辈也是唐律中的重罪,要处绞刑。

  清代:子贫致父上吊自杀,儿以过失杀人处罚

  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宋仁宗嘉祐四年的诏令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赋税。明清的法律则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一子可以免赋税。《大清律》还规定,子贫困而无法赡养其父,导致父亲上吊自杀的,要按照过失杀父的刑罚,判处儿子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为保证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存留养亲是指犯人的直系亲属年老,但家中没有其他人可以赡养老人时,对于非犯十恶重罪(封建时代最为严重的十种犯罪,包括谋反、不孝等)的犯人,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从宽处罚,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以缓期执行,让他们留下来照料老人,等老人去世后再继续服刑。

  中国古代的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但国家绝不是仅仅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就袖手旁观了,国家养老也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


  国家养老

  建养老院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高寿皇帝梁武帝萧衍曾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创办了“孤独园”,用于收留、赡养孤苦老人。到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被推广,在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坊”,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同时,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如洪迈《夷坚甲志》“刘厢使妻”条,在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兴中府,有位叫刘厢使的汉族人,遣散家中奴婢,拿出全部财产兴建“孤老院”。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两银子。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赏赐财物

  这种形式的国家养老,在中国古代最为普遍,基本上各个朝代都有。汉文帝时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音同“但”,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酒5斗、肉20斤;对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加赐帛两匹。从魏晋到隋唐,赐物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在举办庆典或发生灾害的时候赐钱、米给老人。宋朝的仁宗曾下令赐给战死者的父母每月每人三斗米。明朝的朱元璋下诏:老者,只要品行善佳,都要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资助。其中,80岁以上的贫穷老人,当地政府每月要赠送大米近100斤、猪肉5斤、酒60斤(低度酒);90岁以上的,每年加赐帛一匹、丝绵一斤。清朝也不时地赏赐财物给老人。

  授官赐爵

  授予老人官位开始于北魏。北魏孝文帝曾下诏,授予70岁以上的老人各种官位。唐高宗曾授官给80岁以上的妇女;唐德宗曾授官给90岁以上的老人。宋代的仁宗授12个百岁老人为州助教(宋代的一种官职),后来的神宗又任命9个百岁老人为州助教。

  与授官相比,赐爵的做法出现得更早,在汉代就有了。汉代赐给老人的爵位从一级到三级都有。汉代之后,赐爵的做法不再普遍,只是偶尔出现,如北魏孝文帝赐爵给老人,宋太宗赐爵一级给70岁以上老人。明太祖朱元璋也举办过全国性的赐爵于老人的活动,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对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授予两级爵位,使他们可以与当地的县长平起平坐,使老人除了能在物质上获得保障外,还能在精神上获得特殊关爱。到了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

  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与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支撑点,而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尊老养老。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养老越来越多地依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但纵观古今,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子女的赡养和孝敬,孝道文化和敬老的精神内核都始终没有变。
皇帝生育能力与王朝兴衰
2015年12月18日 07:35:11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  
■关山远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皇朝末期皇帝生育能力的急剧下降,关键原因应该是皇族男性继承人人口质量的一代代下降,为了早生孩子多生孩子,他们早婚早育,纵欲无度,原本优良骁勇的基因,渐渐变异了

  古装大剧《芈月传》正在热播,作为宫斗戏,后宫内自然免不了各种打胎、溺婴、下毒等阴谋戏,一个皇室小朋友长大成人,简直就是一场“闯关”游戏,天真烂漫往前走,却不知道前方某处,埋伏着某个阴毒的太监、嬷嬷或者妃子,在等着取你小命。

  《芈月传》之前,最火的宫斗戏是《甄嬛传》,也是围绕妃子的肚皮,折腾不休。想想也挺有意思:《芈月传》发生在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开始前的战国,《甄嬛传》则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帝国的故事,上下数千年,都免不了关于皇位继承人的残酷争斗。

  是啊,怎么能免得了呢——皇帝拼命要多生孩子来确保江山永继,而妃子们则要努力确保自己的孩子继承大位。这是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注定了后宫的云谲波诡、腥风血雨,考验着皇帝的智慧和身体,或者说,考验着皇帝的“肾功能”。





  皇帝的“肾功能”,那是有巨大的个体差异的。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在《从晚清到民国》一书中写道:“康熙皇帝统治了61年,死后还有18名皇子——18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今天看来,确实奇怪——清朝最后三个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宣统皇帝,为何都不能生孩子?

  同治皇帝是咸丰皇帝和慈禧生的,仅仅当了三年皇上就去世了,享年19岁。他17岁大婚,有一个皇后,四个皇贵妃,还有众多宫女,然而,没有留下一点骨肉,慈禧太后只能选了自己妹妹的儿子光绪即位。光绪帝4岁继位,在位34年,他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中是独一无二的,他跟珍妃的爱情悲剧,更是广为人知,但他也无后。光绪病亡后,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

  溥仪就是著名的末代皇帝,他先后与琬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和李淑贤结婚,都没有孩子。溥仪临终前,曾对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留下这样的遗言:

  “我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现已走到尽头。有所悬念的是:第一条对不起党和国家,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可是,我还没有什么贡献,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第二对不起你,我们结婚5年多,又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体弱多病,既没能让你生下一男半女,又没留下长物,今后怎么办?”

  溥仪没有孩子,是他的问题。他的第四任妻子李玉琴在新中国成立后跟“皇帝”离婚了,再组家庭,生了儿子。





  溥仪在抗战胜利之际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被特赦。他曾游故宫,迷惑自己为什么还要在紫禁城买票。不知道,当他再度踏过昔日皇宫螽斯门时,会不会万般感慨。

  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皇帝时,开始在宫内学骑自行车,为了骑车方便,将内廷部分街门和院落之门的门槛锯掉,其中包括螽斯门。

  跟“芈”一样,“螽斯”也颇为生僻。其实,“螽斯”就是蝈蝈。螽斯门的典故源自《诗经·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诗中描述了螽斯聚集一方、子孙众多、虫鸣阵阵的景象。皇宫内廷街门命名为“螽斯”,意在祈盼皇室多子多孙,帝祚永延。这道门建于明朝,清代明后,紫禁城中名称颇多改变,“螽斯”没改。

  人类习惯从天地万物中找一些吉祥的符号,来寄托自己的诉求。花椒就因为多子被视为吉祥之物,《诗经·唐风》称:“椒聊之实,藩衍盈升”,班固《西都赋》上还写道:“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意思是皇帝的妻妾用花椒泥涂墙壁,谓之椒房,希望自己也和花椒树一样繁殖力旺盛。西汉未央宫皇后所居殿名即为“椒房殿”,取温暖、芳香、多子之义。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高产”皇帝,例如康熙帝,史载共有子女55个,其中儿子35个,女儿20个。35个儿子中,有24个长大成人获封皇子,另有11个早薨未及封;20个亲生女儿中,有8个女儿活到成人而受封公主,其他均未活过十四岁而早殇未及封;又如南北朝的陈宣帝陈顼,光儿子就生了42个,其中有名字的39个,3个早夭未留下名字记载,史料没有记载他生了多少个女儿,但凭他的生儿子水平,估计女儿也少不到哪里去;那位风流多情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子女高达59个,其中儿子30个,女儿29个,把他的儿女名字分列一下,就像瀑布一般的效果,当然,把他的妃子名字分布一下,也是如此——皇后、各种妃、婕妤、才人、美人……多达38人。

  但令人意外的是,高居榜首的居然是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以80个子女傲视群帝。《宋史》记载,北宋灭亡之前,后宫有美女一万多,徽宗32子、34女。问题来了,加起来不是66人吗?其实,这66名子女是亡国之前的统计了,亡国之后,赵佶与嫔妃们被掳北上后,还是纵情床笫,他的女人们又给他生了19个孩子,但据考证,其中“六子八女”是赵佶的骨血,而“别有子女五人”则是金人的种。

  椒房外就是“隔壁老王”,可悲而又可怜的赵佶,留给历史的最后形象,头上已无皇冠,只余一顶绿帽子。   





  古代婴儿存活率低,人均寿命也短,皇帝要想自己有足够多的继承人来增加江山传承的保险系数,一个办法是找更多妃子,在数量上取胜,一个办法是早婚早育,在时间上取胜。所以皇帝的房事,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淫乐,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早生、多生、拼命生,但生下来,不一定能养得活。这跟当时的医疗条件有关(虽然皇室能够享有那个年代最好的医疗服务),更跟后宫的争斗相关。

  明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恋母情结很深的皇帝,他16岁继位时,册封了一个妃子,这妃子名叫万贞儿,时年35岁,也就是说,这个万贵妃,足足比皇帝大了19岁。在当年,19岁,几乎是母子的年龄差距了,这是明朝历史上非常离奇的皇室婚姻。

  但宪宗对这个比自己大19岁的万贵妃,爱得死去活来。原因是:万贞儿当年是他的保姆,在他最失意的时候,万贞儿不离不弃,彼此共过患难,这份情感,无可替代。另外,万贞儿也很有心计,《明史·后妃传》评价她说:“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稀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她是一个擅长揣摩男人心意的熟女,与宪宗同龄的十几岁的嫔妃,又怎么是她的对手?

  37岁时,万贵妃生了一个儿子,高龄产妇。宪宗快喜疯了,但悲剧的是,十个月后,这个孩子夭折了,而且她此后再也没有怀孕。但她依然垄断着宪宗皇帝。所以大臣们急了,上奏折教皇帝怎么生孩子。但万贵妃也是狠角色,她沦为一个妒妇,自己生不了孩子,也让别的女人生不了,千方百计让怀孕的嫔妃流产,《明史·后妃传》说:“饮药伤坠者无数”。

  宪宗继承人朱祐樘即后来的明孝宗,能够长大成人并继承皇位,简直是一部传奇史。朱祐樘的母亲纪氏怀孕后,万贵妃命婢女让她服堕胎药,纪氏的人缘很好,派来的宫人不忍下手,回报万贵妃时就谎称是肚内长了瘤子而不是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纪氏在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佑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太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未找到。就这样朱佑樘一直吃百家饭长到六岁,才被宪宗知道,当他看到因长期幽禁而瘦弱不堪的儿子,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不禁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朱祐樘就安全了。万贵妃表示要带这孩子,大臣们心想那岂不是送死,上奏说不行,为了孩子身心健康,还是得跟母亲在一起。万贵妃恨碎了牙,不久就把纪妃害死了。皇太后要留住这根独苗,于是亲自抚养朱祐樘。某一天,万贵妃请朱祐樘吃饭,太后叮嘱他不要吃,于是这孩子到了万贵妃宫,礼貌地拒绝了:我已经吃饱了……

  所幸,他17岁的时候,万贵妃死了,宪宗对万贵妃是真爱,悲伤过度,几个月后也死了。朱祐樘这才真正安全了。

  朱祐樘是个好皇帝,缔造了“弘治中兴”,遗憾的是,因为幼年生活坎坷,一直体弱多病,当皇帝后励精图治,结果身体被压垮了,只活到36岁。





  皇帝的出生,总是被各种神化。满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曾被记载是其母因为吞下雀卵怀孕后生下了他,另一种白纸黑字的记载是:其母怀孕十三月而生下了他。虽然这些并不可信,但努尔哈赤确实生而不凡,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男子。他长年驰骋疆场,历尽磨难,依然生了16个儿子、8个女儿。估计他很难想象:300多年后,他的后人,居然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不仅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哀,汉朝、明朝……很多皇族到了末期,都面临着生不出儿子没有接班人的困境,跟开国时期元气沛然、子女精壮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皇朝末期皇帝生育能力的急剧下降,关键原因应该是皇族男性继承人人口质量的一代代下降,为了早生孩子多生孩子,他们早婚早育,纵欲无度,原本优良骁勇的基因,渐渐变异了。

  军统特务沈醉被新中国特赦后,曾与溥仪共事,他在回忆中,透露了溥仪不育的秘密:在溥仪尚未成年时,太监怕他跑出去,就把比“皇上”大不少的宫女推倒在他床上,有时两三个宫女在床上教他干坏事。他第二天精疲力竭,见到太阳都是白的。太监不会让他休养生息,而是找来壮阳药给他吃,但难敌如狼似虎的众多宫女……渐渐地,他被“废了”,等到他真正要结婚生子的年龄,年轻的身体内,那颗肾,早就衰老无力了。

  清朝十二帝,同治是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年仅19岁,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说死于天花,有说死于梅毒,有说死于疥疮……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他沉迷色欲,淘空了身子。

  他们在深宫中受惑于阴毒的太监和淫荡的宫女,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长成了“病梅”,早已失去了先祖马上打天下、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气与身板,失去江山,也是迟早的事。诚如唐德刚所言:“做皇帝、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





  溥仪死于肾癌,终结了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皇帝的肾的历史。

  皇帝们的历史已经远去,但他们仍然在影响着今天的人们,比如各种号称源出宫廷的“补肾秘方”;又如《芈月传》,比如《甄嬛传》,可以预料,《XX传》还会继续拍下去,因为商人知道,这种将色欲与阴谋结合在一起的迷梦,能够有效激发今人的肾上腺素,让人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瞳孔放大,艳羡皇帝的性福,浑然忘记了他们疲惫而灰败的脸。
本帖最后由 shuibian 于 2015-12-18 09:09 编辑

现今的世代邪恶,网络色情泛滥,各种泡妞约会邪术泛滥,甚至一些网站打着体验皇室宫廷的旗号私下打造网络色情游戏,情欲旺盛的年轻人很容易被网络上的“太监后妃”们诱惑而走上邪路,就如罗马帝国末世淫乱成风,最后生育率急剧下跌,终于被蛮族灭亡。
偏远山村半数老人守"空巢"    有的村狗比人多
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6-03/8746846.html?from=bdwz
这两年,“空巢村”成了社会舆论热点。在那里,没有了年轻人,有的甚至连小孩子都很少,剩下的就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那里默默生活,每天都期盼着儿女们能常回家看看。这些老人,很多都无人照料,有了病也得不到及时治疗,压抑情绪无法及时排解。“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就是“空巢村”老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连日来,本报记者分别走进奉化、宁海、鄞州、余姚的一些村庄,对那些“空巢村”的现状进行了一番调查。
  通讯员 孙赟 记者 郑振国 朱琳 叶萌茗 吴依滢 实习生 陶倪 摄影记者 高远
  聚焦“空巢村”
  生活艰辛
  年前村里多出百十来号人
  年后一桌麻将凑不齐
  年轻人逢年过节才回乡
  空巢老人日子难捱
  邵奶奶独居在鄞州崔坳村屏丰路,走进她家,屋内显得有些杂乱,一个老式的灶台,一把破旧的沙发,上面堆满了衣物,房间里还有几把老式竹椅,坐上去咯吱响。
  邵奶奶今年84岁,耳朵几乎全聋了,腿脚不灵便,坐下去都十分费劲。邵奶奶家有两层楼,楼梯上堆满了油、米、洗衣液,还有六七袋卷筒纸等各种生活用品。她说,这些都是子女春节期间给她备的。看得出来,老人家平时极少上楼。
  春节期间,儿子、孙子还有三个女儿女婿都回来了,家里异常热闹。子女们给她张罗了好多年货,还给她买了新衣、新裤和新鞋,就连家里平常要用的纸巾、洗发水、油、盐、酱、醋、米等也都给她准备得妥妥当当。
  到了午饭时间,记者看到邵奶奶把两碗看起来黑乎乎的菜放在蒸锅里,一碗是鳗鱼鲞,另一碗是腊肉跟其他咸菜混杂一起,都是春节期间的剩菜。邵奶奶说,她已经吃了快半个月,舍不得倒掉,就不断回锅蒸。
  这样的场景,在一些偏远的小山村很常见。从奉化城区开上30公里路,就到了大堰镇上。记者从宁波市区过去,经历了曲折的盘山公路。到了镇上,还得走两三公里山路,才是南坑岙村。
  南坑岙村村主任蒋庆海说,现在户口还在村里的有105户、307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出去打工了,平时有100多个村民住在大堰镇上,剩下的不到70人,都是住在山上的老人。“70岁在这儿算是小后生了,90岁以上的都有4人,只要没啥大事,老人们一般不下山,除非要买些荤菜。”蒋庆海跟记者讲,下山路虽不陡,可对老人来说,两三公里也得走上四五十分钟。
  记者去的那天,是农历正月十八,春节已过,南坑岙村恢复了它惯有的模样。山脚下的村老年活动室内,一桌麻将也凑不齐;活动室外的一块空旷水泥地被用作了停车场,不过就停了两辆车。“这可跟春节那会儿的光景全然不同。”蒋庆海说,逢年过节,这个只能容纳二三十辆的停车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停得满满当当。
  “人最多的是春节和清明,一个是来看看老人的,一个是祭祖的,外头打工的年轻人拖家带口都回来,像春节,一般年三十前回来,有的初一回,住到初四初五。再久也住不牢,年纪轻,嫌山里无聊呢!”
  蒋庆海估算,春节村里总会多出100多号人,只要有老人在这头,就算子女到不齐,好歹也会来一两家,过年热闹热闹的。
病痛难捱

  独居老人生病无人知晓

  邻居串门发现后将其送医

  生病无人照料

  是不少空巢老人心头的痛

  16年前,邵奶奶老伴离世,儿子一家常年在外打拼,三个女儿也都出嫁,家里就剩下她一人。这十多年来,虽然老人家也感到孤独,但她似乎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我孙媳妇让我去住些日子,我说不去,我孙子在外面打工,生活很艰苦,还是租房的,我一个老太婆过去,给他们增加负担,太麻烦。”

  老人家平时行动不便,基本就窝在家里。天气好时会在家门口晒个太阳,最多也就是到离家七八百米的地方买点菜。这点路,年轻人走走估计两三分钟,可是,邵奶奶能走上半个钟头,买个菜在路上来回要坐到路边石墩上,休息个五六次。

  邵奶奶说,有时候三个女儿也会割一些自家地里的菜送过去给她。基本上,老人家四五天才会去一趟菜场,有时买的菜多了扛不回来,村里比她年纪轻的老人就会过来搭把手。

  邵奶奶常年忍受精神寂寞的同时,还备受高血压和腰椎病、气管炎的折磨,有时坐下去起身都难,因此,每当生病她都特别想念子女。有一次邵奶奶受寒拉肚子,夜里上卫生间接连两次摔倒,好在家里比较杂乱,直接摔在一些杂物上面,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奉化大堰镇南坑岙村有3个自然村,刘家村、钱家村和藕池江。其中的刘家村,只剩下3个老人了。住在钱家55号的是97岁高龄的钱大爷和85岁的老伴胡大妈,大爷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妈则有高血压,二老生活虽能自理,但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这也是整个村的情况。

  竹排做的“大门”在山腰中,显得分外应景,推开“大门”,胡大妈正把家里的棉被一床床晒了出来,“春节孩子们盖过的,正好天气不错,晒好我就收起来了。”胡大妈知道,再用到这被子,就是明年春节了。

  在记者走访调查过程中,伤痛成了老人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子女常年在外打工不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大,独居老人的各种病痛也越来越多。一旦得了病,老人的生活无疑会遭受更大的打击。

  在余姚市鹿亭乡,记者走访过程中,跟老人聊天时,他们不停地诉说子女不在身边的苦恼和不便。在当地白鹿村,龚大爷就告诉记者,有一次,他生病了,躺在床上一天都没人知道,后来还是一位来串门的老人把他送到了乡卫生院。生病期间,他想儿女,却没有回应,感到特别伤心。“一旦生病了,就连饭都做不了了,只好啃冷馒头吃咸菜或者方便面。”龚大爷说完,眼中露出的凄凉和悲伤,让记者不敢直视,生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经济乏力

  60多岁还在当塘主

  想雇个四五十岁的年轻人不可能

  生活艰辛

  发展经济只能靠一帮“老骨头”

  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老人经济很困难,生活质量非常差。山区老人由于普遍缺乏养老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补贴。

  然而,随着子女的下山,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只剩下春节子女回家时的孝敬。可外出打工的子女由于受自身素质影响普遍从事收入低,福利低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就业竞争、生活消费、子女教育使得在外子女陷入重重压力,并没有提供给父母充足的经济支持。老人们的生活来源还要靠自己“一把老骨头”,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许多农活已显得力不从心,收入也越来越少。

  宁海县越溪乡下田村,靠海,收入要高一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年轻人出村了,就只剩下了老人,有些活根本干不了,收入也就越来越少。在下田村,养殖是主要生计。村里有二十几个人承包了海塘搞养殖,养殖对虾、蛏子、血蛤、青蟹的。这二十几位塘主都已经将近60岁了。

  村里的老书记老田自己也有几亩海塘,现在养蛏子。在带记者去看海塘的路上,他遇到了隔壁村的村长杨新保。

  杨新保今年46岁,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做养殖。从年前开始,他承包的海塘里的蛏子就可以开始采了。采蛏子得雇人,一个人一天工作7个小时,忙起来的时候工作8个小时,基本上能采70-80斤,工资一天220元。“工人基本上都是60几岁的人,40岁以下的没有。”杨新保说,“年轻人没人愿意干这个,而且年轻人也都去县里打工了,没人了。”

  回村的路上,老田跟我说:“儿子到城里去上班也是对的,现在养殖赚不了大钱,而且年轻人喜欢的生活在这里过不上。”老田告诉记者,现在除了养殖对虾需要上心,需要住在海塘边上,养蛏子基本不需要多费心思,一年中蛏子的采收季节就3个月,把苗种下以后,就等着长大然后采摘,一片海塘一年采收一次,收购时不管大小都是统一价格,根本不需要花心思讨价还价。但即便这样,老田说了一句,让记者深思的话语,“可能我一年的收入,儿子在外面几个月就赚回来了。”

  在奉化大堰镇南坑岙村,记者看到,留在村里的老人,大都在80岁以上,70多岁的老人已经算年轻了。而就是这样的年纪,老人们还要拉着黄牛耕地去,就在田地里种些蔬菜。因为,这些都是老人们赖以维系的伙食。

  “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病残,这种现象不只我们一个村,大堰别的村都是。”南坑岙村书记王云这样说道。
大数据扫描

  奉化大堰镇有些村子狗比人多

  奉化大堰镇最大的村是柏坑村,有1800人,常住人口也就五六百。但40个行政村里,大村一共也不到10个,绝大多数村庄常住的在100人左右。青厂村作为最小的自然村,起初村里还有15户人家,10年前还剩4个人,直到3年前,已经没有人了,村子名存实亡,如今也成了大堰第一个没人的村落。严家田村,村里有10来个人,却有12条看门狗,“狗在不断繁殖,人却越来越少,到现在已经成了 狗村 。再比如丁家坑村,现在50岁以下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

  宁海县越溪乡下田村,人口800多,但常住人口仅剩200多人。而在余姚鹿亭乡,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当地乡政府,记者拿到这样一组数据:全乡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1.3%,其中空巢老人1877名,占全乡老年人口的50.29%。其中65-69周岁老年人有951人;70—79周岁老年人有937人;80-89周岁老年人有533人;90周岁以上老年人有45人。空巢老人超过了老人数量的一半。

  这种数据着实让人震惊。“空巢老人的情况,在我们这里,确实非常普遍,全乡1.75万人口中,已有8000多名富裕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经商,现在很多山村中,基本上就剩下老人了。”余姚鹿亭乡林副乡长告诉记者,就连乡政府所在地的上庄村,情况也是如此。

  对话村支书

  再过20年等老人们离去后

  空巢村彻底消亡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在当地采访时,上庄村副书记赵国云陪同记者走访多户空巢老人。当采访结束,记者打算离开时,赵国云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10年,等我老了,也就成了空巢老人,儿子女儿都在外面,根本不会再回来了,而自己则出不去,也不愿意出去。”

  在这些空巢现象严重的地方,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小孩子越来越少。在余姚鹿亭乡,全乡只剩下了一所9年制的鹿亭乡中心学校。而在1992年,鹿亭乡共有39所小学,3所初中,后来逐渐合并成4所,再合并到现在的鹿亭乡中心学校。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从而导致这个全乡唯一的学校,生源越来越少,从最多的时候1000多学生,到如今只剩下了80多学生。“去年,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全乡适龄上小学一年级的儿童人数为150人,但其中126人,从出生开始,就从来没有回到鹿亭生活过。”余姚鹿亭乡林副乡长说,现在学校只有80多个学生,老师有20多名,不管怎么样,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学校就得办下去。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当地老人,还是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无不表示,如果按照这样趋势下去,这些老人村,再过20年,或许就彻底消失了。

  新闻链接

  农村留守老人比例逐年增加

  几乎所有农村老人从事劳作

  我国老龄化难点在农村

  2015年6月,由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近四成的农村老人“身边无子女居家养老”,而超过六成的农村老人不喜欢进城养老。这是上海财经大学第7次发布“千村调查”报告。与以往不同,调查认为,尽管受访的八成老人满意现在的生活,但农村留守老人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甚至调查中的空巢家庭超过半数。许多农村老人不是在养老,而是在隔代抚育下一代。与此同时,即便空巢老人留有存款,也不一定可以拥有有尊严、体面的晚年。

  另外,千村调查显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难点和中心在农村。农村的空巢老年人,特别是留守老年人的问题比较严重。在农村老人家庭关系和心理状况方面,传统的大家庭转变为小家庭,子女外出导致年轻人在老人身边赡养比例降低,空巢家庭超过半数。

  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调查课题组首席专家张雄介绍,此次农村养老调查历时两个月,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份573个县,有效问卷约1.7万份。调查发现四成以上的农村老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较好,超过50%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作,子女资助在影响老人养老快乐指标中占首位,新农保收入、土地收入仍是农村老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的劳作,比如在田里干活或者其他劳作,几乎所有的老人仍然从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劳作,这是中国农村老人的特点。

  来源《广州日报》
最近很多地区仍然坚持对过去二胎超生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哪怕现行法律明确提倡二胎。这种不承认新法效力变相不废除旧法的荒唐做法,除了违背法不溯及既往保护公民的真正精神,破坏新法实施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要按政策生育,维护生育秩序。
现在法律上是提倡二胎,一些不愿生孩子的家庭,或者只生一胎的夫妻是不是在破坏生育秩序?因为他们没有按照政策提倡去生育!
有的人说那是提倡,不遵守不该处罚;可是提倡一胎时有人生了二胎怎么就被处罚,口口声声说是提倡怎么能征收巨额的所谓社会抚养费呢?
巴黎恐袭警示中国人口政策
2015年11月19日 21:09 海外视角



人 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两三年甚至六七年可能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变化,但如果从几十年的尺度来看,则可能是触目惊心。现在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以后的人 口,并通过养育观念和机制的惯性影响至少百年。因此,人口政策必须从长计议,否则等到感受到人口危机的切肤之痛时,早已经是回天无力了。本文摘自2015 年11月17日梁建章博客,原题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给中国人口政策的警示》。


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图为11月18日,警方发动追捕巴黎恐袭事件嫌犯行动,并在巴黎北部郊区爆发枪战,警方封锁现场

2015 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袭击者是受命于所谓的“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而在今年1月份,巴黎才发生过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起因被认为是该周刊多次刊登了侮辱伊斯兰教的漫画。除此之外,法国近年还发生过一些其他规模较小的恐怖袭击事 件,其中大部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所为。

法 国近年频遭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袭击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是近几十年法国国内人口构成的改变,特 别是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快速上升。虽然大部分法国穆斯林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但巨大的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的鸿沟,让很多穆斯林并未真正融入法国社会。在 中东乱局的大背景下,部分人很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使得一些穆斯林社区成为催生和隐蔽恐怖分子的温床。

法 国是欧盟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教分离禁止官方询问和收集宗教信仰方面的信息,法国对穆斯林人口并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根据不同机构和学者的估 算,穆斯林占法国人口大约在4%到11%之间。目前,伊斯兰教已成为仅次于天主教后的第二大宗教,也是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主要宗教。

虽 然历史上伊斯兰军队曾多次短暂进入法国南部,但从未真正将法国本土伊斯兰化。现代法国的穆斯林主要是1960和1970年代源自于法国前北非殖民地的移民 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后代。当时,法国在放弃北非殖民地后,经济高速增长而生育率快速降低,大量穆斯林作为劳工移民进入法国,再加上穆斯林的生育率大大高于本 土法国人,穆斯林人口占法国比例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为2.8,而非穆斯林的生育率为1.9。在这种生育率差别 下,即使没有外来穆斯林移民,出生人口中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比例不到两代人就要翻一倍。有些人甚至担心,法国最终会变成一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

一 个国家人口构成的剧变,难以避免会导致这个国家政治格局的改变。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例子。比如,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 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 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 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 本性的因素之一。

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警醒。目前汉族占中国人口比例为91%,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还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 情况复杂。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但在0-4岁人口则分别占21.1%、62.9%。新疆 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就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 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



中 国目前的生育状况不仅会极大地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构成,对中国的长期稳定造成影响,也会改变中国边疆地区对相邻国家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东北地区 是中国重要的自然资源、重工业和商品粮基地,对中国的国土与经济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的壮举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 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是,目前东北的生育率却要远低于周边国家,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74、0.76、 0.75,仅仅只有俄罗斯的一半,朝鲜的三分之一,也远低于韩国与日本。由于低生育率的惯性,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东北未来的出生人数依然会持续萎缩。

过 去10年,超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很多年轻人南下寻求工作机会。未来人口规模萎缩,经济相对衰微,年轻人大批离开的情况只会加剧。与此同 时,朝鲜人与俄罗斯人可能会以各种方式重新进入中国东北。根据《环球时报》(2012年7月3日)引述《西雅图时报》的报道,中国与朝鲜签署协议将从朝鲜 引入4万名劳工在丹东、图们和珲春等地区务工。另外,不少俄罗斯现在开始进入中国购买房产。

长 期来看,人口规模对就业是中性甚至偏正面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于人的需求;人口越多,找工作的人也更多,但工作机会也更多,而且更多的人 口有利于需求与供给的匹配,让就业更充分。不过,由于年轻人减少所带来的劳动力的萎缩会先于消费需求的萎缩,长期低生育率可能会在局部地区造成短期的、结 构性的失业。这可能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

但 是,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都不相同,甚至在平均智商和勤劳程度也有显着差距。如果真的大量引入外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 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出来让给外来移民。对于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后果于情于理何堪?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 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某些地区或行业普遍缺乏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广州等地已经出现一些国外 移民的集聚区。虽然国外移民要在中国形成气候为时尚早,但法国近年不断遭受恐怖袭击的经历是一个警钟。

中 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基督教产生初期是个微不足道 的宗教流派,但几百年后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家Rodney Stark(1996)认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堕胎、杀婴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远超异教徒,逐步形成压倒性的人口优势。

实 际上,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代表一种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人口最多,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并没有人口优势。比如,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就包括俄罗斯 势力以外的欧洲与美、加、澳、新等新大陆国家。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总共有9亿人,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 韩等则有12亿,接近中国。虽然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竞争,但对外发生冲突时,更经常处于合作和同盟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 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迥异于与东亚各国内部的四分五裂,互不信任。西方国家不管在经济上与中国多么密切,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诸如 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则另有立场。



欧 洲现在的低生育率并不是限制生育的结果,事实上,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法国都在大力鼓励生育。而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生育的结果。在人类 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30多年,整个民族却义无反顾地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规模地消减自己的未来之 本而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计划生育部门就声称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人,为世界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更 荒唐的是,中国的一些省区还对主体民族实行歧视性的生育政策。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最好的民族政策是淡化民族身份,不在法律和公共政策上做民族区隔。但 中国现在却在法律层面固化民族区别并让一些公共政策与民族身份挂钩。这些做法既强化了少数人的民族意识,又让更多人感到不公平,会给中国的和谐与稳定埋下 重大隐患。例如,2010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 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即使在2016年完全放开并开始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大幅衰微。

与 中华文明人口急剧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斯兰文明人口的急剧扩张。如果把穆斯林人口超过一半的国家归为伊斯兰文明,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归为中华 文明,那么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口展望报告数据计算,目前伊斯兰文明的人口与中华文明大致相同,但其0-4岁的儿童却是中华文明的2.3倍。而,伊斯兰 文明的生育率为中华文明至少2倍以上。在这种生育率差别下,只要两代人,穆斯林儿童的数量将是中华文明儿童数量的10倍。

很 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人口对比的变化是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人们通常是高估短期效应,而低估长期效应。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两三年甚至六七年可能根本感觉不 到什么变化,但如果从几十年的尺度来看,则可能是触目惊心。现在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以后的人口,并通过养育观念和机制的惯性影响至少百年。因 此,人口政策必须从长计议,否则等到感受到人口危机的切肤之痛时,早已经是回天无力了。

上 述人口趋势将对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一带一路涵盖的区域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规划兴建的以喀什为起点的中巴铁路将贯穿巴基斯坦,并通 过当地的铁路和公路网连接伊朗、印度、阿富汗乃至中亚地区。这一区域除印度外都是伊斯兰国家,其中巴基斯坦人口1.9亿、伊朗人口0.8亿、阿富汗人口 0.33亿、中亚五国人口0.63亿,再加上印度1.8亿的穆斯林,一共有近6亿穆斯林。虽然这一地区穆斯林总人口不到中国的一半,但穆斯林儿童数量已经 与中国相当。在可预见的将来,仅这一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就将大大超过整个中国的人口。这对本来就遭受恐怖主义活动之害的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到底会产生何种 影响难以想象。实际上,巴基斯坦近年来一直是恐怖主义活动最为频繁的国家。

像 “一带一路”这样战略构想的目标是建立更大的资源、商品、资本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本质上无非就是追求更多人口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虽然追求这种外 部的人口规模效应有其经济意义,但在这么做的同时却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本国的人口,大幅降低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内部人口规模效应,则是匪夷所思。实际 上,比起将其他国家6亿人口纳入由中国主导的市场秩序,远不如采取措施让中国自己少减少6亿人口。这是因为来自外部的6亿人口不仅在语言、宗教、经济发展 和生活方式上与中国主体民族不同,在文化、政治上对中国更无认同,在安全上甚至可能严重威胁中国。



中 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是,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被可 能被摧毁,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甚至分崩离析的国家并非完全不可能,法国乃至欧洲的遭遇足以给中国敲响警钟。

中 国将来是否能够维持稳定和繁荣,很大程度将取决于采取何种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我们认为,在人口政策上,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鼓励生育。虽然中国占世界 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已经无法避免,但至少也不应该让其降得太快。在民族政策上,需要坚持《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生 育政策上也平等对待所有民族。

当 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 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 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就曾 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 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国、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并据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受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 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未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将为世 界的和平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前景的基础就是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维持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地位。
再也不要坚持计划生育式民族自宫国策了!谁嫌中国人多谁可以选择自绝于人民,这样减少自认为的人口过多才不会伤害别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将失策怪罪于无辜的胎儿。再也不要坚持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杀政策,不要去练习什么东方神功而挥刀自宫了。
俄罗斯立法全面禁止转基因生物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 ... xtsatn7795851.shtml
新浪美股北京时间28日讯 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周三批准了一项法案,除了科学研究用途外,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种植转基因植物和饲养转基因动物。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法案还规定,鉴于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禁止进口转基因商品。那些生产转基因产品的国家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都被要求按照新的法案进行登记注册。

  法案还规定了那些使用转基因生物的行为将受到怎样的处罚。违反法律者将被课以50万卢布(约5万2000元人民币)的罚款。(子衿)
学者预警中国人口严重萎缩:2100年将跌至6亿
http://finance.qq.com/a/20160630 ... 015&ptlang=2052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到本世纪末,还有多少人口?到底是10亿还是6亿,甚至更少?一场争论正在人口学界展开。2100,看似遥远的未来,却在今天大势已定。

2100年中国人口:10亿还是6亿?

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近日在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发言引发这场争论。她在发言中表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亿人。

在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都表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不可能维持在10亿的水平;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到2100年也难以超过8亿,更大可能是低至6亿甚至更少。而且,人口萎缩不会到2100年就停止,在此之后将进一步快速萎缩,除非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即2.2的生育率,统计显示2015年生育率为1.25)。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早在1997年就做过不同政策选择下中国人口数量的预测。根据他当年的预测,如果实行生育政策晚调方案,中国人口在2100年的总量为9.52亿人。中国在2016年初放开全面两孩,接近李建新设定的晚调方案。

李建新向第一财经表示,当时设定的是,生育政策调整之后,总和生育率将回升到2,但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的经验来看,回升到这个水平几乎不可能。因此,他认为最终实际的人口数量将大大低于他当年的预测结果。

易富贤2015年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预测,2016年中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率只能从2015年的1.25上升到2017年的1.4,然后会沿着韩国和台湾地区过去的老路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假设此后的生育率能不断回升到2056年的1.30,然后保持稳定到2100年。那么21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只有5.6亿。

黄文政假设全面放开后的自然生育率比2010-2015年的实际生育率高出20%,然后再假设中国未来生育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随社会发展水平上升的变化,遵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路径。在考虑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及2017年全面放开生育之后的堆积反弹,在不鼓励生育的前提下,他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则会进一步降到2.8亿。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学者王广州认为,对人口数量做30年以上的中长期预测,更重要的是预警意义。这样的预测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最好是给出一个区间的概念,而不是高、中、低的概念。第二,这样的预测只是一个趋势判断,而且是目前认识条件下的趋势判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生育率被严重高估

第一财经查询资料显示,郑真真的预测与联合国人口署的中方案一致,而中国人口减少到6亿的预测则与联合国人口署的低方案比较接近。

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将回落到10.04亿。这是联合国的中预测值,其低预测值是6.13亿,高预测值则为15.55亿。

学者预警中国人口严重萎缩:2100年将跌至6亿

(摘自联合国《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

黄文政认为,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低预测值比较合理,而中预测值严重高估,更不要说高预测值了。

人口预测的关键假设是对未来的总和生育率的设定。根据联合国中预测方案,中国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被假设为1.55,2015到2020年为1.59,2020-2030年为1.66,2045-2050年为1.74,2095-2100为1.81。

李建新、王广州认为,这组数据明显高于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水平。易富贤、黄文政则认为即使强力鼓励生育也不可能将生育率提升到如此之高。

中国现在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2015年,中国1%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5。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官方统计数据并没有被卫计委等相关部门充分采信。

黄文政分析,联合国在2010年报告中对2010-2015年中国生育率的低、中、高预测值分别为1.31、1.56、1.81,即使是其低预测值1.31,也比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10-2013年数据的最高值的1.26还要高4%,比这4年的平均值要高11%。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针对联合国的该预测曾撰文《联合国不应严重高估中国未来人口》称,联合国长期高估中国生育水平和人口增量。比如,在2000年联合国预测中国2010年到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9,2015年预测中又调低到1.55,但中国实际生育率水平仅为1.2左右。易富贤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表示,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一直以来都不准确。比如联合国2012年版《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15年人口会达到14.0159亿,但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只有13.7462亿,三年的预测就误差了2697万。

不光是预测,《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对当前人口数据的估算都出现较大误差。比如,其对中国2015年的0-14岁占总人口比例的估算为17.2%,高于中国官方的16.5%,而对60岁和以上占人口比例的估算为15.2%,低于中国官方的16.1%。

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高估中国生育水平的不光是联合国,中国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口学界对人口形势的估算和预测也一直倾向于保守。他分析,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基本国策下,保守体现为宁愿高估而不是低估生育水平。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时对出生人口数量预测的巨大误差就是一个明证。

本世纪末人口降到6亿有多可怕

中国人口在2100年可能跌至6亿, 这意味着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对于这一判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

黄文政认为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口数量是指数变化的,而人们的直觉往往是线性的。用线性直觉去判断指数变化的趋势,自然会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而且对长期效应的低估会远胜于对短期效应的高估。

人口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慢性问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段,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放在几十年乃至百年区间来看则是触目惊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从长计议,至少要前后各看百年以上。

黄文政提醒,中国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一二十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们难以认识到之后是雪崩式的衰减。

如何才能拨开人口总量的迷雾,看到人口未来变化的汹涌暗涛?多名人口学者建议要聚焦于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3-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0%以上,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5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700万以下。再放宽一些也就800万。即使到时生育率能够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并且每个人都活100岁,总人口也不过8亿人。”黄文政说。

在提到本世纪末的人口减少时,郑真真还强调,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减少的是年轻人、新出生的人。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结构并没有优化,老龄化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人口学者的一致认同。

根据易富贤的测算,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2050年的1.7、2100年的1.1,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这将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消费和创新能力减弱、养老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一财网)
取节育环的老人:太遭罪了 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2016-12-24 06:47:00 来源:剥洋葱people

多年来,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妇女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子宫里——这个孕育生命的地方,还有一件金属制品需要及时取出。

文|王婧祎 王佳慧 实习生罗仙仙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钩住了。历经缓慢的扩张宫颈、伸入探针、确定方位之后,董燕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金属钩钩住了节育环。
她试探地拽了几下,可怎么也拽不出来。董燕不敢太用力,毕竟躺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她只得把钩子换成取环钳,在B超的监测下,将钳子在宫腔内谨慎地反复变换着角度。
一枚小小的金属圆环终于取出来了。此时距离手术开始,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差不多每个月,董燕都要经历一次这样的“取环”手术。董燕今年40岁, 是济南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医生,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给妇女取出宫内节育器,俗称“取环”。
“取环”本是一项常规手术,但对于进入绝经期的妇女——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有的已70多岁,给她们取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几年前,随着济南市市中区计生部门开展“太阳花”行动,前来找董燕取环的中老年女性多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87%的节育措施都用在了妇女身上,而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上环”)的比例达到41.4%。
三十年过去,今年1月1日,中国的人口政策转为全面放开二胎。当年“上环”的女性陆续进入绝经期。有研究表明,绝经超过2年者,节育环的取出困难率达到43.9%。若节育环发生“嵌顿”,取出时还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等情况。
专家表示,节育环超期不取可能会对身体健康构成危害,并且会影响其他疾病的检查。

多年来,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妇女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子宫里——这个孕育生命的地方,还有一件金属制品需要及时取出。
“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常素春(化名)一直记得十年前取环的经历。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回忆起往事,在电话里不断重复,“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绝经四年后,常素春发现下体又开始淅淅沥沥的出血了。她很害怕,去县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不是癌症,就是节育环该取了。
常素春有一儿一女,当年小女儿出生后,她和身边的很多女性一样选择了上环。一带就是三十年,要不是这次出血,她都快忘了体内还有这么个东西。
“你这个环取出来可能得受点罪。”常素春向剥洋葱回忆,当时妇科医生对着B超图像告诉她,环已经长到了肉里。
她想,我孩子都生了俩了,取个环能比生孩子还疼吗?
痛苦程度超乎了她的想象,“怎么拽都拽不出来”,她不住呼痛,扭动身体。医生提高嗓门说,“别动了,再动子宫划破了!”
她忘了手术持续了多久,只记得最后,节育环和鲜血一起涌出来的时候,自己眼前发黑,晕过去了。“生孩子的疼,生完就忘了;但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医师陈素文告诉剥洋葱,女性绝经以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子宫开始萎缩变小,子宫口也会变紧,而节育环的大小是不变的,与子宫内壁摩擦,可能会出现出血、腹痛等现象。并且可能会发生“嵌顿”,通俗地说,就是环长到了肉里。
一旦发生嵌顿,取出就变得困难,并且可能出现大出血等危险状况;甚至出现异位,环穿透子宫壁进入腹腔,可能造成对其他脏器的损伤。陈素文建议,“最好在绝经后半年内取环。”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谭晓嫦副主任医师曾对媒体表示,让节育环在已经容不下它的子宫里继续待着,可能会引起并发症,如腰骶部出现酸痛下坠感、白带异常等。

董燕说,对于绝经时间超过两年的女性,她会先让她们服用一段时间雌激素,待宫颈条件改善软化后,再在局部麻药的配合下取环。
即便如此,也还是难取。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情况,环拽断的、拽直的、拽出来“乱七八糟的”。
董燕说,一般来说,年纪越大,痛苦性越大。有人恶心、呕吐,血压下降,大汗淋漓,“和流产时发生的人流综合征很像”。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杨秀兰曾对多地近千例绝经后带环妇女进行调研,她发现,绝经不满两年者,取器顺利比例达96.1%,而绝经超过两年以上者,取出困难比例达43.9%。
北京妇产医院孙立红团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她临床观察的取环手术者中,绝经时间最短者为2个月,最长者为192个月。绝经24个月以内顺利取器率明显高于24个月以上者。分别为71.4%和47.3%。

多年来,我国计生体系的工作重点是控制超生,重视上环率,忽视了取环,导致很多绝经妇女没有意识到应该取环。图片来自网络。
“这环可能跟我一辈子”
几年前,济南市市中区的计生人员在基层服务时发现,辖区内许多进入绝经期的女性尚未取环,有人已经绝经超过10年。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数以亿计的中国女性采取了长效节育措施。
80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全国约有1.76亿人采取了长效节育措施,其中放置宫内节育器比例为41.4%,输卵管结扎比例为38.24%。

女性宫内放置节育器,在国际上并不鲜见。美国妇产科协会(ACOG)2005年的指南里,明确指出建议女性使用宫内节育器,可为女性提供安全、有效、可逆、长期的避孕效果。2007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建议扩大宫内节育器的使用人群。
但陈素文介绍,由于该方式经济实惠,相对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相对较多。发达国家妇女避孕较多使用避孕药、避孕套等措施。
知名人口学者朱楚珠在专著中写道,“计划生育工作多注重于抓指标,完成节育手术任务,这也许就是中国避孕节育措施中宫内节育器和女性结扎率高的原因”。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量的带环妇女,陆续进入了绝经期。
济南市市中区的计生人员决定有所作为。他们开展了一项专门为这群人取环的工作,还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太阳花行动。
首要工作是宣传,他们给辖区内超过100 个街道办和村委会的计生人员进行培训,开办健康知识讲座,再由他们继续宣传到基层去。
董燕说,很多人心情是很惶恐的,对手术的风险、疼痛都会担心。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当然,也要从实际出发,把手术可能的困难讲清楚,取得她们的理解。
该区卫计局副局长张爱香对剥洋葱说,宣传效果不错,现在很多人主动要求要取了,他们每年都要为几百位绝经期妇女取环。
董燕证实,“之前一个月不会超过10个”,太阳花行动开始后,仅过去一年内取环人数就超过了450个。
陈素文说,还有一些女性年纪大了,病多了,体内有金属环会影响某些影像学检查,检查受阻时她们才知道来取环。
51岁的郑爱红(化名),今年10月下旬,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查出耳道内的疾病,需要尽快动手术。医生要求做核磁共振,但在检查室外,她得知做核磁共振身上不能有金属物品。

她想到了体内的节育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副主任医师柳晨曾在他的科普文章中写过,“体内有金属慎做核磁,如果金属移位可能造成内脏和大血管的损伤。”
考虑到手术的紧迫性,医生最后选择了其他影像学检查手段,但医生和郑爱红说,其实还是核磁共振的检查效果是最佳的。
郑爱红决定,等身体恢复好了,第一件事就是把环取了。“要不是这次核磁共振事件,这环可能跟我一辈子了。”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学者孙晓明介绍,根据他们团队的测算,仅在我国农村地区,就有约四分之一已经绝经的中老年妇女没有将避孕环适时取出。
在他看来,长期以来,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以降低生育率为导向,侧重提高妇女生育后的上环及时率,却没有任何工作指标要求为绝经后的妇女及时安全取环。“她们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们,所以错过了最佳取环时间。”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杨秀兰在调研中发现,绝经后未取环的妇女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因为不知道需要取出,还有四分之一因为没有症状,想不到要取。
正如常素春,如果不是因为阴道出血去检查,她可能不会主动取环。她说,从来没有机构向她宣传过超期不取的危害,在她所在的小县城,她的女性亲友普遍认为,“不怕疼的话就取了,不取好像也没什么”。

谁来买单?
健康知识的匮乏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广阿兰(化名)今年71岁了,这位老人生活在贵州南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寨里,一生育有四个子女。小女儿4岁那年,在计生政策的号召下,当时36岁的广阿兰接受了节育环手术,迄今没有取出。
她不是没想过要取。广阿兰说,最近十几年,她一直被腹痛困扰,“尖痛尖痛,痛的直不起腰来。”

可镇计生院的医生告诉她,她的环长到了肉里,计生院取不出来,得去大医院。
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说,镇上人均年收入仅有3600余元,只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虽然有精准扶贫的政策,但推进缓慢且艰难。
广阿兰的两个儿子都外出务工,她和老伴儿独自生活10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了放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卫计委卫生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关博博士介绍,国家政策是符合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享有四项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包括免费取出宫内节育器。比如,符合政策可以生二胎的育龄女性,或者身体条件不允许继续带环的育龄女性,是可以免费取环的。但对已经退出育龄、进入绝经期的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国家没有统一政策规定。他认为,政策需要进一步“扩面”。
当前,有些地方规定可以免费为绝经期妇女取环,但这项服务是由乡级计生服务机构开展的。陈爱香介绍,在太阳花行动开始前,济南市的绝经期妇女是可以免费取环的,但仅限于乡镇或者区里的计生服务站。
陈素文说,基层计生服务站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而进入绝经期的妇女取环难度又比较大。来北京妇产医院取环的女性,很多都是在别的地方取不出来的。有些人需要做宫腔镜腹腔镜检查,费用在千元以上,如果需要介入治疗,费用则会更高。
“取环不是看病”,对于广大农村妇女,这项费用不在新农合报销覆盖的范围内,(去医院取)只能自己掏钱,孙晓明教授向剥洋葱介绍。
因此,关键还是要解决“买单”问题。张爱香介绍,“太阳花”行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掏钱,让本来只能在区、乡镇级计生服务站免费取环的绝经期妇女,可以去技术水平较高、条件较好的济南市级计生服务中心免费取环。未来他们准备与医院合作,让这部分女性可以到医院去取环。

董燕记得,有位70岁的阿姨之前去过别的医院,费用预计要2000余元,她没舍得取。听说了“太阳花”行动以后,她赶来市计生服务中心免费取了环,“去了一块心病”。这位阿姨还专门送来了锦旗。
孙晓明教授团队曾受卫计委妇幼健康司的委托,研究我国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主要问题和现实需求。他们发现,一般正常取环的实际费用为100-150元/例,有宫颈萎缩取环的实际费用为150-200元/例,做无痛取环的为350-400元/例,有环嵌顿等困难取环的实际费用为1000-3000元/例。
他们预测未来10年有约2600万妇女绝经后需要取环,即使按照正常取环平均花费的低限100元/例计算,全国共需专项资金为26亿。
计生之后的服务
孙晓明教授向剥洋葱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部分妇女使用节育环属于自愿的医疗选择,政府不提供提醒服务。但是,妇女健康体检包含在医保体系里,医生会提醒取环,取环费用也可以报销。
孙晓明说,长期以来,我国计生体系的工作重点是控制超生,重视上环率,忽视了取环,这种积累下来的意识转变很难。但不适时为绝经期妇女取环会影响妇女健康,从而降低政府计划生育服务的诚信度,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这种风险,南方某高校社会学硕士孟小芸(化名)曾亲眼目睹。2010年,正在读研二的孟小芸开始构思她的毕业论文。
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一位多年前曾接受节育环手术的家庭妇女,因环多年未取,取时发生意外断在体内,后来引发尿道等其他疾病。
她还想到了自己本科在家乡计生部门实习时,一位节育环多年未取的女性不断来投诉,她得了宫颈疾病,非要说是节育环作祟。

孟小芸决定,自己要做一篇与妇女节育手术有关的论文。她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去了“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村子实地调研。在其中一个村子,妇联主任向她介绍,镇里每三个月会派人到村里,针对49岁以下的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妇检工作。
孟小芸感到,在这位妇联主任眼中,计生工作就是管好育龄妇女就够了。 入户访谈期间,孟小芸看到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阿姨们被节育手术并发症困扰,她们的状态,她在论文中用三个短语来总结,“劳动能力受限、身体素质差、家庭生存状态堪忧。”
有人去政府部门反映问题,但因为年代久远、责任难以认定等诸多原因,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不过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正在行动。
除了济南市市中区,还有不少地方政府也认识到这项“群众有需求,上级不考核”的工作的重要性。
公开资料显示,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从1995年开始,就把这些绝经期妇女的取环工作纳入到计划生育服务的范围内。他们利用育龄妇女信息系统获得相关信息,及时通知妇女取环。
重庆江津区更是把为绝经期妇女取环作为计生技术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日常工作一起考核。
长沙市把为绝经期妇女取环工作纳入了计生工作的大考核体系,长沙市开福区自2013年开始为绝经期妇女取环,已为将近一千名妇女提供了免费取环服务。
同年,烟台市高新区开展了节育环取出情况摸底调查工作,通过走访辖区内的退出育龄妇女,对节育器取出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并建立个人档案,为下一步开展免费取环工作打基础。
从今年6月份开始,宿迁市卫计委开展了节育环到期提醒更换工作,由生产厂家制作到期提醒卡,粘贴在节育环包装上。
孟小芸在论文里写到,政府应该实现从“有病治病”到“无病防病”的积极预防。“加强后续服务、制度化管理才是真正的出路。”
董燕的母亲81岁了,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做了结扎手术。每次看到取环的老人,董燕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她还记得,一位老阿姨顺利取环后,拉着她的手连连道谢,高兴地直喊“闺女”。
调查:愿生二孩的仅占两成
  为了分析育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两孩家庭的养育现状以及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需求,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历时半年,开展了 "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 调查。
  这项调查以来自北京、辽宁、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广东、广西、陕西、四川 10 省(市)21 个市(区)0 至 15 岁儿童的父母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110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3%。父母的职业包括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业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军人、无职业者等。
  受访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仅占 20.5%,不想生或者不确定生不生的则高达 79.5%。53.3%的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80% 左右的受访父母在考虑是否生第二个孩子时,首先考虑的是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孩子入园、入学、升学的情况,婴儿用品的质量,生活地区环境状况,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等等。调查还强调,对于发达省份和城市地区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影响作用更大。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说,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现象,已经生育两孩的家庭对于相关公共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提出新需求。
终于盼来了!崔永元微信平台,回应了农业部就转基因问题的新闻发布会。

  

  4月15日,崔永元逐条回应,每一条都是每一位良知国人的心声!没有神马言语表达,赞赞赞赞赞赞!

  

农业部回应

  我国只有两种,一是转基因抗虫棉花,二是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

  崔永元回应:名义上批准两种,事实上种植多少种,谁也说不清。

  比如批准之外的滥种,我补充两种。

  第三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Bt汕优63”、“科丰6号”、“克螟稻1号”。

  第四种,转基因玉米,“Mon810”、“NK603”、“Bt11”、“TC15O7”。

  转基因水稻和玉米都不少。

  湖北省武汉市大型超市,随机买五袋米,有三袋是转基因。

  辽宁省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随机购买14个玉米制品,13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可见泛滥成灾,不敢面对现实,只能撒谎加嘴硬。

  

农业部回应

  不管是从技术标准上或是程序上,中国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体系。

  崔永元回应:体系最严格,人员不够格。

  转基因安全评价委员会应该是非利益相关的独立第三方,既然做了裁判员,就不能当运动员。但安委会成员中,不少人都拿着巨额转基因经费。

  安委会中一个院士还因为贪污两千五百万转基因研究经费,现还在监狱里。

  安委会中的挺转急先锋林敏,是北京科百瑞公司董事长,滥种加主推的转基因玉米就是它准备卖的主打产品。它们坐在一起,眉来眼去,决定对方的产品是否合格。

  欺上瞒下。这个局很好破:农业部、科技部,只要公布安委会成员手中抱着的巨额转基因项目经费,以及转基因项目名称,这层窗户纸,不用捅都破了。

  

农业部回应

  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

  崔永元回应:这个最好办,摆事实就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WTO/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发布的周知全世界的信息,公开的,长年挂在网上。近年出口欧盟和日韩被扣留的200多批次转基因违规米制食品,就是滥种严重的,全世界都清楚的确凿证据。连美国拜耳公司转基因污染事件中的LL601转基因水稻,也已进入中国非法种植。

  每次东窗事发,装模作样到市场取样送检,最后脸不红心不跳地宣布“官方调查尚未发现” 、“样本送检均未发现转基因成分”。200多批次,多少吨?多少钱?有的出口企业这一单买卖就破产了,且无处伸冤。

  对中国转基因水稻滥种无可奈何的欧盟,只好通过2011/884/EU号执行决议,对中国米产品实施史上最严苛的入境检查,于2012年1月12日生效。

  再看农业部说的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番木瓜,事实是这样的:“番木瓜华农1号”于2006年获得中国农业部颁发的安全性证书,2010年取得华南地区生产应用证书,这是农业部唯一颁发的转基因番木瓜安全证书。记住,记住,记住:种植其他任何转基因木瓜品种都属于滥种。

  2012年,深圳疾控中心做了一个深圳市市售转基因番木瓜检测。转基因木瓜占90%以上,其中合法的华农一号品系仅占3.9%,滥种的GMYK16-0-1品系占96.1%。全国转基因木瓜种植15万亩,至少 13万亩都是非法品种。我深入调查研究,整个海南省的木瓜几乎都是GMYK16-0-1品系。

  这么庞大的数字,居然敢红口白牙说,不算滥种算可控?

  

农业部回应

  农业部回应:美国、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进口就是转基因大豆。

  崔永元回应:我的纪录片,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大豆协会的说,如果我们要非转基因的大豆,他们当然就种非转基因的大豆。

  这是拿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不是领取国际人道主义救济粮。这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

  就算进口大豆,俄罗斯、乌克兰都近之又近,非要舍近求远买转基因,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农业部回应

  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十三五期间,推进转基因抗虫玉米等重大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崔永元回应:首先滥种口粮作物(水稻),其次是滥种一般食用作物(木瓜),再次是滥种饲料作物(玉米)。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仅只2012年,就有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41家种企因申报转基因主粮产业化项目,各自分别获得600万元或1200万元不等的国家财政资助。每隔三年,如果这些企业的产业化项目进展达标,还可继续获得“滚动增资”。

  不提上日程,怎么能有这么阔绰的转基因主粮化项目?

  这次发布会,就是在给转植酸酶玉米登堂入室铺路吹风。

  转基因传销的手法就是只说转基因的好。转植酸酶玉米被吹上了天。

  事实上,转植酸酶玉米产量不高这个致命弱点,骗子们都避而不谈。

  产量低势必成本高,饲料里直接加植酸酶花不了几个钱。

  现在玉米一斤才六七毛钱都卖不动了,这转植酸酶玉米能卖一块六七发大财?

  就算吃玉米的猪答应,农业部也做不到。

  另外饲料玉米如何不混入老百姓的餐饮玉米中?这只能靠监管,而美国也没做好。说白了,就这么点屁事,还闹得挺投入挺欢实,欺上瞒下继续说谎,发言人真的不害臊么?

  说滥了的那些谎,老梗我都嫌烦了,什么科学界共识啊,不用出国,就去卫计委、质检总局转一圈,就知道有没有争议了。

  还有什么美国人放心地吃了二十年啊,美国人是稀里糊涂吃了二十年,现在已经觉醒,和我们一样,在争取知情权、选择权。比我们强的是,他们毎年可以组织两次全国反转大游行。

  

转基因贩子

  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转基因引起的安全问题。

  崔永元回应:我就见不得这自以为是的,标榜科学又不讲科学的流氓嘴脸。我就问一句:地沟油是不是放心地吃了那么多年,哪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是被地沟油带进沟里的?

  转基因这二十年,全世界都没做流行病学跟踪调查,怎么知道哪次安全问题,什么健康问题和转基因有关?

  滥种这回事都不敢承认,根本不清楚市场上有多少转基因,凭什么数据说明安全问题和转基因无关?

  目前我国法规仅只批准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于榨油,豆粕仅可用作饲料,但市场上转基因大豆目前不仅违规用于酱油、豆腐等下游产品,还理直气壮不标识。

  普通的大豆油和地沟油之间的区别,谁也想不出分辨的招数,但谁也不敢说地沟油和大豆油实质等同。普通大豆油和转基因大豆油,很容易就能分辨开,咬死了说二者“实质等同”。

  退一步说,我也很高大上地科学发言:就算吃进肚子里等同,种在地上是万万不能等同的。

  学一下美国对转基因的监管吧。

  拜耳公司因为LL601转基因水稻的转基因污染事件,(还不是拜尔蓄意流出,确实是“污染”,而且污染事件是拜尔公司主动报告的,)最终还是赔偿了农民7.5亿美元。

  我们国家深受滥种之害的米制品出口企业,应该携起手来,发起集体诉讼,要求赔偿。

  日本发现了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木瓜,五千多棵树被铲草除根之外,害怕污染,直到现在都在连续跟踪检查。

  海南非法转基因木瓜的种植户,可以联手诉讼,要求赔偿。

  至于农业部这个发布会,科教司拿着国家钱,弄得庙会一样,就为忙着办公司搂钱的几个科学界败类吆喝,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堂堂一个国家部委,对于一项中立的技术,对中国农业并不急需的技术,如此卖力吆喝产业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现今的领导在基层种过地,心里明镜似的,也不是那么好蒙骗的。

  农业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需要的优质优价才是出路,老鼠过街的转基因只能是穷途末路。

  乡亲们,帮这几个转基因传销贩子出个名:领骗子方肘子奖的黄大昉,卖转基因玉米搂钱的林敏、鼓吹滥种有理的王大元……

  

  小崔,好样的!如果您觉得转基因和您的利益攸关,支持崔永元!
比如,抗虫性的转基因种子在生产一定时间后会产生抗性,这些问题是转基因技术面临的挑战之一。

  阿根廷大豆产业链协会会长罗西介绍,如果作物生产中出现了抗性,比如抗虫性,目前阿根廷最新规定,没有抗性的作物比例至少要占到25%,这25%就是虫子的“避难所”,效果很好。还有一些别的方法,比如基因的轮作和除草剂的轮作等等,这样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抗性。有些国家在卖种子的时候,20%是非转基因种子。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

  米勒表示,除了轮作,他们期待新的生物技术被批准,以应用新技术来防止出现“抗性”。
转基因可以用于研发药物,对付蚊子蟑螂,但为什么这么急切地要用于主粮,甚至没有拿到安全证书就滥种转基因?
阿根廷大豆产业链协会会长罗西介绍,如果作物生产中出现了抗性,目前阿根廷最新规定,没有抗性的作物比例至少要占到25%,这25%就是虫子的“避难所”,效果很好。还有一些别的方法,比如基因的轮作和除草剂的轮作等等,这样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抗性。有些国家在卖种子的时候,20%是非转基因种子。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
抗虫性的转基因种子在生产一定时间后会产生抗性,这些问题是转基因技术面临的挑战之一。
转基因作物产生杀虫蛋白,如果虫子适应速度快于人类,就如蟑螂,螂药物研发每一项达两亿,用于市场不久就基本上作废,然后再研发新品,转基因若也同样无限升级,除了转基因集团牟取暴利,这样转基因又有什么效果呢?最后没灭绝虫子反而灭绝人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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