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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by陈健文(台湾)

本帖最后由 roxsan 于 2015-2-27 22:44 编辑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民國一百年冬季) 77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
與華夏的早期接觸*
陳健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提  要
本文從一種特殊的捲雲狀文面圖樣,探討先秦時期內亞高加索種早期游牧民
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問題。本文發現:在陝西扶風所出土的西周高加索種造型蚌
雕臉上的捲雲狀文面圖案,同時也在南俄、烏拉山區、中亞大夏地區、新疆、南西
伯利亞以及中國北方的考古遺物上出現,說明此種文面圖樣或與內亞早期游牧民有
關。而在臉上施以捲雲文面的習俗,更可能是一種早期印歐人的傳統。從陝西出土
高加索種造型蚌雕一事可以得知,至遲在西周時期,華夏民族與來自內陸歐亞的高
加索種系民族已發生某種程度之接觸與交往,可視為是騎馬游牧文化東漸的一個側
面。而先秦中國與印歐人的早期接觸,其實不一定是來自新疆地區,從南西伯利亞
與西部蒙古南下的高加索種早期游牧民,可能才是華夏民族最先接觸到的白種人。
關鍵詞:高加索種、印歐人、文面圖樣、內陸歐亞、游牧民族、斯基泰、塞種
*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並熱心提示資料,謹申謝忱。
7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前  言
早期中國與高加索種人(白種人Caucasoid,或稱歐羅巴種Europoid)之間的
接觸,特別是與印歐人(Indo-Europeans)間的文化互動,向來是西方漢學界相當
關注的問題。1 究竟華夏民族與印歐人的接觸可上溯至哪個時期?雙方又是透過何
種途徑而發生接觸與文化互動?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自從上世紀後半葉以
來,新疆發現了數量龐大的古代高加索種人乾屍,曾引起西方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但截至目前為止,新疆地區仍是高加索種人在中國境內分佈的東界,就目前體質人
類學的材料來看,白種人在上古時期似未進入甘肅,哈密地區是中國境內漢代以前
高加索種人分佈的極東界。不過就體質人類學以外的考古文物來看,早在先秦時
期,高加索種人似已與華夏民族有所接觸。本文擬從一種特殊形狀的文面圖案入
手,試圖揭示古代內陸歐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如何與東方的華夏民族發生接觸。從
考古圖像來觀察,一種與日後斯基泰(Scythians)、塞種(Saka)相近的早期內陸
歐亞游牧民族,至遲在西周時期已接觸到中國北部的華夏民族。易言之,中國與來
自內陸歐亞的游牧(胡)文化發生互動的時間應可上溯至西周,而非遲至趙武靈王
胡服騎射的戰國晚期。
一、西周蚌雕所引發的高加索種人東進問題
1980 年秋,陝西周原考古隊在扶風召陳西周建築遺址中,發現了兩件作為骨笄
帽所使用的蚌雕人頭像。因為這兩個編號分別為80FCT45: 2 與80FCT45: 6 的蚌雕
頭像表現出極為明顯的高加索種特徵(圖1),出土後隨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注意。
80FCT45: 2 號頭像的面部特徵為長臉、高鼻深目、窄面薄唇,頭戴尖角護耳帽,但
帽頂遭鋸斷。帽上刻有等距之豎線條,推斷是一種毛織的尖頂硬高帽。80FCT45: 6
也戴著相同造型的帽子,帽頂同樣被鋸掉,唯一不同的是帽頂橫截面上刻有一「」
符號,即巫字。其面部特徵亦為長臉、高鼻深目、窄面薄唇。2 特別值得注意的
1  如對早期印歐語與漢語接觸問題的研究,可參見Edwin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
Europeans,” pp. 9-39; Edwin G. Pullyblank,“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
pp. 1-24; Tsung-tung Chang,“ 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 pp. 1-56. 大陸學者近來
也有成果展現,如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高晶一,《漢語與北歐語言》。
2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頁46,圖版叄;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頁
37,圖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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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雕像兩側臉頰部位各刻有一個呈蝌蚪狀的陰線紋(圖2), 3 疑為一種文面或刺
青圖案。而關於兩個蚌雕的製作年代,據劉雲輝考訂至遲不會超過西周晚期。4
以往學界多將注意力集中於蚌雕上的「」(巫)符號,如楊寬先生提出這
兩個具有白色人種特徵的人頭蚌雕,是由西方東來的「胡巫」。5 林梅村認為此符
號與阿富汗西伯爾罕(Siberghan)黃金之丘(Tillya-tepe)遺址中一件劍鞘上的卍
(萬)字紋飾相同,並據此認為蚌雕應與月氏有關。6 饒宗頤另指出此符號與西亞
五千年前Halaf 女神肩上的符號完全相同(圖3), 7 梅維恆(Victor. H. Mair)則進
一步據此將中國的巫與古伊朗語之“Magu”做了聯繫,認為當時西周宮廷中已有
來自西亞的巫師。8 此外李零在一篇研究中國早期「巫」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這兩個
蚌雕材料,並指出中國古代的「巫」一直同「胡巫」有很大的關係。9 故基本上目
前學界普遍認為此蚌雕與古代的巫有密切關聯, 10 這暗示了這兩個蚌雕所代表的族
群,在西周時期可能是以胡巫的身份在中國活動。至於這兩件蚌雕是否為中國本土
製品?頗成疑問。梅維恆 11 與劉雲輝 12 均認為是在中國本土製造的,不過考慮到在
秦始皇兵馬俑之前,此種近乎完全寫實的藝術風格在中國似較罕見,且其帽頂看來
是遭到後來使用者的截斷,因此不能排除這兩件文物是來自中國域外的舶來品。13
在中國西周時期的文物中,這兩件蚌雕似非唯一的白種人文物,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指出:上海博物館館藏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轅飾,為
虎食人之母題,他認為從圖版可看出老虎下面的人頭應也是白種人(圖4)。14 由於
3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頁20。
4  劉雲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周秦文化研究》,頁487。
5  楊寬,《西周史》,頁294。
6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頁73-74;將此符號歸入萬字一類的尚有王
克林,〈“卍”字圖像符號源流考〉,文收氏著,《華夏文明論集》,頁147。有關卍字之研究,
可另參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芮傳明、余太山,《中西紋飾比較研究》,頁
39-95;劉昭瑞,〈談考古發現的卍字等符號〉,收入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一),
頁307-313。
7  饒宗頤,〈絲綢之路所引起的「文字起源」問題〉,頁48-49。
8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 and English Magician,” pp. 27-47.
9  李零,〈先秦兩漢文字史料中的“巫”(上)〉,文收氏著,《中國方術續考》,頁41-46。
10 如羅西章,〈周原出土的骨笄〉,頁9;劉雲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頁489-490;水
濤,〈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看塞人東進諸問題〉,收於《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
四十週年紀念文集(上冊)》,頁377。
11 同註8,頁28.
12 劉雲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頁488。
13 水濤,〈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看塞人東進諸問題〉,頁377。
14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西周篇上》,頁221,圖292。
80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此件轅飾具有明顯的中國本土鑄造特徵,說明周人對白種人已有相當深刻的認識,
夏氏認為該件轅飾的高加索種造型,為梅維恆所主有白種人住在周原之說提供了旁
證。15
西周時期尚有幾例疑似高加索種人物造型之出土圖像,從圖像觀之或存疑慮,
然在此也一併提出供學界參考。如北京昌平縣所出土的一把西周劍柄頭部,劍柄雖
殘損,但仍可看出刻畫了一個人頭像,容貌大眼,嘴上蓄髭,被Emma C.Bunker、
Mera Csorba 等人認為具有高加索種的外貌。16 西方還有一件中國劍鞘飾收藏品
(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其頂部有兩個作跪姿狀的小人像(年代
被定為公元前十世紀),造型杏眼、高鼻、厚唇、大耳,也被Bunker 教授認為具有
高加索種的面貌。17 又美國佛瑞爾博物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所藏之玉人頭
像,具有大眼、高鼻的特徵(圖5), 18 潘其風認為有胡人典型之高鼻深目形象。19
該玉人頭像原著錄之年代為西周早期(11th -10th c.B.C.), 20 但有學者認為年代可能
還要更早。21
由於在甘肅以東的中國境內,迄今為止並未發現秦漢以前的高加索種人骨,
依據目前發掘的體質人類學材料來看,高加索種人在秦漢以前的分佈地域,似未超
過現今新疆的哈密地區。同時甘、青地區目前的古人類學資料也表明,至少在敦煌
以東的河西地區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至秦漢以前的各種古代文化類型居民,都屬於
蒙古人種的支系類型,並未發現可靠的高加索種成份。與此相對,在新疆境內,已
知屬於高加索人種居民的古文化遺址僅向東分佈到哈密地區,時間可上溯至公元前
十三世紀以前,並未越過今天的新疆、甘肅交界地區。22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河
15 夏含夷,〈公元前1000 年前後東西文明交流三則〉,收於饒宗頤編,《華學》第九、十輯(一),
頁289。
16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 21, fig. 5;
Mera Csorba,“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reassessment of Bronze Age burials from Baifu,” p.
564.
17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op.cit, pp. 123-124.
1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海外遺珍 玉器(二)》,頁23,圖21。
19 潘其風,〈中國古代人種〉,頁97。
20 Freer Gallery of Art,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Freer Gallery of Art handbook, p.
30.
21 江伊莉、古方認為該人像外型倒像是尼格羅人種,且年代應為龍山晚期,形制接近石家河文
化肖家屋脊的玉雕。參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頁147;
又殷志強對該人像之年代亦持同樣見解,參氏著,《旅美華玉─美國藏中國古玉珍品》,頁
40。
22 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種成分研究〉,頁256、260;韓康信、潘其風,〈關於烏孫、月氏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81
西走廊地區的原始居民都屬於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並沒有發現可靠的高加索種
成份, 23 河西走廊似為早期東西方人種在中國境內的地理分界線。24 所以這兩個西周
時期有明顯高加索種特徵的蚌雕,就成為早期東西兩大人種(黃、白)遷徙與接觸
的一項重要指標,被認為是西周晚期周人已和歐羅巴人種有所接觸的證據。25 蚌雕
上所表現的高加索種人究係屬於哪個民族?他們是透過何種路徑而來到中國?其與
早期華夏民族又是怎麼樣的一種互動關係?凡此都是學界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
二、有關西周蚌雕的族屬
有關這兩個高加索種蚌雕的族屬,學者們各有不同的意見。羅宏俠僅指出其
為居住於新疆、伊朗、土耳其一帶的亞利安人相貌, 26 林梅村認為是吐火羅人(月
氏), 27 陳全方認為蚌雕的族屬為大月氏或烏孫, 28 其他如尹盛平、 29 饒宗頤、 30 劉雲
輝 31 及水濤 32 均認為此蚌雕與塞種有關。斯維至則主張蚌雕頭像的族屬應為獫狁,
而獫狁即塞種;33 梅維恆沒有特別指明蚌雕是屬於哪個民族,但他認為應將蚌雕的
族屬聯繫到安德羅諾沃(Andronovo)文化。34 由於這兩個蚌雕上並沒有暗示其族
屬的其他文字,因此有關其族屬推定,便存在著無可避免的臆測性。本文現嘗試從
蚌雕的文面圖案入手,希望能進一步廓清該蚌雕的族屬問題。
於身上進行文面或刺青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古老習俗, 35 在華南及沿太平洋一帶
尤為風行。但古代中國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如戎狄、匈奴等亦有此俗,《史記.匈
奴列傳》載:
的種屬〉,收於西域史論叢編輯組編,《西域史論叢》第三輯,頁1-8。
23 韓康信、潘其風,〈新疆昭蘇土墩墓古人類學材料的研究〉,頁516。
24 潘其風,〈關於中國古代人種和族屬的考古學研究〉,頁290。
25 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頁120。
26 羅宏俠,〈周原出土的人物形象文物〉,頁90-91。
27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頁73。
28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頁20。
29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頁49;尹盛平,〈周穆王西巡與塞種部落〉,收於西北
大學文博學院編,《考古文物研究》,頁254-250。
30 饒宗頤,〈上代塞種史若干問題〉,頁165-166。
31 劉雲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頁486-491。
32 水濤,〈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看塞人東進諸問題〉,頁373-377。
33 斯維至,〈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談獫狁文化的一些問題〉,頁92-100。
34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 and English Magician,” p. 33.
35 N. V. Polosmak,“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 pp. 95-96, 99.
82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
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36
雖然匈奴要求漢使黥面可能是一種示威的舉動,表示漢使已臣服於匈奴,但不
能排除黥面是匈奴之故俗(引文曾強調王烏「習胡俗」),因此匈奴要求漢使須按照
匈奴之俗黥面,有入境隨俗的意味。
而就考古圖像資料來觀察,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文面習俗可能與其西北方的
內陸歐亞地區有關。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Pazyryk)墓地所出土的木乃伊,留下
了內亞早期游牧民刺青風俗的實體證據(圖6), 37 這符合西方早期文獻的記載。據
西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的描述,「大部分的游牧斯基泰人(Scythians)在肩
膀、胳臂、手腕、胸、臀和腰部,都有刺青的痕跡」;38 羅馬地理學家Pomponius
Mela 則提到,西徐亞地區的阿加菲爾斯人(Agathyrsi)會依據其貴族血統的不同
程度,在身上及臉上施以文身(Ⅱ , 10)。39 刺青在古代印歐人中似乎是個常見習
俗,希臘、羅馬的史家們曾指出不列顛人(Britons)、伊比利亞人(Iberians)、高
盧人(Gauls)、哥德人(Goths)、條頓人(Teutons)、匹克特人(Picts)、蘇格蘭人
(Scots)、伊利里亞人(Illyrians)與東阿爾卑斯的Iapodes 人都有刺青的習俗。40 希
羅多德(Herodotus)曾經提到在色雷斯人之中,「刺青被認為是出身高貴的標幟,
身上沒有刺青則就表示是下賤的人」(Ⅴ , 6),他同時提到了波斯人曾在奴隸頭上
施以刺青的事情(Ⅴ , 35), 41 而希臘人在奴隸身上刺青的作法應是受到波斯人的影
響。42 色諾芬(Xenophon)於《長征記》(Ⅴ)一書亦提及小亞細亞麥敘諾基亞人
(Mossynoecians)的文身,說他們「在前身及後背上都有文身的圖樣」。43 至直十九
36 《 史記.匈奴列傳》點校本,頁 2913。
37 N. V. Polosmak,“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 p. 96, fig1; 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pp. 109-111; N. V. Polosmak,“ The Burial of a Noble Pazyryk Woman,” p. 154, fig. 14.
38 Hippocrates,“Airs Waters Places (XX),”in trans by W.H.S. Jones, Hippocrates, p. 123. 此資料蒙
楊彥彬教授提示,特申謝忱。
39 Pomponius Mela, trans. by F.E. Romer,Pomponius Mela'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71. 中譯另
參M. C. 波德納爾斯基編,梁昭錫譯,《古代的地理學》,頁258;另參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p.113.
40 C. P. Jones,“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 p. 146; Steve Gilbert ed.
Tattoo History: A Source Book, p.16.
41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 390, pp. 401-402;譯本參王以鑄譯,《歷史》,
頁341、353-354。
42 C. P. Jones,“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 pp. 146-147.
43 Xenophon, trans. by Carleton L. Brownson, Anabasis, p.385;譯本參崔金戎譯,《長征記》,頁
125。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83
世紀末,西部西伯利亞地區(鄂畢河與葉尼塞河之間)的Selkup 人仍有在臉部、
手部與足端刺青的習俗。44 因之,西周蚌雕上的文面圖像或可作為一個線索,幫助
我們瞭解蚌雕人像與內陸歐亞古代民族間的族屬關係。
西周蚌雕頭像的臉頰部位,有明顯的水滴狀文面刻痕,疑為一種捲雲紋的簡
化表現。而在西周時期,此種臉頰捲雲狀文面並非是孤立的個案,如果蚌雕不能排
除是從域外輸入的舶來品,那麼前章提到的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西周玉人頭像,
將提供一個具有本土藝術特徵的圖像證據。該玉人頭像面部即有明顯的捲雲狀文面
(圖7), 45 而與這種捲雲紋近似的文面圖案,亦見於南俄、烏拉山區、中亞烏茲別克
與新疆一帶,為我們在探索這兩個蚌雕的族屬問題時,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線索。在
中亞與南俄一帶的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與年代稍晚的薩爾馬特人(Sarmatians)或
塞種,他們也有臉部文面之俗,而他們的文面圖案亦有捲雲紋。
與西周蚌雕年代較為接近的捲雲狀文面例子,出現在希臘公元六前世紀的古
陶瓶,這個斯基泰人作吹笛狀,腰際掛一矢箙(gorytos),臉上戴著一個φορβει
(Capistrum 籠頭headstall),而籠頭上方的臉頰上有一個與西周蚌雕類似的捲雲狀文
面(圖8)。46
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提到了有關斯基泰民族的起源,特別提到了斯基泰
人原本是居於亞洲的傳說。他說斯基泰人是遭到東方瑪撤該塔伊人(Massagetae)
或伊賽多涅斯人(Issedonians) 的驅趕, 才往西侵入了原本是奇姆美利亞人
(Cimmerians)的國土,並逐走他們進而盤據於黑海北岸:
此外還有另一個傳說,這個傳說的說法是我個人特別認為可信的。這種說
法的大意是這樣:居住在亞細亞的游牧的斯奇提亞人由於在戰爭中戰敗而
在瑪撤該塔伊人的壓力之下,越過了阿拉克塞斯河(Araxes),逃到了奇
姆美利亞人的國土中去(因為斯奇提亞人現在居住的地方據說一向是奇姆
美利亞人的土地)。(Ⅳ , 11) 4 7
除去敘佩爾波列亞人(Hyperboreans)之外,所有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
44 N. V. Polosmak,“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 p. 98.
45 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頁147,圖6-10。雖然江伊莉等人
認為此玉雕之年代應該屬於龍山晚期,但這或許能提供另一項思考,即這些來自南西伯利亞
的歐洲系人群可能在更早的時期,即與華夏發生了接觸。因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南西伯利
亞地區已有白色人種在當地活動。
46 M. F. Jongkees-Vos,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p. 24, pl. Ⅸ b.
47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 309; 譯本參王以鑄譯,《歷史》,頁263-264。
8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里瑪斯波伊人(Arimaspi),都一直不斷地和相鄰的民族作戰;伊賽多涅斯
人(Issedonians)被阿里瑪斯波伊人趕出了自己的國土,斯奇提亞人又被
伊賽多涅斯人所驅逐,而居住在南海(黑海)之濱的奇姆美利亞人又因斯
奇提亞人的逼侵而離開了自己的國土。(Ⅳ , 13) 48
因此若依希羅多德的記載,斯基泰人原先是一個亞洲民族。而對於上古時期游
牧於現今中亞一帶的斯基泰人,波斯人稱其為Saka(Sacae)。據希羅多德記載:
這些人雖是阿米爾吉歐伊.斯奇提亞人,卻被稱為撒卡依人(Sacae),因
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亞人都稱為撒卡依人的。(Ⅶ , 64) 49
Saka 之名,最早見於阿喀美尼德朝(Achaemenids)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I, 521-486 B.C.)的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50 在這塊碑文之中特別提到了Saka
屬於大流士一世所轄二十三區之中的一員,並提到了大流士同戴著尖帽的Saka 人
之間的戰鬥。51 Saka 人還曾加入大流士的軍隊攻入希臘,此事見於Ctesias 所著的
書籍中,此人與詩人Aeschyros(525-456B.C)同時,所以Saka 一名,至少在公
元前六世紀半至五世紀半的前期,已為希臘所知無疑。52 在希臘拉丁史家的著作
中,Saka 被稱為Saca 或Saga,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河婆羅多》中亦稱為
Saka。53 至於Saka 一詞的涵意,有的釋為「鹿」,有的釋為「犬」,也有將之釋為
「強而有力的」,Szemerényi 認為該詞為「漂泊者」、「遊蕩之游牧人」之意。54 而這
個民族在中國史料中被稱為「塞種」。
塞種之名,在中國史料首見於《漢書.西域傳》烏孫國條:
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西居
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
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55
塞(上古音讀如s欂)種應即西史上所見之Saka。56 關於其起源,這是爭議很
48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p. 309-310; 王以鑄譯,《歷史》,頁265。
49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 538; 王以鑄譯,《歷史》,頁487。
50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1。
51 該碑銘的譯文,係參照李鐵匠譯,《古代伊朗史料選輯》,頁34-49。
52 白鳥庫吉,〈塞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六卷,頁361-365。
53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頁173。
54 Oswald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pp. 40-46.
55 《 漢書.西域傳下》點校本,頁 3901。
56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1。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85
大的問題,一般認為Saka 是Scythian 部落聯盟中的一部。57 約在斯基泰人形成大
部落同盟時,一些原始塞人從斯基泰的基本分佈地區分離了出來,向遙遠的東方遷
徒,而到達了中國的邊地。58 但也有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塞人是從突厥斯坦的極東
部、西藏和天山遷到中亞來的,他們就是突厥的先驅者。59 另有學者認為他們本來
就起源於中亞,是中亞土生土長的民族, 60 或認為他們來自臨近中亞的南西伯利亞
阿爾泰地區。61 總之,塞人確切的起源和部族構成至今仍不清楚,俄國學者則曾以
「早期游牧民」 62 來稱呼這諸多的游牧民族,而不問是否為斯基泰、薩迦或塞克。63
至於塞人的語言,儘管有學者認為他們說的是突厥語, 64 或者主張「公元前六
至四世紀,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北部塞種人操突厥語,南部的塞種人操伊朗語」,
但現在學界已普遍認為塞人操的是伊朗語,Rahula.S,曾列舉了一些塞語單詞,
如塞人稱國王為Fakpur,這與中世紀波斯語完全相同,說明了塞語屬於伊朗語。65
另一個捲雲狀文面的例子出現於烏拉山區。1986 至1990 年,位於歐亞交界處
烏拉山區的Filippocka 發現了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墓中出土了相當豐富的草原風
格金銀器。66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件黃金牌飾上刻有一騎士,而騎士臉上也有明顯
的捲雲狀文面圖案,而這種「逗號」母題(“comma” motifs)與S 形母題也充斥整
個牌飾的其他造型,如馬匹與羚羊。該牌飾原先是作為一件木質容器緣口處的飾
件,騎士身上著緊身長袖衣褲,未戴帽子,身後有一矢箙,手作射箭狀(圖9)。
而關於該牌飾的年代,約當公元前四世紀。67 Filippocka 黃金牌飾的年代雖然較之
西周蚌雕約晚四世紀,但其臉上文面圖案之相似性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其實烏拉
山區青銅時代的塞伊瑪―圖比諾(Seima-Turbino)文化類型與其東方南西伯利
57 E.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p. 112.
58 尹偉先,〈塞克的涵義、起源與分佈〉,頁54。
59 T. 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 42.
60 同註58。
61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頁173;王小甫,〈先秦我國西北的塞種〉,頁
63。
62 C. C. 車爾尼科夫著,曉漠譯,〈關於“早期游牧人”一語〉,頁277-280。
63 紀宗安,〈塞人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頁199。
64 白鳥庫吉,〈塞民族考〉,頁191-192。
65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頁172-183;王治來,《中亞史》第一卷,頁
19-20。
66 Ann Farkas, “Filippocka and the Art of the Steppes,” in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Scythian and 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 pp. 17.
67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 95.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8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亞、商朝間的聯繫,長期以來受到學界之關注,學界爭論多時的歐亞草原動物紋飾
(Animal Style)起源問題或與此有關。68 現在這個區域出現與西周蚌雕非常近似的
文面圖像,顯示烏拉山地區與南西伯利亞、中國之間一直維繫著某種程度的文化接
觸與互動。
在中亞地區,我們仍可找到捲雲狀文面圖案在該區持續流傳的證據。在貴霜
時期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達爾弗津之丘(Dalverzin-tepe)所掘出之「下方城」
(lower city)壁畫殘跡中(公元二至三世紀),有一女神頭像,其臉上亦有相同的
捲雲狀文面(圖10)。69 而有關貴霜帝國創立者的族屬,一般認為是屬於中亞游牧
民族的大月氏,但也有認為是原先稍早於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亞的塞種部落。有關
大月氏與斯基泰、塞種的關係,學者多認為其有極密切的族屬親緣性。70 因此達爾
弗津之丘女神臉上的捲雲文面圖案,可能是一種來自於早期內亞草原游牧民族的傳
統。
在新疆地區,也有幾個例子可供討論。新疆近三十年來出土了為數甚多的乾
屍,在學術界已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討論。71 1985 年在南疆且末縣扎洪魯克墓地曾出
土了三具乾屍,而乾屍臉上也有捲雲狀的文面圖案。其中一具女屍在面部的兩側及
鼻梁上,有用黃色等顏料施以曲卷的紋飾(圖11)。72 另一具男屍臉上靠眼睛的兩
側,也有用黃色顏料所繪的曲卷紋,只是曲卷紋上還帶有放射狀繪線(圖12)。73
乾屍的年代經碳十四測定及樹輪校正後,為距今約三千年。74 新疆地區尚有一個年
代較晚的例子,亦可作為參考。在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的著作中曾收錄了
一幅來自庫車克孜爾石窟,年代約為公元750 年的壁畫,圖中一人著頭盔作跪姿托
68 G. Parzinger, “The Seima-Turbino Phenomen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iberian Animal Style,” pp.
66-75,譯文參見梅建軍,〈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西伯利亞動物紋飾的起源〉,頁102-113;梅
建軍、高滨秀,〈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頁47-57。
69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 pp. 296-297;中譯本參徐文
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二卷,頁229-230。
70 Kazuo Enoki, “The Yueh-Shih-Scythians Identity,a Hypothesis,”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pp. 22-29;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
2、52-69。
71 Elizabeth Wayland Barber, The Mummies of 爀ümchi; J. P. Mallory &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王炳華主編,《新
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
72 王炳華主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80;李肖冰,《絲綢之路服飾研究》,
頁22,圖46。
73 王炳華主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75。
74 同註73,頁74。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87
盤貌,臉上有著一樣的捲雲狀文面(圖13)。75
類似的捲雲狀文面也疑似出現於中國北方山西省。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槨
外壁墨繪,有一男跪侍者圖,年代約為公元592-598 年(圖14)。76 虞弘墓被認為
是在華粟特人之墓葬,在該墓葬的圖像畫面中,粟特人的髮式皆為短髮, 77 此圖男
侍髮式符合短髮特徵,故應為粟特人而非習慣蓄長髮或編髮之突厥人。78 據該墓考
古報告指出,圖中男侍深目高鼻,短髮略帶卷曲。79 但若仔細觀察,可發現所謂卷
曲的頭髮圖案,極可能是屬於前述的捲雲狀文面圖案而非卷髮。粟特人來自中亞,
屬印歐語族之伊朗系民族, 80 至中古時期仍保有此捲雲文面習俗自不意外。
捲雲狀文面圖案除出現於臉頰外,在內亞地區尚有文面於前額的例子。流行於
南西伯利亞公元一千紀前半期的塔施提克(Tashtyk)文化,有製作人體模型或以面
罩覆於屍體臉部的特殊隨葬習俗。而這些人體模型或面罩的前額部位,也經常可發
現此種捲雲狀的文樣(圖15 81、16 82、17 83),Teploukhov 認為這些圖案表現出當
時普遍地刺青習俗。84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高本漢(B. Karlgren)很早就注意到與捲雲紋類似的逗號形(comma-shaped)
文飾,是草原動物文樣的重要特色,並強調其對中國東周時期青銅器所發生的影
響。85 Karl Jettmar 也注意到捲雲紋是一種古代內陸歐亞的重要紋飾傳統,並指出捲
雲紋至今仍是土耳其藝術之精髓。但一開始他並未對其起源做出明確的看法,僅認
為此種捲雲紋與所謂的「動物文樣」(Animal Style)之起源有密切關係。86 後來他
認為新疆阿拉溝陶器上的捲雲紋,可能是此種紋飾研究上的「失落環節」,因之捲
75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p. 62, fig. 77.
7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頁44。
77 張慶捷,《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頁128-129。
78 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型態〉,文收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頁151;張慶
捷,《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頁128-129。
7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18。
80 張廣達,〈粟特〉,收入氏著,《文本 圖像與文化流傳》,頁66-68;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
落考〉,文收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 2001,頁19。
81 E. B. Vadetskaya,“ Painting on Tashtyk Burial Masks,” p. 51, fig. 11-b.
82 T. 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51, fig.41.
83 吉謝列夫(C. B. Kиселев)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冊,圖版一。
84 同註81,頁47。
85 Bernhard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the Chinese Bronze,” pp. 108-109.
86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pp. 13-20, pp. 228-235.
8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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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123 Karl 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 p. 120.
124 Karl Jettmar,“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pp. 135-223; 烏恩,〈中國北方青銅文化與卡拉蘇克文
化的關係〉,收徐元邦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第二集,頁135-150;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
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頁231-408。
125 中國馬車的起源至今仍存爭議,但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馬車應是從西方傳入的,重要的論證
參見林巳奈夫,〈中國先秦時代の馬車〉,頁155-284;夏含夷,〈中國馬車的起源及騎歷史意
義〉,頁131-162;王海城,〈中國馬車的起源〉,收余太山編,《歐亞學刊》第三輯,頁1-75;
王巍,〈商代馬車淵源蠡測〉,收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380-388;相關討論參見吳曉筠,〈近年關於中國馬車起源問題研究的述評〉,頁1-16。
126 王明珂先生認為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的混合經濟人群,由於地理上的接近,有可能從阿爾泰地
區的遊牧人群習得遊牧的觀念與技術,影響了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產生,參
氏著,〈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頁412、418;林澐也同意馬車及騎術是
從北方傳入的觀點,參氏著,〈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頁127;黃時鑒、
龔纓晏,〈馬的騎乘與游牧文明的起源〉,頁1-16;易華,〈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
說〉,收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編,《東亞古物》A 卷,頁76-96。騎馬術由於牽涉到中國家馬
的馴養時間,以及馬銜等控制馬匹工具的發明時程等複雜問題,因此中國騎馬術是否習自游
牧民族,比馬車起源更具爭議性。
127 韓康信,〈新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種系成分研究〉,頁371-390。
128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收入氏著,《絲綢之路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
頁23。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9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已有學者嘗試將他們與後來公元六至八世紀在焉耆、庫車、吐魯番等地操所謂「吐
火羅語」(Tocharian or Tokharian)的民族做了聯繫。129
有關且末縣扎洪魯克墓地乾屍臉上的彩繪文面習俗,很可能是源自於早期印歐
人的傳統。扎洪魯克乾屍的年代距今超過三千年,當時見於東西方歷史文獻的游牧
民族都還未出現,他們到達南疆綠洲後過的是農業定居生活而非游牧,因此他們是
在內亞游牧文化還在醞釀形成的階段就已來到新疆。或許他們是與安德羅諾沃文化
有關的早期印歐人族群,也有可能他們就是日後新疆吐火羅人的祖先。因此克孜爾
石窟的捲雲狀文面圖像來源可能有二:一是源自於三千年前即已進入新疆的早期印
歐人傳統;一是受到公元前後進入新疆的中亞塞種人文化影響。
關於塞種人進入新疆的過程,依據《漢書》的說法是源自於大月氏遷徙的衝擊
效應。130 但也有學者認為塞種進入新疆的時間要早於公元前二世紀。前蘇聯學者們
認為塞人的遷入東突厥斯坦,是早在公元前二世紀的那次塞種入侵印度事件之前。
而早在公元前十世紀,由龐大原始塞人部落聯盟所組成的三部份斯基泰人,離開了
他們的大本營向東遷徒到中國邊境。而且從斯坦因在新疆所發現的一種長矛和鏢槍
的青銅箭頭來看,它與歐洲黑海北岸到西伯利亞在公元前五世紀所流行的箭頭非常
近似,此亦證明了東突厥斯坦和歐亞草原至少從公元前十世紀起就存在著某些聯
繫。131 在唐代塔里木盆地西緣的佉沙(疏勒)國,當時仍存有文身之俗。據《大唐
西域記》的記載,該國的人民「容貌麤鄙,文身綠睛」,由於該國周邊的語言屬於
伊朗語, 132 因之其文身習俗可能是來自於塞種人。
有關南西伯利亞、西蒙古及新疆地區早期高加索種人的來源,近來在體質人
類學與遺傳學研究上有了新的發現。早在1950 年代,體質人類學家孔恩(C. S.
Coon)即已指出:葉尼塞河米努辛斯克(Minussinsk)盆地青銅時代的人種類型接
近烏克蘭人群,都是北歐人種(Nordics)。從該地區鐵器時代所遺留的隨葬面具所
顯示之面部類型來看,亦多為長頭、狹面、窄鼻之面貌,且就面具上所殘留的髮鬚
來看,多為金髮或棕髮,故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群是北歐人種的一支,我們不能
把所有中亞的游牧民族在種族上都認定為伊朗人。133 最近以T. A. Chikisheva 為首
129 徐文堪,〈關於吐火羅人的起源和遷徒問題〉,文收氏著,《吐火羅人起源研究》,頁82-103。
130 有關這次塞種遷徙的情況,可參閱黃盛璋,〈塞人南遷罽賓與沿途所建諸國考〉,頁131-158。
131 李特文斯基等撰,李琪譯,〈東突厥斯坦塞人的早期歷史〉,頁116、118。
132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頁995-997。
133 C. S. Coon, The Races of Europe, pp. 168-170, 236.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95
的俄國研究團隊指出:阿爾泰地區的早期居民大多具有黃、白兩大人種混合的體
質特徵,而其中的高加索種因素係來自中亞西南部與近東。在基因上,部分新石
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基因導向歐亞大陸西部的起源,特別是H 和U5 這兩種單倍群
(haplogroup),是廣泛分佈於西部西伯利亞與歐洲。134 但俄國體質人類學家A. G.
Kozintsev 在分析了二百二十個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男性頭骨後發現,阿法納
西耶沃(Afanasyev c.3500-2500B.C.)時期的許多頭骨型態都接近於烏克蘭第聶伯
河與頓河地區的人骨。在奧庫涅夫時期(Okunev 約公元前第二千紀前半葉),當地
居民是該地新石器時代居民的後裔,人種上具有高加索種與蒙古人種的混合特徵,
但圖瓦的奧庫涅夫文化人群可能來自烏克蘭。西哈薩克斯坦的阿拉庫爾(Alakul)
人群顯然來自南俄草原,他們相對狹面細長的身型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
代的中、西歐人群。而某些費德洛夫(Fedorov)人群的祖先是來自早先阿爾泰地
區的阿法納西耶沃部落,但其他的費德洛夫人群可能來自北高加索及裏海西北地
區。在新疆白種人的來源問題上,他指出高加索種人並非像以往認為的是來自於西
面的大夏(Bactria)綠洲地區,其實更可能的路徑是從北方的草原帶南下而進入新
疆。在西伯利亞及中亞東部所發現的狹面細長型高加索種人(gracile Caucasoid),
並非是來自近東與中亞南部的地中海人種(Mediterraneans),而應屬於北歐人種,
他們向西伯利亞的遷徙的時間至少可上溯至公元前第三千紀。在安德羅諾沃時期,
南西伯利亞居民的人種類型皆顯示與南俄草原青銅時代居民的親緣性,他們通過哈
薩克斯坦而移居至該地,這波的遷徙可以聯繫到所謂雅利安人的擴散與原伊朗人的
起源。135
俄國與法國的遺傳學家團隊透過男性Y 染色體與女性粒腺體 DAN 的交叉比
對,在分析了二十六個採自南西伯利亞地區從公元前第二千紀至公元後四世紀的庫
爾干(Kurgan)墳人骨DNA 樣本後發現,從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來自俄羅
斯—哈薩克草原的歐洲系人群大量的移居此地,而他們大多帶有名為R1a1 的單倍
群,這個遺傳標誌被學者認為是與原始印歐人直接相關,這個遺傳標誌往東一直分
佈至貝加爾湖沿岸地區。從這些南西伯利亞古代人群某些控制色素的DNA 顯示,
他們在體質上超過六成具有藍眼(或綠眼)、白晰皮膚與淺色頭髮的特徵。這些南
134 T. A. Chikisheva et.al., “A Paleogenetic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of the Altai,” pp.
130-142.
135 A. G. Kozintsev,“ Craniometric Evidence of the Early Caucasoid Migrations to Siberia and Estern
Central Asia, with Referance to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pp. 125-136.
9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西伯利亞的古代歐洲移民很可能從北方草原帶進入新疆,從而締造了新疆塔里木盆
地的早期文明。安德羅諾沃文化應是庫爾干文化人群朝東擴散的結果,而且可以聯
繫至新疆操吐火羅語的人群。136 遺傳學的研究成果似乎支持了印歐人起源爭議中的
庫爾干理論,即原始印歐人是從南俄地區朝周邊地區擴散的。137
通過體質人類學與遺傳學的分析,解決了學界對東西方史料上關於新疆、中亞
地區一些青眼赤鬚人群描述的疑惑。在羅馬時期,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在其著
作《自然史》中曾提及在安息人(Parthians)與印度人附近的賽里斯人(Seres), 138
「他們的身材超過了一般常人,長著紅頭髮,藍眼睛,聲音粗獷(Ⅵ , 88)」。139 從
賽里斯人細長身材、紅髮與藍眼的體質來看,是接近於北歐人種。在中國的史料方
面,如有關烏孫的形貌,唐代顏師古在《漢書.西域傳》烏孫國條下注云:「烏孫
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140 顏師古
所描繪的烏孫形貌,無疑就是北歐人種的體質特徵。又如早先活動於葉尼塞河上
游的堅昆或黠戛斯,在史籍上曾留下「長大、赤髮、皙面、綠瞳」 141 的紀錄,這也
是典型的北歐人種形貌。最初學者們認為葉尼塞河畔的這些黠戛斯人並不是一個
說突厥語的民族, 142 他們很可能是被突厥化的葉尼塞Ostiak 人,甚至是源自斯拉夫
人。143 現在遺傳學與體質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古代文獻對這些人群的體質描述似乎
相當可信,足見該地區的北歐人種類型直至唐代似乎未有太大的變化。在帕米爾地
區周邊,唐代時依然有碧(綠)眼的人群生活於其間,如《新唐書.西域傳上》載
疏勒國的人民是「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又同傳提到護蜜
國時亦云其國是「出善馬,人碧瞳。」。144 疏勒國的文身與碧瞳,正說明了他們的
136 Christine Keyser et. al., “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pp. 295-410.
137 L. Luca Cavalli-Sforza,“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nomadic pastoralism:insights from genetics,
linguistics and archaeology,” in David R. Harris ed.,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pp. 51-69.
138 Samuel Lieberman,“ Who were the Pliny’s Biue-eyed Chinese,” pp. 174-177.
139 Pliny, trans. by H. Rackham, Natural history, Vol. 2, p. 405. 另參戈岱司(George Coedès)編,耿
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頁12。
140《 漢書.西域傳》點校本,頁 3901。
141《 新唐書.回鶻傳下.黠戛斯》點校本,頁 6147。
142 René Gsousset 著,藍琪譯,《草原帝國》,頁42。
143 陳慶隆,〈堅昆、黠戛斯與布魯特考〉,頁4-5。
144《 新唐書.西域傳》點校本,頁 6233、6255。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97
族源應屬印歐民族,而此點在語言學上也得到佐證。145 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部分
西伯利亞的高加索種族群又隨匈奴混入鮮卑,而繼續在東北亞一帶生活。146 甚至直
至宋代,東北亞地區都還有黃髮綠眼的人群在該處活動,如洪皓在《松漠紀聞》一
書中曾提到有所謂的黃頭女真,「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
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多」, 147 從洪皓的描述來看,黃頭女真也具有北歐人種的
特徵。
周人究係有無可能經由河西走廊接觸到屬於白色人種的早期游牧民?依據文
獻,還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史記.大宛列傳》記載了月氏的故地是在「敦
煌祁連間」, 148《漢書.張騫傳》更補充烏孫也是「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
間」。149 有關烏孫與大月氏的人種,許多學者認為是屬於高加索種,如有人認為月
氏即吐火羅人, 150 而韓康信等人認為烏孫在未西遷至伊犁河流域時,就應屬於以歐
洲人種為優勢的人種類型。151 不過因至今在河西走廊所發現的人類學材料,並未
發現有秦漢之前白色人種活動的痕跡, 152 因此對於這條路徑目前還是暫時持保留的
態度。不過近來楊建華指出甘肅天水張家川墓葬所出土的草原文物,其特徵與固原
及鄂爾多斯等地的青銅器有很大區別,反而接近哈薩克斯坦東部七河地區的塞人遺
物。而從年代更早的考古發現可以得知,四壩文化與天山東部哈密地區的天山北路
遺跡聯繫密切,說明在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河西走廊就與新疆東部有著文化交往。
因此張家川墓葬的草原文化因素可能是從哈密地區經過河西走廊而傳入甘肅天水地
145 林梅村,〈疏勒語考〉,頁55-64;榮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粟特移民〉,頁11;黃盛
璋,〈塞人南遷罽賓與沿途所建諸國考〉,頁142-143。
146 楊軍,〈鮮卑人中白種人來源考〉,頁108-111。
147 洪皓,《松漠紀聞》,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10》,頁
371。
148《 史記.大宛列傳》,頁 3162。
149《 漢書.張騫傳》,頁 2692。
150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頁73-74;林梅村,〈吐火羅人的起源與遷
徙〉,頁9-23。
151 韓康信、潘其風,〈新疆昭蘇土墩墓古人類學材料的研究〉,頁521;韓康信、潘其風,〈關於
月氏、烏孫的種屬〉,頁1-8。
152 有部分學者主張《史》、《漢》所言的祁連山並非今日甘肅之南山,而是新疆之天山。這種看
法始於唐代顏師古,他於《漢書.霍去病傳》中注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
祁音上夷反」。如從顏說,則此「祁連」實指今新疆境內之天山。持此觀點者如陳世良,〈渾
邪考〉,頁38-40;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54-56;林梅村,〈祁連與昆侖〉,頁113-116;
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頁11-20。蓋如此一來就會與目前的種族人類學材料所顯示的
人種分佈現象一致,參韓康信、潘其風,〈關於月氏、烏孫的種屬〉,頁7-8。
9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區的, 153 這是值得注意的新發現。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文化交往與接觸經常是雙向的,斯基泰人的頭骨飲器風
俗,可能與中國北部有關。希羅多德曾描述斯基泰人將他們最痛恨的敵人首級割下
之後,把眉毛以下的部分鋸掉,在外面包牛皮或鍍金之後,做為杯子使用。154 白
鳥清早先曾認為歐亞大陸使用頭蓋杯的習俗,是源自古代藏族前身的伊賽多涅斯人
(Issedonians),並由此向東西方各族傳播, 155 重松俊章指出中國南方的烏滸人也有
此俗。156 然而鄭州商城中曾發現過骷髏杯, 157 且在更早的龍山時期邯鄲澗溝遺址也
同樣發現了頭蓋杯,年代距今約四千三百年。158 看來有關此種人頭杯習俗的起源,
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中國北部地區,然後再向西北傳播至廣大的內亞草原
地區。
結  論
饒宗頤先生曾提示我們:「自大流士以來,華與胡兩種文化,接觸自不尋常,
未可等閑視之」。159 中國古代與歐亞大陸西部地區的接觸與交往,應超過我們現在
所理解的範圍。胡博(L G. Fitzgerald-Huber)注意到中國北方自二里頭文化開始,
已可觀察出某些與中亞及西部西伯利亞之間文化互動的現象, 160 學者的研究表明在
舊大陸的各古文明區,長距離的文化接觸互動在史前時代即已開始。161 本文從西周
宮殿發現的蚌雕頭像出發,考察了中國北方、中亞、新疆、烏拉山與南俄地區古代
文物中的文面圖像,發現他們臉上的捲雲狀圖案有其一致性,這或許是一種源自內
亞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時期的印歐古老習俗。而從西周時期即有此種文面圖像出現
153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頁51-56。
154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tories, p.327; 王以鑄譯,《歷史》,頁284。
155 白鳥清,〈髑髏飲器使用の風習と其の傳播(上)、(下)〉,頁421-445、599-615;江上波夫,
〈髑髏の盟に就て〉,頁98-99。
156 重松俊章,〈髑髏飲器考〉,收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會編,《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頁
173-189。
157 郝本性,〈試論鄭州出土商代人頭骨飲器〉,文收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
與研究》,頁15-20;陳星燦,〈中國古代的剝頭皮風俗及其他〉,頁48。
158 嚴文明,〈澗溝的頭蓋杯和剝頭皮風俗〉,《史前考古論集》,頁234-338。
159 饒宗頤,〈塞種與Soma ─不死藥的來源探索〉,頁7。
160 Louisa G.Fitzgerald-Huber,“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pp.
17-67.
161 Andrew Sherratt, “The Trans-Eurasian Exchange: The Prehistory of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Victor H. Mair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pp. 30-61.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99
於中國,顯示西周時期中國北部與內亞地區的早期游牧民已有某種程度的接觸。162
其實中國與內陸歐亞地區的接觸可再向上延伸, 163 至少自商代起,中國北方青銅器
在某些形制風格上,已與內陸歐亞草原青銅器有密切的互動關係,究係是何者起源
較早?目前仍在爭議之中。164 先前楊希枚曾認為史語所挖掘的殷墟頭骨中,可能至
少有兩例的頭骨接近北歐人種, 165 近來也有學者認同此種看法。166 楊氏的見解或容
有異議, 167 但商代與內陸歐亞草原地區人群曾存在交通互動,已漸為學界所重視,
而商代饕餮紋上也可常見此種捲雲紋,更值得進一步探索。因此中國北部華夏民族
與草原地區游牧文化的相互交往,其密切與頻繁可能遠比我們目前理解的更為複
雜。168 對於印歐人與早期中國的接觸,以往學界多將焦點集中在新疆地區,但隨著
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研究成果的進展,中國北方與蒙古西部及南西伯利亞地區早期
高加索種系居民的接觸,可能更值得我們注意。這條接觸路線在探討漢語與印歐語
早期接觸的問題上,應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點,而中國歷史上胡、漢文化之長期互
動,其觀察的起點應自先秦時期始。
162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銅器〉,頁23。
163 有學者提出在先秦時期應以「青銅之路」取代「絲綢之路」,主張包含冶金術在內等重要技術
是從西方導入的觀點,參見易華,〈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頁76-96。
164 參見烏恩,〈歐亞大陸早期游牧文化的幾點思考〉,頁437-470;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
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頁145;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
頁231-408;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Michael Loewe &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 885-966.
165 楊希枚,〈卅年來關於殷墟頭骨及殷代民族種系的研究〉,文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考古所
編,《安陽殷墟頭骨研究》,頁6-20。
166 Kim Hayes,“ On the Presence of Non-Chinese at Anyang,” pp. 1-11.
167 韓康信、潘其風,〈殷墟祭祀坑人頭骨的種系〉,文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考古所編,《安陽殷
墟頭骨研究》,頁85、89;韓康信、何傳坤,〈商代殷墟人類遺骸的鑑定與研究〉,文收宋文
薰等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頁179-191。
168 王瀝、植田信太郎等人研究了山東臨淄出土的春秋末期與西漢初期的二具人骨DNA 後,發
現其分別與西歐人及中亞人的 DNA 最為接近。Hiroki Oota et. al.,“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Remains of a 2,0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Japanese Population,” pp. 250-258; Li Wang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pp. 1396-1400; 植田信太郎,〈現生
人類の擴散を化石DNA から探る〉,頁2572-2578;但韓康信等人對此結論表達了質疑,參
見韓康信、尚虹,〈山東臨淄周—漢代人骨種族屬性的討論〉,頁282-287。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100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臺:宏業書局,1995。
(漢)班固,《漢書》點校本,臺:鼎文書局,1987。
(唐)玄奘、辯機著、季羨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京:中華書局,1990。
(宋)洪皓,《松漠紀聞》,收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編,《中國野史集成
10》,成:巴蜀書社,1993。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點校本,京:中華書局,1975。
戈岱司(Coedès, George)編,耿昇譯,《希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京:中華書局,
2001。
鐵匠譯,《古代伊史磹輯》,京:商務印書,1992。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tories,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Hippocrates, “Airs Waters Places (XX),” in trans. by W. H. S. Jones, Hippocr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liny, trans. by H. Rackham, Natural history Vol.2,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Mela, Pomponius, trans. by Romer, F.E., Pomponius Mela'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Xenophon, trans. by Brownson, Carleton L., Anaba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二、近代著述
Harmatta, János 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 卷,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
社,2002。
Ogel, Bahaeddin 撰,陳慶濹,〈匈奴以前之中亞〉,《大雜誌》,第41 卷11 期,1970,頁
8-32。
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簡報〉,《文物》,2001 第1 期,頁27-52。
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京:文物出版社,2005。
尹偉先,〈克的涵義、起源與分佈〉,《西民族學院學報》,1991 第3 期,頁53-60。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文物》,1986 第1 期,頁46-49。
尹盛平,〈周穆王西巡與種部〉,文收西大學文博學院編,《考古文物研究》,西安:三
秦出版社,1996,頁250-254。
水濤,〈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看人東進俺題〉,文收《遠望集―陝西考古研究所華
誕四十週ù蟹集》上冊,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373-377。
王小甫,〈先秦我國西蓹并種〉,《西史地》,1987 第1 期,頁57-64。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101
王克,《華夏文明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史語所集刊》,第65 本第2 分,
1994,頁375-434。
王治,《中亞史》第一卷,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王炳華主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烏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王海城,〈中國馬蓹睶邍〉,文收余太山編,《歐亞學刊》第三輯,京:中華書局,
2002,頁1-75。
王巍,〈商代馬淵源蠡測〉,文收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會蟹
集》,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頁380-388。
吉謝夫(Kиселев, C. B.)著,莫潤先譯,《南西伯黹古代史》上冊,烏木齊:新疆社
科院民族所,1985。
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藏中國早期玉器》,京:科學出版社,2009。
余太山,《種史研究》,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吳曉筠,〈近關於中國馬矹邍佮題研究的述評〉,《東吳史學報》,第13 期,2005,頁
1-16。
吳曉筠,〈馬車在早期東西交流中的地位與交流模式:西元前2000-1200 年〉,《故宮學術季
刊》,第28 卷第4 期,2011,頁95-132。
雹冰,《絲綢之服飾研究》,烏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秹蝲斯基(Litvinsky, B. A.)等撰,李琪譯,〈東突厥斯坦人的早斯史〉,《新疆文物》,
1988 3 期,頁115-124。
秹蝲斯基(Litvinsky, B. A.)撰、楊富學、吉和譯,〈公元前二千ù中亞的種族問題〉,
《新疆文物》1997 第4 期,頁69-73。
,《中國方術續考》,京:東方出版社,2000。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方式」青銅器〉,《大陸
雜誌》,第87 卷本第5 期,1993,頁1-25。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方民族之考察〉,《史語所集刊》,第64 本第2 分,
1993,頁231-408。
爾尼科夫, C. C. 撰,曉漠譯,〈關於“早期游牧人”一語〉,《考古》,1961 第5 期,頁
277-280。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成: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周寬,〈丁蓹人種和語言及其與漠族的關係〉,文收於秹編,《突厥與回訖史
文選集(1919-1981)》上冊,京:中華書局,1987,頁55-85。
華,〈青銅之:上古西東文化交苹潩〉,文收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編,《東亞古物》A
卷,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76-96。
102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藹全,〈吐火人的起源與遷徙〉,《西域研究》,2003 第3 期,頁9-23。
藹全,〈吐火人與部〉,《西域研究》,1997 第1 期,頁11-20。
藹全,〈祁與昆侖〉,《敦煌研究》,1994 第4 期,頁113-116。
藹全,〈疏黹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 第11 期,頁55-64。
藹全,〈開狺綢之蓹先驅―吐火人〉,《文物》,1989 1 期,頁73-74。
郹,〈中國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新14 期,2003,頁
95-145。
芮傳明、余太山,《中西紋飾比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紀宗安,〈人對早期中西文化交蓹貢獻〉,《西民族研究》,1989 1 期,頁199-204、
233。
夏含夷(Shaughnessy, Edward L.),〈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史意義〉,《漢學研究》,第7 卷
第1 期,1989,頁131-162。
夏含夷,〈公元前1000 前後東西文明交三則〉,文收饒宗頤編,《華學》第九、十輯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88-290。
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
徐中舒,《先秦史稿》,成:巴蜀書社,1992。
徐文堪,《吐火人起源研究》,京:昆侖出版社,2005。
格魯塞(Gsousset, René)著,琪譯,《草原帝國》,京:中華書局,1999。
殷志強,《軹華玉―美國藏中國古玉珍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烏恩,〈中國方青銅文化與卡蘇克文化的關係〉,文收徐元邦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第
二集,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135-150。
烏恩,〈歐亞大早期游牧文化的幾點思考〉,《考古學報》,2002 第4 期,頁437-470。
郝本性,〈試鄭州出土商代人頭骨飲器〉,文收河南蟹楥研究所編,《鄭州商城考古新發
現與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15-20。
高晶一,《漢語與價鹫言》,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國故宮博物院編,《海外遺珍 玉器(二)》,臺:國故宮博物院,1991。
張廣達,《文本圖像與文化傳》,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種居民〉,《西民族研究》,1989 第1 期,頁172-183。
張慶捷,《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太原:岳文藝出版社,2010。
梅建軍、高滨秀,〈伊瑪―圖比現象和中國西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新疆文物》,
2003 第1 期,頁47-57。
莉..維克托娃著,陳弘法譯,《蒙古民族形成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103
2008。
陳世,〈渾邪考〉,《新疆大學學報》,1989 第2 期,頁38-47。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西周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陳星燦,〈中國古代的剝頭皮風俗及其他〉,《文物》,2000 第1 期,頁48-55。
陳槃,〈春秋列國的交通〉,《中央研究院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 本下,1967,頁
881-930。
陳慶,〈堅昆、黠戛斯與布秹考〉,《大雜誌》,第51 卷第5 期,1975,頁1-11。
斯維至,〈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談獫狁文化的一些問題〉,《史研究》,1996 第1 期,
頁92-100。
黃振華、張廣達,〈蘇蓹烏孫考古情況簡述〉,文收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烏木
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頁185-200。
黃時鑒、龔纓晏,〈馬的騎乘與游牧文明的起源〉,文收《暨南史學》第四輯,廣州:暨南大
學出版社,2005,頁1-16。
黃盛璋,〈人南遷罽賓與沿途所建國考〉,《漢學研究》,第13 卷第2 期,1995,頁
131-158。
楊希枚,〈卅關於殷墟頭骨及殷代民族種系的研究〉,文收中國社科院史所、考古所
編,《安陽殷墟頭骨研究》,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6-20。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西域研究》,2010 第4 期,
頁51-56、138。
楊軍,〈鮮卑人中白種人郹考〉,《忹師範大學學報》,2007 第6 期,頁108-111。
楊寬,《西周史》,臺:臺灣商務印書,1999。
榮新江,〈古代塔木盆地周邊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 第2 期,頁8-15。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蟹明》,京:三書店,2001。
昭瑞,〈談考古發現的卍字等符號〉,文收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307-313。
雲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文收《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8,頁486-491。
潘其風,〈中國古代人種〉,《史月刊》,第24 期,1990,頁92-98。
潘其風,〈關於中國古代人種和族屬的考古學研究〉,《燕京學報》,新9 期,2000,頁
277-294。
科(C. И. Руденко),〈中國與阿爾泰部蓹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 2 期,
頁37-48、108-111。
10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穆沙耶夫, K. M. 撰,舒平譯,〈突厥語和世界其他語言的接觸〉,《西民族研究》,1993
第1 期,頁255-266。
夫戈多娃,〈蒙古民族的起源階段〉,《民族譯叢》,1986 4 期,頁48-52。
韓康信,〈新疆焉克古墓人骨種系成分研究〉,《考古學報》,1990 第3 期, 頁
371-390。
韓康信,《絲綢之古代居民種族人磹研究》,烏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韓康信、尚虹,〈山東淄周―漢代人骨種族屬性的討〉,《人磹硛報》,20/4,2001,
頁282-287。
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1984 第2 期,頁245-263
韓康信、潘其風,〈新疆昭蘇土墩墓古人磹偛蓹研究〉,《考古學報》,1987 第4 期,頁
503-523、541-544。
韓康信、潘其風,〈關於烏孫、月氏的種屬〉,文收西域史叢編輯組編,《西域史叢》第
三輯,烏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頁1-8。
翹章,〈周原出土的骨笄〉,《文博》,1989 第3 期,頁3-13。
斯基(Рогинский, Я. Я.)、蟹(Левин, М. Г.)著,王培英等譯,《人磹》,京:警
官教育出版社,1993。
紅俠,〈周原出土的人物形象文物〉,《文博》,1993 第6 期,頁89-92。
嚴文明,《史前考古集》,京:科學出版社,1998。
饒宗頤,〈上代種史狹佞題〉,《中國文化》,第8 期,1993,頁165-170。
饒宗頤,〈絲綢之所引起的「文字起源」問題〉,《明報月刊》,1990 9 月號,頁48-49。
饒宗頤,〈種與Soma ―篹藥的郹探〉,《中國學術》,2002 4 期(總12 輯),頁
1-10。

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香港:商務印書,1998。
巳夫,〈中國先秦時代の馬〉,《東方學報》,第29 冊,1959,頁155-284。
江上波夫,〈髑髏の盟に就て〉,《史學雜誌》,第39 編第7 號,1928,頁98-99。
江上波夫,《江上波夫文化史集5:遊牧文化と東西交涉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重松俊章,〈髑髏飲器考〉,文收桑原博士還記會編,《桑原博士還記燹洋史叢》,
京:八坂淺次郎發,1930,頁173-189。
植田信太郎,〈現生人滹擴散を化石DNA から探る〉,《蛋白質 核酸 酵素》,45: 16,
2000,頁2572-2578。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矹,東京:岩波書店,1977。
白鳥清,〈髑髏飲器使用の風習と其の傳播(上)、(下)〉,《東洋學報》,第20 卷第3、4 號,
1933,頁421-445、599-615。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105
Barber, Elizabeth Wayland. The Mummies of 爀ümch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Chang, Tsung-tung. “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 Sino-Platonic Papers, 7, 1988,
pp. 1-56.
Chikisheva, T. A. et.al., “A Paleogenetic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of the Altai,”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2/4, 2007, pp. 130-142.
Coon, C. S. The Races of Europ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
Cosmo, Nicola Di.“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Michael Loewe &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85-966.
Csorba, Mera.“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reassessment of Bronze Age burials from Baifu,”
Antiquity, 70, 1996, pp. 564-587.
Enoki, Kazuo. “The Yueh-S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Tokyo: Kyuko-Shoin, 1998.
Farkas, Ann. “Filippocka and the Art of the Steppes,” in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Scythian and 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Freer Gallery of Art.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Freer Gallery of Art handbook,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76.
Gilbert, Steve ed. Tattoo History: A Source Book, New York: Juno Books, 2000.
Harmatta, János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Hayes, Kim.“ On the Presence of Non-Chinese at Anyang,” Sino-Platonic Papers, 132, 2004, pp.
1-11.
Ivantchik, Askold.“ Reconstructing Cimmerian and Early Scythian History: The Written Sources,”
in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6, pp. 146-153.
Jettmar, Karl. “Body-painting and the Roots of the Scythno-Siberian Animal Style,” in Bruno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Jettmar, Karl.“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2, 1950, pp. 83-126.
Jettmar, Karl. Art of the Stepp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4.
Jones, C. P.“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7, 1987, pp. 139-155.
Jongkees-Vos, M. F.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Groningen: J. B. Wolters,
10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1963.
Karlgren, Bernhard.“ New Studies on the Chinese Bronze,”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 1937, pp. 1-117.
Keyser, Christine et. al.“ 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Human Genetics, 126, 2009, pp. 295-410.
Kliashtorny, S. G. & Savinov, D. G. “The Nariyn Khurumta Sanctuary: Prehistoric Caucasoid in
Central As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19), 2004, pp. 88-97.
Koryakova, Ludmila &, Andrej Vladimirovich Epimakhov. 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ovalev, A. A.“ The Location of Loufan Tribe in 4-2 Century B.C. and Influence of Its Culture to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 and the South,” in 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蟹集編
輯組編,《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蟹集》,京:科學出版社,2009 ,頁
283-394。
Kozintsev, A. G.“ Craniometric Evidence of The Early Caucasoid Migrations to Siberia and Eastern
Central Asia,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4, 2009, pp. 125-136.
Kuz’mina, E. 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Stock-Breeding Husbandry and Ecology of the
Steppes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ecological Datas, 4th Millennium
BC- 8th Century BC,” in Bruno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Kuz’mina, E. E.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Leiden: Brill, 2007.
L. Luca Cavalli-Sforza.“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nomadic pastoralism: insights from genetics,
linguistics and archaeology,” in David R. Harris ed.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996, pp. 51-69.
Le Coq, Albert von.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Graz: Akademische
Druck- u. Verlagsanstalt, 1977.
Lebedynsky, Iaroslav. Les Indo-Européens: Faits, débats,solutions, Paris: Editions Errance, 2009.
Lieberman, Samuel.“ Who Were the Pliny’s Blue-eyed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52/3, 1957,
pp. 174-177.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995, pp. 17-67.
Mair, Victor H.“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
1990, pp. 27-47.
Mallory, J. P. & Adams, D. Q. ed.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 1997.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107
Mallory, J. P. &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0.
Minns, E. H. Scythians and Greeks,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Oota, Hiroki et. al.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Remains of a 2,0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Japanese Population,” Am.
J. Hum. Genet, 64, 1999, pp. 250-258.
Parzinger, G. “The Seima-Turbino Phenomen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iberian Animal Styl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1, 2000, pp. 66-75.
Polosmak, N. V.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4, 2000, pp. 95- 102.
Polosmak, N. V.“ The Burial of a Noble Pazyryk Woman,”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5/2, 1998, pp. 125-163.
Pulleyblank, Edwin G.“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
1966, pp. 9-39.
Pulleyblank, Edwin G.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996, pp. 1-24.
Rice, T. T.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5.
Rudenko, S. 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Sherratt, Andrew. “The Trans.-Eurasian Exchange: The Prehistory of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Victor H. Mair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p. 30-61.
So, Jeny F. & Bunker, Emma C.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Szemerényi, Oswald.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Wien:
Verlag der 猀琀攀爀爀攀椀挀栀椀猀挀栀攀渀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0.
Vadetskaya, E. B.“ Painting on Tashtyk Burial Masks,”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1 (29), 2007, pp. 46-56.
Wang, Li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Mol Biol Evo,l 17/9, 2000, pp. 1396-1400.
Yablonsky, Leonid T. “Scythians and Saka: Ethnic Terminology and Archaeological Reality,” in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6, pp. 24-31.
108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9:2 (2011)
Facial Tattoo Patterns: Exploring the Early Contact
between the Inner Asia Caucasian nomads and
Ethnic Chinese
Chen Chien-w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arly contacts that might have happened between the
Inner Asia Caucasian nomads and the ethnic Chinese of the pre-Qin period, infer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pecial kind of facial tattoo marks. The study found that
a cirrus-like facial tattoo on the clam carvings in the shape of a human head with
Caucasoid features, unearthed at Fufeng, Shanxi Province, China, had also appear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Southern Russia, the Ural mountains, the Central
Asian Bactrian region, southern Siberia, Xinjiang, and northern China. It indicates
a likely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nomadic peoples of Inner Asia, and even a ritual
tradition of early Indo-Europeans. The Fufeng finding shows that at the latest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ome contact already existed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Caucasian peoples of Inner Eurasia, resulting from the eastward development of the
nomadic horseback culture, and not necessarily by the way of the Xinjiang region.
Those early Caucasian nomads might have come from Southern Siberia and western
Mongolia, becoming the first whit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encountered.
Keywords: Caucasoid, Indo-Europeans, Facial marks, Inner Eurasia, Nomads,
Scythian, Saka
109
圖1  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蚌雕頭像
摘自 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頁37 圖124
圖2  80FCT45:6蚌雕臉頰上的蝌蚪形文面及帽頂巫字圖案
摘自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圖版 頁20
圖3  西亞Halaf女神肩上的符號
摘自 饒宗頤,〈絲綢之路所引
起的「文字起源」問題〉頁48
圖4  上海博物館所藏西周早期青銅人頭轅飾
摘自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西周篇上》頁221 圖292
圖5  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之玉人頭像
(左)摘自 國立故宮博物院
《海外遺珍 玉器(二)》
圖版 頁23
圖6  阿爾泰巴澤雷克古墓出土木乃伊身上的刺青
摘自 N. V. Polosmak,“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p. 96, fig. 1.
圖7  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西周玉人頭
像面部的捲雲狀文面
摘自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
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
頁147 圖6-10
圖8  希臘古陶瓶上斯基泰人的文面
圖案
摘自 Jongkees-Vos, M. F.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pl. Ⅸb.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111
圖9  烏拉山區Filippocka出土臉上有捲雲圖案文面的黃金牌飾
摘自 Joan Aruz et. al. ed.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 96.
圖10  Dalverzin-tepe「下方城」壁畫女神臉上的捲雲狀文面
摘自 Harmatta, János. ed. History of Civi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Ⅱ, p. 297.
112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圖11-1  新疆扎洪魯克墓地女性乾屍臉上的
捲雲狀文面圖案
李肖冰《絲綢之路服飾研究》
頁22 圖46(左)
圖11-2  新疆扎洪魯克墓地女性乾屍臉上的
捲雲狀文面圖案
摘自 王炳華 主編《新疆古屍:
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80(右)
圖12  新疆扎洪魯克墓地男性乾屍臉上的捲雲放射狀文面圖案
摘自 王炳華 主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75
圖13  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捲雲
狀文面
摘自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
Asiens, p. 62, fig. 77.
圖14  山西太原虞弘墓石槨男跪侍者圖的捲
雲狀文面
113
圖15  塔施提克文化胸像
摘自 E.B. Vadetskaya,“Painting on Tashtyk
Burial Masks,”p. 51, fig. 11-b.
圖16  塔施提克文化面罩1
摘自 Tamara 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 51, fig. 41.
圖17  塔施提克文化面罩2
摘自 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冊圖版一。
圖18  蒙古杭愛山區青銅時代石雕人像
摘自 Iaroslav Lebedynsky, Les Indo-
Européens: Faits, débats, solutions, p. 94.
圖19  蒙古北部的公元前十至八世紀的鹿石石雕頭像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本贴,请版主转移至体质人类学版块。。。。。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本帖最后由 氐羌人后裔 于 2015-2-28 20:48 编辑

这篇文章比较有意思,算是一篇有质量的文章。西周蚌雕人像是高加索种无异议,但是具体和高加索人有何种关系,一直缺乏比较具体的描述。我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高加索游牧民和华夏民族至迟在西周时代有一定接触,但这种接触可能是间接的、小规模的。这篇文章提到的接触路线我也基本赞同,从南西伯利亚经过蒙古西部和华夏族接触,而非通过新疆。新疆在那个时代更多是接受各地的影响,其纽带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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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图不知道这个卷云纹怎么样,中土卷云纹最早可达红山文化时期
O3a3c* (M134+, M117-)
本帖最后由 roxsan 于 2015-3-1 10:34 编辑

这张,应该可以看到了
西周蚌雕头像.jpg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本帖最后由 roxsan 于 2015-3-1 10:34 编辑

这张是黑白的,上面的图就是古代的“巫”字,饶宗颐等多有论述
西周蚌雕头像2.jpg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百度找到2张,看不大清楚,贴过来看能否看到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1972年10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对灵台西屯白草坡西周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潶伯墓中出土了一件人头戟。此戟长25厘米,宽23厘米,刺锋呈人头形,人头颈部为一椭圆形銎,人像浓眉深目、披发蜷须、高耳巨鼻、吻部突出、腮部有线条粗深的唇形纹饰。人头像剌刃,颔部有椭圆形銎,长胡三穿,援斜出如钩,有脊棱。援基饰一牛首,方内三齿,阴刻牛头形微识。 这件人头銎戟设计构思精妙,造型纹饰奇特,为钩兵中罕见之物。
......
白草坡墓出土的这件人头戟刺刃上的人头像最受人们关注,它引起了专家学者各种不同的说法。综观头像的种种特征,可以肯定此非华夏族人像。考之史籍文献,周初处于国境之北并对王畿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是猃狁部族,猃狁即后来所说的犬戎。王国维认为猃狁就是鬼方,也就是以后的匈奴。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猃狁就是畎夷,实为东方“九夷”中的一支,夏末时迁移至关陇地区。如此说法成立,则猃狁族源属东方部族,从人种学上说,就不会有西北游牧民族的生理特征。还有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鬼方,就是后来的突厥族,这是个与我国中原地区居民不同种系的游牧民族,其相貌特征即为高鼻深目鬈须。正因为其相貌异于华夏,故被称作“鬼方”。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这一形象在周原地区出土的一些蚌雕、骨雕头像中,也有鲜明的反映。西周初曾经与鬼方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著名的《小盂鼎铭》,就记载了周初对鬼方的一次战争。鬼方也一直承担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中间人的角色,而这个民族最终在西汉时期转入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
......
以上转自《白草坡西周墓人头戟赏析》灵台县博物馆宋荣军   2013-08-08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http://ltbwg.lingtai.gov.cn/_mediafile/ltxbwg/2013/08/08/2i6weknpxo.jpg

1972年10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对灵台西屯白草坡西周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潶伯墓中出土了一件人头戟。此戟长25厘米,宽23厘米,刺锋呈人 ...
roxsan 发表于 2015-3-1 10:29
其实,陈文漏掉的一个例子就是你举的这个白草坡中型墓潶或奚伯墓所出的人头戈。这个地方本人多次去过,此戈还有幸近距离观察过。曾经留有很多照片。也曾对脸上的卷云纹思考过,请教过一批人。但无人能解释。说明还是国人学识差些。
国之重器,兵中重器-------镀锡青铜戈。
17212707371916302148.jpg
这种镀锡青铜器 陕甘交界西周出土较多,据一些人讲,技术非常先进。国内外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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