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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wslgt888 呵呵,嘉峪关很可能跟“夹古”有词源关系,“夹谷”与“介葛卢”、“置沟娄”、“支格阿鲁”、“嘉鱼”、“嘉峪关”、“猰貐”、“鹧鸪”、“扎格罗斯”、“扎龙”、“Jaguar”、“章鱼”、“茱萸”、“嘎乌”、“祝余”等大概是同源词。“祝其,实夹谷”,本人考证“祝其”与夏人很有关系:
匈奴为夏后氏后裔,由“屠耆”又可做“诸耆”,推测“诸耆”乃夏部落语言。东夷有地名“祝其”,《春秋》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左传》:“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又按《续汉志》:“羽山在祝其县西南”,夏部落领袖鲧殛于羽山,以变东夷,必有夏部落部民来此守灵,以促进夷夏文化融合。另“其”通“箕”,《风俗通》中称“风师者箕星也。”风师在更早时代曾是蚩尤部落的部下,大禹曾杀防风氏,说不定“祝其”之名更很有深意。总之,“祝其”对夏人意义重大。越人也自称夏人后裔,其地有诸暨,近古粤人还有“珠玑巷”,名字内中自有夏朝文化潜移默化的传播。
“屠耆”也是“突厥”词源的一种可能,唐朝突骑施应该是从“屠耆”而来,藏语“多吉”或许也是。故不奇怪清末民初屠寄编写《蒙兀儿史记》,缘自天定!
(帖子《关于 朝鲜别称肃良哈 我的理解》之 23#
http://blog.sina.com.cn/aganmu;安德(嗨,前一个无辜被封):
http://blog.sina.com.cn/kilarler
本帖最后由 wslgt888 于 2017-5-24 11:39 编辑

既然说到夏商的分界,就索性说点重要的事情。
《史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史书记载了早期杞在不结盟状态下的杞伯名号。杞文公-益姑,杞桓公-姑容,杞平公-郁厘。从这里看,杞伯的起源无疑与西域有关,汉代的车师后王叫姑勾,与汉发生矛盾,出走车师国,投奔了夏后氏苗裔的匈奴,姑勾与历史上著名的五船道有关。
杞人当时所用的是夏语,更加类似车师人所操的早期印欧语,语言是不太会骗人的,往往比高科技的分子人类的结论更靠谱。,
曾天山
有夏虽衰,杞缯犹在。
http://blog.sina.com.cn/zengtianshan
一如现代的飞机、坦克、航母、计算机等等都是西方发明的,东方能制造但不是原创发明,结合考古发现承认青铜冶炼技术西来的假说,不应太难堪。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是是也,实事求是才是科学研究方法,假说不等于造假,造假,事实也不会变——只会被掩盖让人们晚些发现真相罢了!按照“全数迁移理论”,其实远古人类没有领土限制的旅游探险,进行远距离迁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比如Y-D系与Y-E系、Y-R系与Y-Q系、Y-N系与Y-O系等等,就很像兄弟揖别分别向不同方向迁徙发展,参商两别,各奔东西,最后都探索到世界尽头,然后壮大。冥冥中,或许也是道的召唤。我认为南西伯利亚到南亚北部很重要,是帝之下都——昆仑。人类四大种族,由昆仑发散,东南至大洋洲,是最古老的一次扩散,形成棕种人(丹尼索瓦人基因就是证明),东北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形成黄种人(最典型纯粹,因为这是四大迁徙路线中相对迁徙次数最少的,我以为旧大陆典型黄种人很可能是亚特兰蒂斯人回迁形成的),西北迁徙到西欧,形成白种人(跟当地旧石器人群的结合应该也有,不同时代的古人迁徙到这里的次数相对次多),西南迁徙到两河流域及非洲(迁到这里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造成基因最多样化的现象,这里因为最早出非洲人呆的时间最长,积攒的文化加上移民的文化交融学习,最早产生了文明)。这四大迁徙方向犹如一个巨大的“卐”字符,冥冥中与宇宙和谐,无量天尊,numerous 阿弥托佛!

今天看到lindberg网友的帖子关于seima-turbino文化,对你的假说很有佐证,特地转来:


考古文丛│林梅村: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
甘肃省博物馆志愿者2017-01-25 11:12:28红山文化文物遗址[url=]阅读(1082)[/url]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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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梅村先生
  考古文丛│林梅村: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

  文│林梅村(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2013年,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我们开启了欧亚草原考古课题研究。 已出版一部文物图录并发表了4篇论文。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冶金术源于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Seima- Turbino Culture)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可分两类,一类直接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如山西省工艺美术馆藏塞伊玛_图尔宾诺倒钩铜矛;另一类则是在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下由中国工匠铸造的仿制品,如青海沈那遗址齐家文化地层出土的倒钩铜矛。为了区别起见,本文将后一类称作“塞伊玛一 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最近,我们调査了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塞伊玛一图尔宾诺诺式倒钩铜矛,以及辽宁朝阳县文管所收藏的一件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铜矛,并检测了3件铜矛的合金成分。2015年8月,我们还远赴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调查当地博物馆收藏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青铜器,颇有所获。撰写此文,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
  
  青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出土铜矛和白玉环,与塞伊玛-图尔宾诺古墓出土白玉环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群
  一
  甘肃省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藏倒钩铜矛
  2015年8月,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贾建威先生在馆藏文物中发现一件倒钩铜矛,长约 38.9厘米,矛头圆纯,倒钩位于单系耳异侧,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采集品、南阳市博物馆藏采集品(第0234号)、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采集品、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发掘品、青海沈那遗址发掘品属同一类型,即B型铜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所长向我们提供了这 件铜矛的正反面彩色照片。北京大学陈建立教授对这件铜矛作了科学检测,成分为红铜。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
  我们在最近发表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一文补充了这个重要发现。由于版面限制, 无法附图,故未展开讨论。据考古报告,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二里头三期地层出土过一个铜倒钩残件, 这个铜倒钩切面呈菱形,与甘肃省博物馆藏塞伊玛一图尔宾诺式铜矛的倒钩完全相同,那么,后者年代当不晚于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50?前1500年)。
  
  甘肃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与河南淅川下王岗二里头三期遗址出土此类铜矛倒钩
  据北京科技大学潜伟博士调查,70年代在河西走廊火烧沟墓地发现过一件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风格的铜矛 。那么,甘肃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可能是河西走廊分布的四坝文化或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进行交流的产物。

  
  祁连山北麓四坝文化
  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澳大利亚动力博物馆(Powerhouse Museum)在悉尼市联合举办《中国长城展》,首次在展览图录中披露了一件以前不知道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通长约37.9厘米,出土地点不详。该图录只发表了铜矛正面照片,而年代误断为汉代。在此之前,李刚博士在论文中刊布了从这本图录上摹绘的铜矛线图,并正确指出这件铜矛不是汉代之物, 而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这件铜矛与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倒钩铜矛相同,其年代当不晚于二里头文化。
  二
  辽宁朝阳县文管所藏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
  1989年,辽宁省朝阳县文物管理所在朝阳县南双庙征集到一件铜矛,据说伴出的还有一 件玉环(实为“联璜玉璧”,与山西陶寺文化联璜玉璧相似),现为朝阳县文管所藏品。据李刚调查,这件铜矛为“三叉型”(或称“山字脊”型),通长33.7、宽约9.7厘米,单系耳, 矛叶呈柳叶形,柄与矛叶结合处为“山字脊”; 他还在论文中绘制了这件倒钩铜矛的线图。在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田立坤主任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这件铜矛的彩色照片。俄罗斯冶金史家切尔内赫曾经对这种单系耳山字脊铜矛详加讨论,认为属于 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之一。

  
  辽宁朝阳市博物馆藏品
  
  山西陶寺文化铜器群
  1949年,阿尔泰山北麓特里季亚科夫矿区发现一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铜兵器和工具, 其中包括山字脊铜矛、弧背刀、套管空首斧, 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群的知识。其中,山字脊铜矛器型的发展演变有一定规律,早期矛叶呈窄柳叶型,如阿尔泰山北麓特里季亚科夫矿区出土和阿尔泰边疆区巴尔瑙尔博物馆藏窄柳叶形山字脊铜矛,与 南西伯利亚奥库涅夫文化铜矛。晚期矛叶则呈宽柳叶型,如阿尔泰边疆区布尔雷县乌斯季-扬卡墓地出土柳叶形山字脊铜矛,现藏巴尔瑙尔师范学院考古教研室;最后演变为阔叶形无山字脊铜矛,如甘肃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倒钩铜矛。辽宁朝阳市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属于宽柳叶形铜矛,而非目前研 究者所谓“阔叶型铜矛” 辽宁朝阳县南双庙采集品与山西省工艺美术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如出一辙,只是没有倒钩。2015 年11月24日,在辽宁省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志勇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用仪器检测了这件铜矛,成分为锡青铜就目前所知, 这件青铜矛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之一。
  
  天山北麓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弧背刀、套管铜斧及其石范
  
  辽宁朝阳县文管所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冶炼遗址就在辽宁朝阳附近牛河梁遗址。80年代中期,在牛河梁遗址一人工堆积而成的金字塔形顶部(亦称“转山子”)和另一自然山丘顶部,分别发现炉壁残片,起初误以为是“坩锅片”。1987年,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对转山子进行考古发掘,并邀请北京科技大 学冶金及材料史研究所工作人员对转山子出土冶炼遗迹进行取样,并对炉壁残片、铜炼渣进行分析、复原和热释光测年。
  在最初的研究中,牛河梁冶炼遗址一度误认为属于红山文化。不过,正如安志敏先生指出的,“在最近的发掘中,已由地层、遗物和断代得到确认,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不是牛河梁遗址唯一的遗存,这里还包括青铜 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因而牛河梁石冢群 中可能包括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个不同的时代,从地层堆积和打破关系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上海博物馆考古科学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后来对炉壁残片和与之同出的红山文化陶片,以及牛河梁女神庙红烧土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发现牛河梁冶炼遗址所出“炉壁残片的年代为 3330+300?3494+340 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 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当是之时,正值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在阿尔泰山兴起之际。辽宁朝阳南双庙采集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铜矛相当重要,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冶金术来自公元前2200年在阿尔泰山兴起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
  我们认为,欧亚草原冶金术的传播绝非简单的铜器本身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传播,而是掌握冶金技术的工匠亲临其境,直接参与冶铸活动。1952年,在伏尔加河下游卡林诺夫卡村一个木棒墓文化(或称Srubna culture “施鲁巴纳文化,,)墓地发现过一座铸工墓。据报道,墓中发现了一具男骨架,骨架旁有一件石杵,脚旁则放有一套冶铸工具,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2014年夏,我们在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参观时,见到这批青铜时代冶铸工具的实物。
  另一方面,安阳殷墟不仅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而且殷墟妇好墓还发现一个类似塞伊玛-图尔宾诺铜人的玉人,生动反映了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凡此表明,欧亚大陆冶金术的传播是随青铜时代铸工的迁徙而具体实现的。
  
  塞伊马-图尔宾诺文化铜矛、铜人与安阳倒钩铜矛和殷墟妇好墓玉人、鹿首刀
  三
  内蒙古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
  蒙古高原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从阿尔泰山向西辽河流域传播的必经之地,而内蒙古发现过一些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的蛛丝马迹。
  我们注意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室收藏的一件管銎铜斧石范。这件石范所铸管銎铜斧本为中亚草原辛塔什塔文化 (Sintashta Culture)典型铜器,最大特点是尾部带翅辛塔什塔文化是80年 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中亚西部草原确认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分布地域不广,但界限分明,主要分布于俄罗斯南乌拉尔山东麓,哈萨克斯坦北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托博尔河与伊辛河之间的草原地带;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 150?200公里。1972?1974年,苏联考古学 家基宁(V.F. Gening)在哈萨克斯坦车里雅宾斯克附近辛塔什塔河畔发掘的该文化墓地而定名,时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1700年(或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现已发掘多处城址、墓葬,城址规划严谨。世界上最早的双轮马车就是辛塔什塔文化创造者发明的。
  据俄罗斯冶金史家切尔内赫考证,欧亚大陆冶金术可分7个区和三个发展时期,萨彦-阿尔泰地区属于第7区,冶金术起步较晚,在第二个发展时期的第二阶段才出现冶金业。公元前3000年末至前2000年初,环里海-黑海地区冶金术走向衰退,在欧亚草原西部被洞室墓文化取代。中亚冶金术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开始利用草原东部萨彦-阿尔泰的原生矿。在西亚的 影响下,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变化,采用封闭式合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铜斧石范即属于这种封闭式合范。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存亦发现辛塔什塔风格的带翅铜斧,如乌拉尔大学考古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带翅铜斧。
  考古发现表明,黄牛、绵羊、山羊、家马、 小麦、大麦等动植物不见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和墓葬,公元前2000年前后才传入中国, 皆为外来之物。新疆最早的小麦遗存是1979年在孔雀河流域小河墓地发现的,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1700年。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小麦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 年左右。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还发现公元前1600年前炭化小麦。从时间看,欧亚草原的冶金术是和黄牛、绵羊、家马、小麦一起传人 中国的。笔者曾撰文指出,“从考古发现看, 小麦传入中原很可能与公元2200?前1700年塞伊玛一图宾诺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不见马骨,目前只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过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但是不能肯定是否为家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多年)龙山文化遗址,如山东省历城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在公元前1700年甘肃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遗址,以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过马和山羊遗骸。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迄今未见马骨,但是在赤峰市林西县西门外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一件石雕马头,长26.7厘米。
  据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调查,“以往建平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H104中曾出土一枚被火烧过的马的第三上臼齿鉴定者认为其“原始结构颇为明显似为野马可能性大”。 KDI夏家店下层文化单位中出土有18块马骨其中多为马牙也有马的掌骨、趾骨等。从现有材料的形态观察尚难以确定是野马还是家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曾取其中3件马牙和1件趾骨做线粒体DNA分析发现其均落入现代家马的聚簇上,但是4例样品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谱系。表明它们有着不同的母系来源。其中一支与普氏野马应有较 近的共同母系祖先。应当说目前这4例样品的分析仅能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已存在出现家马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家马起源于乌克兰草原或中亚草原。如果夏家店下层文化马骨中真有家马, 就是从欧亚草原引进的。赤峰市林西县西门外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一件石雕马头,颇具欧亚草原艺术特征,我们以前推测可能与阿尔泰山南麓原始印欧人一切木尔切克人在蒙古髙原的活动相关,现在看来更可能与塞伊玛- 图尔宾诺诺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的传播有关。
  
  乌拉尔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群
  
  乌拉尔最古老的冶金祭祀场所
  四
  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
  2015年8月,我们与牛津大学前副校长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一'行13人赴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贝加尔湖地区,考察古代遗址、当地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藏文物。我们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参观时,见到一组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器,其中包括一件山字脊铜矛, 两件空首铜斧和一把铜剑。
  
  俄罗斯阿尔泰山、新疆布尔津县塞伊玛-图宾诺古墓及出土文物
  俄罗斯冶金史家切尔内赫多次提到南西伯利亚分布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并讨论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外贝加尔地区青铜文化一格拉兹科沃文化的关系。他曾经推测, 塞伊玛一图尔宾诺墓葬中出土白玉环, 可能来自格拉兹科沃文化。不过,我们最近撰文指出,“尽管格拉兹科沃文化有白玉环, 但是该文化约在公元前1800?前1300年,时代略晚于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因此,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白玉环恐非来自格拉兹科沃文化,它们很可能来自齐家文化或中国北方同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用玉,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古玉传播的重要中心之一。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古墓就出土了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白玉环和玉玦。那么,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白玉环很可能来自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
  19世纪末,俄罗斯突厥学家拉德洛夫 (Friedrich W. Radloff)在南西伯利亚米努半斯克盆地采集了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残铜矛。 哈佛大学教授罗越(Max Leohr)在一篇讨论南西伯利亚青铜刀剑的论文中,讨论过这件柳叶形山字脊残铜矛。
  从考古类型看,这件残铜矛与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所藏柳叶形山字脊铜矛器型相同,二者皆为宽柳叶形山字脊铜矛,年代略晚于阿尔泰山出土窄柳叶形山字脊铜矛。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收藏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剑颇为特异,这种特殊形制的铜剑以前在俄罗斯古比雪夫州别坚楚克县佩索奇诺耶墓地发现过一件,如佩索奇诺耶七号墓(M7)出土红铜剑,现藏古比雪夫大学考古教研室。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收藏的两把空首斧更是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的典型青铜工具。综上,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阿尔泰山北麓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
  
  阿尔泰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群
  第一,甘肃省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 式倒钩铜矛是四坝文化或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件铜矛的倒钩与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地层出土残铜倒钩形制相同,其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约公元 前1750?前1500年)。
  
  甘肃临潭县陈旗乡的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第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塞伊玛一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与河南淅川下王岗二里头文化地层出土倒钩铜矛相似,年代当不晚于二里头文化。

  第三,辽宁朝阳市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单系耳山字脊铜矛,与山西工艺美术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相似,矛叶采用宽柳叶形;两者年代相同,但是二者皆晚于阿尔泰山窄柳叶形山字脊铜矛。
  第四,辽宁朝阳市附近牛河梁冶炼遗址与辽宁朝阳市博物馆藏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铜矛年代相同,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冶金术是在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第五,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是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分布区之一,这里出土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铜矛皆为宽柳叶形山字脊铜矛,年代略晚于阿尔泰山流行的窄柳叶形山字脊铜矛。
  编辑:火焰
  大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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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slgt888 于 2017-9-8 13:41 编辑

说商丘,先秦文献关于商丘的记载如下: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竹书纪年》:“(夏)后相即位,处商丘。”

商丘的地理名称,在历史上只出现于夏代与夏代以前的事迹之中,在夏代以后的历史中便消失了。如此重要的地名无缘故的消失,只能是是远古迁徙所致。而今天的商丘的命名只有区区百来年的历史,是在民国期间,由归德府改称商丘。这即是说自商到近代以来的三千多年,中原从未有过商丘的地名!

古商丘在夏代以后无缘故的消失,只能是是远古迁徙所致,文明重心发生了一个大跨度的地域转移。

《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春秋时期的宋国是大辰之虚,与古商丘的内在联系,在于对应着同一颗辰星,古商丘必然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与宋地不会形成地理干扰。

山东曹县的东南50公里是春秋宋国,今天的商丘。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与曹县对应的古曹地,就找到了古商丘。而古曹地实际是甘肃临泽的昭武城,古曹姓发源于昭武城,山东曹县是古曹地的迁地。所以临泽昭武城东南40公里左右的张掖必然是古商丘的所在!
曾天山
有夏虽衰,杞缯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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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微子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宋是周灭商后,周公所封的商民遗国。那么为什么山东曹县的东南50公里是宋国-大辰之虚,背后有什么安排?不能用“自古以来”解释,而是因为古曹地与古商丘也是如此的对位关系!这就反映了古文明严密的机制!青铜与文物只是静态信息,而远古运行机制才是文明的灵魂。

如果进一步将曹县,商丘,昭武,张掖四地的地理作更清晰的梳理,那么曹县-商丘的连线与昭武-张掖的连线是平行的,或者是等比例的。曹县-商丘与昭武-张掖在地理上是镜像的关系,镜面就是古人的星空,这个系统将跨地域的地理连成了一体。这是高级的抽象思维,将远古的复杂地理有序地编织起来。同时也让所有共同迁徙的不同氏族,到达新地域后保持固有的序列,并迅速恢复生产生活,体现了严密谨慎的群体行为准则,是远古矩阵社会的伟大构思。伟大的文明都有超乎寻常的底层设计,夏商社会文明的真正内涵就体现于此。

远古的星空已经升起,壮丽而恢弘。5000年前让人类突然进入文明的因素,影响了人类的过去,也必然会影响未来。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过去是为了未来!
曾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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