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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早期青铜器来源异说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21 11:13 编辑

偃师商城、盘龙城、三星堆、新干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表明,这些高放射性铅青铜器的金属材料,均采集于同一地区内地理位置和地质起源均相近的矿山。
殷商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在中国境内没有,相比国内其它地方,滇东北铅同位素最接近商早期青铜器。如果假设矿体上部的铅同位素更高,最可能的来源是滇东北。
殷商早期的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这种特性的铅在中国北方铅锌矿床没有。然而,商晚期和周以后的青铜器同位素则在国内都能找到类似组成的矿床。
从全球范围看,这种古老的高放射铅只能产出在古老的“克拉通”地体。美洲密西西比河谷中有少量此类铅同位素报道。华北也是克拉通,但是后期改造严重,失去了产生这种铅矿的条件。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的研究员、中科院矿物和成矿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卫东认为:综合考虑,非洲和美洲最有可能产出这种铅同位素。考虑到美洲文明晚于中国,非洲最可能是这些铅的来源。迄今为止,已经发表的青铜器铅同位素只有非洲(当时的埃及)有与我们殷商早期青铜器类似的。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 ... g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603/30/139995_47319974.htm
华北也是克拉通!商早期可能在东北,难道就找不到这个高放射铅矿体?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27 08:31 编辑

云南、湖北大冶都有巨大的铜矿资源,开发也很早。商早期的青铜添加的是高放射铅。
有没有可能,商早期刚好把这种铜矿开采完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铜并不在云南,或在湖北大冶,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的来源矿。
大冶铜矿:http://www.kms88.com/news/html/2013/0527/221505.shtml
云南巧家堂狼山铜矿,三星堆与彝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0094390100bopm.html

如果多种途径都能证实商人是埃及来的,我也会接受。但仅根据这个高放射铅就提出这个观点,很不靠谱。
从非洲运铜矿石或制作好的青铜器(也不排除早期只使用带来的那些),太不可思议了!
再说文化传承,“唯商有册有典”好像还包含夏朝册典毁失的意思。商朝的文字及书写材质(甲骨文)、祭祀习俗、玉文化,在古埃及能找到踪迹吗?

地球这么大,古代的矿址并不是都被发现了;再说,有些矿体消耗后就不存在了。在中原或邻近区域存在这种铅的可能性太大了。还有很多小型青铜加工遗址的矿渣没有检测吧?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19 03:30 编辑

只有彝族、水族能识认三星堆符号或其它地方的疑似夏文字,说明人口是延续的。
四川大凉山彝族《指路经》的送魂路线,经昭通,指向滇东北的‘炤阿举堵’。举堵,古彝语为‘铜矿’,当指现今巧家内之堂狼山区域。 ” 彝族《指路经》:“亩独大山上,那里出铜矿。”戈隆阿弘认为“亩独大山”,彝语倒装,“亩独”即独姆,也就是笃慕,可理解为“独亩(笃慕)大山”,指古彝族先民和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生活的地方,以及彝族“六祖分支”所在地——巧家堂狼山。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18 20:06 编辑

专家认为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开采年代最早始于夏朝
http://www.hb.xinhuanet.com/2013-11/12/c_118098169.htm

青铜器冶炼史或被前推至夏代

http://www.360doc.cn/article/2181611_385007140.html
夏商周三代都城、铜矿地分布
  
2014082515154816114808.jpg
2016-5-18 19:59


http://www.mofangge.com/html/qDe ... 82dng307268790.html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7-4-16 19:45 编辑

我开这个帖子,还有一层意思:上面说的商早期“偃师商城、盘龙城、三星堆、新干等遗址”。从地域与夏灭以后的人口流向来看,以上几个遗址完全可能对应“后夏”时期!
商不可能全部消灭了夏朝的王室及军队。商汤只是把夏桀赶到了南巢,在章山彻底打败了夏的军队。商灭夏,主要是民心背离了夏。那个时代的军队规模都不大,夏与商还存在长期拉锯战的局面。我在此前提到:盘龙城是夏、商对抗的前沿阵地,因夏衰而废。这可用部分早商遗址与夏文化重叠来证明(如二里头)。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也称夏口,是汉水汇入长江的入口。因此汉江下游也称夏水(或说夏水是长江与汉水下游相通的一段),盘龙城就在汉口区域(黄陂地界)。


谁说不是夏人自中南向中原、向北发展,被商打败后分别向山西(夏墟)、西北(周先人),向四川(三星堆)及长江以南(大洋洲)逃窜?三星堆、大洋洲应该是后夏遗存。
逃向山西,应该是与有虞氏汇合。商末太伯奔吴,说明他是知道江西有夏人可依靠的。四川境内的古蜀国文明中断,应该是周初出川,融入了早中期的楚国。

今天的我们,仅凭同时期青铜器中的高放射铅,就能作出商人是古埃及的结论?如果其它方面也有几点相符,我不会拒绝接受。能将中国的古代史与古埃及对接,何尝不是好事?我们必须在国内找到含高放射性铅的青铜矿址或加工青铜的矿渣。
只有彝族、水族能识认三星堆符号或其它地方的疑似夏文字,说明人口是延续的。
四川大凉山彝族《指路经》的送魂路线,经昭通,指向滇东北的‘炤阿举堵’。举堵,古彝语为‘铜矿’,当指现今巧家内之堂狼山区域。 ”  ...
Hanhe 发表于 2016-5-18 19:02
彝族水族人士三星堆符号?这种结论要谨慎啊.原始象形符号相通的很多.
物变天汰,余者生存
可能早商进口的不是铅矿,而是铅。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21 17:45 编辑

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入选201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http://www.hb.chinanews.com/news/2016/0517/248525.html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21 18:57 编辑

看来,郭静云的观点在发生作用了,长江中游在加强考古!

湖北松滋江心洲发现史前人类遗址 距今约8000年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5-20/doc-ifxsktkp9054030.shtml

潜江龙湾遗址或将成为湖北首家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http://news.cnhubei.com/news/xw/hb/qj/201210/t2269167.shtml
唐虞考信录
崔述著  顾颉刚校点

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平于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后大害尽除,大除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于是乎始。其后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于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于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者有之:于时则孟子辞而辟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于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于孔子,而异说遂纷纷于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于伪托,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后,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于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于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于礼乐教化以自别于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于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于《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于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之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舜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于《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于世。东晋以后,《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于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于其后,谓之《舜典》。其本渐传于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于尧殂落后;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后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后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后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后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于篇首一见,而舜于尧崩之后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于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后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于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于舜,舜之举由于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于尧,而记尧之功必放于舜命官熙绩之后,然后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于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是而已矣。曰:舜之事统于《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汩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于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于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于其中不可也。故今于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后而次之;独于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于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昼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后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后世之史:《典》,本纪也;《汩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于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后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于“分苗”之后,《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后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后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舜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于“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于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于“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余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于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袪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后,了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余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云”,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嫄氏产后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于高辛。”后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后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于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后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沈于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贤圣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则是挚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后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后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后既不于稷之嫡,又不于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
曰:然则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后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于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于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于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于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后天下会于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后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借于先业也。若尧不借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借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于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于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于尧哉!孟子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非独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贤而能治燕,而世传之业亦非子哙之所得专;父兄之天下,尧安得而专之哉!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于《记》,载之于《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之所得专也。使莽、操之得自托于禅让者,乃汉儒考古不详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于《大戴》、《史记》之文并不载而为之辨。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后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于《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余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余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后”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于《尧典》,后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后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于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后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同上)
△历法始于尧
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皞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后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后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于四方渐损渐益,而后四时不爽,乃始定为昼一之法以垂后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于二帝,后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之所自为也。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于授时。四时不爽,然后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燮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于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后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于授时;土功度,然后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于敷土也。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于“光被四表”,“黎民于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后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于后,故撰《尧典》一篇,于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于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后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于“契教人伦”之后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后,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于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后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于理可取,故附录于此。
【附录】“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后。以皆命官之事,故并附录于命羲和之后。
△《左传》述阏伯、实沈
【备览】“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左传》昭公元年)
此以上条证之,其为尧事无疑。故杜氏云:“后,帝尧也。”然《传》此篇颇近铺张,不能保无失实。故与下条并列之于备览。
△《左传》述台骀
【备览】“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左传》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为颛顼。余按:《经》、《传》徒称帝者多谓尧、舜;况上文之帝方谓尧,此文之帝又谓颛顼,殊为不类,恐亦尧时事耳。故随上文而次于此。
尧求舜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书·尧典》)
△“胤子”之义
伪《孔传》云:“胤,国;子,爵。”按:《史记》以“胤子”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从之,于义为长。伪传非是。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字误
“滔天”,《蔡传》云:“与下文相似,疑有舛误。”或云,衍文也。说近是。
【附录】“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书·吕刑》)
△《吕刑》记苗民
按:舜摄政后,四罪而天下咸服。“静言”两章记共、、鲧之事;独三苗以在外而不与。故今取《吕刑》之文附录于此,以补其缺。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书·尧典》)
△流四凶本尧心
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后流之放之于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后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后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后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于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
△四岳非羲、和四子
伪《孔传》以四岳为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蔡传》因之,谓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余按《国语》以四岳为一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谓即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职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则咨之;羲、和四子,历官之属耳,况又在外,安得常与朝廷之事乎!盖唐、虞之有“四岳”,犹汉之有“五官中郎将”,唐之有“四门博士”耳。当从朱子无疑。(或云,“说本孔平仲”,未见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上)
△洪水不自尧时始
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洿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自禹始开水道,使归于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于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
△称舜为鳏之故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厘降二女”,故于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
“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帅颛顼者也。”(《鲁语》)
△辨舜出于黄帝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史记》作“望”);勾芒产牛;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后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于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于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于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于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于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说并见前《黄帝》及《尧建极》篇中。
△韦昭以幕为舜后之误
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后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后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后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后,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
“舜发于畎亩之中。”(《孟子》)
【附论】“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历山让畔之说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后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后世之名,显为后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既升庸之后,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后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故不载。
△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于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兖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书·尧典》)
此后尧必召舜见之,观其气象,语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经》文简耳。
△辨舜、象异母之说
《史记》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爱后妻子,常欲杀舜。”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后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亿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后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后妻蔡氏之侄,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亿之也。吾恶知舜之于象不亦如琦之于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
“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逸书》)
【附论】“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厘降之前
按:《经》但言舜之父母顽嚚,未言不顺于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语,始有“号泣旻天”之事。以圣子而遇顽嚚之父母,不顺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则亦在四岳举舜之前,非妫汭嫔虞之后矣。且《逸书》云“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即《尧典》之“克谐以孝,烝烝”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尧典》之“不格奸”也。然则“允若”亦在厘降以前,厘降以后不得复有不顺之事明矣。惟孟子称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仓廪备,而舜尚如穷人之无所归,则是厘降以后犹未允若。盖《孟子》一书亦出于门人所记,特欲极言舜之慕亲非外物所能移,而词气抑扬不无过当,非果登庸摄政之时尚有号泣于天之事也。故今“号泣”、“允若”之文并置于《经》“顽嚚”、“谐孝”之后:非敢与《孟子》有异,要期无悖于《经》而已。说并见后《慎徽条》下。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书·尧典》)
△厘降后之舜职
此后尧必授舜以职,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经》不详者,或舜所历不一官,不可详记,或舜陟后故老多没,上古史册未备,其详不可得知,故但记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说
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烝烝,不格奸”之后,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于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识其说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书·尧典》)
△《左传》、《孟子》言举舜以后事之失实
此舜既举以后,未摄政以前事。据《春秋传》引此文以证举元、恺,去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之事,则舜此时已执大政,成大功矣。据《孟子》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则舜此时犹在田间,未受职也。余按:《经》云“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舜之不在田间明甚。且尧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当试之,不容厚奉养之而不畀以职事。则《孟子》所称为不然矣。《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三载为时无几,安能即建平成之绩!且果天地内外俱已平成,后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为者?则《春秋传》所称亦不然矣。盖立言者欲畅其旨于此,往往不暇复顾于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贵而减慕亲之心,而忘既举之后不容复在畎亩;《传》但欲明舜进贤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经所称者乃三年以内事,其化尚未至此。《传》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门人所记,或不无言过其实者也。读者当察其意,不可泥其词,以致失其事实。故举元、恺,去四凶事置于后篇,而《孟子》此文亦不录。
【存疑】“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此事,宋司马君实《史剡》尝辨之。今载其文于下。
【《史剡》一则】“顽嚚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借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
余按:《经》曰:“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于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掣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于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盖舜之家事见于《经》者,“父顽,母嚚,象傲”而已;因其顽嚚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实、子由皆讥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说,而按此文乃万章之语,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圣人于弟之无藏怒耳,非必谓万章所言历历皆实事。况《孟子》七篇乃门人所记,亦未必无遗漏润色,恐不当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论】“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于倪皇(字疑误);睿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故今不载。
△伪《舜典》言舜德之谬
伪《舜典》首云:“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德”乃老、庄氏语,《六经》所不道(《经传》称“玄”,皆色也。契称“玄王”,亦非以德名)。盖宋、齐间《老》、《庄》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伪,说已见前《序例》。
【附论】“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
△尧之事业莫大于举舜
《尧典》何以纪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大于舜,尧功之成成于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于田间,困于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于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于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于天下,垂治法于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于天也!读《尚书》者于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不然,徒津津于“危微执中”之云,以渐入于空虚无用之学,其视圣人何以异于近世讲学之儒也!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30 23:50 编辑

为什么不检测周王族的Y基因?比如晋侯墓中的人骨。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5-31 22:04 编辑

下面是古彝文经书。与纳西族的文字有明显区别,是夏朝文字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db4900102wkym.html?tj=1
古彝文.JPG
2016-5-31 20:11
本帖最后由 Hanhe 于 2016-6-8 00:33 编辑

水族文字介于纳西文字与古彝文之间,感觉古彝文已基本脱离了象形字。而水书文字与夏代陶片上的24个符号最为接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c1048b0100iydq.html
文中称水族源自百越,明显错误。从水族的自称“睢”来看,他们应该来自中原。《史记·伯夷传》 有“万众睢”。睢水在河南,已湮灭。很有可能,自商朝末期起,水族就与中原主流人口分离了,历经迁徙才到达了今天的西南边陲。
今天所见的古彝文与水族文字,应该经历过演变,但还保存有夏朝时代的基本式样。
夏代陶片上的24个符号.JPG
与古埃及文字对照:
古埃及文字.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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